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珠

　　爹爹的麻将搭子

　　爹爹结婚晚，儿女又生得多，我这个末朵女儿与他相差50岁，1963年他提前退休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三年级。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当班长，大眼睛圆脸蛋，人长得正气，思想也相当要求上进，对爹爹喜欢搓麻将的顽固爱好很反感，对他不顾妈妈的埋怨，经常在家召集朋友搓麻将的行为又气又恨。

　　那年月搓麻将是以赌博论处的，管你赌资是小来来还是大来来，抓到都要被严肃处理，和现在“扫黄打非”差不多。社会上抓赌的风是一阵一阵刮的，每当在饭桌上听见爹爹沮丧地说，最近外面风声很紧，我和我妈都埋头吃饭，喝汤时碗里映出一丝笑颜。而帮佣的阿姨却相反，唉声叹气，因为凡家里来客人搓麻将，会预先一人拿出五毛钱来当点心钱和小费，阿姨忙一点，但刨去成本总归略有盈余。

　　爹爹一米七六模样，身型颀长匀称，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举一根英式斯的克，是个跩得不得了的男人。他写作、编书之外，抽烟、喝酒、打斯诺克、摄影、收藏古董什么都会，朋友多而杂。在我这个少先队中队长的眼里，来参加搓麻将的大人都长得贼眉鼠眼，走路贴着墙边，见人呵呵假笑，连见到我这个小孩子都要鞠躬点头。而爹爹就是个麻将领头人，说提早退休是写书来着，怎么可以像我老师经常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和妈妈一样，知道他的厉害，不敢和他吵，天天担心里弄隔壁有邻居检举揭发我家聚众赌博，母女俩整日忧心忡忡。

　　有一天下午放学，我高高兴兴带了两个小朋友回家开小组，准备一起做功课。刚用钥匙把楼梯门打开，就听见三楼靠阳台的大房间传出洗麻将牌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好大声啊，就像有八只熊掌在水泥地上推136块巨石，那摩擦声简直是震耳欲聋。我脑袋“嗡”地一声炸了，第一反应是想去捂住小朋友的耳朵，当然那不可能，我赶紧把小朋友推进亭子间，嘴巴大声胡乱说着什么，心脏“噗咚噗咚”跳个不停。

　　也许是我同学从来没听过洗麻将声，根本辨识不出来，她们眉头皱皱，不知我为何涨红了脸声音发抖，为何不让她们去楼上卫生间小便，匆匆把她们打发了。受那次惊吓以后，我再也不敢草率地带同学回家，每天放学形单影只，郁郁寡欢。

　　爹爹的麻将搭子给我印象深的有那么几个：

　　周伯伯

　　周伯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一条弄堂里，爹爹说他是资本家，老婆不止一个。周伯伯的模样真不敢恭维，是个驼背，背上的“驼峰”有一个菜篮子那么大。他两颊无肉，面孔就像秋末还晃荡在枝条上的老丝瓜一样，又长又凹陷。周伯伯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因为驼背老低着头，头颈有点强直，让人感觉到镜片后面闪闪烁烁的目光。

　　爹爹当他的面让我叫他周伯伯，泡茶请坐，背后和妈妈说话时称他周驼背。大概周驼背家里有钱的缘故，吃喝颇讲究，还懂点医道，爹爹在饭桌上老是周驼背长周驼背短，传达一点养生方面的知识给妈妈。有一次放下饭碗前，爹爹讲到周驼背患有严重的痔疮，爹爹肯定以为我小孩不懂，也不避开我，越描绘越具体。他说周驼背最近毛病发得厉害，一拉大便肛门就脱出来，平时一推也就推进去了，现在要用热毛巾焐，推推还要出血。这可把我恶心坏了。我小人家别的毛病不多，心里一恶心喉咙忍不住要干呕，听闻周驼背的疾患，同情心没来得及赶到，只听“耶”的一声，嘴巴张开舌头吐到半当中，把我老妈给吓得。

　　周伯伯身上有着资本家的习气，老奸巨滑，遇什么事都不明确表态，就会打哈哈。他每次见到我总要对爹爹说：“老来得女，赞，掌上明珠！可是……小姑娘是不是贫血呀，脸色苍白，这个年纪脸蛋应该像红苹果……”他不说下去，搞得我又窘又害怕。他建议说，给小姑娘每天吃三到五个红枣，补补血。说过多次以后，我被妈妈领到地段医院验血，血色素标准是11到16克，我大概9克左右，果然有点贫血，但也不算太低，每天吃三五个红枣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每次麻将散场，爹爹脸色爽的时候不多，我估计他老人家性子比较急，啥事都爱“光明日报”，牌桌上要隐忍、算计、做牌，这些“龌龊”的事他肯定不拿手，所以赢面不会大。而周伯伯就不一样，他散场回家经过窄小的走廊时，一如既往低着脑袋，我却能从他的驼峰上看出他心里正笑得花枝乱颤。听爹爹说，我们家的麻将聚会输赢是很小的，可最起码，周伯伯这一乐，到手一天的小菜铜钿肯定有。

　　没轮到我小学，国家就业形势就不太好了，社会青年很多，家长眼看被啃老，实在有点着急。有条件的家庭未雨绸缪，提前让学龄孩子学一样技能，车刨钳当然是不会去学，谁爱当工人呀，当然是搞文艺风光啦。于是有的学拉小提琴，有的弹钢琴，条件差的学个手风琴，再差买个口琴吹吹。只有跳舞和唱歌似乎不用物质投资，只需挖掘自我肉体的潜能。我有六个哥哥姐姐，爹爹一直没有操心过这类事情，也许是形势紧迫，爹爹终于把眼光落到我头上来了。其实我的心里是很想学跳芭蕾舞的，那时候，小学里就有传说，好好的在上课，教室门“砰”地被打开了，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老师来学校挑人了。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标准，传说中看黄金比例，九头身什么的，总之腿要长，脑袋要小，发育以后不会横度里长胖，只会长得瘦高瘦高那种。

　　我天天睡前会幻想一下被芭蕾舞学校看中，抽出去学跳舞。因为我是班级舞蹈队的，手腕很软，韧带倒不是很松，八字开趴起来很痛，踢腿三天不练就踢不到耳朵旁边了。但是我想，真的被选上的话我会用功的。这样的幻想泡泡很快就破灭了，我所在的是民办小学，姐姐们说，不要做梦了，芭蕾舞学校是绝对不会到民办小学挑选学员的，区重点、市重点，他们选择余地大得很。

　　而且爹爹说，他舞蹈界没有熟人，要是学唱歌，说不定绕几个弯能托到音乐附中的老师，而最最可能的是，周伯伯家隔壁有一个小学音乐女老师，单身，关系很好，明珠可以先去给她看看，学学唱歌，到时候去考音乐附中。

　　周伯伯就这样成了我的介绍人。不料来到音乐老师家一看，那位气质很优雅的女老师就是我们小学教音乐的朱老师呀。朱老师教好几个班级，她不认识我，我认识她呀。再而且，在我前头，她已经收了一个开小灶的女学生！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班上的中队主席陈每每。说起陈每每我气不打一处来，她的中队主席位置原本是我的，我在班级里学习成绩好，威信一向很高，选举中队长时全票当选。结果老师却让我当中队学习委员，让票数比我少的陈每每当中队主席。班主任是这样对我解释的：中队主席是空的，能力差没关系，而中队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娱委员、劳动委员都是实的，只要你们几个有实力的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向中队主席负责就好了。我简直目瞪口呆，这什么逻辑什么逻辑！endprint

　　最最让我胸闷的，还不是这些都已过去的事情，而是，陈每每唱歌比我唱得好，喉咙那么轻，朱老师却说她唱得好听，有乐感。而我呢，朱老师风琴一踏起来，我就心里乱糟糟，张了嘴巴不晓得唱的是什么。我没有自信心，神经却来得个敏感，陈每每比我早唱比我晚唱我都要计较，朱老师朝她笑一笑我就心痛。陈每每齐刷刷的短发，白净的后颈脖，笔挺的后腰，我在朱老师家客厅候场时，两只眼睛大概在喷火吧，如果我身怀气功的话，陈每每就倒霉了。

　　学唱歌没几个月，好像就是音乐学院附中招生，我发现陈每每被朱老师暗地叫去加班加点练习，却没有我什么事儿，相当气馁非常气馁。可是看我爹爹的眼色却没事人一样，许是周伯伯早就将朱老师对我的评价转告他了，朱老师就像周伯伯的女神一样，借着引荐我，他进进出出女邻居家，家里的大小老婆只有干瞪眼的份。我爹爹心里可亮堂着。

　　后来周伯伯消失了，据说最后脱肛后大出血，一痰盂一痰盂的鲜血，无法止住，流尽后就没气了。那想象中的恐怖现场让我至今心有余悸，忘不了周伯伯。

　　唐医生

　　唐医生不是文学圈的，也不是出版界的，他是从哪个途径进入我爹爹的麻将圈一时无从考证。唐伯伯在大学里当医生，矮个子，戴一副经常落到鼻子尖的无框眼镜，因为他说话嘴巴里像是含着一个橄榄，呜噜呜噜的，就总是遭到我爹爹的抢白。唐伯伯从来不生气，反而夸爹爹很幽默，老朋友老朋友地打哈哈。

　　唐医生的牌技很差，有种牌友，他来到牌桌上的目的就是来送钱的，你让他不要再来，那真是伤自尊。三缺一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也不计较，乐呵呵一口答应。有时候我开门，看见唐伯伯一个裤角管还卷在半当中，好像从水稻田里刚刚爬上岸。唐伯伯最晚到，进入麻将房，发现万事俱备，三麻俱发，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忍不住掩嘴失笑一小会，转而态度诚恳地向牌友连连道歉。

