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革”期间曾在上海崇明农场务农，改革开放后曾去美国陪读。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性别：女》、《生死遗忘》，中短篇小说集《红姨》，散文集《倦鸟归林》、《爱是深沉的爱》等，另有学术专著《丁玲年谱》、《关于性别的追问》、评传《丁玲——飞蛾扑火》等，共计十三部作品。
1968年8月我被分配到崇明东风农场。这天清晨，我起早上厕所。厕所建在生活区后面，周围是一大片菜地。
我迷迷糊糊拐进女厕所，赫然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矮男人站在面前。我“啊”的一声转身就逃，被跟在后面的老职工小潘一把拽住：“别怕呀，是沈农科，扫厕所的！”沈农科抱着扫把早已不见踪影。小潘告诉我沈农科是地主，一只“死老虎”。我问沈农科多大岁数？从哪里来的？小潘不知道。小潘说，你管这么多做啥？反正，我1964年来农场，他就在这里了。
几天后，队里开批斗会，让新来的知青认认坏人。上面站了三个人：“流氓阿飞”、刑满释放分子，还有一个“逃亡地主”沈农科。会场闹哄哄的，听不清说些什么。只见沈农科神情木讷，眼睛低垂，矮墩墩的身子像根木桩，脸上皱纹像裂口的树皮。我心想，这地主和《白毛女》里那个黄世仁不一样啊！
我们队有500来号人，扫厕所任务十分艰巨。每天，沈农科要在大家起床之前把厕所打扫干净。他成天不是拿着扫帚，就是挑着粪桶。除了扫厕所，他还要掏粪坑，或者，收集食堂泔脚喂猪。他做的全是苦活、累活、脏活。农忙时，他得空就帮我们搓秧田用的草绳，或者，在蔬菜班帮忙种菜。他的农活干得极其漂亮，铁搭拉出的垄沟笔直笔直，令知青们赞叹不已。一个地主竟然是好把式，这印证了我母亲说过的在那时被认为是反动的话，她说在我们乡下，做煞做死的，会干农活的是地主人家。母亲的话对我有影响，我同情沈农科，可是我不敢和他说话。我坚定地站稳“阶级立场”。
没人说话的沈农科，是我们连队一个孤独的影子。
他从不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总要等买饭窗口最后一个人消失，他才从角落冒出来，拿出一只漆着工厂名字的搪瓷大碗，把饭、菜扣在一起，蹲在哪个角落三口两口吃了。偶尔，胆大的老职工会和他搭个话：“哦哟，吃得介差！”他头也不抬：“填饱肚子就好。”
他从来不用蚊帐。崇明蚊子的凶猛知青都领教过。这些出没芦苇丛的蚊子，成群结队。夏天的晚上，我们涂上防蚊剂，穿上长袖衬衫、长裤，套上高帮套鞋，还是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蚊子。难道蚊子也认人，不敢咬沈农科？有知青悄悄问他：喂，大农科，蚊子不咬你吗？他回答得很是理直气壮：我这么一个大活人，还怕这么个小小的蚊子？有人好奇，晚上偷偷去看他。他一向居无定所，睡觉的地方是自己找的：厕所边的工具间，楼梯拐角处，只要能躺下一个身子就成。他们看到，那回他躺在工具间铺着稻草的地上，一条被单从头到脚紧紧裹在身上。大家说，沈农科不是不怕蚊子咬，而是没有蚊帐，那时买蚊帐要布票。知青下乡，凭上山下乡通知书才能买到一顶。沈农科一定是不舍得布票，也不舍得钱。
他从不曾离开连队。一年365天，我们每天能看见他的身影。下雨天，我们不出工，他不能不出工，厕所半天不扫就进不去。说实在的，我们连队一天也离不开他。春节，知青们全都回了上海，连队留下值班人员，还有沈农科。夜里，总有成家的职工悄悄给他端去吃的，红烧肉、蛋饺，或者鸡汤。
“文革”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场浩劫。农场的知青们一批一批回到城里。连队渐渐空了。
八十年代中期，沈农科病了。他吃不下饭。先是住在场部医院，后来转到县中心医院。诊断出来了：食道癌。出院后，职工们轮着给他烧点汤水，熬些粥。可是，食物他越来越难以下咽，人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虚弱。
这一天，沈农科找到连队书记小严，认真地说：“我要家去了！”
小严有点吃惊：“家？你家在哪里？”
沈农科说：“盐城。”
小严问：“家里还有谁？”
沈农科说：“侄子。”
小严说：“那我派人送你回去！”
场部工会派了一辆面包车，一位干事陪同。小严陪沈农科到银行取出他一生的积蓄，总共500元。沈农科工资是最低一档，21元。小严心痛地想，他要怎样的节约，才能攒下这笔钱啊！
面包车一路飞驰，沈农科终于回到老家。近乡情更怯，沈农科何止是怯？踏上老家土地，面对陌生的家乡，陌生的面孔，沈农科有些惶恐。工会干事交接完毕，转身要走。沈农科忽然拉住他说，我跟你回去！干事很是惊讶，他愣了愣，劝道：“你还是留在家乡好。”
