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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的儿子

时间:2023/11/9 作者: 小说界 热度: 14937
赵彦

  结婚那么多年,她有的是时间去琢磨丈夫的爱好,但对于惜时这一点,她永远都无法理解。也许不是惜时,而是一种对于精确度的爱好。在他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时间也一样,每一分钟都有名字,并被应用于不同的事物之上。时间,不管是多么小的单位,在他看来都是一只卵,必须被授精才会成为一只有繁殖能力的卵。你没法让他明白发呆是多么养人,让一团没有被命名的时间包裹着是多么温暖、悠闲、熨帖,自然,你也没法叫他享受等待发呆之类的乐趣。

  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旧话题了。随着婚姻一年一年的进展,这些都不再是让他们俩感兴趣的争论了。因为分歧显而易见。当他在精确地计算他的时间的时候,她在发呆、聊天、看各种各样被他称为心灵鸡汤的文章,以及准备夜间的失眠时光。在她失眠的时候,精确的丈夫在他自己的梦中像另一支勤劳的秒针,围绕着想象中的钟面精确地继续循环,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当然,找个时间坐下来谈谈这个话题,也永远不会在他的计划之内。

  丈夫今天的计划里她与孩子都是缺失的。在飞机上她就看到他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翻来覆去地找东西。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随身带着各种被详细分类的记事本,包括记录通讯地址和电话的本子,尽管手机里已经存上了这些信息。所以飞机一落地,丈夫就成功地联系上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他生意上的伙伴,有过两三次业务来往,住得离她姐姐家不远;另一位是他多年没见面的同学。后者忽然在同学QQ群里浮出水面,他于是认为这次见面非常重要,他通过另一个同学弄到了这位失踪多年的同学的号码,然后预约了下午见面的时间。至于生意伙伴,他只想利用饭后这个空当与他喝个咖啡。

  姐姐将他们从机场接到自己家后就消失不见了,却把女儿留给了他们夫妇俩。就像历次见面一样,把方便和娱乐带走,把麻烦留给他们。姐姐与姐夫在任何事上的我行我素已经在这个大家庭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就如他们的高智商和高学历在这个家里具有合法地位一样,大家都有点虚荣却又不太情愿地接受了。没有人会去指责他们。而她与丈夫却得没完没了地对付这些:照料与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患有糖尿病的母亲,应对父亲老顽童一样的坏脾气,安排春节没完没了的各种家庭聚会,甚至暑期要在本来人口密度就已过高的面积不大的家中添上姐姐的女儿,好让这对博士夫妇拥有一段有效率的工作时间。

  现在两个小孩吵起来了,她还以为是谁欺侮了谁,等她叫其中一个名字时——她忘记喊的是儿子还是姐姐女儿,书房里已经安静下来了,她怀疑是自己的幻觉。因为两个小孩根本就没在一起,丈夫带儿子去大阳台看对面刚刚封顶的高楼上的一架起重机,而姐姐的女儿在冰箱里找吃的,她把冰箱门打开又关上。不过这也是幻觉,因为丈夫此刻正在小卧室里补觉。

  她觉得一切都不对劲。大前天,他们在度假地的海岛上吵了一架,那一架吵得还很凶。之后她一整天都没睡觉。昨天在飞机上她却非常兴奋,当其他乘客大都在打盹时,她在飞机的摇摇晃晃中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尽管下飞机后一部也记不得情节。现在她脑子发胀,眼前全是移来移去的影子,耳朵里则还响着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她还觉得地板在动,一切都不稳定,但她一点也不想睡。午后一点本来是她午睡的固定时间。她从姐姐家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出版于1901年的老书,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现在她弄明白了,儿子和姐姐的女儿在隔壁的书房里用丈夫的笔记本电脑看动画片。一定是经过丈夫同意的,因为丈夫的电脑加过密。也许他不想看到他们俩在这个屋子里跑来跑去,这两个小家伙有半年没见面了,现在正在用各种即兴想出来的活动来消磨彼此的新鲜感。而她,对丈夫说她要在沙发上休息。

  “沙发上睡得不舒服。”丈夫很认真地说,“把杯子挪到茶几上去吧。别把你姐家沙发弄湿了。”

  “嗯。床太正式了……我睡不着……”

  “什么?”

  “我根本没有睡意。”

  “随你吧。反正我两点得起来。”

  她把杯子里的水喝干后又去饮水机里倒了一杯。但杯子还摆在老地方。中午吃的是楼下餐馆送上来的套餐盒饭,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在姐姐家做饭,实际上他们到这儿都已经十点多了。姐夫去外地出差了,只留姐姐与外甥女两人在家。晚上他们还要赶高铁,姐姐家只是一个临时中转站,一个提供暂时休憩的地方,因为他们急需补觉,而高铁坐两个小时就能到他们自己家了。

  她觉得一定是在飞机上没有要饮料的缘故,一路上她忙着照料儿子,还得克服自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亢奋劲。但她又觉得不是这个原因。两杯水落肚减轻了她胃部的不舒服。她听到丈夫合上门的声音。

  他们那天运气很好,车子一到码头就碰上了一个中国人。几句攀谈就弄清了对方的身份:主动与他们搭话的那个年近五十的女人是个美籍华人(她还以为是个台湾人),十多年前就出国了,如今定居在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交流略微有些不顺畅的是,美籍华人不太能听懂他们说的一些新词,如“山寨”、“狗血”之类的。她的口音也很重,当然对付旅行绰绰有余。正是这个美籍华人帮他们一家三口打听到了去海岛最早的轮渡,还自告奋勇地说要陪他们同行,按她自己原先的计划她要留点时间在岸上换点钱再喝杯咖啡,现在她打算到了岛上再说。

  美籍华人是体育系毕业的铅球手,在国内几次锦标赛中有过很好的名次,但后来就改行了。出国时她年纪也不小了,三十五岁那年结了一次婚,与一位离异的大她好多的美国人。除了口音,美籍华人几乎完全美国化了,包括她那副不修边幅的行头:一只带子磨出毛边的防雨布双肩包(仅仅一只包);一件鼠灰色的松松垮垮的T恤;一条宝蓝色的牛仔短裤,短到几乎能看到内裤了;一双塑料夹趾拖鞋。那副打扮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三世界的已婚妇女,而不是一个有着体面丈夫和一幢大别墅的拿绿卡多年的美国中产阶级移民。有些人将旅行当成展示服饰和美色的机会,有些人把它当成单纯的运动。铅球手就属于后者。

  她与丈夫很顺利地租到了一幢海边别墅,一栋带一个高吊脚的小木屋,大小约等于一个普通标间,一晚上三十美金。这个时节是旅游淡季,加上台风即将来袭,来海岛度假的人并不多。美籍华人的房子离他们有一段路,这里她来过N次了,每次都是夏季,每次都是租当地渔民的房子,而不是他们这种经过度假村过度装修的小别墅。不过所谓的过度装修也只是给房子刷了一层外漆,统一了床架的款式和梳妆台的摆放位置,以及卫生间带度假村名字的铁皮拉水箱。在其他方面,度假村的房子和美籍华人的屋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又简陋又潮湿,木板墙又薄又松,屋顶都是水泥砌的假瓦片。他们听美籍华人说自己与原住民的交情时,感觉到了她语气里的那股子优越感,对了,美籍华人说的是“土著”,不是“原住民”。不过她这种优越感还能让人接受,不讨厌。美籍华人住下后给他们打了电话,与其说在告诉他们她自己住的那座小房子的方位,不如说在试探他们给的电话号码是否能打通。

  第一天丈夫就与儿子去参加浮潜了。她没去,因为她要把箱子理一理。丈夫对她混淆休息与劳作的做法不屑一顾,而她不想告诉他她只是有些累。他们带的那两个大箱子除了衣物和食物还是衣物和食物,丈夫的手提电脑像夹心饼干一样被塞在中间,里外包着两层衣物,而那些被随意摆放的饼干则已碎得不成样子了。她试了一下电脑,电脑没被摔坏,她还发现这里能上网。她把箱子里几件起皱的衣服拿出来挂在衣架上,把零食归拢到一只双肩包里,然后又打开电脑想看一些邮件。

  回了几封邮件后,她去屋外的吊床上躺了一会儿,因为有点困。吊床是上一位房客留下来的,编结绳看上去还很新,系在两棵彼此接近的棕榈树上。是那种红绿相间的尼龙绳,织成梭子状,很结实,但是有股味道,一种聚乙烯味加上鱼腥味还有汗臭味什么的。她想回忆一下邮件的地址是否发对了,但她睡着了,睡得还很沉。等醒来后她发现什么都错过了:下午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云彩不再像正午时那样多姿,海水也退去了一半,不再有那种耀眼的蓝色,沙滩上全是退潮后留下的灰绿色的泥泞。儿子和丈夫回来后告诉她,他们在水下看到了一只大海龟。儿子很喜欢那些在他脚边游来游去的颜色艳丽的海葵,不过他描述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其实是小丑鱼。丈夫用一种不是那么耐心的语气纠正了他。而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知识错误是因为儿子一个小时前才从父亲那儿学到海葵这个词,还冒着热气,小家伙迫不及待地要试用它。错过的还有美籍华人的电话。她没回电话,她不想一开始就太热络。等她从吊床上下来后,她发现还忘记擦防晒霜了,小腿肚此时红了一大片,岛上的太阳一定很毒,没有云彩的过滤,纯度很大的紫外线直接就进入了皮肤,并且迅速合成了一种新颜色。从裙边裸露的部位到凉鞋带子的脚腕处全是这种红色,就像衣服料子,甚至发出点荧光。

  儿子装了一大兜珊瑚回来,用丈夫脱下来的湿汗衫包裹着。有一大半是一些珊瑚断肢,两端被海水磨得又圆又光滑,就像婴儿的手指头。几片很常见的贝壳,还有几块被海浪和沙子磨成了其他造型的玩意儿,不知道是玻璃片还是石头,有点透明,带点黄皮,儿子说也是珊瑚,他把它们放进她的掌心,让她观察它们多孔的表面。“这是它们的气孔还是毛孔?我觉得更像是气孔。”

