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穿戴整齐地在堂屋里躺好了。他躺的是我们夏天才会使用的竹凉床。而我进门的时候,还有人替我拍了拍身上的雪(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在门槛上跺脚),所以,凉床只暴露了它四条冰凉的竹腿。跟一张招待客人的临时床铺一样,被褥齐全,只是眼下这位客人不仅没有脱掉外衣,反而穿得特别隆重。事后我才知道,这一身新衣服是我姐姐在公社百货大楼买的。这件事后不久,我曾应我妈的要求,骑车去过公社百货大楼的种子柜台买过韭菜籽,我并非要蓄意经过服装柜台,只是我必须经过那里。然后我看到了父亲躺在那儿时穿的新衣服,一模一样,不止一件,就这么挂在那里。
我对着盛装待发的父亲磕完头后就站了起来,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你应该跪在这里。”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中年男人用手捅捅我的腰,并用他的左脚在父亲所躺凉床一侧点了点,“别人来吊你爸爸,人家跪的时候,你要磕头回敬。”
当然,我知道这点。虽然我的父亲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死掉,但我知道风俗,爷爷死的时候,父亲就曾经跪在这个位置,别人家办丧事也有此类先例。于是我跪了下去,只要有吊客像我之前那样给父亲磕头,我就必须回礼。这一点也不难,就像学校里元旦歌咏比赛有过多次排练那样。我因父亲的死没有参加歌咏比赛,但我能够想象他们站在礼堂舞台上的样子,甚至能听到他们唱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不过,很快我就感到了难受,膝盖疼痛难熬。还是那个中年男人,他给我递来了一个枕头。我认识这个枕头,正是父亲平时所用的。他是一个邋遢的庄稼汉,枕头又黑又臭。每次回礼,我都能闻到他头上的味道。我不记得自己闻过他头发的味道,现在他死了,我闻到了。他活着的时候真该多洗洗头,并但愿死亡使他芬芳。
因此我也抽空关注了一下那个没见过的中年男人。他和生前的父亲一样,蓬头垢面,穿戴邋遢。大概因为匆忙,他的一只裤脚的部分还被塞进了袜子,露出了穿红袜子的脚踝。他的眉弓很高,只有眼窝,看不到眼珠。如果不是他留了两撇油光闪亮黑黝黝的八字胡,我大概会觉得他是一个老头。
“如果你实在不好受,”他还在一旁补充道,“没人来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
我觉得自己不用对此表态,所以没有理他,也始终没有站起来。直到吊唁结束,午饭开始。
因为父亲的猝死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所以我妈当天就昏死了过去,而且情况很严重,也被送进了医院,需要姐姐陪侍,而姐夫则是一名厨师,正好派上用场在厨房里忙活。所有料理丧事的都是一些乡邻,就算那些亲戚,也并非至亲。这使我始终觉得,父亲的死似乎并非真相,整个丧事和我们关系不大。
就算借了左邻右舍的,桌椅板凳还是不够多,另外来吊唁的亲友乡邻不少,所以午饭是流水席。四张桌子露天摆放在院子里。好在雪停了,院子的雪早已被无数双脚踩成了烂泥。人们确实大多是穿着高帮胶靴围坐在方桌前吃饭的。另一拨人则在一旁的乱砖碎瓦前或坐或立等他们吃完。所有人都学会了沉默。
每桌的菜也都是一样的。厨房里的一张临时搭建的木台子上,整整齐齐地码着那些一模一样的菜。比如说,同样的红烧肉,同样的碟子,彼此重复地排列在那里达五六碟,加之别的菜的同等重复,相当壮观。这让我对围着白色围腰、撸着袖子、偏着个脑袋叼着一支烟在灶前挥舞锅铲的姐夫充满了敬意。
“你就不用上桌吃了。”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对我说。我确实饥肠辘辘,不知道怎么吃饭,是率先占据桌子的一方,还是加入碎砖乱瓦前等待的人群。
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人也和我一样,是蹲在厨房潮湿的地面上吃饭的。所以这阻止了我试图从姐夫嘴里探听此人的想法。我们什么也没说,就这么默默地吃完了饭。
“肉烧得怎么样?”姐夫把菜烧完后,借嘴上那个烟屁股的火,从耳朵上方取下一支烟续上后还问了我们。
“不错,”中年男人说,“好吃。”
对此我显然没有异议。
