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独立记者，书评人，游记作家，翻译过多部学术著作，写各种人文随笔、诗歌等，目前为腾讯大家专栏签约作家。

　　2012年7月，我在以色列东南部沙漠边缘的一个名叫内奥·茨马达的小村住了一个月。这是一个宁静的社会主义村子，常住人口包括一百多成年人和数十个孩子，我作为志愿者来到这里，尝试融入这个朴素的环境。住在村里无需用钱，有一张单人床，还有免费的wifi可以使用，但白天你必须五点多钟起床，参加农庄的集体冥想，接着是晨间、上午和傍晚的三次劳动；每天都有人把每个成年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上，包括苹果园、石榴园、枣椰园、挤奶工棚、牧羊场、杏树园、食品加工厂、酿酒厂、厨房、幼稚园、工地，以及这里那里需要开垦、锄草、插秧的新的土地。

　　这里最大的守则是安静，每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统一享用以素食为主的餐饮，微笑对待每个他人与每份工作。这里的人几乎不用相机，手机仅给几位工作经理配备，头发胡须自己打理。虽然这里没有犹太教徒，但每个星期五的傍晚，村里仍然要举行所有犹太裔以色列人都要过的传统仪式——安息日晚餐。

　　在这一个月里，我保持了每天记事的习惯，以下是几段整理后的日记。美国犹太人马克是我的室友，和我同日到达内奥·茨马达，我走后，他仍然住在农庄里，希望能待到取得以色列国籍的那一天。

　　第九天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生理上的变化：饮食时间在延长，上厕所时间在缩短，我怀疑自己的肠子被拉直了，竟如此润滑，以至于每天早起，我都要默默地做两节提肛操才敢出门。马克比我更甚，清晨，我打出一个深深的哈欠时听到他轻轻下地，才刚刚收回一口二氧化碳，睡眼惺忪间就发现他又回到床上来了，而厕所里正传出呼隆隆的声响。

　　多方排查后，我断定是我饮用的茶水在作怪。这是一种绿色的水，里面浸着一片宽阔的叶子，来以色列的第一天，就有人端给我这么一杯水，味道很怪，有点像硝烟，又有点像是芥末粉冲剂，后来查了一个专业的茶网站，那里言之凿凿地称，柠檬叶茶是“清香爽口”的。描述味道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看看电视广告商，他们下很大的本钱：雇一个艺校大专生踩着滑板在高楼大厦的顶上溜来溜去，雇四五个女人在海滩上扭打，雇很多群众演员跑到马路上集体犯癫痫，就为了尽量准确地告诉观众一块水果糖是什么味道。

　　到农庄之后，我见到了更多即摘即泡的叶子，就在酒厂门口的花园里，每天傍晚，厨房总会有一个人跑到酒厂门口的花园里拔几棵草，拿到茶水间里，供人们任意抓取、冲泡。宽长条的是柠檬叶，另一种蛾眉形的叫柠檬马鞭草。我看了一份由植物学和药理学博士出具的检验报告，柠檬叶几乎招招针对横膈膜以下、腹股沟以上的那块地方：

　　缓解恶心。

　　一顿大餐后饮一杯柠檬叶茶，饱食之感即刻烟散，胃部蠕动焕发生机。

　　不良食物添加剂、多余脂肪和化学物质被瞬间除灭。

　　治便秘疗效显著，促进肠道蠕动，使其有效排毒，恢复身体活力。

　　促进肾脏和膀胱积极运动。

　　强有力的抗氧化效果，肺脏、胰脏均得以保持健康，保持胆固醇水平正常。

　　古代人用柠檬叶茶治疗咳嗽、感冒和发热，此外，这种茶还有抗细菌与真菌功效（意思就是上不生痤疮，下不长脚气）。巴西亚马逊女猎手靠喝此茶身轻如燕，日常的紧张焦虑一扫而空……

