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冰夏，译有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于2016年完成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巨著《无尽的玩笑》中文译本，中文版计划于2017年出版。自认是“游手好闲的人，卖字为生，生意惨淡”。
9月19-20日
叔叔、阿姨，
首先我也要说一句非常俗套的节哀顺变，想必这四个字最近你们已经听了数不清楚多少遍，无需我再重复。但我说这四个字的态度，很有可能是你们所听到的人里最为真诚的。倒并不是说我认为任意四个中国字的意思随上下文和说话者的身份而变化，也并不是说我认为人能凭空做到节制自己的悲伤，或者能跟随所谓的大势所趋。甚至我也不认为人应该这样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理解你们的心情，而并非你们在微信上给我发的支离破碎的信息当中我读出或听出的意思，那就是你们认为我不可能也无法理解所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我认为失去亲人的悲痛实在并非多么难以理解的感情。而我，此刻也可以说具备悲痛的情绪。另外，我从你们的微信当中读出的另一层意思是你们认为我对李琦的人生产生了极其不良，或者现在我想可以用这个词——致命的影响。这也是我无法在微信上直接回复你们的原因。（我的一言不发被你们形容成“残酷”“冷血”，以及我觉得有点可笑的“害人精”）。我无法用简单的话语安抚你们此刻混乱剧烈，可能可以用狂躁来形容的心情。我思考了整整一天，认为我的任何举动能从根本意义上减少你们痛苦的可能性是极小，甚至不存在的。我给你们写这封长信的目的，也因此，与尝试减少你们的痛苦没有直接关系。从我读到的你们发来的信息来看，你们虽然接近声嘶力竭地问着为什么，我想象对知道答案的兴趣却比你们想象的要来得小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这正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作为李琦的朋友，我深知他对任何以为什么开头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是深刻、透彻，甚至现在我可以说——极致的，虽然这与他的死，在我看来，同样没有直接关系（我之后会详细解释这一点）。出于我与李琦的友谊，我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李琦，回答你们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哪怕我和他一样知道这很可能是徒劳。
我猜想是我和李琦共同的朋友陈先生给了你们我的微信号，并告诉了你们我和李琦认识六年来一些陈先生认为重要的细节。事到如今，陈先生这么做，让我认为他已经不是我，或者如果我胆敢为李琦表态的话，我们的朋友。我人并不在国内，出于保护我自己的目的，我不想告诉你们我在哪里，但陈先生可能此刻就在你们身边，扮演李琦最好的朋友的角色。事实上陈先生与李琦的友谊虽然持续的时间确实很长，我算了一下，有二十年的时间，远长于我与李琦认识的时间，但实际上李琦与陈先生是谈不上有什么推心置腹的情感交往的。我绝不否认，我与李琦之间不仅有友谊，也确实有过“超出友谊”的感情关系，但我绝非如陈先生所说，对李琦造成了所谓的“情殇”（陈先生的用词）。如果你们这样想，那真是大大地看低了李琦（当然你们以你们的方式看低李琦我并不感到奇怪，这里没有怪罪的意思，仅仅陈述一个事实）。实际上，我与李琦“超出友谊”的关系在李琦所有类似的关系当中比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陈先生的观点仅仅建立在李琦出事前的几天与我在一起，以及陈先生认识我这两条并不稳固的论据叠加之上。如此为结果找原因无疑出于精神懒惰。我无意贬低陈先生的智商或情感成熟程度，或者对复杂事件的理解能力，我也知道陈先生是叔叔、阿姨你们心目当中李琦最好的朋友，甚至如果给你们机会，你们私下里更希望陈先生是你们的儿子，而非李琦——李琦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过这点。然而无论如何，他给予你们的看似最简单也因此最合理的解释，不仅不准确，也不负责任。