  父子俩在骗她。他们根本没有去浮潜。不过是在这外出的三个小时里在海滩附近走了一圈。这个海岛能浮潜的只有两个地方,分别位于南部和东端,其他大部分水域都是初学者不敢涉足的危险的深水区。要浮潜必须租用当地人的渔船,还得雇个可靠的向导,要不就得参加旅行社的带浮潜的环岛游项目。丈夫不想抛下她一个人,所以他定了明天中午的环岛游线路,交了三个人的钱,在这个下午余下的时间里,他则带着儿子在码头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他们发现这个岛上有不少居民,很多是在这儿一住就是个把月的游客,以欧美人为主,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她觉得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也没让她高兴起来。每次丈夫想绕着弯子取悦她时总会适得其反,因为他太严肃,他又是个挺现实的人,他从他做会计的父亲那儿继承来这种务实精神,现在又不幸要遗传给儿子。她把儿子扒光后推进浴室,因为儿子身上黏乎乎的,头发又咸又湿,还带着股浓重的鱼腥味。她希望丈夫能带他进去冲个澡,但丈夫说他已经在海滩边的水龙头下冲过一遍了。在码头那边,在那些定居了很多游客的居住区——他们把那儿叫做社区,到处都有给人冲凉用的水龙头,无须装水表,因为这个海岛的淡水资源很丰富,离大陆也不远。但浴室的喷头坏了。打电话给服务台,服务台说不是淋浴器的问题,而是出水管道故障,所有的小木屋最近两天都不能冲淋。马桶边的红色塑料桶和红色塑料勺子是用来应急的淋浴用品。在淡季,度假村的老板甚至懒得修理这些卫生设施,维修工也在磨洋工拖时间。丈夫放弃了反抗,勉强同意让自己干净的身子再经受一次淡水的折磨。让她高兴的是,父子俩在卫生间的墙角搜罗到了几只蚂蚁,这意味着在卫生间冲澡会成为他们新的娱乐方式。她很欣慰自己意外地又获得了一段继续独处的时间。

  她听到了一种乒乒乓乓的声音,有人从一幢木屋的阳台上探出身子在晾衣服,因为不小心碰响了放在阳台角落里的一只浇花的锡壶。一个眉毛被浓密的刘海盖住的女孩,把几条彩色的内裤像咸鱼干一样搭在晒台的木制栏杆上。女孩穿着一件红色的宽带子的比基尼泳装,两只手臂晒成了栗色,看上去像是一对假肢从女孩的身体上被分离了出来。她还以为这些房子都空着呢,原来都住满了人。她关上窗户,因为她发现自己还穿着一件吊带衫,被晒红的半截脖子上起了些小红点,风一吹又痒又痛。她撒了点痱子粉,一种又麻又清凉的感觉让她舒服了些。她又打开电脑,提示只有百分之十的电量了。他们没带电源转换器。这里的网络也不好,信号时有时无。

  “天啊,真是太搞笑了。”美籍华人笑得居然直不起腰来,现在他们已经习惯叫她铅球手了,美籍华人也默认了这个称号,因为一只猫刚才闪电一样用两只前爪从她手里抢走了半块煎饼。铅球手还以为它有耐心再观望一会儿再下手呢。铅球手从太阳落山前就坐在这里了,她点了两份印度煎饼,一杯冰咖啡,然后选了一个既能看见海又能看见山的位置。铅球手不是第一个喜欢上这些流浪猫的食客,来这里就餐的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照顾这些残疾猫。这些年海岛上的残疾猫已经泛滥成灾了,从一对偶然被一名外籍海员带到这里的猫夫妇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因为乱伦制造出了无数只不健康的后代,短尾巴的,三只脚的,独眼的,裂唇的,几乎每个成员都在为猫的新造型贡献力量。曾有热心的环保人士专门上岛给它们做过几次绝育手术,但这些流浪猫居无定所,很快,逃过绝育一劫的几只猫以更大的规模复制了这个残疾家族。这家餐馆是这些流浪猫的大本营,因为这里食物全天候供应,客流量又大,老板和服务生也不撵它们,还将它们当成一种景观招徕游客。但就因为这些猫,这里的食物难吃得要命,不是生的就是酸的,咖啡又甜又淡,芥末一点也不辣。不过丈夫觉得这是她不习惯当地的口味而已。

  儿子对猫毛过敏,吃完饭丈夫就将他带走了。丈夫也讨厌猫,因为它们老蹭他的裤腿。她不反感,但她觉得盯着那些残疾者看让她咽不下东西。丈夫和儿子现在成了同一个阵营里的人,而与她对峙的理由是性别。现在连儿子也学会了用这种口吻来与她说话:你们女人……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父子俩走后她再要了一杯冰咖啡,还点了一份冰西瓜。他们一走她就心安理得地待在这里了。她坐的位置正好是上风口,风很大,不过她没觉得风中有丈夫与儿子说的猫毛。

  铅球手说,她一结婚就用避孕海绵和胶冻,但老美强壮的繁殖力还是让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虽然她没能保住那个孩子。她的矿物勘测专家丈夫比她大十岁,典型的欧美人长相,她第一次与他做爱时还以为他穿着一件黑T恤,铅球手的意思是说,东方人都不能习惯西方男人浓密的体毛,但是她后来越来越发现正是这件毛背心为他们的床戏增加了很多性趣。在他们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不是把毛背心抱在怀里,就是被毛背心裹起来。

  她听得脸上不自觉地飞起了一块红晕。她将咖啡杯紧握在手里是因为杯子外面沁出来的冰凉的水珠可以提醒她,让她别太相信这个故事。她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几分矜持,但铅球手的直率大条也挑战了人际交往的一般礼仪。要知道,几个小时前她们还是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呢。

  “他去矿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相互给对方写邮件。每封信结尾时他都会写上这么一句,‘我在你里面。要是他那天非常想念我,这句话就会出现在信的开头。不管你信不信,这句话会让我达到高潮。”

  她不承认自己听懂了这句话。哦,也许那个纯朴的老美写的只是“我在你心里面”。她不知道“高潮”在英文里是否有另解,是否全部美国人都会随随便便说这个词,还是铅球手理解的中文里“高潮”是一个纯洁的词。实际上,她打算装傻到底了。

  三个男人走进来时屋子的木地板都被震动了一下,因为三人块头都很大,还有他们浓密的胡子,在视觉上加重了他们的分量。这三个人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两名明显差不大多是大学生模样的男孩。来这里的不是情侣就是一家三口,要不就是男女混杂的旅游团队。但她注意到的东西在铅球手眼里没有任何价值,既然刚才她们谈论的是性和男人,铅球手不由得私下里对她惊叹“三个帅哥哇”。

  被铅球手重点关注的中年男子穿着一件绛色的丝绸短袖,典型的中东人的脸盘,胡子占据了半张脸,睫毛又长又卷,鼻子挺得忍不住朝下弯。就差没有披挂白袍子了。反正三个人穿什么衣服都能让人猜出他们是哪个地区的。

  但这一点儿也不重要啊。

  于是铅球手接着说她的故事——后来她觉得婚姻不过如此,爱情很快消退了,老美丈夫那种理工男的情趣也暴露无遗,他整天埋在他的那堆石头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老,干不动那活了。他前妻经常会来他们家串门,离婚后,老美丈夫与他的前妻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交情,他前妻是他小时候的邻居,他们是因为对对方太了解才分手的。有时候他们三人会坐在花园里谈论他们的孩子——前妻与老美的一对儿女,那对儿女一个学了古典音乐,另一个成了环保主义者,后来都离开他们去了欧洲。老美前妻喜欢他们的女儿,她老是说他们的女儿简直是父亲的一个翻版,以此来夸赞自己的前夫。她有时候还问他们俩为什么不要一个孩子,一个混血儿?好奇怪的话题!但他们就谈论这些。多么无聊的聚会!多么无聊的话题呀!

  太阳下山后,风更大了,也来了更多的猫。餐厅的灯光引来了很多小虫子,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人。这里更加热闹了。空气中充满食物和香水的气味,鱼腥味现已退成了渺茫的背景。从她们的桌子望过去,能看到那三个男人几乎倒三角的后背,海岸一样结实,沿着依海的栏杆依次铺过去。他们坐的那张桌子上很快就堆起了一堆空啤酒瓶,几乎把整张桌面都占满了。但他们还在喝。他们说带奇怪口音的英语。铅球手在桌子底下熟练地跷起二郎腿,顺便为她翻译了几个关键词,“同学”、“布匹生意”什么的,也就是说那名中年男子是个有钱的商人,而那两个男孩子一个是他儿子,另一个是他儿子的同学。

  要知道这么多干吗呢?只是因为他们进来时的动静太大了。

  “我喜欢一个人旅游,”铅球手把她的盘子舔得干干净净,“这会让你有很多不期然的事,包括艳遇。我觉得婚姻需要这些。不过是一些补充啊,有时候它没有那么吓人。”

  她与他的故事很简单。她觉得那都不是什么故事,因为他们认识好多年了,然后又相遇,在相遇之前也没什么故事,不过是双方的母亲都是同事,而且关系还不错,因此他们比别的父母是同事的孩子有更多的见面次数。他母亲是学校里的音乐老师,也是学校里唯一一架风琴的拥有者,每天傍晚,学生放学后,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就会在琴房里练习第二天要教给孩子们的曲目。那架旧风琴摆在教具室的一个角落里,是苏联进口的,用了很多年,木制脚踢板都快踩得散架了,最要命的是在“do”这个音上总是走音,它听上去像是“so”或者“si”,因而任何曲目一到高音部分都被它强行往下拉。

  他母亲,也就是每天傍晚要练习风琴的音乐老师,是个个子高大的北方女人,经常穿一条尼龙料的黑色百褶裙,那样的打扮虽然可以让她在那些穿长裤的女老师中凸显出来,但却像是去参加丧事——百褶裙的黑仿佛是从里面照耀出来的。她的衬衣每一件都很干净,并且有好多种颜色,每一件都有一个尖领子,领子上扣着一个有四个小眼的塑料透明纽扣。她知道,音乐老师像她妈妈一样有时候不过是戴了条假领子而已。那时候成年女性中很流行戴假领子,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换洗的衣服,学校发的布票仅供他们一年做几件新衣服,要是家里人口多,布票就会很紧张。但百褶裙上的褶皱对音乐老师来说太多了,每一个褶皱又都那么细,她那么瘦,腿几乎只是在膝盖处衔接在一起的两截骨头,因而穿着这条裙子有一种接近于恐怖的视觉效果,也因此,不难想象她的儿子,与她同龄的小男生,也是一个面黄肌瘦的小男生。

  她母亲是数学老师,非常严厉,动不动就要把她和姐姐训上一顿。她不喜欢自己的母亲,但她觉得他母亲,也就是女音乐老师,也不是一个和蔼的人,似乎他们学校里那些做母亲的都对孩子怀着深仇大恨,因为课业压力,因为生活贫乏。音乐老师很少在公众场合笑,也很少说话,在路上碰到她,只会生硬地叫她的名字,而不像其他老师特别是男老师蹲下身子摸摸她的脸蛋。她觉得那是因为音乐老师丈夫不在身边的缘故,有些能力不经常使用就会消失或退化。在她妈妈教数学的班上,她是个差生,因为她的速算不好,总是拉分,而音乐老师的儿子数学很好但语文考不及格,这样两个人就扯平了。所以这对女同事下课后碰在一起讨论各自的孩子时,谁也用不着自卑。何况女数学老师还有一个大女儿——她姐姐后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初中。那时候,她已经知道她童年的一切噩运均来自于有一个出色的姐姐。

