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书记
文/赵彦 图/杨军
赵彦
女，1974年生，现居上海，供职于《上海壹周》。
写在前面
我们，21号造书厂掌门人（自嘲为厂长），两个栖身于媒体的没有执照的出版人，一个是以报纸排版为主业的设计师，一个是以合作书为主业的文字编辑，有一天突发奇想，要做一系列的“书”。这些“书”，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在我们假想中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不在图书馆，不在书架上，不在课堂里，甚至不在你我手中。但它们又在任何地方,被任何人阅读,被任何人书写。它们的作者是你，是我，也是任何一个陌生的路人。这个想法一开始把我们激动坏了，尤其是这个想法被冠以“艺术”之名之后，天马行空的空间就变得无限巨大了。我们想过要“出版”一本手纸上的书，以最终被冲入马桶作为终点，以此讽刺那些烂书。想过“出版”一本飘在空中的气球之书，因为有个朋友说他每天要记下他做的那些梦，这个行为已经坚持好多年了。梦想之书，它一定都带有俯视的视野，但飘忽，不接地气，最终被重力所打击，所以必定是一本悲愤之书。做一本不停地在改变的书，如植物之书、头发之书，后面这两个想法最后都实现了。当然，还有更多的书。
书，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不确定的事物，它在我们每次阅读时都会改变自身也改变我们。同时，在目前这个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书写和阅读介质以及阅读习惯被前所未有地改变着的时代，我们也很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写作、发表、印刷、出版在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位置和意义，它的过去以及未来走向。当然，我们都知道，书与书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例如，有些书一出版就消失了，虽然被出版，但从未获得过灵魂；有些书虽然未曾“出版”，却一直在被人阅读，它成为我们内心那个看不见的太阳，照亮我们并让我们增殖。
半年来，我们发动了很多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甚至远在外省的志愿者以及21号造书厂以前的读者也来和我们一起“出版”那些“书”。在材料上，我们用了石头、黑板、植物、面粉、人体皮肤、象棋、冰块、头发，几乎能够想象得到的材料我们都用上了，因为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的思考，每一个文字也都有它的声音。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人民广场做的一本“天书”。我邀请每一位路人来参与书写我们的“书”，可以说我们尝试了生产一本史上作者最多的书，也是一直写不完的书。但诡异的是，那些对个人来说最重要或者最爱的字（我们要求他们写下这样的一个字），当它们集合到我们的“天书”上时，我们完全没法读懂，书中每个字都各自为政，都在讲述着它自身的意义，而且还意义重大，但到了一本书中，它们完全不知所云。这的的确确就是一本“天书”。这让我们不但思考书的构成，还思考人类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意志与物质的关系，等等。每一本“书”都负担了很多思考的功能，这个活动从书籍出发，延伸到我们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最后又回到书，这也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些“书”上加引号的原因。书，其实不是一种具体的事物，它是我们的文明，我们装载思考和智慧的盒子，是我们的引擎，我们的终点，是一切。
如果说我们做这些活动是为了对抗我们业已改变的阅读时代，例如纸书不断地被手机读物、网络帖子、电子书所替代，深度阅读不断地被微博、微信这些碎片化的阅读所替代，如果仅仅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的指向深度还不够，我们思考的应该是大于书的那些东西，通过出版，通过各种各样的书写，去思考所有能够思考的东西。例如，我们做过一本象棋书，以纳博科夫的《防守》为文字母本，这本书让我们探触了文字之谜，有限的文字是如何在我们斗大的棋盘上“下”出一本又一本无限之书的？书是怎样被写成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书而不重复？在数学上，它是一个谜。事实上正是文字间的组合排列构成了文学，构成了创作和创新。所以说，文学其实是数学，它的美与不美，取决于它是如何排列组合的，很有可能，它也有一个像黄金分割一样普适的隐秘公式。当然，我们思考的每一瞬间都是不同的，同一个意思，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会是不一样的句子，至于每一个人，给他二十或者更少的汉字，他也都会写出不一样的句子。也就是说，从创作层面上讲，每一个人都是杰出的作家。抽象世界正是这样的迷人，文学世界正是这样的迷人。而这也正是我们乐于活下去的原因——创作活动可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人不是作家和艺术家。
但是，我们最初还是本着对于书籍命运的担忧来做这一系列活动的。并非因为我们自身就置身于这样的一个行业里。我们仍旧要回到书上，回到书籍和我们的时代。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引用很多年前，桑塔格给去世的博尔赫斯写过的一封信。
《肉体是爱的理由》
肉体是爱的理由
而后，是庇护爱的堡垒
而后，是爱的牢房。
但是，一旦肉体死去，爱获得解脱
进入狂野的丰盈
便像一个吃角子老虎机蓦然崩溃
在猛烈的铃声中一下子吐出
前面所有人的运气积攒的
全部硬币。
——阿未亥《肉体是爱的理由》（刘国鹏译）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书籍现在被认为正濒临灭亡。我说到书籍时还泛指使文学成为可能和给灵魂带来影响的阅读条件。
有人告诉我们，不久我们就可以从“书屏”唤出任何所需要的“文本”，我们能够改变它的外观，向它提问，跟它互动，当书籍变成了我们依据实用性标准跟它们进行“互动”的“文本”时，书写的文字将会简单地变为一种被广告所驱动的电视画面。这就是正在创造中的并向我们保证能够变得更加“民主”的辉煌未来。当然，它只意味着内心世界的死亡——以及书籍的死亡。
不幸的是，这一切都被桑塔格言中了。
一、《肉体是爱的理由》
书籍参数开本：10米
装订形式：散装
工艺：记号笔书写、人工摆放
重量：6.5公斤
纸张：鹅卵石
印张：91枚
字数：84字
印数：1本
出版地：《上海壹周》报社办公室
参与者：造书厂赵彦厂长、杨军厂长
出版花絮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去考证人类的第一本书是怎样问世的，我们也不知道第一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书。石头书？树叶书？龟甲书？但21号造书厂第一本“书”却是这样问世的：
2013年12月31日15：00，两位厂长潜入某公园盗得98枚鹅卵石。
15：45，酷爱出版的两位没有营业执照的厂长，伪装成地下商贩潜入附近一家菜市场，在一架公平秤上称了这本书原材料的重量：7.49公斤（最后该书问世时约6.5公斤，其中有几页放置在边上是给读者做笔记用的）。
16：20，开始书写和印刷。书写主要由赵厂长执行，整个过程共花去42分钟。
书写、印刷两位一体，地址皆为《上海壹周》报社办公室。具体过程在此不表。
17：20，厂长们在荣科大厦15－16楼的楼梯上开始排版该书。主要由杨厂长负责这个过程。半个小时后，竖排的版本告毕，每一阶梯排一个字，共延续了94级阶梯。但这个版本不尽如人意，一是楼道比较黑，二是经过此处的人较少，也就是说不方便读者阅读。于是第一个版本只出版了10分钟。
19：10，进行第二版的排版工作，或者说再版工作。再版时间共计15分钟。这次在16楼的大半条楼道，长度从编辑部门口一直延伸至电脑房前。最后发排时，杨厂长发现了一个错误，没有排上 “＋21”Logo，于是他捡起边上一块空白的石头恭恭敬敬地写上了“＋21”。
