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子平

　　1970年赴云南橄榄坝农场。1978年回沪在外贸公司工作。1988年赴日本留学，现从事中日经贸活动。业余从事翻译、创作，有小说、散文、电视剧本若干。

　　从东昌路码头上来，便感觉与江对面的十六铺景色大相径庭了。刚才一起坐摆渡船的乘客如一蓬烟已经散去，码头外的马路上孤零零地站着我与父亲两人。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十六铺相比，眼前的景色则是冷冷清清、鲜见人影。

　　早春下午的风吹着脸还是冷飕飕的，爷俩站在路中央没有了方向。今天是我中学报到的日子，父亲是送我来的。此时见父亲手拿那张粉红色入学通知书一筹莫展的模样，我也不由得有些不安，紧紧地拽着父亲衣角一声不响。

　　“川光中学……张杨路86号。”父亲看着入学通知书，嘴里讷讷地念着。一辆三轮晃晃悠悠地从眼前摇过，“三轮车！”父亲赶紧大声呼叫起来。三轮车又晃晃悠悠地摇了大半个时辰，才将我们爷俩带到浦东南路的一条岔路口。路边竖着一个路牌，上书“张杨路”三字。另有一块大牌子，那上面要复杂多了，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字样。三轮车晃入这条岔路，身子马上开始摇晃，一股牛粪味也扑鼻而来。

　　后来才知道，那里有市区一家牛奶公司的养牛场;路边那块“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大牌子，表示这路里面有保密工厂。再后来又知道，那养牛场紧挨着我的中学，整日臭气熏天;保密工厂则子虚乌有，之所以不让外国人入内，纯粹是因为那里太破烂，怕被人看见了有损国家形象，所以竖上一块遮羞牌。当时整条浦东大道和浦东南路的岔道入口处，差不多都竖有这样的牌子。

　　我的中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是1967年的3月初。我1966年7月小学毕业，正常的话，应该这一年9月升中学的。可碰上突发事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所以我的入学也就只好推迟了整整半年。当然也有好处的，就是这半年不需用功读书，可以尽情地玩耍，蛮惬意的！再则就是入中学也不用考试，只有两个志愿让我们挑选，填写一下即可。这两个志愿一个是“走读”，一个是“住读”，我毫不犹豫地填了“住读”，也没有与父母商量。因为父母每天在单位里挨整，难得见得着他们人影，而且家里已被查抄了好几次，墙壁地板千孔百洞，所有的东西都凌乱不堪，家已不成其为家，所以住到学校里去，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选择了。

　　新生报到分班级、分宿舍、分床位，铺被挂蚊帐，买食堂饭菜票……诸多杂事，一场忙乱总算安定下来。我们一个年级共有十二个班：一班到四班是浦西班，住宿在校;五班至十二班是浦东班，学生家都在学校附近，每天走读上学。我分在四班。宿舍是幢五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坐落在校园最里面，一楼至三楼为男宿舍，四楼至五楼为女宿舍。我的宿舍分在二楼走廊到底的一间，218室。

　　房间大约十六平米，当中进门，靠左右两边各放两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所以每间房可住8人。床与床之间有条一米左右的走道，到底是一扇窗。靠窗放一张课桌，这便是8人吃饭、写字共用的桌子，盆碗等杂物也都放在这桌子上。然而没过几天，宿舍里的同学都感到那桌子不方便，吃饭什么的都各自在自己床铺上完成，实际上每张床倒成了每个人除了大小便外所有活动的领地。结果这桌子什么用场都派不到，成了靠窗左右两位上铺同学上下床时的踏脚台阶。窗外就是围墙，围墙外则是居民住地了。

　　再说整幢宿舍大楼。一楼进门第一间便是传达室。说是传达室，实际上是全宿舍的管理中心，学生进出都在其监视之下，陌生人会被拦住询问。学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上八时宿舍就不许学生随便出入了。传达室里的管理员是一位老校工，长相很凶，满脸横肉，又不苟言笑，所以学生都有些怕他。没几天我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肉横头老。这绰号一看便知是横肉老头反过来读，因为我们怕直接叫横肉老头太露骨，被他听见不得了，所以才反过来叫。这种办法当时在我们学生中很流行，比如“赤佬”说成“佬赤”、“四眼狗”说成“狗眼四”等等等等。现在想来，这也许可以说是我们学生时代的一种时尚语吧！

　　进了宿舍大门便是一条走廊通到底。走廊两边各十个房间，右边当中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供学生漱洗用的，装有几十只水龙头与水槽。左边当中两间同样打通成一大间，那是厕所，进门右边小便，左边大便。每层楼面都是相同模式。一楼二楼是低年级男生住，三楼是高年级男生住。女生则住四五两层，她们具体怎么分，我们不得而知。前面说过我住在218室，是二楼走廊尽头最后一间，进出最不方便。后来好些学生不再住校，宿舍多了出来。我们218室除了不再住校的，还有搬去朝阳好房间的，唯有我与另外两位同学，一直在这218室坚持住到最后。

　　正式开始上课了。走进教室，第一件事便是寻找熟人，看看有没有自己相熟的同学。由于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届学生小学毕业后已经在社会上放荡了将近半年，这期间同学间大都没有联系，所以同一年级同一班级有谁也与我一样进了这川光中学，事先是完全不知道的。昨天在宿舍里碰到一位男生，是我同一小学隔壁班级的，可谓面熟但陌生。现在到了班上便急切地寻找，最好有自己过去同过班的熟人。上天保佑， 我一眼就看到了她——郑若敏。我只感到心一阵狂跳，马上觉悟到，其实潜意识中，我想寻找的就是她。 我有些情不自禁了，坐在位子上，时不时地回过头去，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然而她一脸漠然，似乎并未察觉我的存在。“喂，若敏啊，你怎么……没看到我吗！”我心里好几次这样喊着。慢慢地，犹如电影“Back to the Future”的情节一般，眼前的景色开始迅速地朝后退去。

