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啦，等你呢。”
房子的主人要离开这里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清晨出去散步，在路边，在坡地，在湖堤摘采了矢车菊，把它们汇拢扎在一起，握在手心里，回家插进玻璃花瓶。我走近钢琴，看着靛蓝色的矢车菊，眼睛湿了，矢车菊模糊起来，变成了一团灰蓝色的云雾，一道白色的光亮从云雾中劈了下来，蓝色的花瓣散开了，飞舞了起来，它们飘出窗外，无影无踪了，只剩下空洞的窗口。
“这架钢琴留给你了，找人来搬吧。还有一些油画框，是我自己做的，给马琳的，她没有拿走，如果你喜欢的话……”
听到英格丽的声音，我转过了身，不知道该回答她什么好，还是重复了昨天的那句话：
“你为什么要走，能不能不走？”
英格丽不回答。她金色的直发下，白皙的皮肤泛出粉色，紧抿着薄薄的嘴唇，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带着不会熄灭的目光，严肃顽固地看着我。四年前，就是这张不会说谎的、不易微笑的、不曾化妆的、几乎带着一点凶悍的脸，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心，从此慢慢地留住了，再也走不出去了。
认识英格丽的那天，是我家从纽约迁到芝加哥北面的埃文斯顿市的一年后。早晨，我踏进埃文斯顿图书馆图书流通部的办公室，听到部门主管助手香特在大声招呼：
“大家都过来，认识一下新来的同事。”
我朝着招呼声走去，看见香特桌边上的电脑前，一个中年妇女精瘦的脊背，一双十指弯曲并拢的手，正费力地打开一本书的封面，试着查看这本书在电脑中的记录，电脑键盘旁躺着一只老式机械表，表面因旧发黄，表带毕恭毕敬地朝着上下两个方向。哦，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把自己绑在时间指针上生活的人！脊背随着大家的聚拢转了过来，她有些吃力地站立起来，她的腰、腿和手一样有点弯曲，可是她用力让自己站直了，没有任何表情的面容看上去有些腼腆：
“大家好！我叫英格丽。57岁。单身。曾是高中德语教师，现在任临时代课教师，今后每周18小时，在图书馆与诸位共事。”
英格丽！说话带着德语口音，这不是晶晶几天前对我提起过的代课老师吗？记得晶晶说到她，显得很不愉快：
“妈妈，今天西班牙语老师病了，来了一位代课老师。大家都不喜欢她！”
“为什么？不习惯是吗？”
“不，是不喜欢！她原来是教德语的老师。这两年选修德语课的学生越来越少，都选修西班牙语和华语了。教育局因为资金短缺，砍掉了德语课，她失业了。现在是等候教育局电话、随叫随到的代课老师。英文老师告诉我们，她还会教法语和西班牙语。可是，她今天一进教室就开口问我们，为什么现在的社会越来越缺乏道德？同学们一下子被问得哑口无言了，她就自己回答说，是因为人们在慢慢失去信仰，离开了基督和上帝。话音一落，教室里一片喧哗，没人听她的课了，有几个同学走出教室，跑到校长办公室去抗议。”
晶晶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代课老师不是美国人吗？她不晓得美国宪法上的宗教自由吗？她怎么全然不顾班上有不少学生家长是来自不同信仰的民族和国家呢！这个代课老师叫什么名字？”
“雷森斯坦·英格丽女士。”
现在，这位不受欢迎的外语代课教师竟站在我面前。她蓝色的眼睛里透出单纯，鼻子尖挺，连同毫不动摇的嘴唇，是只有画家的笔才能勾出的坚韧，金黄的童花头，让我想到了“音乐之声”里的玛利亚，她直白的自我介绍，加上那对未经雕琢过的、蓝宝石般的眼睛，竟使我迫不及待起来：
“我叫刘辉，中国人，来自上海。曾是中学历史老师。”
我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她伸过来的手。那手指僵硬伸不直，我的掌心感到它们在用力却握不住我的手。英格丽白皙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粉红，蓝眼睛变深了，她说：
“很高兴认识你！对不起，你看……”
她的眼睛被长长的眼睫毛覆盖住了，目光落在了她自己的手上。我立即松开了手，自责起来：“对不起，弄疼你了。”
她抬起了眼睛：“哦，没关系的。不好意思，我有骨节病。”
说完，她抬起眼睛转向其他同事。听完大家一一自我介绍后，立刻说：“好吧。我要工作了。”
说完她便转身坐下，下意识地把手表扶了扶正，全然不顾她身后那二十多只吃惊的眼睛，埋头工作起来。这简直就像一声命令，大家很快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一个同事悄悄地对我说：“看样子她不好相处，有点不讨人喜欢。”
我却感到心情很好，能和一位本色、认真的人一起共事，是一件简单而愉快的事。
中饭的时候，在职工休息室，英格丽拎着手提袋，朝我的座位走来，她看了一眼餐桌对面的空位子，扭头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和你一起用餐吗？”
“当然可以！”
“刚才听你说了，你是上海人，我前两天刚从上海回来，我们可以交朋友吗？”
英格丽说着，坐到了我的对面，把印有“埃文斯顿图书馆”的白色薄帆布手提袋小心地放到桌面上。这是人们用来装书的小手提袋，员工们通常会把带来的中饭放在便当包里。她慢慢地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黄纸袋，这使我想起60年代的上海，我住的公寓对马路，有家叫做“兴隆”的食品店，用的就是这种纸袋，我们称它为牛皮纸袋，现代人早就用塑料袋替代了它。英格丽从纸袋里掏出一个三明治，我注意到那只表戴在了她的手腕上。三明治是两小片薄薄的三角形燕麦面包，里面夹着一堆细草一样的蔬菜和少许花生酱。她把三明治放在纸袋上，对着它垂下眼睛，低语祷告起来。我这才看清楚英格丽的全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套头T恤，布裤，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真实颜色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单调的一色，被熨得平平整整，看不见一条皱褶。一双乳白色的平跟系带皮鞋，一尘不染，是旧式样的，因为质量高，反而显出复古式的时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点都不化妆打扮的西方女人！比较起多数西方妇女凹凸分明、窄长的小脸型，她稍有些开阔的圆脸不显老，皮肤绷得紧紧的，鼻子端正文雅地隆起，有点凸出的眼珠，因为明亮而炯炯有神，只有那双手，是唯一能体现她年龄的地方。当她做完祷告抬起头，我们面对面，看着对方的一刹那，住在她身体里的那个她，正透过她的眼睛看着我，又透过我的眼睛看着住在我身体里的我，这个化学反应，让我一下子感到她有话要对我说，我也有很多话想对她说！
英格丽抿着嘴，就着白水，轻轻地嚼着三明治。她咽下几口后说：“我16岁之前，因为身体胖而不敢见人，造就了我害羞的性格。后来改变了饮食习惯，人瘦了，骨质却不好了。年轻时不觉得，过了50岁，尤其绝经以后，骨质问题越来越严重，我现在是拿残疾证的。”
我没有想到刚认识的英格丽这么率真！这又正是我期待的、判断的她！但我还是忍住，没有立刻让住在我心里的那个我跳出来。她吃完三明治后，从纸袋里拿出一个半青半红的小苹果，没有吃，放在了一边，用一个不轻易让人发觉的眼神，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说：“我们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谈话。我告诉你，我在上海只住了四天，什么都没搞清楚，就被人送了回来，像做了一场梦！”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你认识西北大学数理系的博士尹和他的太太柊吗？他们曾经是我的房客。”
“知道他们啊，都是上海人。尹先来的美国，一直等着柊，柊被美国领事馆拒签好几次了，因为柊只是尹的未婚妻，很难拿到探亲签证的。后来尹想了很多办法，柊终于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结婚时年龄已不小了。尹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在芝加哥西面买了房子，搬去那里了，他们有个孩子。”
“是啊，柊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尹是一个多好的中国男人啊，聪明、绅士、腼腆，我和他们夫妇相处得非常愉快。我羡慕他们，真想有个自己的家，也许应该去找一个像尹那样的中国男人。”
“你想有个家？你想结婚？”