19：45，校对。清样。发行。
这是2013年最后一个黄昏，从高楼吹进来的寒风刮过石头书的表面，将阿米亥诗句中的震颤以低温的形式传达给我们，出版好该书后我们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此时外面已万家灯火，以这种形式迎接新年让我们万分激动，虽然我们俩都不是诗歌最好的读者，甚至不懂诗，但阿米亥被我们这样壮观地陈列，我们不由得想，将来的2014年一定是个有诗意的年份。
很快，我们迎来了第一波读者。都是报社的同仁。事实上就在刚才我们的动静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加班的同事们善意地揣摩了我们的用意，等他们踱出编辑部后，发现楼道已被改造——一本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11位加班中的同事纷纷拿出手机进行阅读，有几位不怀好意者甚至企图盜用其中的章节作为收藏，被厂长们一口拒绝了。目测这本书被阅读的方式除了目观、拍照，还有微信朋友圈分享。不过我们不指望它被永久性收藏，又有多少书值得永久性地留存呢？
阅读的方式其实还有第四种，俄尔，约在本书出版半个小时之后，书的内容已被偷偷改写了，也就是说诗句被重新创造了。有几名不惧“三俗”恶名的男同事趁我们不备迅速在楼道里改写了诗句：前面有猛烈的人气和狂野的老虎大便部（都）是硬的。这句被改写的诗句还有一个错别字，因字体问题，改写者错将“部”认作“都”了。另外“大”字是重新写的，字体与其他不同，近于楷书，利用的是厂长们放在旁边的新石头。此外，这句诗的排版方式与其他诗句也有异，字距被严重缩小，只有37.5磅，也许是为了后来的读者方便辨认吧。
这本书在《上海壹周》报社出版了近一周时间。一周后，据说是负责卫生的阿姨将它收走了。后来我们在洗手盆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它，所有的诗句都已消失了。石头书页虽然还在，但诗句消失了，现在它不再是诗，只是石料与马克笔水的交合。只是物质本身。
出版后记
据说中国有据可考的第一本书是《连山易》，一本算卦书。注意，只是有据可考而已。真正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书，我相信不是在岩石上，就是在树叶或者别的什么自然物上面，它肯定是散装的，因为那时候人们的思绪还不连贯，可能只有几个词，几个字，人们也不会不间断地说啊说，那时候，人们忙着打野兽，忙着在石头上交配。
所以我们拿石头开刀，因为这是最接近于原始之书的一种介质。阿米亥，以色列诗人，他的这首诗的中译版甚至还没有发表过，来自于我一位朋友的微信分享。在这之前，读过他的《开·闭·开》：在我们出生之前，一切都在没有我们的宇宙里开着。/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切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闭着。/当我们死去，一切重又打开。
在书问世之前，一切也都在没有书的宇宙里存在着。在有书之后，一切也仍旧在有书的世界里存在着。
《卡夫卡的甲虫》
二、《卡夫卡的甲虫》
书籍参数开本：1.5米×3米
装订形式：竖装
工艺：粉笔板书
纸张：黑板
印张：4块
字数：1635字
印数：1本
出版地：东华大学自习教室
参与者：
沈嘉雯（东华大学数字传媒系大四学生）
张鹏（制片人）
柚子（摄像师）
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本书为尝试新的印刷材料而制。
2014年1月7日中午11点。隆冬的空气里酝酿着密谋的气息。21号造书厂厂长在东华大学图书馆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
11：10，东华大学数字传媒系21岁的沈嘉雯从咖啡馆黑色的墙角闪了出来。淡蓝色的束腰牛仔衣，咖啡色围巾，短发，漂亮脸蛋，完美身材。这位黑板抄写员如此优质和如此隆重的出场，使我们有一种暴殄天物之感，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一位板书很好的人，只要将我们的书移至黑板上“出版”，而本书的内容——《卡夫卡的甲虫》 来自于一位匿名作者，一篇并不重要的作品。
1月的大学飘着终结的气息，考完试的同学已在收拾回家的行李，没考的正在奔往各自习教室，大四的学生此刻正面目茫然，有点不知所措。
11：20，我们觅到一间最可能有人气的自习教室——第一教室，作为我们的出版地点。
11：30，沈嘉雯开始在黑板上排版印刷。彼时教室里有5个学生在复习功课。为了不打扰同学们复习，除摄影师柚子，我们悉数退出。
出版本书的材料共有4块黑板，每块黑板面积为1.5米×3米。外加粉笔3支。
出版过程伴随着阅读过程。复习中的同学偶尔抬眼看两眼黑板上的文字。这个阅读过程没能给他们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因为阅读不是看，阅读是一种复杂奢侈的行为，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阅读还有排他性，例如，你不能同时阅读两段文字、两个文字，其间有先后。
12：10，两名女生抱着书赶来教室门口，见状问杨厂长这里是否要举行论文答辩。她们以为我们在黑板上出版的那本书是某学生的毕业论文。
下午1：03，又进来一名男生。出版活动还在进行中。因印制过程中白色粉笔断裂，在“是我们并不感兴趣，你对压抑感也没有兴趣……”之后改用黄色粉笔印刷。
1：15，《卡夫卡的甲虫》编排完毕。校对。发行。
出版后记
此次出版活动赶上学校期末考试，因而使许多同学失去了阅读的机会。纪律和规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良性的，但有时候你也会因它而错过意外的风景。为了让东华大学的学生们能够有更多的阅读时间，我们临时决定出版后将它留在黑板上，而没有对它进行任何销毁和清除。我们对它的预期是，可能在学校寒假之前被某位勤勉的校工擦去；幸运的话会留至春节后，新学期开学后，某一天，某个对文学不抱好感的男生无意间在这间空旷的教室发现了它。
短暂，是某些书的命运。因为某些外在的原因，例如历史上它不被某个兴趣乖戾的帝王所喜欢，它与时代风尚相背，它的某些观念超前于该时代的阅读者（例如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或者根本就是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更好的印刷术保存和传播它。此次出版的书注定也是短命的，因为它借宿在学校的一块黑板上。
如何管理人类的精神作品其实很重要，每个时代我们都在进行新的探索。现在已经进展到数字化时代了，也就是所谓作品，其实是一阵强电流。荷马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莎士比亚也好，达·芬奇也好，孔子也好，卡夫卡也好，莫言也好，都可以被幻化成一串数字。这些数字被人随身携带，在笔记本电脑里，在手机里，它奇特，闪亮，冷冰冰。
这次出版活动还让我们思考了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学校出版这本书的原因：教育不是在所有时代都是灵丹妙药，心灵被规范了后，很难进行新的创造，很难去质疑、反思。21号造书厂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帮助年轻人去发现自我的创造力。
三、《天书》
书籍参数开本：16开
装订形式：硬壳锁线平装
纸张：100克书写纸
印张：3张
字数：208字
印数：1本
出版地：人民广场、现代美术馆等
参与者：
张鹏（制片人）
柚子（摄像师）
路人甲乙丙丁
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天书》
2014年1月23日，难得的晴好天气。21号造书厂厂长携同张鹏、柚子两位电视人现身于上海人民广场莱福士广场门口。
出版地点一：福州路666号
时间：11：20－11：40
本书创作与印刷同期进行，创作即印刷。创作原则是：每个路人在空白的《天书》上留下一个字，这个字可以是第一个跳入你脑海的字，可以是你最爱的字，也可以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规则和限制。本书创作采用自愿的方式进行，无稿酬，无版税。
