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一

　　“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五螺六螺打草鞋，七螺八螺挑屎卖。九螺十螺点状元。”

　　我们高山一带的孩子，从记事起，脑子里就有这个谚语，也曾经一排靠在晒太阳的墙根下，眯着眼睛挨个掰着十个手指头比对过，有几个螺纹，几个筲箕，谁的命好，谁该受穷。比对下来，似乎一时脱离了各人现实的家境，沉浸在命运的注定里了，有一种近似惆怅或希望的莫名感觉，似乎一时脱离了这山村，去了未知的遥远地方。

　　螺纹是包得圆圆的，筲箕有敞口，像我家住的筲箕凹的地形，在阴坡上两山之间，有一个平展的敞口。到现在，我数不清自己手上有几个螺螺，因为纹路都不规则，或许是一个螺螺也没有，这样的是什么命呢？谚语里没有说。

　　点状元和挑屎卖的命大约都还和我以及堂兄妹们无缘，打草鞋正是当时过的日子，当队长的三舅，就在火屋里架着一个草鞋架子，过一段就要打上一双，我们都不觉得有何稀奇，连自己肯定是穿过草鞋这件事也淡忘了。比较让人产生心思的，是住瓦屋。

　　但是住瓦屋的命似乎是都有，又似乎是没有了。因为我到底是和多数人一样，走出了筲箕凹八道河，离开了高山上数不清的祖辈居住的石板屋，到了低山又进了城。但是进城不等于住瓦屋，几番辗转之后，终究租住在北京钢筋水泥的楼房里，既非石板盖屋，也并没有瓦顶。大多数的堂兄妹表兄妹，也都在低山镇子上起了楼房，有的戴着一个瓦顶，只是瓦底下的层数太多，有些遮不住，离开想象中瓦屋的样子了。

　　倒是童年住过的几间石板屋，留在老院子里，日晒雨漏，还靠着土墙的腿脚，忠厚地站立着，保持着先前样式。童年记忆中的样子，像经了纱布过滤一样，反倒渐渐地清晰起来。

　　石板屋是青的，用的是开下来的青石板。

　　我总觉得开石板的地方一定会有水，这样才能涵养出来那样的纹理颜色，可以像青布一匹匹揭下来。背在背篓里的时候，似乎还在往下滴水。因此石板屋永是阴凉的，即使在盛夏，暑气也被石板中的青气吸收尽了。

　　开石板的地方是在大队上面的寨子湾，这里出过一件事情。小学的一天，人们忽然从大路上跑来，说是冉家老汉开石板打死了，冉老汉是班上一个同学的爹。

　　这是一件大事，停了课，我们都跑到路上去，看见一副架子车下来，四周围着大人，都是青布衣服，车上依稀躺着一个受红伤的人。说是小娃子见不得红伤，我们因此不能近前去，只感到那个青布的行列，包围着红色，或许还在流淌。是像刀般锋利的石板划出来的。

　　对开石板的地方，有了一种畏惧之心。以后见到，是在溪水对岸，原来由缓到急的半坡，已经开出一个断茬来，露出里面的层次，像是一条延伸中被斩断的树根。这样的地方，难怪含有危险了。堆积的石渣膨胀起来，似乎收不住。心里似有一种担忧，一直这样地开采下去，要到哪里是头？

　　像是出了灾殃之后，这地方就不祥，开采停止了，下面堆积的砂石慢慢萎缩下去，没有到达溪边，改变这里的一切。倒似乎是一件好事情。

　　但建造石板屋并未停止，又是到哪里去开的石板呢？山的褶皱藏起了内情，很多秘密地点我不知情。

　　盖屋子的程序，到背石板上墙，是最后一道了，要请全队的人，做好一队人的饭。

　　我记得幺舅家盖屋的情形，在一片斜坡上，又搭起了斜梯子，背石板的人，一步步一个个地走上土墙去，上面的人接下来，递给蹲在檩子上挪动的人，搭配方位和大小，一片一片盖出屋顶来。石板每一块都带着茬口，背的时候是竖起来插在背篓里，还保留着刚开出来的峰垛形式。盖出来却大体平整，先用手工割出的小块石板码齐了屋脊的茬口，压上一线石头，不用一匹瓦，也不抹水泥浆，能够下雨不漏，风吹不透，那种庄户人的手法，我总归是没有完全弄通的。随着坡度，从上往下铺展，下面的茬口，都盖在上面的石板下了。到了屋梢，把整齐的一面摆在外面，略伸出椽头，虽然没有瓦当，却可以借上面石板的重量，造成遮阴蔽墙的屋檐，又能不滑落伤人。我那时没有见过女孩子的裙子，要不会想到一幅青布的百褶裙。

　　石板的分量极沉，或许是因含着水，再劲大的人，背不上七八片，一座房三间屋面，总得成百上千块的石板。路程又远，都藏在湾里面，总要四五里山路，隔一两架山，因此要全队的男人出动，络绎背负往来，保证屋上的供应不断。全队的女人则搭起棚子，供应饭食茶水。

　　除了人力的必须，也含有一种意思，这是除了婚丧嫁娶，一家单单有的大事，不能怠慢。其实从下根脚开始，慢慢地到打墙架屋梁，钉椽子檩子，已经费了无数的人力，欠了诸多人情，借着盖石板封顶的当口，好好答谢一番，因此人必定要全到，菜必定要八大件，能有的都拿出来。因此相比起红白喜事，倒似乎更为庄重。至于屋梁上护红纸挂绸子，我倒没有印象了。

　　石板屋顶盖好了，先前孤零零站着的四堵土墙，为怕风雨苫盖着茅草，现在就成了一座屋子，不仅自身不再怯风雨，还可以遮蔽一家的生息，繁衍日子和人口了。和以前茅草屋顶不同的是，石板屋顶不仅可靠，还带着一股脱离人世的青气，有些理想的味道，和穷人穿的刚洗干净的青布衣服一样。

　　茅草屋顶是更老的。我出生的年代，只赶上了它的末期。队上姚家的房子，是现成的最后一座。茅草其实用得少，成捆的青蕨叶扎起来，简直像是纸厂里的打火纸，压成一厚叠一厚叠的，等到蕨叶干了，变成褐色，像棕鞋底一样纳成了屋顶。雨水顺着鞋底流下来，并不会穿透鞋面。冬天就算没有楼板，屋里也不算太冷。这样的屋，就跟一年到头穿得厚厚的庄稼人似的。

　　但是茅草屋顶太麻烦了，每年春天都要换一层。更要命的是怕火。屋里没人不敢留明火，烧柴火不敢使劲敲碳末，怕火星升到屋顶上去。除了人为的火，还要怕天火，最怕的是扫把星的火。王母娘娘嫌贫爱富，拿扫把星在天上挥来掠去扫场坝，扫到哪里就是一股火星，最怕扫到穷人屋。姚家的茅草房子就是一颗扫把星烧光了的。

　　大人们讲，那年姚家刚喂猪，屋里搁了半缸猪油。正月十五一颗扫把星从大莓梁上下来，对直掠到姚家屋上，顿时火苗子起来。姚家人还没睡，赶忙跑出来，队上人都去打火，却忘了半缸猪油，烧着了之后火势冲天，根本泼不熄，三下两下一座屋烧成灰，屋里的东西都没怎么抢出来。房子虽说是队上帮助，半年又盖起来了，家底却空了。大人说扫帚星晦气，扫到了之后不光当年受穷，还要一辈人受穷。果真姚伯娘生了三兄弟，个个是手脚齐全的小伙子，却没有一个顺当娶上媳妇，始终翻不过身来。endprint

　　我常常眼前现出这场大火的场面，在沙坝的小路上，看到冒着火的扫帚星划过天空，落上姚家的茅屋。烈火熊熊腾起，就像矮小的茅屋忽然长高了，长成一个威严怕人的大人，这么远处都能感到它的火气，听到毕剥的声音。但是很快，大人的火气烧完了自己，忽然，坍塌下去，彻底趴在地上了。一座房子的一生就这样一会儿走完了。地上只剩了厚厚的灰，就像一个火粪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是真实的情形，还是从大人的讲述来的想象。有关茅草屋的事情，实在太陈年了，说不清人们是什么时候换了石板，并且一下子手艺就精巧起来，彻底告别了茅屋时代。石板是高山人们盖屋的最后一种形式。

