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

　　老百姓能够触摸到的“青铜器”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以及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里，我们常常会被文物收藏的大件头——青铜器所震到。是的，它们从遥远的、浩渺的、幽静的夏商周走来，一路上穿过数千年的时光与烟尘，稳如泰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有些满身翠绿色的铜锈，但器物上面那些繁复无比、令人目眩的纹饰，无不体现着狞厉的、神秘的、超现实的美感，让身处IT时代的芸芸众生，即使在看惯了时尚风云之后，仍有点不知所措。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沉重的文化使命，表达国家意志，书写王侯荣耀，铭刻腥风血雨，暗示政权更迭，但无意中，却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也因此，它一直被视作“国之重器”，“鼎之轻重，似可问焉”——“问鼎”一词至今还被媒体津津有味地引用，虽然有时会用错地方，甚至，在许多情况下，青铜器是博物馆级别的重要评估标志。

　　不过，我在这里要稍稍透露一点。其实，在博物馆里展出的青铜大器，有许多只是替身，也就是复制品。它的真身必须在展览一段时间之后回库房休眠几年，或者代表中国“巡视”天下，让老外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咱大中国的雄伟壮阔与悠久绵长。由于修复师的高超技术，一般观众根本看不出替身与真身的区别，一如既往地对它们顶礼膜拜，手机左右狂拍，发出阵阵惊叹。每当此时，我一般就站在观众身后保持克制的微笑。我是这么想的：任何物象，其实都是一种幻影而已。只要我们对审美对象有足够的感知，哪怕在梦里看到，也会哭湿枕头的。

　　呵呵，这其实是我的阿Q精神罢。在今天的语境下，民间收藏家几乎没有机会收藏青铜重器，连亲手摸一下的机会也极少。在拍卖会上露面的青铜器，一般都来自海外，严进严出，来路清晰。按现行政策，国内拍卖行不能征集、经营这路“硬货”。

　　难道，一般小老百姓就没有机会接触真正的、积累数千年时光的青铜器了？

　　也不是，鼎、钟、簋、缶、壶、盘、敦、鬲、觚、觥、爵等重器在我们面前确实有些冷峻孤傲，但也有些“小器”或许就“快闪”我们身边，比如铜镜。

　　铜镜是古代的照面用具，一般呈圆形，正面磨砺光洁，背面有钮可以穿系，便于掌握。“磨砺光洁”，不就是磨镜吗？呵呵，大家一定想到了《聂隐娘》里的磨镜少年，“但能淬镜，余无他能”，他的武功不如美娇娘。不过能将一面脱模时其外形比较接近一张葱油饼的铜镜研磨到“鬓眉微毫可得而察”的最佳状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美人的面容，差不多也算一时之技了。在古代典籍或传奇小说中，对磨镜人的描写几乎为零，谢谢导演侯爷，他让我们感性地看到了一个据说从东瀛来到中土，像中了六合彩似地交上桃花运的“磨镜人”。

　　长期以来，在中国文物界，或许是宝贝太多太滥的缘故吧，铜镜在国家级的博物馆里一直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青铜器》一书里，被列入杂器一项，与车马器、度量衡、货币以及建筑构件等搁在一起讲述，仅给了不足一千字的篇幅。

　　各位看官明白了吧，正因为专家眼睛长到额头上去了，民间收藏才有空子可钻。在古董市场上，可以让我们相对容易接触到的青铜器，就是铜镜和钱币了，它们存世量比较大，交易也是被默许的。要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青铜大鼎贸然出现在市场上，那卖主简直就是找死了。

　　像我这种菜鸟级的收藏爱好者，在三十年前刚刚涉足此道，就看到宋代的铜镜，带柄的，菱花纹的，长满了铜锈，胡乱堆在箩筐里，淘宝者还不拿正眼看它。我嫌它脏，没要。我只用区区几十元钱在路边摊上挑一把钱币，其中有汉五铢、战国刀币以及唐、宋铜钱。当我将它们握在手心时，不由得仰天长叹：这哪里是器物，哪里是被历代文人讥笑过的阿堵物，分明是硬邦邦、叮当作响的历史啊！