　　唐伯伯这个医生在爹爹眼里就是个给学生涂涂红药水、开开感冒药的保健医生，可就是这个保健医生，在我爹爹入狱遭大难以致病危被一脚踢出监狱后，救了他一命。从此爹爹再不轻辱他，而是每天躺在病床上，睁着眼眶深陷的失神眼睛，等唐伯伯来。

　　唐伯伯的口头禅是“不要紧”，他给我们讲解粗浅的医药知识，让我知道，爹爹小腿上的大面积溃疡是因为在监牢里面，糖尿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急性爆发的。只要先用药控制血糖，外部硬伤消炎止痛，伤口会一天天缩小，肉芽会长出来。但正因为是糖尿病人，那个过程极其慢，需要耐心。

　　唐医生每天下班后带了黄纱布来换药，蘸酒精棉花给纱布与皮肉连接处消毒，轻轻揭开沾满脓水的纱布，爹爹口里“咝咝”地喊痛，唐医生就像哄小孩一样大声与爹爹讲道理，“不要紧额”，“好交关了”。每天每天，唐医生噔噔噔上楼来，噔噔噔离去，从来没留下来吃过饭。药片药水绷带棉花、换药、打针费爹爹一分钱也没有付过，我们家没有钱。

　　唐伯伯有个引以为豪的儿子在大医院当医生，医术高，人很憨厚，唐伯伯和我爹爹有点想结亲家的意思。我大姐患有严重的扁桃腺炎，碰碰就要发烧，喉咙痛到说不出话来，经介绍去小唐那里开刀。一切路都铺好了，把大姐送进医院手术室。等到下午，我和小姐姐抱着一个干毛巾包的大铝盒，里面是一块三色大冰砖，送去给大姐吃。没有料到姐姐完好无损地走出来说，扁桃腺没有开掉，因为麻药一打人昏过去了。我和小姐姐听闻，呆在病房走廊上，想象老实巴交的小唐医生一定当场被吓坏了。大姐呢，一头乌发两根麻花辫子，阳光灿烂地露出雪白的牙齿，扁桃腺炎仿佛不治而愈。

　　爹爹躺在床上生病，动弹不得，脾气躁狂，我们翻医书，偷偷诊断他为躁狂性精神病，只有唐医生连连摇手说不是的不是的。他给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榜样，经常安慰我母亲老孔会好的，让我们大家都谦让爹爹。

　　爹爹是个骨头硬嘴硬的人，心里记得唐伯伯的好，等到自己身子骨好一点后，又对唐伯伯随便挑剔、指责，说他属于医不好大病也医不死人的医生。两个人争争吵吵，唐伯伯一气之下几天不来，爹爹却要“奇了怪了”那样嘀咕不已。

　　唐医生真是个好人，这是我家人对他的一致评价。如果他家有四个男孩，说不定我爹爹会让我家四个姑娘都轮流配一配，看看有没有成为亲家的可能性。

　　许伯伯

　　许伯伯的故事很传奇，有一个场景深印在我脑子里，那就是他青春年少的时候离家寻找真理，走到半路把盘缠都用光了，于是一屁股坐在铁轨上哭。这时候，青年毛泽东走过来看到了，嘘寒问暖把他给救了。

　　隔了几十年我看到许伯伯的学生写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了许伯伯传奇的身世，原来他本姓潘，因为家贫11岁便入赘许家，改了姓。他一心要读书，却被养父母几次三番送到上海、嘉兴、长沙等地当学徒，而他几次出逃。我脑子里他坐在铁轨上哭那个场景一定不是我爹爹杜撰出来的，事实上许伯伯逃出长沙后，“沿着粤汉铁路步行到武汉，乞宿在汉口一家小旅馆里”，与同样下榻于小旅馆的将来一位伟人不期而遇，“从而揭开两人私交的序幕”。

　　后来许伯伯听从年长他八岁的青年领袖毛泽东的劝告，跟随他坐船转道上海回到家乡。毛泽东寄给他《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介绍他去湖南进了他创办的“成人失学补习班”。后来许伯伯返回浙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表小说，入党，投身进步宣传教育工作。许伯伯一直保持与恩人毛泽东的联系，给毛泽东写信，收藏有很多毛泽东给他的复信。

　　我爹爹三十年代编过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求到鲁迅先生作序，当年卖得很不错，版税帮助他度过文学与生活的低潮期。爹爹对文物古玩一向很有兴趣，收集名人书信也是他的爱好，1963年他提前退休后，除了专心写作《五卅运动史稿》外，整理了厚厚四大本作家书信，准备要出续集的。爹爹对于许伯伯手里那十多封“御笔”很感兴趣，便向他借了一封还是两封想收到书里面。我记得翻过爹爹当宝贝的书信册，毛泽东和鲁迅先生的亲笔信是放在首页最值得显摆的名人书信。

　　许伯伯在外语学院教书，是爹爹的老朋友。他年纪比爹爹轻，却也拄着一根拐棍，有时候他携夫人一起来，夫人长得高大，面孔显得比较刚硬，不苟言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家里隔五岔六会来客人，一拨一拨的老朋友。与许伯伯一拨的有沙阿姨，她长着一张椭圆形观音娘娘似的脸，高高瘦瘦，腰板挺，脸上皱纹很多，两颊松弛，一双曾经美丽的眼睛仿佛阅尽世界的样子，感觉她也很有来头。许伯伯生性老实，说话有点嗫嚅，爹爹性子急，老要抢白人家。长得有点虚胖，眼泡浮肿的许伯伯始终处于辩解的状态，沙阿姨始终扮演拉和的角色。我端茶送水进书房的时候，爱偷听他们吵吵闹闹的说话，颇觉好笑。endprint

　　许伯伯来，总是要给拖到麻将桌上，他看上去对麻将不太热爱，三心二意，嘟嘟囔囔。可以想见散场时候他的输赢结果。不过爹爹他们本来就玩的是“卫生麻将”，动动手动动脑筋，大家聊聊天而已。

　　许伯伯很喜欢10来岁的我，他知道我爹把我当掌上明珠，每次回家前，他都要求爹爹让明珠送送。爹爹答应后，我便搀扶他的臂膀，送出房间。到走廊里爹爹看不到的地方，许伯伯就会说，明珠你给老伯伯亲亲好吗？我知道他是好人，可心里还是不太情愿，因为许伯伯年纪很大，头发都花白了，腮上的胡子仍然很刺人。但是没办法，我只好让他碰碰我的脸蛋，赶紧躲开。有时候，许伯伯不过瘾，就会变得像个赖皮的小男孩，送到他二楼还不够，要送到底楼弄堂里。他苦苦哀求明珠送送，我一心软，许伯伯高兴得好像得到奖励一样，心满意足。

　　许伯伯和爹爹为了毛泽东的两封亲笔信终于翻脸了。记得爹爹向许伯伯借了信，说是要编书用的，可是编书的事情一直没有落实，爹爹没有还给许伯伯。当时复印机那种东西大概很少，爹爹一直说要到专业的地方将信制版以后还给许伯伯，拖了很久。许伯伯每次来，每次要提这件事情，很扫爹爹的兴。跟他讲东西在的，不会私吞的，许伯伯还是不放心。

　　终于在一年的年卅晚上，全家人围着圆台面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家的大门被“咚咚咚”擂响，许伯伯带着一股强烈的恼怒气，直冲到爹爹面前，大声斥责爹爹不讲信用，企图侵吞他的宝贝财物。我爹爹开始还当他开玩笑，嘻嘻哈哈让他坐下来，许伯伯坚持不坐，要他立即把毛泽东的手书拿出来还。

　　我们全家顿时惊呆了，连我这个小小孩都觉得场面太尴尬了。我爹爹的暴脾气发作了，拎起长条酒柜上一只大花瓶，要砸过去，幸亏被妈妈眼明手快拦住了。许伯伯满脸充血，好像随时要中风倒下的样子，我爹爹暴跳如雷，两个人都把狠话撂出来，宣布几十年的友情决裂。

　　那次大吵之后，许伯伯再也没有到家里来过。而我爹爹那四本书信手迹在随后的“文革”大抄家中被抄走了。等到“文革”结束，部分抄家物资回到我们手中时，毛泽东的亲笔信自然是没有了，据说是被有关方面拿去处理了。

　　之后稍许平静的日子里，沙阿姨还是来家里坐坐的，每次来，每次要和爹爹说起许伯伯。她一直在劝说两方面言归于好，策划过很多次两个人见面的方案，我甚至陪着爹爹去过第三方沙阿姨的家。讲好会出现的许伯伯坚持不出现，爹爹没有机会原谅他，或者反过来说，被许伯伯他老人家原谅。

　　骆驼叔叔

　　骆驼叔叔的姓氏我都忘了，只记得他在南京路一家帐子公司的二楼上班，爹爹曾经带我去找过他，是托他买床上用品，似乎是比较昂贵的台湾篾席或者鸭绒被之类。骆驼叔叔长得特别瘦特别高不算，脸色灰白，两颊向内凹陷，黄色大板牙，说话声音很轻，且眼神东张西望，唯恐惹事，总之是一脸的倒霉。我很奇怪爹爹会有这种层次的朋友。

　　也许是我脸色怪异，爹爹趁他不注意低声告诉我，骆驼叔叔得的是老肺病，咳嗽时细菌飞出来，会传染的。听罢我小人双脚一弹，弹到楼梯口，这凑近听他说话，若他咳嗽，我脸沾上唾沫星子可怎么办？！

