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从事艺术心理学研究。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现定居布达佩斯。翻译作品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等。曾与匈牙利汉学家合译《道德经》《易经》。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等。

　　塔尔·山多尔（Tar Sándor，1941-2005），匈牙利小说家，社会学家。1941年4月5日，塔尔生于匈牙利东北部的一座平原小镇——哈依杜萨姆逊（Hajdúsámson），农民出身，家境贫寒。年轻时，他在德布列森市（Debrecen）机械工业技术学校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再没离开过这座大工业城市。塔尔先在一家兵工厂从事关于枪支、子弹、炸药生产的技术工作，后来转到一家医疗器械厂当技术员。1989年匈牙利体制变革，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转型，许多工厂纷纷倒闭，失业人群增多。1992年，51岁的塔尔也被工厂辞退，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失业者，直到去世。

　　塔尔从小喜爱小说和诗歌，很早就尝试写故事，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6714》和《这为什么对蜘蛛好？》，真正投身文学，还是在他失业后的十几年。没有了工作，塔尔成了小酒馆的常客，不光借酒消愁，还从最底层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了解到形形色色的穷人的命运，由于塔尔出生在农村，之后又在工厂工作多年，然后又沦为被社会淘汰的、失去社会保障的边缘人，所以他对底层人的生活最了解，最同情，他们是他所有小说里的主人公。在他的笔下，永远是处于绝望中的挣扎者，贫困、绝望、不公、挣扎、穷人的善良和善良人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塔尔？山多尔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作家”。正如匈牙利作家勃多尔？阿当所说：“塔尔最知道如何让小酒馆立即安静下来的诀窍。”

　　失业，成全了文学。在塔尔生命最潦倒的十几年里，酒和写作成了他活下去的支柱。1993年后，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你的国家》、《我们这条街》、《就这么多》、《缓慢的货车》、《娜拉来了》、《在地图的边缘》、《讨价还价》、《轮到你了》，长篇小说《一切都很远》、《灰鸽子》，另外他还写了大量的社会学论文。

　　在写作上，他不追求文学形式上的“现代”，而是像在昏暗酒窖里围着酒桌闲聊一样地娓娓道来，用不经意的语气聊“生”聊“死”，绝望，但不绝情。塔尔的小说很快在文坛占了一席之地，1995年获得克鲁迪文学奖，1997年获得尤若夫？阿蒂拉文学奖，1998年获得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作品先后被翻译成法语、芬兰语、德语等语言出版。

　　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塔尔？山多尔自己也是一个悲剧人物。1999年，他承认自己从1978年开始曾作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内线”对不少人进行过监视，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凯奈迪？亚诺什，并在《生活与文学》周刊上公布了一些相关信件，他对此进行了反思。在冷战时期，匈牙利的各个部门都有政府的“内线”，他们都是各行业的佼佼者和“政治上可靠的人”，为了“国家利益”，许多人是被迫接受这份工作。但在改革之后，这段历史成了敏感的政治话题，这在当时的媒体引发了争论，塔尔不仅遭到不少人指责，周围一些朋友也远离了他，就连相识多年的酒友也把他撵出酒馆。2003年，他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小说《告密者》。

　　精神、物质上的双重折磨加重了他的酗酒，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没法从这个坑里爬出来”，后来由于酗酒和抑郁症，他住进德布列森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小说《病房手记》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生活观察，说是小说，也是再真实不过的社会学报告。很少有作家能像塔尔那样把贫困看得这么清，这么透，这么深，悲惨得让人发笑。他活得很苦，但苦的时候也笑，因为再苦也得活下去。

　　2005年1月30日，64岁的作家寂寞地死在自己家中。

　　责任编辑 韩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