“我曾经有过一个失败的婚姻，我们有个女儿，她有自己的家了，她结婚的时候很年轻，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和柊的孩子出生只相差三天。我女儿和她的丈夫、孩子住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
“你感到孤独是吗？”
“是的。有一天柊对我说，她有一个朋友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授，问我想不想和他交个朋友。我答应了，就和那位教授通起信来，我们交换了照片。这个人相貌一般，却是一个有知识、有情趣的男人，懂一点音乐，写英文还算过得去。我们交往了三个月，他邀请我去上海见面，是的，不见面怎么能进一步彼此了解？”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在说话的英格丽，天真得像个孩子！
“到达上海虹桥机场的那天是晚上。出了海关，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站在那里等我的他。但是，看起来他似乎不是信里那个热情的他，举止也不像照片上那样神态自若。他看着我走向他，匆匆上前和我握了握手，问，‘哦，你好，文件准备好了吗？带来了吗？现在可以交给我吗？‘什么文件？你要我准备什么？‘表格啊，还有你的身份证明，所有可以申请婚姻、移民美国的表格？！‘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彼此了解啊，我很高兴见到你。‘怎么？你不知道？！‘我不明白……看着他，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了！我不懂为什么他这么快就要和我结婚？”
我开始愤怒起来，打断了英格丽的话：
天哪！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一个骗局！
英格丽的脸庞微微升起了红晕，继续说：
“他似乎立刻明白了我的回答，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再有疑问或解释，平静地带我出了机场大楼。他让我上了一辆等候着我们的小型面包车，我没有看清司机的模样，也听不懂他和司机在说什么，他们对话声音很大。车好像朝市中心开去，漆黑的天，窗外什么都看不清，除了灯光就是自行车，交通堵塞得厉害，车子停停开开，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空气像结了冰。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子终于在一条街边停了下来。我跟着他下了车，在一条只有几盏微弱路灯照明的小道上走了大约五分钟，看见一栋简易的水泥公寓楼，楼底层排列着几扇门，每扇门旁都有一扇罩着铁条框的窗，他停了下来，借着路灯的光亮，打开了其中的一扇门，他似乎不熟悉屋里的环境，摸黑找了一会儿，才开亮了灯。他走出来做着手势，示意请我进去，仍然不说话。我走进房子后，他把我和我的行李留在屋里，自己走出门，关上门，走了。”
“怎么回事？那你怎么办？”
“我看了一下四周，小小的一个套房，可能150平方英尺吧。过道是个小厨房，旁边有厕所。房间里有张床，一个小写字桌，上面有个电话，还有一个小型双人沙发。我很累，就躺下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想着他会来，见到他应该对他说什么？可是一直等到中午，电话铃不响，门没有动静。我饿了，厨房里没有吃的，小冰箱里有些中国食品，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就这样等着。到了晚上，一切依然是静悄悄的。我躺下睡觉，睡不着，睁着眼看着窗子铁栏杆外的天慢慢亮起来，像昨天一样，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找到了一包方便面，发现保暖瓶里有些热水，用它泡面吃了。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打开房门，走出小巷，到了路边，这是一条热闹的大街，有些吃食小店已开门营业了，有几个行人停下看着我，我对他们说话，问他们这是上海吗，他们都笑，友好地笑，可是没人听得懂我的问话，这是在上海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只好又返回小房间，除了等待，别无他路了。我就这样等着，看着电话，希望它呼唤我，肚子也不觉得饿，睡也睡不着。到了晚上，我终于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了，由远而近，在门外停下了，是一把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我激动起来，门把转动了，门被推开了，门后探出一张脸，一张和柊差不多的美丽的脸，这张脸笑了笑，身体才全部进来。她手里拿了几个塑料袋。有人来看我了！不管是谁，我只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来的人是谁？他什么时候来见我？但我们无法对话，说什么互相都听不懂，她微笑着指着塑料袋，意思是里面有吃的，我不在意有吃的，我高兴自己没有被上海朋友忘了。可是，十分钟后她就走了，我猜想她是柊的姐姐或妹妹？她似乎对屋里的一切都熟悉，这里是不是她的家？问她，她没有明确告诉我。第三天还是这样，她来看望我，带来好多食品，同样十分钟后就走了，她一定有自己的事要做，不能老陪着我。第四天，她来了，帮我整理行李，做着手势要我跟她走，她帮我提行李，锁上了我们身后的门。我看见三天前那辆在机场接我的车停在路边，她示意让我上车。”
“送你去机场？”我惊异地脱口而出。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哪里，问他们是不是去见他？换个方便的住处？可是她说中文我听不懂。我们一上车，车就开动了，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车子已停了下来，我认出了是上海虹桥机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我的机票改签了时间，就这样，柊的姐姐，多好的人，她笑眯眯地把我送上了回美国的飞机。”
听着英格丽的叙述，我眼前出现了上海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公房底层的小间，英格丽孤独的身影在那里等待黑夜过去。终于，窗外的太阳掠过屋顶，照到房间里的墙头上，那淡黄色的反光回射到像陷阱一样的一小方水泥地上，而她浑然不知！我感到英格丽的理智是聪明的，情感却是愚蠢的，她宁可让美好来支配自己的心！我的喉咙像被鱼刺卡住了，难受得发不出声音。英格丽不动声色地说完了自己的故事，这故事好像发生在很久以前，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她站起身说：“好了，就这样我回到了芝加哥。哦，时间差不多了，我得离开你了。休息一会儿就要工作了，下班后我得去儿童医院，为重病的孩子读书。”
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抱怨，甚至没有轻蔑，却有种平静得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这东西从她浅蓝色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她的心，这颗不是仅到人世间走走算了的心，正迷恋着一种永不截止的期盼和向往。对一个寻找幸福的人，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英格丽走到靠墙的沙发坐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
英格丽每周在图书馆工作两整天，剩下的半天工作时间放在周六，其余时间做代课老师，每周五个傍晚在医院做义工，为病童念书。她把时间排得满满的，连针都插不进。在每周两天图书馆工作的中饭时间里，她总挤出十五分钟和我交谈。她的服装无论怎么更换，总是相同的式样被洗得发白的，中饭总是装在纸袋里，同样的三明治，只是有时候花生酱换成了碾成碎末的煮鸡蛋。她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到了让人受不了的地步。她负责诗歌、外国文学、旅游类书籍的编码登记。每一本经过她手的书，就像她的孩子那样备受呵护，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只要被她看见一丁点的瑕疵，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它重归于新。罗列在她旁边的书，整齐得像一条线。英格丽是纪律和标准的化身，她把自己统统放进了被她编码、整修的书籍中。她对周围同事的工作态度，同样是眼睛里容不进沙子，谁不遵守工作时间了，谁在工作时做了工作以外的事，谁完不成工作量了，都会遭到她的规劝和质疑，有一次她竟然拿着一本《鲍威尔传》，放到一个正在打瞌睡的牙买加裔年轻女职工面前，说：“读读这本书吧，或许能帮你。”