第一位在我们《天书》上留下墨宝的是一对二十岁出头的年轻情侣中的男性，他带着激动而迷惑的眼神为我们创作了此书的第一个字：阳。紧接着，他年轻的女友为我们写下了第二个字：陵。据厂长们目测，此两字可能是人名构成的一部分。但也有可能是地名。
接下来，有人拒绝了我们的邀约，有人欣然提笔题字，这取决于他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诚意，以及出版所具有的可能性。距离我们数步之遥，有三位大妈正在给某品牌派送礼品广告，于是我们很容易被连累，成为某类可耻功利的疑犯。这个行为也考验了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度，以及过一种有想象力的生活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
关于信任度的结论是：结对的年轻女性更容易接受我们的邀约，其次是年轻的情侣，再次是结伴的青年男子，中年人最多疑，老年人表示看不清我们书本上的文字。
出版地点二：人民公园
时间：12：00－1：00
相较于福州路的路人状态，人民公园的人民配合度更高，拒绝率很低。这也正说明，优质的创作活动必须是一种闲适的行为，须远离各类生存细节。一位在中国学汉语的波兰女孩在我们的《天书》上留下了她的学习所得，两个端正的汉字“中国”，尽管此举有违规之嫌（我们的原则是每人一个字），但我们还是欣然接受。参加此次创作出版活动的还有另外四名异域作者：两对刚刚从现代美术馆看完草间弥生画展出来的母女。于是，我们的《天书》上首次被“印刷”上了外文：dot（英文“圆点”之意，受启于草间弥生画展上的小圆点），HELL（德文“光明”之意），Love，Lola（德国小女孩写下自己的名字）。某公司中年白领也给我们创作了一个古西夏文字：“ ”。问其意，不解。
上海储能中学初二的一队学生也参与了创作出版活动。正处于反叛年龄的这几个少年觉得“草”、“靠”、“黄”最能表达他们苏醒的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假装默认了他们的价值观。
一位打盹中的环卫工人在杨厂长的游说之下，在我们的《天书》上创作了一个“平”字。可他当时的睡姿并不平稳啊！
一位带着一对双胞胎外孙女的老外公在我们的书上创作了一个“双”字。他女儿为世界创作了一双女儿，而他对女儿的行为又进行了简约的阐释。双，这个世界有真正的相似么？每个人都是个人，每个“又”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位在公园边上的星巴克喝咖啡的“60后”男子给我们留下了“書法”二字，也属违规行为。这名男子自称以前写过大字报，对书法极有感情。好吧！
人民广场地铁10号出口附近的一位残疾街头艺人为我们创作了他名字中的一个字：锋。多少年了，他歌声的声线在一种充满残缺希望的生活中颤抖，拐弯，延伸，绕过周围那些身体健全的人，他跪拜着的半截身躯成为这个世界一个小小的标点，但不会是句号。痛苦，但不是结束。
出版地点三：南京路步行街
时间：1：50－2：20
这里同样不是一个最佳的出版地点。行人很多，但大家都心有所持。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听我们讲述我们的出版计划。人们忙着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没有时间望向自己的内心。
一帮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接受了我们的创作邀请。两个玩耍中的小孩也成为我们年轻的作者。
出版地点四：现代美术馆
时间：2：50－4：00
本次出版活动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我们捕捉到了大量的作者。这些作者都是艺术爱好者，多数是学生。就像草间弥生的圆点，微小、多色、热情。
出版后记
《天书》的出版初衷有两个。一是我们想尝试出版一本作者不确定的书，一本有史以来最民主、作者最多的书，一本对具体作者而言创作内容最少的书。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书籍的创作权利本来应该回归到人民手中，而不是属于某个权威，某个名人，某个组织，某个国家。书籍还应该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可以随时被修改，被改写，被颠覆，被消灭。
当然，每本书必须具备某种永恒的东西，一种在物质形态消失之后还能够长存的东西，也许是一个意见，也许是一种态度。
我们的第二个初衷是，想通过它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本读不懂的书？这本书由个人写成，每个人都创作了一个对他/她来说最有意思的字，但诡异的是，当这些字组成一本书之后，它却成了一本无法让人读懂的书，成了一本对每个人来说没有意义的书。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的呢？
个人情感，个人意志，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全部，但当到了群体之中，它却显得微不足道甚至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可见人们生活在个体之中与生活在集体之中是完全两种状态，完全两种结果，完全两种价值。集体面目全非，不容易识别，只有当它落在个人身上时，世界才会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在这里，我们并非否定个人，亦非否定集体。我们只是想思考个人与集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互相促进还是相互消解？同时，我们发现阅读他人很难。在这本书里，每个人只能读出自己书写的那个字的意义。相似的文字，只要针对不同的作者和读者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通过这次出版活动，我们还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策划这个选题之前，我们以为作者们向我们贡献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寓意美好的字，比如爱、福、吉、久、长、美之类的，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些作者们写得最多的是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以至于这本书到最后差点成了一个签名本。除了自己的名字，爱人的名或姓也是出现得最多的字。这说明人们最关注的并非那些美好的事物，而是自己、自我。美好的事物通常都与他人有关，需要他们来配合才能得到，而自身、自己却很孤独、无助，需要自我持久的关照、呵护和培养。
可又为什么不呢？
《植物的沉默》
我知道叶子、花瓣、核仁、球果和茎叶为何物，
也知道你们在四月和十二月会发生什么事。
虽然我的好奇未获回报，
我仍然乐于为你们其中一些弯腰屈身，
为另外一些伸长脖子。
我这里有你们的名字，
枫树，牛蒡，地钱，
石楠，杜松，槲寄生，勿忘我；
而你们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
——辛波斯卡《植物的沉默》
四、《植物的沉默》
书籍参数开本：枝叶形
装订形式：盆栽
工艺：有土栽培
纸张：一叶兰叶子
印张：33叶（页）
字数：412字
印数：1本
出版地：Z的家
参与者：
童文峰（电影学硕士，编剧）
柚子（摄像师）
杨扬(《上海壹周》艺术版记者)
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2月18日中午，上海，小雨。
雨，不论暴雨、阵雨、大雨还是小雨，都立体、透明，忠实于雷声、重力和云层，它给这个久旱的二月天带来些许希望，但却给我们带来不便。我们临时决定原定的《食梦者》出版活动延后，先出版另一本书——《植物的沉默》。第一作者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第二作者是童文峰。在提到第二“作者”时，我们在“印刷工人”这个词上犹豫了一下，考虑到参与创作的童文峰昂扬的情绪，我们快速撇掉“印刷排版工”这个念头。童文峰识破了我们的狡黠，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和文学爱好者与小说创作者，利用任何一种身份和辛波斯卡接近都是值得的。