  然后她母亲与他母亲就不再是同事了。有一年,他母亲调去了丈夫所在的城市,因为那个转业军人在市郊的一所农场子弟兵学校给她找了一份教职。但她不再教音乐了,那所学校有一位从市歌舞团退役的跳芭蕾的老师,会好几种乐器,尽管不精通,但校长已经让她包揽了所有的音乐课。于是他母亲教生物,一门最不重要的课程,教材都是七拼八凑的,有一部分教具还得自己找,比如用于解剖的青蛙。总之,他母亲在那里的日子很艰难。她母亲是从他母亲的来信中知道的,她母亲曾劝他母亲调回来,但他母亲不愿意离开。然后又过去了很多年。再之后,两家就不通消息了。

  是他先把她认出来的。因为她说她有个成绩非常漂亮的姐姐,他们一家还在学校住过好多年,她爸爸也是附近中学的老师。她还记得她妈妈的学校里有个女老师生了个儿子不会走路,被人说“软骨病”,那男孩只比她小那么几岁。学校里还有个非常爱开玩笑的校长,他们都叫他“戴公鸡”,因为他有一个长脖子。等等。这么多有特征的往事一下子把他的记忆唤醒了。不过他之所以觉得是她,是因为他还记得她母亲的长相,也就是说,他不过是间接地把她指认出来了。这个结果没让她太高兴。她中学毕业后没能如父母所愿考上大学,而是上了本地一所艺术学校,然后因为喜欢写作去了一家报社。在这个过程中她所有恐怖的记忆都停留在为了考上那所艺术中专,有年暑假她母亲整天逼她在菜场附近写生,每天天一亮她就被残忍地轰出门,在那里暴晒几个钟头。然而她不是那块料。她没有靠写生吃饭,没多久她开始写东西,写自己在姐姐阴影下不痛快的童年,写艺术学校乏味的校园生活,写她一初恋就结婚的爱情故事,她写了好几本书,从散文写到小说,越写越多。

  不过,她仍旧觉得,如果是他先看到她,也许就认不出来了。她看了他一眼,为了看清他的脸,然后又看了一眼。他们互留了电话——后来他们都想不起是在什么场合遇到对方的,总之,他们不但详详细细聊了天,还约好以后找机会再见见。一个星期后,他就给她打电话了。在电话中他找回了关于她更多的记忆,于是,他们又约了个见面的地点。

  他早已不是那个面黄肌瘦的男孩了。他发际线像他母亲一样很高,额头方方正正的,一口白牙,手指又瘦又长。不过总体上他更像他的父亲。他走路的时候重心有点下落,因为他老坐着工作,他工作的时候,面对着的不是一台电脑,就是更多的电脑。他镜片的度数非常高,还有点散光,所以,他靠机器和各种器械,间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取下他的眼镜,让她看那上面的圈圈,那些圈圈像涟漪一样将他的眼睛围在中间。他不喜欢用超薄镜片,因为那上面没有物质痕迹。他是这样说的。

  他果然靠他的数学成绩吃饭。像她一样,他也偏科得厉害,但他后来迷上了武侠小说,于是上初中后,他的语文成绩急速追上了他的数理化。最后他上的是一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因为他对抽象世界很在行,毕业后分到了这座他幼年时生活过的城市,在一家事业单位的网络中心上班。然后他结婚了。再之后又要了个孩子。

  他说他的童年相当单调,因为在音乐老师练习风琴的傍晚,他都是一个人被关在屋子里看书,一些兵器书和父亲探亲时从外地带来的枯燥的杂志。那时候男女生之间已经不大接触了,他妈妈也不让他与校外的孩子一起玩,至于学校里的那些女生,她是最适龄的一个,但他们很少在一起玩,因为很多个傍晚她与姐姐是在父亲的学校里度过的。他当时老穿一件灰呢大衣,就像魔法学校的斗篷,长至膝盖,双排扣,西装领,很洋气,他们叫它派克大衣。每次他们说派克大衣时,她都听成是扑克大衣,这让他显得像是童话故事里的一个王子。不过这个王子又瘦又孤独,于是她觉得他不是王子。

  再次见面之后,他常给她打电话。有一次她写了一篇小说,男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又勇敢又胆怯。写完后她觉得更像是一篇儿童文学,在那个故事中,他的名字就叫扑克大衣。

  她大失所望,原来浮潜设备就这么简陋,一根可以将呼吸通到水面上的塑料管子,一副像玩具一样的塑料潜水眼镜,再加一对套在脚上用来划水的塑胶蹼子。收费却不便宜,每人二十美金,两个小时,包括上下船的时间。除了他们一家三口,还有一对情侣,就是昨天傍晚在阳台上看到的那个女孩和她的男友,一对从日本大阪赶到这里来度假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相互打招呼,以亚洲人的生分方式默认了对方作为船友的存在。

  儿子几乎把所有的颜色都试了个遍,就是那根通气管,他不是要挑最好看的颜色,而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好奇和亢奋。丈夫忙着给她套那双又重又笨的皮蹼,皮蹼的环扣太大,而她的脚脖子太细,丈夫担心她划水时皮蹼会脱落下来。那对小情侣早就把全副装备穿戴好了,到底是年轻人,他们既不像她一样对那对沉重的脚蹼感到头疼,也没有像她丈夫那样对是否要戴两副眼镜感觉选择的困难,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怎么都合适。现在她觉得她可能根本就对浮潜没有兴趣,因为她能一下子找出这么多不适之处。每周五,当丈夫与儿子全副武装去健身房游泳时,她总是充当拖后腿的人,借口不是来例假,就是天气太冷,花几千元办的年卡只去练过几次瑜伽。现在面临这碧波大洋,她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对游泳不热衷。

  她恐水。天哪,她恐水!

  当其他人都欢快地跳下水时,她根本没有勇气下海,尽管导游(其实就是划船的当地人)说这一带离海床最深不过十米。儿子甚至都不要救生圈。有母亲的怯懦作为反面榜样,父亲跳下水后,儿子任何犹豫也没有就跟着跳下去了,嘴里还大喊着他看过的动画片里的什么名字,之后就远远地回望她。儿子从动画片和母亲的懦弱中汲取了双重力量,不需要父亲的援助就轻松地展现了他的男性力量,所以他得意地拿出来向她炫耀。儿子已经到了开始鄙视女性世界的年龄,一直要到少年期过去之后他才会从他那个武断而敌对的世界里回来,之后,他可能又会转到完全臣服于女性世界的状态中来,至少是假装臣服。

  火努鲁鲁、塔希提岛、巴厘岛、加拉帕戈斯,她数着她所知道的那些小岛,当那些拗口的岛名滚过舌头时她稍稍镇定了下来。现在她大半个身子沉在水里了,因为有救生圈,可以将胸部以上浮出水面,但不停荡漾的海水让她头晕。她那件带木耳花边的游泳衣将她微胖的身体暴露无遗,在海水的折射下,她的小腿连同脚踝处一片花白,好像有无数的肢体拼凑在一起。她的肚子有好多重褶皱,那道剖腹产留下的疤痕现在也融入了水中,就像一株从海底长出来缠绕在她身上的水生植物。儿子离她越来越远了,这回他终于见到了真正的海葵,在他父亲那位对精确知识抱有兴趣的老师的指点下,他越来越久地将身体沉入水中,以便去一一辨认那个新世界。微微发光的蓝色海底彻底吸引住了他,他把脚探进花枝乱颤的珊瑚丛中,让那些正在觅食的小丑鱼追着他啃咬他的小脚掌。海星紧贴着海床,几乎没有运动,并不像图片看上去那样鲜艳。海龟是稀客,不是常常能碰到,而且体形也不大。水母很多,但都是些平常而安全的品种。在动画片《海绵宝宝》里,水母被描述成一些神经过敏的家伙,它们自卫过度,经常让胖大星和海绵宝宝感到头疼。儿子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上来,为的是能把看到的东西向她汇报,为的是验证动画片有没有向他撒谎,儿子只有把自己观察到的与惧水的母亲联系起来才能到达兴奋的顶点。

  她尝试着让自己像父子俩一样沉下去,但呼吸管没戴紧,头刚刚没入海中水就从侧边漏进来了。她呛了几口水。第二次也只坚持了几分钟,因为受不了直冲耳膜的水压,她还觉得胸口发闷。当一条被遗弃的封箱带穿过她的大腿,被她误以为是一条水蛇时,她决定让自己结束这可怕的一切。她回到了船上。她穿着她那件橘红色可笑的救生衣,像一支桨一样挂在船舷上,又萎靡又扫兴——她准备等会儿面对父子俩尽情的嘲笑。

  她记起以前看过一档介绍催眠师的节目,一位受访的催眠师说人的潜意识都与他们的经历有关。恐水的人多半是因为母亲生产时难产在羊水里被淹过。

  哦,可她母亲从没说过生她时有过什么难产。

  闹铃还没响,丈夫就已经起来了。他这一觉睡得很沉,而她也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丈夫不想吵醒她,但他推开卫生间门时她醒了。她睡得满头大汗,客厅里的空调不知什么时候关掉了,沙发上全是茶汁。果然她睡觉的时候把茶杯打翻了。但茶几上的茶杯怎么可能把水打翻在沙发上呢?她的衣服湿透了,衬裤上也是,手心全是黏乎乎的汗。这么说来泼在沙发上的不是什么茶汁,而是她的汗。她还觉得自己有点发烧,但她不想告诉他。

  两个小孩在这一个小时里已经玩过很多花样了,动画片看腻了之后,他们下了一会儿大富翁,然后姐姐的女儿把表弟领到自己的卧室让他看她收到的生日礼物。每一年她那位博士母亲都会把她的礼物做好标签堆放在一个大纸盒里。今年她的重要礼物是电影《冰河世纪》里的绒布松鼠,一套有声漫画书,一副索尼耳机,以及她同桌给她画的一幅蜡笔肖像画。姐姐女儿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学画画了,但并没有迹象表明她有这方面的天赋,每次她都是在母亲的恳求下才画点东西,但她钢琴弹得好,已经考过四级了。与她们这对表面上融洽而背地里敌视的姐妹相比,儿子与姐姐女儿的关系更亲昵,更像一对亲姐弟。她一出生姐姐的光芒就已经形成了,漂亮、高智商、伶牙俐齿、能歌善舞,它照耀着她们父母灰暗而平凡的世界,在姐姐的强光之下,她那儿显得寸草不生,一片荒漠——她们的父母就是这么认为的。这对表姐弟不会形成这种对照关系,他们互为异性,在他们各自的父母眼里,他们还都是唯一的,在唯一性的保护下,缺点与优点几乎没有分界线。

  “我们班有个男生叫海盗。连老师都这么叫他。但他是个胆小鬼。”

  “他怕毛毛虫吗?他怕鬼吗?”

  “他什么都怕。”是姐姐女儿的声音,“他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路。有次他爸爸带着他在小区里散步,他管一棵树叫海盗。他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他为什么管树叫海盗?”

  “因为他爸爸正在给他讲《金银岛的故事》。他还以为他爸爸是那个杀人如麻的船长呢。”

  “你们班这个男生真是个菜鸟。”

  “连菜鸟都不如!”

  “我怕鸟。你呢?”

  “为什么是鸟?”

