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一月,上海的关键词是外滩。一大清早,官员们的处分建议就被无数手机传阅。立明用拇指斜拉完整的十一人名单,心情忐忑,仿佛那是明日亚洲杯中澳生死战的首发阵容。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然后就被新涌的人潮冲垮了。身旁的姑娘,方才还擎着手机看偶像剧呢,边看边痴笑,现在,笑容被车门玻璃压成一张手抓饼。立明挣扎着抬起头,瞥见门外一位男士正用肩膀撞击人堆往车厢里挤,心里满是怜悯。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如果不是客户着急开会,立明此刻应该在宽松的大床上,而不是如此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早餐一般发生在十点,到了白领的午餐时间,他开始准备出门,去公司晃一圈,若是一切正常,回到家里,太阳还没下班。
他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完会,立明的心情指数升了一些。他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新项目的特殊意义,他很清楚。这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替各区县制作宣传册,旅游的、招商的、文化的。他的上一本作品,以豫园的元宵灯会开篇,外滩的跨年迎新收尾,原定年初付印,因为外滩那场突发事故,正在推倒重做。
最头痛的是后续影响。如果事件持续发酵,最大的客户或许就此垮台。局面会有多惨,立明不敢去想。所以,昨天进公司之后,他赶紧指挥美编设计一些洋气的版式。他必须趁现在还有新项目向自己招手,赶紧抱住新的大腿。可是,这条大腿来得也太仓促了。今天招标,后天就得交策划书。如果比稿赢了——走流程而已,上回领导把他叫到局里开会,已经表明了态度,大家合作那么久了,很欣赏你们提供的产品,但是流程是必须的——即便比稿赢了,制作周期还是只有四周。那么短的时间,他需要对付新旧两个工程,撰稿、摄影、排版、送审、翻译、校对、送印——哪步都得亲自过问,肯定来不及。可惜没有同事搭手。他所在的广告公司,前身是H周报的编辑部,停刊之后,留下一间办公室、两个人。
充分评估之后,立明下了决断,他打算主攻新项目,把返工的烂摊子交给纬静。
他已经七年没见纬静了。思忖再三,他拨通了电话。彩铃响起的时候,纬静刚巧在气头上。中午起床,她发现自己的书房地板上堆满了杂志,她惊呆了。看着这些过期的杂志,投入过心血的杂志,她想起那天大扫除,怎么整饬自己的职业生涯,把它们安置在丈夫的书房(主要是法律类的工具书,书架上还有一些空位)。于是,她拿起手机,向正在上班的丈夫发了一通火。电话那头认为,这些过于精美过于笨重的时尚杂志富于异味,你可以舍不得丢,但不该去危害别人的健康。“是什么异味你告诉我?”纬静反驳道,“搞了半天,我在这个家里一点权利都没有,难道就因为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丈夫听了暴怒,呛了几句,又说:“现在谁还看杂志啊?公众号都看不完,印刷品还污染环境,早该淘汰了。”他说得轻巧,忘了妻子供职的D杂志新近停刊。“对了,”他赶紧温和一下语调,“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我不回家,单位年会,我们会在朱家角住一天,要帮你带一点扎蹄吗?”接着,通话就断了。纬静挂了电话,恼怒地凝视着地上的杂志,攥在掌心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她想当然地选择了挂断,挂的时候,方才意识到屏幕上跳出的是立明的名字,但是手已经划上去了。
2
《恐怖分子》是纬静常看的一部电影。她坐在94路公车上,目的地是静安寺。她和立明约在百乐门隔壁的那家麦当劳。车外的夜色时断时续地挪动,头顶的空调热风倾斜着劲吹,她把脸贴上凉爽的窗玻璃,脑子里突然兜起《恐怖分子》的一幕:金士杰和缪骞人靠躺在床上,倾吐心声。聊天在这里扮演的是偷情的后戏。金士杰的左手枕在脑后,一撮腋毛和裸露的半身一样醒目。“立中不知道我们从前那些事情?”他问缪骞人。得到一声“嗯”后,他加快了语速:“从前的事你没跟他提起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他很信任你了。”说时,金士杰的左手放了下来,高过右手,刚巧遮住所有的敏感部位,并露出肘部的几块结痂,形似地图上的一个岛群。
纬静还记得最初看《恐怖分子》的情景。是在立明的办公室,一个周六的黄昏,散发着印刷品的独特气味。结束了下午的采访,立明一反常态,提出想先回编辑部,把录音倒出来,免得晚上泡吧玩嗨了,出什么纰漏。社里空无一人,包括门卫室,老师傅大概去上厕所了。进了编辑部,立明也不开灯,开锁之后,旋即又把大门合上,径直走向黑暗中的电脑。回溯往事,纬静觉得这都是立明的刻意安排,在来的路上,甚至来之前,他就已经筹划好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编辑部里一片漆黑。少许昏暗的光束穿透窗帘,勉强有一定的照明作用。纬静面对的是一个布局庞大的办公室。她熟悉这里,有四个月的实习经验,时常坐在立明的对面,听女导师布置任务。她帮那位时尚条线的名记跑场子,收集车马费。这不是她喜欢的角色。
“要不,我们先看个电影。”录音倒完,立明抬头招呼,“刚才Eleven给我发了短信,说晚上十点去DKD。”
“哦。”
“人呢?”
