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没去过斯里兰卡，抽象地觉得远在了天涯海角。因为远，就本能地以为无所知，于是去前开始大做功课，在飞机上断断续续的睡眠间隙里一直看书，希望落地时不至于太唐突。落了地，在机场就感到潮湿的热，出了机场打眼看到路边丰肥的热带植被，明白为啥觉得远得恍如隔世了：斯里兰卡再往南就是赤道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北温带的人来说，赤道几乎就远在了地球的另外一头。碰巧我去过的十来个国家，全在北回归线以北，我对赤道一带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这些想象源于各种关于非洲和南美的描述。

　　坐上接站的中巴车，一路看到首都科伦坡，我庆幸这几天来看对了书。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印度三部曲》，多年前读过，是因为文学和印度;这次重读，是想在书中找到一点斯里兰卡的蛛丝马迹。在进入第一大城市的沿途，我怀疑奈保尔当年写的不是印度，而是前不久的斯里兰卡。我没去过印度，不知道奈保尔离开后的四十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就以我见到的这一路“城市化进程”来揣测，印度/斯里兰卡可能多年来都是蹒跚着走向现代化。

　　进了郊区，清早的大街上走着很多赤脚的老人，穿缠腰布，露出精瘦的古铜色身体。刚下过雨，他们对浅小的水汪视而不见，面容中有某种坚定的茫然和空白。沿街的建筑低矮、破败，除了佛塔和佛像尊荣隆重，住家和店铺一例漫不经心地单薄和贫瘠，有人坐在墙根，无所事事，迟缓地运行他们的身体和表情，低下头时，我总以为是在看蚂蚁搬家，就算看蚂蚁搬家，他们也不是专注敬业的那一类，而是有着神游物外的空茫和懈怠。偶尔有几辆沾满泥水的低端汽车迎面开过来，更多的是头尾都包裹起来的小小的机动三轮车，斯里兰卡叫TUTU车，中国有些地方称之为“小蹦子”。车顶上注明：TAXI。

　　我以为这种出租车只在郊区使用，拐过一条街，接站的朋友说，进市中心了，再拐两个弯就是希尔顿。小蹦子多起来。朋友说，科伦坡的出租车就是这个。我狠狠地纠结了。我来自苏北的乡村，见得最多的也许就是贫穷和落后，但我必须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此缺少过渡，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事实就是如此，在希尔顿的十三层楼上我眺望整个科伦坡，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可以跟“国际大都市”的想象稍微贴近的高楼，这座谦卑、沉默和缓慢的城市并不比我故乡的县城繁华多少。经历了中国近年来疯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习惯了以GDP和高楼大厦作为发展指标的语境，科伦坡确实让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我比来之前更迫切地想知道，斯里兰卡人究竟在想什么。

　　我到斯里兰卡是为了参加科伦坡国际书展。活动不多，结束了就往大街上跑，朝人群里钻，累了就叼根烟站在路边，看斯里兰卡人和车辆水一样从我眼前流过。他们说口音极重的英语，有些人，只会说僧伽罗语，偶尔的交流只能靠比划。若非在沸腾的市场上，他们很少喧嚣聒噪，步行者沉默地走，依然有着石头一样坚硬或空白的表情，或者稍稍低头若有所思。没事的时候他们喜欢坐着，面对陌生人会露出单纯、淡然的笑容。他们形容焦枯，但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焦虑和纠结，更不可能发现歇斯底里和穷凶极恶。他们长着一张安之若素、习惯于慢半拍的脸。你会觉得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某些部分是静止的，被坦然地搁置到一边，因为这些部分无需或者根本就不屑参与进日常生活，只有礼佛时除外。手持莲花右绕佛塔转着圈子走，或者面对佛像垂首低眉双手合十，他们才会动用整个身心，身体在暗暗地绷紧，意念在上升，神思专注而邈远，他们庄严凝重。

　　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在斯里兰卡，76.7%信奉佛教，7.9%信奉印度教，8.5%信奉伊斯兰教，6.9%信奉基督教。即便有出入，这也是一个绝对的信徒的国度。我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了一群密度巨大的斯里兰卡人，绕塔者绕塔，礼佛者礼佛，念经者念经，其余劳累的男女老少，在塔前、墙下、鹅卵石上、沙地上随机席地而坐，就算只是发呆，表情也丰盈饱满，一派祥和。除了祈祷诵念之声，整个寺庙有种午后斜阳的静谧，让你觉得这世界本该如此，太初有道，理所当然。

　　正是在这个寺庙里，我对先前的认识产生了怀疑。那些斯里兰卡人，他们的茫然和空白是奈保尔认为的印度式穷人的无知、蒙昧、懒惰和无所事事，还是源于内心的虔信与笃定，或者对贫穷、制度和种姓的隐忍和顺从？我请教了一位在科伦坡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说起斯里兰卡人他既羡慕又鄙夷：被中国人视为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前两者，国家埋单;至于房子，天热，你要愿意凑合过，有个屋檐避雨就行了，穷人可以穷得心无挂碍。正因为没负担，他们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精神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信仰是日常的主体。他们安于贫穷，不思进取;也因为甘于种姓的贵贱，他们对贫富分化视若等闲。这位华人兄弟为此颇为骄傲了一把：以中国人蓬勃的进取和吃苦耐劳，在斯里兰卡发不了财简直天理难容。他是发财者之一。

　　我随身携带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奈保尔也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尼赫鲁先生有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和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是否可以简便地让尼赫鲁和奈保尔的论断跨越保克海峡直接从印度移植到斯里兰卡，我不知道。斯里兰卡也在把贫穷奉为神圣？我也不知道。我在斯里兰卡只待了不足一周，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一百多个小时里目力所及的都是真相，也没能力说出一个真实的斯里兰卡之万一。她距我们如此遥远，距离我的生活和认识如此遥远，几乎超出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看到了斯里兰卡的贫穷，我也看见了斯里兰卡对于贫穷的不安。

　　此次书展正值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斯里兰卡，将签署多项重大合作项目，也将给斯里兰卡带来巨额投资。整个科伦坡挂满了五星红旗，几乎所有像样的宝石店和茶叶店里的伙计都会说一点汉语，他们大力赞颂中国的好，对我跷起大拇指。我问一家宝石店老板，为什么中国人好，他左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兴奋地捻动，做数钱状，然后摊开两手不停地往外送，同时鼓起腮帮子不断地往外吹气，他说：“中国人，好！中国人，好！”他夸的其实是人民币。

　　责任编辑 于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