　　时光流转到今天，在“大件头”钟鼎彝器收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新生代收藏家便将目光对准这类小型铜器。毕竟，数千年的历史在精美的花纹和翡翠色的锈斑中凝结，而且，在资本的推动下，这些年来铜镜的价格一路飙升，没有喘息的念头，拍卖行情清晰地映照出中国收藏市场的狂热与繁荣。

　　杨贵妃会喜欢哪种图案的铜镜呢？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停止小说创作，一头沉在古物堆里做起了学问。1955年，他在故宫博物院的稿笺上用一贯的平实语调写道：“我国开始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他一路写着，稿子一张张叠起来，成就了《唐宋铜镜》一书。

　　据考古发现，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是青海贵南县尕马台遗址25号墓出土的一枚七角星纹镜，属于齐家文化晚期。这枚镜子的直径只有9厘米，表面平滑，背部有图案纹饰，且有钮可穿绳持拿，与后世的镜子形状相似。由此推断，中国的铜镜历史至少有四千年了。

　　但是，铜在铸冶初期是非常昂贵的材料，镜子不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故铸造的数量非常少。战国以后，铁兵器出现并取代铜兵器，有多余的铜材可以用来铸镜，数量慢慢就多起来了。大的铜镜要放在木质的镜架上使用，在明清两代的仕女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镜梳妆的暧昧场景。小型的或超小型的镜子，可供美女们随身携带，我在一收藏家那里看到一枚唐代的微型铜镜，造型为一片枫叶，直径不超过3厘米，设计思想和时尚精神在今天也毫不过时，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铜镜历史可分为起始期（齐家文化与商周），流行期（春秋战国），鼎盛期（汉代），中衰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繁荣期（隋唐），衰落期（五代十国、宋、金、元）等几个阶段。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铜镜的纹饰要数战国、两汉、隋唐时期的精品最为极致。战国的山字纹、花叶纹，还有造型夸张、抽象的龙纹、凤纹等等各种主题纹饰凸显于地纹之中，尤显战国铜镜图案格外的层次分明。不过战国时代的铜还是稀缺资源，当时铸造的铜镜非常薄，镜面薄，边缘也薄，钮也小巧，当然背面的花纹也浅。我曾收藏了一面直径为15厘米的战国三山铜镜，但一不小心就压成数块，再看看断裂截面，最薄的地方居然一毫米都不到，不得不为当时的铸造技术惊叹。

　　到了两汉，铜镜应用的范围日益扩大，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时新内容及时融入，代表性的有连续云藻纹镜、龙纹镜、凤纹镜、博局镜、连弧纹镜、四灵镜、禽兽镜、龙虎镜、画像纹镜等。四灵、禽兽、龙虎、瑞兽等图案是西汉晚期出现的重要变化，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影响了铜镜的纹饰题材。

　　博局镜又称规矩镜，是西汉时期兴起的新镜种。而所谓博局，也称博戏、陆博，是一种古老的棋戏，大约在春秋时就流行于民间，到了秦汉，连官府商贾也要玩，盛行一时。上海博物馆藏有一面“大乐贵富博局纹镜”，兽钮，置双线方框，内铸铭文，方框外为博局纹，间饰龙纹。镜体较薄，窄缘卷起，具有西汉早期铜镜风格。

　　西汉早期吉语镜渐多，西汉末年出现的铭文中有年、月、日的纪年镜，这为后人研究铜镜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铜镜艺术至隋唐，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到了青铜艺术的巅峰。尤其是唐代的铜镜，国力强盛，民众对铜镜的要求慢慢提高，作坊也舍得用料，镜面厚，边缘厚，图案多通过深浮雕和透雕来表现，最经典的海兽葡萄镜，看上去就像裱花蛋糕上的奶油，一层层地呈现挡不住的“土豪”感。