一个面具怪物冲了出来,隔着两台电脑屏幕舞爪咆哮。立明起身,看到纬静跪在对面的办公桌上,花裙子被大腿撑成漂亮的扇面,小腿勾连。纬静戴的那张面具,是某次拍大片的道具,后来编辑部遣散那天,立明看到它躺在地板上。他想起纬静,想起看的那部电影,看之前,怎么把她抱到自己的座位。他的双臂起初扮演纬静的围脖,安分了许久,左手才顺着她的锁骨往下探。电影当时放到哪里,他已经忘了,只记得纬静缺乏表情的脸,侧转之后,贴上他的鼻尖。
长久以来,反刍这一幕,更多的是苦涩滋味。但是,立明并不后悔。他抱守着一个心理事实,自己不知道纬静有男友。所以,当那个在纬静的嘴里糟糕透顶的前男友,以短信的方式复活,并且向他发出严正警告的时候,他也震惊,也愤怒,也把对方视为恐怖分子。
3
七年了,立明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把罪责全揽在自己身上。H周报停刊一周年的聚餐会,他就是被告的腔调。他和纬静的暧昧被前同事们归入编辑部笑话,仿佛蘸料,一经推出,每张嘴都有想法。
大家提起纬静是因为D杂志倒了。消息率先在朋友圈传开。带过纬静的女导师,说纬静的漂亮全靠化妆。摄影师朱彬问她,是哪个女的,怎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嘛,侬应该问Seven呀。”女导师说。
老资格的同事都笑了,晚一辈的等待开蒙。
摄影师和女导师,还有立明几个,都是H周报的老臣,并非开朝元老,但都为这份报纸奉献了青春。前面七八年和睦共处,不想晚景凄惨,上峰的态度,狂风雷雨闪电,霎时翻脸。当年,经营者使手段逼走了几个老员工,剩余听话的、意志品质坚强的,折磨他们大半年,发足了全额遣散费。但是,遣散费没拿全的现在混得更好,H周报有个定律,那些不欢而散被迫离开的,出去之后,生活都会上了一层楼,收入和地位比先前要高,只是更为辛苦,累死累活。
立明上个月因为静安区的一本别册,急用化妆师,朱彬在微信上向他推荐了一个老朋友。他怯懦地打去电话,心想好几年不联系了,黎晓燕大概早把自己忘了,不想对方还记得。
“不好意思,事体比较急,不晓得侬今朝下半天有空吗?”
“有啊,”黎晓燕说,“阿拉多少年没碰头啦,正好也碰碰头——是朱彬来拍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她的声音更兴奋了。立明不晓得接着该怎么提酬劳的事。五百块太寒酸了,这是好几年前的友情价,现在再报这个数字,他很为难,可是,又非报不可。
“不搭界的,”黎晓燕说,“老朋友了,正好也碰碰头。”
后来,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的豪华包房,等那位香港影星从对面的波特曼大酒店过来。这一段半公里的路程,他们等了近一个小时。他们倒没有埋怨,似乎早把下午的封面拍摄给忘了。服务员给他们倒足了茶水,还备了一些粤式点心,仿佛旧友的下午茶聚会。朱彬说起这一年来卖鹅蛋的经历。他和几个朋友在崇明包了一块地,养鹅,鹅蛋是季节性产品,卖完,鹅也完了,五百八十块一只。黎晓燕的摄影棚还开着,不仅开着,规模还从两个楼面扩充到四个楼面,她说她为了老公的摄影艺术梦真是倾尽了所有,搞得现在像个瘪三,到处帮人家化妆,想尽办法赚钱。除了房租,她和丈夫的摄影棚还养了五个人,算上房租,每个月睁眼闭眼就是九万块的债。她这样说,听得立明很内疚,俨然是被谴责了,拍个封面,发型和化妆二合一,只给五百块的报酬。
“哎哟,不搭界的呀,”黎晓燕拍拍立明的肩膀,嗤笑道,“老朋友碰碰头,靠这点化妆钞票我要赚到啥辰光才好把这房租赚出来啊。阿拉现在调方向了,如果还是借给媒体拍大片,拍拍婚纱照,老早关掉了。”然后,她掰着手指列举那些倒掉的市区摄影棚,还有那些曾经合作过的报纸杂志,基本上也都停刊了。
或许是这次还不错的朋友叙旧,让立明和朱彬萌生了聚餐的念头,把H周报的前同事们召集起来,就像同学会那样。起初,大家对着美食,捧着酒杯,嘴里剩余的空间都在怀旧,以前采访过的明星,或死了,或红了,或因为吸毒被抓了,聊那些报上没发表过的花絮。到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审问立明,索要他和女实习生谈恋爱的真相。立明大方承认了,自己追过纬静。对一个单身男性来说,这不丢脸,编辑部这些年进进出出多少女性,他就下过一次手。
“这我就搞不懂了,为啥偏偏是她呢?”女导师问。对于立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当年他的好友Eleven也这样提审过他。聚餐会一结束,立明拨通了Eleven的电话,约他出来喝一杯。Eleven以空气太差为由,坚持把酒局改在他家里。他刚和女友拗断,屋里乱稻草一样,洋酒和唱片码在一起,压得书架有了弧度。
