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立风
2015年,“中国新民谣”唱响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张佺和小索组建了“野孩子”乐队,由兰州出发沿着黄河采风;周云蓬告别沈阳铁西区的父母,只身入住圆明园画家村,每天到海淀图书城卖唱;小河由部队炊事班退伍,从邯郸老家来到北京,在保安集体宿舍里摸黑练琴;钟立风辞去在杭州歌舞团伴奏的工作,北上进京寻梦,在各唱片公司奔走,不久他接待了一个叫万晓利的青年……
这一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出发,除了手中的吉他和不为人知的才华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在生活的最前沿摸爬滚打,从社会的最底层攀登挣扎,渐渐地惺惺相惜抱团取暖形成一股力量,在世间同声相应唱出自己属性鲜明的歌声。他们在创作形式上不是对传统民歌的沿袭模仿,而有对西方现代配器和乐理的运用;内涵上有别于校园民谣的风花雪月,而是直面社会的纷繁复杂和生活的悲喜交集。于是,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新民谣”,口耳相传,随风播散,感化人心,回响激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被誉为中国新民谣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身后积聚起愈来愈多的追随者;而“新民谣”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生齿播延,新老赓续,百花齐放,从地下走向中心,由小众成为大众,一曲风行,滥觞于今,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独立音乐的主流,获得了愈加广泛的认知、关注和喜爱。
资深民谣爱好者和近距离民谣观察者雨来撷选了四位各具特点、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民谣音乐人(组合),他们其实也分别代表着新民谣的不同风格、不同面相,比如植根传统民间音乐的、乡土地域的、学院派的和社会底层关怀的,等等,他以相契合的文字形式,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故事,从中折现出中国新民谣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所葆有的朴质情怀,所展现的绚丽风景,以及未来所将创造的无限可能。
野孩子:唱不停的黄河谣
我们走吧,野孩子
就算那条路已被淹没
我们走吧,野孩子
就算那条河已经干枯
——张佺《我们走吧,野孩子》
一年容易又秋风。2015年秋天,小索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2004年10月30日上午,小索胃癌不治,于协和医院逝世,时年三十四岁,他与张佺创建的“野孩子”乐队也就此星散。世事难料,命途多舛,恰如琴弦于乐曲最高亢激越处戛然崩断,令人愕然悲叹;唯其余音尤激荡不绝,回响传唱,成为不老的传奇。
1995年2月,兰州前建筑工人小索与兰州前长途客车售票员张佺在杭州组建了“野孩子”乐队。之前数年,他们已辞去公职,分别行游于甘肃、青海、宁夏、西藏等地,边走边唱,而后于浙江风云际会。这一相遇,他们结下生死契阔的情谊,两个西北青年的珠联璧合更开创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新天地。
同是吹着西北风喝着黄河水长大的两个“尕娃”,有着相似的底层成长经历,那是与土地与劳动息息相关、交织着汗水与泪水、最为贴近社会实相与生命苦难的生活。他们都从这块土地上这种生活孕育的民歌中汲取营养获得力量,并都选择以高亢旷远的歌唱来表达情怀抒写人生。小索在兰州的建筑工地上听民工们边劳动边唱歌,歌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支撑艰难生活的力量。小索说:“西北民歌的影响已经在我的骨头里了,当我随口哼唱的时候,调子总是那儿的。”张佺的童年在甘肃和青海的农村度过,他从土地上劳作的农民那里学会了唱歌,那些农民用自然的声音歌唱着生活的快乐和忧伤。张佺说:“我最喜欢西北民歌的朴素和简单,听上去就是人们在给自己唱歌,而不是表演。”土地、劳动和真实的生活,既是“野孩子”生长的基础,也自始至终都是“野孩子”坚守的信念与价值。
小索与张佺结成“野孩子”后,两个野孩子随即返回兰州,于1995年5月开始对西北民间音乐进行系统的采风、整理和研究,并着手创作。其间两人曾由延安沿黄河步行北上一直进入内蒙,收集沿途的民歌。他们融和西北黄河流域的信天游、花儿和秦腔,采用吉他、口琴等西方器乐,形成了既具有浓郁西北韵味又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民间音乐和唱法。他们用音乐和歌唱抒发对生息之上的土地和河流的热爱与眷念,同时注入深沉厚重的现实关怀,他们表现底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朴质情感和美好希冀,承续了《诗经》、《古乐府》等中国古典民谣哀而不伤、乐而不靡的精神血脉。他们的作品开阔自如,听来荡气回肠,给人以直面生活的热情和力量,是艺术性和思想性自然而完美的结合。他们的演唱高亢恣肆,浑然无我,臻于灵肉合一的化境。当“野孩子”第一次铮然拨响琴弦、发出第一声嘹亮的歌唱时,他们已自觉地代表脚下的大地发出自己真实而笃定的新声。他们的身后,渐渐聚集起为他们的歌唱所感召的同路人,并形成一支不断壮大的力量。因此,“野孩子”的出现,被视为中国新民谣运动的发端与肇始;而“野孩子”,也为后续的中国新民谣树立了参照和标尺。