　　唐代的铜镜中银锡成分增多，颜色净白如银，造型和图案也有了丰富的变化。造型上打破了前朝的旧格式，出现了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图案内容也更加丰富，无论是普通常见的花鸟蜂蝶，还是想象传说中的珍禽异兽或神话故事、社会生活，表现方法都富于风趣人情，具有高度真实感。唐代海外交通范围极广，当时对外来文化也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反映在铜镜上，就有了满地葡萄鸟兽花草镜、麒麟狮子镜、拍鼓弄狮子镜、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舞镜、太子玩莲镜等，都可以看出中外文化兼容的痕迹。这真是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啊！

　　当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在唐代铜镜中的反映是很积极的。于是就有了真子飞霜镜、海上三神山镜、嫦娥奔月镜、飞天频伽镜、子孙繁衍瓜瓞绵延镜等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畅销品种。

　　如果要为唐代的铜镜划分等级的话，那么上面讲的几样其实都是凡品，处于精品类的则有：金银平脱花鸟镜、罗钿花鸟镜、捶金银花鸟镜、彩漆绘嵌琉璃镜等。这类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镜子图案，有些与一般镜子的主题雷同，但也有些因为材料特殊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如满地花罗钿镜的成就使后来者无法企及，便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案例。

　　有时候，我在博物馆的青铜馆里流连，突然会激起一个想法：杨贵妃会用哪面铜镜来映照那张被华清池温泉泡得通红的脸庞呢？是这面吗？或者那面！

　　梦幻一般的大唐盛世啊！在艺术创造中就这样嘻嘻哈哈、连蹦带跳地到达了顶峰，而且自己还不当它一回事儿！

　　此后，青铜艺术的光辉慢慢暗淡下去。宋代铜镜的造型继承了唐代多样化的风格，并出现了一些新样式，比如亚字形、钟形、鼎形、桃形、炉形等。可以傲视后人的是缠枝花草官工镜，一般铜镜有花枝镜、花鸟镜、人物故事镜等，在铸造时用料慎重了，因此镜面也薄了，镜钮又回复小型化了。

　　辽代的铜镜形状主要有圆形、方形、折角形、葵花形、八角形等。金代的铜镜既有模仿宋镜的痕迹，又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品种，比如镜边缘錾刻有官府验记文字或押记，是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的铜镜式样较少，主要流行圆形和圆形带柄镜、形制较为厚重，纹饰趋于简单，线条粗犷。明代铜镜一般都比较大而且厚重，镜形多为圆形，钮较大，顶平，而银锭钮是另一种流行的镜钮，为明镜的重要特色。清代铜镜多为圆形，受外来玻璃镜的影响，一些铜镜采用镜架支撑的方式。清代的上品铜镜较多地采用髹漆工艺，纹饰描金，绘工精细，色彩浓重炽烈。

　　如果我们从整个文化史上去认识，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青铜镜实际上是青铜时代的谢幕演出。

　　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沈从文在《唐宋铜镜》中的结论性文字：“青铜镜子的生产，虽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来，到近二百年才逐渐由新起的玻璃镜子代替。如以镜子工艺美术而言，发展到宋代特种官工镜，已可说近于曲终雅奏。劳动人民的丰富智慧和技巧以及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随同社会发展变化，重点开始转移到新的烧瓷、雕漆、织金锦、刻线等等其他工艺生产方面去了。”

　　我们能与铜镜来一次亲密接触吗？

　　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我读到了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期的铜镜数量也不多，目前出土的不超过十枚。”而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公路、城市建设的加快，中国盗掘古墓之疯狂也达到历朝历代的顶峰，出土文物陡然增多，流失海外严重，“不超过十枚”的记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

　　有收藏家告诉我，铜镜出土以山东、河南、陕西、安徽为最多，近三十年来已经挖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安徽亳州还有少量出土。

　　《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写道：“西汉时期还有一种‘见日之光镜，其中有一类能在日光中反射背面纹饰和铭文亮影的‘透光镜”。这类神奇的镜子，在“文革”中期，由《科学画报》刊登文章介绍，后来又拍过纪录片，轰动一时，现在这类透光镜在市场上也容易看到，价格不算太贵。

