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我们都没想到，离开家乡三十年后，居然回来又盖了房子。房前是空旷的田野，房后是河，房的西边也是河。最让人羡慕的是围墙圈着一个很大的园子。园中有菜畦，有各种各样的果树和郁郁葱葱的花木。

　　“他们家怎么会有那么漂亮的园子？”墙外路过的小孩问他们的父母。

　　“如果不是你大伯的坚守，我们哪有那么大的园子？”父亲说。

　　“当年我们造房子时他可是一分地基都不肯让。”母亲说。

　　于是，大伯，那个执拗、倔强又可爱的老人隔着岁月的尘烟，向我们走来。

　　那时我很小。大伯没有娶过妻子。他有三间屋。他住最外边的一间，中间屋子比较大，他租借给村里，人们常在这屋里等小河上往来的汽油船。东边的那间跟我们的房子连在一起。

　　大伯起早摸黑地干活。他收晚工回来就端出一罐粥，那是他中饭后煨在灰堆里的。不管寒暑，每个傍晚他雷打不动，坐在窗前，一边喝粥，一边细细地盯着窗外的那块地看。农村里管那叫道地。那可是个绝好的晒场，常有人借地方来晒东西。一年当中，除了吃饭、睡觉，去外面看戏，大伯所有的时间都在道地里。他把烂叶、鸡屎扫掉，把长起来的草拔掉，把人们遗忘的东西收拾起，等他们来取。雪天，他一大早就扫出一条路。夏天的晚上，他燃起麦秸垛驱蚊子，然后，手持一把蒲扇坐下。许多男人和女人来乘凉，也来听他讲《三国演义》、《水浒传》或戏。他好歹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这时候他慢条斯理、娓娓而道，整个道地就成了他的讲场。

　　大伯对人很和善，对我们小孩就更好了。对我哥哥的一个小名叫蒲子的同学尤其好。只要他来，大伯就把藏着的绍兴香糕拿给他吃，为这事我还实实的气不过。大伯老想有个儿子，他曾在族里物色男孩，然后又在村里物色，希望有孩子能过继给他。孩子们都喜欢他，但最后，没有一个能给他当“义子”。“谁给我当儿子，我就把这块地给他。”他说。可唯独对蒲子，他不提那话。在他心目中，那可是块宝地。谁家能有那样的一块地，后面是河，旁边是河，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甚至能望见遥远地方的山影。单身的他，因为这地觉得自己很富有。

　　我们家要造新房子了，母亲向他讨一分地基，他不肯。造的时候母亲有意向外“扩张”了一点点，平时忠厚善良的大伯竟暴跳如雷，铁青着脸，拿着铁耙要把才砌起来的墙掀翻。结果是我父亲从杭州赶来做他的工作，仍做不通。村里人说他真是个“外国人”（村人对怪脾气的人总那么称呼）。可是，我们造了房子却从来没住过。后来，我和哥哥都在城里工作，母亲想把老房子卖掉，大伯又来干涉，说要么不卖，要卖只许卖给族里人。“我造屋的时候你一分地基都不肯让，现在倒来指使我。”母亲一听就来了气。但是，心里还是惧他三分，因为在大伯的心里，卖房等于卖地，就是卖祖宗留下的东西，卖掉一切生活、精神维系的东西，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的气势、他的姿态镇住了我们，于是，卖房的事情几次作罢。

　　后来，他渐渐老了，弱了。他的房子越来越破，风一刮就要倒的样子，而我家的房子却空着。他死也不肯离开他的房子，住进我们的房子。姑妈和我也曾经把他的东西硬行搬来，最后他又搬了回去。只是酷暑时睡午觉才到我家的水泥地板上躺一会儿，图个凉快。因为房子位置好，也曾经有人用高出三倍的价钱跟他换地，他始终不肯。每天傍晚，他混浊的眼睛还是牢牢地盯着那窗前的那块地。

　　村里人私下议论起他了。蒲子长大时，面目越来越像他。人们说年轻时那家的男人曾长年在外，大伯给他们家帮工时“犯”下了事。这家的女人曾是全村最美最和气的女人。这家因为只有蒲子这个儿子，宝贝得不得了，对大伯也始终客气。有些不光彩的事情恐怕只能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长大后的我，曾经对着那女人的背影想，高大英俊、一表人才的大伯是不是因为她一辈子不娶亲呢？

　　大伯为了保住他的地，死也不肯吃五保。为此，从不求人也从不接受别人赠予的他晚年无奈地默许了我们的“孝敬”。我、哥哥以及表姐们去看他，给他留下钱物，他每回摸索着从储藏东西的缸里取出些黄豆、花生，以示回礼。他努力使自己活得有尊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仍然在他心头作祟。大伯临终时无奈地看看那块地，眼睛最后朝向村的西头。我知道，那是蒲子家的方向。他终于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退休后，居然想回到家乡。幸好，我们的老房子没卖掉，而大伯的那块地很自然地属于我们了。于是，哥哥在老家又造了新房。