　　本-古里安大学的最新研究表示，柠檬叶内含有的柠檬醛分子可以杀死癌细胞……

　　我泡了一杯柠檬叶茶，坐到霍尼旁边。比我早来的用餐者一个个埋着头切菜。我吃一顿早餐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因为那一盘一盘生食的确好滋好味，难以释口。不过，我必须坐在能说英语的熟人旁边，以便边吃边小声地问。

　　“霍尼，这是什么？”

　　“西葫芦。”

　　“这个豆子是什么？”

　　“滨豆。”

　　“这又是什么？”

　　“你不认识胡萝卜？”

　　“我说的是那个。”我一钢叉叉起一个紫红色图章样的东西，左边有一根叉子愕然地缩了回去。

　　“这是甜菜根。”

　　这几样东西对应的英语单词我都是后来查了才知道的。滨豆（lentil），一种灰绿色、细小伶仃的扁豆，让犹太人想到白驹过隙的人世一遭，因此他们靠吃滨豆以抚慰自己。又据《革马拉》，滨豆“无口”，周遭闭合，刚好可以象征有口无言、默默品味哀伤的犹太教徒，所以，滨豆是犹太人哀悼两次圣殿被毁的Tisha BAv节晚餐上的中心食品，这个节日在每年的七八月间。

　　甜菜根的气质正相反，阴风惨惨的《圣经》时代还没有它，它是中世纪西方农业技术改良之后才出现的。甜菜根是地里长出的大肥肉，而且可以越冬，俄国人拿它做罗宋汤，法国人做果酱，以色列人把它煮一煮，切小了丢进盘子里拌色拉。至于西葫芦，以色列人说这是夏天哄孩子吃的食品，因为这个季节，放暑假的小孩互相串门，一对父母每天都得管带几个别人家的孩子，烤上十几根西葫芦，加点盐、橄榄油、碎薄荷、色拉酱，配合黄瓜、西红柿，满满当当一大锅，能对付一天了。

　　我吃饭时间越来越长，是因为农庄的素菜菜品简直太丰富了，简直越吃越多，而且，农庄的惯例是不使刀不吃饭，用刀切、刀剁、刀抹，即使面前的盘子里只有一粒药片大小的鹰嘴豆，你也得舞刀弄叉，叮当个不停。我们是群居动物，必须守一些共同的规则，统一行动，吃饭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我连续切碎了半个番茄、一块南瓜、半个青椒、一根黄瓜、半个洋葱、一块西葫芦，把一根带着绿小辫的胡萝卜斩为三截，细细地剐了四分之一个圆白菜。大批的白菜丝加入餐盘里，被色拉酱统统掩埋。这顿早点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用经典的餐桌食腐动物——面包片——把残渣吸干。

　　刀叉保留了太多原始社会的痕迹，刀叉食客们所做的就是把公有的东西迅速瓜分，由此可以写出一本《餐桌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村民们的刀功和耐心很快就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他们能把黄瓜切成黏乎乎比蛙卵还小的丁，把西红柿剁成无数细胞，他们切出来的白菜就如同用碎纸机碎成的一样。有一次我看夏哈切黄瓜，先是纵向两刀，精准地劈一个齐腰深，然后横过来，嚓嚓嚓地均匀地削下一大堆。现在，霍尼就在我右边整整齐齐地把一根胡萝卜切成许许多多扇形小片。农庄里当然不能浪费食品，人们拆开空的橄榄油瓶，用小勺刮干净，吃掉盘子里最后一颗滨豆，每张桌子上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得多留一会儿，负责让刚才的进食行为看上去好像从未发生过。endprint

　　我去送餐盘，所有用过的餐盘餐具都分类丢在厨房的大水槽里，有个壮汉在水槽里咕咚咕咚地刷盘子。我看他眼熟，却想不起来名字，那人却从混着洗涤液、橄榄油脂和各种酱料颗粒的水里伸出一只湿漉漉的巴掌，一把攥住了我还没打算伸过去的手。

　　“好啊兄弟！”

　　你不认识人家，却被当作兄弟一样招呼。在村里不时可以遇到这种事。我觉得血在往肢端涌，赶紧挠了下头皮让它们平静下来。农庄里的人一定会笑话我的，如果这也能被感动的话，内奥·茨马达将成为闻名遐迩的泪谷。

