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再见

　　有疾

　　文/陈再见

　　陈再见

　　生于1982年，广东陆丰人。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长城》《江南》《山花》等刊发表作品百万字；有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深圳。

　　小晴有一天跟我说，人有病，治不是最好的办法。我问，那什么才是最好的办法？她说，是忘了它。当时我点了点头，觉得小晴说得有理，人有时真不是被病死的，而是被吓死或者忧虑至死。可是，要忘了自己的病，谈何容易，除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病——尽管如此，有人还有疑病一说。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上医院，然后主动跟那些冷漠的医生说：“你好，帮我做个全身检查吧，我想知道有没有病。”我觉得，那种人，才是有病的。

　　当然，我也确实没什么病，感冒发烧啥的，我不上医院也不上药店，我会让它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像只被漠视的狗一样灰溜溜地走开。我算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我的妻子也会质疑我，说我是徒有其表，中看不中用。我知道妻子说这话是在影射其他，自从和小晴好了之后，我就很少和妻子做爱了，即使做，我也能在脑海里幻想各种意淫对象（不会再是小晴），让自己早早瘫软下来。妻子有了意见，问我是不是该去医院看下。我发了脾气，我说有病的人才上医院，我没病。

　　我的妻子叫安红，和《有话好好说》里那个叫瞿颖的演员演的角色同名，但她没有瞿颖高，算是矮个子，有时抱着她做爱总感觉是抱着一个孩子，心里会浮升一种罪恶感。安红蛮厉害的，至少我这个小家庭离不开她，但她还是有点怕我，尤其是我生气的时候。

　　说到小晴——小晴曾经是我的学员，那时我在福田一家驾校当教练，带了一年学员，其中就遇见了小晴。她应该还有一个姓的，只是她没告诉我，我也没问，如今都这么熟了，叫习惯了，也懒得问了。当时小晴有点紧张，她说如果不是母亲逼着她来学开车，她保证一辈子都不会想到要来碰这样骇人的大机械，她又说传说中的教练都是恶人，脾气不好，辱骂不说，还会打人。她悄声问我：“你不会吧？”我故意绷住脸，吓唬她，突然又笑了。她也笑了，是个很好看的姑娘，尽管牙齿长得有点歪斜。我承认，那一刻，我便喜欢上了小晴。自然，她成了我那一年中唯一用心教的学员，唯一没骂过的甚至都没拉过脸变过脸色的学员。后来我工作的驾校倒闭了，老板卷了学员不少钱跑路，其中就包括小晴的。那时我们已经是好朋友，我为老板的行为向小晴表示道歉，她却说：“这样正好，没拿到驾照，我就不用再碰那个大机械了。”她一直把车叫做大机械。她其实已经能驾驭大机械了，而且还蛮不错。

　　我们具体是哪一天有了身体上的关系，这事我倒给忘了，比较该死，关键是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所以，脑袋瓜处于半停机状态。当我进入小晴那窄小的世界时，我那半停机状态的脑袋一下子就全停机了。如人临死前想到的是什么，我停机前，想到的不是妻子安红，却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那时还一岁不到。

　　小晴跟我说人有病最好是忘了它时，我们已经在一起一年了。其实我为小晴的话愣了一下，以为她话里有话——她是不是知道了我女儿的情况。我转而又想，不可能，我并没告诉过她我女儿一丁点的信息，即使喝醉了，我也会死死守住这个秘密，就像人可以强迫自己在没有闹钟的时候准时醒来一样。事实上，除了我和安红，以及那个北大医院的医生，没有第四个人知道我女儿的情况，哪怕是任何一个亲戚。这些年，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作祟，总之，我们都没回过老家。想想，一家三口已经在园岭村住了五年。这里没有邻居，没有可以往来的朋友，偶尔推个童车到楼下的公园逛一圈，他们还得为女儿的美丽感到惊讶——我的女儿好看极了。当然，谁也不知道，这个小女孩竟然会听不到任何声响。是的，我的女儿是个聋子，未满三月时受到一次未知的激烈震荡，双耳上半规管破裂，自行修复的过程中和脑液粘在一起，把听神经包围了，发挥不了作用。这是当时查到的唯一症状。医生说她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一点也听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医生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人一大早起来再回想梦里所见的事物……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尝试着重演医生的比喻，真的神奇，尽管梦里多么喧嚣和歇斯底里，一觉醒来，在脑海里回味时，它们便会寂静得如同一出默剧。我觉得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能去当一名出色的作家。好了，我得好好想想小晴的话，不要急于去回应她。小晴是在劝我忘了女儿的病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她还真是一个天真的好女孩。