　　绝对不会记错，因为我是七岁上小学的。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所以应该是在五六岁时发生的事情。记得那是一个暮春的傍晚，一缕金色的夕阳洒在弄堂里，顺着阳光望去，天际一片晚霞彤红彤红的，美艳非凡。那天我与小伙伴在弄堂里玩耍，好像是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我的角色是强盗，所以满弄堂拼命地奔跑，一心只想着不要被官兵抓着。奔出我家所在的支弄，转入大弄堂，夕阳晚霞更加光彩夺目。突然，我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停住脚步，只见夕阳中一个小姑娘亭亭玉立，正好站在一缕夕阳之中，看上去就像是在舞台上的聚光灯下，被映照得熠熠生辉。暮春乍暖还寒时分，小姑娘已穿上了一条鹅黄色的折褶连衣裙，脚上白袜配着一双红皮鞋，头上没有任何装饰，两根辫子也不用什么红头绳蝴蝶结，然而那张脸漂亮得能使人窒息。她一个人愣愣地站着，也许在等什么人？我忘记有人在追赶自己，呆呆地站在离她五六米的地方不动。我在想她是住在几号里的，平时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她长得实在太美了，那天的打扮又漂亮，也许是跟父母去走亲戚吧。我这么胡乱猜着，就是不想移动自己的脚步。当时我才五六岁，应该说不会有非分之想，被那小姑娘吸引住，可以说纯粹是人的天性使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试想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吸引他的应该是玩具、零食，一个小姑娘会对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可见那姑娘的魅力绝非一般了。我愣愣地看着她，她起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慢慢地发现有人在注视自己，便也愣愣地看起我来。夕阳在流动，晚霞如一张大幕，小姑娘身上的色彩也格外夺目。我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心灵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感到一种原始的冲动在胸中汹涌澎湃。我们大约愣愣地相互望了好几分钟，终于过来一位妇女，牵起那姑娘的手朝弄堂外走去。那妇女也许是她的母亲，瘦瘦高高的个子，烫着卷发。我本能地对她不十分喜欢，恨她将这么一个美人儿硬生生地从我眼前拉走。这第一印象成了我对她的偏见，以致后来知道她确实是那小姑娘的母亲后，对她的印象也仍然好不起来。

　　转眼我七岁了，是上小学的年龄了。记得开学第一天正好下雨，所以母亲一早给我穿上了一双新套鞋。这是前天去南京西路向阳儿童商店父亲特地给买的，宝蓝色的橡胶，光晶晶的非常显眼。平时我们孩子大多数是穿布鞋、球鞋，色泽大多黑不溜秋的很沉闷，所以买了这双套鞋我就想马上穿在脚上。但昨天没下雨，没有穿的机会。苍天有眼，开学第一天下雨了，我终于能有机会穿上这双漂亮的套鞋，在新同学面前大大地显摆显摆了！

　　开学第一天，我上学去的心情完全可以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刚才说过脚上穿的套鞋是新的，其他衣服裤子、书包文具也是新的，连手里拿的雨伞，头上戴的帽子都是崭新的。走在路上整个人喜气洋洋的，绝对是一个小男孩最幸福的时刻！

　　走进新教室，迎面便是一群女生在嘻嘻哈哈地说笑。一眼瞥去，人堆里有一张熟悉而又明艳的脸在晃动。说实在话，那天在弄堂里首次看到她时惊为天人，一道异性的亮色首次抹到了我的心灵上。然而毕竟我还是个小孩，几天一过，这事也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今天重见，心里的波澜又翻腾起来。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冲动，竟一下子撞了过去，对着她朗声招呼起来：“我们见过的，那天在弄堂里……你也是这班的呀，太好了！”我自顾没头没脑地说着，只见她的表情先是惊异，慢慢地转为轻蔑，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谁认识你呀！”“嘻嘻，猢狲精一样的，哇，还穿这种女人的套鞋呢，哈哈！哈哈！”边上的一群女生也帮起腔来，我一下子无地自容，刚才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荡然无存。看看她，脚上还是上次见到的那双红皮鞋，身上则换了一套粉红色的朝阳格学生裙;跟她相比，我这身全新的行头，实在像个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土得都可以掉渣了。

　　“咱们走吧，若敏，这只小猢狲，十三点兮兮的。”

　　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那些女孩子边说边拉着她，嘻嘻哈哈没事人一般扬长而去了。我愣愣地呆在那里，脑子里一团糨糊，想想自己也没什么不对，可她们……真是可气可恨！“哼，你不理我，我还懒得睬你呢！”好在我这个人气性小，转眼碰上几个熟人，一玩耍便将这些事丢在了脑后。一会儿老师来了，大家按老师的吩咐各就各位。开学第一天也不正式上课，老师点名，让大家互相熟悉一下。点到了她，名叫郑若敏。我于是便将这名字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从今往后，时刻提醒自己再也不许与她说话，视为陌人，敬而远之。

　　这绝对不是在说空话，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真的想不起与她有什么正经的对话。她德智体都很优秀，所以二年级就戴上了红领巾，马上就是一条杠、二条杠、三条杠，成了全班仅有的两位少先队大队干部中的一位。我呢，则完全相反。现在想想也不见得怎么坏，成绩也不算差，只是不知怎地老师看着我不顺眼，所以到五年级也没戴上红领巾。每天早操时升旗奏国歌，其他同学都敬队礼，只有我没有资格敬礼，垂头丧气地站着。起先还有些不自在，慢慢地习以为常，再后来破罐子破摔，专找那些留级下来的差生一起玩，所以自然我也成了班里一小撮差生中的一分子，成了调皮捣蛋的坏学生。好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因此还不至于留级。

　　到了五年级，情况有了转机，因为班主任老师换了。上任伊始，新的班主任老师便在暑假里对每个学生进行了家访。由于新老师对学生情况不熟，这次家访由老的班主任陪同，对他们两人来说也许便是工作交接了。当时我们学生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师到我家。所以当天知道老师要来，我早就吓得魂不守舍，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当时通讯业不发达，老师家访也大多不事先通知，突如其来的，碰到学生家里没人也就只能作罢。那天我的两位老师到我家时，正好父母都在，于是他们谈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谈的内容都是关于我在学校的表现怎样地差劲，最后我父母与老师之间似乎达成了一个什么协议。后来从我父母处知道，他们一致认为我这孩子本质不坏，只是轧道轧得不好。另外他们还解开了一桩悬案，就是我的班主任为什么总是瞧我不顺眼，对我很有成见。原因是她几年来经常对我家访，将我在学校的表现对我父亲反复讲述，但却见我一点都不在乎，到了学校还是我行我素，所以认为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有问题，心里埋怨家长怎么这么糊涂。今天碰到我父亲，谈话间才终于搞明白，这实在是一场误会。原来我父亲是双胞胎，我们两家都与爷爷奶奶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父母都要上班，而父亲那位双胞胎哥哥——我的二伯父——则长期病假在家，有客人来了，总是由我二伯父出面接待，所以长期以来，老师家访向我父亲告状，其实都告到了二伯父耳朵里。至于二伯父为什么不对老师说明，这个实在就不知道了。只是我们家人以及熟悉这对双胞胎兄弟的人都知道，他们俩是从来不愿意在人前承认自己是双胞胎的。现在他们两位老人家都已去了天国，所以什么原因也只有天知道了。当然老师走后，二伯父也会教训我，但毕竟隔了一层关系不便十分认真。至于他老人家不与我父亲通气，个中原因我就更不清楚了。不过总算这桩悬案那天解开，老班主任应该不会再对我有什么成见，新班主任嘛，本来就没有任何成见，所以那天家访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成功。