　　二

　　石板盖成了屋之后，屋顶下不像茅草屋那样完全黑暗紧沉，而有无数的缝隙，透着各样光线。白天太阳大的时候，屋里会有两三条斜射的光柱，人的身影穿过光柱，灰尘就腾起来，过一会儿安静了，慢慢地上升，被阳光镀成了金粉，完全不是平时的灰尘了，光柱也像黄金的颜色。在黑暗的退堂里，这样的光柱是自然的光线，用不着明瓦。

　　晚上有星星和月亮的光透进来。虽然不像太阳光那样明显，却能够感到，像是青石板变薄变透明了，屋子里不是完全黑暗，有一种幽微的光。大月亮的晚上，也会有微弱的光带，不像金粉，却是青色的纱布，带着清冷不可触的质地，叫人想见以后课本里学的“皎洁”。

　　楼上是另一个世界，家什像大人们，隐约现出敦实的身形，背后遮着厚实的黑暗。家什有烟筐、背篓、窝箱，喂蚕子的一摞屉子和簸箕。烟筐总是扣着，里面藏有什么东西。身形越厚实，身后的黑暗越多，小孩子越怕，可是家里越富足。在大队上看了抓特务的电影《雾都茫茫》，爬梯子上楼口，我心里会想到拿油灯走进黑暗阁楼，面对生死的那个感觉。可是到底不一样，这些家什不是特务，是自家人，虽然上了年纪，含着威严。

　　一个家的底子都在楼上。只有烘干了的东西能上楼，包谷是最多的，洋芋要烂过一阵之后挑选出大的，要是有一处光柱漏下，洋芋堆就会长芽子。核桃在楼板上，有一方领地，板栗在泥巴封口的坛子里，冬天会变得有一点秧（萎缩），又甜上了几倍。秋天队上分过了果实，妈妈蹲在楼板上，拾掇身边一片核桃的领地。我们家缺劳力，那片领地自然不算大，或许妈妈心里还在发酸。可是对于梯子口打望的我来说，面积却已经不算小，我总想先拿到一个，可是妈妈很严格，不会轻易让我动那片仅有的储藏。

　　我家的楼起初是竹棍编的，踩上去吱嘎作响，不敢轻易上楼。以后起了两间新屋，镇了木板楼顶。我家楼上的东西也渐渐多起来，那架竖起来的高梯子，有时被我私下翻过来，搭在了楼梯口，上楼找吃的。我的身体长大，心里不再胆怯，像是主人前来视察，惊起老鼠腾腾地逃走。三舅家的楼顶我也上过，比我家的宽阔，四通八达，就像另一个深藏的屋场，多少让人感到畏忌。以后我走的地方多了，看过一些深宅大殿，知道楼上总是和楼下不同的一个地方，不能轻易上去，即使是一幢石板盖土墙的屋子。

　　石板屋顶是和土墙连着的。土墙就像很敦实的腿脚，从土里站起来。下好了根脚，拿固定的夹板一板一板地筑，要用上好的黄泥巴，筑得两面打颤，人站在墙上像在晃动，就算是筑结实了。筑墙的工具，是两人扶的夯，底下带一个方秤砣一样的木墩子，或者一个人拿的长把的杵子，一下一下地杵，把黄泥巴捶得黏黏的，跟糍粑一样。这样的墙立起来，有石板遮住了风雨，几辈人里就倒不了了。要是夯得不够瓷实，土里有杂质，年代深了就会裂缝。这些高高低低的工具，像是一群庄稼人，土墙房子少有人造之后，不知收到了何处，再也不现面了。

　　夹板筑墙的时候，要用两根轴穿过下一层的墙体上固定，因此留下了墙洞。楼下的墙洞堵了起来，楼上有的又被孩子们掏空，上了竹编或者木板镇的楼上，就能看见一两处墙洞透光。在夜里，墙洞像是房子的耳朵，听着远处的动静。把耳朵贴在墙洞上，里面有呜呜的回响，像是从无穷尽的深处发出来的，使人怀疑房子里面，还有个更深的来源。

　　手伸进墙洞足够深，可能会掏到鸟窝。有的墙洞只有薄薄一层土，鸟嘴从外面啄掉了，在墙洞里筑巢。最多的是麻雀，也有顶小的山雀，头上带一点微红的黄，土名喊金子飞。掏到了雏鸟或蛋，小孩子对更幼小的命是无情的，自然是折磨死掉。但是危险并没有完全阻止墙洞对小鸟的诱惑，毕竟在遮蔽风雨上，比树丛和岩壑牢靠得多。

　　多年后我在北京的天通苑，发现没有装空调的人户，预先打下的空调眼都被麻雀占用。连工地上挖出的大坑，也会做满了燕子的巢。面对人类的巨大庇护与危险，一次完全不顾后果的投靠，这样的诚心，不足以感动匆忙的人心，却可能得到疏忽容忍。对于孩子们的掏窝捉鸟游戏，只要不引起危险，大人们不赞成，也不制止，让小鸟去面对自己的命运。

　　墙洞深处也有别的危险，老鼠，有时还有黄鼠狼。土墙除了人用的外面一半，里面是老鼠的领地，它们是地道战专家，土墙的天敌。一条筑墙时不检点留下的裂缝，就会被它们成年疏通成一条隧道，上下往来的大路。没有外来物可以进入，人的势力到洞口为止，猫也只能止步在洞口。黄鼠狼可以缩了身体进入，它是老鼠的魔王，可是它更喜欢偷鸡，因此被人类赶杀，远远地离开房子。蛇也会钻洞，但只有很少的时候，会在楼上现身。墙壁因此成了老鼠的领地，胆小的它们不介意隔着墙皮闹出窸窣的声响，以及求偶的吱吱声，提醒人们它们和看门的狗以及打呼噜的猫一样，是家的一部分，因此叫做家鼠，和田野里的药老鼠以及荒地上的拱老鼠地位完全不同。它们并非小鸟那样的前来托庇者，也不指望得到庇护，但也不会自动退场。

　　有一年，家里养了长毛兔，最初的两只种兔昂贵，耳朵上都打着淡蓝色的钢印。这个在爸爸口中神秘的徽章，似乎是个保证，托付了我家致富的全部希望。入冬母兔下了第一窝仔兔，还没有出世，就被亲戚邻舍订下了。仔兔闭着眼睛，红红的身体没有长出茸毛，母亲用棉花包裹，盛在西药纸盒子里，晚上放在炉火边不远处。大清早听见妈妈压抑的啜泣，挣脱睡意起床一看，小一点的那只仔兔，被老鼠把背上咬缺了一个槽，只剩下一口气了。到了下午，仔兔就死了。我们含着眼泪把仔兔葬在院坝坎子里，咒骂着老鼠。晚上没有办法，还是把大一点的仔兔放在火边，妈妈没有睡着，一有点动静就呵斥，起床去赶。这样过了几天平安无事，仔兔睁开了眼睛，红红的肉体上长出了一层绒毛，体型也大了些，觉得老鼠不大敢侵犯了。晚上妈妈也睡了个安稳觉，谁知道第二天起来一看，仔兔的一条腿又被咬残了。endprint

　　晚上不敢再把仔兔放在火边，移入笼子里，受冻加上病痛，拖了半个月，越来越瘦，仔兔到底是死了。那个冬天我家致富的希望，就此断绝。妈妈哭泣了不知多少回，我们咒了老鼠不知多少言语，却毫无办法。兔子是爸爸弄回来的，老鼠却是这屋子里原有的东西，我们要赶走它，除非自己先搬走。

　　如果一户人家搬走了，带走了粮食，不再打算回来。第二天，墙壁里老鼠的动静就完全没有了，它们知道了人的心意，明白这座房子已经死去。这户人家也将面对完全不同的命运。它们和人一同离开，却各奔前程，不留下什么情分。

　　燕子是唯一生活在石板屋顶下又得到庇护的动物，在知事的年份，大人们都会正式告诉小孩，不能捉。人们还在大门上首钉木板，供它们搭巢。它们也像完全懂得自己的身份。没人见过一只燕子和麻雀飞在一起。它们出现时，麻雀似乎就自动消失了。连猫也不再蠢蠢欲动。