  “它们的毛——让人恶心。连翅膀上都是。”

  丈夫把他们从厨房里轰走了,因为厨房与客厅之间没有门,两个小家伙的声音又响——儿子说“毛”的时候故意在尖叫,以增强语气。于是他们带着他们的配置——丈夫的笔记本电脑,从他俩见面开始,笔记本电脑就没离过身,挪到了厨房后面的阳台上。还没半分钟,丈夫就把他们又轰回室内。因为外面现在是三十七度高温,背阴的厨房外面的晒台上也会热死人。

  她装作没听到这一切。她继续闭着眼睛,只是把靠垫往里挪了挪。同时,她第一次听说儿子怕鸟。也许是即兴想出来的,为了一种紧张的效果并且把他的表姐给震住。

  她想继续睡一会儿,并且把梦做得有趣点。但一合上眼不是在赶火车就是在机舱里。空调根本就没关。现在她能感觉到从侧面吹过来的冷气,还有几只知了沙哑的声音,没有章法地乱吼。错乱的知觉现在像外套一样盖在她身上,她唯一能准确地感知到的是她已经回国了,与丈夫和儿子一道在姐姐家里。

  丈夫在煮咖啡。厨房比别的地方都热,所有金属电器的表面都是滚烫的,窗户紧闭只是加剧了这种燥热,但丈夫没把窗户打开。他把咖啡豆倒进咖啡机的进口槽,然后拉了把椅子坐在那儿等午后那杯固定的咖啡。但咖啡机一直没有转起来,水也是冷的,那种一听就会让人昂扬的咖啡豆的研磨声被关在那台黑色且昂贵的机器里,还有那些让人深深陶醉的香味——原来是插头没插上。现在他像她一样疲累,这一觉并没有让人缓过神来,反而唤醒了他的身体,把几天积聚下来的疲累全部送回来了。

  丈夫经过客厅时她坐了起来。

  “来一杯吗?”

  “你几点回来?”她把盖在肚子上的毯子掀开,但没找到沙发下面的鞋子。

  “说不准。”丈夫把鞋子踢给她。她料定是儿子和姐姐女儿捣的鬼,他们藏起了她的鞋子,好在她醒来的时候听到她的尖叫。“四点半吧。我们的车是几点来着?”丈夫不期待她能记住发车时间,于是马上自己把答案补了回来——“哦,七点半。”在他那个精准的世界里,他不用细寻就能准确地找到他的时间表。他迅速又将自己的这张时间表浏览了一下:三点赶到与客户约好的咖啡馆,四点离开,回家途中预定中午吃过的那家餐馆的四人晚餐。预计五点半前能够送餐。六点吃完。六点半上路。七点准时赶到车站。

  现在,洋溢在客厅里的这种客气让他们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重新认识对方的想法可能会使他们很兴奋,但他们都没有力气把它表现出来。自从那一架之后,他们都有点像发完病毒的病人,虚弱,乏力,但隐约中有一点新生的希望。

  出门之前,丈夫又去卫生间冲了个澡。他检查了一下钱包里是否有多余的钱,因为还没来得及将外币换回来,现在钱包里都是美金。之后丈夫接了个电话,他同学告诉他赶不过来了,因为家中有急事——恐怕他只能与他的客户一起喝咖啡了。

  铅球手打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出来散会儿步。铅球手说今天天气那么好,而明天也许会起大风,台风预报报了又报,都说就在这几天。

  一开始,丈夫和儿子都反对她出门,丈夫打算带他们去码头上看渔船,天黑下来后,看渔船的计划落空了,因为这里的码头只停靠游船,服务台的接线员也提醒他们,大型渔船只有早上才会靠岸,晚上有一些小渔船出海,但多是半夜才回来。

  儿子也紧接着改变了主意,因为昨晚与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一个小时的尽兴提醒了他:与父亲一起玩的一款电脑新游戏训练了他的观察力,父亲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激励了他的上进心,同时父亲对他的鼓励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父亲的兄弟。成年男性世界现在对他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他忍不住向那里跨了一步。

  她迅速在卫生间换好衣服,然后穿上了一双便于夜间行走的运动鞋,因为丈夫说岛上可能有蛇和其他夜行动物。现在他们一家三口都喜欢上了这幢小木屋。小木屋的晒台正对着海,夜晚海水击打岩石的声音就像某种雄壮而温柔的小夜曲,催人入眠(都让她没法失眠)。在水与陆地之间,白天可以在阳台上看到起过渡作用的那片时有时无的礁岩,在有月光的夜晚,那片礁石上的反光又亮又白,它们非物质的身影包裹着黝黑而停滞的现实,向看到它的所有人藏起时间。海水来来回回地舔着那片礁石,每一次都只会把它们舔得更亮。前一天,她曾在礁石附近的椰子树底下睡觉,现在那张吊床上已经有了新的驻客。正是白天与他们一起参加浮潜运动的那对小情侣。

  铅球手哪儿都没去。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在自己的屋子里睡觉,下午三点醒来后她吃了点东西,然后接着睡,她渴得嗓子冒烟,做各种怪梦,但还继续睡。房东给她送来了一只椰子,要不是他敲门,她还会接着睡。

  哈里,就是昨晚护送铅球手回家的人,铅球手仔细咬准最后一个字的发音,并让她看到这两个字对于这起事件的重要性,不是哈里发,是哈里。哈里穿着一件很正式的硬领结的短袖衬衣,一条纺绸长裤,手里转着空酒杯,走到她跟前,对她说这个鬼地方热得要命。

  “你以为这里是哪里?北极?”

  “嗯。但这个季节不应该这么热。”

  “可不是。你第一次来这里?”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来度假的。但现在这天气让人烦躁。我以前从没来过。”

  这个点儿酒吧里人不是很多,只有他们两个看上去年龄相当。哈里了解这里的角角落落,他们比铅球手早来了两天,带着一种业务考察的态度将附近的几个消费场所都逛了个遍,不过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这里喝个酩酊大醉,傍晚在海边那家餐馆餐桌上的啤酒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演习,一次开胃的彩排。来这里他们只喝烈酒,因为这家酒吧鸡尾酒的调酒师是个法国人,酒保也知道他们三人的酒量,知道他们不待到打烊是不会离开的。哈里的儿子和他的同学已经喝多了,他们和一对刚刚来到岛上的年轻女孩搭上了话,商量着要不要去海边玩个通宵。哈里儿子的同学建议他们四个人找个地方打牌,而哈里儿子坚持要去海边,那儿有一个刚刚做起来的艺术仓库,有很多人在那里露宿。哈里儿子喜欢上了其中一个栗色头发的女孩,她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艺术史,而他正在读建筑学硕士。那女孩有两个很深的酒窝。

  哈里前一天在另一家酒吧尝试了叶子,参加了一个几乎全部由年轻人组成的音乐派对,还向他们学习如何吸水烟,他混迹在儿子和他的同学中间,起初只是为了取悦这两个年轻人,现在他感觉尝试这些对自己更重要,他通过这些对他这个年纪的人已陌生的行为把失去的青春唤回来了,但是所谓青春只是个幻影。事实上他是一个面料商,很多地方都有他的生意,他很忙,大半时间都在世界各地跑,很少出来度假。但他不讨厌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答应过妻子,见到儿子后就赶回去(儿子利用暑假在外面游学)。如今他却与儿子和他同学来到了一个小岛上。

  铅球手给他买了单,因为他喝多了。他要了两瓶啤酒后,又点了一杯烈酒,之后又要了一杯,现在是他的第三杯,而他还打算继续喝下去。他的儿子和同学已经不见了,现在酒吧里只有三五个人,但他说他没喝醉,酒只会让他越来越兴奋,同时他提出可以送她回房间。

  于是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几乎没有什么情节。

  铅球手承认这不是她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发生这样的事,她也不反感他。有时候,铅球手觉得她需要这个,性。铅球手说“性”这个词时,她觉得这个字起到了一种相反的效果:好像说的是食物或者药。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

  你的感觉没错,铅球手说,体育专业的求学经历让她身上硕果仅存的女性特征一扫而光,她的大学女同学中有人为了拿好名次打雄性激素,她也跟着打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所有打过雄性激素的人都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但她不在乎,她也不爱自己的专业,没打算在这一行干上一辈子。

  铅球手迷恋性。当时没有人告诉她这个。她与她打过激素的女同学都有这个后遗症,哦,也许她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因为有一阵子她老想这个。她与每个与她谈过朋友的男性都上了床,并且都很愉快。那种感觉还很美妙。有时候她得感谢她体内的这些外来物,它们让她觉得每个男人都很好。而她正是因为这个后遗症才与她的老美丈夫匹配,至少在他还喜欢做这些事之前。

  “我告诉你,”铅球手说,“性简化了男女关系,而不是相反。性让我们专注于彼此,专注于身体。这个世界没有比身体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也不介意让我丈夫知道哈里的故事。”

  一条弯月形的土路从椰子林中间穿过,然后很突然地就拐进了后面的山坡。山坡上有一些松树和其他杂树,山顶有一座白色屋顶的天主教教堂。土路前面是大海,两边有一些建于不同时期的民房,有一家给游客提供便餐的杂货店此刻灯光通明,但没有什么顾客。这里已经是海岛的尽头了,刀片般的悬崖将这个离大陆并不算远的小岛一分为二,在悬崖的另一边,稍稍拐个弯,便又是当初他们上岸的人声鼎沸的码头和酒吧了。海岛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在这里,她们可以安安静静地欣赏对岸的大陆,入夜后,那片一望无际的大陆用它微微发光的灯火向这里发出了模糊的问候。

  她把裙子抖开来,为的是能将多余的布料盖住裸露的膝盖和小腿肚。因为树林茂密,这里蚊子很多,还有一些她们叫不出名字的小飞虫,吸血速度快得惊人,还没感觉到皮肤上就起包了。铅球手离开的时候忘记把灯关上了,昨晚没点蚊香,下午醒来的时候,身上全是红包。

  她以为铅球手说性是她身体的外来物。也许铅球手说的真是这个:外来物。这个词说起来轻轻松松,而事实可能也真是如此——男女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打进体内的一些激素。现在她不那么反感铅球手说这个话题了,但她觉得有点夸张,还有那么点,嗯,机械主义。

  昨晚,她与丈夫在床上聊天。他们在这种时候确实会交谈,比在家里时聊得多,平时丈夫总是很疲倦,回家倒头就睡,昨晚他兴致勃勃,说了很多事,还回忆起了他已逝父母的破裂的感情。平时要让他多说一句话都难,更不要说闲话,因为他总是把责任啊义务啊挂在嘴上。他是家中的长子,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又自己做公司,一路下来已经习惯了端着架子,或者他本来就是那样的人。起初她很欣赏他这种性格和他的这些经历,现在她觉得不重要了。