1996年3月,小索与张佺来到北京。为了实践理想,两个西北来的野孩子与这个庞大冷硬的城市碰撞冲突,生活的窘迫没有让他们气馁,反而磨炼了意志,世相的浮嚣没有让他们迷失,反而增强了坚守信念的勇气。他们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顽强创作,刻苦排练,内心光明温暖。《生活在地下》是“野孩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反映了他们初到北京时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感受,准确表达了那些离开故乡家园、离开亲人爱人,来到这个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实践理想的年轻人的无助、孤苦、不适和困惑,但同时又隐喻了对理想的坚持和对信念的执着。如今,这首歌依然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能够引发心底深处强烈的共鸣。它概括了“野孩子”的奋斗历程,揭橥了地下音乐的生存状态,宣示了忠于理想的人们的心灵坚守。
乐评人颜峻说“野孩子先是用做人的方式树立了乐队的气质”。生活中的“野孩子”与他人相处时是谦和而低调的,言语不多,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意;而抱起琴时他们对待自己是严苛的,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这样的方式凝炼成乐队刚健质朴的气质,与中国当代那些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偏于阴柔矫饰的摇滚或流行乐队相比,风格迥异,志趣不同,经得起人们耳朵的甄别、眼睛的考量乃至精神的检验,并为其吸引而折服。周国彬、高辉、陈志鹏、冬子、张玮玮、郭龙等优秀的乐手先后加入乐队。前兰州小学音乐老师张玮玮说,他第一次去看“野孩子”排练时正值酷暑,发现四个人在地下室里,连风扇都不开,满头大汗地反复练习和声,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加入这支乐队。而乐队完美独特的配器和声,明快而富有民间色彩的节奏和独具风格的演唱,以及健康朴实的风貌,为“野孩子”赢得了愈加广泛的关注和赞誉。1999年起,他们先后应邀参加了法国音乐节、迷笛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北京在伦敦”音乐节、法国里尔“中国之夜”音乐节等活动。
2001年,小索和朋友在北京开了家名为“河”的酒吧。“河”可能是北京第一家由独立音乐人开办的,以交流独立音乐特别是民谣音乐为主旨的场所,开创了现在大行其道的“music livehouse”的先河。“河”除供“野孩子”乐队自己排练及演出外,还为许多在北京辗转挣扎的地下乐手提供了展示技艺的舞台和获得生计的平台,如今已声名赫赫的小河、万晓利等音乐人和“布衣”等乐队初到北京时,都以“河”为根据地,“河”因此成为北京独立音乐的重心和音乐爱好者的据点。“河”时代也是“野孩子”最美好的时光。乐队成员在几经调整后进入了稳定时期,由小索(吉他、主唱)、张佺(吉他、口琴、主唱)、张玮玮(手风琴、和声)、郭龙(打击乐、和声)组成。他们都来自兰州,拥有同样的对于那片黄土地和黄河的眷念,有着丰富的社会底层生活体验,走过相似的追寻音乐理想的道路。他们坚持“野孩子”那卓异的风格与气质,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他们都剃平头,穿简单的布衣;每天下午雷打不动集中在“河”排练,中间休息的“课间操”是做俯卧撑。晚上每次演出终了,他们放下手中的乐器,在舞台上敛目挺胸端坐,以无伴奏的方式合唱起《黄河谣》。四个精壮男子粗粝深沉的歌声,恰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来,令人心神俱撼。“河”是“野孩子”的源泉,也是皈依。曾参加过“野孩子”的乐手,把在“野孩子”期间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最华彩的一幕;后来“野孩子”的成员把“河”时期的生活作为人生和音乐旅程的巅峰。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理想中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样的生活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令人向往。