　　燕子的房子和人一样，也是泥筑成的。它得到庇护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技艺比麻雀高得多，叫大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小孩子们从小也养成了忌讳，知道尾翼和自己的裤子一样开叉的燕子，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鸟，不能触碰。很少有小孩会去触犯这条忌讳，大抵是坐在门墩上，一边吃饭一边歪着头看母燕子喂儿，习得少有的一份安静。

　　但从童年起，我在这情景中，会忽然感到莫名的担心，他们会忽然之间按捺不住，站起身去捅那个窝，打破世代流传的默契。也许因为我自己有这种冲动，就像踮脚站在木窗前，蘸着唾沫，捅破一层新糊上去的窗户纸。大人们或许也会淡漠，因为世事灰心，或者哪天大门上有燕子屎。一层纸怎样保护这种小鸟，倒不如老鼠的不存幻想，待在人类的指尖之外。人也对老鼠保存一份禁忌，在九月重阳后留出一天，给老鼠嫁女，这晚上人不能到灶屋去，防止撞破了。像是黑泽明电影里小孩子撞破狐狸嫁女的情形。

　　蛇藏在根脚之下。在大人的传说中，它们可能会晚上爬到小孩子的床铺草下面，做枕头，假如小孩子白天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但这样的事又从未真的发生过。对于蛇，大人们比对老鼠更不容情，有一年三舅和付哥哥一起，刨开了一处根脚，用硫磺熏，要把一条黄汗蛇除掉。这条蛇究竟除掉没有不知道，但以后没有再现面。有时候后檐沟也会出现蛇。对于打蛇这件事，有时也有莫名的畏忌，或许触犯了地脉，或者祖宗的灵魂。和房子有关的一切，并不能轻易触动。三舅那年不顾舅娘的拦阻，非要熏蛇之后，下半年坐在院子里乘凉，对面山上双梁队修公路放炮，一截树根像蛇一样远远地飞来，对直打断了他的胳膊。

　　地上有蚂蚁窝，就算高处看不见了，趴在地上，总会看见极小的蚂蚁来去。提着开水烫也烫不完，只好算了。总会有蚂蚁穿过屋子地面，进行陌生的远征，像个孩子在世上举步的孤零。弯下腰看久了蚂蚁的世事，直起腰就头发晕，一时缓不过神来，回到人世。

　　风吹过了石板屋顶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一年快到头了。屋后面的秤砣梨树越长越高，远远地挑到了屋顶上去，成熟离把的梨子，隔三岔五地重重落到石板屋上，每次都像一起小小的事故。雨不再像夏天那样，急骤地打到石板上，先是像撒铜钱，跟着声音连成一片，每个单独的声音都消失了。石板上腾起了水雾，急流从石板上下来，有时倒灌进了石板缝隙，像细流从屋顶挂下来，需要拿大盆小盆接住。有时所有的盆子都用上了，雨水在堂屋里滴出了一个小水潭，就像家里有了一口水井。危险的是靠墙头的地方漏了，雨水冲开了墙头，成了泥水的壕沟，这是最危险的事情，赶快要上去拣盖。没有一堵土墙经得起雨水鞭子的抽打，它必须严实地遮蔽在石板屋顶下。雨水顺着屋檐冲下，挂上一面厚实的帘子，望出去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每座房子都是一幅瀑布，四面下垂，整个夏天，我们待在瀑布之中。

　　秋天来临的时候，要拣盖屋顶，看看经历一个夏天冲刷后的损失。熬过了沉沉坠落的雨季，青色的石板可以在秋月下和我们一同入睡，领受风声，不再害怕显出单薄透明。夜里清霜的剥蚀，就像做一场梦的代价，心疼了，醒来却并未付出，看上去不真实。因为石板屋顶下没有造烟囱，青烟一升起来，顺着石板的缝隙一跑，整个屋顶的霜就消散了，只留下湿润。冬天雪的重量，也像是身上添了一床被子，不是真的重量。太阳出来，灶屋上方的一块最先消散，像是课本上白区中的根据地，然后四方拓展，很快雪的势力残缺不堪，只有一些地方还停着顽固的小块。屋檐滴下了水，又凝结成冰凌。冰凌在屋檐下挂起了另一道帘子。

　　透明的凌冰啊，你不像夏天的雨帘无从穿透。你的身体在有无之间。趁太阳还没有把你消灭，拿根竹竿一触，你就下来了。下来时已碎裂成几节。你就像奇迹不能拿在手上。一送到嘴里，立刻融化了，冰凉中带点青涩的苦，也就尝到了石板屋顶的味道。有冰凌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是奇迹，是水晶帘幕的宫殿，一无所有却富足，就像年节一天，抵过了终生的贫瘠。

　　瓦屋是高山的孩子不熟悉的。只听说下白果坪乡政府路上有个瓦屋场，大人更多叫花屋。花屋的意思，我一直不真正明白，长大后知道是雕梁画栋，因此它不是平常的瓦屋。那是八道河最大的地主家的房子，地主刚解放时被斗死了，儿子参加“棒棒队”被打死了，房子都分给了贫农，住了好多家，后来添了儿女，实在住不下了，又出去起房子。

　　有一回白果坪放电影，还有一回来了一匹马，大人小孩都跑下去看，来回路上依稀看到路里边的一坝房子，被外面几间土房遮住了，露出一两个带着瓦檐的墙垛，刷着白粉，似乎是雕着花，跟任何房子不同。听说里面还有鱼塘，天井。由于一种说不出的畏忌，对于这幢离出生地最近的花屋，我一直没有真正地走进去看过，在我看过了远近好多别的花屋之后。

　　前两年回筲箕凹，在花屋路边上看见两个老婆婆蹲在大门槛里面掐四季豆，其中一个比门槛高不了多少，忽然想到，这就是小时候一直听说的舒家矮子。三舅娘说，她生下来父母嫌是女娃，不想要，在月子里用酒和糯米掺着白糖猪油喂她，想噎死她，谁知她活了下来，却蒙了心，不长个子了，成了两尺半的矮子。嫁不出去，在家里当老姑娘。在我的下意识里，她已经很早地消失了，没想到她还活着。endprint

　　我们这里不产瓦，没有瓦窑。在大队往下走的溪边，似乎有一座窑，还专门箍了一座石拱桥，看上去老得有一百年了，青苔和茅草已经把它周身加厚了几圈，看不见石头的质地。窑也和桥一样老，完全塌下去，只看得见一个宽阔的窑口，说不清以往是烧什么的。大队往上走，过了寨子湾，有一处汪家纸厂，还看得出来化纸的池子和两处木头穿架。听说汪家以往也是地主，虽说没有留下花屋。那这座窑应该是汪家的，用来烧石灰还是窑碗之类。

　　幺舅舅过喜会的时候，碗不够用，从杨家坪三家公家拿了一整套窑碗上来，装了两蒸笼。这些窑碗听说是细窑的，土改时候从地主家里没收的。这些窑碗是不是从这口窑里烧出来的。除了四川人赶大车捎过来卖的坛子，窑碗是我童年见到最接近瓦的东西。

　　三

　　“不好好上学，就去王铁匠家上门，还能住瓦屋、吃米饭。”

　　初到低山的几年中，对于瓦屋的印象，总是蒙着这句话的阴影。王铁匠是广佛镇那些年的著名人物，他的铁匠铺子挨着公社拖拉机站，成天到黑在冒火星，比后者红火得多。膨大的风箱，呼呼的声音，炉膛里闪动的火焰，就像一小团打不散的秘密，铁砧上捶打变软的通红铁器，四溅的吓人火星，焠入水中咝咝冒起的青烟，都含有神秘，加上总是和徒弟露着结实得像铁疙瘩、闪着油光的胸脯，似乎完全不怕火星的王铁匠，自然并不使人讨厌，连倾斜的屋顶也含有吸引。