  他去了一趟卫生间,几分钟后又去一趟。她知道他的意思,但她已经很累了。他穿着那条他最喜欢的红色短裤头,还往胡茬处喷了很多他喜欢闻的须后水——这些暗示她无一不熟悉。

  但她感觉不好。她觉得他进入的时候也很勉强,尽管他装得很高兴,她也一样,假装很期待这一刻。她穿着一条真丝绣花的吊带睡衣,像供品那样洗得干干净净,摆在那张几成正方形的大床上;面对供品,他极尽虔诚,像只吸尘器对她所有的裸露部分吸了个遍,他凑得那样近,以至于她都能闻得到他唾沫的气味——他的须后水抵消不了这股味道。她以前把他的那个称作“第三者”,她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每次当她叫那个名字时他都会兴奋,当他特别兴奋的时候她就会达到高潮。现在她却极力不看它,她觉得它又丑又笨,它殷勤得像个民工,顶着它那颗一无所有的大脑袋,试图寻找那个它永远也抵达不了的深处。她觉得自己把感觉全部移到了外部。现在让她注意到的是他的唾沫的气味,他汗液的黏度,他发福的肚子抵在她膝盖两端的绵软——几乎不像是人体的那种绵软。

  她觉得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她失去了内部。

  她吓了一跳。她没有了内部。

  铅球手开始讲述她的另一个故事,她在美国的第一任男友。那时候她还没有认识她的矿物学家。她在一个聚会上结识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华人,两人谈了半年,然后分手。结婚后她又认识了一些人,有几个还保持了较长的关系。她希望这些男人彼此之间、她与他们相处的时刻能与现在建立起联系,丈夫的前妻以及她在别的什么地方认识的女人建立起联系,总之,她希望每件事、每个人都不是互不关联的,都与现在有关。而这之间,核心就是那个性。

  扑克大衣,后来她就这么叫他了。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他还让她把那篇“儿童文学”发给他看看。她还真的发了一个电子版给他。他看完后说等他女儿长大了,要把这个故事传给她看。他说的是“传”,传家宝的传。

  事实上他与他母亲搬到父亲所在的城市后没多久,父母就离婚了,然后他母亲去世。这两件事几乎是首尾相衔,发生得那么快,都等不到他完全成年。

  那所子弟兵学校在市郊,是一座大型冶炼厂的厂办学校,工厂紧挨着一座矮山,因为工业废水弥漫,附近一带的农田都抛荒了,村民们不得已只好来工厂找活干,工厂很大,容得下这么些人,事实上最鼎盛的时候厂里有几千个工人,有好几所学校和商店,甚至有自己的铁道,用来运输那些远道而来的原材料和钢铁。但是他不再在傍晚听到母亲的风琴声了。母亲自从去了那里之后就不再弹琴了。学校里有一架钢琴、两台脚踏风琴和一个手风琴。但母亲整天都很忙,给他们父子做饭,去野地里找第二天要解剖的青蛙,备课,批改作业。

  她能慢慢在他身上看出音乐老师的残留物了,他的手指,他的额头,还有他的上嘴唇那么薄,就像刀片一样——但不妨碍他说出最宽广的话题。

  自从毕业分回这个城市后,他就住在离她与丈夫的家不远处,但居然一次也没碰上。他每天上班几乎都要经过她住的那个小区,后来开上车之后,他就抄近路了,不再路过她家。

  她同样也记不得那一次为什么会去他家了,可能是她正好经过他家楼下,又恰巧接了一个他的电话。在这之前,他们曾经说过要互相拜访,但谁也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为现在他们已是拖家带口的男女了,真要见面就一定是六个人的阵容。

  他妻子和女儿去外地旅游了,她们的飞机此时可能刚刚到达目的地。是他在网上给她们订的机票,一群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此次亲子游的主题是博物馆和国家森林公园,外带购物。现在母亲们有了她们自己的社交群,她们定期碰面,定期交流,就像一个邪教组织。

  他站在厨房漆成原木色的门框下面,将沏茶用的水壶坐到煤气灶上,然后从冰箱里取出冰镇好的半只西瓜,切好,摆盘。

  客厅里到处是书和小册子,地板上,柜子上,窗台上,都是打开或者合上的书。沙发上有几个明显的凹进去的茶杯印,烟灰缸里有烟蒂,在本是茶几摆放的位置,一张帆布椅成了客厅的重点所在。才一天不到的时间,女主人缺失的痕迹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他家的客厅有她家一个半那么大,但装修不新,很多家具都是家具店现成买的,与沙发的大红色并不协调,客厅与阳台之间竖着两堵像廊柱一样的窄墙,沙发背后的墙上有一个木头做的光碟架,电视机屏幕很大,但不是超薄的。观察了这么久,她终于觉得有东西看了,一只灰色的大鸟站在电视机的机顶盒上!起初她还以为是个玩具呢。她好奇地朝它嘘了一声,但这只一动不动地站着的鸟既没有叫,也没有向她扑过来。

  扑克大衣告诉她,那是一只隼的标本,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他把它取下来,捋了捋它装上了木头芯的头,让她看它几乎如活鸟一样被硫磺粉处理过的尾羽。标本制作是个很麻烦的活计,制作者事先要把鸟皮剥制好,把肉剔除干净,然后晾干,除虫。之后用镀锌铁丝搭建骨架,半圆形的脊柱,一对抻开的翅膀,即用镀锌铁丝拗成V字形的翅膀骨架。然后填料,把鸟皮蒙上去。最后一道工序非常重要,蒙好鸟皮后,要用纱布条在鸟体缠上一段时间,以固定住羽毛,防止被风吹乱,同时还要用棉线将鸟的喙缚住,以防张开。他说得好像自己做过标本一样,对每一个细节了如指掌。她摸了摸它硬硬地鼓起的肚子,用手指拨了拨它有机玻璃的黄眼珠。眼珠子很硬,瞳仁里有很多人造的裂纹,瞳仁中从阳台外面反射进来的阳光又混沌又透明,如真的一样。

  她不知道他母亲得的是抑郁症,她还以为是乳腺癌之类的毛病呢。因为他母亲走得那么突然,只有癌症这类疾病才能成就它。离婚前他母亲就开始失眠,他父亲搬走后,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医生建议她要多出去走走,可那个厂区要走多远才能离开工厂的围墙!有天晚上,他母亲将他打发到他父亲那儿,然后和衣而睡,睡了一会儿,因为脑子还很清醒,三点钟,她从厨房接来一杯凉水,吞下一整瓶药。

  两年后,他父亲再婚,娶的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女人。

  她把头低在沙发上的那本旧杂志上,装作在耐心地读一篇文章,他也真以为她要看上面的内容呢,而其实她只是想调整好想问题的角度。但是事情这么乱,从哪里想起?她很奇怪自己没有问他的妻子是做什么的,先前她还打算与他妻子好好认识认识。或许是他提起了他去世的母亲,然后话题就这么岔开了。

  茶壶里的水开了后,他给她沏上了一杯。他自己习惯喝浓茶,但这个时间不行,他一般要在午后两点才开始。她猜想可能在他母亲去世后他的整个生活就往前倒去,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在这个过程中,他魂飞天外,也就是说,他猝不及防,一切不过是遵循了别人生活的轨迹,他的生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自觉的理性没有参与其中。他父亲和他的继母生活在一起,他很少去看他们,因为后来他自己也很快结婚了,然后过了好多年,但现在他女儿才三岁。现在这个三岁的小女孩常指着电视机上的那只标本问她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吃掉那只鸟?我们为什么不吃掉那只鸟?

  扑克大衣说,你一定看过这个故事,一篇叫《吃鸟的女孩》的小说。有个小姑娘整天不吃饭,就吃鸟,她离异的父母于是每天买鸟给她吃。

  哦,我儿子怕鸟。她忽然想起儿子这个可笑的怪癖。觉得不合适之后,又很懊悔收不回这句话了。

  她没碰那盘切好的西瓜,也没能想起那篇小说的大部分情节。而他说他曾在她写的一篇东西里看到过这篇小说。至少出现过标题啊。他坐得笔挺,忍不住又点了一根烟,然后盯着那只鸟。她觉得,要是晚上从什么地方看到这只老是想飞的鸟会让人吓一跳的,因为它盯着别处,好像在那里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世界。从他那片薄嘴唇里飘出来的话题也并不总是能拴住她,现在她忽然想起她母亲学校里的那个老校长,因为有一次他在她去食堂的路上揪住她的衣袖,逼她回答长大后要嫁给谁。

  老校长后来很快就退休了,他有四个女儿,当他们都还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他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最大的外孙都比他们大了,所以老校长将学校里那些年轻老师的孩子都当成他的孙子和孙女,他喜欢戏弄他们,问他们各种古怪的问题,问得最多的就是你长大后嫁给谁或娶谁做老婆。这个问题如此幼稚,学校里有些长得更大的孩子已经不屑回答了,因而答案也五花八门,孩子们有时候会故意用一些不可思议的回答来对付他,如“我和树结婚”、“我娶我自己”等等。

  她从小就不是个机灵的孩子,第一次被他逮到她觉得很倒霉,她于是想啊想,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老校长放她走。“那么,”老校长看着她着急的模样开心极了,他摇了摇她头上两只翘起的小辫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水果糖,“我说几个名字,你选一个,我满意了你就可以拿走这块糖去你妈妈那儿了。”

  她选的是扑克大衣的名字。

  她可能又睡着了。因为姐姐来电话的时候她发现沙发上的毯子已经滑到地板上了。姐姐让她记得给自己的女儿吃维生素,药片就放在餐厅墙上的一只柜子里。在女儿身上,姐姐设置了很多规矩,定期补充营养也是其中的一项,她希望女儿能像自己一样出类拔萃,很小就让她上各种兴趣班,广种薄收,总会碰上一两样成功的。每天下午三点钟补充维生素,三点半是练琴时间。她提醒自己的妹妹,是三遍勃拉姆斯的《徒然的小夜曲》,要是小家伙兴致还不错,可以再让她复习上周的练习曲。

  女博士既没问他们一家三口休息得怎么样,也没关心他们中午吃了什么。她没把这项指令传达给目前正与自己的儿子打成一片的外甥女。她只是去书房看了看他们。两个小家伙正打开一本画册,趴在地板上有点不耐烦地一页一页地往后翻。

  她闻了闻自己的头发。头发里有股浓重的花生味,她很奇怪这股味道是从哪儿来的。在海岛上晒红的那片皮肤现在正在变成酱红色,穿了几天的夹趾拖鞋也在脚背上留下了印迹,甚至连头发也晒黑了。在明亮的太阳底下,一切无可遁逸,他们本来以为会来台风,谁想几天来都是大太阳。一切看上去都又白又亮,只有阴影比别的地方黑。