　　据说骆驼叔叔解放前是个工商业者，估计资本不大，公私合营后到帐子公司当职员。爹爹认识他是因为他也搞写作，估计是编辑作者关系吧。看见他在单位里战战兢兢的样子，爹爹拉了我很快离开。

　　我那时是小学中队长，反对爹爹“聚众赌博”的思想觉悟很高，可是，家里真有一桌麻将打得正酣，我倒是自动充当起站岗的哨兵，因为我爹在内，他再怎么犯错也是我的亲爹呀。

　　说起来丢脸，爹爹的麻将搭子里真是没有著名作家、风流诗人、英俊中年、潇洒老头、摩登姨太，简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很不喜欢这群麻友，又没办法反抗。端茶送水绞毛巾的事必须去做，应门也是我的事。

　　当年聚一场麻将不知是怎么个“人肉”通知的，骆驼那边的消息为什么总是延迟。他常常是在一桌四人已经到齐，麻将开战之后，敲响我家的楼梯门。麻将时间我是只惊弓之鸟，去楼下开门，只开小半扇，对来人讲，我爹爹不在家。在他还没回过神来之时，把门关上，然后耳朵贴在门后面听他下楼的声音。

　　有一次，我小哥哥开门，他也说爹爹不在家上班去了，但是骆驼叔叔拨开他的小手，说要上楼去等，硬是挤进门来。我见到不速之客闯进来很紧张，招呼他坐沙发，可是骆驼叔叔不肯坐，像一根竹竿似的戳在房间里，东张西望。恰在那个当口，隔壁麻将房一圈打完开始洗牌，“哗啦啦哗啦啦……”，我顿时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家房子两大间，中间隔开的墙和人家不一样，下面砖墙只有一米多高，中间是一排长窗，长窗下半段是油漆的，不透光，最靠上面一排是透明玻璃，那个高度大概是两米左右，一般人站在地上是不可能看到另外一间房间里的情景的。

　　说到这里，估计你也猜到了，是的，奇高个子的骆驼叔叔不费吹灰之力，只将脚一踮，便看到了隔壁房间我爹爹，他大叫一声“老孔”！小哥哥因为说谎被戳穿早已经滑脚溜走，我可尴尬了，不知怎么解释才好。怔怔地眼看着骆驼叔叔两只黄色大板牙露了一会儿，自说自话通过走廊往前面房间走去，拧开门把手，进去拖了个圆凳，坐下来了。

　　爹爹打麻将两耳不闻窗外事，浑然不知我们出的洋相，他中途上洗手间，见了我也顾不上摸摸我脑袋安慰下，当然也没有责怪我和哥哥守门失职，毕竟骆驼叔叔是他的同党，不是邻居家那个专门告密的。

　　爹爹在家里暴君一个，无所畏惧，只有搓地下麻将这根软肋。我小哥不听话爹爹打他，有一次如何反抗都不奏效，突然祭出杀手锏：“你搓麻将，我要到派出所去告你！”这一声怒吼震耳欲聋，爹爹被惊到，不得不放下鸡毛掸子，软声说：“乖，我儿……”

　　民办小学

　　中国的大中小学大多一年只招一季新生，9月1日是庄严隆重的开学日，但凡小孩子出生日期在9月1日之前，满六周岁就可以上小学，之后出生，哪怕只差一天也必须严格挡在校门外。好说歹说都没用，只有一句回应：下回请早，明年来吧。endprint

　　小朋友家长初次见面，爱顶真的妈妈光听对方小孩小班、大班、几年级是不够的，听了属相还不够，必须问大月生还是小月生？我9月最后一天出生，是十足的“小月生”，可是足足生了七个儿女的我妈妈怎么就会忘记理会这事儿。

　　那一年7月我幼儿园毕业了，收拾了小铺盖，高高兴兴回家过暑假，等着当小学生。可是奇怪，楼下的信箱里等来等去等不到入学通知书。直到开学前几天妈妈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三岁时入的是弄堂口草创的民办托儿所兼幼儿园，他们没那么考究大月还是小月生，有生源统统都要，于是我入托早了一年。

　　上小学就没那么粗线条了，一道黄线拉在那里，冲不过去。那妈妈心想，小学上不了，明珠就再上一年幼儿园大班吧，想不到去一问，我的母园竟拒绝了我（那是生育高峰的结果）。1960年代初人人自律，个个找到属于自己的组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没找到工作的青年叫社会青年，因荡在社会上吃老米饭（啃老的意思）而名声很差。我小小儿童突然失去了组织变成“社会儿童”，感觉到头也抬不起来，心里煎熬，脑门上急出个“热疖头”，史无前例的大，就像连环画《三毛流浪记》里面小三毛那个圆圆的大鼻子。

　　六岁小孩不受教育待在家里一年可不行，爸爸妈妈意识到危险性，东托人西托人，老着面皮去求附近每个小学的校长。一天妈妈请了假，拖了我这个“脓包疮”去见四川北路一小的校长，那是一所蛮有名气的“高大上”公办小学，敲开校门见到整齐的楼房、宽阔的操场，我的自卑无以复加，脑门上热疖头就像要爆开来一样“哒哒”跳动，我拉着妈妈的衣襟心想，能进个普通小学就不错了啦。后来我们果然败绩而归。

　　回家后，妈妈突然想起邻居家大女儿在附近民办小学教音乐课，顾不了曾经与她家的不愉快，妈妈满脸堆笑求了上去。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在开学一星期后，我被增补进横浜桥第二民办小学，俗称横二。

　　那年头的私立小学可不是现在的概念，所谓民办小学是真的人民群众办的，那些人民中含被剥夺财产后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小业主，因属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有压力，自觉不应该，便捐出家里多余的一两间私房，低价或者免费提供给民办小学当教室。里弄家庭妇女也都动员起来，响应政府号召，喊出“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的口号，利用自身文化出来当教师。民办小学也有对社会招聘年轻教师，那些荡在家里的社会青年羞愧万分地来要求做贡献，工资虽然很低，终也是有工作的人了，上文化课不够格的就教体育，当辅导员。

　　民办小学校长是一个身材挺高的中年女老师，短发，眼神镇静，看上去很有能力，民办小学是有董事会的，用每一分钱校长都要向董事会负责。校长知道我父亲，“文革”开始刮抄家风后，我在弄堂里遇见她，跟着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她让我回家给父亲带个好。

　　横二小学最大的特点是穷。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基本没有体育设施（除了几张垫子几只篮球、几副乒乓板等），教室因为是募捐来的，东一间西一间分布在四川北路上各个弄堂里，一般是石库门房子的底楼，门上简陋地书写着班级的号码以免闲人串门走错人家。

　　还记得我第一天上学，和电影里演的一样，全班都坐定了，老师领进来一个插班生，介绍了她的名字后，插班生向同学们鞠了一个躬，走到第一排一只空位上坐下。一年级班主任是甘老师，瘦瘦黑黑的，普通话里福建口音特别重。甘老师第一天就看出我身上的潜质，她对一屋子叽叽喳喳的“小鸡”说，看这个新同学多听话，一声不响坐得最端正，我决定让她当班长。

　　“随遇而安”四个字其实是杯心灵鸡汤，小补补聊胜于无，我在横二民办读完六年小学，大概是我整天安安静静，父母从没动过让我转学的脑筋。我自己有了孩子后，每当听见有些家长怕麻烦，不肯全力为孩子选择好学校时说的那句“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俗语时，我心里会有一股火冲出来：鸡头鸡头，还不是在鸡圈！

　　我虽说是班长，但是不爱和班里功课好的同学玩，大概是因为有竞争关系的缘故，我喜欢和比我差的同学、脾气古怪的人交朋友。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隔壁班级的信友。我们不是一个班，却在同一间教室上过课。这是因为每个班级除了有一个固定的教室之外，副科的教室是不固定的。我们的教导主任手里有一张庞大复杂的排课表，小朋友背起书包，就像草原上放羊放马转场吃草那样，经常按着那张表格转到各个弄堂的各个教室去上课。我和她在班上是坐同一个位置，不同时间，同一个空间，不知怎么就认识了。

　　那女孩低眉顺眼，不苟言笑，清汤挂面的头发，她家开私人诊所，门口有一块很小的木牌，“专治”后面是我不认识的一个“痔”字。她家的门和墙壁都刷得雪白，门禁壁垒森严，不让小朋友随便进出。神秘气氛触发我的窥探欲，我和那个女孩通起信来。我们每天将秘密写在纸上，折成千奇百怪扭成一团的形状，由我的“心腹”做邮差。我的“心腹”全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女生，高的奇高，丑的奇丑，她们争着为班长我献计献策，“嗒嗒”地拖着不合脚寸的鞋奔走。每当我收到来“信”，她们会知趣地别过脸去，让我独享秘密。

　　这位信友爱写很朦胧的字句，让我猜得很辛苦。而且自从和我通信，她见到我再也不和我说话，假装不认识，这让生性热情大方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信缘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我见过一次她的父亲，严肃礼貌，长得很像日本人，后来我告诉爸爸，爸爸猜他就是一个日籍医生，专做痔疮手术。

　　有一位全班最高的女同学，功课奇烂无比，男生女生都欺负她，因为她妈妈是走街串巷倒马桶的清洁工。这位女生遇到什么事就要找我主持正义，为了答谢我，三番五次请我去她家玩。那天在阁楼上见到倒马桶收工回来的妈妈，她妈妈很强壮，不理睬我，盛了一碗冷饭，用热水瓶里的开水泡，滗去，再泡，再滗去，就这样不用开煤炉，不用点煤油炉子就做热了一碗泡饭，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上海人下泡饭菜有很多种，什锦菜、乳黄瓜、白糖大酱瓜、红乳腐白乳腐小乳腐，最便宜的也是世界上最咸的过粥菜叫青萝卜干。她家饭桌上只有青萝卜干，她妈妈扒一口泡饭咬一小口青萝卜，哗啦哗啦吧唧吧唧吃得惊天动地。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吃相，感觉她家泡饭太好吃了，口水含在嘴里，咽了又咽。endprint

