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看见同桌有个中年妇女，在动筷前，先将筷子到有汤水的菜碗里蘸一蘸。那个细节令我过目不忘。这让我想起往昔平常的日子，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童年，我曾经就这个细节问过我祖父，他告诉我，在吃饭前，第一筷是要夹饭的，但因为筷子干燥，容易粘着米粒，等筷子将第一口饭送到嘴里后，筷子头上会留有一些米饭粒，被带到菜碗里，是很不好的。所以在动筷前，先用汤水润湿筷子，就不会粘饭了。
上海人说一些经常走神的小孩，有“望野眼”的说法；小学老师批评望野眼的小学生，是“思想开小差”。我望野眼，便是缠绵这样的细节，时常让我出神。它们在消失。留存在记忆里的，是一些幻想。
儿时，逢到国庆节，夜里要放焰火。许多人爬到高处。焰火腾起来，大人小孩欢呼着。几次焰火放下来，夜空中有哔哔剥剥的声音，很松脆，好听；零星的火光飘着，不甘离去。这时候，我喜欢斜眼望着那些看焰火的人，他们的表情，很奇特。有的哈着嘴，指手画脚，大呼小叫；有的拽着树枝，生怕掉下来；有两个人合站在一张凳子上的，互相搂着，晃着身体，极力保持平衡。没有人注意我，我注意到别人。
许多年以后，我还是这样。望野眼。看体育比赛，时常走神。有许多时候，我根本不看比赛，就看比赛场上的裁判，也是很有看头的。拳击裁判穿得很得体，戴着黑领结，像去吃喜酒，姿势也很优雅，人家打得死去活来，他在边上踱着碎步，前后观察，人家打的时候他不拉，人家不打的时候抱在一起，他去拉开了，指手画脚的，让人开打；足球裁判跟着球奔，看上去似乎比球员还要起劲，但球真的滚到他这边，他连忙跳开，那姿势有点戆噱噱；乒乓球裁判最死板，坐着，身子一动不动，像木头人，得分的时候，举一下自己靠得分一方的一只拳头，很严肃的样子，像组织宣誓；排球裁判像唱滑稽的，坐在一个高椅上，头跟着球来回转，节奏与频率跟球保持同步，是高球的，他的头还得往上提，用自己的头在空中画一道弧，球扣下来，他的头也跟着往下冲一下。
我总是想弄明白我性格中的这种望野眼和爱幻想的天性。这种天性一定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时隔几十年，它又在我体内复苏。我有一阵冲动，禁不住想攀上一个高处，将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尽收眼底。
1984年，我写小说《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开门见山：
上海市区东部，沿黄浦江，有一条杨树浦路。
从提篮桥起，电车足有十二站。有趣的是，沿江的一侧，厂紧贴着厂，塞不进一家商店；而另一边，则几乎看不见厂。水厂、电厂、煤气厂、纺织厂、丝织厂、毛条厂、机修厂、造纸厂、造船厂、化工厂、制皂厂、码头装卸区、电站辅机厂、海难救助打捞局……在这串厂中，有曾经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即使今天，该厂的大烟囱，仍然是上海最高的。
说不清有多少工人。只晓得，那几家大型纺织厂，工人最多，其中，女工又占绝对多数。早班、中班、夜班，她们匆匆往来于杨树浦路。28路电车，急急地驶着，满载着散发出各种香水香皂气味的姑娘们、妈妈们；花花绿绿的衣裙，没个重复。
……
我曾经的上棉12厂，如今是一片空旷之地。而上棉17厂，已出落得像个城市贵妇——往昔的“锯齿形厂房”，是我的工厂和工人的情结，还在，标牌是“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恍如隔世。这里，与曾是上海地标之一的复兴岛咫尺之遥，江畔，看得见近旁挨着的定海桥。这里，也与城市历史仅一步之遥——上世纪40年代末，蒋家王朝彻底没落，蒋介石逃离上海，便是从复兴岛登上军舰，前往台湾；随后的1950年2月6日，老蒋似乎对这一带念念不忘，从台湾起飞轰炸上海的国民党空军，便将炸弹定点在这里。这是上海著名的“二·六”轰炸。
我站在这里就会想到许多。因为是有故事的。一种纪实与虚构混杂的风格，让我经常身处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交汇之中，此刻我想到卡尔维诺有一段望野眼文字：
如果有人在九月的一个黄昏抵达这里，当白昼短了，当所有的水果店子门前同时亮起多色彩的灯，当什么地方的露台传来女子叫出一声“啊！”，他就会羡慕而且妒忌别人：他们相信以前曾经度过一个完全相同的黄昏，而且觉得那时候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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