沈农科流泪了，泪流满面！
一个半月后，书记小严收到一封寄自盐城的信，信是沈农科的侄子写的，他说，叔叔沈农科不幸逝世，享年54岁。
沈农科这个名字，沉甸甸的，落在我心里几十年。我常想，他的文绉绉的名字，是谁取的呢？我想了解他的一生，他的家乡，他逃出家乡几十年的曲折。可是很少有人说得清楚。队里的老书记也只能和我说个大概：家乡“土改”时，极“左”路线盛行，沈农科父亲被乱棍打死，他逃到上海，在厂里做临时工。解放后查出他是“逃亡地主”，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60年代全国饥荒，市政府决定围垦崇明，向荒滩要粮，沈农科被派到崇明。老书记还说，沈农科在乡下订过亲，可是没敢回去成亲。
唉，沈农科没有爱过！我感到深深地悲哀。他屈辱的一生，是那个年代地主乡绅命运的缩影。
几天前，农场一位老职工忽然和我谈起沈农科，她说，你不晓得啊，沈农科是爱过的！这话让我眼前一亮。她说，“‘文革前，你们还没来农场呢，沈农科和场部一位女青年好上了，女青年好漂亮，那段日子，沈农科像是变了个人，整天笑眯眯的，走路挺直了腰板，衣服也干干净净。他一改节约得近乎抠门的习惯，给女青年买这买那，买了许多礼物！女青年呢，也喜欢他，有了好吃的，烧好了送过来，两人凑在一起吃得有滋有味，还有说不完的话。可是，风言风语也随之而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沈农科钞票要被骗光了……”endprint
“后来呢？”我急着问。
“后来……‘文革开始了，‘死老虎也要批斗，女青年被调走了，据说，她是许过人家的。”
谁也没有看到生离死别的场面，谁也不知道沈农科如何痛彻心肺。就像一场疾风暴雨，戛然而止。沈农科更木讷了，成天低垂着双眼，默默地干活……
我听了，只是沉默。忽而，我又感到欣慰。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总算给沈农科留下一抹温馨。在逃离家乡几十年悲苦屈辱的日子，他爱过，也被爱过。这爱，哪怕再短暂，也能暖人。沈农科临终前，那位女青年的倩影，一定会闪现在他的脑海，陪伴他离开这混沌的世界。
责任编辑 方铁
王海雪
女，1987年2月生，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21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曾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天涯》、《作品》、《黄河文学》、《文学界》、《中国国家地理》等多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随笔等约十五万字。长篇小说《塘镇叙事》获2012年由海南省作协主办的“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五月茶》入选海南省作家协会2012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喜宴
文/王海雪
一
一到年关，戏院门口总是放满了生活垃圾，垃圾一直侵占到路边来，却没有人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塘镇差劲的卫生习惯。隔着一栋洋楼，旁边便是塘镇政府，门面都已经租给了镇上的人家做着一些小生意。据说有从大城市归来的返乡人员曾到政府那里投诉塘镇的脏乱差，斥责门面工程没有修饰好。得到的回复却是环卫工放假了，过完年后就开始清理。当时阿珠刚办好残疾证，便也随口劝了一句：“入乡随俗，让大家过个好年嘛。”这是阿珠第一次见到四德，四德的眉毛很粗，好像从出生起便被浓墨重彩地画上了一笔，自此洗也洗不掉了。
四德瞧着这个女拐子，骂了一句脏话便气冲冲地出去了。镇领导站在桌前望着四德走出去，对阿珠说：“这小伙子脾气真冲。”阿珠笑笑：“城里人刚回来还转不过来。”阿珠和镇政府有点关系，她的父亲是镇计生办主任，自从十年前在一次抓计划生育中和人结下了仇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人用袋子套住头一顿猛打之后他便失去了往昔的戾气，再也没有以往的干劲。他时常坐在家里那张摇椅上，撸起裤管指挥着阿珠的母亲拿驱风油擦在膝盖上，不停地说，这里，那里。他总怀疑自己得了风湿的毛病，因此，帮他擦驱风油成了阿珠母亲的日常工作之一。