后来那个女职工悄悄告诉我：“你知道我听到她说话时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德国纳粹党！她怎么不说马丁·路德金？”
英格丽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她非常欣赏来自西班牙南部的汤尼亚，尽管汤尼亚信奉的天主教和英格丽信奉的基督教大不相同，但是汤尼亚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曾经获得过三个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重要的是她虔诚，每天坚持两次、每次四十五分钟的祷告。她曾经在西班牙督巴修女院待过，十八岁到美国来投奔和自己西班牙籍母亲离婚的美国籍犹太裔父亲，这使英格丽大为震惊和感动。可是有一天，英格丽听到汤尼亚在图书馆职工休息厅里，对大家介绍自己节食减肥的经验，靠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祷告，她勃然大怒，当面谴责汤尼亚对信仰的虚伪和不忠。她最后大声说：“你完全可以通过做瑜伽来冥想嘛！”
这件事足以让图书馆的同事们认识了英格丽不顾美国的民主自由，一意孤行的“专制”。
英格丽的爱管“闲事”，有时到了不近人情、强加于人的地步。图书流通部门有个员工，脚上长疖子多日了，后来经过治疗，糜烂处愈合结痂了，可能因为痒，她经常去挠，结果已愈合的皮肤流血不止。英格丽上前指责她：“你上班时不应该做这样的事！第一，把书弄脏了；第二，你手上的细菌弄到了伤口，会引起炎症。”
说完，她从办公室急救箱里拿出药棉和消毒水，为那员工止血，却见血在皮肤下往腿部延伸，她急忙向部门经理请假，执意回家去取止血药，她说有一种疗效极高的德国草药，没有副作用。我知道英格丽失业后，把车子卖掉了，她每天出去工作，全靠社区公交和她的双腿走路。从图书馆到她家来回要走一个小时的啊。她满头大汗地从家里取来了药，敷在那员工的腿上，仍在溢出的血即刻凝结住了。为此她加班两个小时，去完成落下的工作。可那员工并不感激，说她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英格丽也是不给我面子的。当我和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上海朋友用中文谈话的时候，她竟当众站出来阻拦：“工作的时候最好用统一语言——英语。难道你们在说不想让大家知道的，工作以外的事？再说，你们应该多练练英语啊！”
英格丽总是这样直言不讳，在批评人的时候，不晓得怎样为被批评的人留些情面。她曾爽快地同意了我请她为我朋友的孩子补习英文，可仅仅两个月就把那个孩子给辞了。她的理由很简单：“那孩子不遵守上课时间，总是迟到五分钟以上。到了我这里，手上还拿着食物，说是父母让他买的下午点心。本来时间已经少了，他还边吃边听课，怎么学得好？我批评了他几次，仍不见改正。请转告你朋友，他们打工挣钱很辛苦，我不接受他们付给我宠孩子的学费。再说，兴趣爱好不能强人所难，不一定要让孩子考名牌大学，去技工学校学习，将来做技工也很好啊！我的哥哥就是飞机公司的资深技工。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不要随便剥夺孩子的课余时间，那孩子喜欢打球，是好事啊，特别是足球，既锻炼了体格，又成就了团队精神。”
朋友的孩子受不了被辞，写了一封信给英格丽。英格丽看后，把信转交给我，只说了一句：“你看看吧。”
这意味着事情已经结束，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我打开信，读了那孩子满是谴责英格丽对他、对他父母无礼的言辞，同时也看到字句下尽是用颜色笔画出来的杠杠，旁边还有密密麻麻的批文，英格丽把信中的错字和错句都做了详细的纠正和修改。
英格丽清楚自己不招人喜欢，却不以为然，她说是上帝给她的力量，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众人走出邪恶的。我喜欢英格丽的笃诚，因为她的笃诚，使她鹤立鸡群。相比之下，周围的人，包括我自己，像一张张被复制的剪纸。她对信仰的执着，并没在我们之间产生距离感，倒使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不需要费神去了解，更不需要用力去阅读，她就这样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地站在我面前，我觉得和她在一起工作轻松，一种久违了的安全和信任交融在一起的轻松。英格丽的工作量，远远地超过了图书馆给她的定量，她还硬挤出休息时间，在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做义工。她鼓励我说好英文，养成说英文的习惯。原来中饭的十五分钟谈话，是她刻意来教我英语的。有一天，我壮着胆子问她：“你是什么时候移民来美国的？”
英格丽好像一直在等待我提这个问题：“很高兴回答你。我的名字叫Ingrid Von Reitzenstein，我的家乡在德国东部和波兰边境。二战结束后，那里归了波兰，家里的庄园被波兰政府没收了，城堡住进了几十户人家。柏林墙被推倒以后，家乡重归德国。不管它属于谁，我是德国人。”
我听到她把Von音发得特别重，就问：“那你出身于德国贵族是吗？”
她淡淡地一笑，嘴边掠过了一丝骄傲，算是回答了我。
“我父亲死于二战。俄国军队打过来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哥哥、妹妹徒步向西面走。我当时八岁，哥哥比我大两岁，妹妹小我一岁，妈妈背着妹妹，哥哥牵着我的手，在风雪中鞋子进水了，棉衣被打湿了，棉絮冻成了冰碴。妈妈叫我们不要停下，停下就会冻死的。我们又冷又饿，躲躲藏藏，就怕被抓去关集中营。战争毁掉了整个德国，除了废墟和尸体，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找不到吃的，就到地里去挖野菜，捡冻土豆充饥。我们就这样朝着西面走，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终于被几个美国士兵发现了，他们把我们送进了慕尼黑盟军集中营。战后的德国，日子很不好过。冷战开始后，我们一家获得美国政府许可，移民美国。”
“那你在美国读高中，上大学？”
“是的，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我报名去韩国做英语教师，其实是为传教去的，我是德国路德教教徒。在韩国四年，结识了我的丈夫，他也在韩国传教，结婚后，生了个女孩，起名马琳。任教期满后，我们决定回德国定居。在德国他很不愉快，整天喝闷酒，后来发展成变态的暴力，喝醉了就打我，还打马琳。我不想离婚，可日子过不下去啊，马琳太小了，我只能带着她逃离德国，再次投奔美国。不久传来消息：他酒精中毒死了。他的死，我是有愧的。在他最需要帮助、需要拯救的时候我离开了他，我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责任。”
“那么，是你母亲接纳了你们母女？”
“刚到美国那会儿和母亲在一起。后来我考取了西北大学德国文学研究生，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就带着马琳到埃文斯顿定居了，我喜欢埃文斯顿，密歇根湖太漂亮了！像我的故乡。我获得了德国文学和教育学两个硕士学位，以后一直在公立高中教德语。”
我真想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英格丽听听，可是她的叙述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的了，与其说我在听她，还不如说她在听我。英格丽一定会说，人类的灾难不是一样的吗？我的眼睛转向窗外深灰色的天空，天空下面车子在街道上来来去去，夹着往返不息的人流，人和故事随着车轮在地面上滚动。英格丽已不是她的容貌，她的服装，她的语言，她做的事，她站在那里，是一道无名的色彩。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听着窗外被风吹得飒飒作响的枫叶，眼前出现了暮色苍茫下的风中芦苇，远处是白杨树中的古堡，和梧桐树下的柏油马路重叠在一起。它们上面升起一轮美丽朦胧的明月来，它几乎没有发射光辉，温柔亲切地把我渗入到自然和人生的幽玄境地。那无穷的远方，我想离开，却看见了脚边深邃峡谷下的沼泽。是怎样的信念，让她不懂得什么叫作“变化不定”或“犹疑不决”？
