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

　　父亲算得上是乡村画家。小时候，他经常拿着炭精条对着我和妹妹画肖像。可惜这些画像都没留下来。“文革”期间，父亲受命在村子里那些显眼的白墙上画了大量毛主席像，有《毛主席万寿无疆》、《井冈山会师》等，他画得最满意的大概是《毛主席去安源》，画中的毛主席散发着万丈光芒。那些画太过巨大，他得先在白墙上打好格子，然后，按比例放大。我经常看到他攀援在墙上，冒着烈日，画着画。当时是生产队，他认为这比去田里劳作要轻松得多也有趣得多。后来不再需要革命画像了，父亲开始替逝去的老人画遗像。那时候摄影还没普及，很多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张小照。父亲就根据这小照画，放大成如今A4纸那么大的遗像。这些遗像也是用炭精条画的，极度写实，乍一看几乎就像一张照片。父亲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姑娘的嫁妆或小伙子的婚床上画鸳鸯、玫瑰及各种吉祥之物。这样，村里的红白喜事，几乎都和父亲有关了。酒一定是有得喝的。

　　父亲有一些参考画册，印象深刻的是一本叫《富春江画报》的杂志。前不久，去富阳开会，我还同当地朋友聊起这本早已停刊的杂志。在这个遍地都是图像的时代，要是重办《富春江画报》会是怎样的面貌呢？是不是会和革命时代的那本构成强大的张力呢？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自然也喜欢涂涂抹抹。乡村条件差，没有系统训练，完全是瞎画，但艺术的种子大约就此种下了。考大学时，也希望自己的专业和艺术有点关系，所以填志愿报了建筑学。父亲倒是非常务实，反对我的选择，因为建筑学还要考美术，要是美术不过关，我有不被大学录取的风险。当然，父亲的反对一点用也没有，我还是在高考后跑到绍兴考了美术。记得考题是《校门》，我当时连素描的概念都没有，那次考试完全靠线条。

　　我虽然最终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但无缘建筑学。那时我最羡慕的是建筑学的同学，看着他们背着画夹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觉得这些同学才称得上天之骄子。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他们才是“高大上”，而我等大约只能算是“屌丝”了。

　　当然私下里一直还是喜欢涂鸦的。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日子，我已开始小说写作，不过最先发表的却是画作，丰子恺式的文人漫画一类。当时在一家报纸开了个专栏，画了有一两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是台湾《联合报》副刊的编辑，说喜欢我的漫画，问我是不是愿意把画上的文字写成繁体字，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

　　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发表小说。小说打开了我，激发了我，成了我的命运本身，让我成了今天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初的写作有如神助，简直写什么有什么。年轻写作是多么好，毫无畏惧，手无寸铁就可以攻克一个一个堡垒。我完全把涂鸦这件事放弃了。

　　五年前的夏天，我在《风和日丽》之后，开始《南方》的写作。也许《风和日丽》耗去我太多的精神，《南方》的写作极不顺利，几乎陷入困境。我时有杂念，也可以说出现了精神危机。我问自己写作的意义。这世界多一本我的小说与少一本我的小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为此沮丧之极，怀疑自己失去了写作能力。我越来越自闭了，很少与人交往。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有一些事会突然进入个人生活，然后，又远去了。我生活得越来越慢。

　　似乎是很自然地，我拿起毛笔，重拾丢了十多年的涂鸦活儿。其间得到了荆歌兄的鼓励。荆歌看了我的小画，让我一定多画一些，甚至慷慨地送我毛笔和画具，还请他的朋友谢峰先生替我刻了十多枚章。就这样，我慢慢喜欢上了画画这件事。我可能是个比较专注的人，而画画是一件需要专注的事。专注让时间慢下来，也让内心安静下来。专注让人充实。

　　视觉这种东西似乎比文字要好玩得多，变化的可能性也比小说要大。水墨宣纸，经常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有些画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这种感觉好比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艳遇，偷着乐。

　　在私媒体时代，小画的发表已不成问题，只要放在微博、微信上，就能让人看见。我偶尔会在网上晒画，虽然我知道如今“点赞”仅仅表示友好或“到此一游”，但还是会高兴的。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夸夸作家这个行当。如果拿写一部小说——哪怕是短篇，和画一张画比，个人认为付出的精神劳动似乎更复杂，也更丰富。有时候和那些画卖得好的画家一起玩，我会想，作家真是这个时代的苦行僧，画家们多轻松啊，这些家伙不停地重复着画同一个题材，并不停地卖着，在他们的行当完全是“合法”的，合乎绘画的伦理，而作家永远需要创造新东西，重复是作家的天敌，甚至一个比喻一生只能用一次。

　　今天一部小说的命运只能成为印刷品，而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有时候我想，在电子阅读开始普及，纸质图书越来越小众化的今天，也许未来小说家的作品也可以做成一件艺术品。不用出版很多本，但要充满设计感，要尽可能多地带有作家个人的气息。当小说成为一件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的时候，或许也能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