　　还有一位会唱沪剧的女生嗓子很沙哑，其实她不爱唱戏，可是她养母喜欢听戏，逼着她学。每次到她家去玩，那位抽烟抽到脸发黑的养母就让她手里捏一块手绢，站到房间中央唱一段沪剧。我同学很不情愿，三番五次不肯，最后拧不过她妈妈，终还是潦草唱了。她唱得急急忙忙，慢板变成快板，嘟嘟嘟嘟把帝王将相、小姐官人什么完全听不明白的唱词一口气背光，一点也没有戏曲韵味。这同学喉咙不灵，唱得也不灵，不懂她养母怎么想的。

　　民办小学的同学不整齐，老师也高矮瘦胖各具特色。有一个女的胖老师教体育，她好像只会教广播体操，示范过一两次之后，她就退出沙场，让我站在前排领操。我们小学没有操场，做操是在居民住的大弄堂里面，小朋友举手向前对对齐就开始做操。也没有高音喇叭，用一个小扩音设备放音乐，真是羞死人。下雨天不能户外活动，胖老师讲故事，她的故事我一个记不得，因为我一直在注意她的手，她爱把双手合在一起，放在两条粗腿当中取暖。

　　胖老师生孩子去后，来了蔡老师，是个男青年，浓重的汗毛，漆黑的眼珠，嘴唇皮仿佛镶过一条边，微微撅起，很孩子气。可是蔡老师的性格与帅气的外貌太不相符，他是一个社会青年，气场灰扑扑的。他扛来一张厚厚的运动棉垫，教我们翻筋斗。前滚，后滚，下腰，竖蜻蜓。他还教跳高，打排球，打乒乓。我最喜欢打乒乓，进了校队，被蔡老师领出去比赛，刚刚上场没几个回合，捡球的时候眼睛就被乒乓台角狠狠撞了一记，也不敢喊停，半开半闭继续打，两个0比21大败归来。后来我转战排球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苦得不行，到时间也被拉出去比赛，一场球下来，轮到我开球，一只球也没发过网。

　　我从来没和蔡老师说过三句以上的话，却对他很信任。但是蔡老师居然被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女同学揭发，她说在垫子上做两手撑住后腰两腿笔直竖立那个动作时，蔡老师借保护之机，摸她不该摸的地方，是下流坯。蔡老师消失了一段时间，再次出现时，眼神更加黯淡，精神更加萎靡，一副没有出息的样子，我们都觉得他这辈子大概讨不到老婆了。

　　我们“横二”的教室不固定，时常更换。除了我住的弄堂，隔壁大德里，再隔壁永丰坊，恒安坊，对面四川里，再过去永安坊等等我都去上过课。已记不得小学六年里总共换过几个教室，但是三年级的时候，有条弄堂底楼教室，发生过一件大事。

　　那间教室在弄堂普通石库门房子的底楼，所谓的客堂间，层高比较高，冬暖夏凉，就是比较暗。我们的房东住在楼上，是个看上去挺慈祥的老头儿，大概60多岁，孤身一人。老头爱喝酒，常常喝得满脸通红，向教室张望，跟小朋友开玩笑，也和年轻的女老师开玩笑。炎热夏天，他通常打赤膊，在客堂间通向后门的灶披间里擦身体，男同学去看，回来模仿他将毛巾放在裆处拉动的样子，嘎嘎嘎地笑。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会把女老师喊到房间里去喝茶休息，有一次我看见老师下来上课时，脸孔红扑扑，神态有些异样。

　　老头儿对我们班一个长得高高胖胖的女孩子特别好，那女孩学习成绩不大好，额头光滑，饱满的脸蛋上充溢着世界真美好那样的表情。不久，突然传来出事情的消息，那女孩不来上学了。校长到班级里来找了几位女同学谈话，竟然谈出很多出事的迹象：好几个女孩子都说遭到过来自“爷爷”的动手动脚，幸而没有如同那个女孩子受到肉体的摧残。据说那个女孩子是被老头用糖果骗去的，以检查身体为名强奸了她两三次。

　　那几天，教室里充满了沉重，男孩子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不敢疯了，我们围一起低声议论那女孩最近木头木脑有些不正常的蛛丝马迹。在这以前，我从没有听说过女孩子会碰到如此可怕的事情，我庆幸自己长得矮小，没有被老色狼看中。后来知道，老头原来是刑满释放的强奸幼女犯，这次是再次犯罪，被判得很重，估计不会再活着出狱了。

　　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很大，我中青年时期如影相随的自卑感，与民办小学六年是绝对有关系的。但同时，我思维深处的底层平民意识，估计也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想起来我真是生不逢时，如果我们国家1950年代按照马寅初提倡的“新人口论”制定国策，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就不会造成学龄儿童入学困难，不会出现民办小学那样粗糙、简陋的教学条件。当然，也就不会有我这个人在这里扯民办小学这点事儿了。

　　好姆妈

　　“好姆妈”用上海口音读甜咪咪的，姆字往里稍稍一吞，妈字往上一扬，有点俏皮。

　　九岁的时候，在我四川北路家那只可以变成圆桌的方饭桌上，我爸的老友S夫妇来吃饭，仗着点酒意，S伯伯责怪我爸妈生孩子太多，七个孩子，居然还有四个女儿，他家只有三个儿子！愤愤然使他的鼻子尖端更红了，圆框眼镜松落到鼻梁上，“岂有此理！”他说。

　　“哼，哼，自己生不出女儿，哼哼……”S太太扭开头去，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这时候，饭桌上我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吃完散去，我还留着，下巴搁在桌沿，吮一只蟹脚。S太太摸摸我的头，突然说，这个过房给我当女儿。

　　我爸也喝多了，“一句闲话！”他大声答应了下来。妈涨红了脸，却又分辩不了，我不懂什么叫过房女儿，有点兴奋。“快点叫姆妈”，不知谁指使我，我看看爸，再看看妈，轻轻一声“姆……妈”后连忙跑到我妈身边。静默一小会，爸说：不行，要区别开亲生姆妈，另外取个名称。

　　“寄妈”、“干娘”、“妈咪”数了一圈，“好姆妈”冒了出来，可能颇有新意，全桌眉头都开了，只有我妈有点不开心：算什么呢，好姆妈，意思比自家姆妈还要好！但是小我爸15岁的妈照例是没有决策权的，按她的家教，在客人面前也不能失礼，她只好尴尬微笑，举起酒杯，四个人将剩酒一干而尽。

　　好姆妈长得比我妈高大，脸盘也大一圈，皮肤没有我妈细腻，说话举止有点儿男腔。比如喝酒，她和男人一样，一杯一杯怎么也要喝到最后，有点喝醉时，她讲的话吐字很糊涂。她夸我爸，打击她老公。我爸和她老公辩论的时候，她总是“切、切切”地“切”个不停，不知是在帮谁。

　　我有过房娘了，内心有一些喜悦，不肯太暴露，因为我上头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们中没有人有。哥哥们玩得胡天野地，似乎不关心，姐姐们都有些高傲，听到好姆妈要给我做10周岁生日，哦了一声，再不过问。endprint

　　我有些小沮丧，不过，隔了一个礼拜，好姆妈上班的时候，顺带过来送了半斤绒线。是细绒线，精纺全羊毛的，当时很贵。虽然我不是没有绒线衫穿，但那是粗绒线，且是姐姐们挨一挨二穿过的，长久没拆织翻新，绒线有点板结，还留有姐姐的气味。我妈不好意思，推来推去收下了。好姆妈搓着手谦虚，说自己笨得来要死，一件绒线衫也没结过，有点拜托我妈的意思。

　　可是，好姆妈不懂，即使我长得那么瘦弱，半斤细绒线要编织成一件衣服，分量有点尴里不尴尬。我妈知识妇女，手工活并不在行。她在出版社当校对员，向几位能干的女同事讨教，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把本社出版的《花式棒针100种》翻得哗哗响，最终策划方案是为我结一件镂空的短袖绒线衫，泡泡袖，就是肩膀圆圆地隆起，好像装上翅膀那样的。

　　好姆妈的半斤细绒线是米色的，我的短袖泡泡袖镂空毛衫成品，肩膀上有妈妈去店里配了一两玫瑰红细绒线插入编织的大朵玫瑰花，米色雅致，玫瑰红花朵富贵，配起来非常好看。这件毛衣显然激起姐姐们妒忌了，我哥好像也来劲了，走过路过不忘用脚来绊我一下。

　　我妈真是史无前例的聪明能干，竟然很快拿出那样美的作品，爸爸斜了一眼表扬她道：“嗯，不错。”

　　我的生日是国庆节前一天，秋高气爽，妈让我穿领子带荷叶边的白衬衫，外面套了镂空绒线衫，招摇了一整天。到晚上，在晒台上看国庆焰火的时候，镂空衫不小心被树枝挂住，拉出一个大洞，幸好绒线没有断，妈妈帮我扯扯，总算恢复了原状。

　　因为这件镂空绒线衫，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变得孤独了，我笑的时候要当心一点，以免遭受白眼。好姆妈比较粗心，她同以往一样，招呼我三个姐姐礼拜天到家里去白相，她说，两个大的儿子与我姐姐们很讲得来。姐姐们表示没有空，路太远了。好姆妈摸摸我的头，问我会不会一个人坐电车去？我差点哭了。

