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县城开始的。一条河穿过县城,把它分成南北两片,我的老家在城南郊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空气清洁,县城还很清净,从我老家的村子到城里,隔着一片几百米的田野。这场景,很像艾丽斯?门罗那些以小镇为背景的阴郁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一个城乡接合部出生并长大的孩子,要比别的地方的孩子更早体验到,这个世界从他一落地开始就是人为地分成两部分的,人跟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生存环境影响了我和我的同龄人,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底色:游走,疏离,爱梦幻。
从十六岁开始,我就试图要逃离我出生的那个村子。从村庄到县城不过五百米路,但要走完它却得耗上好多年,还要经过考学、分配等一个个环节。1987年夏天,我终于有了县城户口。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辆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跑遍了县城的每一条街巷。工作第一年,我上班的地点在城东的酱园街,那里有一大片明清式样的老房子,小巷逼仄,两边都是店铺。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骑着车子,按动着轻快的车铃,风鼓动我的衣衫,那感觉就像骑在一匹奔跑的白马上。
那时候我开始了写诗。我狂热地迷上了那种分行的句子。我觉得,那种如波浪般层层叠叠的句子,呼应着的就是我内心里的节奏。我对着大雨朗诵埃利蒂斯的《疯狂的石榴树》。我像欧洲未来派诗人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自动写作”,任由梦呓般的句子把我带走。我把诗歌习作抄在一页页白纸上,贴满了宿舍的整面墙。当然,在县城里我也开始有了一些同道。
1988年端午节后,我接到通知,去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那是文化宫二楼的一间小屋,楼下的溜冰场里满是沙啦沙啦的嘈杂声,我和一些同样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在高分贝的噪音中相互介绍和认识。初见面时,我们的神情是惊讶的,欣喜的,又有着小小的不安和羞怯。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县城里,竟然还有和我一样爱梦幻的人,耽于句子魔法的人。
我不再到处游走,我的夜晚全都交给了图书馆,交给了我新结识的朋友们。我和他们在铁路边、仓库里、宿舍里彻夜谈论诗歌。我觉得诗歌就是那种血液里不安分的东西,就是那种把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的东西。
我们常常争论,毫不留情地抨击对方的诗作,这使我们刚刚开始的友谊时常面临危机,更使我们脆弱的自尊心一次次饱受打击。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需要着,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影子一般需要着,即使今天饱受嘲笑和奚落,明天还是要在一起。
我们成立了一个诗社。我们没有去加入诗坛的主义和流派,就自己闹着玩。我们还办起了油印诗歌刊物。印刷和装订是在高阶沿路一个朋友家里,记得有一夜,装订好诗集已经很晚了,我们在月色下沿着墙根走,那心情就像刚刚印刷了革命传单一样激动。
我曾经和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诗友坐在他单位宿舍的门口,谈了大半天诗歌。当我们沉默下来,我注意到,经过的医生和病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还有一个在乡镇企业跑供销的诗友,总是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浑身汗臭地突然杀奔过来。他是在外省跑供销回来的途中,经过县城,找上门来借宿的。还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兄长,他那时候是粮食局油脂仓库的一名保管员,八十年代末已经在《诗歌报》发表组诗了,他看我可以造就,时常过来点拨。我记得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铁路边坐了半夜。一列列绿皮客车和货运列车打着雪亮的前灯从我们旁边经过,掠起巨大的气流。那位兄长就着昏暗的路灯,读了我带去的一卷皱巴巴的诗稿,肯定地指出,我身上有着写诗的天赋。他的话如火车前灯一样犁开了眼前的黑暗,让我震惊而激动,我连说话都打起了结巴。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内心里有一个梦,很大的梦,只有虚无的文字世界可以承载。于是我们拼了命似的写。写完了,如同一场长长的倾诉结束后的疲惫,一段时间的平台期后,又周而复始。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秘密地写小说。我不敢说我在写小说。我觉得这是一桩比写诗更私密的行为,如果多一个人知道,就会让我多一份羞耻感。那时候我经常听人说起一个叫晓傅的写小说的,二十来岁,住在工人路附近,去鲁院读书时和余华同过班。我远远地见过他一面,只记得他脑袋硕大,眼神忧郁,烟抽得特别凶。后来他患尿毒症死了。我记得余华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一直都没找到,就好像这个人、这篇文字,全都失踪了一般。
十几年前我离开县城时,一个诗歌年代已经回潮,我的那些朋友们也大多不写诗了。或许他们还在秘密地写作,但在继起的一个网络时代里,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到BBS、博客,我已很少看到他们的名字。在写作的道路上我再也找不到他们,渐渐地,日常生活中也不再有他们的音讯。
写作的路,和生活的路一样,遭遇了,相伴走过一程,然后就不再相见。这样也好。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这些写作路上的失踪者,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仓库保管员、精神病院医生、代课教师,但他们都有过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今天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这世界的某一处,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着。不管时世如何艰难,生活如何疲惫,他们的梦想,会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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