写到这里我想，我也没有任何必要叫你们叔叔、阿姨。我与你们从未谋面，并不认识，中国的讲法叫做素昧平生。中国人的某一种逻辑里，带一点血缘的关系就好像把人拉近了一层一样，我认为这种拉近是字面意义上，也就是说肢体而非情感上的。你们对我来说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我这么说请你们不要生气，我自己带血缘关系的叔叔和阿姨甚至父亲和母亲我也同样与素昧平生差不了多少。原谅我还是用李先生和梅女士来称呼你们，这样能让我卸下一些我本没有责任或者资格担负的重量。
我和李琦认识的那年我25岁，李琦29岁。我不忌讳说，我们是在网上出于一夜情的目的认识的。那一年以一夜情为目的的社交网站才刚刚开始流行。我要承认，我见到李琦的时候，对他并没有十分的好感，甚至八分、七分都谈不上。我答应与李琦约出来见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当时的情感危机，以及对生活的厌倦，因为李琦从各种意义来看都不属于我平常社交的群体。我记得我们约在雁荡路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我自己是上海人，我明白这座城市生活的一些内在逻辑，李琦则很明显，至少在当时，缺乏这样的知识。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已在上海生活多年，雁荡路对他来说是很不熟悉的地方，淮海路这一带奇特的杂乱拼贴，恢宏与市井如脐带两端，穿着高级时装的人与穿着假冒高级时装的人交换微妙的互相审视的眼神，早已放弃自己的中年男女无声抗议一般的晚间散步，社会阶级不可言表的斗争，这一切我能看出让他感到紧张，用李琦和我成为好朋友以后喜欢用来形容此类内心焦虑的说法，就是“找不到上下文”。当时李琦还在浦东上班居住，很少过黄浦江。我们吃了一顿可以说局促而尴尬的饭。我此刻回忆，甚至想不起来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我漫不经心吃这顿饭的过程当中在想的事情与李琦没有任何关系，而有关我当时的另一个情人，姑且叫他W。李先生和梅女士，你们两位是小城里的生意人和公务员，就我对中国小城人，尤其小城里你们这一代人的了解，你们看到这里可能已经下了我是个生活不检点的女性因此几乎肯定害了你们儿子的定论。这没关系，也不重要，人能做到面对现实十分的困难，并非因为现实本身多么令人恐惧，而是因为对每个个人来说，现实的大部分是后天习得的想象，而突破这种想象则需要……扯远了，这是一位法国哲学家的论述，事实上我一定无法说服你们你们眼中的现实是想象。但容许我要简单说一下我与W的关系，因为这对让你们理解29岁时的李琦有一定的帮助。
我和李琦出于一夜情的目的第一次见面，当然没有告诉他与W有关的情感纠葛的任何打算。在我（显而易见，为了延迟我已经并不想进行的一夜情）的建议下我们从雁荡路走上颇为阴暗，且这一段蜿蜒成某种回飞器形状的南昌路，去一家叫做阴阳的酒吧。你们当然知道，李琦后来开了一家叫“回飞器”的公司。确实是我对李琦说，这一段南昌路很像回飞器的形状。事实上我至今从没有见过真正的回飞器，一种土著人打猎用的可以飞回投掷者手上的飞镖，而之所以我知道这个词，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出国考试，当天背到了boomerang这个单词。李琦后来一直非常喜欢这个词，他搬到了了雁荡路南昌路口，我想你们也是去过他那间小房子的，无需我来赘述。
我要补充一点，有的人对自己有种大于自己的想象（与我刚才说的那种想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也许用期许你们更容易理解，但实际上，想象是准确的词语。你们这一代中国人容易得出任何这一类的想象属于非分的结论，我想这是因为你们对阶级宿命论的习得几乎接近先天，也直接导致后来出现的对阶级革命颠覆性的创造力——谁没有背叛出生的欲望与想象？非分与否，失败与否，我们不能否认想象同样是种十分物质的存在。回飞器这个概念，我知道，对李琦来说满足了他对自己某种大于自己的想象——我和李琦，我们可以说属于一个我和李琦后来叫做“幻灭二代”的群体。我自己的父母要比你们年轻几岁，下乡的时间要短一些，也不像梅女士一样，从淮海路驻扎到了离乡背井的安徽小城。但从宿命到幻灭到宿命的轮回基本是一致的。现在我回想，这可能是29岁男性对自身比较普遍的想象，富有野性的收放自如，掷出，收回，瞬息之间，可能，能，对能之一瞬间的想象与满足——这不难理解，大部分的电子游戏正是如此设计的。如果允许我表达我此刻非常真诚的伤感，李琦最天真，也最让我欣赏的地方是他总想象自己是个具备大于自我的勇气的人，这种想象与想象作为想象之必然的不可实现性以及不可实现性带来的挫败及挫败与想象之间似乎比一开始拉得更开的距离之间必经的回路，我经常告诉李琦，是危险的，甚至从某种并不令人愉快的角度来看，重复了你们的命运。说得形象一点，对我和李琦这样的人来说，我们与自身的关系好像坐在跷跷板的两端却某处相连的暹罗双胞胎，一旦一端上升，另一端便会猛烈地把对方硬拽下来。抱歉似乎这并没有简化我想说的，想象钓鱼的动作，李先生对此，我知道，有相当的经验，当鱼的重量超过你的时候，就有了问题，危险的问题。当然，这个比方并不准确，但我们姑且这么理解。