　　他讲了一堆话，然后眉飞色舞地说：“什么时候再上耶隆来看看吧？”

　　我才想起来这是埃雅尔。农庄生活的第一天，我就被派去了工地，偕同埃雅尔一同捣过灰泥，但工地上尘土太大，我始终没怎么看清这位工友的长相。他身上比那天干净多了，不过在此地，人们认为泥土、沙子是最干净的东西之一。

　　埃雅尔多数时间都在山上工作。他告诉我，村里的一批孩子要毕业了，今天傍晚搞个庆祝会，在山的另一头，他问我愿不愿意来参加。

　　“So，他们唱歌？跳舞？”我估想着他们应该不会喝酒，更不会用划拳的方式逼迫谁脱了内裤爬到驴槽子里。

　　“不，他们盖了一座小房子。”

　　下午五点半，我在酒厂里给一百多个灌装好的酒瓶子焊上了瓶盖，就跟着什穆埃勒的车上山。一直在酒厂干活的捷克女孩萨拉，今天不知去哪儿了，身边空着个座，很有些不适应。

　　黄昏时呼呼的小风吹着我的腮帮子，从农庄的中心地带出发，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在向荒野进军。此刻，夕阳正在将耶路撒冷的棕色云石和红色黏土染成金灿灿的一片，橄榄山上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游客，现在都被一种肃穆感点了穴位，立定不动了；而在这里，沙漠，夕阳只是让许多难看的沙丘提前进入阴霾状态。

　　我们到了。这块地方更加荒凉，除了两三棵棕榈树外见不到一点绿色。小泥屋孤独地站在那里，周围围拢了一圈人。我发现，就像那天在工地上有许多孩子加入建造队伍一样，孩子们的屋子里也掺了许多大人。我到窗洞里张望，屋顶骨架是用几根木条简单搭成的伞盖，粗粗地覆盖着一层层硬纸板，黑色电线把几枚灯泡接了进来。每个人都拿着泥铲，里里外外地刷。我刚好与对面的窗洞里夏哈的脑袋相遇，互相用笑脸打招呼。

　　他们怎么这么爱盖房子呢？真的是定居癖在作怪？

　　两个半大孩子拎着工具噌噌地爬上房顶，他们长着一副标配的犹太孩子模样：黑寸头，头颅短小，尖下巴颏，四肢细瘦，猿猴一样灵巧的身材，胸脯仿佛被熨斗熨过似的又扁又平。异邦的孩子有时是最容易沟通的，有时却又最难了解，特别是十三四岁、正依赖母语形成人生第一套活法的那些，我总是不明白他们会为什么兴奋，会受什么东西的诱惑，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像发情的笨蛋一样跳蹦不止。

　　还有那些同样瘦瘦长长、麦色皮肤的女孩子。她们穿着没有性别特征的贴身T恤或松松的圆领衬衫，下面是精干宜人的短裤，两条长腿，披散或扎成朝天髻的鬈发，浑圆的脚跟，四肢由于从未受过束修而显得特别放松，泥在她们手上，同在男人手上一样干燥成壳。她们给内奥·茨马达枯燥寂寞的景观扎上了一根金色的带子，没有风的炙热的白天，她们的低语和脆笑就都留在村子的空气里，久久不散。送晚饭的车到来了，她们放下工具，擦也不擦就奔了过去，用那两只带着点点黄斑的手去舀取泡在咸奶酪水里的蔬菜丁。我暗暗地用我最喜欢的几个犹太女名称呼她们：哈及、拉结、书拉米。

　　霍尼的妻子，还有果园的总管，一个面容刚毅的女人，也都来了。地上到处是废木条、钢丝和桶，我推过的那辆运泥小车也在。还有一台简易音响，一辆自行车靠在棕榈树上，农庄所有的自行车都是没有锁的，用不了几年，刹车装置也会进化消失。一条土黄色的狗冲着落山的太阳吠叫了几声。夏哈晃悠着手里的泥刀：“里奥，吃饭去呀！”