  她在卫生间冲了个澡。屋外的水管已经被太阳晒得滚烫了,水龙头里出来的水是温的。在其他设备都相当考究的姐姐家的浴室里,搁在金属架上的塑料把手的普通沐浴器是一个遗憾的败笔,因为考虑到它紧邻着姐夫从日本带回来的电动抽水马桶。这是姐姐家最早被资本主义化的设备,此后,他们家的其他家具和装修不断迎来大修补和大换血:卧室被贴了又厚又花的墙纸,主要家具全部被换成白底碎花纹样的英伦格调,客厅安上了一盏体形无比巨大的枝形水晶吊灯,窗帘全部换作落地的双层,地板被局部贴上了蓝绿相间的格子瓷砖……在她看来,每一次修补和变动都只比以前更糟,在姐姐与姐夫的审美被全盘西化之前,他们家的装修尚可一看,现在这种七拼八凑的风格只会让人不知所措。抽水马桶的咆哮声在卫生间的各个角落转了一个圈之后终于安静下来,她闭上眼睛再次回味被自动冲洗屁股的感觉——与其说想上厕所,不如说想享受这种抵得上任何一次温柔的抚摸。她站在那只家中最不资本主义化的淋浴器底下,把带有花生味的头发摊开来,让它像布匹一样承受水流的冲击。水很急,冲得头皮发痒,晃一晃脑袋,还能听得见耳朵里的水声。现在她感觉自己身上一切都需要修补,几天的狂饮暴食后腹部需要减脂,小腿上被太阳加深的肤色急需褪色,额头上的两个小疱要早日平复……现在她回来了,而一切急需复归原位,作息时间、心情、形象,以及与丈夫那种兵分两路的生活方式,都得各就各位。

  她换上干净的内衣出去后,看到那两个小家伙还在翻那本画册。刚才用来看动画片的笔记本电脑已经合上了。动画片的主人公终于得以休息。儿子心不在焉,一边很快翻过那些彩页,一边向他的表姐吹嘘起他在那次浮潜时看到的海底动物。

  “我让鲨鱼舔我的脚趾,它还以为是乌龟的头,它含了一口又吐出来,因为乌龟的头臭烘烘的。”

  每次向别人编故事,儿子都会自己先笑起来。这笑声也是向他表姐发出的一次邀请,更是他胡编乱造必要的音响和配乐。但小表姐深知这个年龄段所有小男生用来吸引女生的伎俩,吹牛,或者并不高明的恶作剧。小表姐没有戳穿他,更没有顺从地跟着他一起弱智地大笑来证明他的“勇敢”,而是让他赶紧翻过这一页,因为她不喜欢看鲨鱼,她觉得鲨鱼的牙齿很恐怖。然后,她留意到这个小女孩,也就是自己的外甥女,用搬救兵似的目光看着她,对她说想吃冰淇淋。只是一只冰淇淋。嗯,当然啦,小表弟也可以来一个。不过她想要一个草莓味的,而小表弟,她推荐他吃可可味的,她喜欢外面那层硬可可,他一定也会喜欢的。哦,但是她妈妈不让她吃这个,她总是说可可会蛀牙——这个可恨的女博士!

  她终于觉得姐姐的女儿不那么难看了。以前她总以为姐姐良好的基因没有在她女儿身上得到完整的遗传,从脸型到皮肤,外甥女几乎都是抄袭姐夫的,姐夫长得不如姐姐好看,但现在靠在门边看着外甥女大口大口舔冰淇淋上的奶油时,她觉得那正是姐姐小时候的模样:她的中间带有一道小沟痕的尖下巴,她的洁白的小额头,她的那对又迷离又明亮的小眼睛。她忽然兴起,走过去拍了拍外甥女的肩膀。

  “你长大了愿意嫁给你表弟么?”她蹲下身子帮他们翻到有他们刚刚旅游回来的海岛的那一页。蓝得像宝石般的水围着一个绿色的珊瑚岛,中间是一圈又白又宽的沙滩,所有的颜色都非常纯粹,没有一点杂质——在那儿时她可没觉得那个岛有多迷人。

  “谁?他?”外甥女抬起眼睛,用一种不屑的眼神扫过眼前的这对母子——作为家中此刻唯一的成人的权威在这个问题跟前消失了。她有点后悔开这样的玩笑了。

  “脑残!”儿子也很快反应过来,他连搡带踢地把她从他们蹲坐的书架底下推开。

  儿子脸上的红晕表明他对于男女关系了解得比她以为的要多。

  暑假一过儿子就要上二年级了。同学中间普及的初级的性早就已经武装到了他的大脑。也许还有生殖器。

  她带上门自觉地离开了。

  后面两天他们基本上以休憩为主,其中一天去了巨石阵。景点名字与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那个名闻遐迩的贵族墓地一样,只是这个巨石阵是真正天然的巨石群,在岛另一边一片平坦的地方,数百块造型怪异的石头像罗马斗兽场一样将一片篮球场大小的杂草围在中间。从空中往下看,巨石排列的图形正好是两只在角斗的公牛,它们首尾相衔,气势汹汹,不分胜负。

  就是这样一个景点。

  他们报了一个团。这次团里的人比较多,铅球手在他们的动员下也去了,尽管铅球手对这一带的了解不输当地人——她了解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铅球手自告奋勇地充当了他们一家的全程专职摄影师。不过不得不说铅球手的摄影技术很烂,所有她拍下的照片人物都得在正中心,要是镜头里的人不笑,她永远不会摁下快门。铅球手的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倡导了这个四人组整整一个上午的摄影风尚,以至于一拍照片所有人就紧张起来。丈夫似乎不那么喜欢铅球手,不过不是因为她自成体系的摄影理念,而只是没空搭理她,因为他要照看小儿子。这次,他的地质学知识又派上用场了。

  导游不是岛上的土著,是对岸一家旅行社刚毕业的大学生,穿着一条牛皮纸一样的裙子,硬邦邦的A字形下摆成功地把两条因为常年行走而结实发胀的粗腿囊括其中。那条奇特的带有当地特色又颇有舞台效果的几何造型的裙子上镶了很多闪闪发亮的星星,是一些涂银的小塑料片,用线一个一个缝在上面。不知是不是为呼应,她的高跟鞋上也有两颗星星,是两个小小的金属片,形状与裙子上的星星相似。导游由此被儿子称作圣诞节礼物。这或许是半天游程中唯一让儿子兴奋的事:一个闪闪发亮的女人!一个巨石阵的圣诞节礼物!

  如果以他们下榻的度假村为定位点,巨石阵算是岛的背面。陆地到了这里之后就不再犹疑了,它以悬崖与水的落差为理由毅然钻入水中,这种突然的交融给水与陆地的边缘带来了一种壮美和危险的景观。从地质上讲,从对面延续过来的大陆与海水的真正分界线就在这里,其间那十来公里的海峡不过是铺了一薄层海水的海床,过了这个岛再要想看见点什么必须靠想象力了。在岛的这一面,天蓝得刺眼,海也一样,几乎没有云,也没有鸟,似乎一切都是为了配合这里作为天涯海角——所有的点缀都消失得越彻底越好。无需导游提醒,他们就发现这里似乎也没有猫的踪迹。植物们都长得又矮又稀,叶子很小,要不就索性只剩一个枝干。土层薄,植物都长不高,没有动物的藏身处,空气中也没有半点食物的气息,猫的家族自然触及不到这里。

  “你不该停下来,你不知道刚才的笑有多迷人!”铅球手摁下快门后对她大叫。铅球手的叫声又尖锐又突然,就像脚下这片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悬崖。

  丈夫的镜片在太阳光下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当镜片眨眼的时候,由于角度问题,有一些光正好就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有好几张照片她都闭着眼睛。她还注意到有两张都能看到她绿色的胸罩尼龙带子了。要不是铅球手老夸她适逢其时的笑容,她都不想再拍照了。但这等于取消铅球手的存在感。她现在知道如果早上不喊铅球手一起出来,铅球手会在床上睡上一整天。这是铅球手的度假方式,她每年都要出门远行,而到了一个地方,除了邂逅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是男人),就是睡觉。

  哈里走了。因为哈里和儿子还想去其他地方转转,而且他们的假期也到了尾声,哈里的儿子邀请那对在酒吧里邂逅的女孩一起乘轮渡去对岸,然后坐长途车去另一个被称作“地下皇宫”的城市参观那里的古建筑。接着,这支队伍又扩充了两名成员,是那天晚上参加抽水烟派对的一对同性恋男孩。于是,哈里觉得可以顺里成章地问铅球手愿不愿意与他们同行。他们可以在结束“地下皇宫”的参观之后分手,然后各坐各的飞机回国,或许以后还可以保持联系,打打电话什么的。

  哈里都来不及与铅球手做一个正式的告别。在早上吃饭的那家海边餐厅,哈里找到了铅球手坐的那张桌子。但铅球手觉得他是临时冒出邀请她同行的主意,并不是早有打算——他只是被她与侍者说话的声音吸引到了。他们聊了一会儿旅行和其他的话题。哈里很亢奋,在家之外无论哪个地方醒来的每个早上都会带给他一种又美好又亢奋的感觉,同时又让他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喜欢一个有紧张感的早晨,一切各就各位,每个零件、每一分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并准备发力。他夸张而响亮地咀嚼着嘴巴里的食物,消化的动静大到几乎动用了脸部所有的肌肉,甚至连那些胡子也在颤抖,在颤抖中才微微让人看到他藏在胡子深处的嘴巴。她注意到哈里的嘴巴还很精巧,轮廓分明,上唇有两个小小的三角,下唇的弧度优美、饱满,仿佛能挤出汁来。铅球手觉得一个男人要想显得有威严,胡子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但就是剃掉胡子,哈里也不失为一个美男子!猫排着队开始来到他们跟前,阳光从木制栏杆外射进来——分别的时候到了,哈里站起来理直了领带,把账单递给侍者后,俯下身子抱了抱铅球手。

  旅游集散中心——他们按国内习惯的叫法来称呼的那幢小楼——就在离停车场不远的悬崖边上,一层耀眼的蓝漆和白漆覆盖了它简单的框架式结构,蓝漆的一楼是用于旅游接待和办公的一个大开间,刷白漆的二楼出售明信片和旅游纪念品。洗手间的指示牌就插在车子停靠的沙地里,也就是旅游集散中心的一楼门口。他们来来回回上下跑了两趟都没找到卫生间,二楼的一位胖姑娘告诉他们在下面的楼梯口,有一扇被刷成与墙体同色的木门,推进去就是了。而之所以要做一个隐形的卫生间,是促狭的建筑设计师想与人们开一个玩笑。在找卫生间上上下下的这两分钟时间里,儿子因为尿急两只脚轮番着地,蹦蹦跳跳地模仿着《海绵宝宝》里蟹老板横行的走路姿势,一只手还紧紧捂着他的裆部。

  铅球手脱下鞋底快被磨穿的夹趾拖鞋拎在手上走了好一会儿路,然后跳上一块大石头又走了几个来回。她远远地朝铅球手和丈夫招手,示意一切顺利。丈夫掏出烟扔给铅球手一根,然后自己也叼了一根。忍了一上午,终于有机会吞云吐雾了。只要有儿子在场,丈夫都会自觉地禁烟。她不想打扰他们。她觉得尽管铅球手和丈夫这一上午没说过什么话,但他们相互之间有感觉——他们在一起可以分享一些东西。当然,也可以消除一些东西,例如性。分享和消除,让他们坐在一起抽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一幕。