　　这成功的结果不久就显现了出来。五年级新学期开始，学生的座位重新调动，原则是个子高的在后，个子矮的坐前;视力好的靠后，视力差的靠前;男生女生搭配;差生优秀生搭配。这样一来，不知怎地，我竟与郑若敏阴差阳错分在了一张课桌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现在用成人的思维来梳理一下当时我的心情。原本是自己对她一见钟情，一厢情愿地认为她也对自己有好感，所以才会在开学第一天见到她时那么冲动自信。结果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受了一顿奚落，从此以后心里便开始对她又是敬畏又是忌恨。但是孩子的心灵是纯洁无邪的，当然也就藏不住那么多私心杂念，况且光阴也已逝去五年，所以现在突然又有机会与她近距离接触，感觉自然别有一番滋味了。坐在她的身边，能闻到她吐气如兰，能嗅到她身体的芳香，甚至还能感到她热切的体温，而且每天如此，这怎么能不使一个情窦有些初开的少年心意荡漾呢。然而，她对我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不知老师事先找她谈过话没有，将她与我分在一张桌子，是为了让她帮助我这个差生，所以或许她心里对我是一万个讨厌。但也许她现在是大队长，表面还得过得去，况且五年级了，我们自己都感到自己是个大人，起码的礼貌还是要的。因此开始一段时期，尽管她也能感觉出我对她的好感，但她对我总是客客气气、不卑不亢。回家作业忘了，她会提醒我;上课做小动作，她会警告我;事事恪尽班干部的职守，处处不失大队长的身份。

　　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大概最多一两个月吧，契机是几根小小的鸡毛。当时我们这些小孩的课余玩耍是很枯燥的。男孩子大多是去附近弄堂、公园什么的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或是用纸折成四方形的“豆腐格子”掷着斗输赢，夏天则是去公园捉捉小虫、知了、蚂蚱、蟋蟀。女孩子则大多是跳橡皮筋，扔沙包翻麻将牌，不然就是踢毽子。这毽子当时多是自己做的。好在那时没人玩古董，家家户户都有几个以前留下来的铜钱，再不济便出去捡几个啤酒瓶盖来做毽子底座就行了。但座子做好了，鸡毛就成了大问题。城里养鸡的人家少，吃鸡的人家更少，一般人家不是逢年过节是不会买鸡的，所以鸡毛便成了稀有宝贝。对玩毽子的小女孩来说，能拥有几根大公鸡的漂亮羽毛，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她也一样。有一天我见她的铅笔盒子里有好几枚铜钱，一望便知那是为做毽子而备的，于是我便搭讪道：“你的铜钱是做毽子的吧？”“嗯。”她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答。“那怎么不做呀？”“没有鸡毛呀。”她声音还是平平的。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我脱口而出：“鸡毛呀，干吗不找我呀？我有呀，你要多少有多少！”“啊？”她的声音明显激动了：“你有？哪里找得到呢？”“放心，放心。一、二、三……”我数着她铅笔盒子里的铜钱，“先给你十几根，够了吧？”“真的？”她的表情生动起来。“当然啰，以后要多少，我都能给你，小事一桩。”我得意忘形，干脆大吹大擂起来。“那什么时候给我呀？”“过几天吧。”“一言为定啰。今天回去我先将这座子做好，这座子上插鸡毛的套管我是有的，用喝汽水的吸管。”她一下子话开始多了起来，以致老师在讲台上对着我们用黑板刷子重重地敲了好几下。她马上调皮地伸了几下舌头，对着我笑了笑，正襟危坐起来。

　　从那天以后，我与她的关系便开始正常化，真正如一般的同学关系了。

　　然而，要在几天时间里搞到十几根鸡毛，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夸下的海口后果有多么的严重。当时我们是每星期三天上午上课，三天下午上课的，记得那几天正好是上午上课，所以放学后，我便放弃了与同学玩耍的机会，连着两天在外面东奔西忙。首先我去了离学校不远的福州路菜场，可是下午了，菜场里空空如也，别说鸡，就是青菜皮也不见一根。接着又在附近的弄堂里瞎转，希望碰到有哪家养鸡的，能拔几根毛来交差，然而无疑也是徒劳。这样像无头苍蝇似的兜了两个半天，一无所获。看看天色将晚，只好垂头丧气地朝家去。心里忖思着：答应人家“过几天”的，现在都过了两天了，再没有结果，唉……尽管这两天上课时她没问我鸡毛的事，但从表情完全可以看出，她是十分期待着的。怎么办？怎么办？我无精打采的，抬起头发觉自己正走在福州路广西路口，转弯口上是“稻香村”，著名的鸭肫肝商店。我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盐水鸭远近闻名，鸭肫肝小的一角五一只，大的二角五一只，相当贵的呢，我喜欢吃，但也不能经常光顾。退而求次，在云南路上有一家“小宁波”鸡粥店，那里的肫肝要便宜得多，才八分钱一只，鸡粥也才八分钱一碗，父母给的点心钱我大多是去那里吃一碗鸡粥，一只鸡肫，一角六分，心满意足。哎呀！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瓜子，那“小宁波”门口不是经常放着一笼一笼的活鸡吗？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拐入广西路朝延安路方向狂奔，穿过延安路，右拐再左拐转入云南路，一会儿便来到了“小宁波”鸡粥店的大门口。