他们喝到凌晨,若非第二天立明要去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会,他们可能会回到往昔。那几年,他们在淮海路的几家Club,夜生活的标准是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太久没碰酒精,让立明的记忆产生了轻微断裂。印象中,Eleven不知为何提到了纬静,随后,立明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就这个名字作些补充。对话低调而露骨,普通话的声调赋予庄严的反思精神,在Eleven,这是他听过的关于纬静的最全洁本。
“你其实还是很在意她的。”Eleven总结道。
“没有没有。”立明说,“情况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当时犯了几个错误……比如她第一次提分手的时候,我应该更果断一些……我是后来才这样觉得。你看一些文艺作品,挺美好的男女主角,然后有第三者强势插入,他觉得自己是正当竞争,但是,作为观众,你会很厌恶他。”
“所以,你当时强势插入了?”
“侬瞎无聊!”立明有点恼了。
“问题是他们并不美好啊。”Eleven喝酒的时候嘴角还在上扬,“听你说的,我觉得她对那个男的很失望。起码曾经是这样。如果是我,有个女的一直在我旁边抱怨自己的男人,我会觉得她是在激励我解救她。”
“你会救她吗?”
“不会。”
“为什么?”
“等我去救的人太多了。”Eleven说,“而且,她有点高冷,让我想起外滩的酒吧,比如说Lounge 18。”
4
上海的酒吧种类驳杂,Eleven把它们分为三层。第一层,外滩周边的,包括其他区域五星级酒店的,颜值环境消费多项参数超标,老外比国人多,女性比男性多,香槟比烈酒多;第二层,淮海路沿线的,大型Club为主,常有世界排名前一百的DJ献艺,土豪小开撑场面,老外基本瘪三,卡座上的整瓶洋酒无所谓品牌,但必须有脉动或者绿茶助兴;第三层,其他。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Eleven的这种分法具有白皮书意义。各层的卖点,他有个人解读:第一层的关键词是腔调,第二层是音乐,第三层是主题。主题的范围很自由,体育同志摇滚雪茄爵士,等等。有一些靠捞偏门,已成历史的CD是Eleven爱举的例子,他常常教育新人:
“C,Chicks;D,Ducks。”
纬静上过Eleven的夜店课。她最早听说Eleven这个名字是在创意园区M50,当时她在H周报的实习刚刚提前终止,换了笔名,潜伏(后败露于财务小黄的无心提醒)在立明责编的版面里。她的每篇文章好似琴弓,能在立明绷紧的神经上奏出音乐,但立明还是不放心,每次采访都要督阵。也是熟了,纬静问他:
“你为什么要叫S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Eleven。”
“前女友?”
“不是,是我的大学室友。”
后来,她开始跟着立明混夜店。都是Eleven拉场子,订卡座。那几年,上海的生活时尚类报刊有夜生活版面,Eleven就是今天说的KOL意见领袖。太多夜店巴结他,送他消费卡,两三千一张,够挥霍一晚上。有一晚,她大声问(动作近似吻)Eleven:
“你为什么要叫El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Seven。”
和多数人一样,纬静误以为他们是某便利店的粉丝,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三冠王时期的曼联队,左右两翼的主力边锋,一个穿十一号,另一个披七号。
Club的吵闹是窒息式的。当晚的DJ叫石野卓球,擅长刚猛的techno舞曲。要把这些误会解释清楚,Eleven的嘴和纬静的耳朵还需要亲昵半分钟。这是Eleven难以接受的,虽然平日里他很享受和美女攀话,尤其是在泡吧的时候。他看到立明从厕所回来,顺势把难题踢了过去。
“当时幸亏你回来了。”Eleven回忆道,随后叫立明拿书架上那瓶喝了一半的黑方。Eleven接过酒,帮立明倒了半杯,给自己添满。
“当时坐在你旁边的,是Angel吧?”立明说。
“有吗?我怎么记得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你们分手了,又复合过一次。对的,肯定是Angel。我记得我们从DKD出来,在天桥下面吃羊肉串,然后,你拦了一辆强生车,带她回家了。”
“你记性真好……是○六年的夏天?”