不管怎么说，我承认我带李琦去阴阳是有现在想来相当无聊的私欲的，因为我当时的情人W是这家酒吧的常客。那个时候阴阳酒吧还没有被迫搬到地下室，也就是说还在它真正变成一间字面意义上的地下酒吧之前，夜晚的浪漫气氛还算得上蓬勃的时候。我必须解释，这是六年以前。听上去不长，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里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城市里有一些如今已经不再的暧昧与不确定性，并非一切都能通过搜索得到答案，虽然我这么说可能虚伪，毕竟我和李琦正是从现在全民普及的所谓“约炮软件”上认识的。李琦这点上与我的观点不同，他毕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我对他一开始缺乏好感，以及他对自己某些时候缺乏好感，不能不说与他的职业有一定关系），他似乎从不认为网上的现实与地上的现实有什么不同。另外，李琦不久前还提醒我，我之所以出现这种相当媚俗的乡愁情绪，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变化，而非外界。
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们，李琦在认识我之前，就对网络一夜情，或者其他更直接的解决性欲的方法经验丰富。你们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李琦总是没办法保持稳定的恋爱关系，在我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原因，虽然李琦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我觉得还应该告诉你们的是，李琦并非因为他所告诉你们的原因与施小姐离婚（无论这原因是什么）。李琦与施小姐离婚的原因，除了李琦显然并不“爱”施小姐之外，无非是最经典的捉奸桥段。我知道你们认为李琦离婚是他步入某种深渊的第一步，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但并非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失恋，更不可能是因为我的插足——我并不是李琦与施小姐纠纷的主角，我希望你们愿意相信我的话。我清晰记得你们，李先生和梅女士，在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几乎不间断地打电话给李琦，我和李琦曾开玩笑说接近“骚扰”的程度。真正导致李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想象（这里是上面我说的第一种想象的意思，也就是自认为是现实的想象）的彻底幻灭。我这么说你们可能要捶胸顿足一番，但李琦曾经的想象当中，婚姻、爱情与解决性欲是三件截然不同，无需相关的事情。捅破这层想象的除了施小姐，也包括李先生和梅女士你们，还有各种各样其他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人，虽然很难弄明白什么会让任何人认为自己占有道德高地。
回到W，W那个时候差不多45岁，当然是结了婚的人，婚姻生活，就我所知，与大部分45岁的人并无不同，与爱情和性欲无关，与积累财富、与我们中国人喜欢叫做家庭责任实为（很多并没有血缘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互相要挟的关系则十分紧密，用他的话说，就是上班下班都在上班——W是个广告行业人士，他对生活的理解总是俗不可耐又朗朗上口，且十分擅长撒谎，骗别人和骗自己都很在行，拆不拆穿都无妨（谁真的相信电视广告里的洗衣粉能把陈年番茄酱污渍洗到雪白？如果你相信这个，为什么不怀疑它能把红衣服也洗成白的？）我相信你们应当能理解一个成功的骗子身上无法抵挡的魅力，就李琦告诉我的，你们曾经被某个北方口音的基金经理骗走过好几十万，似乎只是因为你们认为北方口音里带有种严肃与信誉，这就是种魅力。我要说，那个夜晚在阴阳酒吧发生的事实际上是非常俗套的，虽然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准确的认识。我和李琦走进酒吧之前我已经透过沿街的窗户看到W孤独地坐在窗边。W有的时候，从那扇窗外，看上去非常孤独。