　　我们家七个孩子，虽然我爸工资拿着干部12级，200多元算得高，可也经不起家里人头多，爸爸平素手头一向不甚宽裕。我妈轮不到掌财权，自己被我爸称为“零头”的工资每月5号一到，统统上缴给我爸统一管理。我爸有本很大的账簿，大写字台上有架铜柱红木珠子的算盘，滴笃滴笃他常算账。没有财权的人，腰板总是软，妈妈小心翼翼向爸申请给孩子买新衣服、换床上用品所需经费时，十有八九被当堂驳回，实在撑不过去两个人就要吵架。能惹到我妈悲愤，爸像终于点燃火炉似的高兴，“哈哈哈”，他笑着说，你扔呀你扔呀，不要东看西看挑扔不坏的东西，喏喏，这个那个，茶杯啊，碗盆啊随便扔呀……

　　相比之下，好姆妈家里似乎有钱多了，他们住上只角花园洋房，家里还有私人电话。逢年过节我们去吃饭，好姆妈总有好几种名贵酒拿出来给爸爸挑选，喝喝喝，爸喝多了脑袋昏滔滔，好姆妈会打电话叫出租车送我们回家。

　　我们生活在四川北路，爸常说一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是一条比较宽阔的新式弄堂，弄堂里面是石库门房子，我家沿街不算石库门，住在街面房子的三楼，两大间正房，下一段楼梯是双亭子间。三楼东面有一对挑出的阳台，西北面楼顶有很大一个晒台，下楼出门就是马路。爸爸长得很帅，喜欢支一根“斯的克”，目不旁视，穿弄堂口而过。妈妈也不爱交际，只认识弄堂笃底的打针阿姨汤师母。倒是我，可能因为读的是走街串巷的民办小学，自小就沾染了小市民习气，爱听八卦，知晓很多弄堂轶事，回家做小鹦鹉叽叽喳喳传诵，在洁身自好风气浓烈的家里，孤独且自卑。

　　其实我也想当小公主嘛！很久以后，我心里还一直在怪罪父母自小没有给我受最好的教育，民办小学是什么破学校呀，你们把我朝里面一扔就是六年。幸亏我认了一个好姆妈呀，哦不对，幸亏好姆妈收我做过房囡呀，她家住在全上海最高尚地段呢。小小的势利眼人儿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态，学会一个人走啊走，去乘15路电车，从北面虹口公园乘到遥远的西面衡山公园，下车后横的竖的再走啊走，走过许多条几乎没有行人的高尚马路，摸到一扇黑色的大门。

　　小姑娘踮起脚来按电铃，力气小，胆子也小，通常要按很久，大铁门才会打开。沿着鹅卵石小径，穿过长着繁茂花、草、鱼的小花园，再死命扭开一扇厚重西式门，才踏入泛着暗幽幽光泽的柚木地板客厅。唤一声好姆妈，再唤好伯伯，这个那个哥哥都要招呼一声。

　　好姆妈家烟酒香之外是书香，满天满地的书籍，好伯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仿佛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总是有理的知识分子。好姆妈不是搞文学的，她热爱文学，也许当年是个时尚女青年。如今私忖到这里，不免惭愧，我知道自己不晓得错过多少与好姆妈好伯伯讨教的机会。

　　可是，我当年是那样的饿，那样的馋，我的小心思里，去看望好姆妈是想去吃点好东西呀。我胡乱跟着好伯伯去花园里观赏他种的花草，名贵的贱的各种花和树，我一个名称都没有记住，“嗯哪嗯哪”装乖巧听着，心里跑马似的想，今晚给我吃什么，吃红烧肉白斩鸡还是烟熏鲳鱼？他们家厨房的煤气上似乎在炖着什么？一股不熟悉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呢？还是什么都没有，或者他们知道我要去，把好吃的东西都藏起来了？

　　我都是周日不读书的日子去好姆妈家的，功课做完一身轻，也有拿得上台面的分数可以汇报。于是，这个乖小孩会很光荣地被领着出门买东西，好姆妈挎着一只草编大包，捏着皮夹子，一路向熟悉或不太认识的邻居打招呼，介绍说：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儿，嚯嚯……看到对方眨起疑惑的眼睛，她调皮地向我一笑，不解释，骄傲地擦身而过。

　　通常我们去徐家汇、淮海路买食物，得坐电车，因为好姆妈居住的地段太高端了，吃啊喝这样俗气的商业网点简直没有。我陪着好姆妈逛街，按一张小纸条采购。长春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店，泰康，全国土产商店，等等。好姆妈还一再说要带我去吃“汤包”，可是，淮海路去过很多次，每次我都无缘汤包，不是我们手里提的东西太多了不方便，就是汤包店等位的客人实在太多了。害得我成年挣钱之后，心心念念要吃的头一样点心就是淮海路上的汤包，皮薄汤多类似小笼包却又不是小笼包，配蛋皮汤喝的那种上海点心。

　　跟着好姆妈采买食品，我体会到日常生活可以如此悠闲，买东西要注意品牌，吃东西不光是为了填饱肚子。回家后一起在厨房，看她做菜听她说话。不到吃饭的时分，好姆妈的儿子都不见踪影，好伯伯除了会做一条烟熏鲳鱼，其他时间都在看书。endprint

　　好姆妈仔细地、慢条斯理地洗菜烧菜，每捞起一样东西总有话题出来，邻居呀亲戚呀老公呀儿子呀过去呀现在呀，一面说，一面嘲笑别人，嘲笑自己，谁会做这该死的家务，谁会做！她有时很气，这个新社会，她嘀咕道。好姆妈的娘家有来历，她看得多，精细过日子很自然。好姆妈家的饭菜太好吃，别人家的饭菜总是比自己家好吃，也是因为，每次吃饭都超过我们家该吃饭的时间很多，小孩子肚皮饿扁时，还有什么是不好吃的。

　　那些我记忆中美好的日子，算起来，其实只是混乱的“文革”中稍稍平静的日子。家也被抄过好几次了，好伯伯牛棚也蹲过放出来了，大字报已经被雨水淋湿风吹尽。太阳还在升起，日子不得不过。那些年，我爸爸与我好伯伯不知道哪个更悲惨？我不清楚，他们不对小孩子说这些。好姆妈夫妇面色不如以前好了，经常默默地，偶尔因为谁大声放了一个屁，忍不住笑出来，互相指责与抵赖。

　　好姆妈家的花园洋房后来被迫让出来，迁移到附近一条大弄堂底、形态差不多的房子里去。宽阔的大弄堂里住着很多有来历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也有资本家。大家走路都悄然无声，见面可不打招呼的尽量不打。然而，他们避不开一家突兀的街道里弄工厂，忘记是做什么产品的了，只记得循环不断震天介响的机器轰鸣声，让人整日头皮发麻，几乎没办法活下去。

　　1968年7月我爸被人以谈话为名，人生第四次入狱，亲戚朋友都断了来往。爸爸保外就医回家，除了吃药只有泡饭可吃。一次是5日发工资的日子，好姆妈来看他。很久没见，我与好姆妈已经有点陌生。爸爸不说话，看着她从黑色人造革包包里掏出一大纸袋零称的新鲜点心，记得是拉花曲奇，油渗透出纸袋，是东宝兴路附近的老大房里买的。好姆妈说，老孔，是咸的，你糖尿病不能吃糖。爸仍不说话。好姆妈哭了，她说，我今天发工资，买给你吃。

　　寒冷的房间里没有火炉，爸腿上盖了半条毛毯，和好姆妈清坐。爸挥挥手，我掩门出去，依稀听到好姆妈在诉说自己家的不幸，叹气，饮泣。送好姆妈下楼的时候，她抹着泪对我说，你爸是老革命，不是坏人，你记牢。说他是漏网大右派，简直岂有此理！

　　我长大了，不好意思经常去好姆妈家。她家日子也不好过，同样的一道门，隔了几年，一推进去，好像黄梅天刚过房间没有通气，全部是倒霉的消息。好姆妈与好伯伯的样貌一日日地灰暗下去，衣服也没再添新的，窗帘也没力气除下来去送洗，两口子在家还是拌嘴，却越来越有气无力，有的没的拌一拌了事。

　　18岁还差半岁的时候，我被迫去郊县农场当农民。好姆妈闻讯来我家，红着眼睛拉住我手说，比插队落户好，也不远，文化干校，电影干校都在奉贤。你妈妈、你好伯伯都在那里劳动。再说，奉贤到闵行的徐闵线，起点站是徐家汇，我家就在附近嘛，你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都可以来家里歇歇脚，顺路的。

　　爸爸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有，他根本就不同意我下乡。好姆妈为我买了一只结实的大背包，还有一条新的棉毛裤。弄堂里那个喜欢我的小木匠去偷来一点包装箱的木材，连夜敲了一只没有油漆的夜午箱，一只小板凳，就乘上辆大巴士去了农场种田。

　　我才回上海探亲了一次，爸就没了，他临死之前一定对我很失望，因为我不听话，执意要离开他，追求自己的“前途”。爸没了之后，好姆妈好像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她走不动了，她给我看脚上大拇指侧面突出的“乌骨”（学名是拇外翻），很痛，穿平底、布底鞋还是痛。那时候的上海，四川北路与徐家汇远得好像如今的上海到苏州，跑一趟要下几次决心。

　　有时候是从奉贤回上海，有时候是从上海回奉贤途中，我去好姆妈家歇脚。我带过奉贤特产红乳腐给她吃，也拿去粮票换来的几个鸡蛋，一小瓶腌制的黄泥螺、小螃蜞。而好姆妈见我去总是分外高兴，端出所有食物把我喂饱，临走还塞给我她珍藏的高级太妃糖，外国巧克力，匆匆把我推出家门不许我说谢谢。