日子在飞，我和英格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之间产生了淳朴亲近的情感。她邀我到她的家里去，请我在她独居生活的餐桌上喝茶，慢慢地她的餐桌边还增加了几位西北大学的亚洲博士生，再后来，我们一起读圣经，听音乐，各自说自己家乡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英格丽拿着欧亚非接壤的海岸线地图，对大家解说圣经中的基督走到了哪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她有时耸耸肩膀对圣人治病的神奇表示“疑问”，有时告诉大家她和我们一样，并不理解那些圣徒们说的话。因为英格丽亲切朴实，不会装腔作势，或者故弄玄虚，以至于我不感觉她在传教。直到现在，我从英格丽家带出来的一种特别感觉还在，就像花的芬芳一样保存在心里，这是一种爱慕尊敬的感觉，是被启发了的生气蓬勃的欢欣。总觉得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又觉得自己挤不进她的时间。春节前，我拿出所有的烧饭看家本领，做了十多个中国菜肴，装了三大盒给英格丽送去，大年初一正是周末，英格丽上班可以不带三明治了。周一早晨，我一进图书馆，同事们个个兴高采烈地轮流拥抱我，“春节快乐！中国菜太好吃啦！”“怎么做的？能够传授点经验吗？”“你做的和我们在中国餐馆吃的不一样啊！”
英格丽也在其中，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中饭时她对我说：“告诉大家中国春节吧，应该和大家分享节日啊。”
原来，在英格丽的眼里，我和大家一样，都是她的朋友！
春天很快地从南方被推移过来，然而北方却像没有春天，在三四月里，尽管春风使密歇根湖上的冰涛融化，泥泞的草地上到处咕噜噜地流着春泉，但仍然是凄楚阴冷的。一旦天暖和就是夏季了，我总是期盼这里绝妙的秋天。英格丽说：“学校要放假了，晶晶的暑假，你们安排了吗？我有两周的假期，准备去威斯康辛看母亲，你把晶晶交给我，我带她去威斯康辛，十天后，你们来接我们，顺便在我母亲那里住两天，那是个不错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好好计划安排晶晶从威斯康辛回来后的时间，你们都在工作，不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要让她过一个安全的、有收获的暑假。”
对英格丽没有商量余地的计划，我高兴极了，因为晶晶报名参加夏令营太难了！一个个夏令营广告，像早晨明媚的太阳，一旦去报名，太阳就变成了午后的多云，几个钟头前给予我们的兴奋和期望荡然无存。公立夏令营人满为患，很多家长在前一年的暑期中就已经为自己孩子登记了。晶晶报名排队的结果，就是一个暑假待在家里等待，而私立夏令营的费用我们根本支付不起。现在，晶晶的暑假基本有着落了！可是晶晶听到这个消息却很紧张，她问：“跟英格丽走？去威斯康辛乡下？”
我对晶晶说：“去吧，换一个环境，去适应一个不同的地方，或许对你有帮助呢。”
那天清晨，开往威斯康辛的大巴出发了，晶晶那对害怕的眼睛在车窗里面瞪着，透过玻璃紧紧地盯着站在站台上的我，英格丽摇下窗子，大声说：“放心吧，下个周末见。”
后来的几天里，我闭眼就看到晶晶那对看着自己的眼睛，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从上海到纽约，又从纽约到芝加哥北面，我们母女没有分开过，现在晶晶十三岁了，这是她第一次离开我，我放心不下她，不知道她和英格丽还有英格丽的母亲相处得怎样？
好不容易盼到了去威斯康辛的那一天。早上，天刚放亮，我丈夫秦就驾着车，载着我朝北面开去。十年前，秦来美国留学的第一站是明尼苏达，他对西北部辽阔的土地并不感到陌生。此刻，我们正处在他描述过的北方夏天中。车子背着太阳往前，视野中都是绿的，高速公路把沼泽地和森林劈开，然后穿进一望无际的青青玉米地，浩然的天空一碧如洗，一座远处的粮谷仓可以伴随我们半个小时，我似乎看到秦在玉米地里为留种剪玉米花穗，还看到了自己在黑龙江无边的黄豆地里铲草。在这单一的风景中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车子驶向威斯康辛的山坡森林区。沙土车道的上空，被两旁的松树枝叶连接遮盖，车辆就像在绿色的通道里穿行。好不容易才发现，路边树影下有个木架铁皮邮箱，邮箱下面的横木条上标着号码，示意从邮箱处拐进去有一户人家，因为茂密的树林把房子全部掩埋了起来。我想象不出英格丽和晶晶在交通车集散地下了大巴后，是谁把她们带到英格丽母亲的住处的。就这样，车子往前一段，辨认一下偶尔出现的邮箱号码，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了英格丽母亲家的号码。车子拐进一条更窄更陡的沙路，这条沙路是属于那房子的，被打理得干干净净。沿着它往上，马上就会见到晶晶了！我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难为情。里面的树更加密集，阳光从树枝的缝隙里泄下来，像照明灯。几分钟后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片光亮！车辆似乎爬到了山坡顶，我看到了天空，还有一栋大木屋，实墩墩地耸立在矮树丛中。英格丽听到汽车声，从木屋里跑了出来，站在木栅栏边向我们招手。
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朝木屋奔去。晶晶似乎在短短几天中长成了一个大人，变得稳重矜持，她站在木屋门前向我们摆着手，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朝我跑过来。木屋是没有上过漆的高房子。一根根横过来的赤裸裸的圆木，像是刚刚被伐倒，仅仅砍去了树枝，剥去了树皮，就被粗大的马蹄钉连接起来，摞成了外墙。它像一座中世纪前的要寨那样，结实得难以攻破。大门用的是更加厚重的木板，四个角包着铁皮，门面上布满大头圆铁钉；结实的铁门把，连同旁边的铁三角贴饰，都像是人工打制出来的。晶晶穿着海魂衫，站在一旁显得特别的小，她像英格丽一样伸出手，微笑着向我们问好。我看到一位高个妇人，笔直地站在门里面的客厅前，身上有一缕从天窗照射下来的阳光，我感到自己倒退了一个世纪。英格丽恭敬地向我们介绍，这是她的母亲。母亲有着和英格丽一样消瘦硬朗的身材，穿着一件淡灰色薄麻衬衫，一条深灰色的长裙，下面露出一双黑色的软皮质短靴，衬衣被一条灰白相间的棉质腰带松松束缚，这样略微显出了一点她的腰身，灰白的头发没有染色，被结成辫子，攀在后脑勺的下端，她显然保持着端庄和高贵，用她褐色的脸上那对褐色的眼睛凝视着我和秦。她看上去不老，明显得益于她天生具有的力量和精神，她挺直着腰板，身体没有动一下，只是嘴里发出有力的声音，报了她的族姓，接着说：“欢迎你们！朋友。”
“您好，雷森斯坦夫人。”我感到拘谨和不安，悄悄地环视了一下客厅，高高的房顶，房梁都是赤裸裸的原生木，客厅带着树节的粗木条地板中央，铺着质地极佳的厚羊毛地毯，家具也是那种粗犷笨重的木制乡村式，上面的花纹，像是没有打过底色，也没有底稿，是直接画上去的。雷森斯坦夫人说：“希望你们喜欢这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英格丽，你带朋友去客房休息，午饭时见。”
就这么简单，直截了当。雷森斯坦夫人转身去了厨房，她的步履和声音一样坚定。我们到了客房安定下来，发现晶晶没有随我们而来。
大约半小时，听到了摇铃声，好像来自餐厅或厨房。接着，晶晶出现在客厅门口，她谦卑地说：“请，用午餐的时间到了。”
原来晶晶在帮着准备午餐，她的工作是把餐具放在餐桌的一定位置上。我看到敦实的长型餐桌上面铺着棉质的厚白桌布，当中有一大束从野外摘来的各色矢车菊，放在一只朴质透明的矮玻璃花瓶里。每个座位前有一对大小乳白色瓷盘，右面银质的刀叉勺旁，乳白色的餐巾被折成圆形长筒，穿在银质的环扣中，一旁立着一只透亮的高脚酒杯。晶晶从厨房端出一个漂亮的小竹编篮，篮中底部衬垫着白布，裹着刚出炉的、散发着香味的燕麦面包。她把竹篮放到桌上，从竹篮里拿出一个小长方形银盒，打开盖子，露出了黄油。英格丽从厨房陆续端出汤锅、白菜色拉、德国猪肉冻、各色香肠，一一放到餐桌的中央。一切准备就绪了，雷森斯坦夫人从厨房走出来，她请大家坐下，自己坐在餐桌一头的主座上。英格丽开始祷告，雷森斯坦夫人不说话，眼睛默默地朝着前方，我看到晶晶把头低下去了，她在用心听英格丽说。
“上帝，感谢您！今天请来秦的一家，我们坐在一起，全是您赐予，我们有今天的幸福，全靠您赐予。我们时刻记住，世界上很多人正在受难，他们没有吃，没有住，他们忍受着战争的磨难，他们的灵魂正在受煎熬，他们需要您的拯救，他们需要爱，让我们携手相互帮助，感谢上帝给予我们和平。”
“阿门！”
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晶晶居然和英格丽一起说出祈祷的最后两个字。
接着，雷森斯坦夫人请大家用餐，并用一种略带嘲笑的口吻小声对我们说：“我的女儿一直那么虔诚，但我似乎没有看到上帝对她的眷顾。”