　　“好啊，可是我啥都没干也能吃饭吗？”我指指脖子上的相机。

　　“So，你拍到想拍的东西了？”

　　大人孩子都去盛饭了，屋顶上的两人也爬了下来，几个盛了饭的小子进屋吃着，他们连个装装样子的落成典礼都不会搞吧，我想。我问夏哈：“这房子打算住人吗？”

　　“没有，”夏哈说，“他们只是想做一点什么。”

　　“有意思。”我作出若有所思状。

　　这是我第二次看集体盖屋了，第一次是在工地上盖旅馆，第二次，是在草木荒疏的山头立一个小房子，一个等候着永远不会到来的、走累了的朝圣客或是某个精神失常跑出好几里地的避雨者的小房子。那些建设者，站在一面湿漉漉的泥壁前不停地刷啊刷的，刷出一样没有任何用途的东西，都不考虑把外墙染个鲜艳的颜色，让这件工作变得更像童话一点，更容易讨好摄影者一点。

　　“他们在山上盖了个小屋”——回到宿舍，我给一位在线好友发了这么句话，她很快回信：“哇，好浪漫啊！”我的好朋友都是些用文艺来美化惨淡人生，并坚信外边的世界相当美好的人。唉，你却不知道这群人多么匪夷所思，不知道这个房子如何莫名其妙。

　　第十一天

　　宁录把一支玻璃针管模样、中间有刻度的小仪器放进桶内的液体之中，过了几秒钟取出来，举在半空，他眼镜片后边的器官变成了一条线。

　　“还是不行，”他说，“接着来。”

　　我拨动开关，胯下立刻呼隆隆地响了起来。这台矮小的机器就像一只巨型狼蛛，细手细脚地顶着一个脑袋，浑身铁锈红，脑袋两边各长出一根粗大的管子来。把这水泵搬出来费了老鼻子的劲，胳膊腿上都划了一道道的红痕。宁录挨个把腌橄榄桶打开，今天他要分别检测十几个大桶里盐分的情况。

　　食品加工厂里的工作项目无非是橄榄制品和水果制品两种。夏哈和阿里埃尔负责水果部分，而宁录主要对付橄榄这块。我看到两个女孩拎着沉重的桶，歪歪斜斜地往楼上走，桶里装着从果汁搅拌器里流出来的果泥，像芝麻糊一样稠密而冒着热气。这些果泥将被制成极其难吃的果脯，它是农庄的人的骄傲：他们精心研制出了独家配方，混合李子、杏子、桃子、苹果等多种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水果，才制出了这么一种营养丰富、包装精美的果丹皮。endprint

　　前天马克在食堂当班，下午，我看见他和几个人把一张张大块的塑胶片裁成小块，装进扁扁的包装盒里。这些塑胶片的一面贴着一层食品厂生产的果丹皮：那些桶里的果泥被倒到八个金属台上，然后用挡苍蝇用的透明罩子将它们罩好，在阳光下晒干后收起来，最后裁成片。我和马克交流了下对这种食物的看法。“不坏，”他说，“至少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

　　只要是自己亲自动手做的事，什么都是好的，犹太教认为，上帝把真实藏在了地上，用各种办法掩盖起来，人的一个使命就是去发现它们，但必须凭自己的努力。行动在以色列人看来非常重要，尽管他们也很重视和喜欢言辞交锋。前几天孩子们搭小泥屋时，我就见识到了这一点。还有村里的核心建筑——艺术中心，农庄的创建人耗费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建起了这个丑得让人无话可说的怪楼。现在没有人评价这个建筑的好坏，它的利用率，就我所见实在是太低了。不过，有人告诉我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几个中国雇工，他们走后整整十七年，又一个中国人——我来了。

　　“你拿一个吃。”宁录塞给我一个橄榄。我连连摆手。这里的人总希望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何等的优质。