小索爱笑,笑起来那被西北风刻划得满是沟壑的脸皱成一团,痛快放肆,像西北山坡上的放羊娃;他不太愿意说话,喜欢笑着听人聊天,喜欢请人喝酒。他有时会胃疼,用手捂住肚子,只以为是普通的胃病,是颠沛流离的困厄生活必然的馈赠,没想到等到医院检查时,已是胃癌晚期。他走之前还在对朋友笑。而他的这次决绝的远行对他们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河”就此干了,“野孩子”消失在北风里。他们能够抵御外力的摧折,诸如歧视、困苦等等,却扛不过这样出乎意料撕心裂肺无法承受的打击:一个历尽艰辛饱尝困苦依然忠于理想坚守信念的朴实生命为何得不到命运的眷顾?!精神与心灵的顽强真的敌不过现实的冷硬和命运的拨弄吗?!小索走了,或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需要野孩子。
“野孩子”来自底层,正视底层,从不自外于底层,代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歌唱难解的乡愁、朴实的生命、执着的理想,也歌唱生活的困顿、心灵的冲突、精神的求索。他们植根于西北厚实的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劳动者一样,简单实在,热情达观。他们从来都不愤怒,因为那种标榜的外在的愤怒,是一种都市衰靡生活的衍生物,是精神空虚后的虚火,是生理上多余的亢奋,是本质上与所谓小资同源而无根的东西。“野孩子”与这些东西统统背道而驰,判若霄壤。真正的民谣,是百姓心声,是时代肖像,是社会良知,是文化灵魂。“野孩子”开创并形成中国当代真正意义上的民谣,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良心。
小索走了,这些年里再听“野孩子”的音乐,听到小索那高亢热烈的歌声,令人神伤,产生一种时空的错置感。古语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然而歌唱也可以表达哀思,寄托余悲,告慰逝者。每年的10月30日,“野孩子”的朋友们都会相聚歌唱。故友相聚,放声高歌,这也是小索乐于看到的吧,他也会和大家一样,把歌儿唱起来,不停地唱,唱到月亮长出来,唱到星星掉下来,唱到日头歇下来,唱到黄河停下来。
而小索的来和走,也让我们看到人生必然的过程与结局,又反而觉得安心。生活依然继续,心中的音乐不会就此止息,歌声终将再次响起。小索走后,张佺远去云南,隐居丽江。他放下六根弦的吉他,拿起两根弦的冬不拉,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成果。他的冬不拉独奏曲《水车》和《远行》称得上中国原创音乐大师级的作品,他不仅纯熟地掌握了高超的冬不拉演奏技法,而且融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于其中,令这件西域异族的乐器表现出了汉文化独有的隽永禅意。这该需要怎样的意志力和自觉自省?玮玮也曾到新疆采风,后来又回到北京,和郭龙一起在创作、排练和演出中宁静而充实地生活。他们为孟京辉的话剧《恋爱中的犀牛》作现场伴奏,参加美好药店、IZ乐队的活动,历时六年积聚,打磨自己的作品,在2012年5月正式出版了创作专辑《白银饭店》,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其中的《米店》更一曲风行,传唱遍大江南北。这样的坚持与笃定,他们内在的支撑都还是“野孩子”的精神吧。
2013年初,在经过近十年的平复、沉淀、探寻和砥砺后,张佺、张玮玮和郭龙相聚大理,正式重组“野孩子”。他们在古城平等路的一所老宅院里,重回日复一日严谨精密的集体排练生活状态,仿佛十年只是这期间一次短暂的休息。排练现场记录中最动人的部分,他们原样整合成一张专辑,取名《平等路》,于2014年11月正式出版,仿佛是给十年前的一声回音、一腔告慰,同时也是重装上路的一声号角、一句宣示。在此过程中,吉他手马雪松、鼓手武锐先后加入了“野孩子”,乐队回复到全盛时双吉他双打击乐多声部合唱的配置。2014年元旦,乐队签约加盟国内独立音乐的“孵化器”——树音乐,在十多座重要城市举办了以“树生长的声音”和“大河之上”为主题的场馆级专场音乐会,并于2015年10月24日登上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舞台,为关心热爱中国独立音乐、心怀爱与美好的人们呈献了盛大而庄重的“黄河谣——野孩子乐队二十周年专场音乐会”。二十岁的“野孩子”,以更加矫健的身姿、更加坚定的步态,迈入这个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时代,并嘹亮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唤起了更加广阔深远的回响。
每次回兰州,“野孩子”都要去看望守护在黄河边的小索;每场演出收官,“野孩子”依然放下手中的乐器,敛目危坐,集体唱起《黄河谣》。张佺说:“野”是野生的、自然的、没有被驯化的,“孩子”是简单的、直接的、没有规矩的。他们是天地间以生命来歌唱的赤子。生命不息,生活不止;音乐长青,歌声不老。他们跟随自己的心,边走边唱,恰如那条流过家乡的大河,流过天荒地老,流过千山万水,不停地流,流成了歌。
白水:在日子和水流之间
我 择木而栖
在日子和水流之间
过滤掉身上的盐粒
月光浓缩成一滴
母亲在灯下编织
时间在她的手里
成为符号
在我的手里
就成了一块石头
寂寞无处不在
一个待在原乡的人
用呼吸代替想象
通过一堆静止的石头获得慰藉
就像巢穴
或者一张弥坚的网
即使你从天空来
展示滴血的翅膀和渴望
我带你去岷江
岷江 我终生暗慕的对象