这话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英格丽涨红着脸，无语起身，转身从酒柜里拿出了红酒和白酒，她熟练地用白餐巾包起酒瓶，托着酒瓶报出葡萄酒的产地和年份，她请大家选择、品尝，并为大家斟酒。在英格丽为每个人的大盆子里舀上肉汤的同时，雷森斯坦夫人一字一句地向大家介绍，桌上的菜肴用的是什么料，又是怎样烹饪的。我用汤勺把肉汤送进嘴里，舌头感觉好极了，我没有完全听懂雷森斯坦夫人说的那些烹饪香料的名字，而对德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猪肉感到惊奇，只是肉汤的味道完全和自己家乡的不一样。蔬菜色拉很新鲜，调料也特别，德国香肠像是自制的，味道不寻常，我边吃边说好吃。雷森斯坦夫人听到称赞后，脸上露出了偶尔的微笑，即便是瞬间，竟是光彩动人的。主菜上来了，是德国猪肉圆，一个个小的本色肉圆，浸在褐色的浓汁里，边上配上酸红卷心菜。我这会儿才明白，菜肴全都出自雷森斯坦夫人的手，她是个烹调高手！肉圆鲜嫩爽口，我加了两次美味浓汁，吃得津津有味。后来，我曾经按照雷森斯坦夫人的菜谱配方仿制，实验过好多次，却从未做出过那天的肉圆味，雷森斯坦夫人的厨艺成了绝艺。丰盛的午餐是以雷森斯坦夫人烘焙的甜品——樱桃派结束的。
英格丽请大家去母亲的书房兼会客室小坐，自己收拾餐桌。晶晶坚持留下和英格丽一起干，我和秦随雷森斯坦夫人去了书房。书房的玻璃窗几乎占据了一整个墙面，窗外是密林，树枝上的树叶在微风中轻柔地俯拍着玻璃，雷森斯坦夫人得意地说，经常会有小鹿、小鸟到窗前来与她做伴。书房左右侧的书架上放满了书，一张宽大的细腿写字台搁置在当中。书架上端的墙面上，挂满镶有镜框的黑白老照片，这些照片不大，因陈旧而泛出了黄色。照片中的他们一定是刻在屋主心里的亲人和往事，每天都和她一起过着最后的岁月。书房的拐角处有一台老式电视机，还有一台老式电唱机，底座下排着密密麻麻的唱片。雷森斯坦夫人走向她的手扶椅坐下，脚下是一张趴开四肢的白色熊皮，那熊皮像是活的，如果它有头的话，恐怕随时会站立起来。她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坐在那里，一点都不怕谁来打扰。她向我和秦示意，靠近她的那张小型双人沙发可以坐，说茶水一会儿会送来的，她看上去有些疲劳，但还是挺直着背对我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曾经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二战的时候，我的理想是为国家而战，为拯救我们的民族而战，十四岁的孩子都去战场了，妇女也在为国家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去德国军营烧饭，亲眼看到那么多人死在战场上，我们的土地变得面目全非。德国的战败，使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再相信自己。至少，现实让我们去听，去看，去想，战争的灭绝人性，这么多无辜的百姓死去，我们的家园也被毁了，这场战争是惨无人道的！战后，我们被盟军集中营收容，我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在那里等待美国政府的允许，移民美国。后来好不容易获准，因为我报告了自己参加过纳粹的历史，美国政府只发给我合法居留许可，取消了我申请美国公民的资格。”
听了雷森斯坦夫人的这番话，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恐惧像风一样在背后哈着我的脊背，脑海里翻腾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毒气间和焚尸炉被杀害的犹太人。我想站起来离开，晶晶端着盘子送来了茶。雷森斯坦夫人似乎天生不会在意别人对她的感觉，她拿起身边咖啡矮桌上的相册，翻开来告诉我，哪些照片是她家乡的庄园、房子、土地、马房，哪些是谷仓、羊圈、鸡场、森林。可是，我并没有看到她说的这些，在看上去是新的彩色照片上，是没有整修好的一片片残破的农庄和即将倒塌的白墙大房子。英格丽在一旁说：“柏林墙被推倒后，我带着母亲回过家乡，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因为母亲清楚地记得当年庄园的每一个角落，她告诉你的，是她脑子里的记忆。”
午睡时间到了，雷森斯坦夫人要休息了。晶晶说：“妈妈，爸爸，我可以带你们到近处走走。”
晶晶熟门熟路地把我们带到山崖上的林子里，干爽宜人的西北部夏天，还没有下山的太阳，在云端里放着光芒，热光夹着金光，为远处矮坡的树林披上了红一抹、绿一抹、蓝一抹，深浅不一的缤纷。天地万籁归于寂静，只听见微风絮絮。晶晶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些飞来往去的是什么鸟：“妈妈，你看到了吗？这是云雀，威斯康辛的蓝鸟，好看吗？”“哦，那飞过去的是草地鹨，不对，可能是地鸫。它们中间有不少歌鸫，一到太阳下山时，就喜欢站在榆树枝上唱歌，弄得夜里都是响声。旅鸫像美国人，爱白屋和绿色百叶窗。”“看，那棵大树上有只红顶啄木鸟。”“英格丽说，知更鸟早起，有虫吃。”
我问：“那么，早起的虫不就倒霉啦？晶晶，你喜欢英格丽吗？”
晶晶不回答我，她说：“雷森斯坦夫人在林子树梢上挂了好多小鸟房，她每天一大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鸟食放进那些小鸟房里，鸟飞来了啄食，她就告诉我它们是什么鸟。英格丽总在下午带我到林子里看鸟，她说，气候在变化，地球在变暖，很多鸟都往北飞了，去寻找更适应它们生活的地方，有好几百种呢！我们再不看，以后就看不到它们了。”
太阳正改变着位置，快落到山顶了，白桦树、枫树、柳树、松树沐浴着霞光，山崖下的河水，在微风的轻拂下，泛起亮晶晶的鳞片般的涟漪，晶晶说：“这是威斯康辛河，它是从威斯康辛湖流出来的，英格丽带我去乘过游船，看河岸两边的岩层，那是被亿万年前冰川融化后的海水挤压冲击沙灰而形成的，因为一直受到矿物质的浸泡，岩石变成一层层的不同颜色，好看极了！”
看来，晶晶的心走出了我家的小屋，走出了学校的课本，走出了我们的掌心，开始在寻找大自然中自己的路。我们下坡走向大木屋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下身后，黄铜般的太阳渐渐沉到了树林背后，留下了一片朦朦胧胧的粉红金黄的残霞。
第二天天一放亮，晶晶就起来了，我听到她蹑手蹑脚从客房的阁楼上走下来，我跟着她出去，见她先去窝棚喂鸡喂鹅，然后到菜园去拔草，好像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来似的，想把所有的事情在走之前全部做完。菜园子不小，有西红柿、辣椒、南瓜、豆角、白菜等多种蔬菜。旁边一块地种着玉米和土豆，还有一个育秧用的塑料薄膜暖棚，雷森斯坦夫人还专门开出一块地，栽满了玫瑰和满天星。晶晶边拔草边说：“妈妈，这花不叫满天星，叫矢车菊。雷森斯坦夫人说，德国人最爱矢车菊了。这些花都是雷森斯坦夫人亲手栽培的，她说，每年春天下种，夏天浇灌，秋天收获，她看见了生命的不息，活着的意义。她还说自己就是它们，幸福每天围绕在她身旁。”
早餐仍然是正规冗长的，英格丽的祷告似乎在证实母亲心里是有上帝的，晶晶心里会有上帝的。餐桌上的早餐器皿和中晚餐一样繁多，尤其是一只鸡蛋的吃法，竟然也是老式的，把鸡蛋放在一只高脚的银座上，鸡蛋尖头朝下，然后用小小银勺的柄后端，轻轻敲打鸡蛋朝上的、稍大的那头，磕出一小块蛋壳，取掉，往鸡蛋里撒少许盐，再用银勺伸进鸡蛋里，舀出来送进嘴里，晶晶看上去已经运用自如了。早餐很丰盛，果汁、咖啡、芝士、果酱、面包、培根、烟熏火腿，这些显然都是雷森斯坦夫人亲自烘培制作的。早餐后，英格丽招呼我去储藏室和地窖帮忙，我看到了奇迹，地窖里面应有尽有，四扇门的大冰箱占据了储藏室一面墙，里面整齐地放着各种各样自制的奶酪、香肠、冻肉、冰冻的鸡块和鸭块、果酱，还有熬熟成冻的汤，切割好的燕麦面包。地窖里储备着面粉、玉米、土豆、大米等多种粮食。雷森斯坦夫人正把一部分食物拿出来，分别放在两只可以随身带的简易冰箱里，说给英格丽还有我们带回家去吃。英格丽对我说：“美国的蔬菜水果改变了基因，不但对身体不好，原味都没了。苹果、西瓜、玉米、大豆都变得又大又难看，西红柿吃在嘴里不像是西红柿，应该是酸甜的，全成了甜的。我相信自己种植的东西。”
“那么，没有改变基因的菜籽和秧苗到哪里去弄？”我忍不住问道。
“当然不能到附近超市和植物大卖场去买，那里是订购来的秧苗！自然生态的秧苗，可以在附近农户那里买到。这里社区的人都相互帮忙的，我和晶晶来这里，就是他们开车到大巴集散地来接我们的。平时我母亲购买东西，只要打电话给社区老年服务中心就可以了，他们会按照要求买齐送上门的。”
