《玛利亚的自白》是托宾以耶稣母亲之口、追述儿子如何惨遭杀害而写成的一本小说。关于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托宾主要提到，虽然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因绘画和雕塑而深入人心，但在文字领域，除了圣经里的只字片语，除了宗教性的研究论著外，几乎没有作品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刻画过这位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母亲，这一空白触动了他的灵感。然而，作为一位并非生活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年轻读者和译者，从翻开那本书的第一刻起，我一直在苦思如何将这部薄薄的小说与我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为它找到一个更切实有形的存在理由。
《飞越大西洋》是一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小说，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为天主教徒）和联合主义者（主要是新教徒）之间暴力冲突不断，试图用政治手段实现和平的谈判过程进展缓慢，阻碍重重。在谈到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时，麦凯恩说，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早走上街头的是妇女，是母亲，“她们受够了打打杀杀，呼吁‘别再戕害我的孩子”，那一刹那，我听见了《玛利亚的自白》的回响，当得知儿子耶稣的死是为了救赎整个世界时，这位母亲脱口而出“那不值得”。虽然北爱尔兰百年的流血厮杀已成历史，但人肉炸弹、自杀性袭击，这类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暴力悲剧至今依在，在世界的多个角落，仍然有眼看孩子去送死的母亲。《玛利亚的自白》，通过对宗教故事的复述，道出的是当代母亲悲痛或怀疑的隐匿心声。
这份意外的收获，像无形中的缘分，两本书的巧遇或碰撞，点燃了我想翻译《飞越大西洋》的渴望。
第一次接触麦凯恩，是阅读他的成名作《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一位纽约作家写纽约的灾难和伤痛，典型而顺理成章。可逆着时间脉络认识了他先前的作品后，我却发现，麦凯恩是一位很难让人用国籍、时空或题材类型来归类的小说家，他写过爱尔兰移民，写过纽约地铁站里的流浪汉，写过上世纪知名的芭蕾舞蹈家鲁道夫·纽瑞耶夫和吉普赛女诗人Papusza，并且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叙述这两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习惯性地预设那是想象的产物，是编造的，虚构的，可麦凯恩却试图打破我们的这一成见，让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分不清真假虚实，从而体会一种比事实更真实的真。《飞越大西洋》是他在这条创作路上走得最远的作品。
与以往仅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展开的布局不同，《飞越大西洋》包含了三组在历史上垂名的真人真事：1919年，英国飞行员阿尔科克和布朗实现了人类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壮举；美国废奴运动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45年访问爱尔兰，为推翻奴隶制募款；1998年，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受命，去北爱尔兰主持和平谈判。在这三趟从北美大陆前往爱尔兰的旅程中，麦凯恩虚构了四位女性穿插其中，她们分别是：受道格拉斯反抗精神鼓舞的爱尔兰女仆莉莉，在大饥荒期间，毅然离开主人家，去美国追寻新生活；在加拿大采访第一次横跨大西洋飞行的母女记者艾米丽和洛蒂；在和谈大门外与米切尔参议员有过几面之缘的北爱尔兰老妇洛蒂及其女儿汉娜。
在小说的第二部里，麦凯恩用同样三个章节，分别讲述莉莉、艾米丽和洛蒂的故事，与第一部里的三次历史事件构成形式上的呼应，并揭示出她们实际是三代人的亲缘关系。那给人的第一印象兴许是麦凯恩通过虚构的人物设置巧合，串联起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横跨两块大陆、三个世纪的恢弘画卷。