　　橄榄腌渍时间久了盐水会变浓，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控制。水泵上的两根管子，一根吸出盐水，另一根注入淡水，如果盐分过低了，就要把刚刚吸出去的盐水再灌回去。在宁录的指挥下，我一会儿拧开排水管，一会儿拧开进水管。这个工作最累人的地方在于两个桶之间的间歇，我们得吃力地挪动水泵。宁录则优雅地把测盐计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只是在操作到最后一个桶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抽水管一发动，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半透明的抽水管里有一些阴影在移动。宁录低下头端详着。

　　“不好”，他大叫一声，“快关上，橄榄都被抽出去了！”

　　傍晚，在内奥·茨马达的第二个安息日如期降临了。我选了一个座位坐下，细细地品鉴人们的舞蹈。跳舞，是村里安息日的一个保留节目。

　　我没有任何把身体变得柔软的经验，腿脚和腰肢都是僵直的，除了力量、韧度得到不停的加强，充好汉的心态日渐膨胀，其他能力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农庄不认为我需要办保险，他们凭外表就可以认定，这个人即使出了工伤也会装得若无其事。

　　二三十人络绎进入场地中央，围成了直径十三四米左右的一圈，他们穿着安息日的白衣白裤，多数人都光着脚，我看见几张熟面孔，看见了负责工作安排的经理达莉亚，还有霍尼的妻子，村里的护士长。音乐从容不迫地响起，人们开始耸肩，晃动脑袋，屈膝，接着原地踏起柔慢的步子来，然后缓缓地顺时针移动。一个一头鬈发的矮个小伙忽然往圆心跃步过去，在一根看不见的横杆上停留了一下才落地，他斜对角的人立刻以同样的动作相迎，两人扭着背在中间错开，各自转了一个直角，迈着外八字的脚往前一点一点地挪，后边的人都紧紧跟上；我觉得他俩在彼此交会的那一瞬间相视一笑。

　　很快，某个舞者一个擅自转身，队形便开始散乱了，中间的人仍然在中间跳跃，周围的人则在周围逡巡。鬈发小伙连续抖着肩膀、弓着腰后退，站定之后两手向上掀动，然后轻盈地边旋边跳，两手像鹅颈一样摇摆，几步就从边缘跳到了中间，刚刚开始自行其是的人们又都模仿起他的动作来：一脚轻踮，另一脚高抬起来猛蹬下去，几步之后，他高伸两臂、不停地做出随风而偃的样子，周围的人又都自由发挥起来。

　　有些人开始对跳：弓下背来攥着拳蹬地，你进我退，你退我进；或者张开双臂，不停地蹦跳着转身，又迅速立定，双手在一个垂直的平面上舒展地抓来抓去。有些人跳着跳着，就独自扬着胳膊在其他人中间穿来穿去，有的人跳出圈子走了起来。没过几分钟，就有一个新人加入到舞者的队伍里，他或她总是从模仿最贴近自己的人的动作开始，随后再模仿其他人的，最后当鬈发男孩又一次动作张扬地跳到核心时，跟上他的样板。这让我想到了东非河马，一头新的河马要加入一个现存的河马群，总是先跟边缘同胞蹭熟后再慢慢向纵深融入，接近首领。

　　我慢慢可以看懂一些动作的涵义。有位瘦瘦的、头顶半秃的中年人走进场地，招手让另一位女孩也过来，他四肢张成一个“大”字，左右侧轮流弯腰，以手探地，到几乎要跌倒时恢复平衡——这一定是在捡拾柴火；手掌向下甩动手指——这是播种；平伸两臂，像伸懒腰似的画一个大圆后伸手往前探摸——这是在墙上抹灰泥；眼看高处，手抬起又放下——这是在摘水果；鬈发男孩和着节拍，一顿一顿地在地上猛冲——这是在模仿随处可见的蜥蜴。他耸耸肩膀，拍起手来，所有人立刻都跟着他一起拍，他们重新散成一圈，男孩一耸一耸地起身，手弯成刀形快速地劈动——这是模仿螳螂；他平身胳膊左右摇摆——这是模仿风中摇曳的树，或者阿凡达居民的生命舞；他顺时针尽力地甩手画出前进的轮毂形——这一定是模仿发电的风车。达莉亚猛地杀到了中间，她欣快地原地自转，长裙飘飞到了膝盖以上。几个动作之后，霍尼的妻子晃着一头亮闪闪的白发，像蛤蟆一样两腿齐跳迎了过去，又仰面朝天、捂住屁股一摇一摆地站起来。场地中间已经有四五个人了，鬈发男孩退到一边，现在，这个明显最有专业素养的人效仿起了其他人的动作。