“对的,”立明说,“那天下午我去M50做了一个采访。”
“○六年啊,M50已经很商业了,不好玩了。”
“是呀,很多北京的画廊过来开分店,然后零八年金融危机,关了一大片。”
“上海的夜生活也是○八年开始走下坡路的。”Eleven猛喝一口,说,“酒商不烧钱请DJ了,Club Bon Bon关了,DKD被MT并掉之后就彻底废掉了,还有G Plus。”
“现在想想,○八年之前的三四年,真是上海夜场的黄金时代。”
“也是媒体行业的黄金时代。”
5
H周报是立明的第一份工作。他从大三起就在这里实习,跟着前辈扫街。大四寒假一过,前辈被一家新创的杂志挖走了,提前解救了他——是继续实习等待名分,还是去别处当开国元勋。当时的上海,每季度都有一两家媒体问世,如果算上DM读物、VIP内刊,行业流动仿佛地铁的转换乘。
刊物多,实习生更多。立明留意纬静不是因为他们的校友关系,也不是因为她的鼻子英挺,鼻根与眉毛之间有东欧风情。他是被这位新实习生手里的杂志吸引住了。他一抬头,瞥见对面站着的女生,腋下夹了一本《看电影·午夜场》,然后才有了上述的两点发现。此后的情报显示,纬静在编辑部表现为一个乖学生,认真听女导师布置任务,搭话不多,情绪不高,来去好比消声手枪。她好像选错了条线,应该去文化、城事这些版面找找感觉。导师对纬静唯一的肯定是,姑娘文笔很好,经常拿一些濒危的字词考验她的耐心。
“没有,我的简历写得很清楚,最喜欢时尚,其次是文化和美食。”纬静后来和立明重提旧事,把问题指向导师的心机,故意给她小鞋穿。“反正她就是不喜欢我。”纬静说,向身旁的立明投去亟待被安慰的一瞥。这是她第二次接受立明的约稿。上次是一篇软文,应酒商客户的要求,采访一位抽象画家。项目定得仓促,软文编辑碰巧去度蜜月了。“谁能赞助我一个实习生?”立明向同事们求助。手头有一堆内稿要编,一堆匿名外稿要写,他不能吐尽心声。然后就听到女导师报纬静的电话,用的是数来宝的轻快节奏。软文采访意料之外的顺利,立明当晚加了纬静的MSN。对话框里的纬静鬼马活泼,画风大变。单独见面的次数多了,这种错觉如烟似云,化作交汇的身影,在宜昌路顺着苏州河蔓延,在南汇数着桃花游荡,在文庙被周日书市的摊位裁剪,在幸福路被华山绿地的昏黄路灯越拉越长。那是中国电影票房的蛰伏期,银幕却不因黑黢黢的空空落落而罢工。随意选一个工作日,午后的阳光为即将步入冷门影院的观众备了一份厚礼,一种包场的仪式感。他们常去的上海电影院,离立明的住处(纬静不肯去)和单位都近,三个地方如果两两画直线,会为地图增添一个小三角。上海电影院一三年停业,拆毁之前,上档慢,观众少。小厅最是冷清,因为银幕迷你。前几排是情侣座,中间不设扶手。起初,他们坐第一排,银幕上下,各演各的,为了营造氛围,选片日趋低俗。《皇家赌场》这类口味重、动静大、时间长的,一看再看。片场也换了,搬到中间那排家庭座,一个长条,仿真的皮沙发,防震效果一流。好在纬静“摆大巴”,摆出足球比赛弱队踢强队的死守态势,任由立明狂轰乱炸,字幕走完,比分还是零比零。灯亮了,清扫的阿姨打着哈欠收拾残局,两位观众不卑不亢、脚步含蓄地跑厕所。
真是好姑娘。立明有感于她的操行,一边自惭,一边加大追求力度。可怜电话,每到深夜都会被他打到发烫。他聆听那些温润软语,想象对方正躺在被窝,和自己一样,渴望一个拥抱,正如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缱绻决绝,《指环》的冗长缠绵。电话一断,只能勾起他的离愁别绪,数十次的送别情景。夜里过了十点,纬静就不回宿舍了,她在上海居然有房子。立明谨遵约定,出租永远停在胶州路口,不许跟踪,折返回家。一个外省学生,能在长寿新村有一套住房,被她解释为父亲的投资意识。
热情的夏天快要燃尽,有一晚,立明摊开收藏的出租发票,吓了一跳。
6
立明参与别册制作是在○六年的秋天。抛开新闻理想,服侍企业或机关,定制宣传册,无非是钱的问题。那年岁末,他做了个统计,底薪、浮动、车马费,再加上外稿,自己的年收入接近十五万。这个数字对工龄三年的小编还是可观的,够立明和纬静在外面潇洒。此后,他的年收入仿佛中国的GDP年增幅,稳中有降,而物价迄今已翻了两倍多。