  她与儿子过去时,铅球手刚把手中的烟灭掉。“我丈夫,”铅球手把烟蒂使劲摁进土里——他们听到的是话题的后半部分,“因为抽烟去年查出肺里有一块阴影,我们以为是肺癌,后来做了几次复检排除了这个可能。他就不再抽烟了。我也没有烟瘾。我丈夫在做矿物勘测的那些年在世界各地跑断了腿,可想而知他不喜欢旅行。他讨厌旅游。他最喜欢的就是与我们一起坐在家中的花园里。我们家花园里也没有石头,连花园里铺路用的小石子也没有。一个矿物学家对石头过敏,你们一定没听说过这种事。”

  “你丈夫……嗯,一定是个有意思的人。”丈夫这话显得有点弱智。每次当他想敷衍一个人时,他话语中的智力成分就会急剧降低。

  “我第一次来巨石阵就是一个人,我丈夫一路邮件跟踪,告诉我这告诉我那,如巨石阵是一种碳酸盐岩地貌之类的,他用这种方式参与到我的旅行中来。这种地方他一辈子都不会来。而我已到过这里五次了。”

  “一个人要是……如果他做什么,就讨厌什么,是这样的吧?比如,我是家中的赚钱机器,负责赚钱。我就讨厌钱。对不对,两位?”丈夫又一次想显摆幽默,他可能想逗大家笑,可没有一个人笑起来。儿子被她紧紧攥住,因为攥得紧,注意力似乎都被窒息了。当然,儿子也不会对这类话题感兴趣。

  铅球手有点尴尬,但还在继续说下去。

  “我喜欢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出门不是离开家,而是离开自己,因为你离开了自己的身份。你没有了身份……你们总不会认为我有点儿不大对劲吧?嗯?”

  “没有,没有,我们也想这么干,我和妻子……但是你看,孩子啊、公司啊……”

  丈夫肯定口是心非。

  她朝铅球手眨了眨眼睛。自从那次谈话之后,她们之间开始有了一种视彼此的友谊为赃物的感觉。这点丈夫不会懂。她们深藏着它,就像是她们身体内部那些有别于男性的部分。丈夫永远也不会知道,丈夫一辈子也理解不了她们那天晚上谈论的那些东西。

  扑克大衣为人含蓄严谨,过了三十五岁开始谢顶,这让他觉得像是青春被剃了顶,再也看不到了。周末,他陪妻子和女儿去公园,他们在附近一家公园里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区域,那儿聚集了邻近几乎全部的学龄前儿童。有个在幼儿园做过园长的老人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其中的组织者,每周日上午,孩子们在她的吸引之下到这里跳舞、唱歌、讲故事,由她安排小组并选出荣誉小组长。有时候她还会从家里带些自己烤制的饼干奖励那些表现突出的小家伙。每次女儿加入到那支表演大军,妻子都会顺便在旁边的草地上休息一会儿,她摊开四肢仰望天空,而他拿起一本事先带来的什么书打发时间。

  周六是固定去岳父母家的日子。节目万变不离其宗:吃饭,其间穿插着小舅子和岳父的各种时评作为一种单调的佐餐调料。孩子们在沙发上爬来爬去,妻子们在厨房里忙进忙出,丈夫们在余下的空间里让自己的声音一会儿变高一会儿变轻。这就是周末家庭聚会全部的动静。在这个过程中,他扮演的主要是一名出色的司机和情感克制的听众。自从与这一家人结缘开始,他就自甘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配角,在其他两位成年男性的半瓶子水政论比赛中,他也并非是一位公正的裁判和兴致高昂的听众。说实在话,在那种时候,他更愿意自己是一个沙发上爬来爬去的小孩。

  一年一次,他带上老婆和孩子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和继母。父亲和继母通过几年的共同生活已在自己与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篱笆,尽管在见面的最初一两个小时里,他们对这一家三口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发现继母老是喊错他儿子的名字,而他父亲几乎不正眼瞧他们夫妇两个,他们也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之后,两位老人就开始盼望他们离开了。

  他的日子就是这样。

  他们不再谈论那所学校了。她几乎不坐班的生活给了她混乱的自由,每天送完儿子之后,她就去那家报社坐上两个小时,然后回来吃饭,午睡,看“心灵鸡汤”,写“心灵鸡汤”。她与丈夫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在一起,但丈夫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对谈话没兴趣,对吃饭也没兴趣,对他来说夜晚的时间也很短。两年前,她发现自己有了失眠的征兆,一到晚上就兴奋,这种兴奋劲会持续很久,之后就迷迷糊糊的;要不就是三四点钟会莫名其妙地醒来。白天经常昏沉沉,与一切都不及物,眼神和注意力都到不了事物的表面,好在她生活其间的那个写作世界不需要清晰的身影,但她头痛得厉害。丈夫认为她不过想太多的缘故。

  她的遭遇让扑克大衣想起自己母亲最后的那几年,为了不惊扰酣睡中的儿子与丈夫,他母亲经常会在厨房里坐上一整夜,擦洗玻璃窗,整理碗橱,把水龙头拧过来又拧过去。她打发时间的方式又单调又无趣。她经常嘴里会忽然哼出一首歌来,可没有一首歌能让她完整地唱下去。

  她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一步,她还不至于像他母亲那样,吞掉双份的安定片还睡不着。她也不喜欢厨房那样的地方。她克制着不吃药,不看医生,以物理疗法来对付失眠,比如去健身房——可只有自己知道,那张健身年卡她只用过寥寥几次。

  他们谈了很多对付失眠的话题。哦,当然,他睡眠一点没问题,事实上,那种整天坐在电脑前的人一沾枕头就能睡着。

  他们就这样,聊聊天,给对方打打电话,吃吃饭,生活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激动的地方。而且他们也都过了三十五了,眼见着要追上他们父母当年的年龄了。他的两鬓开始有了星星点点的白斑,而她的身体也开始微微发胖,他们向各自的父母缓慢地追赶过去,然后接过他们手中的火炬,向最后的那一刻奔去。有天晚上,他从出差的一个城市给她打来一个电话。他料定这个时候她没睡着,就像当年他的母亲,会在厨房或什么其他地方消磨时间。深夜是失眠者生存的宇宙,在那个宇宙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失眠者的影子是连绵又断续的建筑。他喝多了,从电话里就能听出来,他说话又多又快,好像站在一个演讲台上,他那么兴奋,主题又那么多,简直不知从哪儿说起。他泡了澡,又喝了一大杯浓茶,但还是觉得激动难抑。

  丈夫已经打起了呼噜,窗帘外升起了很高的月亮,儿子的卧室门紧关着。她来到客厅里。她睡不着,也写不了一个字。她就这样坐着。

  嘘,他们都在做梦了吧,嘘——别大声说话。他说话的方式好像对方是一个孩子,他的声音又滑稽又可爱,还带着一种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轻佻。现在,我是扑克大衣,听着,我是你的扑克大衣……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自称扑克大衣。她让他试试喝点柠檬水,把窗户开大一点,最好吹吹风。他还可以下楼去走一走,酒店有咖啡厅,他可以去那里听听音乐,这会帮助他清醒过来。很快会过去的。运动和说话都利于酒精的挥发。

  No,No。明显地听得出他打了一个饱嗝。这个饱嗝在酒精的作用下也走了形,听上去像是在说“哦”“呃”或者诸如此类的。他把手机移到另一只耳朵边。“我只是有点高兴……扑克大衣很高兴……像戴公鸡一样高兴……”

  戴公鸡,她还以为只有她还记得这个名字呢。在这么晚的深夜提起那个老校长却让她心里发怵。戴公鸡已不在人世了。有一年,戴公鸡去看一位老朋友,过马路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人行道上。那时候戴公鸡住在一个女儿家里,学校拆了后,他在那里的屋舍也被拆毁了,他妻子已经病逝,他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开心了,他郁郁寡欢,很少说话。

  但他叨咕着这个名字,似乎它能刺激他:戴公鸡,戴公鸡,戴公鸡……

  她继续想各种办法,可他不给她机会,他也听不到她的声音。

  “戴公鸡每次看到我都会问我——”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昂扬而忧伤,“你长大了跟谁结婚?我说跟你。这话问了有千万遍,每次我都会耐心地回答他。”

  “哦——为什么是我?”

  “你们真是一对。”他没理会她问的话,自顾说下去,“戴公鸡最后都会这样说。这个结果显然让他很满意。我那时候也真以为长大后会娶你。‘你长大了跟谁结婚?……你长大了跟谁结婚?那时候我多么喜欢他这样问我。他这句话好像是一个魔法,通过它能让我看到未来之镜,而我那时候多么喜欢自己的未来,多么喜欢长大。”他吐字忽然开始清晰了起来。

  他到得比约定的时间早了五分钟。这是他的习惯。这是为了尊重对方,也好让自己有个回旋余地。他无法估计从妻子姐姐家打车到这里的时间。

  生意上的事很快就谈完了,他却仍旧坐在这里。客户与他年龄不相上下,他们早几年就认识了,有时候会打打电话,不是他最大的客户,可两人从见面的那一天起就没断过联系。现在,他们说的是生意以外的事。客户说着,他听着,但是有点走神。

  他有点像拧不紧的钟表,走一会儿,停一下,然后又走起来。

  咖啡馆灯光幽暗,他们选的是比较靠里的那一桌,在他们对面,有三张小方桌拼成了一个较大的会客空间,一群他判断不出关系的年轻人坐在那里,他们大声说话,抽着烟,其中一个低头看着他的笔记本电脑,有两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忙着回手机上的短信。在他们背后,一整面墙的书把这些乱糟糟的身影和喧嚣反射过来,然后又弹回去。谁也无法听清他们到底在聊什么,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不关心。

  现在,咖啡让他越来越疲惫,但心跳却在加快,也就是说,咖啡现在有两股相反的作用力同时加在他身上,他的肉体越来越兴奋,可精神状态却一落千丈。他几乎能听得到血管里血液的汩汩流动声,似乎没有回头路,似乎并不在他的身体里循环。

  他出门的时候妻子还在睡觉,她睡得那样沉,似乎再也不愿意醒来。他把他们的行李重新理了理,以便能在会面回来用过晚餐之后拎上就去火车站。他检查了所有拉杆箱上的拉链,擦干净滑轮下面的灰尘,掂量了它们的分量,然后将它们堆在门边。他晒得又黑又瘦,几天来的持续游泳也让他的肌肉发胀,他弯下腰时似乎能感觉到身上所有的肌肉都变硬了。

  客户结过两次婚,现在正与第三个在谈着,持续不停的婚变让客户变得神采奕奕,因为每一个新任都比上一任要年轻,为了迎合她们,他在每次恋爱的时候都要努力学习各种新东西以便去适应她们的趣味。客户唯一的女儿现在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却没有合适的对象,她不停地谈,不停地分手。现在,客户、女儿、第一任前妻、第二任前妻、现任女朋友都单身——客户说,家里尽是一群单身。他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断联系,每一个他都要照料周全。可能他们正在谈论这个。与客户相比,他的经历简单得几乎两三句话就可以说完,他第一次恋爱就撞上了现在的妻子——尽管妻子不承认(她认为他在大学里暗恋那个女同学也算一次)。当然,她自己也是初恋就找到了他。