　　好姆妈对我这么好，现在我已经活到了她当年的年龄，回想想，此生我真是没有一点回报给她，我内心一定是想回报的，我爱好姆妈，但是我写着这篇文章时，翻来覆去想，为什么我上调回上海以后，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在文艺出版社工作，可当时却一点没有做什么，哪怕用自己的工资为好姆妈买一件羊毛衫，为她祝一次寿。为什么我没有？我又想想如今身边的一些孩子，恐怕二十多岁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吧，他们对老人的感恩没有急迫感，他们以为老人不在乎，以为他们一直会在那里，报答的时间还有得是。

　　好姆妈去世很突然，脑溢血被救到医院时已经深度昏迷，我赶去抢救室，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看看我。记得我帮着手工捏了一会儿呼吸机的橡皮球，才一会儿，就被她儿子挤开了。我跑到院子里，靠在当时的男朋友身上流泪，感觉到孤苦伶仃，毕竟自己不是好姆妈的亲女儿，连为她多捏一会儿橡皮球也不能理直气壮去争。几天后，好姆妈没有能苏醒过来。

　　回到出版社，听闻理论编辑部在准备送花圈，我这才知道好姆妈的死因居然和我的工作单位有关系。那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急着追回失去的时光，外国文学名著大量印刷，《重放的鲜花》之类图书当红，文学新作迭出，文化批评犀利，一些文化老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纷纷出山写作。当时理论编辑室为编一本评论集向我好伯伯约稿，老人家已七十多岁，他认真，写得慢，一直被催稿。据说理论室的稿子是约了很久的稿子，一直催，好伯伯也拿不出来，到了截稿的最后几天，责任编辑差不多要疯掉了。

　　那天夜里，我好姆妈做完一天家务，摊开好伯伯刚刚完成的草稿，用稿纸誊清。之前，好伯伯的稿子都是由好姆妈帮助誊写的，这一次时间太紧，她只能加班。夜深人静，家人都已睡下了，只听见重重的响声，患有高血压症的好姆妈摔倒在椅子旁，就此中风不起……追悼会上，好伯伯把我拉到他三个儿子身边作为家属列队，寡言的他只说：“你是她女儿。”殡仪馆人太多了，我糊里糊涂被握了很多手，嘱咐我节哀。茫茫然回到家，我哥开玩笑说我表现好，哭得跟死了自己妈妈一样伤心。

　　1984年元旦我结婚，好伯伯由他儿子扶着来吃喜酒，他已病了长久，但执意要来，好伯伯递了一个厚厚的红包给我说，是娘家给的。好伯伯在我婚礼上的照片是他人生最后一张影像，一个多月后他也去向马克思、我爸，还有他一生挚爱的好姆妈报到了。endprint

　　20多年来，清明节我都去龙华烈士陵园看望父母，每次必定去看安放在同一幢干部骨灰陈列室的好伯伯好姆妈，在骨灰盒上哥哥留的卡片上给好姆妈写几句话。每天早晨我都不忘在案几点一支馨香，心里默念几个名字，其中有好姆妈。

　　懂经鞋

　　懂经鞋是那样一双布鞋，黑色的斜纹卡其布面子，漂白色罗纹的滚条边，白色手工纳的布底（也有塑料底），鞋面上两边有U字形开口，插缝了宽阔的黑色松紧带用以绷紧脚背。这布鞋1940、1950后的老少爷们、老娘儿们大多穿过，都想起来了吧？

　　我少女时期暗恋弄堂里一个资本家的儿子，这男孩中等偏高个，脸面白净端正，眼睛末梢带点儿笑意，头发略微卷曲。他不和我们一般群众搭讪，路过小姑娘时爱低头贴着墙根走。估计他们家是从哪幢花园洋房被扫地出门才搬来我们弄堂的，因为不是打小一起长大，他和我们都不熟。

　　弄堂里那么多帅哥，我为什么偏偏喜欢他，成天扑在三楼亭子间的窗户口，严防死守等待他出门经过，用眼睛尾随一路呢？前几天终于想起来了，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老穿一双仿佛散发出太阳香、带干净滚边的懂经鞋，众人面前他走路的样子略微腼腆，没人围观时轻快而洒脱。我高高在上，看他毫无知觉地从我眼皮底下走过，心里会升起一点拥有他的感觉。

　　“文革”时期的时尚物件虽然单一，却是普及面广，说千篇一律那是贬义，说众人追捧不就转为褒义了吗。懂经鞋是懂经（上海话，意思是懂行、识货）人穿的，你落后，不懂经，欣赏不来，买不起做不成，又没女人疼没姑娘爱的，那不就该待一边凉快，孤独去？

　　印象中懂经鞋似乎是从北方流行过来的，之前上海姑娘穿横搭襻的方口鞋，男孩不穿布鞋穿球鞋，家里经济条件好的，穿皮鞋。懂经鞋宽大舒适，走路跟脚，闲了无事，两手插在裤袋里，双脚轻擦着地面，宛如游龙，翩若惊鸿，怎么看怎么优美与潇洒。那年月，新鲜的，刺激眼睛的东西就是少，一阵风似的，男孩、女孩、爷叔、娘舅人人都有弄双懂经鞋穿穿的欲望了。市面上成品货紧俏，解剖麻雀呀，分解鞋样！35码到43码大众号的鞋面样板在人们手中传递，鞋底样也是，每个弄堂里都有路道粗的小姑娘，我们上门去求助，借来纸样复制。然后结伴去买黑色的斜纹卡其布和白色滚条，买鞋底线，请人制作可以用来缝合鞋面与鞋底的工具：带钩的椎子。

　　我的少女时期不天天读书，“复课闹革命”了才去学校混两天，否则就在家无聊度日。冬天，一般午饭后我溜出家门，去横弄堂山墙处与小朋友会合，那里有一块会移动的太阳，我们靠在墙上，跟着太阳移动。勤劳的人握着棒针，小手指上绕着圈结绒线;有装模作样绣个没完地绣枕头套的;也有钩台布的钩几下，放口袋收好，想起来又掏出来钩，不顺心了，撅着小嘴刷刷地拆了的。那些女红我看几眼就会，偷偷在家实验过，但是家里没有拿得出手的漂亮毛线和的确良布料供我显摆手艺，况且抄家剩下的破家具上也不需要我钩新台布。也有懒姑娘，整天空手靠墙嚼舌头，东家长西家短。我不善言谈，长得矮小、瘦弱，貌似贫血，在墙根交际圈自觉像个跟屁虫。

　　蹉跎时光呀，直等到有人传阅懂经鞋样的时候，我突然激动起来，因为看上去做成一双流行货，所需的投资非常低，糊硬衬、铺鞋底，家里破布多得是，买新的鞋面布、鞋底线所费有限，时间我多，劲头我大。

　　自然地，我参加到做懂经鞋的行列中去了。那阵子日子过得好充实，上蹿下跳在晒台上搭木板摆战场。先空麻袋背米，无投资纳鞋底：偷几勺做面疙瘩用的面粉调糨糊，用一个钢精牛奶锅，面粉加水，在小火上不断搅，变成糨糊。找出家里破衣服，撕开，接缝处都不要，放水中浸透，一层布一层糨糊一层布地糊在大木板上，注意抹平，不要留气泡，不要让糨糊形成疙瘩，完了将木板靠边阴干，不能曝晒，不要急着揭，过一天干了，从木板上撕下来就是一大张硬挺的硬衬。

　　把鞋底纸样按在大块的硬衬上，沿边用铅笔画下来，注意正反脚套裁，不浪费一点间隙。然后剪下一只只脚样，对齐叠起来，硬衬与硬衬中间可以插入一般旧布以增加厚度，旧布呢要比硬衬剪得大一点，因为一缝合软布会缩进去，不留余地就糟了。干这样的活，经验很重要，所以一开始失败是难免的，几次失败几次返工是必须的。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看过农村大娘给红军纳鞋底，还有古诗传说中的“慈母手中线”，密密纳鞋底等等，应该是左手鞋底右手针，咬牙一戳一提拉，把钢针放头皮上蹭一蹭，沾点头油，讲几句台词，再接着戳……说不上有美感，看上去也简单，可上手一纳才知道这活儿技术含量真高，城里姑娘要改造世界观，那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缺点之外，还得加一条，鞋底不能纳。

　　为了赶潮流做懂经鞋，我拉开了自觉改造世界观的序幕，得空就去看先我一步实践的大朋友纳鞋底。墙根那边，交情浅的不背过身去算给你面子，介绍经验，那是门也没有。我三姐有个初中同学叫玲玲，她长得很美，功课很好考取市三女中，我姐姐考取复旦附中，都属于弄堂里有资本骄傲的女孩。后来他们“老三届”上山下乡各奔东西，我姐去了奉贤，玲姐说是身体不好，逃避下乡，被藏在家里休养。她是我姐姐的死党，花季少女的笑声犹在耳边，命运突变到不敢出家门玩。玲姐招呼我去她家，她奶奶是北方小脚女人，面食做得特别好，纳鞋底也熟手，我们在奶奶的教导下一起纳鞋底，玲姐聪明，传授心得和诀窍。顶针箍怎样支住鞋底针，不让打滑很关键，否则狠命一戳，针尖戳进布头的同时，针屁股会顶进你手指上的肉里去。