以上所引是四川乐山籍青年诗人朱巧玲的《原乡》。几年前很偶然地读到了她的一组诗,浏览一过,感触最深的便是这一首,诵读几遍,便能熟背。月光、母亲、时间、寂寞……这些词和唤起的意象,对于每一个漂泊游子,都是内心隐密之处时时滴血的致命伤。对于我,亦复如是。当然,诗的内核,对生命故乡和精神原乡的追慕与拟想,同样引发了我深深的共鸣。每当背诵起这首诗,都感觉那条大河,岷江,正从身边浩荡流过,她氤氲的水汽浸润了面颊,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清凉、怡然、宁静和辽远。那时,我庆幸能遇见这首诗,却不知冥冥中又昭示着怎样的机缘。
岷江,发源于川西北的岷山,依势流向东南,经都江堰变得舒缓,到达乐山汇聚了大渡河和青衣江,便南下宜宾,在那里与远道而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相逢相拥,合为一体,此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长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以,似乎低调内向的川南小城宜宾却有着一个宏大响亮的名号“万里长江第一城”。那两江交汇处,空阔雄浑,称为“合江门”,最适于远眺长江念天地悠悠,自古便是宜宾名胜。而宜宾城,就在合江门后,绵延展开。
宜宾,很多年前曾因出差到过一次。在去往住地的车上,远远看到岷江与金沙江一清一浊相会相融,心中为之激荡不已。夜里,和几位投契的同僚外出闲逛,行至岷江边,在江堤上一位阿婆的小排档痛饮啤酒直到酩酊,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去,纳头便睡,第二天醒来发现手机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后来每每想起都觉迷惑不解。这些,便是对宜宾的最初记忆。
遇见朱巧玲的《原乡》不久,我入伙朋友们沿怒江一线走茶马古道的旅行,集结点是大理。我比他们早到了一日。第二天醒来,吃过早点,便在古城胡乱游荡。阳光明丽,空气清冽,老城街衢如莲花般次第开放。一条小巷中一家名为“懒人”的书吧吸引了我,推门进去,发觉我是最早的客人。中间圆桌上堆放着色彩斑斓的各种杂志,封面玉体横陈乳浪翻滚的《男人装》粘住了我的眼球。这杂志之前在网上略看过皮毛,路过街边报刊亭也时常见它高悬架头,每回都心如鹿撞,却从未斗胆触碰过实物。此番独在边城,又左右无人,便提一口气强作镇定,抽出一册在手,又随便抓了几本别的遮盖着,觅个僻静角落,一边翻看,一边责骂自己一大早就色心泛滥真是个浊物。穿过一路肉林酒海,正为那满篇肉气熏得头昏,将至穷处,终有一页“新碟推荐”类的版面让我挣扎出来,换了口气。其中一幅邮票大的图片色调清淡意态沉静,与之前的浓艳恣肆判若泾渭,反差之大,令人恍然。图中青苔漫上旧墙,如临时光之河,幽深又出离。旁边四个字“白水?时间”。知是张音乐专辑,以为那四字是专辑的名字。再看旁边同样邮票大的一段配文,方知白水是作者,而时间才是主题。那段文字阐发了专辑的旨趣,据后来看,大体是对白水为专辑所作文案的转述,借此表达了对那种旨趣的神往与怀想。
说不好是为什么,可能是那绝大的反差引发的好奇,也可能是内心本自存在而于彼时响起的召唤,我到柜台向店员要了卡片和笔,记下了那两个名词——“白水”“时间”,然后走出门,投身我的旅程。旅途颠簸中,曾多次翻出那张卡片,确信它还在,确定没有忘记那两个名词。而我本是健忘而疏阔的人。而那两个名词又是那么平淡却意味无穷。
旅行结束后,回到西北偏北的巢穴,第一件事便是上网搜“白水”“时间”相关的音频,当时找到的只有《庆符镇》和《牌坊》,下载下来一遍遍地听,听得流泪,转给朋友,说“这是时光的味道,是乡愁的声音”。搜信息,找到淘宝购买的链接,那时还没有可以在线支付的银行卡,只得求告朋友,买到后据说店家已所剩无几。请那位朋友喝了杯咖啡,急切又忐忑地带着《时间》回家,当乐音开始回旋流淌,身心随之激荡萧散,所有的悬想都得到落实,所有的顾念都得到回报,它们归于庆幸的心潮,随着乐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联系上白水后,讲起知晓他的缘由,白水在电话那头呵呵笑着,用他那“川普”说:我也听人说啰,说白水,你上了色情杂志啰。后来,我时常回味我们相识相知的过程,感悟天地间造化的不言而喻、机缘的巧妙牵连和命运的注定安排;也时常假设,假设我没有走进“懒人”书吧而是在床上睡懒觉,假设我强压好奇心坚持假道学没有拿起那册《男人装》,假设我如常盲目自信记忆力没有用笔记下“白水”“时间”……那样的话,我现在的生活是否如是,现在的我是否如我?这样的漫漶联想往往终止于悚然惊觉时间之河不可逆转,惊觉命运之手不可测度,惊觉生命中某个(些)人终会在某时某处与你相识,仿佛岷江与金沙江,来路殊途,却终会在宜宾相逢相融。
九月金秋,天高气爽。刚历经人生一次跌扑,犹如穿越一层洗礼,脱胎换骨。褫夺衣冠,贬出朝歌,好似闲云野鹤。上网扯旗组了一干破落户去走川藏线,集结地是成都,我又早到。但此番却是早有安排,借此到宜宾与白水一会。此前,热线往还,相感投契,都望聚首,一来面见真人,二来痛饮以贺。“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呵呵。
和白水约在宜宾老市府门前的小广场。想象中的白水是个沧桑忧郁甚至略带病态的清瘦男子,却远远看到一个满不在乎穿着背心、套着软趴趴的牛仔裤、斜挎帆布绿书包的小白胖子,在那块窘迫的小空地上焦急地转来转去东张西望。我强压住要夺口而出的笑声,冲着他大喊:白水!