下午,我继续干上午的事。直到傍晚,吊客才渐渐绝迹。晚饭也和午饭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不知谁在院子里支起了一个叫太阳灯的大灯。几年前,家里盖房子的时候,曾在工地上使用过这种灯,以防有人摸黑偷了水泥黄沙之类的建筑材料。可惜后来还是发现有两根松木房梁失踪了。我清楚地记得,这种太阳灯有一千瓦。“一个钟头一度电。”父亲当时颇为心疼。总之,在这盏太阳灯的照耀之下,院子里比堂屋要亮堂多了。被一百瓦灯泡照耀的父亲,简直就像一个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的害羞的小姑娘。只有一个人陪着他,就是那个中年男人。他也没有盯着父亲,只是若有所思地坐在一侧,肘抵着自己的膝盖在抽烟,眼窝更加深了。
后来,整个人已经哭肿了的我妈在姐姐的搀扶下终于回来了。她的出现似乎提醒了所有在场的人,“你们可以走了。”于是后者都纷纷走了,包括那个中年男人。
“你,”我妈在痛哭的间歇会看看我,又看看姐姐和姐夫,说,“你们没有爸爸了。”
我想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班有两个同学都没有爸爸了,一个死于车祸,另一个也死于车祸。但我只能说:“嗯,我知道。”
睡觉是这么安排的,姐姐继续陪我妈睡。我和姐夫则在父亲身边打个地铺睡。
灯一直是开着的,所以我很难入睡。脑子里尽量多地过了一遍父亲活着时候的事情,然后再对照一下躺在那里的他,以此确定他确实死了。当我实在想不起来有关父亲的其他事迹后,我这才想起来应该问姐夫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可惜姐夫睡着了,打起了呼噜。我没有和姐夫在一个屋子睡过觉,没想到他的呼噜声这么大,不仅响亮,而且层次很多,真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啊,一度让我觉得躺着的父亲也在打呼。
但这一切都不表明我没有睡着。我睡着了。
次日一大早,我是被外面的动静吵醒的。姐夫已经起床了,我妈则在姐姐的陪侍下坐在父亲的身边跟他说着什么。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就到了外面。一个穿着迷彩服、头戴棒球帽帽舌朝后的人正在油漆一口棺材。我问他这棺材是哪儿来的。没等他说话,从棺材的另一侧冒出一个人来说,买的。没错,还是昨天那个人,那个中年人。
“不是不给土葬吗?”我好奇地问。
“政策没那么紧。”他说。
“不会将来被挖出来浇汽油烧掉吧?”
“你听谁说的?”
于是我告诉他,我前些年在上学的路上见过。“因为远,我没闻到味,但烟非常黑。”我补充道。
“那是汽油的原因,”他说,“你有没有去过火葬场?”我坦承没有。他说,“火葬场的烟囱,烟没你说的那么黑。”
“我不是说烟的问题,”我说,“我的意思是假如浇上汽油烧掉怎么办?”
“放心吧,不会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坚定,也没有再问。我被棺材转移了注意力。它不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带有弧度,而就是几块相对厚实的木板拼成的。和一个长方形木盒子的区别是,它的一端相对于另一端较为窄小。这使我未卜先知地认识到,宽的那头应该是肩膀和头,脚则塞在窄的那头。后来入殓时,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棺材很大,根据我的目测,或许能并排躺两个人,如果躺不了,两个人侧身抱着应该绝对没有问题。入殓时,我才发现棺材内部很拥挤。可能与里面垫上被褥和塞满棉花有关,我的父亲最后只露出了一张窄小的面孔,让所有亲友围着棺材转一圈看上所谓的最后一眼。最后盖棺时,哭声震天,但还是盖上了。四个壮汉分立四角,在统一的号令下,同时砸入手指粗细的黑乎乎的棺材钉。
“快喊,爸爸让钉子爸爸让钉子。”中年男人说。
我照办了。
“以上就是我所记得的关于我爸丧事的一些事。”我对她说。
这是二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和妻子并排躺在床上,在关灯后的黑暗里睁着眼睛。不知为何,我们之前开着灯时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结束也就是关灯后,居然莫名其妙地聊到了这些。可能与争吵有关,我觉得自己应该尽量详细地讲述这些。这同时也是一项义务,就像我知道我的岳父的合法妻子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岳母一样。
“他是谁?”她问。
“谁?”说完我就明白了,“哦,那个中年男的吗?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那你为什么说你从来没有见过?”
“确实没见过,这难道怪我?”
“后来呢?”