　　说起这“小宁波”，可不能与现在的那些鸡粥店相比。它只有一开间门面，店堂大约二十多平方米，放着几张擦得发白的四仙桌。一口灶头对着马路，往灶头里加煤，往大锅里加水都是在马路的人行道上作业，这样便节约了店堂里的地方。店里的经营者则要比现在鸡粥店的挺刮多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宁波本人。当时约五十来岁，一身白衣裤，头上一顶白帽子，只是脚上永远是一双黑色的半高筒套鞋。我与这位小宁波可以说是熟人了，我一个星期要光顾这里好几次，大都是他招待我的，所以我一去不用讲话，找个位子坐下，他便会将一碗鸡粥和一只肫肝放到我面前。只是平时我是顾客，他是店员，年纪又相差颇大，所以他除了见面笑笑，说声“小朋友几岁啦”之类的寒暄话，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的。

　　可今天却不同了，我来这里有重大使命，是有求于他的。所以一到店门口，我先观察有没有鸡。记得当时夜幕已经降临，店堂里灯火通明，射出的灯光将门口也照得雪亮。有，有鸡！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放着好几个笼子，里面塞满了一只只活鸡。“该怎么行动？”我小脑袋里在紧急地转动，是去与小宁波套近乎，再向他要呢，还是趁着店里忙，没人注意，先去笼子边拔上几根鸡毛再说？当机立断，采取第二种方案。我于是偷偷地走到鸡笼边，看准一撮露出来的鸡毛，一把抓住狠命地一拔……拔鸡毛有经验的人肯定要笑了，这鸡毛是应该看准一根抓紧猛一用力，拔下只是瞬间的工夫，鸡还没反应过来，又不太痛，所以也不会引起鸡的惊恐和乱叫。我那样抓住一大蓬想一下子拔出来，正是应了一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非但没拔到鸡毛，还把鸡惊吓得乱扑乱叫，当然也马上惊动了店里的小宁波。他满脸怒气冲出店来，嘴里大吼：“作死啊！小赤佬。”我已吓得手缩了回去，惊恐地望着他话也说不出来。“怎么是你？小顽。”他看清是我，口气明显地缓和下来。“我，我……”我还是讲不出话来。“噢，小顽，你想要鸡毛，做毽子呀？”他恍然大悟，“这些鸡的毛不能拔的，拔了它们紧张得肉都收紧，杀出来的鸡就不好吃了。来，跟我走。”后来才知道，到这里来拔鸡毛的岂止我一个，每天都有好几拨呢，所以小宁波一见我的样子便猜中了我的来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跟着小宁波到店后面，他在一只泔水缸似的桶里捞了几下，竟递给我一大把鸡毛。虽然有些湿，但我知道无关紧要，回家放着晾晾干就万事大吉了。太高兴了！我一路是兴冲冲奔着回家的。从那以后，我与小宁波成了朋友，去他店里吃东西时，我总是甜甜地叫他一声“小宁波老伯伯”，并且还不时地帮他拎拎水、收收碗筷什么的，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喜欢我了。知道我要鸡毛他更是十分慷慨大方，在他店里见到漂亮的鸡毛后，只要对他说一声，他便会给我特地留着。这样一来，在郑若敏看来我真的是没有吹牛，她要多少鸡毛我都能给她办到了。

　　借着鸡毛的光，我与郑若敏的关系大踏步地前进了。我嘛，当然一如既往地巴结她，她呢，渐渐地对我也热络起来。平时上课彼此话也多了，有些新的东西，比如橡皮、活动铅笔芯什么的，也不再计较你我。最明显的是，我上课时做小动作，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本正经地警告我，反而为我望起风来。当老师目光注意到我时，她会用膝盖轻轻地碰我一下提醒我;碰到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来时她也会轻轻地告诉我;更有甚者，碰到测试什么的时候，她会将卷子朝我的方向移动，有意让我可以看清她的答案。我们的关系很快亲热起来，在班级其他同学的眼里，我似乎成了她的马仔，上学放学都紧随其后，有什么事，只要她吩咐一声我便心甘情愿地去做。就拿那桩鸡毛的事来说吧，她不但自己要，还喜欢拿它去做人情，对与她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十分慷慨大方，所以一时间鸡毛的需求量是成倍地增加，搞得我每天放学便直奔“小宁波”，为了她我几乎成了“小宁波”的童工。

　　一到店里，我便会对小宁波“老伯伯”长“老伯伯”短地拍马屁，接着又为他干杂活，提水洗碗擦桌子什么都干。有几位老吃客，都误以为我是小宁波的亲戚，和我也搞得火热。当然，小宁波对我也是不错的，鸡毛自然随我拿，时常还请我吃上一碗鸡粥，一盘时件什么的，还经常对我述说他的三黄鸡道道。比如，他说他店里的鸡都是正宗的浦东鸡，饲料里都拌有花生米碎末，由专门的养殖户饲养，每只鸡长足二斤，多一两少一两都不行。因为正宗的浦东鸡种只能长到二斤，重了就不正宗了。又比如，他说杀鸡是非常有学问的，每天杀几只鸡都有定数，宁缺毋滥。第二天要杀的鸡，头天晚上都要一只一只单独关在笼子里，笼子外要用黑布遮住，让里面的鸡不能见光。“接下来嘛，小顽，告诉你些秘密，”小宁波神采奕奕起来，“这可是我的独门暗器，看你小顽忠厚，教教你吧——就是隔夜每只鸡灌一调羹雄黄，方法是将鸡嘴扒开，用调羹柄插入鸡嘴里硬灌进去。”说着他还真捉了只鸡示范了一遍。我当时见他用的雄黄就像我们端午节抹在额头上的那种黄黄的液体。据小宁波说，这雄黄鸡入肚后整个晚上便不会蹲下睡觉，它们会站一个晚上，而且雄黄能使鸡浑身的肌肉松弛，第二天一早杀出来的鸡肉就特别鲜嫩。“记住，这杀鸡也有讲究，第一，刀要锋利;第二，动作要快，绝对不能让鸡感到紧张，因为鸡一紧张，肌肉便会收紧，那么给它灌雄黄什么的便是枉费心机，一切都前功尽弃;第三，鸡血一定要滴干，不能有一点留在鸡身体里，特别是鸡翅膀下面，要用手轻揉，让里面的血流出来。”小宁波满脸认真的样子，现在想来，也许在当时的一瞬间，他真的有将我培养成传人的想法呢。可惜没过多久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人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到几十年后他的三黄鸡遍地开花时，他已修成正果南海成佛去了。今天写下这段文字，也算是对这位三黄鸡的祖师爷表示一番纪念吧！