　　但妈妈这么说时，仍旧觉得，她的口气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王铁匠的三个女儿，自然更是让人畏惧，听说一个是傻子，一个是哑巴，王铁匠娶了一个半愚子老婆，又一气生出这三个女儿。他家的瓦屋，则远远没有铁匠铺高挑气派，在公路旁的坡上，小小的三间，主要是看上去太矮，像只有石板屋的一半。似乎没有刷白粉，从公路望上去，瓦顶也就不起眼。屋子里看上去黑黑的。这样的屋子，看上去有点使人畏惧。至于他家的白米，在两重阻碍之后，吸引力也就有限了。

　　爸爸带着我去一户农家出诊。

　　医院和区公所、粮管所几家大单位在一处台地上，望出去一坝稻田，零星的一些房屋，像有一条无形的线。穿过坝子，爬上另一座小山坡，到一户正好在山坡上的农民家里。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瓦屋。

　　它像是孩子建造的，完全是黑色的，似乎不到成人的高度，比王铁匠家的瓦屋更矮。我很意外我和爸爸还有男主人能够走进去。没有椅子，似乎由于房屋高度的原因，都坐马扎。地面和石板屋睡房的地面一样，光滑中有无数小小的凸起，似乎是脚趾一点点踩出来的。地当中摆着一条板凳，上面搁着两个小碟，或许三个，里面是葵花籽和白色的糖衣果子。微白色的果子和瓷质碟子，在这个黑暗小屋里的呈现，像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

　　病人躺在房间里处的黑暗中，伸出枯瘦的手给父亲问诊。男人伸手抓点心招呼我。他微笑的面貌和手背的筋脉，似乎有一种低山田坝农民的特征，和高山的人不同，就像水牛和黄牛不同，也像这座小屋子和石板屋的不同。

　　那些年，低山的农民似乎个子要矮一些，很多人脖子上还挂有一个瘿包。只是牙齿似乎由于吃白米，比高山人的黄褐色牙齿白很多。他们的屋子虽然是瓦顶，土墙的质地却比石板屋差很多，墙壁粘着稻草，像是这里常见的癞子头。我看不出住这样的瓦屋，一定是命好的标志，似乎倒要庆幸自己没有三螺四螺。

　　其实我家已经住上了瓦屋，就是父亲工作的医院大四合院阁楼上。公家的房子才会有这么大身架，但我们住在其中并不觉得，或许由于阁楼面积小。上一架楼梯，走过深深走廊，两边另有木板隔出的两间房，住着单身医生以及媳妇在乡下的周大夫。尽处一扇门里是我家，同邻居是土墙隔断的，却只是一间房，父母和我们之间的起居无从隔断，中间连一幅帘子也不拉，收在不大不小的两张棕床上。打棕床是爸爸从前人学的，楼板承不起沉重的木床。

　　楼板咚咚作响，下面就是医生办公室，看上去也没有结实的檩子支撑，和筲箕凹的土屋完全不一样，似乎就是板子钉在一起。楼板中心似乎还有点凹下去，靠两边扯着。我一听到父亲嘭嘭的脚步声，心里就会生出回响，慢慢地心里的响动超过外面，外面的人就缩起来，变成一只小鼠。只有做功课时胳膊肘支着的窗前玻璃板上，压着一小方宁静，看见窗外贴近的瓦檐，和遮映的柏树，远处不真切的荷塘。隔着绿色窗纱，瓦檐带上了一丝青色。这么真切地看到瓦的里面，像纹路一样的层叠。两片采光的明瓦，似乎是半透明的，不同于玻璃，我从来没有触及它们真正的质地。

　　我们的屋似乎很少漏雨。糊在顶棚上的一张张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没有被打湿过。以前住的人贴的底子上面，加上了爸爸新贴的，底子泛黄，面子发白。密麻麻的字反倒成为背景，只是偶尔会引起我的辨认。大约是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胡耀邦，一路叠压下来。比筲箕凹老屋里楼板上的隐约山水，多了层次，却由于大片黑色的油墨有些气闷，倒是空白处一圈一圈泛黄的印痕，引人遐想。或许在那些年的睡梦中，那些密麻麻的铅印字体印入了我的脑中，使我从此不能摆脱文字。

　　贴着棕床的墙上，看得出一扇隐约的门，或者说是挖的一个墙洞，被堵上了，上面又糊了纸，像是土屋楼上的墙洞，只是有一个人钻过的身量。我摸着报纸或白纸，感到下面的这个洞，总是好奇又有种不安，不知道洞那边是什么。这座大四合院的楼上藏着什么呢，我是最贴近这个秘密的人，却又不能去探究。

　　我家对门的远角，也搭着一架楼梯，楼上是西药库房。那里和楼下的放射室一样含着神秘，只有一次我跟着周医生，看到了内情。是一间比我们这边大出几倍的房子，没有隔断，比筲箕凹老屋的楼上也大多了，各种箱子比家什堆得满得多，看不清后面的情形。这里不像中药房笼着一股药味，但也有莫名的气息，似乎更冷静，却也沉闷，让人不敢久作逗留。下了那架楼梯，我以后再也没上去。

　　或许也在那年，我上到了隔壁的楼顶，看到了封上的洞那边的情形。快到年底，医院里人显得少，隔壁底层的病房里空了，只有落着灰尘的两架空床板。还有扔在地上的搪瓷尿壶，灰尘中露出一点白色，和土屋里的夜壶很不一样，似乎干净，却也有一种更脏的感觉，让人不愿意触碰，像是尸体的干净。我站在病房当中，感到自己身上也落了灰，有一点畏惧。屋当中有一架转折楼梯，通向楼顶的黑暗，或许正是由于那点依稀的畏惧，我想要上去一看。我被一种莫名的东西支撑着，探脚走上了楼梯，渐渐走到楼梯口，上半身进入楼上的黑暗，然后是下半身和腿脚，像是往上又往下走，终于全身没入。实际楼梯口周围还有余光，眼睛适应之后，能够稍稍看出周围的事物。再往远处走，则完全是黑暗，伸手不见指尖。endprint

　　这边的楼板厚实，或许是因为落有尘土，我踩着自己的心，一步步向前走去，看到墙上有一个洞。这应该是和我的床边糊起来的同样的洞，通向另一进顶楼的黑暗。瓦屋顶完全不透光，连黑暗的影子也消失了，只有墙洞微弱的轮廓。我自己遮住了身后楼梯口的微光，走走停停，探着头脑，像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却又非常迟钝。我随时可以停下来回去的，我并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是洞自己把我吸过去了，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也许是命定的，一步步穿过那个墙洞，站到另一边完全的黑暗里。我半闭着眼睛，适应眼前的黑暗。

　　忽然间我“啊”地喊了一声，这是从喉咙里丢失出来的，声音不大，但是像石头扔出来那样短促。我的脑子和胸膛里的气息停止了，留在刚才那个时候，跟不上我的身体。对脸站着一个裸露着内脏的人，他比我高，我的鼻子差点触到树枝那样分支的紫色肺叶上。他的胃和肠子也堆在外面，鼓起很大一堆。这样子的人不能叫人，是死本身在裸露着。

　　如果窒息持续，呼吸和心跳长久地赶不上我的身体，我就要死去了。这注定了它不能持续很久，忽然有一道缝隙开启了，就像他的胸膛打开那样，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露着肚肠的人。难以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意识会那么快，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医学模型，我在西药房外面的窗台上见过，莫名其妙地搁在那里，被谁搬到这里来了。

　　这是我年少时第一次真正遭遇恐怖，面对死亡本身，即使是一具模型。在不透光的病房顶楼上。如果在星星点点微光的石板屋顶下，这一切不会发生。

　　有一年端阳，我家已经搬到一楼住，我和母亲在屋里，下午时分，似乎正在包青壳粽子，忽然下了急雨，雨水在对面的瓦脊上腾起来，带着烟雾。像戏台上的一支军队，刷刷地来回掠过，阵脚搅起了烟尘。中心竖起帐幕，指挥周遭的移动，变化万端，却又隐约有个中心，在意料不到的时刻，倏然散去。这是只有在细致分明的瓦楞上演出的阵势，和石板屋的乱无章法不同。瓦檐下却已流注成瀑布，院子四周的排水沟里都涨满了。这边屋檐下却像并无雨帘隔着。我不会包粽子，手里拿着青叶子，只是为对面瓦脊上的景象发呆，凉意扑面而来，透过了整个人，却又像青叶子一样，并不打湿。但我手中究竟有无粽叶，那天家里是否在包粽子，却不知是记忆，还是幻想了。