秦把装满食物的简易冰箱抬到车的后备箱，弄得满头是汗。我怎么都无法想象，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一个人在偏僻的深山老林里自食其力！简直就是现代鲁滨逊，她远离城市，寻求孤独，不管风雨阴晴，昼夜晨昏，她活得那么的自信，那么的独立，那么的珍惜，她把自己的家乡从东德搬到了这里！此刻，她正向我们道别：
“再见，再见！谢谢你们来，欢迎晶晶明年暑假再来。感谢你们成为英格丽的朋友。英格丽，她不讨人喜欢，工作努力却总也得不到升迁。上帝睁着眼呢，怎么看不见他忠实的女儿。呃，谢谢了，你们把她当作朋友。”
我连忙说：“不是那样的，我喜欢她，大家都喜欢英格丽。”
“我当然喜欢听你这么说，但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啊。”
雷森斯坦夫人露出了开怀的笑容，她伸出手臂拥抱了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真高兴，英格丽有你这样的朋友！”
说完，她便转身走进那栋像要寨一样的大木屋，大家对着她的背影挥手，叫着：“再见，再见！”
大屋上的烟囱，冒着一缕徐徐上升的轻烟，慢慢向着高处，一点点往上，直到消失在空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雷森斯坦夫人。十年后，她死在这个大木屋里，听英格丽说，她将去天国的那个月里，社区的社工每天两次到木屋去照顾她，她坚持每天自己梳妆，自己吃饭，自己去厕所，社工只是去为她送饭，帮她做个人清洁和屋子清扫。一天早晨，他们打开门，看到她穿戴干净整齐，坐在书房的手扶椅子上永远地睡着了。
车子飞快地向芝加哥方向驶去，时间却在原地徘徊，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雷森斯坦夫人的影子。英格丽坐在一旁说：“我的母亲一直信奉社会主义，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有责任感的人，不要成为社会的累赘。不仅自己要努力，还应该去帮助社会中贫困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德国政府寻找移民出去的德国人，只要找到，确定十六岁以前是德国公民，一律发放养老金。母亲每月按时收到从德国转发过来的养老金，数目虽然不多，除了留一部分自己的生活费，其他都捐给社区公益事业。她说她虽然老了，还能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要求我在夏天暑假期间，带外国留学生到她那里去，她免费提供吃住。尹和柊也来住过，母亲知道柊怀孕后没有了工作，为了让尹安心完成学业，每个月寄给他们三十美金生活费，一直到尹毕业找到工作。这个大房子是我哥哥设计建造的，厨房瓷砖和家具上的画是我妹妹的作品，母亲很喜欢这栋房子，她希望将来捐给社区。”
我突然觉得英格丽变成了雷森斯坦夫人：不管她们信什么主义，都是在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我曾经也有过信仰，但那信仰的大门有个戴着面具的把门人，当我走到了门口，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在原地。我的心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我的大脑却在指挥我去想，这样做值得不值得？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多少都有一点自己的真理，偶尔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真理隐藏在自己不完美的假象中，想接近它时，它却在摇晃的一瞬间陷入深深的、漫漫的沼泽地。
被邀在英格丽家喝茶，变成了每周三个晚上，在她家读圣经，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在西北大学神学院就读的韩国博士生。我对信仰已失去了激情而无法投入，却对基督教的起源发生了兴趣。那一年圣诞夜，英格丽邀请我去教堂听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这是一场《创世纪》音乐会，还有两个受英格丽邀请的美国妇女也在座，她们好奇地问英格丽：“你为什么没有带你的中国朋友入教？”
英格丽对她们说：“入教？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他们是带着时代的创伤来到这里的，心中信仰已经破灭的，怎么能在那里一下子建立起新的？上帝之道可不是世人都能了解的啊，如果没有信，没有要，何必追求表面？那不是对上帝的亵渎吗？”
音乐会长达四个小时，全篇歌颂上帝和基督的诞生。英格丽的那双手是多么的可怜啊！僵硬、通红、弯曲的手指，与海顿充满阳光的乐曲同步，在她的膝盖上机械地移来移去。它们曾经是尖细的，有力的，灵活地触及过琴键的，我这样想着，看了一眼坐在身旁腰杆笔直的英格丽，她不断地“弹奏”着，目光冷冷的，像博物馆中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尘世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在她的眼中只是池塘里泛起的小小泡沫。自从认识英格丽以来，经常接受她邀请，一起去听音乐会，那是三美元一张票的，西北大学交响乐团在音乐学院小型音乐厅里一周两次的排练。莫扎特、迈尔比尔、瓦格纳的歌剧，贝多芬、海顿、西贝柳斯的交响乐，英格丽熟悉这些乐曲的每一个音符，但每一次都是这样默默无声、全神贯注地倾听，随之轻轻地动着手指，这些乐曲一次次地给她带去了什么信息啊？她又听到了谁在呼唤？舞台上，穿着黑白礼服的合唱者在不同的音区中和谐地歌颂。乐队里，乐手们白色的衬衣，黑色的外套，一排排不同乐器的形状，光滑木制的琴身，一片片金属黄色的光亮，还有当中站着的、忘掉了这个世界的指挥，无数的琴弓，在他指挥棒的挥舞下，伴随着歌曲倾斜地向下拉去，然后直线向上，就像倾盆大雨中呼啸的黑森林！
英格丽两眼没有离开过舞台，她悄悄地将一本小册子移到我的膝盖上，我低头看见是特意翻开的一页，上面是台上合唱的英文唱词：
太阳升上天空
光辉照耀在苍穹
这个快乐的伴侣
步伐精确，自豪，轻松
银月走进寂静的夜空
步态轻盈，光亮温柔
无数的星星闪烁在天国无限的穹窿
……
哦，我的心和海顿一起欢乐起来，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长征组歌”……太阳的光芒射穿云层，喷出零星的闪光，这是一种特殊的光辉，明晃晃的，冷冰冰的……我熟悉的那些无神论者，一个个迎面向我飞来，他们也是善良的人，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踏着严肃斗争的道路，并不希望在未来的生活中得到报酬，并不依靠最高力量的支持，并没有获受慰藉，骄傲地确信自己的正义，这应该是出自共同的源泉？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完整性，正在寻找另一种精神的完整，努力地参照新的、刚有些眉目的、心目中正确的人物类型来重塑自己。我明明听到了阴暗的时刻，看见了一条走不通的路，但因为仍然向往完美，就在不合理不自由的生活中梦想合理、自由和个性的圆满，我感悟到了希望的力量。过去的岁月没有完全把我吞噬，一种模糊而神秘的期望，这种期望曾经把我们这一代千万颗青春的心吸引到革命中去。我不能否定，独特美丽的伟大世界观依然存在。
是的，英格丽有着生活的全部阅历，而她从来不会否定生活。她的意志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对自己，对周围人的帮助，诚意和努力，坚持不懈地，每时每刻地向大家传播着上帝的爱。她总是对我说：“不要放弃！”
有一天，英格丽对我说，她的台湾女友来了，问我有没有兴趣认识她。我好奇这件事来得突然，英格丽说：“婉是我在西北大学研究生院读书时的同学，现在是‘台大的德国文学教授，一直是单身。不久前，我才知道，她读书时，就开始暗恋我们的德籍教授，至今未变。我鼓励她，该是对教授说出来的时候了。我可以帮她找到这位教授的。”
“那你找到他啦？她真的来啦？他们见面了？”
“是啊！这还不容易，去西北大学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教授几年前已经从西北大学回到了德国，而且仍然只身一人。我写信给教授，告诉他，他曾经的女学生长期以来对他的爱慕之情，并表示愿意安排他俩在埃文斯顿见面，教授听了非常感动，愿意从德国科隆大学飞到埃文斯顿来见婉。”