母亲一直怀疑阿珠在她的子宫里居住到二十周时的那一场感冒是阿珠致残的原因。阿珠出生后两年，她发现了女儿的脚有问题，伸不直，她抱着阿珠东奔西走求医问药几乎耗尽了积蓄都没能治好。她甚感绝望，在整整六年里她不敢再怀孕，直到那日下午惊觉自己年龄偏大，再不生陈家就断了香火之后才怀上了儿子。
阿珠的眼睛明亮有神，她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上放着的言情剧常常令她春心萌动。不过她有自知之明，她摸着自己的腿对自己说，这都是假的。父亲正在那张摇来晃去的扶手椅上闭目养神，母亲在一旁正轻柔地给他擦着膝盖，父亲的性格在这些年里越来越平和，也许是老了的缘故。前些天，她曾经帮父亲拔掉了好几根的白头发。她对父亲说，白头发和黑头发在头上打仗，黑头发正节节败退。父亲打断了她的话，说，明天我去理发店把头发染黑了。阿珠的父亲唯一庆幸的是，女儿的智力正常。
阿珠中专毕业已经半年了。塘镇的服装加工业比较发达，父亲为了她的未来着想，在三年前把她送到了县城里的一所服装工艺学校，学习服装设计。说是服装设计，学的却多是裁缝的活计。三年过去，阿珠已经能自己做衣裳了。她懂裁布，会做衬衫，会缝制礼服，几乎只要是人身上穿的，她都懂做。她曾在县城一家服装厂实习了半年，却因为工厂设备简陋，还没用上电动缝纫车，她腿脚又不利索，靠双脚踩踏太过吃力，她便辞职回了家里。她原来计划在塘镇的商业街开一家婚纱店，母亲的一番话却打消了她的念头，人们不时兴买婚纱，全都是租来的。开这店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进厂当个工人来得安稳些。
于是，阿珠决定等过完年再做打算。人一闲下来，心就开始慌了。幸亏年关将近，镇上也没了市日集日之分，每天都热热闹闹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搭棚子卖对联的人也多起来。三姨也在中山街和机关大道的拐角处搭了一个。阿珠时常会上去帮忙，干卖货打包收钱的活。
那天是廿六，阿珠把那日子记得清清楚楚。
四德骑着一辆稍显破旧的摩托车，在摊子前停了下来。四目相对间，他们认出了彼此。四德对她说，给我来三张“福”，贴水缸的那种。阿珠看了看他，问他要什么价钱的，然后把东西装好递给了他。四德接过来挂在手柄上，摸着鼻子说了声，妈的，真臭。
臭味是从机关大道的戏院传来的，溢到路边的垃圾在白天展露无遗，有女人用过沾满凝固的血水的卫生巾，有小孩换洗过的尿不湿，还有每年淘汰下来的旧衣物，还有从黑色塑料袋里流出来的剩饭剩菜，等等。它们被东北风刮在塘镇的上空，寒冷中夹杂的臭气令人情绪失控。
阿珠抬头盯着他，露出迷惑难解的神情。四德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不是说你。阿珠从木板下面拿出三张“福”，放在刚刚卖掉腾空出来的位置上。三姨怎么还不回来。她有点焦急。这时，四德已经走了。
阿珠第一次听到四德的故事是在三姨从村里来家里拜年的大年初二早上，当时她还不知道她已经见过他。三姨坐在那张棕红色的木质沙发上，一边剥着橘子一口一个吞，一边说：“四德家四兄弟，他排行老四，兄弟多了点，四德这孩子，家里穷是穷，但人不错，是个老实人。”
三姨的脸是精雕细琢的面孔，想当年外婆为了生出这么漂亮的人儿肯定吃了不少苦费了不少劲，现在，三姨步入中年，但你看她风风火火雷风厉行的走路姿势和做事方式，就知道她的美貌虽然丧失，精力却成倍地增长了。
三姨从二十多岁起便开始当起了媒人，这项副业发展了十几年，慢慢把其他工作排挤掉，成了主业。牵线搭桥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做，但是闲，又是喜事，她又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便把这月老的活计给抢了过来。endprint
三姨看了阿珠一眼，转而对阿珠的母亲说：“阿珠要和他两个人勤勤恳恳地过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三姨穿着一件劣质的毛绒大衣，一摸，就沾了一手的灰毛。虽说冬天的气温不是很低，但阴雨绵绵，这种湿冷比干燥的北方冬天还要令人难以忍受。三姨的声音随着语速的疾缓时尖时粗，她停止说话后，阿珠仍觉得耳边还响着她的声音，缭绕不绝。
阿珠的母亲仍有忧虑：“他会不会嫌弃阿珠？”三姨说：“先认识再说，这看缘分嘛。”能说会道的三姨又举了好多例子打消了她的顾虑。