刚刚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一叶兰枝叶强壮，33张油黑的叶片箭镞一般戳向星空，每一张都在等着辛波斯卡的诗，就像33位等待新郎临幸的新娘。Z的家空间小，一个书架和一张沙发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但容纳一株辛波斯卡的《植物的沉默》绰绰有余，就是没有空间，Z也会让它站到窗台上，因为诗歌是暗夜里的灯塔，离开再遥远，它也会从各个方向将我们召唤回家。就像辛波斯卡《种种可能》中的诗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可以因为没有能力不写诗，但没有理由不爱诗。
童文峰的书法在一叶兰的叶子上显得有点暗淡，或者是他凌乱的笔画之故，或者是记号笔颜色的缘故，或者是辛波斯卡的诗气场太大的缘故。一路跟踪下来的摄像师柚子首次找到了拍摄的感觉，因为机位终于可以静止了。杨厂长找到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摄影角度，例如从书架上的纸书之间看过去，用纸书去审视这本植物之书。写完这本书之后，童文峰要求释放一下他压抑已久的情绪，他隆重地请求我们允许他摆个POSE，用安格尔《泉》里那个少女的姿势，晒一晒那本他刚写完的“书”。于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山东大汉，双足交叉，肩举《植物的沉默》，一个经典的造型就这么问世了。
该书创作时长为33分钟。除了几张刚刚抽青的叶片，其余每一张上都是一句诗，不多不少，没有浪费。校对，审核，印刷结束之时也是出版活动结束之时。
从此，在Z的有生之年，她将负起一项重大的责任——养一本叫做《植物的沉默》的书。
出版后记
这本书又一次挑战了我们的出版极限，一本印在植物叶子上的书，一本真正活着的书。
关于书如何活着，已经有众多陈词滥调，不外是让它的精神传承下去，通过阅读和再书写。说的都是书的灵魂。书存在的意义也在于此。一本书要是停止被阅读，它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但这本书不同，这本书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活体。它的物质形态随时都在生长、变化，这让这本书又多了一次生命。这两个生命互相观照，互相影响，多么神奇！
我们唯一担心的是，物质的形体相较于精神过于脆弱，叶子总会老去，而植物最后也会死去，当这株一叶兰死去之日也就是这本书不复存在之时。物质世界总有始终，但精神世界一旦被确立，却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荷马的肉身不知在各种动物、植物和细菌身上轮回过多少次了，它们早就不是荷马了，但《伊利亚特》和《奥德塞》还是《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它们的每一个字都没有腐烂，没有变质，没有消失。这就是人们拼命要说话、要唱歌、要书写的原因，这也是书之所以要出版的原因。
这本书的命运我们早就有所预测，一个月之后，可能其中几片叶子会衰老，也就是说，《植物的沉默》会丢失几句诗，然后丢得更多，每丢失一次，这首诗就被改写一次，死一次，一直到这本书完全消逝，完全死去。
但是无需担心，因为真正的《植物的沉默》不会死，诗歌不会死，辛波斯卡也不会死！
五、《煮字疗饥》
书籍参数开本：28厘米（直径）
装订形式：盘装
工艺：搓揉、蒸煮
《煮字疗饥》
纸张：面粉
印张：2盘
字数：19字或无数
印数：1本
出版地：张鹏工作室
参与者：
童文峰(电影学硕士，编剧)
柚子(摄像师)
杨扬(《上海壹周》艺术版记者)
造书厂赵厂长（杨厂长因故缺席）
出版花絮
从该书的名字就可以望文生义得出此次出版活动的内容和过程。
3月6日下午3点，上海徐家汇某公寓14楼，张鹏工作室。从各个方向赶过来的“出版人”会聚到这套可以望得见上海老城区几乎所有高楼的二居室。因为楼高，喧嚣的市声像沉淀物沉在了城市的底部。在这里，因为高，我们的心可略大于宇宙。
尽管是一次出版活动，但过程却模拟了一次普通的烹饪，或者说我们日常的每一次烹饪活动模拟了人类的某些精神行为。这次我们要做的书是一本面书，也就是说用面粉做一本可以吃的书。但这个过程看上去是如此的凡俗：往一只不锈钢的敞口盆里倒面，加水，和面，揉搓。历时十分钟之后才显出与众不同来。当揉搓好的面被端上砧板并开始制字时，出版活动才变得有模有样起来。
杨扬先将面团搓成可以造字的细条，之后截断拼笔画，但由于面没有完全醒好，加上有的字笔画繁复，造字过程，或书写过程，或者说印刷过程，显得异常艰难。但这份艰难让我们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也是我们发明活字印刷的老祖宗毕昇体验过的。与我们直接制造出一个个文字不同的是，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然后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使用。
笼屉小，一次只能蒸一句话。第一句话是：政治生活跟理性生活无关。我们本来打算把柏林谈论《马基雅维利：政治的自律性》一些重要的段落全部做完的，但两个原因致使我们偷懒了，一是面软制作难度很大，二是人手不够。于是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挑了两句话作为我们的“出版物”（但我们假想出版了柏林整本谈话录）。另外那句话是“政治就像坐船旅行”。完整的表达是这样的：政治就像坐船旅行，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种思想正是自由如何选择生活的开端。柏林在这些段落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要使用好自己的自由，不要随意参加政治生活，重要的事情是个人的拯救，要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福音书》的道德上。也有可能这些是我个人片面的误读。这时，我不禁想起佩索阿《不！我只要自由》的几句诗来：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它！请只给我自由！/我想和我自己相等。/不要用理想阉割我！/不要把我扎进礼仪的紧身衣！/不要把我变得令人尊敬，一览无余！/不要把我变成行尸走肉！
在蒸煮第一锅时出了一点小麻烦。由于锅浅，水漫到笼屉上来了，好在最后没有影响这些文字的形态。我们曾经设想这些煮熟的文字结构可能会变形或散开。不过在起锅时，也就是“印刷”出库时真的出现了一个问题。做得越漂亮笔画越工整的越脆弱，有几个字，如“跟”字，杨扬将它做得美轮美奂了，笔画又细又匀称，但出锅时却因黏在笼屉上断了好几笔。
最后是阅读。
我们四人铺好竹制餐布，摆好碟子、调羹、筷子，为了营造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我们清空了凌乱的桌子，从另一个房间挪来了一只插着紫色干花的陶罐，点上蜡烛（可惜没有音乐伴奏）。然后用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柏林的书。
字有点硬，麦子和去年秋天的香味变得很稀薄。
十分钟后，我们，四个人，吃完了柏林的这本书。我们消化了它，让它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出版后记
关于阅读有好多种方式，但最彻底的阅读方式或者阅读效果就是让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自身。这种方式，最有力的是记忆，其次就是吃。把一本书“吃”下去，让它变成我们的血流，我们的心跳，变成我们大脑皮层中某条深不见底的沟壑或褶皱。
这次我们真的做了一本可以吃的书。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食粮。既充实了我们的胃袋，又充实了我们的大脑。而原作者柏林本人就是一席可以常食常新的盛宴。