我自己25岁的时候，如果我们较真的话，与我此时此刻感到的孤独远不在同一个维度上。然而我对孤独有天生的敏感与同情，这与我从小孤独的成长环境有关。回想起来，李琦的孤独也是我与他结下友谊最本质的原因，无论是因为感同身受，还是为了抱团取暖。总而言之，我和李琦在旁边桌子坐下，W一眼就误认为李琦是我的新男友，所以他虽然生气，却根本不上来搭话，假装不认识我，这当然也让我很生气，哪怕是我先开始假装不认识他。W，作为一个擅长设计骗局的人，一个正常人，总误认为自己免疫于骗局，他无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好像某个著名的成语说的，近朱者赤，任何人只要熟到一定程度，都能很自然地摸清楚对方所谓的“套路”，更何况W和我有亲密的关系。当然我这样说间接意味着W也应该能破解我的套路，但这却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我想也许可以归结于男人观察女人的时候通常用的不是大脑。
我记得我和李琦喝完第一瓶啤酒的时候W走了过来。W在根本不看我一眼的情况下，很随便地在李琦旁边坐下，问他看不看球。我不得不说，我至今对足球，或者说得直接一点，赌球，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确实无法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李琦在下一瓶啤酒的时间里对W提议的某种显然不怎么合法的赌局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我后来知道的，李琦在那天以前并没有下过地下赌注，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他们似乎越说越兴奋，以至于我去上了次厕所，回来的时候W已经坐到了我的位置上，在给什么人打电话，对面的李琦则在酒吧的餐巾纸上写着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算年轻，面对这样的状况也许能想出更机智的办法，但当时，因为不知所措，我只能又要了瓶白熊，坐到一边默默看着他们。25岁的时候我经常有这样的烦恼，仿佛有另一个，更成年人的世界我只能坐在旁边观看，如果我非想钻进那个世界从里面看一眼，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跟比如W这样的人发生亲密关系，即便如此我能被容许的参与度也是十分有限的。我一边喝啤酒，一边想我确实是输给了W，因为 W打电话的时候大概已经忘了他本来找我茬的想法。那天最后发生的事情是W打车把我带回了家，李琦自己打了另一辆车走。W对我和李琦的关系既不问也不提，但我能清晰记得之后的一个月，我和W的感情好像飘到了云层之上，使得我有时候甚至不得不用爱情这样的词来形容我的感受。这一个月里，我当然几乎没有想起过李琦。
这种赌局，后来李琦跟我解释，跟炒中国的股票差不多，总之是种概率游戏，球队就跟上市公司一样，可以通过数据计算出什么最佳投注组合。越是不靠谱的叫不出名字的球队，越适合进行这种操作。李琦是个水平不错的程序员，对数据有相应的敏感，这点你们无需怀疑，但这不妨碍他在W那里一下子就输了很多钱。一个月以后有天下午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要报警，问我到底叫什么名字——是的，我和李琦第一次见面，实际上连名字都没有真正交换。李先生，梅女士，你们可能觉得我讲的这个故事不可思议。你们一直那么乖巧懂事，（在你们面前都）唯唯诺诺的儿子怎么会参与一个酒吧间里的陌生人提议的地下赌局。事实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们的儿子，很容易发现他对自己是有我之前说的那种“能”之想象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四年前李琦认为自己可以与那位你们介绍给他认识的施小姐结婚，且能既不让婚姻妨碍他当时可谓相当混乱的生活，也能不让后者妨碍他的婚姻。我要说，我是认真劝阻过他的，那段时间我比他要更忧伤、悲观一些。但李琦的这种想象并非完全不理智，甚至可以说带点概率游戏的成分。在他眼里如果穿帮与不穿帮的可能性各有一半，那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结这个婚与不结这个婚有什么本质区别，更何况做盲目的决定，就像在路边书报亭里买张两块钱的彩票一样，仿佛只可能带来意外惊喜。那个时候李琦31岁，也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如果说我当时认为他在发泄某种压抑已久的神经隐患，现在我能充分理解他做出那个决定的理由。