　　医生说可以做个人工耳蜗，把二十厘米长的细电线穿过患者耳蜗绕过听神经……医生的话我一知半解，尤为反感他把我女儿称为“患者”，我根本就没听他在说什么，仿佛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中途打断了医生的话，问他：“需要多少钱？”是的，这才是我关心的。医生显然对我的无礼打断感到恼火，他还有更多的知识和术语要灌输给我。然而他不得不回答我的问题：“最少四十万。”他用了“最少”一词，显然是不止这个数目的，接着他又补充一句：“除此之外，毫无办法。”

　　是的，除此之外，我也毫无办法。我和妻子安红经过短短一夜的商议，最终决定放弃治疗。作出这个决定时，我们夫妻俩几乎同时舒了一口气。是啊，一年来的奔波以及心理上对未知病情的恐惧和煎熬，终于随着那一刻，全部放下了，全部消失了，仿佛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仿佛女儿从未遇到过什么疾病，仿佛一个疑病患者突然被告知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很强壮……

　　好吧，我承认我已经忘了女儿是个病人这一事实。安红还在坚持奇迹可能发生，她每天用口型教女儿发音，女儿竟然也能发出断裂破碎的音节，那纯粹是一个哑巴所发出的声响，只是少了一个成人哑巴伴随的纷乱手势和痴傻表情——我的女儿还是可爱的。我的恐惧正好来自于女儿的成长，我害怕成长让她慢慢丢弃了可爱，慢慢长成了一个哑巴那样让人厌烦和害怕的痴傻模样……她也只能这样。我甚至不敢面对女儿的眼睛，总觉得她看透了我的一切，包括我和小晴的关系。

　　我对小晴的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只限于她的身体。她的皮肤其实并不完美，至少没那么白，还遗留下不少生活磕碰的痕迹。她几乎能说出每一个疤痕的来历，如数家珍，哪一个是小时候长了痈疽，哪一个是跳格子时摔到的……“这个是我妈打的。”小晴指着手臂上一个类似幼时打卡介苗留下的田螺形状的疤痕。当然，它的面积稍大，乍一看，像是手臂上爬走着一只蜗牛。“我妈把一块烧红的炭压在上面，我永远记得当时那种痛的感觉，就像是一只蜈蚣钻进了我的肉里，可它瞬间又消失了，却又无处不在，我感到麻木，同时又害怕更大的疼痛会突然发生……你明白我讲的吗？”小晴搂住我，瞪着两只大眼珠看着我的眼睛。那一刻，我感觉她和那个医生一样，其实都走错了道入错了行，他们完全是当作家的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能形象地表达生活的苦痛，而不是大声喊，嘶吼，歇斯底里。毫无疑问，小晴有一个凶狠的母亲。

　　小晴并没有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她的父母都在关外一家电子厂上班，据说一个当保安一个当清洁工，在那家工厂工作七八年了，老板是他们老乡，待他们还算不错，工资能维持在深圳最低工资标准稍上，年末晚会抽奖，每人也都能抽一台贴着三星标志的山寨手机。小晴却不喜欢关外，她觉得那不算真正的深圳，即使算，也是深圳的乡下，就如一个村庄相对于县城一般。

　　也算有本事，初中学历的她竟然能在京基100找到一份前台文员的工作，那是一家理财投资公司，位于大厦52层，小晴在上面几乎能俯瞰整个深圳——她心目中真正的深圳。小晴以能天天居高临下俯瞰深圳而沾沾自喜，时常跟我分享那种不一样的感受：深南大道就像是一条小溪，而那些密密麻麻的车子，正如溪水里逆水而上的鱼儿；至于梧桐山、莲花山……几乎已成盆景。“当你看见一座要费尽全力才能爬上去的山突然成了眼皮底下的盆景时，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你能理解吗？”她每次说起都是那么激动，声音还能听出明显的颤抖。我真的难以理解她的激动。我总是笑着点点头。我说：“那感觉是不是这样——有一天，当我有很多钱了，我要老板蹲下来帮我擦鞋。”我承认是作了一个蹩脚的比喻。显然，小晴没能反应过来，她沉吟了一会，突然说：“我可没这样的想法，虽然那老头一直想打我主意，可我还是感激他的。”说完她仰着头看我，那表情，显然是在问我：“你吃醋了吗？”