“后来也再没有见过。”
“不对,”她突然提高音量,并且从被窝里坐了起来,“那你为什么要提他,老是提他。这不对。”
我一时语塞,确实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说啊你。”她在被窝里用膝盖拱了我一下。
“说什么啊?”
“说你为什么要老是提……”她说着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着别的问题,于是改口道,“说说你这个远房亲戚吧。”
“我已经说过了,后来再也没见过,我怎么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我不信。”
“我只知道他是安徽老家的。别的不知道。”
“你妈知道不知道?”
我妈此时就睡在隔壁,也未必入睡,可能仍然在听收音机。这不仅是老年人的通病,与我们之前的争吵对她老人家造成的影响也有关。我妈敲打着我们的房门,说:“我也没几天活啦,我也没几天活啦。”
所以我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现在就到隔壁房间问我妈。”
“你这什么意思?”她动作幅度再次大了起来,并打开了床头灯。
我并没有接她的话,而是皱着眉头努力适应了这陡然的灯光。然后照例找出一支烟来抽。
见我点燃一支烟,她又迅速关掉了灯,并夸张地将被子拎上来捂住自己的头。有部分头发在被子外面,她睡前洗过澡,有洗发液的香味。因为用力过猛,被子被扯了上来,我们的脚一下子暴露在黑暗之中。我帮助我们将被子恢复到原状,感受到她有轻微的拱动频率。她在哭。
现在,剩下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抽烟,这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就站在脚前的床下,看着自己的烟头一闪一闪。
妻子
李瑞强在一家国企当科长,每天上班的工作,除了处理一些文件,就是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当然,这是早前,现在没人看报纸,有电脑和网络,他每天习惯性地看看国家大事之后,就是斗地主。他属于斗地主高手,分值已逾九万,十万近在眼前。不过,奇怪的是,他只在网络上斗,现实生活中,从来不参与牌局,应酬也能推就推。没喝醉过,唱歌只和小姐玩色子,从没搂过。一下班就回家忙家务,照料小孩。在眼下这年头,他严谨的生活态度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好感,备受领导信任,但也正因此,他当上科长后,也就到此为止了,看不出还有高升的希望。
他的妻子刘晓华则因为“对生活充满幻想”(李瑞强语),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换工作。这几年是一家文化公司的业务员,挺忙的,还经常出差。据她自己所说,算是“找到了坐标”,能够“将兴趣和工作合为一体”,有一条她多年来相信的,通过“打拼”就可以获得“成功”的明确路线。因为工作关系,刘晓华眼界大开。夜深人静之际,应酬席上的各色人等,出差途中的奇山异水和各种趣闻轶事,刘晓华滔滔不绝。李瑞强洗耳恭听。
“挺好的,”李瑞强尽量诚恳地说道,“让我羡慕。”
“那是,谁像你,除了单位组织去九寨沟之类的地方玩,你说你还去过什么地方?”刘晓华说。
李瑞强想了想,发现自己确实没去过什么地方。
“你连大学都是在本地读的,对不对?”刘晓华继续发难道。
“对。”
“你也没有换过工作。”
“是,没换过,我是国家分配。这以前不都说过了嘛。”李瑞强感觉到谈话到此有点不对味了。
“我的意思是,”刘晓华老调重弹,“你这样的人,居然还有个前妻,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啊。”
是这样的:李瑞强大学期间就和一个女同学恋爱成功,毕业之后,二人就结了婚。提起那段婚姻,李瑞强总是摇头不已,只说“无聊透顶”。不过,具体怎么无聊,李瑞强始终避而不谈,刘晓华迄今也没弄清楚。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呢?”被问急了,李瑞强会反问刘晓华。
“我只是想知道你跟她是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怎么回事,就是在一起不舒服,无聊。难道还不够?”
“那你怎么会在大学期间就跟她谈恋爱,而且还结婚?”
李瑞强想重复“大学毕业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她,遇到你后,发现你才是我喜欢的”,但考虑到重复了已很多次,加上这话本身有点恶心,就懒得说了。
“说啊,你说。”丈夫越不说,刘晓华越想知道。
“说什么吧你说?”李瑞强态度很强硬。
“呃,细节,生活细节?”
李瑞强沉默了片刻,突然说:“那你是不是想问她给不给我口交我给不给她口交呢?”