李琦决定和施小姐结婚的时候我和李琦已经分手快半年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偶尔的性关系，通常发生在一些偶然的日子——比如礼拜三，一周当中最让普通人烦躁的一天，或者礼拜六，对偷情者来说最为方便，因为如果你在礼拜六确实无所事事，那么理应对你的礼拜六负责的人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性关系大多是出于无聊罢了，且和酒精摄入通常有直接关联。我和李琦短暂的恋爱本身实际上乏善可陈。当我意识到W把李琦带进了一个当时的李琦远远没有能力应付的局面的时候——不管W是个怎样并不值得信赖的人，他在这件事上的过错是无意的，他并不知道（当然也不想知道）李琦既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多少钱，我用某种常见的威胁手段让W把债务勾销了。我这么做与同情或者自保都没有多少关系。毕竟当时我跟李琦几乎不认识。我这么做大概只是出于某种无聊的反抗，因为即便在那一个月的尾声我感到与W之间有某种类似爱情的感受，我的本能意识告诉我什么东西越像另一样东西，它越是那样东西的反面——用你们能理解的话说，菜场里的番茄如果红得像广告图片里的番茄，几乎肯定加了色素。现在想来，这种想法也是相当幼稚的，你可以说，越想反抗幼稚的年轻人，最终越深陷于此。这当然还是种幼稚的看法，好像大众精神分析固执于俄狄浦斯情结，唯一的结果是我们对恋母与弑母居然有了相同的抵触情绪。
我跑题太远了，回到我和李琦的恋爱关系，我能说的只是，李琦被我的帮助感动，而我则被他解释自己参加W的地下赌局且在短短一个月内输掉了惊人数目的钱的原因吸引。我见过很多赌徒，有的有接近病态的思维洁癖造成的对任何规则明确的游戏的依赖，有的天生乐观且百折不挠（这类人士的数量在赌徒群体中超出想象），还有一些不是太过自恋就是太过自我厌恶，但李琦不是上述任何一种。李琦说，他参与这个赌局首先是因为无法拒绝——那家赌庄的人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会下注，从不拒绝——李琦说下注既不让他感到特别刺激、恐惧，也并不让他感到多么勇敢（这点上我不同意他的看法），甚至不是因为特别想赢钱，只是他对拒绝别人的请求有天然的困难——与此同时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读这些球队的数据（类似保加利亚联赛），做各种用来分析数据的算法，导致他上班几乎没有时间工作，这带来了全新的吸引力，消磨时光的吸引力——李琦说，这既不让他感到特别懊恼，也不让他感到特别满足，好像一种昏迷状态，这种昏迷状态，他说，可能是他一辈子体验过的最接近生理愉悦的感受。这些我们当然是通过几个月的时间逐渐分析出来的。后来，我自己年纪增长以后，会把李琦轻易归入普通的上瘾性人格，在孤独的人当中比例极高的一种人。所以也许很简单，正是李琦的孤独吸引了我。
我们之间缺乏可持续的异性之间的吸引力，我在那个年纪，有现在看来十分病态且有害的虚荣心，李琦并不能扮演满足这类需求的角色，而李琦也很快回到了他解决自己生理欲望的更快捷简便的方式。然而除此以外，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那种可以向对方暴露自身弱点的好朋友——这在情人之间是很难实现的。就这样李琦认识了我的朋友，我也认识了他的朋友，其中包括施小姐，也包括不小心导致李琦和施小姐婚姻破裂的那位我不会指名的女性。另外当然还有一些施小姐和我都不知道名字的女性。我并不想为李琦辩解什么，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些很可能是李琦未能实现的愿望之一。李琦在这方面是个莽撞而不顾后果的男人。我无法解释他为何如此，但我认为这与他在你们面前不可逆转的懦弱可能有一定关系。李琦和我都热衷于投身于不可脱身的尴尬境地，仿佛这是种英雄主义的救赎。