  都是一些只有男人们在一起才会聊的话题。

  时间比他原定要赶回去的四点已经过去了半小时,而他还想在这里坐着。咖啡杯里的咖啡早已喝空,烟也抽没了,只有桌子上的那只旧式闹钟在单调而不知疲倦地走着。咖啡馆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只旧式闹钟和一盏旧台灯,作为标配,成了这里的卖点之一,所以咖啡馆名字就顺势被叫作“光线与光阴”。这些旧物都是店家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有的破得简直卷了皮,如墙角那张长沙发,墙上的镜框也是二手的,带着裂纹和旧主人的各种涂鸦。收银台那边还有一只白色的金刚鹦鹉,一看到客人进来就在栖木架上装死,因为几乎每一个来这里的顾客都想调戏它,而它已经年迈,对语言如同对死亡一样深深憎恶。

  对面那群年轻人忽然热闹起来了。因为有人提议要在这里拍一张合影,其中有两个人聚会后马上要出国了,还有人本来就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他们于是示意他与客户,他们喊的是“哎”和“先生”,分别喊了两次,然后扬了扬手里有摄像功能的手机。意思明显不过,他们想找这两人中的一人过去帮他们拍照。

  不知怎么的,他比客户更愿意过去帮他们这个忙。但他觉得他挪不动双腿,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同时,他还有点头痛,不过他知道睡一觉就会好,只要今天晚上到家后饱饱地睡上一觉。客户对于摄影老道而有经验,他让年轻人以最舒服的方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最好散开来坐,也可以站起来,总之不要呆板地像行道树那样都对着镜头,并且像个傻子那样说“茄子”。鹦鹉这时忽然叫了起来:“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不知怎么的,它觉得这个场景似乎让它兴奋起来了。

  铅球手走的那天早上他们一起用了餐。这也算是一个简短的告别。不过铅球手不这么觉得,他们肯定还会见面,她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这个海岛几乎是她近几年固定的休假之地,只要每年在这个季节登岛一定能再遇到她。铅球手说得这么笃定,好像他们已经达成了次年的见面约定。铅球手找他们要了一个国内的地址,同时把自己在美国的家庭地址写在菜单上推给他们。

  她第一次发现丈夫对抄写地址之类的信息失去了兴趣,他也没有掏出那本像内裤一样随身带着的记事本。他的敌意显而易见。昨晚的那场争吵让他们俩元气大伤,不过她已经记不得争吵的初衷了,或许是因为他打翻了一只杯子,或许是她忘记关卫生间的水龙头了,或许是因为儿子的睡姿问题,总之,肯定是她不对,是她在借题发挥,因为以往他们有过的大大小小的争吵都是从她这里开始的。她是其中一个无理取闹的角色。但丈夫这次没有让步,儿子已经睡着了,只要将声音压得足够低,争吵可以继续下去,而他似乎沉迷于他们的争执之中。争吵的理由是这样具体,一只杯子,水龙头,儿子的睡姿……可能是其中之一,可能是全部,让他们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不放。但他们都不想去找真正的原因,他们俩都有点享受那种将对方视作敌人的感觉。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在结婚之前是陌生人,在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又成了陌生人。她不记得是谁总结出来的,总之是那个意思。她用毯子把自己卷了一层又一层,远远地将身体从丈夫身边弹开,而丈夫也不想同她分享那张散发着廉价香水味和上次房客留下来的汗水味的毛毯,他扯过一件白天穿过的汗衫盖在自己身上。他倒是没有绝情地将身子侧过去,但他同样离她远远的。

  就是这样,两人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吵了起来,而且还吵得很凶,而理由两个人都不知道。在异地吵架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白天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夜里会有一场大战。她觉得自己可能疲乏到极点了,如果这也是丈夫要找的借口和理由,她觉得他们的确需要吵一架。

  不过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相互问候了。她能感觉得出来两人都有些不自然,就像酒店的叫早服务,那种忽然出现在他们之间的礼貌接近于礼仪,至于其中所含的亲密成分,她看不出来有多少。她去卫生间洗漱时,还看到丈夫在她的牙刷上挤了一截牙膏搁在共用的那只漱口杯的杯沿上。这一度是他们向对方示恩爱的方式——无条件地为对方提供一些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的服务,在恋爱之时和结婚的最初几年。后来,丈夫不再在漱口杯上帮她挤牙膏了,因为丈夫总是更早起床,而她那份不坐班的工作给了她很多晚起的理由。再之后,他们俩似乎都忘记也习惯于忘记这个习惯了。现在,这一现象又重新出现在盥洗室里,带有一种恳切求和的心态,但她没有领受和妥协,她没有对这个带有明显用意的行为说一声“谢谢”。她从卫生间出来后收起了床上乱糟糟的衣物,将它们一股脑扔进门边的洗衣筐,然后催促父子俩中的一位把鞋子换好,因为吃早饭的时候到了。

  就是这样。

  他们仍旧没有恢复前几天的那种感觉。在餐桌上两人当着铅球手的面接了对方更多的话茬,拼命看着对方的眼睛,仔细倾听对方说的每一个字以免有所遗漏。

  铅球手的返程机票昨天晚上才匆忙订好,这趟航班中途还要在悉尼转机,然后再飞上十多个小时才到达波士顿。这家餐馆下去就是码头,轮渡一小时一班,上船后即可购票,半个小时后可在对岸的码头车站乘一个小时的汽车到达当初下飞机的城市,然后在那里找机场大巴或打个的去机场。回程像来的时候一样周折,当中哪个环节若是出了一点差池,很有可能会赶不上飞机。铅球手的矿物专家丈夫昨天下午给她发了邮件,说肺部有点隐疼,他前妻说要给他送药却迟迟没来。哈里早上也给她打了电话,她没接。她琢磨哈里大概想告诉她他到“地下皇宫”了。铅球手穿上了第一天登岛时穿的那件T恤,但换了一条长裤,头发也扎起来了,脚上还穿了一双灰色的带网格鞋面的运动鞋。铅球手把这几天穿过的那些邋遢的行头都收起来了,到了机场后她再把外套取出来,因为悉尼比这里气温低。一切都结束了。铅球手用这种似乎是匆匆逃离现场的方式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同时还让他们感觉到是他们体味到“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是感受对象——实际上他们一家三口还要在这里再待上一天才走。

  铅球手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的,在煎蛋上蘸了蘸混杂着煎焦的蛋白的油汁,然后在她的果汁杯里又浸了浸,这种奇怪的就餐形式和就餐过程让她手中原本又硬又白的面包变得就像是某种泡沫。铅球手似乎还很享受这种奇怪的吃法。铅球手并不十分饿,但她得打发时间,以及用这种方式和那些猫告别。

  时间在一分分过去。丈夫那边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告别的话也说了一遍又一遍,铅球手心神不宁地盯着她腕上的手表,然后说该走了,她拎起她空荡荡的背包,与这家人一一拥抱告别。在拥抱她时,铅球手贴了贴她的脸。

  他们还得在这里再待一天。一想到这个她坐卧不安。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儿子对再一次参加浮潜兴趣也已不大,他甚至对前几天捡的贝壳也感到厌倦了,他都不打算在明天离开时把它们带上。这里的食物也难吃得要命,他们每天都得面对各种烤鱼;原材料始终不变的煎牛肉、煎牛排;品种少得只剩番茄、生菜和辣椒的蔬菜,而且都还是生的……这样的一日三餐他们都已经失去了胃口。岛上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那对日本情侣也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有一天她偶然在小木屋门口看到一对老夫妇住在那里。当然,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些。

  离开和告别的情绪被铅球手的辞别酝酿得很足了,人却还留在这里。中饭过后,丈夫又带儿子去了第一天来海岛时去过的那片区域,她不想去,她对探索任何新鲜的领域都没有兴趣。丈夫昨晚就在争吵中指责她的消极主义,她深知丈夫指的“消极主义”背后是什么,激情,爱,兴趣,关注,是诸如此类在他自己身上同样也已经失去的东西。这些东西丢失了不知道,只有从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中才能得知。但不会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就像硬币一样,它有两个面,当你看不到朝向自己的那一面时,他人同样看不到朝向他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就像很多年前,戴公鸡问她与扑克大衣同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这枚小小的闪光的硬币。

  她又在吊床上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做了很多梦,还梦见了铅球手,她又回来了,从码头往餐馆那边走来,摇摇晃晃的,背后跟着她那位老得衰竭了的矿物专家丈夫。

  到了要出发的时间,丈夫却没有回来。她给他打电话,他说已经在路上了。她担心去火车站路上会堵,因为这个时间段路上车很多,他们已经尽力避开下班高峰了,但今天是周五。姐姐也没回来。五点钟的时候,姐姐打电话回家说单位有事,他们走后外甥女可以独自在家待着。姐姐还与自己的女儿说了一会儿话,说七点半的卡通节目看完后可以再拉一会儿小提琴。

  她终于开始清醒过来了,能看得清一些东西,走路也不再头重脚轻,甚至有了一些愉快的想法。行李丈夫都已经收拾好了,她与儿子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她画了眼线,擦了粉底霜,在胳膊下和脖子上喷了几滴香水,还把头发弄出了几个卷。姐姐的梳妆台上有现成的卷发器,都是国外带过来的,带液晶自动喷雾功能,姐姐的崇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尽管显得精神,但她觉得镜子里看到的与眼下的自己实际上有分别。

  她给两个小家伙做了面条,是从冰箱里找到的最后一个压缩面饼,煮熟后打了两个鸡蛋加了一点火腿片。冰箱里还有一些鱼子酱,是姐夫有次出差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她把它装在一只碟子里让他们两个当佐餐小菜。看得出来,自打姐夫出差后姐姐一家就没有开过伙,他们家的冰箱又荒凉又凌乱,还有股子臭鸡蛋的味道。她从冷藏柜的一块搁板上找到了一把干葱、几瓶早就过了保质期的酸乳酪和一个长毛的已经发绿的西红柿。

  现在她觉得自己也有点饿了,餐厅里飘过来的食物的味道勾起了她深潜的食欲。要是丈夫能够准时回家,也许还有时间在楼下的餐馆里吃一顿像样的饭菜,可眼下她只能抑制自己。误点不是丈夫的做派,他很少会迟到,他那只钟表从来没有走不准过。

  她站在光线暗下来的阳台上,觉得眼前看到的一切又清楚又迷糊,那些几何形的屋顶,那些因为交叉太多而不知所终的马路,那些漂移着又在各处停浮的记忆……同时,她觉得自己看见脑子里那些线路,那些几十年来相互叠交、分叉、扩展、抵消,最终却无法给人提供答案的弯弯扭扭的线,它们分布在她小小的头颅里,让她包裹着,又包裹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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