我们对于书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在参与它的新生。如果这样的新生还发生在我们的体内，那就更是一次成功的阅读。比如 “吃”掉这本书，让它成为我们思考的新材料，那么这种阅读就是有益和值得的。当然，做一本可以吃的书，吃掉一些字，这些行为只是一种隐喻。面粉除了强身健体，不会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能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的是作者的观点和思想。那是一种发生在我们身体更深处的消化活动，隐蔽而重要，眼睛看不见。
这次出版活动很像活字印刷，但我们只“出版”了一本，也就是说“印量”很少，可是参与“出版”活动的每个人都对柏林的这些话记忆犹新，都记下了他的片言只语，并对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发生了兴趣。可见一本书的真正价值与它的印量并无关系。法国作家亨利·米肖对于书籍的出版有非常极端的看法，他认为印两百册以上的书就不是什么好书了（如纪德《哥丽童》初版时仅为十三册，再版也只二十几册；兰波的《地狱一季》初版时仅五百册）。好东西总是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分享和理解，大众，是一个贬义的概念，意味着庸俗的理解力、低智商、人云亦云。书籍被大众接受有时候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贬低。真正的读者是那些会分辨真伪的读者，不是那些在数量上读很多书的人，更不是殷勤的左摇右摆的跟风者。所以我们虽然出版了印量只有一本的书，但却是一次重要的对于柏林的认可，以及对世界上所有好书的认可。
《马尔多罗之歌》
六、《马尔多罗之歌》
书籍参数开本：人体形
装订形式：散装（横排，页间距0.5米）
工艺：白面具，黑绸布围裙，黑布鞋；双色油彩平涂
纸张：半裸碳基生物
重量：260公斤，平均每“页”65公斤
印张：4人
字数：156字
印数：1本
出版地：南京路步行街
参与者：
余洋（绰号“余屁股”）、高洋（绰号“胖哥”）、杨磊（绰号“法国佬”）、吴志峰（绰号“蜂哥”）、沈华涛（绰号“黑皮书”）、张潇尹（余洋女友）：均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大三学生
周海波（上海设计师）杨扬（《上海壹周》艺术版记者）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最担心的事情之二还是发生了。
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由于风化问题活动进展到一半被警察带走。“之一”在这里暂且不表。单说“之二”。
当日（4月26日）早上，瓢泼大雨，各种担忧变成现实。油彩会不会被冲刷掉？南京路是否还有围观的行人/读者？光着膀子的“书”是否能承受得起这寒凉天气的摧残？出版环境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恶劣，最受当头一棒打击的还是本“书”主要作者余洋，前一天，他纠集了四个同学风尘仆仆地从郑州赶到上海自费参加出版创作活动，不料老天给了他们一个不客气的下马威。
最后的决定是：风雨无阻，如期进行！
做插画的余洋带来了三页“书”，绰号分别是：法国佬、蜂哥、黑皮书（另外还有两个非“书”跟班是摄影师胖哥和提供后勤服务的余洋女友）。最后一页“书”的绰号是临时取的，因为皮肤黑，不费墨，省油彩，得到了厂长们的欢心。第四页“书”是厂长们贡献的，21号造书厂过去的读者周海波，下个月即将出发骑行黄河，他将带着乡村美术教育和农具两个考察项目从黄河头骑到黄河尾。
这四页书的属性大致如此。胖瘦相对得体。他们的鞋子尺码分别为：40码、41码、42码、43码。这种错落非常适宜于出版，我们于是依次将其标为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
创作和印刷进展了五个多小时。主要作者是余洋。图案是他设计的插画，背面皆为统一的大眼睛图案，前面是他根据“版面”空间用排笔即兴创作的，其中有一页画了他不久前创立的一个服装品牌的四个字母：UILF（中文名叫“不羁放纵爱自由”）。作为一种纪念，也是作为一种希冀。此次来沪，他的兄弟们都穿着他设计的统一 “制服”，印有他插画图案的黑T恤。去年底，他花了几万块找一家服装厂印了500件T恤。他的男神是尼采和博伊于斯。他觉得现在很多学校的美术教育都很操蛋。艺术应该服务于思想，而不是视觉。他这么认为。
在这个有些狂妄的年轻人面前，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被迫委屈做了一次配角。我们用《马尔多罗之歌》的文字作为他插画的配菜，在本质上，也只有《马尔多罗之歌》最匹配他那些血腥暴力的图案。洛特雷阿蒙当年就是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等人的男神，在超现实主义者们看来，他哥特风格的诗歌非常适合做武器，诗歌中所传达的劫掠、渎神、燃烧、毁灭、重生、死亡精神，都是用以掷向敌人的手雷。世界如此陈旧，非得用一种离奇暴力的方式将它夺回到年轻人手中，而自动写作、自动绘画、潜意识便是创作夺权的手段。《马尔多罗之歌》是黑暗，但又是折回的光明，堕落的隔壁就是救赎，所以，同洛特雷阿蒙一样，阅读和仿效其他作家如兰波、纪德的作品，也具有攻克旧世界的功效。于是，超现实主义就像油污一样在世界各地扩散开了，他们借用一切机会大声喧哗，用各种古怪荒唐离奇的行为和创作方法对当时进步资产阶级传统的教条理念、流行的法则规矩和现成的秩序礼教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摧毁。超现实主义的油污甚至蔓延至南美的墨西哥、阿根廷，东欧的捷克和波兰。尽管回头来看，艺术和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辆不停颠簸的童车，一个时代完了就需要重新起程，超现实也好，表现主义也好，启蒙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永远不会到达终点。
印刷工有两位：杨厂长和杨扬。赵厂长被贬为打杂工，在一边伺候各位，因为其字“看不懂”，被杨厂长鄙视。胖哥是全程记录的摄影师，余洋的女朋友负责其他“印刷”后期事宜。客串的还有《上海壹周》摄影总监黄伟华，时不时地，我们将他请进来帮我们拍几张“大片”。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出版时间最长的书。五个小时后，在忍受了饥寒交迫之后，四页“书”终于印刷完毕，围上黑围裙，戴上白面具，签字出厂。效果很拉风。只是苦了“书”们，他们的身体成了我们的禁地，未干的油彩有污染一切的惯性，他们也不能依靠任何可依靠之物，并且接下来还将经受室外大雨以及可能出现的不理解的目光洗礼。
果然，在地铁里我们受阻了。之前我们还天真地设想过让这本“书”在地铁车厢里“出版”。工作人员在进口处义正词严地拦住了我们，理由一是地铁不能接待半裸（哪怕皮肤没有半点肉色也不行）的乘客，二是白面具太惊悚，会吓着其他乘客如孩子（可我们分明看到旁边的孩子在冲我们大乐）。轨道工作人员约等于警察，这便是我们的担心“之一”。
于是好端端的一本“书”在运输过程中被迫拆成两半，上了两辆通往南京路的出租车。三页先行，后一页与印刷工人同行。莱福士广场成了我们为行人提供阅读的第一站。与我们先前做的其他“书”不同，这本“书”每次被阅读时都必须重新装订，在莱福士广场装订的形式是，书页们拄伞叉腿，保持一米的页间距。
阅读开始了。行人围聚上来。行人，一旦将目光转向他们，便化身为读者——读者们或撑伞或从商场玻璃门内朝外张望，来阅读我们的“书”，更有用手机拍照来进行阅读的。不幸的是，几分钟后，商场管理人员出面轰赶“书”，因为读者太过狂热，“门被人们堵住无法通行了”。
担心“之一”此时又出现了。当杨厂长领着《马尔多罗之歌》走向南京路步行街时，两名巡警开始尾随着我们，尽管赵厂长对“出版”行为进行了解释，但只要“书”一停下来，巡警就开始拿着对讲机对该片区的同事汇报我们的行踪。不过这里阅读场面更火爆，只要“书”一静止，人潮立刻涌上来，以他们为圆心筑起一道半圆形的人墙，尽管空中还飘着不小的雨滴。可是，在一波又一波的阅读人潮中，真的有人会以为他们是一本《马尔多罗之歌》的书吗？一位颇具想象力（还是没有想象力？）的读者在对着“书”拍了一通照片后，心不在焉地对她女伴说，是化妆品广告吧？不知卖的什么牌子？
在寒风细雨的摧残加各种不怀好意的误读中，四页黝黑的“书”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下午5：40，四页《马尔多罗之歌》哆嗦着迈向我们事先设定的终点，黝黑的肩膀上布满了一路上积淤下来的又圆又大的雨滴，一边走，雨珠弧形的表面一边被轻轻摇晃，每一个细小的平面都折射着即将来临的夜色。这黑暗，有点像出版和纸书面临的黑暗。