　　技术性的讲究还有很多，比如鞋底最上面一层硬衬是带滚边的，我们得先沿着滚边扎一圈碎针，将一叠厚布固定下来，然后，竖着来一道，将鞋底分成两半，再一行一行安分守己排列针脚，密密麻麻，好像天上星星，又好像小碎牙，直到鞋底儿渐渐板结，硬挺，敲打时会发出邦邦的声响，才结实耐走路。

　　日子缓慢得如半桶浓稠的柏油，倾倒在地上，久久不见流淌。我每天下午在玲姐那儿纳鞋底，玲姐说，小阿妹你那架势越来越像《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女战士，因为我咬牙抽麻线的动作够狠，为了鞋底紧实，有时会抽断线;而时不时学玲姐奶奶，把钢针尖插头皮里蹭些头油好下针，简直太大妈化了。我们互相打趣，痴头怪脑大笑，笑到玲姐家两个表情一贯严肃的表弟再也不进屋。endprint

　　接着做鞋面了。厚厚的斜纹黑布反面也要糊硬衬，不能太厚，最外层得是一块新的龙头细布，就是鞋里子，阴干了之后，在白色面用铅笔描画鞋面。要动剪刀开剪时，心脏“别别”乱跳，好像是钢铁厂里面一锅钢水烧好，要浇注模具那样的大事，这一剪刀下去不能出半点差错，错了这块新布就毁了。

　　先外圈剪轮廓，再剪内圈，鞋面舌头转弯处最难，好歹哆嗦着搞完，就要沿边了。内边用黑色滚条，外边是白色滚条。家里有缝纫机的，把针头换成13号粗针，线脚调到最大，双脚放在踏板上小心翼翼踩。我们家有一架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我妈妈虽然不会裁剪衣裤，可靠着它光是给七个孩子缝缝补补衣服就赚回本钱了。我很小就会踩缝纫机，当然一开始是当游戏机玩，不知道踩断过几根针呢。

　　鞋面比较厚，也硬，用缝纫机滚边的时候得非常小心，先反踩一道，再翻过去压一道，边沿留得均匀，压线要恰到好处，说起来容易，踩起来难，反正我小孩子眼睛贼亮，好胜心强，不成功便成仁，怎么也得成功。

　　那鞋其实通俗点应该叫它松紧鞋，而非半通不通的“懂经”鞋，懂什么经呀，佛经吗？那年头佛经长哪样都不知道，没看过，怎么会懂。那松紧就是松紧带，两条黑色宽阔的松紧带放在鞋面舌头两侧，考究一点得插在鞋面和鞋里子之间，测好距离，黑线压上去。

　　最后就是鞋面和鞋底的合龙工程。“合龙”这个专业词汇，对于当初的小孩子来说并不陌生，南京长江大桥合龙啦，什么超级大坝合龙啦，喜报传来，我们学校组织上街游行来着，喊口号来着，庆祝合龙。合龙就是拼装完成，两边对接上，得喊“乌拉”，祖国万岁万万岁！

　　鞋面和鞋底合龙，上海人叫上鞋子，那个“上”字很有气势，祖国建设要大干快上，可上鞋子不能急，先要规划和分配。鞋面不分左右脚，鞋底有正反面，一顺了不行，得相对上。上鞋子除了缝线结实，鞋头绝对不能歪。所以，得先在鞋头和鞋跟处缝几针固定住，因为我没有经验，半腰里也缝两针，以免分配不匀前松后紧。

　　正式合龙大业从鞋跟开始，粗针麻线搞回形针法，一针一针回环往复，牢牢地将鞋面固定到鞋底上。那针脚很有讲究，表面上要压在白色滚边内里，下面的线要嵌进鞋底间，针是斜着上下穿插的，比纳鞋底的时候下的劲小，但技术含量高。眼看着懂经鞋制作快大功告成，人那个兴奋呀，绝对“一口气跑上威虎山”，上到一半的鞋怎么也不肯放手，我爹喊我做饭，那个一声声呼唤，从明珠、小妹到乖囡，再转为小鬼，死小鬼……

　　我现在已经记不真切究竟做成功几双懂经鞋，为谁做过鞋。我肯定是穿过自己作品的，家里的其他人呢？有没有谁巴巴地盼我做鞋给他穿？有没有谁拿到我做的鞋舍不得穿？脑子里一片混沌。我这不懂事的小姑娘究竟是没有做过一双鞋子给爸爸穿，这点却是肯定的。因为我当时是那样的恨爸爸，恨因为他被抄家五次，150多元的退休工资变成50元生活费，家里因此变得那么贫穷。保姆都走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离开家，留我最小一个要买菜做饭伺候他洗脚，我哪会心疼他糖尿病引起的老烂脚，他躺在那里不出门走路，不管我，我才高兴呢。

　　少女的我只顾着自己的委屈，我恨很少有新衣服，妈妈只会将上面六个哥哥姐姐穿旧的衣服改给我穿，穿不下的鞋子轮到我，我多么盼望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无望中迸发出自力更生的力量，那第一双成功的作品怎么会轮到给其他人穿呢？不可能的！

　　两只瘦骨伶仃却有37码大的脚终于踏在亲手做成的黑面白底的懂经鞋里了，那年我16岁。天空很阴沉，春天仿佛遥遥无期，我喜极而泣，泪水缓缓地淌在面颊，顺着很深的法令纹，流到失血的嘴唇上。镜子中的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好看。

　　我的外婆

　　外婆生了10多个孩子，活下来9个，我妈妈是老三。

　　外婆姓蒋，没有名字，就叫蒋氏。

　　外婆是宁波人，大约是宁波溪口罢，连我妈妈都讲不清楚，妈妈很小就在上海了。外公是做家具生意的。

　　外公生意做得并不大，却有两个老婆，我外婆是正室。外婆的样子不像是个容易被人欺负的女人，她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仔细看，其中一个眼睛有一点点斜视。她身材很瘦小，面容有时慈祥有时威严，说话时嘴角带点讥诮。外婆没读过书不识字，却懂很多俗语和文言老古话，家里三个儿子六个女儿都很尊敬她，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不该提的话。

　　外公很早就去世了，他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外婆本事大，仿佛赤手空拳养大了九个孩子。外婆前三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分别在18岁的时候嫁了人，大儿子学修理飞机，小儿子学航运，两个女儿参军到文工团，只有我二舅留在宁波，还有八姨去了青海。

　　从我记事起，外婆就和六姨一家住在一起，二马路那里一幢有名的大楼。那个大楼看上去像个古旧的绅士，外观很坚实，木板的走廊甬道很宽很长，有一架硕大的电梯。六姨家在楼上甬道的尽头，门口走廊就是厨房，矮矮的放着煤球炉子。外婆经常坐在小板凳上，炒世界上最好吃的菜。

　　到外婆家去，是每一个小女孩心里最喜欢的事情吧？我常常跟着妈妈去外婆家，妈妈一见到外婆，会在她手心里塞一团东西，外婆照例是“罪过罪过”客气几句收下，估计是钞票。我妈妈钱也不多，家庭财务大权掌握在我爸爸手中。接下来她们就打发我去玩，妈妈和外婆手里拣着菜，一会儿高声一会儿低语地将外婆的其他八个儿女和妈妈的七个儿女轮流数说一番，高声的时候是说到争气的，过得体面的，孝顺的孩子，低语的时候是轮着了倒霉的，不听话的孩子。

　　我的大哥哥比小舅舅还大，大哥哥1962年去了安徽支内，妈妈很牵挂他，小舅舅考上了海运学院，要当船长的，是妈妈这辈人中的骄傲。自我出生以后，国家政治运动就没有消停过，妈妈的眉头舒展的时候很少，其实妈妈笑起来很妩媚，而外婆笑起来有些俏皮。

　　小时候，我们家一直是保姆烧菜的，爸爸有很多美食理想，但是他只是理论上的，自己动手做很少，而我妈妈一点也不会烧菜，除了一个红焖茄子不知怎么被她掌握到技巧，烧得极其好吃，其他都不会。原因一定是我外婆太会烧菜了，妈妈知道比不过，索性不学。endprint

　　每次到外婆家吃饭是我最期待的时刻，早早的闻到外婆的菜香，我魂不守舍，黑眼珠子侦察好了有利地形和最想吃的那碗菜，乖乖地等候。外婆做的是宁波菜，霉干菜烧肉，烤豇豆，咸烤笋，黄鱼鲞炒毛豆，只只都很入味。我们大家庭吃饭很有规矩，饭碗要端牢，胳膊肘不能上台面，捏筷子手势不能高不能底，头不能吭得太低，不能一直冲一个菜碗里搛菜，荤的吃吃，素的吃吃，喝一口汤。在外婆家吃饭我心里有点紧张的，因为外婆这方面很严厉，看上去她笑嘻嘻的，批评话不大直讲，但是旁敲侧击更加使我难堪，我从小就是个敏感的女孩，被哥哥姐姐斥之为“碰哭精”。不记得在外婆家哭过几回了，一定是哭过的，否则我怎么到现在回想起在外婆家八仙桌上吃饭的情景还有点紧张呢？

　　可是我喜欢外婆。

　　外婆的风度是该着像《红楼梦》里贾母那样，着绫罗绸缎，坐宽敞客堂，被佣人小辈簇拥的，但是命运不济，外婆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外婆在上海有五个女儿，她老人家在，外婆家就是姐妹们会合的据点，加上神气活现的小舅舅，过年过节简直热闹极了。我在外婆家留宿过几次，都是玩疯了，表弟表妹坚决不放我走，百般恳求外婆才成功的。