　　我与郑若敏每天亲亲密密的，俨然成了一对小恋人。我们当事人还不觉得怎样，可班级里却沸沸扬扬起来了。最后老师都传出话来说，本来指望让郑若敏去帮助我的，不想现在倒了过来，郑若敏反而被我带坏了。老师发话了，这可非同小可，况且郑若敏毕竟是大队长，她是很在乎这个荣誉的，所以有好几天她明显地对我冷淡起来。我则心里一头雾水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她。这样过了三五天，这天中午临放学，她突然凑近我耳边悄声道：“下午到我家门口来。”然后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看她的表情，有些怀疑刚才那耳边的话是否听错。不过，下午两点我还是如约去了她家。她家与我家在一个大弄堂里，我家是一弄，她家是五弄，平时玩耍或为家里买东西什么的经常经过她家的门口，不过从来没有进去过。今天我是算好了时间，如约而至。快到她家门口，刚想着怎样叫门，门便开了。门缝里露出她那美丽而兴奋的脸蛋，朝我招着手，我赶紧奔了过去，她将我让进门便赶紧将门关上。一下子，眼睛不能适应屋里的黑暗，只感到一团漆黑，隔了有一会，才看清这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快，跟我来。”郑若敏催促着，所以我对客厅的观察不能很仔细，只感到沙发家具摆设很洋气，天花板上悬吊着一大朵鲜花似的水晶灯，只是也许平时不太使用，客厅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气味。我跟着郑若敏穿过客厅，到底的右侧墙上有一扇门，郑若敏打开门将我引了进去。一进这屋子，更显得黑暗，陈腐气味更浓，好在最里面的一角亮着一抹昏黄的灯光，因此我才借着这灯光看清屋子。原来这里比外面的客厅还大，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除了走路的通道，整间屋子堆满了各种家具，椅子、桌子、大橱、小柜……什么都有。“这是我爸的仓库，”郑若敏看我一脸迷惘便解释道，“这里本来是天井，临时搭出来堆放杂物的。”经她这么一讲，我才发觉自己脚下踩着的地方果然是一尺见方的花色磨光水泥地，这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我家的天井里也是这样的地面。“来，愣着干吗？我们去里面坐。”受到郑若敏的招呼，我去到屋子里面发出灯光的那个地方。哇，真是别有洞天！只见横七竖八的家具堆里，撇出了一块四五平方米的空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四把太师椅，都是红木的，桌子上一盏台灯，光亮就是它发出来的。

　　“这里是我与哥哥的秘密基地，我父母是不知道的，今天他们都不在家，你放心好了。”一边说着，郑若敏变戏法似的在桌子上放了好些零食，有桃瓣、话梅、盐晶枣、山楂片……竟然还有几只鸭肫肝。那是“稻香村”的，两角五分一个，我一眼就判断得准确无误。“什么道理呀？”我又变得受宠若惊起来：“你发财啦？”“是呀，这个月的零用钱，还有爸爸给我买点心的钱，小小地发了一笔财。”“这个……可是我还不起这么多的礼呀。”我还是有些吃不准她的用意。“谁说要你还啦？你这猢狲精……”