　　这房子是我们的乐园。假日，我们回到老家。风吹起岸边的芦苇，小河漾起涟漪，我们马上神清气爽，心，走向澄明……我的女儿，她在园子里跑着、笑着、叫着，看白色的蝶追翠绿的蜻蜓，捉蜗牛、采栀子，对着花坛胡乱画一通。有时候，她跟她的表哥玩打仗、捉迷藏。从地下捡起一根脏脏的木条或竹竿，紧紧抓着，生怕别人抢了她的“宝贝”。 看着他们玩耍，我似乎看到了童年时的哥哥和我。不是大伯的坚守，这块地，恐怕早就卖给别人造了房子，或盖了工厂呢。环视我们周围，土地其实是越来越少了。

　　蒲子现在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了。他有许多厂房，他曾经向别人买地建厂房，却始终不向大伯开口。 “你们这块地，有钱也没处买。这是祖宗的基业呀。”他对我和哥哥说，说到这里，我们都会意地笑笑。

　　码头

　　这个城市的码头已经名存实亡。这是一个提速的时代，办事的人嫌火车都慢，何况轮船呢。这对老夫妻常在码头边散步。夕阳西下，清凉的江风拂面而来，往事是一樽苦涩却回味无穷的酒，在他们心灵深处泛滥。

　　四十多年前，男的在码头上做装卸工人。一天，收了工，筋疲力尽，准备回家。远处走来一位姑娘：淡绿色的衬衫、纯净如水的眼睛，两条美丽的麻花辫搭在肩上，就像一棵初春的嫩柳，又像一阵清新的四月间的风。她是他初中时的同学。她那么美丽，他羞愧起自己褴褛的衣衫和满头的灰尘，但还是拾起所有的尊严，挺直了身子。姑娘欣喜地呼唤着他，她没有忘记初中时那个英俊、聪颖过人的少年。这声呼唤，触动他心底里最柔软的东西，几使他感激涕零。

　　他是资本家的儿子。虽然，父亲也曾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文革”时，还是在劫难逃。

　　他们开始了交往。她入迷地听他谈哲学、文学。她痴痴地看他在纸上挥洒出一片铁画银钩。他的前程完全是未知数。她执拗地跟他来往，全然不顾家里的反对。

　　1977年恢复了高考。他考上了名牌大学，她却落榜了。他要去上海读书了，在码头边，他们依依惜别。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就像那被风灌得鼓鼓的帆。她惴惴不安。现在，她是丑小鸭了。她仍在工厂做工，那个年代工人的地位也不低，但她心虚虚的。他说：“毕业了，我回来。”

　　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他，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青睐。多少系里系外的女孩暗恋着他。校长的千金和他同班，对他暗生情愫。校长是他们的现当代文学老师。校长洞悉女儿的心事，他本人也喜爱这位学生，想把他留下来。有时候，校长让他到家里帮忙整理资料并留他吃饭。许多同学都看出了一些苗头，只有他自己，心无旁骛，沉浸在一种纯净的学术氛围里。他也想留校，甚至开始留意她可调动的单位。

　　他们初中时的一位同学，也在这所大学读书。一次回家，他委婉地暗示她：校长的千金看上了他，可能他会被留校。她所担忧的事终于来了。反复地思虑，她无法割舍这个心爱的男人。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方法，写信给学校的校长和书记，说自己是他的未婚妻（其实那时他们并没有婚约），并请组织上照顾，毕业后让他回原地。

　　校长父女突然对他冷淡起来，留校的事情再也没提起。他隐隐感到有点反常，但没有去探究。他回来了。在轮船码头，她在等他。终点就是起点，他也并不怎么失意。他在当地的一所普通高校任教。他娶了她。

　　他们跟所有平凡的夫妻一样，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精打细算。虽然，精神上并不是没有距离。婚姻，有美满的、可过的、可忍的、不可过的这么几种，他们应该属于“可过的”那一种。他永远记住在码头，她那声亲切的呼唤。她的心头，总是有那么封信。所以，他们彼此包容着。现在，他们有了孙辈了。黄昏时，他们经常去码头边散步。

　　终于有一天，她说：“我这辈子有件事瞒着你。我曾以未婚妻的身份写信给你们的校长、书记，要求学校照顾我和你的关系，分配你回来。现在，我们老了，不说出来我闷得慌。你不怪我吧？”他怔了怔，突然明白那时校长父女对他的冷漠，也明白了他不被留校的原因。他说：“都过去了，还能怪什么？”

　　他回到家里，沉默着，接连不断地抽烟。其实，这世界上有许多路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堵住的。堵住它们的，有时是你的仇人，有时是你最亲近或最爱你的人。如果当年没有那封信，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她见他似乎有什么心事，说：“你少抽烟，当心身体。你在想什么？”他说：“我没想什么，只是想想。”接着，他仍然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