出版后记
想到了羊皮书……
以及电影《红樱桃》里那位喜好收集人皮做灯罩的德国纳粹军官。
我们的“造书”计划进展到这里已经采用了很多材料：石头、黑板、植物叶子、面粉，现在书终于重新在动物皮肤上找到了栖息地。一本人皮书，或者人体书。
这本活动的书问世过程显得很艰难，尽管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合作作者余洋，并紧抱了洛特雷阿蒙这位超现实主义先驱的大腿，但要做一本散装活页的、与读者有高强度互动的书还是考验了我们。而最大的考验就是，作者、出版人与读者都建立在彼此不能理解的误解之上。读者将我们视作一种旅游风光，而不是一个阅读器，他们热情地将我们请进照相机或手机镜头里，为的是给他们贫乏的生活增加一抹哥特式的风景，就像那些把大部头的经典书请进他们办公室玻璃书柜的土豪，为的是向来访者展示他们徒有其表的趣味，而不是真正的阅读。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一直以来就是这么遥远！
其实任何事物都可被选为阅读对象，当我们对着一个雨滴，可以阅读它的晶莹；对着一棵树，可以阅读它的安静；对着一匹马，可以阅读它的自由；对着一座城市，可以阅读它的沉默；对着我们自己，可以阅读困惑……阅读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之所以要有书，是因为人们想给予阅读活动以仪式感，给它以形式。我们做这本“书”的几天前正逢“世界读书日”，许多媒体于是瞎起哄，采访一个又一个名人，制造一个又一个关于阅读的假高潮。我个人认为这是最为荒诞的一个节日，它把阅读这种习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给孤立出来了，就像把吃饭从我们的行为中孤立出来设立一个“吃饭日”一样，但它的荒诞也说明，具有仪式感的阅读如今已被越来越少的人操控，以至于有人觉得有必要设立一个节日去提醒公众。
但广义的阅读一直没有停止过。人们可以向世间一切事物去学习。事实上现代科技也为这种泛阅读提供了可能，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富有创意的路牌广告……纸书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人体书是我们对于出版和阅读一个极端的譬喻。在这个世界上，形式是如此的必要；有时候，它又是如此的不必要！
《防守》
七、《防守》
书籍参数开本：46厘米×49厘米
装订形式：散装
工艺：覆纸木制棋子，刨光木制棋盘
纸张：木制象棋子
印张：93枚
字数：93字
印数：1本
出版地：南园公园
参与者：于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童文峰（电影学硕士，编剧）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起初，我们要制造一本象棋书纯粹是为了偷懒。因为象棋是一部 “现成品”（杜尚认为一切现成品皆艺术），业已印刷的文字可以视为一部书本身。
后来，我们实在难以忍受这些总是要重复两遍的文字：帅—帅、将—将、象—象、相—相、仕—仕、炮—炮、車—車、马—马、卒—卒、兵—兵。就像一个声音和它的回响。一个字和一个与它敌对的字，能够在一部书里和谐相处吗？当一个字在棋盘上站稳脚跟时，它能否忍受不远处总是有它的重影？就像普鲁斯特能否忍受另一个普鲁斯特？卡夫卡能否忍受另一个卡夫卡？文字们的世仇关系能否传达出我们想传达的东西？我们临时决定换掉棋盘上的那些字。
就这样，纳博科夫的《防守》来到了我们的棋盘上。之所以选用纳博科夫的作品，不仅因为《防守》写的就是一个象棋天才的故事，还因为我们早就对纳博科夫蠢蠢欲动了，这个敢于尝试一切可能的文体大师一直以来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拿他开刀是早晚的事。
备料如下：三副中国象棋；一张可以在表面打印文字的A4大小的粘纸；一张木制棋盘。所耗成本不到40元人民币。还有一本用于参照的《防守》（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次出版活动共进行了两次，或者说此书共出了两个版本。
第一版是纳博科夫《防守》里一段原文：“棋子一旦恢复了生命，盒子盖就啪嗒一声赶快重新关上——棋子与盒子一斗争没有持续多久。在医生的帮助下，他宝石般的两只眼睛闪烁动人的光。他说起他的眼睛所到之处全是光明和自由的世界，象棋则是一种冷冷的娱乐。”
第二版为参加这次出版活动的两个作者——于晨和童文峰——在棋盘上创作的《防守》。
出版活动规则如下：棋手，或曰作者，允许从第一版，即上述《防守》节选的93个文字中任意取字，在棋盘的格子上排出至少一句话（无语法错误）。对弈，即创作，即书写。
文字是最好的棋子，充满了比棋子本身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下”的虽是棋，其实却是一个寻找可能性的过程。一开始，局面对女棋手于晨并不利，因为棋子大多在男棋手童文峰那一边，她只能利用她前面有限的棋子在短时间内排出句子。对于一个以阅读莫言等文学大腕作品为主业的纯文学编辑来说，这种身份令她不易就范于第一时间内从头脑里冒出来的句子，于是，最后她“下”出来的句子有了两个版本。第一个是：“他的一生就是使石头快乐，处子的一生是闪光的盒子。”第二个版本，她动了一个字，结果变成：“他的一生就是没石头快乐，处子的一生是闪光的盒子。”她的修改证明了语言的魅力，一字之差，句子就有了不同的情绪，前者是积极的人生，后者则覆了落寞的尘埃。
童文峰一直致力于要在棋盘上创作出一部言简意赅的小说来，于是最后他拼出了一本后现代小说（童文峰花去了于晨两倍的创作时间）：“它种了一只冷冷的眼睛。世上的明眼人说命由人界，有象则持久。”这份高蹈悬疑的创作功夫足以令在场的人噤声了。这小子玩的啥文学？这不禁让我想起阅读《在西瓜糖》的那段痛苦历史了，与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两本，《白雪公主》和《色彩缤纷的鸟》，这三本美国后现代小说直接把我的阅读兴趣打回原点。不过书籍是座参差有别的百草园，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各种打量世界的角度，是角度，不是世界自身，有的角度虽然崎峭，但更容易让我们看到真相。后现代文学就是一面崎峭的镜子，它以不舒服的画面反射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一部百科全书，同时还需要一个迷宫（与科学相比，文学和艺术是一座迷宫，后现代文学则是迷宫中的迷宫）。前者提供答案，后者提供问题，前者让我们知道，后者让我们不知道。而不知道，有时候是一种更有意味的人生。
补充一点。以下棋的方式来出版一本书，我们还想向现代艺术鼻祖杜尚致敬，若干年前，他曾与一名裸女在街边橱窗下棋而遭警察驱逐。我们原想选一家面包坊的咖啡座来作为我们的出版地，后来还是因为场地不够宽敞改在一家公园。时近黄昏，我们蹲在公园内一口小池塘边，抹干石头上的水迹，恭恭敬敬地把文字摆上。一个小朋友跑过来问我们：你们干什么啊？
能说吗？不能！
我们朝她诡异地笑。
出版后记
象棋是在平面的棋盘上寻找一种立体的三维关系。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对立、协作；每一个棋子独一无二的活动和运作方式；一方与另一方的对峙，甚至达成的和解，都可以通过有限的几个汉字和几个方格子表达出来。其实人类关系和人类状态也就这么几种：战争与和平，协作与对立，强与弱，静与动，进攻与守成，智慧与愚蠢。棋子的能力和它能不能远行、它的等级地位相关；帅将很大，但辨证的是，它被它的权势所囿，无法远行——每一个棋子的特长就是局限……规则只有寥寥几条，却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绵延的类人类世界。
那么文字呢？如果在一张棋盘上建立起一个文学世界，它会比象棋更迷人，因为象棋是遵循规则，而文学则是冒犯这些规则，所以它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每一个字不同的排列组合便会组成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或者说，文学其实是在探究字与字的空间关系。不同的空间关系构成了不同的文学。