　　“啊，你叫我什么？！”“啊！”她自知失言，不由叫了起来。总算搞明白了，这么多年来，她和一起玩耍的女同学们在背后一直是称我为猢狲精的。“对不起哟，不过这也不是骂你，你还记得那天你冲着我老嘎嘎地说你认识我时的神气吗？那身打扮，那副样子，与花果山上的小猢狲一般无二的呢，嘻嘻……”说到这里，郑若敏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嘿嘿……”我也只好对她恨恨地苦笑几声，因为从来也不敢对她真正发脾气的。“好啦，好啦，今天请你吃好东西，就算给你赔礼啦。噢，还送你一个礼物。”说着她翻开书包，拿出了一支崭新的活动铅笔。“啊！”这下轮到我叫了起来。这是什么概念？这支笔要8角1分，用现在的标准来讲，等同于送了一件很贵重的礼品呢！“这，这是为什么？”望着那支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的活动铅笔，我真的诚惶诚恐起来。我为她做了什么？我送了她什么东西？不就几根鸡毛吗！难道值得她这样……“为什么呀！”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祝贺你呀，你忘了，明天是你生日呀。生日快乐！希望你用了这支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本来活动铅笔我是有一支的，只是用了好几年，颜色又是黑的，看着黑不溜秋脏兮兮的，所以那天见她铅笔盒里有一支新的蓝色活动铅笔，便情不自禁地拿在手里把玩了好些时候。也许当时自己脸上还流露出羡慕或喜欢的神色，没想到她竟瞧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天亲手将这么一件珍贵东西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真的感动了。小男孩的心第一次被深深地打动了！我仰起脸，我想说，郑若敏你真美，你真好，我爱你！但这些话在我们那个时代是说不出口的！我感到憋得慌，憋得满眼热泪盈眶。“来，吃话梅，吃桃瓣，吃鸭肫……”她突然一股脑将桌上的零食都推到我面前，像是有些怕我似的，低着头不敢看我，脸色红扑扑的，声音里显出喜盈盈的羞涩。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突然抓住她的手，用力将她拉了过来。这举动突如其来，她却一点也不挣扎，顺势靠了过来，被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看官们请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只是这样相拥相抱着，在我则是使劲贪婪地闻着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熟悉又好闻的馨香，许久，许久，彼此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从那以后，郑若敏家那间仓库的一角——她的秘密基地，便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放学回家匆匆吃过饭，我便会兴冲冲地去她家里。在那秘密基地里，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吃零食，一起看小人书，一起说闲话。记得有一天下午，天气非常闷热，她家那间仓库的顶棚又不隔热，我们两人在里面待了一会儿便满头大汗，热得喘气都有些困难。郑若敏突然提出要吃大雪糕，“好，我去买。”我爽快地答应，甘心情愿为她服务。不过问题是从她家到最近的有大雪糕卖的商店也得走15分钟路程，来回得半个小时。我倒不是怕累，只是想到一路上晒在似火的烈日下，大雪糕肯定是要化成水的。怎么办？我俩想着办法。“有了！”她忽然站起身来，出了仓库，过了一会笑嘻嘻地拿着一只钢精饭盒进来。“你带这饭盒去买，雪糕就放在饭盒里，快去快回。”说着便将饭盒与二角四分钱递给了我，那神情就像平时母亲让我去帮她买酱油或料酒似的。“遵命！” 我一下子乐了，调皮地对她敬了个礼，接过饭盒和钱便出了门。当时我们住的那一带，附近的小商店夏天只卖棒冰，最多也就小雪糕，要吃大雪糕必须去大商店。现在想来原因大概就是保温的问题了。小商店大多没有冰箱，只是在木箱里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胎，算是冰箱了。棒冰四分钱一根，卖得很快，不需要保温时间太长;而大雪糕一角二分一根，那种高消费一般买的人不多。如果小商店里进了货放在棉花冰箱里，时间一长就会化掉，商店就要亏本了。因此那天跑了好些路，直到西藏路上一家叫“和平商店”的大食品店里，才买到了大雪糕。我赶紧放入饭盒，往回奔跑。然而毕竟是小孩的思维，只想到雪糕拿在手里会化，不知其放在饭盒里也会化，而且饭盒是钢精的，来的时候让太阳晒得已经滚烫，现在两根大雪糕放进去化得其实比拿在手里更快。结果，当我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回郑若敏家，打开饭盒盖时，我们俩都一下愣住了。黄色的灯光下，哪里还有什么大雪糕，饭盒里只有浅浅的一层淡黄色的浊水，拿掉两张包装纸，水面上浮着两根雪糕柄。“啊……”我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随即马上都笑了。“你，你……笨蛋！”郑若敏指着我笑得前仰后合。好在大雪糕虽然化成了水，但这水还是凉凉的。于是我与她凑着饭盒，你一口我一口地很快将那些水喝了个精光。水，透心地凉，而且蜜甜蜜甜的，喝在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和幸福。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我少年时最愉快、最有生活亮点的时期。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惜这样的好景不长，一开始去她家，还是心里有些顾忌，怕被她家里人撞见，所以每次去都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可去的次数多了，便慢慢地将那些顾忌丢在了脑后。那天，我又在她的秘密基地里高谈阔论，正手舞足蹈地讲得来劲，突然仓库的门开了，她母亲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这下全都完了，我们俩被逮了个正着，所有的一切都无法隐瞒了。“阿敏啊，你怎么搞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将人带回家来？”郑若敏的母亲很不客气地看了我一眼，对着女儿严厉地教训起来。“他是我同学，我们在一起做作业……”郑若敏分辨道。“做作业？他没有家的？野在外面，大人也不管教！”郑若敏的母亲打断女儿的话头，架势依然对着女儿，口气则是在说我。碰到这种场合，我真的是男子汉大豆腐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唯唯诺诺地不断将身子朝后挪。小孩的想法，打算趁郑若敏母亲不注意溜之大吉。“你给我听着，”郑若敏母亲马上察觉了我的意图，“从今以后，不许再到我家来，不许再来找郑若敏玩！”“噢，晓得了。”我老老实实地答应着，见她不注意，转身便快步冲向门口，逃了出去。“扑哧！”身后传来郑若敏忍不住的笑声，还听到“这种小赤佬”什么什么的，那是郑若敏母亲在严厉训斥她。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郑若敏母亲正面打交道。她母亲打扮得很时髦，烫着卷发，双绉印花绸的短袖衬衫，下身是纺绸蓝格裙子，玻璃丝袜配上高跟鞋，这身打扮在上世纪60年代是超时尚的了。只是前面说过我对她的印象本来就不好，对我就不说了，对她自己女儿也是凶神恶煞似的，一个女人这么凶巴巴的，实在是不可爱。后来看电影《列宁在1918》，影片中那个试图暗杀列宁的女特务，使我突然感到与她母亲太相像了。以致有一次我与她约会，寿头兮兮地对她说，你妈真像《列宁在1918》的那位女特务。不料我这么一句玩笑后果相当严重，惹得她足足好几天没理我！

　　秘密基地被摧毁了，从那天以后，我与郑若敏的约会不得不另想办法。办法很快就想出来了，那就是在外面约会。每天放学后如果有空，彼此便去相约，具体说来我有空便去她家约她，她有空便来我家约我。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外面还约好了暗号，我们的暗号便是“阿三，老鹰来啰”。我去约她便到她家门口扯着嗓子叫喊“阿三，老鹰来啰”。有时心急便会连着叫喊，而且一声比一声响，现在想想这真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尤其是晚饭后，弄堂里静悄悄的，突如其来的“阿三，老鹰来啰”不引起人的怀疑才怪呢。不过当时我们的智商就这水平，而且这方法也真灵，叫上一两声彼此便会响应，也不见有什么人来干涉。当然我们那时的所谓约会，其实就是一起玩耍。过去在她家里，玩得比较文雅，现在约在外面则要野蛮多了，这样我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是下午，我便会带她去公园，捉昆虫、捞小鱼、扑蝴蝶、捉迷藏、挖沙坑、爬树、摘野果，这都是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如果是晚饭后，我们则去逛商店，捡糖纸头（各种水果糖的包装纸，这种纸上往往都印有数字，以数字的大小可以与小伙伴交换游戏），买零食吃。再就是去南京路上的中百公司，里面一楼至四楼有自动扶梯，我们从一楼乘到四楼，从楼梯走下来，再乘上去，这样上上下下乐此不疲。还有时我们会去找人踏球、打弹子、刮豆腐格子，当然也忘不了抽时间去小宁波，搞些漂亮的鸡毛。郑若敏以前是个乖乖的大小姐，外面的一切她都十分新奇，跟着我没多久，她的皮肤也黑了，人也精神了，干脆她将头发剪短，看上去就像一个俊美的小男生。总之，走出家门，广阔天地，真正有了一种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舒畅和快意！