只要一涉及别册,他的工作就进入喜怒无常的状态。偶尔,也向纬静诉苦,无谓而无尽的修改如何荒诞。对象通常是企业,因为有比较,机关的形象衬得高大伟岸。他很享受去机关开会,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乙方,会议语言也从纯粹的国语改为上海话辅助。好些领导只长他十来岁,却仿佛相隔一个世纪,他们的浓郁乡音非常亲切,逻辑也是沪语的。或许,这也是立明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从传统媒体转入新媒体。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改行,他还在跟稿件谈恋爱,还在用键盘描绘上海。
从Eleven家买醉而归,立明以洗澡的方式醒酒。他有睡前读几页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还包含了阅读的随机性。今天,他照旧扫视书架,结果抽出一本《Madame Bovary》,然后上床,双腿缩进羽绒被子,背靠床头读。书是多年前淘的,扉页印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资料”的字样。书的作者在小说里大量使用“未完成过去时”,强调习惯或者某个状态。立明读得很痛苦,不久就迎来了睡意。他合上书,用拇指完成了一次飞快的翻阅。有东西卡在后面,被他挑了出来——两张《通天塔》的票根。都忘了这电影在国内公映过。他留意票券时间,确定当时还和纬静在一起。这样的罪证还有很多,在立明搬离南昌路之前,被安置进了某个铁盒子。东西应该躲在安置过期杂志的书柜里。
多年的暌隔,记忆女神依然能歌善舞。顶着盖子的,是一根奶茶吸管,塑封还在;一张百盛的购物发票,品目注明隐形文胸,金额二百五;两张从南昌寄来的春节明信片,邮戳时间相隔三天,一张写着:
2006年,我开始相信星座一说。
小狮子vs白羊!
另一张只写了一句法语:
“C'est la faute de la fatalite”(错的是命)
一包葡京茶餐厅的纸巾——立明抽出一张闻,想起咖喱牛腩牛筋煲的香味。纬静的必点菜。他们但凡去万裕看晚场电影,就会下到负一层的葡京用晚餐,然后逛旁边的Chaterhouse(外版书要价比外文书店贵,胜在品种和环境)。除了万裕,另两家店都消失了,曾经和立明在负一层对着白墙小便的前申花球星也变成了囚星。
一张对折的信笺,打开:
Seven:
这是偶从大连带回来的。
名字叫“万宝螺”,呵呵,据说是世界四大名螺哟!
找不到合适的盒子,又怕压坏,结果就装在我的眼镜药水盒里来。哈丑!
如果有咸咸的腥味,那可是大海的味道!不要嫌臭哦,嘿嘿!
落款是○七年的九月六日。工作才几个月,她应该是公差去大连采访。海螺呢?他四处翻找,像个落魄的小偷,最后放弃了。铁盒子里还有一堆票券,电影、话剧、音乐会、演唱会、出租车,数目惊人。立明感觉腿麻了,眼睛快瞎了,情绪已经满溢。于是,懒得整理,统统塞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它们会被保留,像爱情的尸体,制成一具一具标本,这样残忍。他想到明早为它们预备的火刑,烤火的姿势提前了,内心涌起一股暖意。可这暖意并不持久,仿佛严冬户外呵在掌心的一口热气,瞬间雾化。他舍不得,俨然烧的不仅是回忆,还有他这个人。那一刹那,他想起纬静的一段话:
“我不能和他分手。虽然我爱你。我和他在一起六年多了,如果分手了,就是对我的彻底否定。这个代价太大了。”
当时她在电话里哭得快要窒息,连咳带嗽,一再拒绝向立明提供地址。时至今时,他才真正做到了理解,或许说,谅解。
7
电话拨通的等待音一响起,立明就后悔了。这样是不是太鲁莽了?明明新的别册项目还没拿下。比稿万一神奇地输了怎么办?无非是多出几千块钱的稿费,纬静还未必看得上呢!