　　站在四合院里，往四周看上去，是宽大整齐的瓦楞斜坡，比一片下种了洋芋的坡地更宽广平整，田垄更细致。这是石板屋顶没有的，看上去像一个有文化的人。只有医院、区公所、供销社几个单位的大房子，瓦有这样的讲究，瓦檐处抹着石灰代替瓦当，似乎是和农民屋上寒碜的泥巴瓦檐完全不同的东西。瓦檐下则镶着长长的刷成一种经久的暗红色的木条，似乎以公家方式替代了雨搭，免于飘雨到阶沿上。墙壁抹着厚实的白粉，轻易不会脱落，除非是拐角遭到了我们这些练“铁砂掌”的小子们破坏。公家房子还有一两幢是红砖做的，没有白粉的涂抹，露着砖缝清晰简单的线条，从窑里烧制出来的微红色，似乎永远不会减退变脏。我喜欢红砖的鲜亮，一直都不会黯淡，不需要装饰。青砖却像一开始就陈旧了。那些年， 我觉得砖是一种属于公家的东西。

　　但真正窑里烧制的瓦当，和垂下雨幕的雨搭，我是在中学住的庙里看见的，学校占的是原来的广佛寺。

　　第一次到中学去时，房子还是好好的，只是完全没有了佛像，大殿和禅堂变成了各年级教室。飞檐上的花纹剥蚀，和每天早自习撞的那口钟一起陈旧了。高高的斗拱下，粗大的圆柱连着石鼓的柱基支撑着走廊，带着剥落的微红漆色。藏经楼黑暗紧沉的屋顶，摊开了学生的铺盖，变成学生宿舍的大通铺，脚臭、酸菜和尿骚味取代了经卷的油墨味。教室里的墙壁则大片剥落，露出墙砖。我们在其中上学念书，觉得这是一件天然应当之事，想不起来这里以前是一座庙，其间发生过什么。只是有时下雨的课间，不能到操场上疯跑，倚着带石鼓的柱子站在走廊下，仰头看雨水顺着有花纹的雨搭倾泻下来，成了书上说的扯成了一条条的瀑布。在我的想象中既然是瀑布，自然是和布一样扯成一条条的。依稀也能看见瓦当上的图案，像是几种奇怪的动物。这时会偶然觉得自己身处的这所学校有点奇怪。几年中学校陆续在拆掉一些房子，起新宿舍。柱子被移走，石鼓无用地堆在地上，也看见了一堆堆垛在杂草地里的瓦当，雨搭则似乎在雨天一天天掉下来，摔碎了。

　　到了初二的时候，学校大规模地拆除旧房子，我们看到飞檐被敲掉，上面剥落的绘画变成了一团团尘灰。拱门上的青砖一块块地被拆下来，一块有几尺见方那样大，这才想到庙墙是砖做的，农民都来要砖，说再没有这样的好砖，用几百年不坏。一直到很多年后，提起广佛寺，人们还感叹那些好砖，却不知这些砖去了哪里，垫了哪家的猪圈厕所。瓦和砖一起被运走了，那些瓦当和雨搭则全部扔下来摔碎了。被用作初二初三教室的正殿和偏殿就这样被拆除了，以前的庙一点痕迹没有留下，像它从来没存在过，除了广佛寺这个地名。建起了一座又长又高的灰色教学楼，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再没有第二座这样巍峨的大楼，站在楼脚这头，似乎一眼望不到头。

　　为了建造这座楼房，每个学生都分配了挖沙的任务，我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在山脚下的河坝里挖石头筛好了一百斤沙，又分几次背到学校。老师总是说，大楼靠水泥，这座灰色大楼的水泥里有我们的一份。当时我并不太理解水泥是个什么东西，水和泥加在一起，和大楼坚固又有些粗糙的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在内心里，我并不觉得这座灰蒙蒙的大楼亲近，倒是喜欢信用社那座三层的带着微红色的楼房，正面镶着碎石子，还带着一些圆形和三角形的花纹。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楼房，它不动声色地就在镇子上出现了。像一个不是真正长大的人，并不自信体格和力量，在不经意处露着幻想。在一篇作文里，我把它正面镶嵌的石子比作星星，得到老师一行长长的评语称赞。回想起来，它的结构也不是成熟的，微红色的肩上背着一道折弯的楼梯，有点像是背篓系，我一度以为，这是真正的楼房唯一的样式，直到学校的教学楼矗起，将三层宽阔楼道藏在内部。我和妈妈还有另外的叔叔阿姨们顺着楼梯走上三楼，去跳舞，或者说看跳舞，大多数人在看，只有不多的人跳。这是小镇上第一场舞会，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只有住在我家搬到一楼后隔壁的毛阿姨和乡政府的扬帆，是男的和女的跳，他们后来成了一对又闹离婚，人们都说嫁给文学青年就是靠不住。endprint

　　这栋楼房在几年中一直是小镇上最漂亮的，像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那时的信用社，也是小镇上最洋气的单位。但它的微红终究渐渐褪色，石子的星星黯淡了，墙体变得不干净，背篓系一样悬挂在体外的楼梯也显得过时，以后它经过了装修，改变了面貌，却终于淹没在层叠的楼房的背影里了，像信用社淹没在其他更新式的单位里。只有庞然矗立的大楼，可以在时间的背景里矗立。

　　四

　　高三暑假当中，我跟着哥哥去曹家湾，看望那里的曹家三姊妹。

　　曹家二姐是哥哥的心上人，他们从初中开始有意思，那时二姐已经考上了地区师范，哥哥在县城补习，两人仍旧写信来往。二姐是班上的美人，比我大两岁，我懂事以后，很以能有这样的嫂子神往。

　　有次我似乎受托于哥哥，到她的学校宿舍去，坐在她铺位上，翻看相册，看穿着白衬衫、剪了短发的她给我倒水喝，不同于记忆中的两条小辫，还有相册里的一条大辫子垂拂腰际，也是这样的用三个手指握着一杯水，小指微微跷起，不知是给谁喝，然而一样动人，似乎她天生适于这样袅袅婷婷的姿态。那时我并不知道，哥哥是由于产生了担心，才让我去看二姐，只说去找老同学，我还不明就里。这个暑假，哥哥由于同一种担心，才肯让我分享他的秘密，和他一起去曹家湾，临行还受到了母亲的鼓励。曹家姐妹的父亲是文教组干部，平时就是认识的，也算门户相当，只是要看哥哥的学习，似乎曹老师早就给了口风。

　　曹家湾是那个暑假前我心目中的神秘之地，在广佛通往李家坝的公路附近一条沟里，刚过分水岭，入口很紧密，树木也茂盛，只隐约看得见里面的房屋。我之所以肯跟哥哥去，其实是哥哥不经意提起的三妹勾起我的兴趣，却无理由对自己承认。

　　我们顺着沟口的小路往里走，经过几家人户的瓦房，然而更多的是树木和草垛，似乎这条小湾里特别爱种果木。这是一个里面开膛的地形，曹家在最里面，场院却最开阔，连带着几片青黄稻田，前面几户人家都成了过渡，这条沟里也只有曹老师一个搞工作的。院子和前面一样种满了果树，还有两株团团的桂花，却遮不住三间大瓦房的宽敞，我似乎第一次见到这样轩敞的农家瓦屋，没有印象中屋子里的黑暗忌惮。屋墙内外涂着白粉，地面整齐，然而屋梁上没有五角星和红色木板的装饰，仍旧是农家屋子的平和。或许那条沟里的其他几户农家，墙壁也涂了白粉，白粉墙就在那几年里兴起，改变了土屋的印象。