他先带我到一家他反复夸赞地道正宗的川菜小馆,叫了一桌子菜和几瓶冰啤酒。酒足饭饱,他说:你喜欢岷江,我带你去看岷江。我们在江堤上沿江行走,白水一路指点着江边风物,江对岸的黑白双塔、堤边待拆迁的连片老屋、古拙倾颓的牌坊、空阔寥落的合江门、烟火蕴藉的冠英街,这些景象和它们包孕的气氛都蕴藏隐现在《时间》里,发散着熟悉的味道,由此得以一一分辨。身边的岷江伴着我们的脚步,雍容舒缓地流淌。千里关山,一路奔波,如今终点即在眼前,便有一份气定神闲,一种从容自在,悠然地品味着当下。
我们回到白水刚搬入不久的“豪宅”,也就是后来的“花十三楼”,白水弹琴唱起《童趣》,唱起《时间》,如我们之前在电话里约定的那样。那些时时萦绕耳际沉湎其间已然耳熟能详的旋律与歌声,如今如此真切如此触手可及地呈现,令我激动得微微眩晕,又怕只是一梦黄粱,而当确信此身即我,便升起由衷的庆幸与欢畅的妥帖。白水又唱起《在车上看麦田》,唱起《螃蟹歌》,讲起歌曲背后的故事,谈到已见雏形的新专辑(即《冬》),而我由此成为他的作品的首批听众,他的创作的旁观者和见证者,这样的分享于他是怎样的信任,于我便是怎样的荣光。
白水又带我到合江门,说要我感受下川中百姓喝茶摆龙门阵的朴实惬意,此时下午过去了一半,日影西斜,岷江与金沙江已交融一体,焕然成新,浩荡东流。远处征帆点点,映着灰白的日光,接天而去。白水把胡郎中、阿明等他在宜宾的好友一股脑地唤来,喝茶清谈,其乐融融。茶与人都是质朴而醇厚的,接了地气,吐露着粗粝、蓬勃而自在的生机。而我与宜宾的茶也就此有了契合。每年春天,仿佛春信,在特定的时节,都能收到从宜宾寄来的一大包茶,应属于翠屏绿芽一类,不求上品,百姓日用的最好,只求苦涩中那一缕超迈的清远。每当捧起一杯热茶,埋首于袅娜而起的茶烟,都仿佛嗅到那一角天地间泥土、山岚、江风、雨水的气息,自然素朴,引人依皈。
天色向晚,风生水面,一派飒爽清凉。白水说:听你说关于宜宾的记忆,岷江边的大排档,我寻访许久,都未找见与你描绘相仿的。不过,今晚我们也是在岷江边,也是吃大排档,希望能重温你的记忆。白水打头,我们一哨人马紧随,溯岷江而上,在江堤边一棵繁茂的黄桷树下团团坐定。还能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大排档么?皓月当空,清风送爽,树影婆娑,江流作歌,就着丰盛的美味,我们饮酒谈书谈电影谈旅行,然后轮流把酒放歌,那样的欢洽快意,就像海子的诗,“明亮的夜晚,多么美丽而明亮。仿佛我们要彻夜谈论玫瑰,直到美丽的晨星升起”。夜深风静,酒阑人散,白水、胡郎中陪我踏夜而返。不知白水为何担心我没有吃饱,执意要再去夜市。拗不过,只得去了。吃过几串烧烤,我已撑得肚胀。初次谋面,受此厚待,我表示了感谢和不安。白水说:知道你来,我取了半个月的工资,今天全花光。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早,尚不到三月末,北京也有些莺飞草长、烟花迷目的劲头了。之前一段时间,我们忽然都对海子有了更深的沉溺,打电话几乎言必称海子,盲目地议论他的人生和诗。在我,可能因为生活与旅途中的孤寂、感情的摧折、前程的失意等等,加之那年年初,纠葛多年钝刀割肉的一种关系终于无法维持,浸淫其中的悲欢离合一举清零,生活状态似乎一朝被打回原点,所以颇有“只身打马过草原”的抽离与绝望。在白水,我想他当时可能多少受了宜宾好友赵先生的影响。赵先生天资聪颖敏感多才,既玩音乐又写诗,这样的人自然天生便是海子的信徒,他称海子为“查哥哥”,对海子的不少诗作有独到的领悟与见解,还把其中的一些谱曲弹唱,《云朵》可称代表,可见他的能力与才气。而二十五岁弃世的海子的二十周年忌日日益迫近,似乎也为我们的沉溺施加了愈来愈强烈的心理暗示。终于有一天,电话里,白水操着宜宾“川普”说,“我想我们该见面啰”,“你来嘛”。
我在午后抵达宜宾,又远远看到白水在路旁一脸焦急地举头张望,旁边还有胡郎中和赵先生。宜宾已然有些潮热了,壮实的赵先生穿着一件黑色的阿迪短袖,满不在乎,旁若无人,颇有几分落拓的名士气。我们坐上赵先生的破车,突突着开赴花十三楼。车后座放着鸟痴先生赞助的一箱酒和书武大人准备的一大袋熟食,白水拍打着说“晚上全喝光全吃光”。进了门,白水拿出箫来,呜呜吹奏一曲,说“欢迎你”。
晚上我们举办了“海子诗歌朗诵暨研讨会”,出席人员有白水、赵先生、胡郎中、阿明和我,会议地点是白水家的餐桌,会议材料包括赞助的酒肉和白水炒的几样素菜。席上我们为海子留了座位,设了杯筷。会议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开始,大家痛快饮酒,踊跃发言,很快进入了烈火烹油的状态。呵,那何止是痛饮,简直就是纵狂。我想,假若海子在场或远在青空看了,也会为之惊骇吧。而或许,他原本真就在场?否则为他斟满的酒为何最后空了?唉,人生能得几回醉,又能有几多轻狂。对我来说,这一夜的纵狂,怕是此生空前绝后的一次了。