　　应该是1966年8月的一天吧，那天不知是星期天呢，还是上午上完课放学回家，午饭后我感到有些疲倦，便睡了个午觉。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时刻吧，我醒来，却听到外面弄堂里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我好奇地走出家门，弄堂里好多人正朝马路涌去，我也跟着走到马路上。好家伙，只见好些学生，有穿军装的，有穿平常衣服的，腰间一律系着宽宽的牛皮带，臂上别着红袖章，手里举着红旗。打出的红色横幅更是触目惊心，上面公然写着：“造反有理！”造反怎么会有理呢？第一个反应告诉我，这是条反动标语。但见这些学生肆无忌惮的样子，而且一拨一拨地敲锣打鼓，又感到不可思议，反动标语哪有这么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于是赶紧挤到人群中，朝西面的人民广场方向走去。一路上人越来越多，到了福州路西藏路口，已是人山人海，犹如国庆大游行的光景了。右拐朝南京路方向去到汉口路口，只见平时少有人进出的“沐恩堂”尖尖的屋顶上，竟有好些人影在晃动。他们不断将大批经书如天女散花般地朝下丢，下面已有好些人在马路中央点了好几堆篝火焚烧这些经书。所有的一切都乱了，大街小巷都沸腾起来。人民广场更是每天都黑烟冲天，一堆一堆地烧四旧。印象最深的是烧棺材，好家伙，都是用卡车不知从哪里运来的，有整口的髹得铮亮的棺材，有一块块厚厚的板材，都是好木料，烧起来香气老远都能闻到。又过了几天，街上开始剪头发、剪小裤脚管了。对象大多是打扮时髦的妇女。那些造反的人提着糨糊，拿着剪刀皮尺，见到烫发的时髦女郎路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便是一勺糨糊粘在头上，再用剪刀胡乱剪几下。见到裤脚管小的便强行用皮尺量，直径六寸半、周长十三寸以下的一律算小裤脚管，立马用剪子从裤脚口朝上一直剪到大腿，好些人被剪子划伤了也不敢怒不敢言。看到穿高跟鞋的，更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勒令脱下没收。所以那些天大街上时常能见到赤着脚的，头发阴一撮阳一撮的，裤管敞开腿脚暴露无遗的妇女们狼狈不堪的情景。有的妇女被破了四旧，脸皮薄的不好意思再在马路上走，便只好硬着头皮就近求人家让自己躲避一阵，整理一下，到夜里再偷偷地回家。我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记得有两位女士求上门来，她们的裤脚让人剪了，皮鞋被人扔了，连穿在脚上的玻璃丝袜也成了一条条碎片。结果她们在我家的客堂里坐了一下午，最后我奶奶给她们针线将裤管如钉被子似的草草缝住，又给了她们两双旧布鞋，直到天黑她们才千恩万谢地告辞。这所有的一切终于有了一个响亮的新名词，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些戴红袖章的人都被称为“红卫兵”。

　　街上的形势没过多久便传到学校里，好些老师都被打倒了。于是学生便自由起来，上课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那时已是六年级，是学校最高级别的大哥哥大姐姐了，所以有人仿照外面样子，弄几个红袖章套在胳膊上，几个人凑起来便是什么战斗队之类的组织了。班级里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家庭成分不好的，一派是根正苗红的“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我们班成分不好的占大多数，而且都是学习成绩优良的乖乖孩子，郑若敏当然是这大多数里的一员。我属于哪一派呢？说出来有些滑稽。一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我父亲一直在我爷爷的公司里帮着打理，实际上公司的经营者应该是我父亲，划成分时也将他算作资方，1960年还被强制下放到嘉定外冈公社劳动改造。可是后来回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再次政审时，发现那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里没有我父亲的名字，这样就不能将我父亲定性为资方，但调查下来实际上公司的一切都是我父亲掌权，他的父亲——我爷爷只是挂个名头而已。这怎么办？有关方面大约是经过反复讨论，结果给出了一个十分滑稽的答案，将我父亲的成分定为“资方的尾巴”。资方的尾巴，这是个什么成分？大概找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是无从寻到答案的。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人们见面便要问你家庭成分，我回答说是资方的尾巴，实实在在地笑翻了不少人。好在平时我在班里属于差生，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一鼻孔出气的货色，而这些人现在神气起来，老子好汉儿好汉，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战斗队的小头头。他们与我关系好，不管什么资方的尾巴不尾巴，不把我当坏分子，也发给我一个红袖章，算作他们一伙的了。我心里思忖，好像自己有些“混进无产阶级队伍”的那种味道，所以对那些人十分巴结，造反也相当积极。每天跟着这帮人瞎混，有时也去学校，但不上课，找几个坏分子来批斗一通，或者干脆砸几块窗玻璃什么的，搞些破坏活动。在校外则大多去较远的公园玩，比如西郊公园、长风公园、闸北公园、中山公园等等。这些公园离住处都较远，平时是不太能去的，一是要上课没时间，二是来回车票、公园门票的开销太大。现在“文化大革命”了，我们红卫兵只要戴个红袖章，举本红宝书乘上公交车，唱几首语录歌，便可免费，公园门票也一样。不想坐车还可以战斗队的名义向附近的商店借黄鱼车，几个人轮流踩踏，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一切都是通行无阻，一切都能随心所欲。这“文化大革命”真他娘太妙了！