　　小晴和她的香港老板的那点事，她早就当玩笑说给我听了。要说吃醋，倒不至于，但担忧还是有的，毕竟人家有钱，而我只是一家批发部的货车司机。然而我又凭什么呢？小晴是我什么人？我又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去阻止她追求更好的生活呢？这是一个悖论。我这人倒是有个优点，想不明白的事情，一般就不会去想它。

　　趁着送货的空口，我会直接把货车开进小晴居住的小区。那套二室一厅的大房子是香港老板租给小晴住的，华强北，难以想象租金是多少，然而香港老板却一步也没来过，他纯粹得像个浪漫爱情故事里的小少爷，竟想着慢慢打动心仪的人。每次我和小晴在那个大房子里做爱，从卧室弄到大厅，再从大厅弄到厨房，有时还可能弄到阳台，当我把赤身裸体的小晴压在阳台的护栏上时，总会有一种错觉：香港老板就站在楼下，平静地看着我们像两头疯狂的野兽。

　　兴奋的同时，我难免也会有愧疚感。我跟小晴说，如果两年前那个驾校不倒闭，你顺利地拿到了驾照，并顺利地当上了香港老板的司机，如今在这里和你做爱的，一定就是他了。小晴看着我，她肯定不能想象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她对此有些生气，认为我是在戏弄她的感情，同时也一并怀疑了她的品位。

　　“最近不是有个电影，就叫《天注定》——”小晴俏皮回道。

　　她赤着脚，当然也赤着那不完美的身体，回到卧室去拿她的iphone5。她似乎一刻都离不开微信，有时做到半途，微信一响，她也能爬起来先看过微信后再继续。在这点上，我感觉和她有着深不可填的沟壑，因为手机对于我，除了通话，别无他用，即使是短信，一年也发不到几条。小晴却把手机当成了全世界。

　　“我骗了我妈，说教练说我天生就不会开车，不应该学开车，纯属浪费钱。”小晴回了几条微信，才抬头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已经在窗台边上抽烟了。她原则上是不许我在她家里抽烟的，实在要抽，就必须把头伸出窗外，每一口烟都往外吐，弄得我像只偷腥的猫。

　　我问：“你妈信了？”

　　她说：“爱信不信，我可不想按她想的做，她想让我当小三，我才不干呢。”

　　我看着她不说话。

　　她显然明白了什么，补充道：“我可不是你的小三，你又没钱。你别美。”

　　我们都笑了。好吧，她自有她的逻辑，至少那套逻辑能自己说服自己。如果她不算我的小三，那算什么呢？女朋友？情人？还是性伴侣？当然，我不会傻到去纠缠这些没用的问题。

　　小晴时常引诱我在她那里过夜，比如为我做一次丰盛的晚餐，或者请我去UA影院看一场3D电影。这些我都兴趣不大，但能和她一起过夜，怎么说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其实是无需外加引诱条件的。我承认我真的不想回家，尤其害怕面对安红母女俩，她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又相依为命的样子总是让我自惭形秽。每当安红兴致大好地跟我说女儿在发音上的一点点进步时，我表面上得装出惊喜的样子，而心里也清楚，她一直在自欺欺人，她太相信母爱的力量了，报刊和电视上那些类似的事迹几乎成了她最大的精神动力，她的不妥协，或者说妥协后一种虚伪的坚持，让我备感痛苦。然而我又能说什么呢？在她面前，我真是一个失败而不负责任的父亲。我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每晚赶在十点之前回家，和她们一起在一个屋里睡过那城中村嘈杂的长夜。

　　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小晴，我的生活将会是多么枯燥无味。从这点看，我需要小晴，小晴却不一定需要我，甚至因为我，她失去了很多可以寻乐的机会，至少她可以多交几个闺蜜，周末出去逛街或者喝咖啡，过属于她们那些小女生的小资生活。好多时候，除了等我，她不知道干什么好。我建议她养只小狗，小小的，毛茸茸，像玩具那种，比熊，或者雪纳瑞，尽管我是一个不爱狗的人。小晴没听我的，她觉得屋里有个活物反而会让她不自在，她也是个喜欢安静的女孩。“那养花吧。”我说。这次小晴觉得我提了个好建议，于是便在阳台上养起了花草，这至少让她找到了事情做。