阿珠低头想了半天，才说：“我现在还年轻，我不想去看。何况，看了也是白看。”她进屋拿了一条红毯子，披在身上走出来坐回到原来的位置。她捏着自己的脚，心想自己会嫁给什么人呢。她刚要开口，楼外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持续了好久才响声渐歇。阿珠的母亲看了一眼闹钟，才惊觉已经过了十二点，赶紧起身进厨房弄午饭。
在三姨的极力劝说和撮合下，阿珠的母亲终于同意让他们俩见面。见面的地点按照阿珠的意思选在了镇上唯一的一家冰激凌店。冬天的冰激凌店生意萧条，从中山街拐入机关大道，一眼就可以看到摆在外面的几个冰柜。里面卖的冰激凌有一部分是塘镇的冰店批发来的，一些是从城里进回的。除了那些手里有了压岁钱的孩童会馋嘴地买上一两根吃外，店里再难寻其他顾客。
小时候，阿珠最喜欢在这家冰店吃冰，据说这家店的主人和家里还有点亲戚关系，只是那关系已经远到追也追不上了。
阿珠最先到了那里，她靠着冰柜，冰柜的冷气透过厚重的玻璃直袭向她，她把红色的棉布外套扣好后，又继续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她觉得有些荒唐，她不过二十出头，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被张罗着相亲了，看来母亲怕她嫁不出去呢。
当四德骑着摩托车到来的时候，阿珠有些惊讶，这是她和他的第三次见面，她看着他停下车，走过来，以为他也想尝尝在冬天吃冰激凌的感觉。她对着他笑笑。四德随口指着里面的冰激凌问了价钱。阿珠摇头说：“不是我卖的，店主这里。”她指了指正在屋里看报的中年男人。
这天雾气大，湿气重，大街上一片灰蒙蒙的。三姨刚好从里面借了厕所小解出来，一抬头见到四德，忙叫：“四德你来了哟，看，这是阿珠。”四德笑着说：“原来她就是阿珠啊，早见过了。”三姨见阿珠一言不发，又接话道：“塘镇多小，到处都碰到熟人，你们早认识了啊，这更好，你们聊，我先走了。”
四德记得阿珠，他很早之前就见过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残疾的脚。她走路的样子像一把折断伞柄的破雨伞。她长得不算太丑，脸部轮廓圆得像一个盘子。
四德瞧着她，想，这人怎么这么沉默寡言。四德开口了：“你全名叫什么？”阿珠讶然：“陈阿珠啊，三姨没说吗？”四德耸耸肩：“没有，我叫王四德，你叫我四德就行了。”
他们在冰店里漫不经心地谈话，问起对方的现在和过去，四德生活的村庄，阿珠读书的学校，等等。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阿珠却觉得过了好久。她低头看着里面琳琅满目的各色冰糕，突然很想买一块来尝尝，那种爽口冰冷从味蕾处直滑入胃的感觉是不是和这个天气一样冰凉透彻。
自那天后，四德偶尔会打电话给她，和她闲聊几句。却很少约她出去，她也不在意。她还年轻，不必为结婚生子的事情操心。偶尔她还会劝慰母亲，不用为她打算得太多，顺其自然即可。
母亲盯着她的脚说：“怎么能不操心？”
二
雨已经连绵不断下了一周，直到今天才雨过天晴，久违的阳光如同玻璃碎碴落满了大街小巷，人们欢呼雀跃，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位于转角处的龙凤茶楼也在这天人满为患，路边放满了摩托车，原本狭窄的道路更加狭窄。
三姨边推着她那辆破单车边骂骂咧咧：“呸你妈的，挤死人了哟。”虽然气温回升了，三姨却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这让瘦小的她看起来像个圆滚滚的粽子。她见缝插针把单车停在了一排摩托车之间，然后穿过树下那排坐满人的桌子，上了台阶，在玻璃点心柜那里买了一个牛角酥。三姨每次来一趟镇上，都会来龙凤茶楼买一个咬起来脆生生吃起来黏糊糊的牛角酥饼。
“三姨，来喝茶啊。”
三姨瞪着那双精明的小眼睛，歪着头四处搜寻，终于在第三棵紫檀树下看到了四德和他的三哥三德。
正月十五还没过，工厂还没开工，大把的年轻人挤满了塘镇各个娱乐场所，把塘镇围得水泄不通。年年如此。三姨想，塘镇就是繁华，和城里差不多了，就是脏了点。她一边想着一边笑吟吟地过去一屁股坐在了四德刚找过来的塑料椅上。
四德问：“三姨喝什么？”三姨笑了笑，双手放在大腿上捏了捏，蹬轮子还挺累人的，摇着头说：“来杯热开水吧，暖暖身。”
四德笑她老了怕冷，给她倒了一杯热茶。三姨也不介意，咕噜就灌了下去。她咳了几声说：“我要去阿珠那呢。”
四德说：“我有一阵子没见她了。”
三德说话了：“三姨，你这个媒人怎么当的了。”三德知道三姨介绍了个残疾人给四德，觉得三姨这样做不厚道，打算替四德抱不平呢。自己兄弟，怎么配也要配个正常人吧。
四德截住了，说：“打个电话叫阿珠出来喝个茶也不错，说不定过两天我就走了。”