关于李瑞强前妻的话题一般到此就没法继续了。刘晓华生个两天气,夫妻恢复原状。就是在这种质问、拒答、生气、和好的过程中,二人生活了这么些年,并像其他夫妻那样处理好了各方人际关系,使二人成为稳定的一体。随着他们儿子的诞生,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已经稳定到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到他们还有以上这种对话。
当年刘晓华大学毕业,只身一人漂泊到南京,与不认识的三个人合租在一个破房子里,当时她觉得这肯定是不对的。这时候,她认识了李瑞强。李瑞强并非眼下司空见惯的坏男人,而是坦承自己是有妇之夫,并很快为了她把婚离了。至此,理论上,“小三”、“二奶”、“第三者插足”这些不光彩的贬称也便与己无关了。不过,虽然她觉得李瑞强是靠得住的,但想让她就范可没那么容易。总之她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没想到的是,她的父母也认为李瑞强是靠得住的后,她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嫁给他了。
现在,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庸俗到介意自己的丈夫还有个前妻,骨子里,她也不在乎丈夫和前妻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她就是觉得李瑞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让她十分难受,略有不甘。尤其是李瑞强提到口交这事之后,她感到恶心。夫妻做爱,口交自是正常,只是李瑞强总求她这么干,自己却因她有时重时轻的阴道炎而拒绝照办。不过这不是她恶心和气愤的缘由,而是他的话。反正现在她却不会应他的要求去做了,无论李瑞强怎么强硬她也不从。问题还不在于这里,而在于,她自己和丈夫一样,为自己如此坚决感到震惊。
但也仅此而已,他们照样做爱。关系没有大碍。
一个月后的某天傍晚,刘晓华出差回来。正在厨房为妻子做饭的丈夫发现,和往常不同,刘晓华面色灰暗。换了鞋后,不仅没有像平时那样将旅行箱放好后立即从中将东西收拾妥当,而只是这么扔在门前的地板上不管了。人也一如旅行箱,精疲力竭地瘫坐在沙发中。她没有给儿子带礼品,吃饭时也心不在焉地只知扒饭。
“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累。”
饭后她认真洗了个澡,精神似乎才稍微好了点。这时候,她才开始打量阔别五天的家和丈夫。然后从中发现了问题。
卫生间里多了一根被人使用过的新牙刷。床单等四件套都换了。这在以前都是她做的事,李瑞强从未干过,而且上次换床单什么的,仅在她出差前几天。她想到,儿子在吃饭时抱怨过奶奶家的饭菜,明确地告诉妈妈,五天来,他主要是在奶奶家。最要命的是,她自己就曾经在李瑞强和前妻的床上睡过。
毫无疑问,这几天来,有一个女人曾和李瑞强睡过自己的床。一切证据都被丈夫毁了,但百密一疏,牙刷没有被及时处理。
对此,李瑞强的辩解是:换四件套是因为他有一晚躺床上看书喝茶时泼了,就一并换了。这很正常,不是吗?而在这五天中,家里确实来过客,但绝不是什么女人,而是个叫朱白的男的。
“你见过的,前年也来过,我的大学同学啊。”
刘晓华当然记得朱白,据李瑞强说,当年他们是相当好的朋友,好到挤过一张床,互借内裤穿都是有过的。在她的印象里,朱白迄今未婚,但绝对是一个色迷迷的家伙。他虽然没有色胆包天到对她轻浮,但对饭馆女服务员的那副德性真是叫人恶心。
“哦,那你意思是你和朱白睡了?”她冷笑道。
“去你妈的。”李瑞强也不想说朱白来的那晚睡过儿子的床,他只是掏出手机,拨了朱白的号码,然后交给妻子。但后者并未接电话。
“喂,老李吗,什么屌事啊,喂喂喂,我操……”因为安静,朱白一贯的语言方式夫妻二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刘晓华厌恶地一挥手,将李瑞强的手机打落在地,然后穿好衣服,提起放在门口的旅行箱出了门。
在大街上,刘晓华拖着旅行箱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些出租车在她身边停了停,有个别司机发现这个女人脸上爬满了泪,坏笑了一下,一踩油门,走了。
刘晓华此时想到的倒并不是自己的丈夫。她想起出差这几天发生的事。这一趟,她和主任一起去了广州,见了一些在她看来非常知名的人士。他们谈笑风生,语似珠玑,让她激动。然后他们转场多次,饭馆、KTV、酒吧和烧烤摊。总之她也喝得有点颠簸。在返回酒店的出租车上,主任把手放在了她的腿上。她也只认为他醉得有点厉害。在电梯狭小的空间里,他开始动粗,居然也被她躲避了。但是,后来,她却没有那么幸运,被主任压在了床上,用臭气熏天的臭嘴拱进了她的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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