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10年，也就是我34岁之时，在别人称我为作家时，我才略微放松下来，不像以前那样急于站起来，拒绝这一可能让人觉得我是在招摇撞骗的称呼。这一年是我的发迹之年。此前，我在北京混了六年，没少参加有文人出没的饭局，我总是埋头吃饭或者躲着看闲书，尽量将自己伪装成一名和文学创作无关的青年，拒绝承认和对方从事的是同一种事业。某日，一位既认识某作家又认识我的兄长，在介绍完前者后，将我拉起，说：“阿乙也是一位写小说的。”我感觉被出卖了，像是扒窃者手还在匣子里，而探照灯已对他亮起来。那个瞬间我面色臊得通红。作家瞟了我一眼。我至今都恨这样一个人，因为在我将自己的小说取出呈给他之后，饭局结束时发现那雪亮的打印稿被他遗弃在座位上。后来，当我以成功者的名义坐在类似的酒局上时，我已经变为我所憎恨的人，讨厌起那些颤巍巍地请教我的人来。“阿乙老师，您看这篇稿子能否帮我投给相识的编辑？”对方年纪比我要大很多，我将它扔在一边，假装承应下来。对方敏感的心早已觉察出这种怠慢，眼里浮出了恶意，意思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也就是靠各种关系混出来的？”
有时我也会听到一些关于我命好运气好的言论。我很想发作，可是细想下来，也只能这样解释。写得差，和写得不那么差，当然是决定性的;但在“写得不那么差”里，还真有命好命不好的区分。我记得一次评奖时，一位评委在得知奖项最终给了老作家而没有给一位刚过40的青年作家时，连连叹息，理由是老作家并不差奖，而这个年轻作家却可能因陷入持续的自我怀疑而自我报废。我很理解这一点。一个写作者迟迟不被承认，迟迟不被册封，那么他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思考自己的身份认知上：作为一名作家，他是否合法，是否成立;如果只是自己承认，那自己是不是人们眼中的笑柄。所以每念及此，我都很感激在我32至34岁时及时将我从自我怀疑的深渊里拽出来的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很可能辞别文学而羞愧地退回到原本就熟练的职业中。你很少听说有人40岁之后发迹，陈忠实、金宇澄也只是在40岁之后推出代表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在40岁之前是文坛外的人。
2008年，我仍然不敢宣称自己在写小说，对外说自己只是写点梗概写着玩。这是为着在蒙羞时有个退路。我遭受过逾80次投稿失利。此时，我在饭局偶遇罗永浩（就是后来做锤子手机的好汉），就是为了说话而说话，我说你开了个博客网，能否将我的博客搬过去。他说你将博客地址短信我。数日后，我已忘了此事，他突然来电，坚持认为我是小说家。我感到诧异，然而又久久不愿走出对方真诚的赞许。后来这样的电话也从唐嵩（时任《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北岛、楚尘那里打来过。我记得北岛打来电话时，我正站在寒冷的乡村，我为了获取较好的手机信号，而在山丘边走来走去。我像处于不可思议的梦境中，听着对方的交代，不要混迹于酒局，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天赋。
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编辑彭毅文找罗永浩约书稿，罗力推我，并参与此书的封面设计，因此有短篇集《灰故事》。随后，我的前同事张恺在读过《灰》后，将之推荐给朋友的妹妹，一位出版公司编辑，王二若雅，后者拿着我的短篇集书稿《鸟看见我了》，坚持要求领导同意出版。2010年，因为论坛版主杨典的推荐，北岛注意到我的小说，在《今天》杂志发表我的短篇小辑;同年，老同事，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曹雪萍突然记起当年在报社体育部的几个文青，向我们约稿，我的中篇《那晚十点》拟发表于当年10月的《人民文学》，后因为小说收录在短篇集中要在10月前出版，时任杂志主编的李敬泽决定提前刊发。李敬泽当时写的稿签是：有强劲、华彩的力量。不仅是语言，不仅是结构，而且对人生中的戏剧性场面有很准确、犀利的把握。
随后我就像驶入一种轨道。有时我半夜醒来，望向窗外，觉得一切好似南柯梦境。仿佛高俅，几经调剂，一时发达不止。我又一一想念这些与我并无任何利益瓜葛的人对我的恩德，我想到他们逐一为我打开文学的门。我想到自己应该以足够的能力与影响力去镌刻他们的名字。2013年4月，作为声名或者一种欲望的奴隶，我有如不堪重负的弓弦，忽而绷直，吐出一口鲜血，被押进医院。我因此知道我并不曾主动去透支过一次他人的期望。正是因为害怕不能匹配他人的期望，我焦虑不堪。
这次前前后后、断断续续长达半年的住院，除开医保外，花去了我十来万元，想起来很心疼。这也许是一个被征召的人的悲剧。因为他的无能不能匹配他的野心，因此遭受这一报应。不过我想到自己即使经历这样的惨痛失败，还是要比那些永远被隔在一纸之外而终生得不到召唤的人要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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