诚如麦凯恩首度尝试此类小说写法的作品《舞者》，虽然他曾在采访中阐述，他选择鲁道夫·纽瑞耶夫作为故事的主角，因为他想创作一部真正国际化的小说，而纽瑞耶夫的经历，“出生于共产主义的俄国，死在民主的西方”，“他的一生浓缩了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他对纽瑞耶夫本人兴趣不大，他写《舞者》，也不是为了用小说的形式再现这位传奇舞蹈家的人生。他真正着眼的是纽瑞耶夫身边的小人物，启蒙老师、鞋匠、管家、童仆、士兵、护士……用小说为他们在历史里画像。不过老实讲，这次尝试并不十分成功，虽然那些小人物的确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但耀眼的纽瑞耶夫似乎始终居于舞台的中央，或者说，麦凯恩把纽瑞耶夫写得太迷人了。
但《飞越大西洋》给我的感受不同。在第二遍、第三遍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布朗、道格拉斯、米切尔，这些在历史记录里有名有姓的大人物，逐渐退到背景中，变成穿针引线的媒介，由莉莉、艾米丽、洛蒂和汉娜组成的一个爱尔兰家族的百年历史，仿佛才成了小说真正欲传达的故事主体。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将这部作品视为一扇折叠的屏风，名垂青史的真人真事与我们通常观念中实际不存在的小说人物并置，不分主次轻重，使我们难以不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实？本质为虚构的小说真的仅是空幻而已吗？
“历史里没有真正的无名氏”，赋予小人物在历史中发声的机会，这是麦凯恩自《舞者》以来创作小说的宗旨，而《飞越大西洋》堪称完美实现这一目标的巅峰之作。除了前所未有的时空广度以外，有别于《舞者》、《佐利姑娘》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里令人目眩的多声部叙事，《飞越大西洋》的前两部坚持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直至尾声，麦凯恩笔锋一转，将叙述者变成了汉娜——家族的第四代女性，在北爱尔兰暴乱期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改用第一人称，“我不得不承认，很有可能，我提笔书写的原因恰是由于我没有后人可以让我讲述这个故事。”这句夹在段落里、可能不起眼的内心独白，为小说增添了一层后设意味。“这个故事”可以只指尾声里汉娜本人的故事，但我更倾向认为，那指的是从她的曾外祖母莉莉开始的故事，即整部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飞越大西洋》不再像是一部由小说家麦凯恩替小人物发言的作品，小说的真实与虚构变得更发人深思，同时，一部按母系血统而传承记载的家族史，与三段皆以男性为英雄的历史篇章，形成的对照也意味深长。
不少中外翻译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过，译者是一本作品最细致的读者。翻译《飞越大西洋》，使我有机会逐字逐句地理解这部小说，体会每个单词的用意，从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发掘隐藏在故事表面下的联系，感受作者麦凯恩在开拓小说新可能上的用心，和他超越愤世嫉俗的温暖、乐观的情怀。
虽然《飞越大西洋》的时空跨度巨大，故事庞杂，但书本身并不厚，把如此繁多的人物和事件浓缩在不足三百页的篇幅之内，麦凯恩采用写意的手法，以富有节奏感的短句营造氛围，突出气势。比如，在谴责北爱尔兰以眼还眼、无休止的暴力事件时，“消息在上午的晚些时候传来。德里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准军事部队的成员。声明出炉、新闻稿。暴力男子。无意义的复仇。特雷弗·迪尼当时坐在车内，旁边是他的妻子。一枪毙命。为了什么原因？可曾有什么原因？将有报复行动。许诺已下。这起凶杀案也是报复。杀害杀人凶手。”
比起强调逻辑关系、像树杈般层叠递进的英语长句，这类短小的简单句或从语法上讲的短语，更接近中文意合而非形合的表达法，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翻译，但另一方面，由于两种语言在实际表述上的差异，在译出准确含义的同时，有时需要做一些文字上的变换，以达到原文所具有的铿锵、酣畅的效果。例如，在描写阿尔科克和布朗准备起飞时，原文运用了一系列被动句：
The compasses are swung， the transverse tables calculated， the wireless primed， the shock absorbers wrapped around the axles， the ribs shellacked， the fabric dope dried， the radiator water purified.