写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和李琦的关系并非如陈先生所告诉你们的那样，引用你们的话，什么“伤透了他的心”，或者“长期通奸”，等等。事实上我们之间偶发的性关系也很快就结束了。你们应该知道，就在李琦与施小姐结婚的那年，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成了一个偶尔会上八卦新闻的人，这些跟李琦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向你们解释的必要。李先生，梅女士，坦白说，我此刻心情同样慌乱。过去两天，在我难以继续这封信的时候，我一直盯着李琦走之前留在我书桌抽屉里的一本书——一个叫拉斯洛·富尔德尼的匈牙利人写的一本叫《忧伤》的书，我不敢打开，因为李琦离开这里前认真看着我，说这本书能解释我和他所面对过的一切问题。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概出于某种反抗，我脑中的执念反而十分务实，我不停地想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能防止悲剧发生——当然，冷静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李琦的死并不见得真的是个悲剧，但人的感情通常并不以事实为基准，“忧伤”，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捉摸的情绪，原谅我此处恶俗的修辞。我想，是否我比他先读这本书，就能帮李琦看出忧伤，比起用来掩盖忧伤的反讽或者自嘲，或者我们中国人经常用的自残或者极端隐忍，是个更大的骗局——诚实，是个更大的骗局。但这意味着我必须比他先知道这样一本书的存在——而我并不知道。李琦自己是在布达佩斯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这本书的，从布达佩斯到我家，最多经过了三天，我31岁了，很难相信三天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更不用说致人于死地。我想过也许我可以告诉你们，李琦的死是这个叫拉斯洛的匈牙利人造成的，但这究竟并不是事实。
想从混乱的人生里归纳出什么万能的方法论是无意义的——这点，我自己吃了很大的亏才明白。李先生，梅女士，你们应该认为李琦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烦恼——除了我这个“红颜祸水”以外，你们居然想不出另一个能让他产生了结生命念头的理由。然而我随便想想，就能想到好几个哪怕你们也应该能明白的理由：
·李琦那家创业公司的财务，我猜如果你们找个人认真看一下的话，是很不尽人意的。这值不值得一个人想死，只能说因人而异。
·李琦对这家公司的预期或者想象，与如上所说的财务状况，无疑有很大的差距——落差，通俗心理学喜欢这么说。
·据我所知，李琦跑来欧洲，是因为他雇了十个人开发的某种使得他拿到某笔风险投资的软件在他眼里既无意义，又很难完成，且大概早已晚了合同期好几个月了。这当然理论上不是什么大事，但理论终归斗不过很多其他事情。
·一个35岁（正是年轻却自认为步入衰老的年纪）的男人对日复一日的生活深刻的厌倦与无奈，用通俗的说法，也就是抑郁症。你们可能很难相信李琦有抑郁症，毕竟李琦自己并不相信这是种真正的病，因此也从来没有看过医生。从各种表象来看，李琦既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厌食消瘦，更没有闭门不出，与抑郁症似乎扯不上关系。这点，我显然无从证实或证伪。
·梅女士以及李先生（虽然李先生对情感的表达通常受阻，李琦对此可以说是心怀感激的），无疑给李琦添加了很多毫无必要的压力，如果你们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
你们需要知道，我见到李琦之前已经有一年与他没有联系。因为众所周知的私人原因，我搬到了一个与我完全无关的外国城市一座从某个角度（比如说远处）看上去绿树成荫意境如画而从另一个角度（比如从我现在正坐在的窗前）则死气沉沉、了无人烟、建筑垃圾满地的山上，过着一种的确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可以说，这虽非我所愿，但实则没有任何选择。如果你们读了那些与我有关的八卦新闻，可能会认为我铤而走险，但实际上我在这里的生活无非是种无可奈何的安排，连宿命也谈不上。我现在明白，人最多不过是在驾驶自己的人生，但它究竟是种什么交通工具，我们不仅无法控制，且因为身在内部，根本无从知晓。我从一个中东人那里买了那把手枪，可能是想用枪把子顶顶交通工具的天花板，知道我命运的外壳究竟是什么材料，如果运气好，还能看看它的外部涂的是什么颜色。我要说的是，买这把手枪对我来说是十分抽象的行为——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孤身一人在一座外国山上呆得久了，很容易想做出类似符号化的，自我安慰的姿态。