　　来访似乎是事先知情的，或许还有提亲的意味，三姊妹都在，我们受到热情欢迎，从大人和三姐妹，主要是其中透着真的亲切，能够实在地感觉到。等待煮肉吃饭的间隙，我们在南屋窗下打牌，阳光那么充足，简直使人意想不到，却又没有一点炎热的感觉。由于有五个人，打的是跑得快，最末的要被罚蹲下，年纪小的三妹成了经常被罚的对象，有时好不容易刚坐起来又蹲下去了，二姐则似乎有意陪着她蹲。我真担心她蹲坏了，又唯恐她过于纤细的手肘，会在上翘着拿牌时不经意地折断，那看上去太纤细又近于透明，肘部过于尖锐，像是不经意地点到我心上某处，有点不可捉摸的疼痛。连同她话语的声气，和鬓边随微风飘动的单单一缕发丝，似乎脱离了别的头发，在我心里勾起一种可爱又可惜，无从把握的感觉。三妹显然也感到了什么，有点轻灵又分外沉静，那天的牌局像是永远也打不完，像木格窗的阳光一样无穷无尽流淌，虽然辛苦，却没有人要散场，直到温柔的母亲来喊吃饭。饭局是在不明不暗的堂屋里进行，和老家的石板屋一样没镇楼板，看上去空间并不低矮，挂着一幅严肃的中堂。大约瓦屋下面就该是这样的气氛，像三妹的神情动作，天然出生在这里，穿过谷垛、猪圈、门槛和微风，灵巧和严肃都无处不合适。

　　走的时候，三姊妹在一棵枇杷树下送我们。枇杷是低山的水果，就和穿着白衬衫的三姊妹一样，我在高山的时候没有看见过。

　　那次探访后不久，我离开了家去西安上大学。开学后一周，母亲在阁楼上去世了。

　　那时我家在各个区乡辗转几年后，又回到了广佛医院，依旧住在以前的阁楼上，似乎医院里没有别的地方，这座阁楼是专为我们留下的。我记得家里为庆祝我考上大学摆席，亲戚们团转坐了一大席，楼板颤颤悠悠，大家举着筷子又担心脚下，恐怕忽然坍下去了。这种事故并没有发生，楼板似乎能承受比它看上去要重无限多的重量，就像体弱的母亲一样。但母亲却忽然去世了。

　　家里瞒着我，直到班主任老师写信给我，才得知母亲的讯息。寒假回来时，母亲被埋在小镇的山坡上，青石头垒起的坟墓，覆盖零落积雪，露出来不及长成的细小草茎。这是母亲一生中住的最后一间屋子，像是没有足够的蕨叶盖屋。

　　阁楼里母亲的东西都被收了起来，一些好衣裳都不见了。据说连一块手表也被人拿走了。打开两个橱柜，见不到和母亲有关的东西。为何收拾得这么干净，只存留尘灰。柏树显出青黑，和瓦片连成一体，窗纱褪色了。自从我来到这座阁楼上，它一直没有换过，我却是在今天才发现。楼板不再咚咚作响，它吸收了声音，连同这里发生的一切。这里有一个谜，就像墙壁另一面黑暗的阁楼上隐藏的，像那些天棚报纸上泛黄的奇怪纹路，我永远无法猜透。

　　在这个冬天以前，哥哥没有考上大学，和曹家二妹的关系中断了。我和三妹急骤地开始联系，又戛然而止。一切在那个半年都像是带上宿命的性质。

　　开学后不久，我给还在平利上高中的三妹写信。她回的信总是折成鸟的形状，大约是当时中学的风俗。母亲去世之后，我们信件的密度很快地加大，只是记不起信里说了什么，或许是小心地避开了母亲的事，我们都不知怎样去触碰。到入冬的时候，我要她寄张照片来。她开始不愿意，说最近没有去照好的，只有一张照得不好。后来被我一再强求，终于寄了来，预先说不好你别生气啊。

　　我仍然吃惊了，照片上完全不是夏天阳光下微风里那个少女。她在一家照相馆里，裹着一件防寒袄子，样式很土气，人显得臃肿，完全没有了纤细的气质，有一种灵气从她身上逝去了，一切变得和先前无关，无法理解。在学校的喷泉水池边，我由拆开信封前的忐忑心慌，变成打开照片的失望，又渐渐转为一种愤怒，似乎心里有关夏天的记忆，被她粗暴地换掉了，她有义务保护好那段记忆，却放任自己这样猝然转变，像是一种背叛。所有的后果应该落在她身上，即使她事先说了担心我不喜欢。我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恼怒，被照片上的这个她深深冒犯了。endprint

　　我决心惩罚她。把她的原信和照片装进信封，寄了回去，没有附上别的话。把信投进邮筒前我犹豫了几次，信封悬在入口的缝隙上，但最终带着一种不计后果的态度，往前推了一下。

　　她不久就回了信。我想象她收到信后起初欣喜，到启封后的茫然，以后的伤心。这些我都想得到，就跟我自己打开装着照片的来信前的心理活动一样。我犹豫了很多次，但想起那张让我不快的照片，一种废然和不管不顾的态度让我没有再写封信给她。一切可能性都被那张失败的照片堵住了，即使我其实明白这并非等于她本人，她不可能在一个秋天完全变得和夏天微风中的少女完全没有关系，就像她在回信中哭着说的，一张照片就比人重要么。但一种被冒犯的愤怒让我打消了给她回信的念头。在十七岁的年纪，似乎没有什么是显得比一张照片给我的不快更重要的，没有什么能要求那个夏天的记忆让步，特别是她本人。

　　她没有再来信。那个秋天的叶子都飘落了，堆积在上下课的路边，有时我会感到怅然，但似乎并不后悔。后悔似乎是不应当的。许多年后我明白，十七岁的感情中有完美的幻想，却容不下温柔。我们像年少时剥开青蛙或者掼碎一片玻璃听响声那样忍心，无所顾忌地对待自己和别人。也许并不是我做了那些事，是一种无形地裹挟着我的冲动，报复着那个夏天微风的下午，纤细的肘尖触及心的疼痛，就像带走妈妈的力量那样盲目。

　　大年初二，哥哥说要再次去曹家，探一下二姐的态度。哥哥只考上了职中，这半年他们只通过两次信。他想最后试一下，要我陪他。我很忐忑，却由于一种说不清的心情，或许是经过了一个冬天的时光，让一些感觉回复过来，答应了跟他去。

　　我们再次走上了曹家湾的小路。冬天的风物完全和夏日不同，半年竟像一切改变。果树疏落了，小路枯黄下有点坚硬，结有凌冰，土皮像是变薄了。整条沟变浅了，也像是大姐二姐脸上的表情。三妹在家，却只出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见她。我看她的样子，虽然穿着冬衣，不是夏日的纤细，却也并不像那张照片的样子。大姐二姐还很奇怪，喊她过来她却不肯。我发现一个人要想见到一个人，先前有多容易，眼下就会有多难，即使是在同一个瓦屋顶下。大姐和二姐是否知道我和三妹的事情呢？看起来似乎知道一点。但我并不是这次拜访的重点，哥哥和二姐的情形，对着面却无话说，也小心地不提及母亲的事情，大人也似乎有所顾忌，说留吃饭，哥哥说家里还等着，我们就辞行了。三妹没有照面。

　　外面的公路边，有大片的水田，结有薄冰，像一片片破裂的镜子，又带着镶好的弧线。太阳落了，风有点冷，这一天是传统的不出门，路上很少有人。哥哥平时不怎么跟我说话，这天却跟我讲了不少，他和二姐的往事，这半年他的心情，他为何没考上学，只上了个职中。哥哥的话一句句随风飘散，我遗忘了细节，只记得他低沉回忆的声音。我也把三妹的事告诉了哥哥。哥哥听了说你呀，难怪三妹见到你不好意思。这是我和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地谈话。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分水岭。

　　从分水岭往下走，两旁有了人户，都张挂着灯笼。一处坡上灯光洒落下来，还有猪叫的声音，让人觉得奇怪。哥哥谈起了还住在筲箕凹老屋的时候，有一年妈妈带他去逮猪仔。对面一处山坳，两旁封闭得特别完整，像一个天然的院落。山坳里人家的瓦房很整齐，白粉墙像是新刷的。檐下三盏红纸糊的灯笼，微红的灯光洒落在雪地上，完完整整的一块雪，又有点发蓝，保留着来去的脚印。这个院落的灯火像是永远如此，一直都不会有变动，储存着雪地上的温暖。