　　隔一段时间，我再去时，发现阳台已经密密麻麻摆上了几十种花草了，都是些在花市买的盆景式花草。我建议她种点爬山虎，将来它的藤叶能把阳台遮住，那样我们在阳台做爱时便不用担心被人偷窥了。小晴骂我下流。不过还是听了我的话，种了一大盆爬山虎，另外还种上一棵火龙果，她喜欢吃那玩意儿，每次上商场总要提回七八个。那段时间，小晴痴迷上了侍弄花草，每次与我亲昵的时间总有一半被阳台葳蕤一片的花草分割了去。她几乎成了专家，不知从哪儿学来的养花秘方，津津乐道——“大海虾虾皮五市斤，豆饼三市斤，复合肥半斤，加纯净清水三十碗，充分搅拌，放在瓮中密封发酵四十五天，去渣取液珍藏备用。取液半碗配水十市斤浇花。浇时注意事项：不干不浇，浇必浇透。此乃养花秘诀，切记。用此汤头，一月返青，二月叶色光艳，春节必繁花满盆，争芳斗艳……”差点没把我听晕过去。我有点后悔建议她养花了。

　　小晴急燎燎打电话给我时（她一般不会给我电话，似乎也是以此证明并非我的小三），我正送完货在由广州回深圳的高速路上。小晴说：“你得来我这儿住几天了。”我问什么事。小晴说，你来吧，我们面谈。听口气，好像我成了一个应聘者，有一个月薪上万的工作在等着我。以我对她的了解，却已经意识到，肯定出事了。

　　然而我万没想到事情会那么大，小晴却轻描淡写，仿佛在说着阳台的某一盆花谢了——事实上那样她可能会更悲伤一点。

　　她说：“我妈得了乳腺癌。晚期。”

　　“医生怎么说？”

　　“割了呗，能不能行，说不定。”

　　“需要我做什么吗？”

　　“来我这儿住几天，我请了几天假，怕它们没人浇水。”她一手指向阳台，恳切地看着我。

　　我当时真想破口大骂：你有病啊，就知道关心它们。我克制了自己。我说住几天做不到，我每天傍晚来一次吧，你把钥匙留给我。她明显有些失望，但还是同意了，说：“那好吧。”又说：“我猜我妈这次会死掉，真的，我有预感。我妈这辈子这么讨厌我，当然了，我也讨厌她，我爸说我们生肖相克，鸡兔六冲。可是现在她就要死了，一个人要死了，会很没面子的，尤其是面对讨厌的人。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见了她应该说什么，才不至于伤了她的自尊心。”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故意说：“你总不能说她活该吧。”她突然笑了，说：“可我就想说她活该。”说完，她却哭了。

　　我只好把她搂了过来。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晴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几个月，这和她说的几天假相去甚远，我猜想她家的事肯定糟糕透了。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她没给我电话，我也不太敢主动联系。甚至于我答应她一天去浇一次花，最后也做不到。生活真的没意思，就像小晴预感她会失去母亲一样，我也预感我会失去小晴了。我唯一感到不好受的，倒不是失去小晴会让我多么痛苦，而是和她这两年来，我几乎一件事都没帮过她，也没在她身上花过一分钱，甚至，除了做爱，都没浪费多余的时间。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如果说小晴是我的小三，我想就是安红也会怀疑吧。

　　那天我正好送货到关外，关外其实很大，我也不知道小晴的父母在什么地方。但我还是给小晴发了一条短信，我的意思一点也不过分，就是作为朋友，我想去探望一下老人家，如果老人家还在的话。隔了一大会，小晴才回复我：“我妈死了。”我愣了一下，但事情也不出意料。我追一个电话过去，至少要表示一下哀悼。小晴接了。我先问：“是什么时候的事？”小晴说：“就今天。早上。”这种凑巧给我的惊讶多过了死亡本身。

　　按小晴说的，她母亲这几个月来受尽折磨，切掉了乳房，化疗放疗，一头长发都掉光了，变成了丑陋的尼姑，那么凶悍的一个女人最后温顺得像只小猫那样死在了女儿的怀里……这些都能想象，让我惊讶的是，人并没有死在医院，而是在他们的出租屋里，为了省钱，她母亲一直没有住院。“那现在怎么办？”我问。小晴说：“反正人已经死了。我爸情绪有点激动……”我隐约听到了男人叫喊和摔东西的声音。小晴显然是在屋外听的电话。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了。