　　我举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我只想告诉各位，现在收藏战国或唐代的青铜镜，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04年初，北京嘉德拍卖公司“头啖例汤”，开启了中国文物市场第一次铜镜拍卖专场，全部拍品均为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收藏家关祖章先生的旧藏。143面铜镜全部以高于预期的价格顺利成交。同年8月21日，嘉德再将一批铜镜推出，152件铜镜成交额高达359万元。此后嘉德每年要举办两次铜镜拍卖专场，也取得不俗的成绩。直到今天，铜镜专场还是拍卖会上吸引藏家围观并争夺的重点。

　　据上海多位收藏家估算，普通的铜镜价格在最近十几年里翻了十倍，精品级的铜镜则一般要翻二十倍。“但是你知道吗，”上海博物馆一位退休专家对我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经常到废品回收站和炼钢厂去捡宝，大块的青铜残件，是将一只完整的青铜鼎砸碎后送去炼钢的，还有铜镜、铜香炉、铜烛台等，最多的是铜钱，数也数不清，我们从那里捡了至少三百枚战国到唐宋的铜镜回来。”

　　2005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过一次馆藏铜镜精品展，其中就有数枚劫后余生的精品。这次铜镜展尚未闭幕，上海几大古玩城里的铜镜价格陡然上升好几倍。

　　现在收藏铜镜的人，收藏规模达到上百枚者，在上海有一百多位，规模超过两百枚并有理论研究的收藏家则不超过二十个，但有多少人能体味沈从文彼时的心境呢？

　　今天我要通过一个案例来告诉各位：与铜镜来一场亲密接触，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

　　上海收藏家黄洪彬当年开始涉足铜镜收藏，绝对是一个偶然。他是从收藏瓷器、玉器、佛像、钱币等起步进入圈子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旧书店访到一套八册清代刻影本《陶斋吉金录》，里面有铜镜的拓片和介绍，顿生登临泰山之感，为中国古代铜镜的精美纹饰所叹服。

　　不久他到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寻访旧器，在一个地摊上发现一枚漆黑的铜镜，品相完好，图案清晰，纹饰精美。喜欢写在他的脸上，江湖上的摊主看得分明，一开口索价8000元。这对于从未玩过铜镜的黄洪彬来说，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他没有太多的犹豫就买下了。回到上海赶快拿出有关书籍对照，发现居然是一枚汉代的博局镜。请专家掌眼看过，也认为是难得的精品。

　　从此，黄洪彬胆子就大了。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铜镜的价值，许多朋友看到我收藏铜镜，就嘲笑我买了一堆废铜烂铁。但我认准的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认为给人美好享受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黄洪彬说。

　　最初几年里，他在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等一些小县城里跑，将那里的古玩市场一只只兜过来，在别人还没醒过来之前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次黄洪彬去南京夫子庙淘宝，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古董老板手里有一枚铜镜，品相一流。他急忙赶去，但老板告诉他，前一天已经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黄洪彬不甘心，连夜坐飞机赶到北京，辗转找到这个收藏家，说了半天，再加价30%，终于从对方手里求到这枚铜镜。这枚西汉古镜直径有22厘米，镜背雕刻着十几个舞蹈人物，构成一幅王宫礼乐图，是研究西汉礼乐文化的宝贵资料。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从手机上传了一张照片给他，这是一枚腐蚀严重的唐代铜镜，背面几乎看不清一丝纹饰了。但此镜直径有24厘米，算是大的了。他当即要求将实物送达，抚摸之际，黄洪彬在锈蚀的背部中看到露出的一小块浮雕，就凭这一角动物背部，他就判定是头模镜。所谓头模镜，是指第一次浇铸的铜镜，模范始用，纹路清晰，价值超过二模三模。对方开价11万元，黄洪彬的朋友都劝他不要买，但他断定锈斑可以洗除，锈蚀的表面下或许会有精彩世界，最后一咬牙买下。回家后用自己调配的碳酸药水洗了三天，腐蚀的背面逐渐清晰起来，悬着的心这才落下：原来是唐代典型的瑞兽海水葡萄镜，画面内容非常丰满，雕刻极为精细，头模镜的神韵逼人而来。这一记他博赢了。