三姨却揪住三德的话不放：“三德，你说什么话哟，我可是好心给你弟弟介绍个好姑娘，不过腿有点毛病，模样和人品可是一等一的好。”
三德想，做媒的就是会吹。
戏院旁边的垃圾仍然没有清理，臭味越来越浓，正午时分家家户户炒菜的香味融化在臭气熏天中。四德望着那堆垃圾时，总怀疑自己的鼻子出了毛病。四德最明亮的地方是他的眼睛，瞳孔清澈，眼珠黑得像墨汁一般不掺任何杂质，确实是上等的佳墨。
这时，四德看到阿珠从政府大门走了出来。她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人。接着，又往邮政局方向走去了。她抬起右脚往前，屁股一颠，左脚迈出，轻盈无力。
四德追了上去，把阿珠喊来了茶楼。他们来到茶楼前，桌子摆得很拥挤，阿珠让四德先过，她走在后面，注意到那张棕色圆桌边坐着的男人，那是四德的三哥，年纪轻轻却已头发灰白，他比四德大四岁，却比四德苍老许多。endprint
阿珠努力想起那天三姨说过的关于四德的家事，当时她心不在焉，现在一件也想不起来了。她想，四德的三哥叫三德，那么大哥和二哥应该分别叫一德和二德了。
三姨一见她，笑着把吃剩一半的牛角酥拿起来：“你们年轻人先聊，我走了，去找我姐姐谈事去。”
阿珠瞧着三姨穿过大街，直往政府大院奔去，回过头，听四德说了一句：“三姨真年轻。”
起初，阿珠还有些腼腆，但年轻人话匣子一开，叽里咕噜地说到共同喜欢的话题上，阿珠的表达也变得流畅快速。他们三个人谈得很愉快，这天气一好，人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阿珠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女拐子。
或许，是这次谈话，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四德本是一个安静的人。阿珠亦是如此，她对四德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她觉得四德像个孩子，从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分别之时，她对四德说，我们是好朋友吧。四德笑着说，怎么不是。
她们在这边谈得乐呵呵的时候，三姨却在阿珠家里遭了殃，这源于阿珠的母亲去查了四德家的底细。她和三姨撕破了脸皮大吵了一架。说怪就怪太信任三姨，四德的家庭如此糟糕怎么能把阿珠推入火坑，大哥嫖妓二哥吸毒搅得家里鸡犬不宁谁嫁进去谁倒霉。
三姨一急，脱口而出：“那你说你家女儿能嫁什么人，你说说，你要能说出来我就不做这个媒！那是他兄弟，又不是他，何况这事不一定能成呢，你着什么急呀。”三姨的伶牙俐齿使得她占据上风，阿珠的母亲却气急败坏，连说：“你这介绍都没一个好人。”
女人虽然没有喉结，吵架声却比男人尖利大声，房子在二楼，阳台又少了铁丝网的阻拦，声音飘得左邻右舍到处都是。有人房门一拉，往外探头探脑。三姨凶悍，大喊一声：“看什么看，没见过吵架的吗？”
母亲吵不过三姨，一怒之下只好咬牙切齿压低嗓门翻出了陈年旧账：“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不想想你姐夫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为了给你一个孩子！”三姨大惊：“都过去多少年了，这事能说吗？小心被别人听去。”三姨左看右看。
这场吵架并没持续多久，在热战之后又冷战了一会儿，三姨就气鼓鼓连饭也没吃便踩着胶鞋哒哒下楼去了。三姨穿过大街，把单车推出来，想，这兄弟要干坏事，谁能拦得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这死不开窍的。她抬眼见阿珠正起来准备离开，赶紧骑上车子头也不回地从老街那边走去了。此时，她正在气头上，连恨起阿珠来。
正月的热闹是平常日子不能比的。老街也因车来车去老木逢春，变得活力四射。三姨蹬着车子在拥挤的老街上行得慢如蜗牛。旁边的鞋店开了，买的人却很少。三姨看到鞋店，借了单车的长度来了个扫堂腿从车子上下来。瞅着自己的鞋，一看，坏了，穿了双坏鞋出来。她见人潮丝毫没有挪动的迹象，她还是屁大那么点地，去往鞋店的那几步路因为不断涌来的人流而挪动艰难，买鞋的念头打消了。她心里纳闷怎么堵得比城里还严重。一打听，才知道前面有一辆小车挡了道。
三姨和旁人唠叨起来：“那人也不想想，正月能从老街过吗？新街路那么宽，不走，活该，堵死他。”
三姨心里原本堵得慌，见大街比她的心还堵，注意力一转移，人也跟着舒畅了。她边絮絮叨叨边跟着人群移动，慢慢地终于挪过了那辆小车，路一空旷，她骑上车，一溜烟划过了大街，很快回到了村里。