　　这是一个偏僻的城中村，再往前走，便是海了，这里的海可不是大梅沙，这里的海几乎就是一个辽阔的化粪池。小晴一家就租住在一个几乎被废弃的两层老宅里，乍一看，那模样挺适合拍摄鬼片。我把货车停在门口时，小晴已经在二楼阳台向我招手了。老屋的门口栽着两棵枇杷树，这时候倒是硕果累累了。我随手摘了两颗，边吃边走进去，还挺甜。

　　小晴的父亲看样子心情已经平复了，他坐在一张绑了不少铁丝固定的塑料椅子上抽烟，由于都是烟鬼，我一下就看出他抽的是三块钱一包的红梅。自然，死者就躺在床上，一个锅盖一样的蚊帐把她罩得严严实实。我没敢仔细看，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果不是小晴，打死我也不会自愿亲临这样的现场。小晴跟她父亲介绍我：“爸，这是我朋友。”她爸抬头就一句：“你男朋友吧。”我和小晴尴尬相视，没反驳，算是默认。我想也无所谓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有种被绑架的感觉。

　　小晴父亲的意思是不想死者在深圳火化，他要把她弄回老家。他说老家祖上的老坟没做好，他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老坟刨了，把祖宗的骨头弄起来晒日头，谁叫祖宗不知道保佑后人呢。他想把妻子埋进祖宗的圹穴里……他说了一大堆，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我基本算听懂了。总之，他因为妻子的死要回老家做一件骇俗的事情。然而如何把尸首运回家，这么大的事情，小晴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不远，也就六七个小时。”小晴看着我说，“你能做到吗？”

　　听语气，我还像是在应聘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能说我做不到吗？当然可以。至少我应该考虑一下吧，就不说如果这事让老板知道了，用给客户送货的车去拉死人，不但会炒了我，还得狠狠揍我一顿——就说这么一来回，也要个两天吧，我跟安红总得有个说法。然而，我还是决定帮他们一次，就算是我对亏欠小晴的一次补偿。

　　我关掉了手机。开始着手准备。

　　当天深夜，我们到达了小晴的老家，粤东一个叫南溪的山区。省道穿越群山而过，交通倒是挺方便。小晴的村庄就在省道边上，货车的灯光直照着村口的石牌，上面写着村名。但我没看清。小晴说她已经十多年没回来了，对这个村庄和我一样陌生。看样子，我们好像是返乡探亲的。我把货车开进村道，还是水泥路，笔直的，看来山村并非都贫穷落后。巷口处灯光很亮，有不少人已经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到来，使等的人纷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们早有准备。这些我能预料，途中，小晴的父亲一直和村人保持联系。只言片语中我知道小晴父亲撒了谎，他说人还没死，剩下最后一口气，这不正赶回家，为的就是能在村里办葬礼。我有点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南溪有个奇怪的风俗：人要是死在外地，连村都进不了，只能在村外丧葬。我想这一地方的人怎么这样，这不是有病吗？

　　难以想象，小晴一家在村里竟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只有一间牛圈一样的破屋，更别说有什么可以帮上手的亲人。大多数人站在周围，其实都是旁观者，简单说，看热闹的，这村子平时也没啥热闹可看。好吧，我只能好人做到底。本来我当晚便能赶回深圳，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帮忙。当然，在村人眼里，我其实已经是小晴的老公、死者的女婿了。我没澄清的情况下，大家这么认为，小晴和她父亲也不会出来辟谣。时不时的，小晴还会靠着我，悄声说：“他们说你这个女婿还不错，有辆这么大的车。”小晴掩嘴偷笑，完全不像一个刚死了亲人的人。好吧，事情就这样了。我只希望早早结束，然后离开。