在翻译这些被动句时，必须添加辅助副词，才能保证中文意思的完整和通顺，但若每次重复相同的用词，便会造成冗赘的语感。因此，我轮流使用“好了”、“就绪”、“了”、“完毕”几种不同的说法，来表达动作的完成：
罗盘挂好了，方位表算好了，无线电准备就绪，轮轴上缠了减震器，翼肋上刷了虫胶清漆，翼布的涂料干了，散热器的水净化完毕。
不同的作者会对自己作品的译本或翻译有不同要求。据说，米兰·昆德拉严格到不准译者更改一个标点。科伦·麦凯恩正相反，他希望译者不必拘泥于他原文的字句，捕捉并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即可。不过，作为一名仍处在摸索和学习阶段的译者，我在翻译时还是尽量亦步亦趋地遵照原文，以免弄巧成拙。另外，在归化和异化的两种翻译策略间，我站在居中而倾向异化的一边，因为我相信，文学翻译除了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消遣爱好以外，同等重要的是丰富本土语言的表达。
在翻译《飞越大西洋》中，我做的最大个人发挥是如何尽量不做干扰阅读的脚注、但又能使中文读者不至于因为缺乏像英语读者一样的背景知识而对某些内容感到一头雾水，这在讲述北爱尔兰和平谈判的一章里体现得格外明显。北爱问题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历史根源，冲突的原因错综复杂，牵涉到多个派别。在一个段落里，麦凯恩用几组排比句式，呈现壁垒分明的对立，原文是：
Gary was a Prod. Seamus was a Taig. Liz lived on the Shankill Road. Bobby on the Falls. Sean went to St. Columbas. Jeremy to Campbell. Bushmills was a Protestant whiskey. Jameson for Catholics.
第一组，“Prod”和“Taig”，词典有明确的解释，分别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第二组，“Shankill Road”和“Falls （Road）”，两条位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街道，从维基百科的词条介绍里可知，它们分别是亲英派和共和派的聚居地；第三组，St. Columbas和Campbell，这是两所学校，校名译成中文后，读者可能不易看出其中隐含的天主教或新教背景。
若纯按字面翻译，然后再通过脚注，对“Shankill Road”等若干专有名词进行说明的话，那显然会破坏这一连串排比句的气势，使阅读变得七零八落，因此在和作者麦凯恩商量以后，我做了一点添加和改动，翻译成如下：
加里是新教分子。谢默斯是天主教之流。莉兹住在忠英派的山杀路。博比住在共和派的多秋路。肖恩上的是天主教学校。杰瑞米上的是新教学校。布什米尔斯是新教徒喝的威士忌。詹姆森是给天主教徒喝的。
不过也有不得不借助脚注而把涵义补全的情况。同样在讲述北爱和平的这章里，参议员米切尔的耳边响起北爱尔兰妇女的泣诉：
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谢默斯。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彼得。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皮特。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比利。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利亚姆。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查尔斯。我的儿子死了，他的名字叫凯赫尔。
单从这段译文中，读者能读出的是许多青年男儿送了性命，许多母亲痛不欲生，但恐怕难以发现这些人名在词源上的关联。谢默斯（Seamus）是一个源自爱尔兰语的人名，对应于英语里的詹姆斯（James），同理，爱尔兰语人名彼得（Peader）对于英语人名皮特（Pete），利亚姆（Liam）对应比利（Billy），凯赫尔（Cathal）对应查尔斯（Charles）。麦凯恩选择这些人名并不是随机的，一一的对应中蕴藏了另一层深意，因此只能通过略显拙笨的脚注，弥补翻译转化中的遗漏。
麦凯恩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用一张卫星照片让大家相信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是事实为例提出，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不是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而是一个可塑地带。从《舞者》到《飞越大西洋》，麦凯恩把笔伸向那块地带，创作了四本将事实移入虚构空间、探索“何谓真实”、质疑“现成的真实”的作品。他说，《飞越大西洋》也许是他现阶段小说工程的最后一部，下一部长篇也许会回归纯粹的想象，若果真如此，有幸翻译他创作生涯这一阶段的首尾二作，于我，是另一种幸运的缘分。
个人介绍
张芸。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士，现旅居美国。自由译者、撰稿人。
译有《遥望》、《猫桌》、《舞者》、《飞越大西洋》、《玛利亚的自白》、《奥丽芙·基特里奇》、《圣徒与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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