　　不过，我的心头始终有件事放不下，那便是郑若敏。我们已经好些日子没单独见面了，偶尔在学校遇到，也发觉她的衣着打扮都换成了旧的。她也不主动与我讲话，也许是顾忌到了我们彼此的身份。我呢，整天在外面瞎混，就像阿Q找到了革命党，忙忙碌碌不亦乐乎，所以心里虽然想着她，可也没有再去约她会面。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晚饭后我便想出去乘凉，然而母亲突然将我叫住，说今天不许出去。原来是下午父亲单位来电话，通知说父亲被隔离审查了，因为查出他好像年轻时当过国民党的什么保安司令副官。这可不再是什么资方的尾巴，而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啊！据母亲说，这段历史是父亲与母亲结婚之前的事，所以她也完全不知道。晚上约了父亲的几位兄弟来商量一下办法，因此不让我们孩子出去，怕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听了这个消息，我完全傻了，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将那台华生电扇开到最强档，让风使劲地吹，想借此清醒一下头脑。然而，世上之事真所谓运来推不开，倒霉一起来。偏偏在这个时候，从门口传来了一个熟悉而久违的声音：“阿三，老鹰来啰。”是郑若敏。我顿时奔出门去，下楼到了客堂，见母亲与几位叔伯正在谈也许是父亲的事情。“去哪儿？叫你不许出去的嘛！”母亲严声地叫住了我。“我，去买支铅笔，隔壁烟纸店，马上回来的。”“鬼话，骗谁呢？外面在叫鬼呢，你给我站住，今天什么地方都不许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这种花招能蒙谁呀！平时叫做眼开眼闭放放你的风，今天就是不行！”原来这“阿三，老鹰来啰”什么意思，母亲早就知道了。她见我还犟在客堂间里不肯回楼上去，便威胁道：“再不回房去，我就出去把那丫头赶走啦！”这是个杀手锏，我想到那天在郑若敏家里被她母亲赶出来的情形，当然不愿让她受到相同的遭遇。于是，我马上乖乖地答应着朝楼上走去。回到房里，门口那声音还在传来，而且一声比一声急促。我自己的房间是朝后门的，便奔到母亲的前楼，但是前面有个大天井，大门的围墙又高，看不到门外的郑若敏。我想叫但不敢，怕母亲生气了真的出去给她难堪，所以只好在房里东张西望地干着急。过了好久，那声音终于停止了，最后的一声凄凉而又悠长，久久地在我耳边回响。第二天早饭后我赶紧去郑若敏家，到她家门口一看吓了一跳。门口有好些人围着，原来她家门前不知让什么人贴了张大字报，是揭发她父亲的。我挤进去看了一遍，才知道她父亲是一家著名红木家具厂的老板，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列数其剥削罪行，最后在她父亲的名字上打上了好几个大红叉叉。 突然明白了，她家遭到巨大的变故，昨夜她来约我，应该是来向我求救的。然而我，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接下来的好些天， 家里也混乱起来，我父亲一直不能回家。那个什么国民党的保安司令副官问题，后来也查清楚了。其实是我父亲年轻时在上海生了伤寒症，那时的伤寒可谓绝症，花了好些钱总算死里逃生，只是人瘦得皮包骨头虚得不得了，于是想到故乡有位亲戚叫曹颖甫，是专治伤寒的中医专家，所以便回到故乡去住了一段时间，想请他帮着调理一下。父亲有位堂兄，当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他见我父亲整天闲在家里，便好心在地方保安队里给他挂了个司令副官的头衔，目的是领一份空饷，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也是常有的事。实际上我父亲一天也没去当过这个司令副官。可现在有人翻老账，当事人——父亲的堂兄又早死了，所以便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了。不过还好，也许是父亲在单位里人缘不错，那些调查他的人见他这副样子，心想不要说司令副官了，让他当个小兵也是不会称职的，所以便相信了我父亲的陈述，审了几天便放他回家了。见到父亲回家，虽说蓬头垢面的，但全家总算松了口气，可谓有惊无险阿弥陀佛。

　　但是在学校里我还是不敢大意，生怕父亲的这段历史被什么人知道，所以在我们那一伙人里我便显得更加积极，尽量讨好那些可以说对我具有生杀权力的人。那天我们照例去学校进行革命行动，已放暑假的校园里冷冷清清，转了一圈也没找到什么革命的对象。正有些垂头丧气，突然听到大礼堂后面的一间教室里隐隐传出音乐声来。“什么人？这么大胆，还在听靡靡之音！”头头一声令下，我们个个像苍蝇见到鲜血一般，抖擞起精神朝那教室冲去。踢开门进去一看，里面有十几个男女生，我一眼瞅见郑若敏也在其中。他们正在一位女老师的辅导下排练舞蹈，是为了国庆节演出的，内容也相当革命。好像是说一位志愿军的空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将一架美国飞机击中，自己的飞机也不幸中弹起火，那位解放军跳伞负了伤，碰上一群女兵救他，并为他护理伤口，最后他痊愈重返前线。这本来是蛮正常的事情，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可也许我们那位头儿在学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捉弄的对象，而这些参加排演的男女生又都是各班级的尖子，从来都是看不起他的，今天仗着有老师在，对他更是不屑一顾，大家侧着身子，连正眼也不看他。这下头儿恼羞成怒了，在这些人面前晃了几个来回，突然用手里的鞭子指着郑若敏，恶狠狠地吼道：“你这资本家的臭婊子，总是穿得妖里妖气的，完全是个阿飞……阿飞总司令！”他手里的鞭子抖动着，这鞭子是用三股电线如女孩的辫子似的编起来的，我们人手一根，也算是一种造反的标志。用它抽人十分厉害，我手里也有一根，对它的威力自然心知肚明。现在见头儿冲着郑若敏撒野，鞭子要是真抽过去，那后果……“啊！”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老茄生，她，她她，又没惹你……”情急之中我也顾不得遣词造句了。老茄生是这个头儿的绰号，是老东西的意思，因为这个主儿连着留了好几级，论年龄早就该是初中生了，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平时叫惯了，现在他尽管成了我们的头儿，我们还是如此称呼他的。老茄生见我跳出来为郑若敏说情，一下子倒愣了一会，因为他也知道我与郑若敏的关系，而郑若敏也是班里公然看不起他的女生之一，平时也时常告诫我不要与他交往。这些事他当然也知道，可平时在班级里他也只能无可奈何。今天也许正是这些往事一下子勾起了他的宿怨，所以才专对郑若敏找茬。现在见我公然为她说情，一下子便将火朝我身上撒了过来：“你妈勒个×，吃里扒外。好！我不动手，给你个与这阿飞总司令划清界限、立功赎罪的机会。去，去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哎？”我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哎？什么哎？叫你去抽那婊子！你去还是不去？”头儿完全失去了理智，凶神恶煞地对我大声吼叫。说实在的，我害怕了。这个老茄生已经发育得又高又大，身躯如同一座铁塔。此时他居高临下地对我吹胡子瞪眼的，真有想把我一口吃掉的样子。“我，我去抽……”结结巴巴的这句话不知道是怎样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懊悔得无以名状，当时心里翻腾着许多想法，只是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狠狠心，猛冲到郑若敏面前，挥手一鞭子抽了过去。一刹那的时间，她也许根本没反应过来，竟没有避让。又是一刹那的时间，我的手在空中一抖，鞭子才没落在她的脸上，朝着肩上抽去，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印痕！“你给我住手！”一旁的老师对我严厉呵斥。再看郑若敏，白嫩得如一段鲜藕的颈项上，一道红杠分外显眼。她一声也不响，只是双眼狠狠地怒视着我，眼眶里却滚动着晶莹的泪花！这双眼，太狠了，太毒了，太美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才渐渐地悟到，永远，永远的，我的心里已经被她深深地穿了个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