阿珠一回到家里，母亲早已在客厅等着她。母亲对四德的家境情况了若指掌后开始了动作。当然，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未了避免以后可能的发展，她还是决定把这桩还没开始的姻缘作为假想敌扼杀在还是冬眠的种子的时候。毕竟，她是一个过来人，她的经验比女儿多得多。
阿珠的叛逆来得晚，或许之前就从来没有来过，关于母亲对她的种种安排，一直以来都顺从接受。这次，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她，你可以这样做，与其他人无关。按部就班地活，和自由自在地过，并非截然对立。她掷地有声地说，她有选择的权利。
母亲愕然，又苦口婆心地劝，没有一个母亲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了解女儿。阿珠说：“妈，我是一个瘸子，人家不会看上我的，你放心吧。”
阿珠走出来，这栋楼的阳台连在一起，很长，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一些花。她站在阳台前，拨弄了下盆里的植物，又怅然地望着楼下宽阔的篮球场，球场空无一人。她感到自己的心境起了变化，或许是又大了一岁的原因。
母亲在房里瞅着她的后背，见和她沟通无望，走进了里边的厨房。阿珠出生那年，她辞去了工作，一心一意地当起了家庭主妇。她为阿珠担惊受怕了许多年，有时，她会嚷嚷她得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受不起惊吓。这么多年过去，阿珠长大成人，小儿子也学业有成，她再也没有担惊受怕过。之后，她的工作也稍微做了调整，目前主要是照顾好老公的风湿痛和料理一日三餐。绷紧多年的心情一松懈，她的体型慢慢地胖了，脸上的脂肪也渐渐多了起来。笑起来二两肥肉横在脸上，把她早期的美貌给遮盖得无影无踪。
很快地，屋里就传出炒菜的香味。阿珠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感觉那些茶水还停留在胃里。她不饿。她想，我和四德是朋友，难道我就不能有一个朋友吗？她转身进屋去，香味越来越浓，她感到自己无所事事。弟弟出去了，不知要不要回来。她和弟弟的生活截然不同。她坐到了沙发上，想起一些事情。她记起弟弟的奔跑，在空旷的江边，弟弟顽皮地对她说，姐姐，来追我啊，来追我啊。她看着弟弟消失在芦苇丛的后面，她停下了，蹲在地上，听着呼呼而过的风声，难过地哭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身的残疾和缺陷。或许，她深藏的悲凉从那天起便开始萌生了。
母亲在厨房里把饭菜端出来，催促阿珠去外面的牌桌把父亲喊回来吃饭。阿珠懒洋洋地站起来。母亲又说起四德的事情，她对阿珠顶撞她感到忧心忡忡。做母亲操心的事总是无穷多。
阿珠突然大声道：“别说了，我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她情绪激动得没有来由，这让母亲很吃惊，母亲瞧着冲出门去的阿珠皱着眉头说：“喊什么喊，又没说你什么，脾气越来越差了，还像个姑娘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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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姨那天回家就去了四德的家里。四德家是村里常见的十三梁房屋，中间是大堂，大堂的右侧放着一个电视机，四德正端着碗坐在旁边矮木柜上看电视。三姨一进来就问：“四德，你妈呢？”四德说：“我妈下田还没回呢。”
三姨瞅瞅外面的天色，树木葱茏，密密匝匝地把天空挡在外面。正月迷蒙的雾气令人的视力跟着下降。三姨说：“这么晚了你妈还没回来啊。”她又问了下其他人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待四德回答后她直奔主题，说：“四德，你说阿珠怎么样？”四德扭头看她，说：“不错啊。”
她说：“那你和阿珠处处看。”
四德哑然失笑，他暗想三姨是不是做媒做多了脑子坏了。四德嘿嘿几声，继续转头看电视。过了一会，四德见三姨没有走的意思，便说：“三姨，我和阿珠只是朋友，你多想了，就算成，也不会这么快。”
三姨说：“我明白，我这不是替我侄女急吗？”三姨一直都站着，她觉得这屋子有些闷热，她又说：“你再想想。”四德忍不住了，声音高了起来：“三姨，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也要看缘分的。”