这次出版活动证实了这一点。仅仅九十多个字，我们就在棋盘上实现了很多种表述方式，而每一种都是一个自足的繁花世界，每一种表述都出人意料，而且这种组合和表述还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的文学史已经有人书写了《百年孤独》时，我们没必要兴奋也没必要哀叹，因为利用有限的人类文字，我们还会创作出其他的“孤独”。我们可以一直写到人类灭亡而绝不会有一部作品重复。
这就是文字的魅力，也是创造的魅力！有限的文字构建无限的世界，以诗为最。
本次活动以里尔克的《穆罕默德的受命》作为结尾：
但那时，当那位可一眼认出的大神：
天使，正义，纯粹，熠熠放光，
步入他的隐身处：他却半晌
提不出任何要求，只敬请
天使屈尊稍留，这商人，
走南闯北反倒更迷惘；
他从来不读书——现在何况
这样的箴言，对智者也太深。
但天使，很专横，一遍遍教他
那本书上写的是什么，
一点不放松，又催促：读吧。
于是他读：竟引得天使屈身。
便有了一个人，他读过，
他能，他听从并完成。
八、《百年孤独》
书籍参数开本：30厘米（高）×7.5厘米（底圆半径）×10厘米（顶圆半径）的锥形杯
装订形式：敞口散装
工艺：冷冻
纸张：内页为水，封面为玻璃
印张：1个
字数：45字
印数：1本
出版地：咖啡馆
参与者：
方铁（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童文峰（电影学硕士，编剧）
付新华（萤火虫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
21号造书厂厂长
《百年孤独》
出版花絮
“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枪队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记得那个遥远的午后，他的父亲带他去寻找冰块……”
在炎炎夏日，这是一个让人无比激动的句子。冰块！我们眼前一亮，从哥伦比亚越洋而来的冰块的神邈光芒擦过我们滚烫的皮肤，让我们的嘴唇微微翕动。冰块，为什么冰块不能成为一本书的材料呢？
出版的那天天公很不作美。从上午开始，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气温也从前一日的35℃骤降到27℃。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玻璃窗外只有朵朵伞花飘啊飘。想到前一天我们还在上海制冰厂定制降温冰块，问什么用途，吞吞吐吐地说，做活动用。什么活动？我们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会儿，用暗娼回答警察的嘀咕声调说：“用来刻字做书。”
在中山公园碰头。假想中的出版地——中山公园门口只是一片模糊的水幕，仅有的几个行人都在正门口的岗亭处避雨。要是没有这场雨，我们会在这里气派地摆上一长溜大冰块，每块冰都像英雄纪念碑那样高大伟岸，然后从现场邀请各位路人来“出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多雄壮啊！
但今天，我们只能在公园对面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出版一“杯”书，仍旧是《百年孤独》。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铁是我们此次的特邀主嘉宾，她的职责是在杯中“再版”一本《百年孤独》。其“再版”过程包括：写作、编辑、出版、印刷、发行、阅读。
找咖啡馆要一只白色的空瓷碟，一只透明长锥形玻璃杯，一堆小冰块——此为思考和酝酿过程。
在小冰块上写字，每只冰块表面只允许写一个字。据创作者和出版人方铁和童文峰反映，冰块有着意想不到的柔软手感。此外，因为融化速度快，冰块上很难着色，所以这本书最后成形时接近于无色。
将写好的字丢进玻璃杯——此为排版和装订过程。
等冰书融化后拍照存念——此为发行和阅读过程。
付新华为本书的唯一读者。他也是21号造书厂的作者，不过阅读时付博士心里一定在尖叫：什么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犯规的那个小孩。
马尔克斯的传记作者杰拉德·马丁为《百年孤独》的读者提供了许多创作背景上的花絮，例如该书开头，也即本文开头的那句话，就是作家活生生的现实写照。马尔克斯出生没几个月就被母亲丢在了她父母家，上校外公于是成了他形而上学的父亲（他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疏淡，一直不亲密），老人亲昵地称他为 “我的小拿破仑”。还在很小的时候，上校就带作家去看商店里冰在冰块里的鱼，老外公是个珠宝商，与小说中的上校一样，也掌握着制作金鱼的手艺。多年后，作家回忆起与外公看冰的那些下午：“我伸手去摸，感觉好像被冰块烫到。我在《百年孤独》里的第一句话需要冰，因为在这全世界最热的城镇里，冰块是神奇的东西。”外婆的迷信和有灵论，外公混乱的性生活和众多非婚生子女，阿拉卡拉小镇（马尔克斯童年生活所在的城镇）因香蕉业的大起和大落，父母历险式的婚姻（反映在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个绰号叫“法国人”的比利时邻居的自杀（作家童年时观看的尸体成了《枯枝败叶》的灵感），都成了与他小说平等而列的魔幻大地。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作家甚至都没有虚构。
但生活仍旧是生活，小说仍旧是小说。在这之间，语言是那个为两者沟通，有时候是让两者分离的魔术。
诗人陈东东说，既然人所发明的语言，也是人最后的限定；既然我们对我们自身、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世界的感触、设想和表达方式都无非语言；既然我们的记忆、欲望、梦想和现实，我们的政治、历史、文化、社会、战争、科技、时代和未来等等全都被我们的语言逻辑所统御——我们的生活，也就只能是语言的生活。
这大概就是《百年孤独》存在的意义，文学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暴雨天制作这样一本虚拟之书的意义。
出版后记
冰块闪亮、透明、坚硬、无声，同时，它还有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属性。例如，它有着一种冰冷到灼热和黏腻的手感；它自身易逝，放到太阳底下，不出几分钟就会融化，但它却能帮助一些事物达到持久甚至永恒的状态，人们常用它来存储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是人类肉身。用它来存储人类的思想如何呢？
本书的出版过程就像一个实验，结果证明作为一种物质材料，冰只能助于物质，不能用于思想——冰块无法呈现和复制一本书，更不用说保存。一本冰书在日常状态下存世的时间非常短，在2014年8月9日的上海约是一刻钟。那之后，杯子里就只剩水了。
很多思考便如这本书。自以为努力地在思考，其实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以冰或水的方式反映了一下世界，它呈现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并无二致，只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它们把诘难与质疑推在一边，没有反省，甚至没有嘲讽。透明和简约一直以来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事物。真正好的思维，真正好的书，是那种你可以从中得到即刻的快感，但同时又必须经过困难的辨认才能拥有认知的东西。我们制作的这本冰书，文字在写下的那一刻就消失不见了，有的则在融化过程中消逝在水中，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这也是很多书的特质和命运！
我们恰好将可以永存的《百年孤独》当作讥讽那些速朽之书的实验品，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对照更容易引发我们的思考。在2014年上海书展开幕之际，我们希望用它锋利、银色和冰冷的昨日光芒来映现会展上那些虚假的热情和即逝的炎热。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书吗？真的需要某些书吗？