“喂。”听到纬静的声音,立明冷静了下来,一如往昔采访那些大人物。他简叙了来电原因、当前困境,只字不提比稿之事,又强调稿期短,敦请纬静尽快答复。
“可是我连东西都还没看到啊,”纬静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到你?”
“内容基本上是推倒重做,不过结构没变,你往里面填就是了。”立明说,“方便的话,给我一个地址,我把上一稿的彩样全部快递给你。”
“地址啊……”她放慢了语速,“还是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把资料带过来吧。”
“哦,那也行,不过晚饭还是我来请吧,本来就是托你帮忙。那么,我们约在哪里?”
几十回合之后,立明同意了纬静的建议:晚上七点,百乐门旁边的麦当劳。
关于这家快餐店,立明有很多回忆。如果是好几年前,排在前列的是彻底分手的郁悒,然后是对某些老头的质疑,最后才是一批快乐的约会情景。随着时间的激流,头尾两部分江河汇海,倒是那些老头,顽石一般,梗在意识的浅滩。每回路过静安寺,望见百乐门,立明都会问自己:
“那些老头到底是干吗的?”
他们身着西服,或深或黑,样式统一,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没有一个人点餐。隔壁便利店买的桶装泡面,酱蛋丢进去,再闷一会儿;自带的炒货,瓜子在蜡黄的牙齿上劈啪作响,小核桃被钳子夹成两半;豆浆粉倒进保温杯的杯盖,热水冲调,调羹不忘在舌头上做一些体操动作。他们谈天说地,霸占一片区域,好些举着托盘等待落座的食客见了,乖乖往地下室走。也没有服务员过来收拾、劝止。起初可不是这样的。立明和纬静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老头缩在角落,帮派聚会的味道是一点点积聚的,进入午夜,气氛变了,场面失控。立明和纬静已经被一群老年人团团围住。立明根本没有心情探讨这群人在此集会的真相,不过,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感情上的顽固抵抗只会让彼此更痛苦。
“可能是明天久光有活动,黄牛提前来排队。”
“黄牛没必要穿那么正式吧。”纬静嘀咕的同时,有一个打了耳钉的娘娘腔在沪剧的伴奏下,跳起了独舞。
“对了,别忘了旁边有百乐门,应该是去跳舞的。”
“你觉得他们舍得买票在百乐门跳舞吗?”
“兴许和唱K一样,凌晨跳舞比较便宜。”立明说,“要不就是请来撑场面的,酒吧不是也花钱请公关嘛。”
“说不定是群众演员。”纬静说,“比如拍老上海的影视剧,有一场跳舞的戏,需要在百乐门取景。”
“现在这种戏在车墩就能一条龙搞定,没必要老远跑到市区来。”
他们就这样窃窃议论,在对方的推理里寻找漏洞,以为能够远离分手所引起的烦恼。到了十一点半,进来一个导游模样的男人,背双肩包,举一面小红旗。他用北方口音问:
“人都到齐了吗?”
娘娘腔答道:
“还差两个人,刚刚发过短消息了,讲还在夜宵车上。”
随后,“导游”吩咐了几句,走了。
“看来,是我猜对了。”纬静俏皮地说。
“未必吧,”立明凝视着纬静,“不到真相揭晓,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肯定是对的。等下我们跟着他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Seven,我很累了,我想回家。”
“那我送你回家吧。”
纬静沉默了。立明追问道: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8
纬静不是社会学系的。大三的暑假一结束,她就为自己不是社会学系而遗憾。她的遗憾并不等于她想换专业,或者说,对自己的专业缺乏热情。她有遗憾,只是因为如果选了社会学,毕业论文会更精彩。她不是预言家,填志愿的时候,没想过本科的最后一年沐浴着夜色。她对上海的夜店生态、泡吧文脉有充足的观察,这种体验与阅历通常发生在步入中年的男性身上,事业有成,家庭不幸。所以,当她必须为毕业论文选一个方向的时候,她被不幸的遗憾攫住了,最后,作出了妥协。尽管如此,导师还是有被《上海媒体报道夜生活的发展趋势研究》这个标题惊到。“蛮朴素的,也蛮特别的。”导师鼓励道。这就等于给了她和立明证件,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上海媒体,当时有固定版面报道夜生活的有几十家。最纯粹的是两本中文DM:《生活在high》和《Buzz八夜》(都已停刊),广告以洋酒品牌和酒吧活动为主。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TimeOut Shanghai》、《City Weekend》以及《Shanghai Talk》(发行量都锐减到几乎消失)最受欢迎。网站方面,本地人倾向Shanghaining,老外只用SmartShanghai。此外,还有一堆城市类、风尚类、潮流类的画报杂志(或已停刊,或已取消相关版面)。