　　我和哥哥一直走到家里，饭已经吃过了，镇子上有个地方传来稀落的炮子声，似乎只响了一两下。我们像是再也没有过那样的夜晚。

　　五

　　不知道从哪一年，山村的房子都刷了白粉。缺少石灰窑，用的是一种石灰和煤灰混合的东西，刷上后带着淡淡的蓝色。

　　就像一阵风吹过，所有的远山近岭，看得到的房子都刷了白粉，只有最穷的人家，还保留着不易辨认的土色。我喜欢白粉的墙壁，像一些总穿着不容易弄脏的新衣的人，虽然还是石板屋顶，却像就此永远摆脱了贫穷，再也没有更好的境遇。

　　每次在路上看见这些房子，我就想山坡永远停在此时，再不要有变动。

　　但是高山房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出外打工。每个年节，满车的人挤在公交车里，和我一样的视线里远远掠过山上的白房子，在县城和镇子上下车，背上大包小袱，走上山岭去那些似近实远的白房子。

　　低山农民的瓦屋，似乎还保持原状。在一些人住的房子附近，意外地保存着茅草的屋顶，用作牲口圈，或是五保户的住处，落在瓦屋中间，再也没有动静。这些茅屋或许并不耐受风雨，看上去却都有几百年年纪，像是里面的穷人，在年轻时就衰老了。

　　瓦屋里面的人也少了。听人说曹家三姐妹都离开了曹家湾的房子，二姐教书，三妹没有考上大学，去了天津打工做生意。那时去县城的车路没有改线，有时我坐车路过李家坝一带的房子，看到院子里安静无人，只有一两棵圆圆的桂花树，这里的所有人户似乎都要种一株桂花。是高山没有的。桂花是墨绿的，只有秋天的一个月里，会散发幽幽的芳香，一株桂花就能飘出七八上十里，到了极远的地方，淡到极致，明明感觉得到，使劲一闻却分辨不出，有时疑心是自己的幻想。我很少在秋天回来，没有闻见记忆中桂花的气息。

　　有一次我走到一户坡上人家，屋子还完好，房门锁闭。院子里像是多年无人践踏，开着半院子红艳艳的蛇莓，没有一颗可以采食。这一户的房子，不知属于何人，或许是搬迁到了集镇，却也可能远走他方，忘却归路。只有一把锁，或是一片蛇莓的气息是忠实的。

　　我走到了越来越远的地方，去了上海，又到重庆。这里盆地的房子全是南方样式，多雨的天气里，屋瓦仿佛是纯黑的，黑中返青，白粉墙受潮褪色了。

　　有一次我去垫江乡下一户农家采访。这户农家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在家里发病死去，无人发觉，她喂的猪饥饿难忍，啃残了她的遗体。即使出事后，儿女也没有回来。

　　我在那处农家小院里站了一会儿。青石板地缝间长出一种杂草，大门用一把带铁丝搭扣的锁闭着，露出一条缝。就是在这条缝的黑暗里，发生了那件事情。我走到附近的农家，一个中年农民织着蔑活，对我讲了老婆婆的事情。老婆婆晚上睡觉上了门，把猪也赶进堂屋。平时她只是出门打猪草，不与人往来。过世以后七八天，他闻到气味，才报了警。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写这件事情，只是简单地把事件经过写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写的稿子受到了主任批评。endprint

　　走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田埂上挑着两个箩筐，一边是新米，一边是封着的白糖和包了红纸的肘子，是去庆贺小孩子出生送情的。箩筐是新篾编的，像是就出自那位邻居之手，和新米一起散发清香。这里的每家人户的屋顶，一定挨着一园竹林，竹子破不完用不尽，三年又是一轮。屋瓦漆黑，多少代人户的浸润，才会有这种颜色。

　　当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坐火车路过南京、苏州，铁路在无尽的水杉林里，望见两旁的清水挑檐，白墙黑瓦，心想这是姑苏。边墙细长而高，屋顶倾斜，像一个人减尽了体格，仅余气质。这样的房子用于居住，像是极为收敛的一种内心生活。

　　以后的几年中，铁路线越来越增加，水杉林渐渐遮不住铁轨，两旁的清水瓦房也减少了，变成楼盘。后来修建高铁线，沿途水泥的桥墩，宽大的路线。我对于姑苏城中某个可能少女的幻想，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坐车经过浙江，看到沿途农民的村落，修了欧式风格的社区，每一座房子像是哥特的小城堡，带着一个尖顶，顶着金属球，和立脚的稻田看上去来自两个世界。这就是报道中富起来的农民著名的新式民居，千家万户像是属于一个人。

　　偶尔在村落的边缘，剩着一两座白墙黑瓦屋，在岁月之先就过于衰老了。这些房子是村落里的穷人，注定不会有出路，只是在等待衰败死亡。但和低山的茅屋不同，显着某种孤身的气质，到死不会失去。

　　而那些闪闪发光的尖顶和阁楼，却很快衰褪了。过几年再路过那一带，金属球没有了富贵的光泽，瓷砖墙壁无精打采，像是这种移自异国阳光下的作物，经不起江南的细雨。不久之后，也许需要更堂皇的门廊、喷水池和广场的装饰，来抵挡梅雨和青苔的侵蚀。

　　回到家乡的时候，低山的瓦屋越来越少，起了新农村规划的楼房，是一种齐头齐底厚墩墩的样式，为着扩大室内的空间，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挨个坐落在世上。朝公路的正面总是贴着瓷砖，过两年就晦暗了，侧面和后墙则一无装饰，似乎这不显眼的几面，本来不存在，不必顾忌。王铁匠的家房子也变成了楼房样式，却只有一层，从下望上去门楣有点矮，顶着一块水泥板子。二层没来得及加，王铁匠就去世了，没有徒弟，铁匠铺的炉火熄灭了。三个女子的下落不知如何，我和哥哥终究没有吃上他家的白米。

　　没有靠近路边的老院子，总是起着一两座新的小楼，打破了原有的屋际，衬出多数的房子都衰落了，在风声中破损。

　　多数的单位都改换门庭，医院的四合院彻底消失了，地处的高包被挖下去，变成了繁华的十字路口。一个地方消失得这么彻底，让人疑心它以往是否存在过。区公所改成了镇政府，让一个煤老板出了钱，修起了三进的仿古楼房，门前的荷塘和后院绵长的花坛不见踪影。供销社在以前荷塘的位置起了一座楼房，后面的几座老房子则日见衰落，开了两家私人门市部，又更像仓库。它的白粉墙变成了一种有些脏污的黄色，剥落之余微微膨胀，像一个鼓胀的装货纸箱，哪天会突然溃裂。

　　只有在偏远之地，有时看到一座宽大瓦屋，似乎还保留着旧日尊严。心里明白这是哪个单位的遗留，希望是学校、粮管所或者敬老院，有种莫名的感觉。

　　这样的大屋子，有的自从单位关门，瓦楞多年没有拣盖，长了齐整的狗尾草，像是在瓦顶上，又添了一层茅屋。有的屋子已经没人居住，空荡的楼道房间，只有一人留守的脚步，扰动浮尘，发出岁月的回响。忠家公就在这样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世。

　　我在北京燕丹村的租屋里得知他车祸的消息。那之前两年，我在忠家公的大屋子里借住了一个月。那是一间朝西的房子，对着长长的走廊，窗外有一个在后坎和屋子之间的菜园，菜地的一块青色像是陷在那里。在这屋子里，我写下了一个老年人回到高山，在石板屋里送走了老婆子和自己的故事。故事开头，霜打在凹地，老婆子坟头沾湿了，散发苦蒿的气息。故事结尾，雪落在高山，老屋压塌了，做了老人自己的坟墓。

　　忠家公是自己想好要在这幢屋子里去世的。他也得到了预想中的棺材，埋葬在老家南家山的坡上，和父母的坟墓不远。

　　六

　　山上的石板屋空了，有些屋顶下陷了。春天里，石板屋顶上长满了青葱的草，开出细小又茂盛的花朵，压塌了中间的屋顶。一座屋子从中间陷了下去，就没有用了，在从土里出生一辈子以后，要回到土里了。往后这里会什么痕迹也不留下。