《首脑论》
九、《首脑论》
书籍参数开本：不规则球形
装订形式：多孔线装
工艺：表面覆保湿啫喱
纸张：碳基生物
印张：1个
字数：2字
印数：1本
出版地：卡尔沙龙美发博物馆
参与者：
张云飞（卡尔沙龙美发总监，卡尔沙龙美发博物馆发起人之一）
方铁（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童文峰（电影学硕士，编剧）
杨扬（《上海壹周》艺术版记者）
柚子（摄像师）
潘志远（“九口山”设计师）
造书厂厂长
出版花絮
在脑袋上做文章，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书名就是“首脑论”。尽管严家其的《首脑论》与我们的创作初衷风马牛不相及——对我们这群“二B＋文艺＋青年＋中年”来说，政治是一件让人避之不及的老调重弹的危险品——但没有一本书比它更适合伫立在我们漂亮模特的头颅之巅了。
参与此次出版活动的主嘉宾张云飞是卡尔沙龙美发总监，1977年生，学过雕塑，艺术科班生，最后“弃雕从发”，谁也不知道在他的青春期发生了什么，总之，他现在成了一位美发设计师而不是雕塑家。如今他和一位朋友在上海浦东创办了国内首家民间公益美发博物馆，馆内藏有他十多年来收集的自中国美发起源期明末清初（1644年）至今370年三千余件发具藏品，这是一个宏举。数月前他带着一个疯狂的出版计划找到我们，他想写一部中国美发史，事实上当时书稿已大半成形，他的想法是作为业内人士，有必要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中国的美发历史。稿费全部捐给壹基金，如果有稿费的话。数月来，书稿出版的事进展缓慢，但这本头发“书”却在一夜之间就谈妥了。他负责找模特，也即纸张；兼任书写和印刷。出版地点就在他就职的卡尔沙龙里，沙龙对面是他的美发博物馆。
黑塞说，如果谁企图以一个狭小的空间，以一幢房屋或仅仅一个房间包容人类精神的历史，并且将其据为己有，那他只有一个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精心挑选和阅读书籍。我们将这句话进行了小小的篡改：如果谁企图以一个狭小的空间，以一幢房屋或仅仅一个房间包容人类精神的历史，并且将其据为己有，那他有一个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出版一本书。
现在，这本“书”正整装待发地坐在一张美发椅上，他的脚下是几无人迹的张扬路，窗玻璃反射着凌乱的街灯光，建筑深暗，几分钟前刚刚过去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秩序正在恢复中。天光明亮起来的速度叫人焦急，我们眼前仍旧是灰色的世界，而深灰中有一个黑色的核藏在我们视线不及之处。晚到的摄像师柚子出地铁时摔了一跤，此时，她水淋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忽然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本“书”，从第二本“书”开始，柚子就与我们如影相随，今天，为了庆祝这最后一本“书”，我们这支出版队伍达到了空前壮大的规模，能来的人都来了，杨扬来了，童文峰来了，他几乎是每期必到，方铁来了，我们还来了位贵客，杨厂长夫人小潘，“九口山”的掌门人。但做完这些“书”之后再做什么，我们有些茫然。
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以各自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整个出版环节。张云飞觉得这个挑战尚不够刺激，他私下里对我说他甚至可以帮我们出版整整一头书，他熟稔的刀法每一笔都落得很准确，也就是横平竖直，而且字体结构还很漂亮。我们起初担心“书”，即模特，会被他蹂躏成一个光头，那高高耸起的金黄色的鸡冠头型会被削平，就像任何有意味的事物一样，被带有强烈目的性的行为所强奸，就像政治对艺术、对文学的强奸一样。张云飞是个艺术家，他艺术地处理了纸张与书写之间危险而脆弱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不仅仅是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一种暴政，美尤其容易沦为暴政。出版这样一本书，或许我们是想从侧面来思考作为权力所有者的首脑，应该如何对待国家、群体、人民、感情、身体、智慧、愚蠢、严肃、浮华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窗外暴雨转成了小雨。而灰色仍旧无处不在，就像是蒙在我们瞳仁上的一块布，只要睁开眼睛，它就改变真实世界的风景。最后一刻的来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无论如何都有些艰难。因为从年初开始的关于“书”的出版创意活动在这一刻要画上终止符了，但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书籍和阅读情况并没有变好，在人们空荡荡的灵魂里，沉默的更沉默，喧嚣的更喧嚣。
我们合了影。在美发博物馆门口，我们紧挨着方力钧火红色的复制品，各自笑着。无声。短促。
出版后记
我们假想最早的时候，没有书这样的事物，人们通过直接观察对方来达成沟通；我们假想那时候也没有语言这种东西，甚至可能没有声音，一切依赖观看身体的表象来判断。在没有书的时代，头颅一定是被人观看最多的部位，因为那儿离思考最近，当思维在脑神经网络里狼奔豕突时，最先有反应的是头发，因为它的根须不断地被思考掠过，它用它的起伏来反映人们思考的方式和思想的内容。例如，当我们想到爱情这样的事物时，头发们立即做出相互拥抱的样子；当我们头脑中掠过愤怒这样的情绪时，头发们立即松开手，以直立状来表明要与对方划清界限；当我们的思考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开始形成句子时，头发们不停地在头皮上此起彼伏——这把它们给累坏了。因为离思考如此之近，这本头发之书每一次传达都无比清晰、即时、形象，比任何一本其他人类之书都要准确和环保。
这当然是我们假想中的一本书。
并非没有人动过用头发来做作品的念头。艺术家谷文达多年前就曾做过一件叫做“联合国”的装置作品，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很多头发，将它们粘在木板和布帘上，用以表达全球性和多元化的主题。但谷文达的这页“书”是死的，并且带着当时看来显得过于牵强而今天过于浅薄的用意。而我们出版在模特头上的这本“书”却有着它所具有的一切生物特性，它还可以与下面的大脑进行即时互动，可谓思考最直接的反映。我们还假想这本书的阅读是这样进行的——当每个人在自己脑袋上出版一本书时，我们不是在图书馆这样高大上的地方来汲取知识，而是在大街上，在任何看得到同类的地方。这样的书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在改写，没有一本书读上去会与昨天一样，每天人们都有新的想法，甚至每一刻，于是，我们的头发之书每天都不一样，或者说，每天都是一本新书。
用纸张做书，这个漫长的制作出版过程会使我们错过很多珍贵的稍纵即逝的灵感。穆齐尔，这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为了把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变成一本纸书，花了四十多年时间，以至于那最后竟成了一本没能写完的遗著。有了介质之后，书写和出版就成了一种麻烦的仪式，为了这个仪式，人们要准备很多配件，例如笔、打字机、油墨、印刷机器、纸、绳子、制孔机，现在，装备升级，我们又有了电脑。但是头发书却可以省略一切材料。不过，它的风险也是其他书所不能相比的，如果作者死了，这本书也就死了。也就是说，每一本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次生命，它活得和主人一样短暂。
书写和阅读为什么有益，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集中心智，以对抗其他无意义的行为和人生。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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