三姨又问：“这么说你是嫌阿珠腿脚不利索了？”四德说：“我没说过。”三姨叹了口气，一句话也不说出了屋，又抬头看了看远方，朦朦胧胧地什么也看不见，偶尔有鸟鸣声穿破层层叠叠笼罩的大雾直朝村里奔来。很多年了，都没见过这么怪的天气，气象异常，难道会有什么天灾人祸？三姨边走边想。
这个村庄离镇区很远，出行都靠摩托车。前两年，修好了水泥路，进出方便了些。那会三姨天天往镇上跑。村里有人闲言闲语，这婆娘，一点都不安分。久而久之，一些流言传到了三姨耳中，三姨火了，跑去和嚼舌头的人骂了一架，她在村头那棵大榕树下喊着，我去我姐家，照顾我侄子侄女，有什么错，我每天做好饭洗好衣铺好床把他养得像猪一样肥，你们有把你们家男人照顾得像我这么周全吗？说说，说说。那天三姨穿着一件花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干干净净。她骂了一会，感到筋疲力尽，身体大不如前，便喘着气走回家去。她想到家里那个整天躺在床上叫哼哼的药罐子，满耳朵都是细细的哼哼声，她忍不住也学着哼哼了几下，然后狠狠地说，除了哼哼，你还能做什么，我呸。
三姨家离四德家并不远，只是几步路的工夫而已。她的房子和村子里的其他人家并无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她家里的人太少了，少得只有她和她病榻上的丈夫。有时在家里待久了，那种可怕的孤独和冷清就慢慢侵过来，先从脚踝起，一天一天地像爬山虎一样借着身体长高。这太可怕了。于是，三姨经常出逃，镇上多热闹啊，姐姐家多好啊，有电视，有沙发，有侄子侄女。她很爱她的侄女，这种爱深藏不露，她甚至不知道她对侄女的爱究竟多深。她从来没想过。
日子一天一天地翻过去，都长大了。多年之后，三姨感慨。
三姨一进屋，哼哼唧唧的声音也跟着脚步声呻吟起来。三姨没好气地对着卧室喊：“现在就做饭去。”她走出门，进了旁边的侧屋，往炉子添柴生火，一边嘟嘟哝哝：“这么快就饿了，果真是饿死鬼投胎来的。”
她把一切做好后，坐在了那张矮凳上，看着闪闪烁烁的火光，想着阿珠的事。这事情该怎么办？四德对阿珠没意思，如果四德不娶阿珠，自己就没个伴了。以后饿死鬼找阎王去了，留下自己一个人谁能帮着照顾。她记起多年前她跨过火盆，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和饿死鬼拜了堂，然后在流水宴席上喜乐开怀地给大伙敬酒，谁想乐极生悲，饿死鬼竟然病倒了，一阵手忙脚乱，他活过来了，这一生却只能在病榻上度过了。或许，从那时起，她便有做个媒人的念头了吧。
三姨往炉子添了一把柴火，火烧得更旺了，把她烤得暖洋洋的。没有一个冬天是不冷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死的。
三姨的气过了两天才消，消气后她就想怎么把姐姐的脾气哄好。她又来到了镇上。很巧，在那家首饰店前碰到了正在打牌的姐姐。她把外套理顺了，走过去喊道：“姐。”她姐姐一回头，说：“来了啊。”语气稍显冷淡，她一想到自己妹妹给女儿介绍这种人家就来气。她说：“阿珠不在。”
三姨说：“我不是来找阿珠，我找你来的。”姐姐说：“胡扯。”三姨感到姐姐的怨气，怕再次惹火了她，没再说话。
三姨叫店主搬来一张椅子，坐在姐姐旁边，看着她打牌，没一会就看入了迷，三姨话多，不时指挥姐姐出牌。惹得同桌的牌友烦了：“嗅牌的别讲话，要不你们就换人。”姐姐说：“要不你来打？”三姨讪笑：“你打你打，今天运气好，你都赢了不少了。”三姨是很想打的，但是她怕输钱，也明白姐姐说的是客气话，也许还含有讽刺的意味。她又说：“我不打，我看着你打就行了。”
她回头，望着往上延伸的机关大道，这条道是一个斜坡，很早之前就铺上了水泥，曾经光滑整洁。却从前些年起，戏院没落成了附近人家的垃圾场后，它再也干净不起来了。很多时候，它像一个肮脏的容器，把四周的人都围在了里面，人们无知无觉。三姨是在这条街道长大的，她看见自己正和姐姐在邮政局后面的宿舍楼里打着纸牌。那副纸牌很旧，边缘都磨损开叉，轻轻一撕，便可把正反面一分为二。三姨想着三十多年前的事，瞧着姐姐出了一张大鬼。
这一局，姐姐赢了。
趁着发牌的空当，姐姐警告她：“你要找就找个好一点的给阿珠，家庭不要这么复杂。”姐姐抬眼望了望几个牌友，闭了嘴。
三姨没说话，张望着，对面龙凤茶楼的客人比前几日少了一些，看起来顺眼多了，几个端茶倒水的小姑娘正忙忙碌碌满场子蹿来蹿去。三姨破天荒没过去买饼，她只是没完没了地看着她们打牌，听着嘈杂聒噪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地压过来，压在心上，沉甸甸地像树上的柚子压弯了树枝，低低地垂下来。