次日上午,蒙眬醒来,发现我和赵先生睡在各自腌臜的呕吐物里,屋内更是狼藉一片。白水不在,记得他还要上班,去为人师表。挨到中午他回来,给我们煮了清汤面醒酒,又组织着把房间和我们自己收拾得稍清爽些,便由赵先生开车载着,突突去了李庄。这是结构、形态保存相对完好的一座古镇,抗战时期,傅斯年、李济、赵元任等先生所在的中研院史语所和梁林伉俪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等科教机构曾暂驻于此,为僻居一隅的边城宜宾培植了一脉文气,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这也是白水多次向我提及的。
岷江于白水和我自然别具意义。相聚的欢乐从来短暂,往往在相聚的一刻就昭示着别离的苦痛。这天上午,白水说我们到岷江边走走吧。次日又要分别,虽然无言,但心底的遗憾都写在脸上,未下心头,便上眉头。那天的天气再不似前两日晴朗明丽,阴云浓密,压在头顶,料峭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萧瑟得仿佛是北国的深秋。我俩沿江漫步,江岸空无一人,岷江被风吹得似乎也有些不安,水流击打着江石,腾起的水雾和溅起的水花令人更生凉意,我们不由得瑟缩起来。走到江水洄流处,江面骤然宽阔,水流舒缓许多。白水指点着说:这里是赵先生大显身手的地方。宜宾每年在那里有横渡岷江的比赛,赵先生总有不俗的战绩。白水接着幽幽讲起赵先生的故事,听来不禁唏嘘,睹物伤情,感慨尤深。
空旷的江岸上忽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跑跳着近前,又犹疑地在不远处停下,试探徘徊。是个十来岁的瘦削的小女孩。她在江岸的卵石间独自跳跃玩耍,映衬着阴郁的天空、寥落的大地、决绝的江水,显得孤寂而奇特。她不时打量着我们,似乎想要我们成为她的玩伴。白水不禁问她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玩,家在哪里。女孩指着江堤下一排简易棚屋说家就在那儿,自己在这边没有朋友,常一个人在江边玩。想来是漂泊打工的异乡人的孩子,他乡的孑遗。女孩问我们在做什么。我说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想在江边找几块好看的石头,留作纪念。女孩便跑开去,不时蹲下翻弄,示意我们过去看,甚或抱着石头跑来给我们。不忍拂她的意,我拣了几块;而她的善良、天真和孤单,更让我悲从中来,几欲泪落。看白水,也是一脸凄然。我说,我们回去吧。白水点头,叮嘱那女孩自己多小心,早点回家。路上,我对白水说,何不把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呢。白水若有所思,说:我也在想这个。
午后,阴云终于转化成雨,由疏见密,丝丝缕缕,进而铺天盖地倾泻下来,仿佛天空要把积郁已久的哀伤尽情倾吐。我坐在白水工作室的飘窗上,窗外只见铅灰色的浓密雨幕,激冲摆荡,仿佛身在汹涌江流中的一条船。白水在摆弄他的录音设备,又试了几样乐器,说:我想到了一段旋律,我们把《原乡》录一下吧。我朗诵,白水弹琴、吹笛子,然后合成。满意后,白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虽然普通,但我们能做些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出身寒微,在社会上无所凭借,无钱无势,在许多人眼中或许算得上“命运似草芥,尊严如微尘”,但我们自有心胸与怀抱,不容劫取,不能抹杀,不逢迎取巧,不妄自菲薄,还要给这世界一点自有的颜色。我更感念他的心意。这首一分钟的曲子,在他连小品都算不上,他为的是给我留个念想;而我,本不过是他音乐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为他带不来什么,他却给我如此的看重与厚待。
回来后,我复陷身于日常生计奔波之中,而白水在为专辑《雨来》积聚创作。有时,会想起那天在岷江边的所见所感,想白水的感受又是怎样呢,或许已转化消融在《原乡》里了吧。直到不久后的一个深夜,白水说:刚创作好一首曲子,已传了过来,你先听听看。我看到那首曲子名为《岷江之恋》,我知道在那天对岷江的感受上,我低估了白水。
每个人都有自洽的表达方式。在我,我的感受表达为承白水美意给《雨来》写文案。在白水,那天在江边的若有所思,更多地表达为这首《岷江之恋》了吧。
《岷江之恋》,以吉他独奏起首,延续至整个曲子三分之一强的时间,从调式的选择、弹拨手法的运用,逼真地摹仿了古琴曲的演奏效果,营造并一下将人带入旷古、高远、空寂的情境,生发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慨和生命原乡莫可归去的悲叹;特别是弹拨出的泛音,仿佛来自古琴“揉、捻”的指法,生动地表现出水流铮琮、水花飞溅的景象。而旋律的推进、节奏的布设,由缓渐急,由低向高,形象地演绎出江水由远及近,虽舒缓却不可阻挡地奔涌而来的气势。听着这一节,我仿佛又回到那日阴晦天幕下的岷江边,仿佛看到那个小女孩依然在一个人孤独地跑跳玩耍,仿佛看到赵先生精赤着身子大鱼般跃入水面,而内心已随之波澜涌动。其后,乘着音阶的递进、情绪的累积,乃至音乐叙事的发展,至恰如其分处,竹笛精准地接入,以其清亮、高亢和激越,仿佛将此前蓄积将溢的情绪一下子渲泄、喷薄而出,而吉他的演奏也摆脱了此前的束缚,通脱随性,挥洒自如,共同将表达与叙事推演到更高更浓烈的阶段,仿佛江流浩荡堆涌至近前,又击石排空,轰鸣着决绝而去。