　　外婆的脚是半大的脚，据说小时候被缠过小脚，但是中途放弃。她后脑梳一个小小的髻，难得放开，洗头后用刨花水煸到油亮油亮再髻起来。衣服都穿大襟的，蓝布居多，胳肢下掖着条手绢。外婆有二三十个第三代孩子，可我只有一个外婆。我很想和妈妈和阿姨们一样孝敬她，有一天我独自乘车去看外婆，用积攒的七分零用钱买了一包甘草橄榄，送给外婆。这件事情外婆几乎告诉了所有的亲戚，她说，三岁看到大，明珠很孝顺。

　　阿姨们都说外婆是个爱面子的人，也就是说，外婆是个心底很骄傲的女人，如果她有机会上学出国，一定是个像林徽因一样的好学生，如果她去参加革命，一定是鉴湖侠女秋瑾。我不太清楚外公的外室是怎样一个女人，这个话题在我家是忌讳的，当初外婆没有财产没有文化只有一群儿女，她无法抗争，只默默地坚守着残存的自尊，学会生活，精打细算，尽量地体面着。

　　解放前后，那么多风风雨雨外婆都挣扎过来了，谁会料到，一场“文革”，几张贴到大楼里的大字报，将外婆的自尊心击倒。大字报是写她女婿的，不是政治问题，是最触小市民神经的生活作风问题，尽管是捕风捉影，尽管女婿死也不承认犯过如此错误，大字报影响已经造成了。外婆只感到整个大楼人都在她背后嘁嘁促促，女儿都没她那么痛苦，可是外婆立刻倒下，起不了床了，去医院一查，外婆患了胃癌，已经是中晚期。

　　外婆从来没有那么任性过，她在床上如睡针毡，求女儿带她离开住了大半辈子的大楼。外婆到我家养病，躺在我爸爸以前睡的大床上，我爸爸的床空着是因为去坐牢了。外婆啊外婆，我和你那么亲近就只有这几个月，我不去上学，我侍候你，端茶送水，和你讲话。

　　外婆几乎不说话，她累了一辈子了，静静地躺着睡觉。她的外甥女婿小毛医生上门诊疗，打针吃药，保守治疗，他安排我每天用一小块精肉用水浸去血水，然后剁碎，清蒸给外婆吃。外婆对谁都很客气，一杯水一个问候她都要谢谢，我领受了外婆许许多多轻声的谢谢。我们一直没告诉外婆她得的是什么病，外婆也没问过。直到有一天，六姨在床边和她说话，说到忘乎所以，竟说出了“胃癌”两个字，六姨清醒过来后吓得逃出房间，急得快要哭出来，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外婆装作没听见，让她早点回家，说外面冷。

　　外婆的生命在渐渐离开她的身体，最后几天癌细胞转移，外婆很痛，她忍不住哼出声来，小毛医生给她注射杜冷丁，频率渐渐加快，直至外婆长长吐出一口气，再也不痛苦了。

　　外婆咽气后，妈妈和阿姨们哭得都很悲伤。背负了重压的姨父也赶来，他是一个和气的爱喝酒的中年男人，他提着一只大花圈，刚走到房门口他就站不住了，“噗”地跪倒，长哭不起，他爬到外婆床前，狠狠地打自己的脑袋，甩自己耳光，我们听到他一句句地哭，姆妈啊姆妈啊，你不开心，你没有在自己家里养病没有死在自己床上，都是我的原因，你原谅我吗你原谅我吗？我和姨父一起痛哭失声。

　　那年，我14岁，第一次经历亲人在眼前离世。

　　外婆的葬礼在斜桥殡仪馆举行，那是个破烂的小殡仪馆，院子里铺着高低不平的石子，外婆躺在一张单薄的运送床上，被一个女人潦草地推出来，在地面石子“瓥瓥瓥”的颠簸中，突然，外婆的一条胳膊从白被单中滑落出来，那一幕令我惊恐万丈，眼泪都被吓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会不会是外婆送给我们的最后幽默呢？

　　外婆去世40多年了，时间过得太快。

　　20岁生日派对

　　40多年前的3月，我二哥与一帮哥们躲在亭子间日夜商量，想在家办个20岁生日派对。从门缝中窃听到那消息，我激动得在楼道里团团打转，胳膊上起了一排排鸡皮疙瘩。

　　当然啦，我也知道，所谓派对顶多就是摆两三桌圆台面吃一顿，喝点酒，切一个生日蛋糕那样的排场，真要像外国电影里演的，主角走旋转楼梯下来亮相，老爸宣布儿子长大成人，送去外国读书或者进入自家企业，然后宾客中推出一个适龄娇娇女，男青年与之“嘭嚓嚓”跳上了交谊舞那样的资产阶级派对，二哥做梦也不敢想。

　　二哥比我大三岁，遗传了我们爸瘦高的身架，大鼻子，俊美的双眸，比全家人都长的睫毛，略微卷曲的头发，二哥还稍稍发挥，生一张扁扁的讨人喜欢的小瘪嘴。二哥长得那么像自己，爸却胳膊肘往外拐，小学上到五年级的时候，二哥被送去给叔叔当儿子。

　　爸一共三个儿子，可他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的叔叔一辈子没结婚。我妈说，叔叔讨老婆的钱都给他吃到肚子里去了。可不是，叔叔买酒喝、买肉吃可大方了。他在复旦附中当教导主任，工资高，派头大。我坐电车到江湾五角场叔叔家做客，重点是蹭饭。一到饭点，叔叔找出两只像小脸盆那样大的搪瓷碗，让二哥带我去食堂打菜。排在飘满肉香的复旦大学大食堂中，二哥满不在乎地弹着一厚叠饭菜票上的橡皮筋，对我说，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才上半月，叔叔钱多着呢。endprint

　　二哥脱离我爸的严格管理，整天在复旦宿舍花园里上树下河，结识很多江湖豪杰。他不怎么爱读书，兄弟姐妹中就他一个考试吃过鸭蛋，被妈妈拿着鸡毛掸子打过一顿。一次二哥犯了更大的错，被爸爸拖到爷爷相片前跪着，一把很长的切西瓜刀搁在柜子上，二哥淌着眼泪被放出门时，我赶紧去数他的手指。

　　二哥初中尚未毕业，叔叔就去世了，哥哥回到自己家，按政策下乡去了郊区农场。二哥拿18元工资，半个月就吃光用光，每次回上海探亲，爸爸让他上缴饭钱。没有？缴粮票！二哥什么也拿不出来，哭也没用，转头找哥儿们去凑。

　　爸严厉出名，变成弄堂里男小孩们传说中的黑社会老大。那些练出胸肌、腹肌，胳膊上都是栗子肉的男孩对我爸无限仰慕，顺带二哥地位也“嗖嗖”上升。二哥人缘奇好，常常会抱回一条小狗，几只鸽子，三只被遗弃的猫咪来家里养，都要爸一一批准才行。

　　二哥20岁生日日益临近，一伙人在我家亭子间几天几夜开会。等到生日宴的出席名单、买菜资金、大菜师傅都筹划、落实妥当，怎样上楼向老爷子请示，请他允许在家里摆两桌圆台面难倒了他们。

　　二哥在大伙儿鼓励下，冒死走进爸爸的书房，话刚出口便被斩钉截铁否决。爸说：“我60岁也没办酒席，你20岁办什么酒？要折寿，就是要死掉的！”二哥不服，宁死不屈，几次三番赖在爸面前死缠烂打，爸终于点头。

　　二哥生日当天，一早家里就像办喜事似的，二哥的哥们从四面八方搞到鸡鸭鱼肉蔬菜花生米。由一位在饭店当厨师的哥儿们的哥儿们主厨，生生地变出八个冷菜，四道热菜，两个大菜，一道水果甜羹。二哥眉开眼笑，上蹿下跳，我被安排迎接来宾，端菜上桌。顾不上油烟味，我一得空就挨在那位主厨边上看他熟练地洗切配，一些耳熟能详的饭店菜，眼看着通过煎炸炒蒸一步步变成真的美味佳肴：蚝油牛肉、糟熘鱼片、咕咾肉、松鼠黄鱼……等到一道没用什么了不起原料却好吃到爆的怪味花生出炉，我对那位厨师小哥的崇拜已经到达暗暗筹划我们的将来了。

　　我爸一生写作、办教育、做出版，是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也注定对美食见多识广，然而40多年前，正是他人生低谷走霉运最甚的日子，受迫害被关押，释放后是“保外就医”的身份。爸仅有拮据的生活费应付吃饭与治疗，已经很久没上馆子，与饕餮大餐绝缘多年。二哥这些愣头青们对于办一场家宴那种疯狂的，不顾一切的热情，一定对他刺激很大，那刺激当然不仅仅之于味蕾。

　　二哥是用包揽所有办生日宴费用、所有厨房活计、所有清洁劳动，只是借用厨房与一间大房间摆两只圆台面，最终获得爸允许的。苛刻的条件愈发激起参与者的激情。那天，在我的脑袋里，将有一顿好吃的占了绝对的上风，我不曾关心爸的情绪。时辰一到，20来个男女青年把我家楼梯踩得震天介响，爸把书房门紧闭，一如既往躺在藤椅上看书。待到桌上冷盘齐全，酒杯斟满，小朋友们安静下来，二哥去请爸出来吃饭，爸坚拒不允，要求在书房独自用餐。

　　没将“老大”请出来接见朋友，二哥的悻悻然也只一瞬，因为一忽儿工夫，他就被饭桌上小伙伴们灌得七荤八素。40多年前3月份的那天，四川北路沿街三楼的两个阳台内，不断传出阵阵喧哗，碰杯声嬉笑声不可阻拦。是20岁生日啊，在任何年代，20岁的高调都能被原谅，何况是饥饿年代，是为了美食的一次高调。

　　责任编辑 陈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