她看了许久，至少有一两个小时，才看到阿珠摇摇晃晃地从新街拐上来。她手里拿着一杯奶茶，不时放在嘴里吸上几口。
有那么一阵子，三姨仿佛从阿珠的脸上看到了许多年前的自己。是的，许多年前了。阿珠长得和她越来越像，有时她会产生错觉，阿珠是她的女儿。她摇头，把这种荒谬的念头甩开去，走过去伸手拉过阿珠，悄声地问：“是不是和四德喝茶来了？”endprint
阿珠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三姨，对她未卜先知的本领感到由衷地佩服。她说：“你怎么知道？”阿珠和她一样，都是单眼皮，鼻梁很挺，引人注目，把其他部位都瑕疵都掩盖住了。阿珠是美的，不是惊心动魄慑人心魂的美，她的美因腿部的残疾大打折扣，她站着的时候，就像塘镇附近的那条脚河一样温润。所以，她让人感觉到舒服。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人，终究是美的。
三姨还想追问一些细节，又怕像上次在四德家招致反感和厌恶。心里胡思乱想拿不定主意，一时沉默。阿珠却主动提起了她关心的话题，把四德怎么约她出来在奶茶店喝茶，在喝茶的两个小时里又谈了什么都原原本本告诉了三姨。“哦，对了，还有他三哥。”阿珠补充道。
她们走进了政府大院，三姨回头看了一眼姐姐，见她没望着这边，舒了一口气。自从那天姐姐把时隔多年的那件事讲出来后，她心里总觉得不安。她断断续续地想起更早之前的那场婚宴，像一场噩梦紧紧箍住她的喉咙，她使劲地挣扎咳嗽也逃不出来。可怕啊。她在心里说。
时间走得特别慢，转眼过了这么多天，还停留在正月里。这欢欣延续得那么长，长得无穷无尽。三姨对阿珠说：“该步入正轨了，这年都过完了。”又说，“这风挺好，我们在球场坐坐。”
阿珠依言坐在了旁边的石椅上。球场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人正在那里投篮。阿珠盯着他们，想起四德。刚刚结账的时候，他们三个抢着付钱，四德力气大，用另一只手抓住了她，把钱递了过去。那瞬间，他握住她的手，令她大为震惊和战栗。很快，她平静下来，这是一双温暖的手，它的温度足以在这冬天抵御寒冷。她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如果四德能这么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还没想完，四德的手便松开了。她心里有些失望，表面却笑着说：“下次我请你们。”然后，他们在奶茶店门前分开了。
阿珠率先谈起了母亲，她感到那次回嘴后，便开始和母亲出现了裂痕。她望着二楼家的方向，楼层很低，好像伸手就够得着。她语气忧伤地说：“三姨，我和妈妈不好，我不想听她的话了。”这句话在她心里徘徊了许久，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她说这句话时还有些结巴，因为负罪和愧疚。
三姨瞧着那个孩子投入了一个球，孩子很矮，却很会跳跃。她想，她何尝不是。
阿珠的母亲还没进院子就喊起来了：“大冷天的坐那干什么？”
三姨回头一看，慌里慌张站起来说：“没干什么，就和阿珠说说话。”三姨觉得自那天后，姐姐就彻彻底底变了个人，原来的平和劲不见了。三姨有点紧张，暗自想，那事她是不是想到了。三姨是精明人，自然不挂在嘴巴上说。还是和平常一样姐姐长姐姐短的，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阿珠的母亲叫她俩回屋去，外头冷，熬不住，受冻感冒又要花钱。“你有几个钱啊。”阿珠的母亲说。
三姨手快脚快和姐姐走在前面，阿珠则一拐一拐地被落在了后面。三姨的问话被呼呼的北风刮出了大院去：“姐，这么快就不打了？”
四德出省后半个月，阿珠的婚纱店在老街那里开张了，店前放了一台缝纫机，专为顾客做嫁衣裳。
责任编辑 方铁
于怀岸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湘西农村，做过农民、打工仔、流浪汉、报纸记者、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等。1995年开始小说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猫庄史》（台湾版名《巫师》）《青年结》，中篇小说集《一粒子弹有多重》，短篇小说集《远祭》《想去南方》《火车，火车》等。现供职于湖南某县文化馆。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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