这些名字,Eleven几乎都有人脉。纬静还记得,酒吧当时做一场活动,公关手里的媒体名单要两三张A4纸,每页十几条,每条两个签名栏:编辑记者、摄影摄像。
立明总是贴在她左右。通常,他们的夜生活是从大时代广场(如今的连卡佛)开始的。在葡京或者其他餐厅用一顿并不简单的简餐,然后上到万裕,看七点多的那场电影,散场近十点,逛淮海路,一站路的距离,就到了DKD;照例,Eleven正和姑娘们拼酒,纬静会点上一杯加冰块的Cointreau(销魂的橘皮香,立明送过一大瓶,是她泡咖啡的伴侣之一);他们会赶在911路(曾经是上海最后一条双层巴士公交线路)停运之前暂时离开,去别处调研,开在防空洞的Cs Pub,见证了她吐的第一轮烟圈,撤离幸福路之前的LOgO,给了她一次被摇滚乐手搭讪的奇遇。他们还去过百乐门,有一阶段,台湾商人把这里改造成了Club,狂乱的红绿激光,喧闹的嘻哈说唱,一切都在和经典、圣地、怀旧这些词汇道别。
这样好吗?某晚,纬静问立明: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规划?”立明不懂她问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作,那很简单,编辑,资深编辑,老编辑,退休;如果是人生,那更简单——说着,他用双臂替纬静的腰肢围一个唇形的环护。纬静怕他求婚,伸手封他的口。两个人四目对峙,立明的嘴唇少许偏斜,仿佛边路的一次突破,把正面防守甩在脑后。她放弃了,闭上双眼。双层巴士停了,楼下的车门啪嗒啪嗒,开了又关。
纬静的论文后来得了A-。私底下,导师夸奖她,说她的田野调查是博士论文一级的,但是审题能力还不及初中生。怎么可能呢?她会不明白,自己的论文严重偏题,她会不明白,自己真正想写的是什么。为了不为难自己,她写了两篇论文,把大的那篇塞进小的肚子里。
9
纬静的公车堵在路面的时候,立明正在地下挤地铁。为免迟到,他连出租都不敢坐。缩在车厢里面,贴在他背上的姑娘问:“下车吗?”没有空间转身回答,他只好点点头,也问前面:“下车吗?”
静安寺是个大站,所以他是被人潮裹挟着冲撒到了车外。路面上也都是人。等纬静找到立明,见面说的第一句是:
“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想到那么堵。”
立明买了三个套餐。纬静把外套脱在邻座。两人面对面坐下,借着静默,彼此细细打量,献上微笑。
“我以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联系我了。”
“太夸张了,”立明说,“现在不是又见面了嘛。”
“你这样吧,让我想起你们上海人的一句话,叫——”纬静学讲沪语,“有事有人,无事无人。”
“真这样我们早见面了,因为我总有大堆的麻烦要人帮忙。这次不是听说你们停刊了嘛。我想你大概有空,就……”
“好啊,原来你是在等我失业啊。好救死扶伤对吗?”
立明轻声念纬静的名字,念了两次:“你以前可没这样刻薄。那时的你吧,如果不是一只鸳鸯,起码也是一只鹌鹑,很小巧,很Q的。”
“算了,你还是说我像个鸽子吧。”
两人呵呵笑了,改对付套餐,半小时里,抽空聊点别册修改的事宜。细节临近讲完,立明的电话响了,铃声是萨克斯的冷艳独奏。立明接听,敷衍几句。纬静喝着饮料,等电话一挂,说:
“你变了。”
“我变了?”
“你以前不听爵士的。还有朋克啊,重金属和说唱,这些你都完全不碰的。”
“我也就是多听了一个爵士,其他还是老样子啊。”接着,立明把话题硬扯到下月的一场重要演出,被外滩的意外事故波及,演出场地从黄浦区改到普陀区。还有某位大V的推荐微博。
“真的很滑稽,”立明说,“他总是高屋建瓴地推荐什么,唱片啊,演出啊,小说、电影,什么都有可能被他推荐,前提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在他的推荐里,最常出现的就是曾经。我曾经喜欢的乐队,我曾经喜欢的小说。俨然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大V总是需要姿态的,这就像一件防弹衣。”
“你还记得老徐吗?”立明问,“住在龙华的,以前经常帮我写乐评。我们还去他家玩过,小区特别奢华,有山有水的,我们在他家楼下的草坪上还打过羽毛球。”
“那个胖子?”