而此时,白水粗粝激昂的人声又加入进来,层层攀升,环环相扣,将表达与叙事推进至高潮。人声中有豪放有顽劣,豪放处,仿佛川江号子,击水而歌,控驭水流如驾驭江龙,劈波斩浪,履险如夷;顽劣处,仿佛是对我们那几日恣肆轻狂的回忆与调侃,有回味,有戏弄,有感叹,以至有一点点无奈。高潮后,情绪渐渐平复,而曲子也行至尾声。笛音收束,人声暂息,音调趋弱趋缓,令人仿佛看到岷江已在远处与金沙江相融汇,映着落日的余晖,缓缓流向天际。夕阳中,人声又起,向着流逝的岷江自语喃喃,宛如赠别;而“雨来,雨来”的呼唤,意味深长,和着收尾处一声欲语还休的轻叹,仿佛已窥破雨来这个痴友其后的命运,沉痛哀感,却无以言说。
岷江一别,如许年中,也曾几次想要再赴宜宾,看望白水,亲近水流,却总是计划不敌变化,于错愕中错失了。这些年,白水出版了《雨来》、《花十三楼主人》、《游记》、《遗落之城》、《碎音杂记》等个人作品专辑,完成了“清风沐雨”、“花楼吟记”等巡演,明确了自己的音乐方向,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得到了更多朋友的关注与喜爱,称得上影响日增。这两年,更担纲主创《狗十三》、《烈日灼心》等电影配乐,受邀赴美出席音乐节并穿梭各大城市作交流演出,可以说多年努力得到了回报,辛勤付出收获了硕果。他同时注重修习,读书颂经,精神充实,思想灵动,可谓勇猛精进,个人生活也甜美圆满,可以说各方面都步入正轨,走上了全方位上升的道路。作为痴长几岁的老友,很为他高兴欣慰。
不敢说《岷江之恋》是为我而作,那本是白水体现个人意志的独立作品,但这些年来,当我在重重挫折中挣扎冲突,在累累打击下悲愤愁苦,于创巨痛深的心底滴泪泣血,于每况愈下的窘境辗转徘徊,我都会听一听这首曲子,或者在脑海中回响,在口齿间默念起它的旋律和白水的人声,备感慰藉,令我感念生活也曾给我如此的幸运,我也能有这样的朋友。
人生能有几多欢乐,几多惆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刘东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独白
知道刘东明是听了他的《西北偏北》。绿妖说她第一次听东明唱这首歌时,“心神俱撼”。作家就是有这本事,能把你心里翻腾起伏无可名状的情绪精准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唤起你的共鸣,让你一下豁然开朗。
于是,觉得跟东明便有某种缘分。缘分这种东西,大家都挂在嘴上,但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大道无形,似有若无,可以用来解释世间万象,仿佛控制着芸芸众生,但或许不过是自己的心理暗示罢了。然而,生命中有些一见倾心的“遇见”,那种扑朔迷离的奇妙感,也只有用“缘分”才妥帖吧。比如,东明遇见小引的诗《西北偏北》,我遇见东明,而我长久以来都把我所处的时空角落称作“西北偏北”,夜晚在那里饮酒落泪。
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见到东明,一来二去就很熟稔,变得投契。东明直爽,但言语不多,我觉得这跟我很像。东明实在,每次喝酒,临了一不留神就把账结了。东明热心,公益活动招之即来,朋友有事跑前跑后。东明幽默,看似闷坐不语,却突然语惊四座,令人捧腹。东明细致,聚的时候看我喝高了,就陪我到地铁站,然后自己才走。从喝酒闲聊和看他文章大致了解了他的经历,初中没毕业就直入社会大学,给人看过渔具店,由电线杆上的吉他班小广告走上音乐道路开始了艺术人生,背把琴闯荡北京,睡过地下室,唱过地下通道,还在声色场所驻过场,这样一路走来直到现在成为独立音乐江湖民谣流域大名鼎鼎的“文化部免检歌手”、“民谣小英雄”。地下通道时期的卖唱生涯,想来应该充斥着世间炎凉,但似乎很让他留恋,他每次说起脸上都流露出怀想的表情,足以说明他的达观开朗。这样的人生道路称得上跌宕坎坷,应该充满了身心的磨砺,可这些坎坷与磨砺似乎对他的心性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他依然如刚走出校门的十几岁少年般纯真。东明的纯真,最能体现在他的笑里。东明笑的时候,脸上就像开了一朵花,眼睛眯成一条缝,笑得透彻自如干净,不含虚伪的杂质。这种笑让人放松,觉得亲切。我喜欢跟东明在一起,喜欢看他的笑。这种喜欢既有友情,还有慢慢生发蕴积的亲情,我觉得东明就像是我的兄弟。