教授到的那天，英格丽请我去她家参加聚餐，她要把女友亲自交给教授。我看见婉黝黑的脸激动得通红，瘦小的身体在教授的拥抱下微微颤抖，如同一个待嫁的少女，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个迟来的、梦想的、突然得到的爱。德国教授看上去年近八十，但面貌很不平凡，端正的五官，希腊风格的侧面，富有表情的大眼睛，嘴唇上薄薄的口髭，胡须和头发是棕色的，一切都是漂亮的。还有，他穿着一条小腿裤和一双尖头皮鞋，配着优雅的举止，含蓄的谈吐，看得出心里保留着没有说完的话。想来他当年一定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引来众多女生的仰慕。此刻，他像慈父一样，爱抚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学生，他决定把她带到德国去。多么浪漫！婉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脸上保留着姣美的痕迹，有一种亚洲妇女的清秀，带着几乎是贵族式的清高神情。她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并小心维护着它。她真能如愿吗？
婉在科隆生活了三个月。她回到台湾后，在给英格丽的信中说，教授很感激她对他的爱，但他不能接受她，他不想结婚。婉说：“这就够了，足够了，我心存感激，我已经得到爱了。”
其实，在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里，我从海顿的乐曲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它是一种超度纯洁的信念和仰望，是永远无法兑现的真理，它使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渺小，走近它的可能性是多么的渺茫。晶晶至今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那年暑假她从威斯康辛回来后，开始对自己有要求了，她在街区发布“广告”，推荐自己帮邻居照看孩子。
过了残秋以后，天气迅速变冷，日光越来越少，白天阴云不散，北方漫长的冬天就要来临。一旦到了雪天，天空和大地像一只巨大的白色箱子。一天晚上，我接到英格丽的电话，她说她带着马琳的两个孩子，在麦迪逊开往芝加哥机场的大巴上，眼看天又要降大雪，希望我去机场接他们回家。这次英格丽把外孙、外孙女带到埃文斯顿，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她临去前曾对我说：“马琳和她丈夫要离婚了，孩子怎么办？”
“发生了什么？奥娜娃还不满两岁呢！”
“马琳的丈夫詹姆斯争取到了去印度研究藏传佛教的基金，他计划带着全家在印度住一年，完成研究论文。可是马琳向他宣布，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她爱上了别人。她爱上了一个女人！决定带两个孩子和那个女人迁到新墨西哥州去定居，詹姆斯绝对不同意，他是不会同意自己的孩子和同性恋一起生活的。可马琳也不同意孩子随詹姆斯去印度呀。”
“那怎么办？你是怎么想的？”
英格丽斩钉截铁地说：“马琳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她不是和詹姆斯有孩子吗？她因为不成熟，和詹姆斯结婚时太年轻了，大学都没有读完！他俩是在我家后面的小教堂里认识的。那年，詹姆斯从英国牛津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回美国，在小教堂做见习牧师，他和马琳一见钟情，三个月后就结婚了。或者，马琳幼年被父亲打，心里有阴影，对男人有畏惧感？她必须去见心理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詹姆斯。我不相信她是同性恋。”
我开车到达机场一号航站楼前的汽车站时，看到英格丽带着马琳的两个孩子已站在那里等候了。两个这么一丁点的孩子，和外婆站在风口中，我的眼睛湿了。那个叫塞思的男孩，看样子只不过四岁出头，他瞪着蓝色的大眼，恐慌地看着我，奥娜娃紧紧地抱着英格丽的左腿。英格丽不断地用德语安慰着他们：“不用怕，上车吧。”
我载着他们开出机场的时候，大雪飘了下来，黑暗中冷空气夹着飞雪，扑到车窗上，落在路面上，雨刷不断地左右摆动。积雪使车轮打滑，只有开亮前车灯，跟着前面的车慢慢行使。我从反光镜里看到车后座的英格丽，她紧紧地抱着奥娜娃，脸上洋溢着每一个母亲都有的疲惫和快乐，就像窗外白皑皑、冷冰冰的雪花，落在赤裸裸的身子上的闪光。我的身体感到了十几年前，晶晶从自己的体内来到世间的那一刻，也是在寒冷的冬天，她响亮的第一声哭喊，告示着与我血脉相连的生命来到世间。我第一次将她拥入怀中时，这从未有过的骨肉之情的深度，纯粹得令人陶醉，我甚至忘记了自身——喜悦、解脱、获得、失去、空虚和满足一拥而上，我确信这种爱，会永远给晶晶带去幸福。
马琳和詹姆斯之间，打响了对塞思和奥娜娃抚养权的争夺之战。在判决书没有下来之前，英格丽辞去了代课老师的职位，挑起了照顾两个孩子的担子。感恩节那天晚上，英格丽请我一家到她那里一起过节。她做了烧鹅、土豆酸菜色拉、加里弗尼亚米卷、德国冻肉、南瓜派。晚餐前的祷告后，她要我选择，听瓦格纳还是巴赫。我想听巴赫，听他的卡农D大调弦乐，喝红酒最好了。英格丽有效果极佳的音箱，那提琴和声如同从窗外天际落了下来，穿墙而进，空气被乐声激活沸腾起来，轻松得犹如在天堂。大家品尝了英格丽做的烧鹅，雷森斯坦夫人做的芝士。美味加红酒，心像被火点燃了，越来越热烈。塞思和奥娜娃看上去很快乐，一时忘记了离开爸爸妈妈的不安和惧怕。饭后，英格丽坐到了钢琴前，打开了琴盖，用她那又红又粗的手指，僵硬地触摸着琴键，用德语边弹边唱：“让我们返回故乡吧……”
这是一首威尔第的小曲，我听过好多次了，但是这次听心里是酸酸的，这双饱受创伤的手，那委婉动听的女中音，热情中夹着无奈，无定形的回忆，冥想中的困惑。歌声好像从客厅里迸出，盘旋在空中寻求出路，声音悠扬远去，和我隔着一段距离，消失在不可知的国土和不可知的年代……我怀着一种困顿的、惊恐的心情享受着歌声，那是一颗忍受着怎样苦难的灵魂？看上去是枯萎的，像贴在岩石上的一种黄色的苔，满是灰尘在那里很多年了，我想着她会返回水中去，想着她变成绿莹莹的！
英格丽总是在合适的情况下说德语，她对她的外孙、外孙女说德语，她反复要求我，要让晶晶说中文，不要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她还说：“中国的草药是人类最好的药物之一，没有副作用，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研究和传播。这么好的草药不能让它失传，你们到了美国，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文化给丢弃啊！”
塞思和奥娜娃在歌声中进入梦乡。客厅壁炉的火苗在跳跃，我的眼前仿佛隔着一层暗淡的烟雾，看不清世间的舞台，而英格丽的不沮丧正带着我设法穿过这层烟雾。
等待法庭最后的判决是漫长的。首先，英格丽想否认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在她看来，只有抓住了这一点，马琳才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她以为法庭不会认可一个同性恋者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她和马琳一起去见心理医生，希望马琳可以在那里获得自身认识和治疗。但是几个疗程下来，医生要英格丽面对和认可这一事实，她的女儿是同性恋！马琳是结婚后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正当英格丽在极力说服自己的时候，法院通知诉讼人和被诉讼人，谁可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取决于家长是否有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根据法院调查结果，马琳目前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孩子的抚养权判给詹姆斯。这是英格丽没有预料到的，法院的判决，并不是她所顾虑的持歧视同性恋，法院恰恰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英格丽乱了方寸，她对律师要求，由她来负担两个孩子。律师告诉她，孩子的抚养权首先给予孩子的父母，只有在他们丧失了抚养能力后，才会考虑她。英格丽又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詹姆斯身上，她一次次地去电话，求詹姆斯不要和马琳离婚，给马琳时间，让她“回心转意”，直到最后，只要她拨通詹姆斯的电话，就听到那一头把电话给挂断了。
马琳在等到判决后，毅然和她的女友辛迪迁到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去定居了。她们在沙漠中刨出了她们的家，那是个没有任何电器设备的沙窟，窟中有沙床、沙凳、沙灶，她们靠汽油灯照明，把煤油作为煮食的燃料。她们是素食者，食物的来源依靠远处原始村落的印第安人。她们在没有人和树的沙海里冥想着人生，获得艺术创造的启示和灵感。不过，马琳有时不得不使用现代人的交流方法，她用相机拍下了她的生活，并把照片寄给了英格丽。