　　葬礼虽然一切从简，但还是弄了一整天。除了服饰和程序不一样，中国各地的乡村葬礼其实大同小异。我对这个不感兴趣。然而作为女婿，我成了这个葬礼最重要的角色，三拜九叩自然免不了，各种花样，在师公的方言引导，加上小晴不专业的翻译下，我还算成功地完成了这临时却也艰巨的任务。当然，偶尔的笑场是难免的，笑的不是别人，正是小晴。这个女孩太不像样了，作为她的“丈夫”，我得感到羞耻。总算待到了出殡，我的任务挺简单，就是走在棺椁前头，放鞭炮，算是给“岳母”领路。出殡的路并非我们进村的路，它是另外一条通往山林的出路。一进一出，这个村庄的人都是这样走完一辈子的。进村时，因是黑夜，没看清，白天我才发现，这个村竟然被树林包围着，送葬的队伍每走一步，几乎都能惊起山林中数十只野鸟。这真是一个好地方。这儿跟深圳，跟福田，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圹地在半山腰上。当然这不是小晴父亲为埋自己专门找的坟穴，他祖宗的坟头就在山腰上。到现场一看，果真如他所言，祖宗的坟墓已经被刨了个底朝天，只是没见皑皑白骨，只有乌黑的沙土。小晴父亲终于泄了对祖上的恨，真到要为妻子下葬时，他还是略略迟疑了一下。最终他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想，这谁都一样。我也正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已经两天没开手机了。不难想象，这个揣在兜里的小小机器一旦开机，会有多少未接电话和短信汹涌而进。我只能暂时强迫自己忘掉当前的危险处境，尽量扮演好在这个小山村的角色。

　　我想知道小晴一家下一步怎么打算，其实也不难想象，无非是重返深圳，之前干什么，以后还干什么。这个村庄，除了一间老屋，再也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小晴父亲对祖上的过激行为似乎也触动了村人的神经，某种程度上，他们视我们为一伙闯入者。在这种情况下，当小晴父亲跟我说他想留下来过晚年时，我是有些吃惊的。因为我帮了他家的大忙，小晴父亲真的待我如女婿，频频给我扔过来红梅香烟，并觉得有必要把他的决定真诚地向我告知和解释。

　　“照顾好小晴。”这是他最后说的，像极了狗血电视剧里的台词。

　　我只能点头。算是答应了他。

　　翌日清晨，我和小晴启程回深圳。

　　“已经三天没浇水了。”小晴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说。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其实不止三天，应该有一个多礼拜了。我说：“那就赶紧回去浇水。”车开出了村口，这时我才看清楚石牌上的字，是三个凹刻描红楷体大字：平湖村。

　　车到南溪镇时，我们停下吃了个早餐，各自要了一瓯牛肉粉条。吃到一半时，小晴突然抓住我拿筷子的手，直接拉到她的胸口。事情来得唐突，我的筷子都掉了，周围有人看着我们。我想把手抽回来，却被她拽住了，我难以想象她有这么大的力气。

　　“你摸了这么久，难道没感觉出它的异样？”她看着我说。

　　“怎么啦？”我问。

　　“我这里也长了癌，”她低头吃了一口粉条，“和我妈一样，还是同一个乳房。我们真是母女俩。”

　　我一手抓住她的乳房，果真在里面揉到了硬块。

　　“我跟我妈不一样，我不把它当回事。医生说可以切掉，治愈的几率很大。我拒绝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一个人有病，最好的办法不是治疗，而是忘了它。如果我忘不了，至少我能轻视它，忽略它，瞧不起它，总可以吧。

　　“我不想上你的车了。我们分开吧。我想你也不愿意跟一个病人一起生活，一起在阳台上做爱了。你就在这里放下我吧，我想一个人慢慢走回家。放心，虽然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去过了，进村的路还是认识的。那个村庄美极了，不是吗？

　　“帮我把它们都搬去你家吧，实在搬不了，也不要扔了，送给邻居们——对了，如果你能遇到我的老板，当然这样的机会很渺茫，除非你愿意去京基100找他。要是你愿意，你就跟他说一声：公寓不用租了，小晴已经死了。哈哈，骗他的，我还是能活几年的，如果奇迹出现，不治而愈也说不定。你有时间就来看看我吧。

　　“最后，谢谢你……”

　　回深圳的路上，我回想着跟小晴的这两年，一幕幕，如电影。泪流不止。

　　我先把货车开回福田批发部，老板大发雷霆，当场抢回我的车钥匙并解雇了我。我穿过荔枝公园走回园岭村的家，心里早已想好一套解释的方案，然而一进门，安红却不想听我任何解释，似乎我消失的这三天对她来说只是短短的三个小时，反倒是她，急于向我汇报：女儿会叫爸爸了。她引导女儿当着我的面叫爸爸。经过几番手势和口型上的鼓励，女儿终于发出了两个类似“爸爸”的音节：巴巴。

　　“你听，真会叫爸爸了。”安红喜极而泣，抓着我的手臂摇晃。

　　我弯下腰，抱起了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