闹不清“民谣”怎么就火成现在这样了。以前也曾为什么是民谣纠结过,虽然现在也没能完全释怀。还曾跟老周(云蓬)探讨过这事儿,当时他坐在黑影里像一个先知,一番沉默后,传来他幽幽的声音,“可以说是个人化的民歌吧”。后来就不再琢磨了,因为无法找出既准确又普适的语汇来定义民谣,但每个接触民谣的人都会对“民谣”有一种自己的认知和感觉,虽然也难以表达清楚(现在反思,觉得老周的定义还是最恰当的)。对我来说,我相信任何音乐都是有社会性的,而民谣的社会性应该更直观更鲜明,甚或可以说社会性就是民谣的生发之源和存在之本。基于这样的认知,我理解的民谣,应是百姓心声,是时代肖像,是社会良知,是文化灵魂。这几个“是”既是递进叠代的,又是并列共存的。不提现在让人眼花缭乱、削尖了脑袋要挤进民谣这个“圈子”里的,即便是用我这样“狭隘”的民谣观来判别,东明的音乐无疑脱颖而出,是真正的好的民谣。东明是我们这些弯腰刨食的百姓或者干脆说草民中的一份子,虽说获过奖上过CCTV,但还是卖唱糊口,仍属于纯粹的劳动人民普罗大众草根阶层。他的歌唱里有草民的自得其乐,有缠身苦恼,有不平,有调侃,有小精明,有浑不吝,有自嘲,有凄惶……唱出了我们细琐而真实的生活的苦辣酸甜,吐露了我们易感又坚韧的内心的喜怒哀愁,白描般刻画了我们身处的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的全景,表达了我们对社会丑恶混沌的愤怒和批判,以及对公平正义的赞美和渴望。这些歌声通过我们的口耳相传,将如《诗经》、《楚辞》、《古乐府》那样,融会于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里。
东明早期的作品专辑《动物凶猛》、《刘二的把戏》、《鸟巢》等,都是自己录自己发的“非法出版物”,封套也是自己手工纸糊的,上面手写着专辑名称和流水编号,很有些限量珍藏版的意思。这些专辑看起来显得寒伧,但其中的《瘌瘌秧》、《鸟巢》、《吃面条》等作品应该会在中国独立音乐的史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至少会在关切中国独立音乐发展的人们脑海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2009年末东明发表了第一张带“户口”的正式出版物《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我有幸大概是这张专辑全部制作完成后的首名听者。所谓“真人真事”,我想就是东明自己的故事,一个北方小城青年的青春纪事。有小儿女情窦初开的甜蜜与忐忑,有乡间金黄麦田里的劳碌与欢欣,有离家远行踌躇满志的少年意气,有对家乡旧时风物的追思怀想,有流落于都市生活在地下的挣扎,有小百姓对堂皇社会宏大叙事的反讽,有艺术青年对自己音乐理想的调侃,有人生过客对生命孤独的体认,有漂泊游子对父爱亲情的眷念……凡此种种,真实记录了一代青年的身心成长,生动描绘了都市里为理想为生活而奋斗的“异乡人”的气质面貌,充满深刻的自省与宽广的悲悯。作为大体上的同龄人,作为本质上处于相似生存状态的个体来说,听东明唱这些歌,仿佛也是在唱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由此引发的共鸣回荡于心灵最深处,唤起最深沉的生命忧伤。
从音乐表现上来说,这张专辑的多元在当时也是出人预料的,既有东明一贯的粗粝幽默,更有让人惊异的细腻柔美。《停不下的》、《芒种》、《我的爸爸》、《老裁缝》等作品里那种对感情最细微处敏锐准确的觉察把握和清新唯美的表达处理,化于空灵飘逸的旋律,让人心魂荡漾神思飞扬,产生一种恬适的美感。那时真没想到表面上大大咧咧的东明居然也能这样婉约。《西北偏北》是给东明带来巨大声誉的代表作品,但他并没有停滞于既有的成效,而是于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实现自我突破。这张专辑里收录的版本,经东明重新编曲,增加了大提琴等配器,更加完美地烘托了诗作旷远深邃沉郁悲凉的内涵和气质,使这首珠联璧合脍炙人口的作品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反映出东明在思想不断成熟的同时音乐也更加丰厚成熟,体现出东明对音乐具有的敏锐感悟力、丰富创造力和不懈的更高追求。这张专辑于2010年度第十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中为东明赢得了“最佳男新人奖”的荣誉。
南风又见麦黄映着四月田
一花未落一叶又新添
晨别青山日落依稀在眼前
古人因何思乡烛不眠
城外小栈孤灯再续酒
江边渔火把天连
昨日你罢官有相识
今夜我灯下无人陪
醉卧不知阴阳间
一人未醒一人又新醉
——刘东明词曲《再送陈章甫》
东明的这首作品脱胎于唐人李颀的《送陈章甫》。但或许因个人感情,觉得东明的《再送陈章甫》更具诗性之美。
陈章甫,不知何许人也,由诗中揣测是河南老乡,大概因脾气耿介不会说话没眼力劲儿丢了官。虽说丢了官,在万恶的旧社会总还属于士大夫阶层,回到地方也是缙绅,日子总还过得去。刘东明比不了,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出身草根,正宗草民,可偏偏天性倔强,不肯随遇而安,非得自食其力,仗着能弹琴写歌,睡过地下室,唱过过街桥,终于过上了流浪江湖的落拓生活,诚可谓“命运似草芥,尊严如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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