一年后，詹姆斯带着孩子，从威斯康辛到芝加哥，搭乘飞往印度的客机。我第一次见到了马琳，她是来为孩子们送行的。她剃着光头，一点没有修饰，简易的宽大麻袍，松松地罩着她瘦瘦的中等个头，像挂在衣架上，没上指甲油的脚趾毫无保留地从麻袍下摆里露了出来，脚趾插在粗麻编织的拖鞋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丽真实的女人！像墨西哥女画家佛丽达·卡洛，浑身散发着一种特质的本色美。后来在英格丽向我展示的马琳的画作中，更加证实了我对马琳的判断，她不仅人像佛丽达·卡洛，画作也像，超现实风格下的妇女形象，显得总是痛苦无比。马琳没有放弃过她的理想，作画、读书、到欧洲办她的画展，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为此，她借钱，贷款，欠下了她这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她有一张像英格丽一样的鹅蛋形脸盘，皮肤被沙漠的日光晒成了棕色，一双清澈的大眼比英格丽更蓝，紧抿的双唇，薄薄淡淡地告诉大家她的与世无争，但又不全是，因为她传递给我的是带着忧郁的抗争。她只对我微微一下点头，便转身抱住了塞思和奥娜娃。两个孩子显得无助而惊恐不安，大眼睛里塞满了问号，他们不知道父亲将把他们带去的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父亲身边站着的新妈妈，挺着大肚子，里面的小宝宝就要出世，她会像妈妈一样爱我们吗？妈妈为什么丢下我们自己走了？最伤心的是英格丽，她所信奉的宗教，她极力维护的德意志民族传统，她坚定不移守护的家，她的保守，她的独立，她所有想要延续下去的东西，都在眼前一点点地驱散了，她在挣扎，在为大家祷告。
塞思和奥娜娃走了，英格丽决定离开她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埃文斯顿。她算了一下自己的退休金，足够生活了。辞职，是为了重新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拦不住英格丽，却又不忍心看到英格丽用那双伸不直的手，一个人搬这装那。我低着头，跪在地板上，拿着扳手，用力拧开床架上的螺丝，好像拆开了自己和英格丽原先钉在一起的支架，眼泪不停地从眼眶里涌出，淌到了手臂上，我不好意思让英格丽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泪水就是不受控制。我站起身，转过来看到英格丽就站在我背后，她一语不发，已有许久了，好像在等待我停止哭泣。
除了钢琴给你，座椅、沙发也是给你的。
我只会不停地点头。我懂，她留下这些给我意味着什么。我没有上前拥抱英格丽。英格丽不喜欢这样！
在埃文斯顿，在图书馆，我已经不习惯没有像英格丽这样的朋友和同事了；不再看到一个把钟表装在心上，和时间分秒一起走圈生活的人，不会再有和她一起读圣经、听音乐会的时候了。尽管镇上到处是教堂，各类读经班遍布每个角落，音乐会永远也不会终止，但是没有英格丽，就缺少那份宁静、朴实、真挚和坚强。我经常独自在傍晚时分，沿着以往和英格丽一起散步的湖边走路，看着通红的落日，在白色的教堂尖顶后面一点点往下沉，它的霞光把渐暗的天际染成了活力澎湃的绚烂，我等待着教堂晚钟敲响，我会像英格丽一样，踏着钟声，走向不远处的莎士比亚花园。英格丽知道我想念她，每周都从母亲的大木屋打来电话，操着德语口音问我图书馆工作的情况，晶晶最近在阅读什么书。她告诉我，詹姆斯从印度给她信了，两个孩子很好。艾末莉，詹姆斯的新太太，他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詹姆斯请她放心，艾末莉会照顾好塞思和奥娜娃的。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英格丽的电话，她说她要结婚了，还说自己找了大半生，最后是在母亲的后院里找到了她的那一半。他的名字叫艾比，比她小三岁，出生于德国西南部林兹，十多岁和父母兄弟移民美国波斯顿，学业结束后做了机械工程师。后来迁到芝加哥西面，与别人合伙开了一间做煤气灶部件的公司。艾比和一年多前去世的太太共同养育了三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立业。艾比是在威斯康辛，他大哥暑期别墅所在的区域教堂里认识英格丽的，现在他正把全部家产为自己和儿子们分配好，由律师建立档案，等文件确认生效后，就和英格丽结婚。我听完电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英格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艾比又是什么样的男人？他怎么会和英格丽一见钟情的？惊喜的是，正当我期待着她和艾比结婚的日子早些到来时，英格丽把艾比带到了埃文斯顿来见我。一个壮实的德国中老年男人，硬朗舒展的体格，一看就知道是锻炼出来的。他看上去比英格丽年轻得多，却有着和英格丽相同的脸盘，一样的蓝眼睛，操着比英格丽还要浓的德语口音英文，开着德国车，话语是简洁的，口气是严肃兼命令式的，不带一丝夸张的真诚。他对我说：“我要在结婚前，把英格丽所有的好朋友都认了，然后送给她一千张邮票，让她和她的朋友永远保持往来。”
艾比告诉我和秦，他的业余爱好是骑自行车，参加了一个俱乐部，定期锻炼和越野长途骑车已经几十年了，他介绍自己酷爱收藏汽车车牌，欢迎大家去他家观赏。他还说，他想退休后把公司的业务都放到中国去做，那里劳动力便宜，速度快，只要公司把好质量关就可以了，他已去过中国好几次了。最后他红着脸认真地说：“感谢上帝给了我英格丽，感谢上帝给我送来了一个教我读书的人，我爱英格丽。”
艾比，英格丽的未婚夫，他的三言两语让我看清楚了他的从里到外。我由衷地感谢上帝，眷顾着英格丽，把一个好男人，一个德国同乡送到了她的手里！
婚礼是简单朴素的，像新郎和新娘那样平易近人，教区来了很多人祝贺，有不少人和英格丽、艾比一样说德语。英格丽金色的童花头上，戴着用粉红矢车菊编成的花环，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幸福，她穿着自己缝制的白色婚纱，那是细麻质地的套头筒裙，没有腰身，袖口、裙边和领口点缀着一些不起眼的彩色小花纹，她手里捧着一束小小的黄色矢车菊，南瓜和西葫芦的黄色，英格丽在晶亮黄色的衬托下，像少女一样温柔羞涩。
我在婚礼结束后去了英格丽的新家。先去地下室，亲眼目睹了艾比收集的几千张汽车牌照，它们来自于世界各地，被一尘不染地，一张张按地点、时间、字母排列在特制的铁盒子里。艾比对我们的欣赏很得意，露出了难以克制的笑容，我看着他和他身后的车牌架，对英格丽的担忧悄悄地在心中升起。我离开地下室，看见在厨房的冰箱门上，显眼地贴着一张纸，漂亮熟悉的英文手写字体，一下子跳入我的眼睛，我一字一句地读下去，一共有十条，每条都是告诫，如何对待家人和丈夫。英格丽从背后拉起我的手，说：“这是我写给自己的。贴在冰箱上，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期待你所爱的人会为你而改变，要和他永远在一起，首先要改变的是你自己。”
十多年过去了，从邮票到网络，英格丽和我之间的通讯往来从未间断过。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艾比真的办好了一切退休手续，卖掉了芝加哥西面的房子，在温暖的亚利桑那州图桑山区买了一块地，自己设计，买料，造了一所房子，他要带着英格丽迁过去了。在他们搬出芝加哥地区之前，我和秦请他们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他们饯行。看完演出，英格丽建议一起去酒吧喝酒，酒吧暗红的灯光照在英格丽喝了红酒后的脸庞上，看得出她在幸福中仍挂念着塞思和奥娜娃。艾比说：“图桑距离新墨西哥州近了，两个孩子去见母亲，途中可以到图桑来小住，但我是不会和你带着孩子去马琳那里的，马琳也不能带着孩子到图桑来。”
英格丽垂下眼睛，轻轻地说：“当然，亲爱的，我知道。”
英格丽对我说她爱艾比，她还说：“结为婚姻的男女双方，彼此之间不可能完全匹配。既然我爱他，就要尽力去理解他。”
看来英格丽知道艾比和自己一样，对同性恋是不认可的。这点他们是匹配的。但是马琳不是艾比生的，英格丽认为没有理由要他像自己一样关爱马琳，她理解他。
两年后，艾比在德国黑森林买了一所房子，他们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那里。我想着那里，定是漫山遍野盛开着矢车菊，黑森林的小屋里，花瓶中插着靛蓝色的矢车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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