　　前几年，黄洪彬与上海社科院文博研究生班六十名同学一起赴洛阳作野外考察，他抽空跑到洛阳古玩市场觅宝，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一枚半截铜镜。一般情况下，收藏爱好者对残件是不屑一顾的，但黄洪彬拿起来一看，爱不释手。多年来对铜镜的研究体会告诉他，这枚水银长方形铜镜叫“真子飞霜镜”，铸于唐代，而且也是头模。以前他只在清朝的有关书籍中看到这种铜镜的记载，一直没有见过实物，在上海的收藏家宝藏中也没有。再经仔细察看，黄洪彬发现镜子断面上的锈迹与镜面上的锈迹是一致的，那么很有可能在逝者埋葬时，就带了半截铜镜，作为夫妻日后相会于九泉的信物。于是黄洪彬当机立断重金购藏。

　　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

　　今天，黄洪彬的铜镜收藏规模相当可观，在收藏界为上海人赢得了地位与荣誉。在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是国家博物馆都没有的珍稀品，足以改写中国铜镜铸造历史，并为中国的冶炼技术发展提供足够的证据。

　　黄洪彬说：“夏文化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青铜镜，现在一些大的博物馆里收藏的铜镜最早也是商代和西周的。中国青铜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崛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诸侯国控制了矿山和技工，青铜铸造业由此得以迅速发展，在打造冷兵器的同时，日用铜器也进入一个辉煌的阶段。到了汉唐，铜镜出现最为灿烂的局面。”

　　有一次，黄洪彬向我出示一枚博局镜，至少从器型和花纹上看，比上海博物馆的同类藏品还要精美。早几年他从民间收到一副东汉龙虎对镜，相当难得，一位日本收藏家得知后找上门来，愿意出60万元购藏，被他一口回绝。“好东西不能流到海外去。”

　　中国的铜镜在日本收藏家眼里，绝对是稀世珍宝，玩了几十年的日本收藏家，拥有数百枚铜镜的不算少，有些精品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流入日本的。有了实物资料，研究者也形成了一个圈子，出版的专著洋洋大观，这些都让黄洪彬颇不服气。为了收藏与研究，黄洪彬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在铜镜上，除了寻访各地古玩市场外还经常上拍卖会举牌，只要是好东西，价钱贵一点他不怕。

　　“有人说，日本人对中国铜镜很有研究。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但也要看到，中国收藏铜镜的人不少，馆藏精品也多，铜镜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他说。

　　商代铜镜是上苍对他辛勤工作的犒劳

　　在满肩风尘的寻访过程中，黄洪彬还撰写了不少有关铜镜的鉴赏辨析文章，经常发表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引起了专家的高度肯定及藏家的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觉得自己以前读过的书不够用了，于是就报考了中国社科院文博研究生班，青灯黄卷地苦读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古代铜镜中龙的演变》，力图通过各个朝代铜镜上的龙纹图像来解读中华民族图腾的历史演变，并由此破解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与精神寄托。由于过手的实物多，积累的资料全，这份追根溯源的梳理工作当然非他莫属了。导师对他的论文及答辩给予了高度评价，论文发表在当年的《考古》杂志上。

　　但这不是黄洪彬学术研究的终点。其实在早几年，当他的收藏积累到相当的规模时，他就萌生了一个宏大的心愿：编一套高质量的图书，给中国的历代铜镜编一本文化目录。这个愿望的产生，其实也是缘于一系列的刺激，在他研究铜镜的过程中，为了破解铜镜上的一个符号，一行文字，一个工艺特点，一个型制规格，他经常去国内上规模的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可惜这方面的图书奇缺，专著几乎一本也没有。这说明中国文物专家对铜镜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学术研究更加粗糙，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论及青铜器时一笔带过。在好些省级博物馆里，连像样的青铜重器也没几件，就更不可能为属于“小儿科”的铜镜开辟专馆。