“对的,现在更加胖了。几年前,他请我看了一场陈老师的演唱会,就是大舞台的那次,有五次encore的,你肯定也去了吧。”
“我没有去。”
“你居然没去?”立明见她沉默,继续道,“看完演出,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老徐对我说,说他觉得很失落,现在有那么多的人为陈老师发疯,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记得我最早听陈老师的时候,她的粉丝少得可怜,后来就像吹气球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她不再属于你了,你现在要和几百万人分享她。”
“但是,你还是很喜欢她对吗,还是会听的,对吗?”
“当然,只是没以前那么迷了。”
“所以说呀,我就觉得很荒诞,如果一个事物你曾经很喜欢,时间真的会让它变得没有意义吗?我中学的时候喜欢口水歌,现在还是很喜欢啊,我听到那些经典的旋律,还是会有冲动……”
“人家大V摆姿态,你也在摆姿态。”
“也许吧。”立明说,“我只是觉得,如果什么东西能深深打动你,那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曾经呢?”
“Seven,你说的我都懂。你不用说这些来讨好我。”
“没有没有!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的是一些美学上的感受。”
“Seven,你知道吗,刚开始在你们那实习,我一直以为你是个gay。”
“啊?”立明问道,“为什么啊?”
“我常常远远地看你,感觉有练过肌肉,嘴巴还蛮毒的。最关键的,你的文章特别搞笑,你总是喜欢绕弯子,明明A到B,一条直线就能讲清楚的事情,你偏偏要A到C到D,恨不得到Z,再去找B。”
10
他们还在闲聊。仿佛爵士大师演绎标准曲目,因为是经典,没点个人色彩就站不住,又因为是经典,太放肆会破坏原作的风姿。对白明快地奏响,好些主题重复,好些即兴发挥。立明获悉纬静还没当妈妈,就说起Eleven的近况,他那些偶像剧一般的情感纠葛。纬静听清立明在做淘宝,黑胶生意两钻了,就分享自己的创业心路。三四年前,她有感传统媒体快完了,代销起了亲戚种的脐橙,不打蜡,品质佳,加上多年媒体人脉,销路和口碑年年攀升,如今,已经有了个人品牌。
“原来坐我对面的是富婆啊。”立明说。
“瞎说,一年就做一季,发不了财。”
他们议论媒体人改行做小商小贩的趋势,满是自嘲,再漂亮的案例,都被他们说出了《东方110》的味道。直到纬静的手机响起。电话很长,她的应答极少,不包括听不见的户外尾声。趁着机会,立明托人补了两杯咖啡。
“帮你点了咖啡。”立明对重新落座的纬静说,“我们还是去前面甜品店坐坐吧,这里太吵,东西也少。”
纬静拒绝了,慢条斯理地拆糖包。
“我刚才看你出去打电话,就想起后来我们看电影,经常看到一半就散了。你就像刚才那样,出去接一个电话,然后告诉我,必须回去了。”
她侧过头,眼神恍惚,望着街边。
“是不是又要走了?”立明问。
“没有,我是在找那些老头。不知道等下会不会来?”随后,她回溯那晚的感受,揣测上帝的导演艺术,临了道:
“一开始,我以为那些老头是你叫来的。”
“我还以为是你家劳律师请的打手呢。”
“他也就是图个嘴上痛快,真要动手了顶个屁用。”
“对了,”立明问,“当年他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啊?”
“你还是不信我?”
“我就是信你,所以搞不明白。”
纬静思忖片刻,说:“是Judy告诉他的。”
“哪个Judy啊?”
“和我一批来实习的,和我同个寝室的。”
“这么说,劳律师认识Judy。”
纬静索性把话说开了,好些谜团,连环爆破。比如,劳律师的工作如何忙,经常出差;又比如,她当时住的房子不在长寿新村,也不是父亲买的。立明说自己猜到了,因为事情圆不上,推理难免偏激。他们梳理往事,具体到细节,店里渐渐冷清了。
“但是——”立明轻柔地念纬静的名字,“有一件事情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你还记得我当初是怎么追你的吗?”
“你假公济私呀,约我写了很多采访稿。”
“不是这个,我是说,我是怎么向你表白的。”
结果,谁都说不出来,是什么话,什么举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让他们的手牵到一起。
11
次日,立明一大清早就醒了。他平躺着,看看枕边的纬静,小心地摸床头柜的手机。他想确定一下时间。时间还很充裕。于是,他补看昨天夜里的朋友圈,发现大家都在转、都在评论外滩事故的善后处理。他点开新闻,读道:
每位遇难人员家属的救助抚慰金为人民币80万元。其中,50万元为政府救助抚慰金,30万元为社会帮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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