关于李琦为什么拿走我的枪，我想我的解释可能并不高明。李琦喜欢回飞器，自然也应该喜欢枪。多年来我和李琦虽然是最知心的朋友，但我毕竟是个女人，我没有想到李琦第一次看到一把真枪会产生狂热的念头。我给他看这把枪无非是为了讲个笑话——“你看，我无聊到跟一个开杂货店的大概是个恐怖分子的中东人买了把枪”，种种。甚至很有可能，我们毕竟一年未有联系，第一个小时的对话略为尴尬，我向他展示我书桌抽屉里的枪是为了打破僵局，回到过去无话不谈的亲密状态。不管怎样，我对此印象并不深刻。为什么我不断回到这点上，无非是因为我认为造成最终局面的正是这把枪，它的存在，它的本领，它在李琦脑中，或者心里，激起的某种异动。其他一切相比这把枪可能都不过是无谓的数据。当我此前在回忆李琦与我在阴阳酒吧那第一个夜晚的时候，我想到也许把他引入W的赌局的也并非上瘾性人格，而有其他什么我未能捕捉的诱因，因为李琦毕竟之后再也没赌过球。也许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属于某种独特的“社会群体”当中——保加利亚联赛赌徒的群体，而此前他是个孤零零的存在。这，我很遗憾再没有机会问他。
无论如何，李琦是在我家住的第二个晚上偷偷带着我的枪离开的。他最后被发现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个小时的火车车程——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想牵连我。你要问我是不是惊讶，我只能说我既惊讶，也不是真的惊讶。如果要我说实话（此刻我喝了不少酒），我会说，我很高兴李琦比我想象得要勇敢得多，甚至他的做法，让我感到一种迫切、粗糙的美，虽然这么说不免有些矫情，考虑到最终的画面。很显然，有关自杀的话题，我和李琦的交流是颇为深入的，虽然我从来都知道我是个只会妄想勇气的白痴，且以为李琦与我没有区别。我很害怕你们会把我的话理解成幸灾乐祸，好像我对他产生了什么挑衅的作用。我向你们保证，我没有理由这样做。
最后，我写到这里仍然不知道怎样帮助你们，只希望你们不要怪罪李琦。
祝好。
9月22日
李先生、梅女士，
有关你们认为我“污蔑”你们好儿子的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开房记录是可以通过某些系统查到的。我相信以你们的身份，在当地一定有相关的公安朋友。李琦是我的挚友，我没有任何“污蔑”他的动机。
另外，你们在网上发的悼念李琦的文章我看到了。我感到非常无奈，也非常难过。我为我无法帮助你们理解真正的李琦感到无力，我想你们可能需要通过伤害我的名誉（好像我的名誉还有什么可伤害的）来发泄你们的情绪，你们有坚持你们想象的需要。这也没关系。无论如何，我不会公开做出任何回应。
今天意大利的警察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李琦在事发前几个小时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要了一份牛排和一整瓶美国波本。前台说他们记得他的订单因为这个组合并不寻常，且这家酒店的菜单上虽然有这种美国波本，库存里早已，或者从来都没有，餐厅的某个小见习工不得不骑摩托车到最近的大卖场买来，因此送餐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牛排只吃了一口，大瓶波本则剩下三分之二。这意味着什么，我想了很多，没有多么确凿的结论。
祝好。
9月25日
李先生、梅女士，
今天是李琦所谓的头七。我自己是不相信什么来世的，所以什么头七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听说你们并没有尊重李琦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入黄浦江，确实，个人意愿没有多少用处，活着没有，死了也不会有。我没有说起过，这几天我经常泪流满面，我眼前的一切都蒙着一层凹凸不平的表面，我不知道我已经多少个小时没有睡觉，让我怀疑我写给你们的信里说的是不是我的想象。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产生了幻觉。我有时候睁开眼，一幅巨大的油画会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一张凝重、难堪的男人的脸，既不像李琦的脸，又似乎肯定是李琦的脸，或者说，一张李琦误认为属于自己的脸。另一些时候我看到一排排农民工蹲在我梦中上海的马路边，进行某种彻底而无望的抗议，无声、难堪的凝视，无意，而因此冷漠的鄙视，刺穿我的眼睛和我剩下的寥寥无几的精神碎片。我们终究都死在无意之中，半梦半睡半醒之间我这么想。好像一张被错认的脸。好像一场以致死为终极野心的友好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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