　　而在东邻日本，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不少有关中国铜镜的文献资料，印刷精美，装帧典雅，这些铜镜都是在百十年间从中国流过去的，现在成了日本极为珍视的国宝。但翻阅之后他也有些失望，日本人虽然对中国文化心存敬意，国家博物馆、学术机构及民间都在收藏铜镜，毕竟对中国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文化密码不甚了解，对一些青年学子而言，在感情上也有所疏隔，这类书籍的图片是精细的，编排也基本到位，但图注就做得相对肤浅，谬误也在所难免。失落之余，黄洪彬就立志自己编一套铜镜方面的图书，为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填补空白。

　　编这类图书需要实物，黄洪彬这个不缺，年代梳理，也不是难事，最难的是解读文化密码。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体现在一枚小小铜镜上就涵盖了多个方面：文字、美术、宗教、神话、民族、风俗、礼仪、典章制度、冶炼技术、朝代更替、中外文化交流等，涉及的课题很多，而且他收藏的这批铜镜在时间上跨度很大，从春秋战国起，一直到晚清，每个朝代的铜镜都呈现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美学，不一样的思想承载与情感寄托。

　　黄洪彬去北京请教过的专家中有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国家博物馆孔祥星副馆长，江西省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专家彭适凡，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考古研究所硕士生导师杜金鹏，博士生导师白云鹏，研究员岳洪彬等，或图案、或纹饰、或释文、或断句、或断代、或地域、或工艺……黄洪彬都得到了满意的解释。黄洪彬说：“通过编这套图书，我好像在读博士，做课题研究，获得了更加丰富而精深的知识，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人生快意，莫过如此！”

　　经过数年努力，《汉雅堂藏镜》终于问世了，一套图书三大卷，一卷为藏镜实录，以实物图片为主，收录了从春秋战国到两汉唐宋两百多枚有代表性的铜镜。两卷为图文解读，呈现方式是一枚铜镜拓片加一叶楷书释文，翻检方便，朴素雅洁，古意盎然。

　　民间收藏的丰富性与精彩度，是上海收藏界的传统优势，到了黄洪彬他们这一代，就更加重视对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整理与研究，使收藏行为上升到了学术层面，对博物馆、历史研究机构等为主体的主流话语构成了不可缺少的补充，甚至有所创新，有所修正。诚如青铜器专家彭适凡先生所言：“我们提倡专业工作者和民间收藏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一起探讨，共同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不断引向纵深发展，才能将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去年，黄洪彬在日本旅游时，在东京一家并不起眼的古玩店里发现了一枚铜镜。这枚铜镜直径不到8厘米，镜外观很一般，甚至说相当普通，铜锈较厚，铜钮较大，镜背面以浅浮雕方式呈现一条龙，正是这条有些笨拙的龙，却让黄洪彬眼睛一亮：这不是商代的龙纹吗？再细细察看镜钮、镜面的铜锈等基本要素，最终确定就是商代遗物。而这个日本老板对铜镜并不太懂，他是将此当作一般古旧杂件来处理的，所以最终黄洪彬以“让人心跳”的价格收入囊中。

　　“据我所知，中国的铜镜最早出现在大约四千年前的乔家文化遗址内。而三千三百年前的安阳殷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枚商代铜镜，那是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内出土的一枚直径11.8厘米的圆形铜镜，这枚铜镜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但是我回购的这枚商代铜镜有龙的图案，是最早出现在铜镜上的龙纹图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专家和同行的鉴定，一致认定至少是民间收藏圈内最早的一枚龙纹铜镜。遗憾的是，买来这枚铜镜后，我的这套书已经付梓，不然我肯定会放在书的第一页，作为铜镜中龙的形象的起始。”黄洪彬说，“真是喜出望外啊，这是老天爷对我辛勤工作的最大犒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