　　有些土房子搬走了，主人抽走了屋顶下的木料，拆走了椽子檩子，只剩下四堵墙，回到了当初筑墙的样子，像初生的孩子，一无遮蔽。从揭开了的屋顶望下去，一切还是好好的，墙壁上留着祖宗的灵位和刘亦菲的塑料年画，往日小孩子藏东西的墙洞，暴露在天光下。这样的房子，像是一个被抽走了筋骨的人，却还留着心，遗落在山坡上。

　　有一年，我和朋友骑摩托车进虼蚤河口，一直往深处走到五台子，看到对面山坡上开着大片油菜花，墨绿中镶着金黄，中间点缀几株桃李，桃树像是把李树拥在怀里。我和朋友顺小路爬上去，在房屋附近的菜园里，看到一个掐韭菜的老人。

　　屋子是一长条，但是似乎很久没人住，大门上的石板脱落了一方。老人说，他是不久前才回来住的，打算把石板拣一拣，电线重新拉起来。一排房子都是老人起的，他年轻时出门修三线，家里失了火，回来之后他重新下根脚，起了新房子。儿女接连出世，房子住不下，挨茬口往远的起，成了这一长排房子。后来女儿出嫁，儿子都出门打工，有两个在矿上没了，媳妇带着孩子跟人走了。一个小儿子上了门。剩下他和老婆婆住在这里，老婆婆前几年也去世了。女儿把他接到岚皋县，两口子都在浙江打工，在县城旁边起了屋，叫他看屋，引孙孙上学。孙孙长大了两岁，在学校寄宿，一周才回一次家，他越来越不习惯，一个人在楼房里只有看电视，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每个月等女儿女婿寄生活费回来，买米买油。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过着为什么。后来决定一个人回山上来，种个菜园，再兴点油菜。水井在附近的沟里，还有力气提得来。说井其实是砂岩下的小水潭，清水底下几片落叶，带着点苦味。

　　屋里生着一炉柴火，一个熏得漆黑的吊罐里，煮着他这顿的伙食。屋当心一架床，没有被盖，厚厚铺着一床烂棉絮，当年这张床上，一头躺着几个小孩子，叽叽咕咕说梦话，小的要安排在中间，怕挤到床下去了。父母的坟，都埋在房子附近。妻子的坟在屋背后，一片板栗子树林底下，覆着厚厚的树叶。endprint

　　才过了清明，他给每个坟头上都挂了一副清明吊，这是几年没有的事情了。对面望出去，平展展的一条台地，是以前的五台子村。看过去好多人户，其实这两年集镇搬迁都走了，留下锁着的房子。本来打算把路修上去，剩下的人一少，修到半路就断头了。台地上的坟望过去，很少有插着清明吊的。

　　他打算从此住在这里，明年看力气再养头猪，自己的油肉就够用了，不再单靠女儿拿生活费。这里是自己一辈子起的屋场。七十岁了，没有几年的光景，他不打算再到哪里去。

　　有时候在一处废弃的老院子里，看到以往的堂屋里埋着一座坟，是老年人的遗愿，要埋在生前的阳宅里。

　　筲箕凹的老院子只剩下三舅和三舅母两个人，住在以前我家的睡房里。睡房后面多年前起了一个灶屋，比以往更黑暗了，看不见地上微微的凸起。老年人喜欢待在这样不透光的黑暗里，储存骨肉里陈年的病痛。

　　表兄表弟们在广佛镇上起了联排的楼房。哥哥也在扶贫搬迁中得到了地基，就在以往父亲带我出诊路过的稻田中，现在规划成了新区。哥哥的楼房起好了，像别人家一样是两层带阁楼，正面一律是巴洛克的柱子浮雕，镇上统一要求的。屋子内部是哥哥自己的设计，朝内有一个阳台，对着小小的菜园。哥哥的房子是最后一排，到了以往稻田的边缘，山坡上还留着竹林和松树，朝里是一条沟，叫做大山溪。夏天晚上，坐在阳台上，萤火虫从竹林腐烂的竹叶里出发，一阵阵地流到阳台上来，在水泥地面上明明灭灭。楼下却传来麻将声，起房子拉了账，哥哥出外在高速路桥梁上打工，嫂子新开了个麻将馆。

　　我打算在大山溪里买一个房子，和哥哥去看了两处。有处房子在草地中间，屋背后埋着一截水管，在草地下面滋滋地叫，像是有一个灵魂专意藏在地下。

　　有一年，父亲在塘防坝附近买了一座房子，是搬迁的人留下的一幢大瓦房，我们在那里过了一个年。屋子里光线不明不暗，坐在窗前做事，似乎适合借助桌上反映的微光。房子面对着稻田，有一道从广佛镇弯曲流下来的小河。父亲带着我们为果树剪枝，打算在这里长住。但第二年他却搬下了县城，房子转手给了别人。

　　有些房子挨着山边，瓦屋连带着坡上竹林。房子半阴半阳，有太阳的半边，像是金子撒在地上，菜园的露水都金煌煌的，来不及在老婆子的手指上滚落，就化成蒸汽了。没有太阳的半边黑暗，院坝里的泥土透着一层青气，身上感到凉意。我愿意在这样的屋子里居住，过着安静的岁月，似乎避过了世事，永无变动。

　　不知为何，我没有定下来在广佛买房子，尽管父亲、哥哥的房子都在这里，还有母亲的墓。我在八仙石水沟的半坡上买了一处农民的石板屋，就在我写的故事中老人居住的沟里。

　　我去看屋的时候，房子里没有人，主人在沟口朝外起了新楼房。堂屋顶镇着一半楼板，露着檩子的花纹。楼板和墙壁的土气都是好好的，虽然有一两处墙头带着雨迹。卧室里不自然地吊了个顶，用的是三合板，大约是结婚时的装饰。在另一户人家的堂屋里，我见过花纹向心弯曲的檩子，像是有意的布置。还挂着一个彩球，是当年接媳妇的遗迹，家里却只剩下了八十八岁的公婆和六十多岁的媳妇，所有的男人都在山西和甘肃的矿上去世了。

　　屋子上方半里路有个村子，像洗干净的布晾在朝阳的坡上，有的偏白，有的泛黄。在一间的屋檐下，墙上挂着烟叶的带子，地上晒着核桃，老人对我聊起会捉鬼的高家姨爹，命硬的姨婆，姨爹的美女咒，还剩下几句口诀，施行的秘密却随姨爹埋入了坟墓。村子里拉了网线，屋顶上装着天锅，像一种白色的蘑菇。

　　村口有一棵老古树，前些年被雷劈断了，剩下半截树干，长出白色干结的木耳，坚硬得掰不动。这是附近最后一棵老古树，曾经在树干上搭了很多红。站在这里，望见笼着青霭的燕子岩下爷爷落葬的地形，奶奶不久前垒起的新坟，在袁家世代的老屋场背后。豹溪沟深远隐约，似乎望见先祖在李自成作乱灭尽人烟之后，从湖广迁徙而来的路线。

　　房子左近坡上有菜园台地，还有半边柴山。开春日子，我可以在菜园里种出南瓜，带着滚烫泥土的温度成熟，把流水灌入酒瓶，试着让衣服沾上泥土的恩典，像是回到了先人开辟园子的时候。

　　没有院墙，站在院坝里，望见对面的竹园沟，冬天积雪不化。石水沟朝南，据说一辈子住下来，要比对面山上的人多晒十年阳光。路修到院子里后，打算翻修一下。墙壁或许可以在土墙的里层，再砌上一层砖，据说有个炭老板舍不得家里的土房子，就是这么发明的。

　　有一次我爬上山顶，故事里的老人已不在。翻垭子下去，看到仁溪沟顶上有人用彩瓦盖的房子，白粉的墙壁，小小的四四方方的屋子，带着电视天锅，应是出自年轻人的手，在山里像一处奇迹。我感到世界仍旧留存指望，只要人们还回到这里来。但又听说，彩瓦其实不经事。明年翻修房子的时候，屋顶究竟是用瓦，还是保留石板，没有想好。

　　但我明白了，为何自己没有在广佛镇买房子。我不熟悉低山的瓦屋，手指上没有三螺四螺。尽管我很早离开了生身的山村，在瓦屋里度过那些年月。

　　责任编辑 韩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