　　高瘦的夏哈不知什么时候也出现了。他看起来是个初学者，带着几分陌生感加入人群，但是浑身松弛，恍恍惚惚地往前走去，面对迎面而来的女士，他以原地耸肩示意“你先请”，然后跟着对方挥举臂膀。人们一哄而上，又四散而下。我发现，当所有人都没什么新招的时候，他们就尽量保持每一个关节的时刻转动，不停地摇晃头颅，一点一滴地加重酣醉狂欢的意思。首先想出了新点子的人就快步跑到中间，用动作把人们唤醒。偶尔，毫无征兆地，场地边缘会传来“当”的一响，外围的所有人立刻站定，只剩中间的人继续跳着，直到下一记“当”声响起，他们才又复活。有些动作如同招魂，像西南非洲的布须曼巫师，召唤大地的灵气，让沉睡的生命复苏；有时候他们做出两手托钵的姿态，看样子是在盼求雨露；还有一些动作，我将其归为火烈鸟求偶礼之类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秘仪式。

　　在一个细读型观众眼里，这舞蹈真是漫长，一种与农业的周期相匹配的欢乐，他们奋发有为，且舞且狂，沉浸于那种将智慧和理性暂时排空的醉态之中。月亮在最后几缕霞光的扫描下现出了模样，食堂门口的钠灯缓缓亮了起来，我们就如同新一幕拉开之后的话剧演员，处在舞台上唯一被打亮的圆圈里，像是有许多道目光从黑暗中射向这些全无戒备的人们，他们奋发有为，设法用欢祷来回敬六天的劳苦。进入最后十来分钟，舞者们排成了队伍挨个行走，边走边做着完全一致的动作，有时是轮番把掌心推前，上身做一个蛇形的前挺，有时以慢动作的速度跨着大步，蹑手蹑脚前进。他们随时都会站定，由领舞者站出来继续示范。有时候，队伍几乎已经全散了，人们各行其是，但一旦有人跳到了圈中，他们便又都专注地跟着做。音乐旋律是我非常陌生的，有点像用电子器乐中和之后的土著舞曲。但以理在我坐的桌子边坐下，两个巴掌碎碎打着拍子，咕哝了一句：“Wonderful。”endprint

　　舞蹈结束时没有掌声——拍手反倒显得生分了。我们一跃而起，去屋里把餐厅用品搬到室外。一张桌子幸福地被四个人抬起，每人捏住一角，一把椅子被两个人横着放倒，轻轻地抱着往外走。大家庭的动人画面取悦着每一个人。轮到厨房的工作人员上场了，他们鱼贯而出，将预备好的面包、米饭、菜和红酒端到铺了白布的长桌上。“哈拉”——安息日专用面包——第一个摆上桌面，烤成赭色的外皮光彩照人。在正统犹太教的社区和家庭，这种安息日专用的面包是不能这样裸着摆放的，人们把它们放在摇曳安详的烛火之间，还蒙上一层绣花的蓝色盖布。

　　红海边的埃拉特是我到过的最荒唐的以色列城市，半数城里人都活在噪音的折磨下，因为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居然塞了一座小型机场，每天十几二十架飞机起降，楼房被机翼剐蹭的消息时有所闻。盛夏季节的埃拉特，在大街上闲逛有被活活煮死的风险，我在那里住过三天，无可奈何地选了一间旅馆。有一个晚上，我去一家通宵超市买食品，从架子上拿了一只哈拉去付账。店主是个初露更年期锋芒的妇女，她指着面包，一针见血地问：“你打算吃吗？”

　　“是的。”我答得很干脆。

　　“那你不应该买这个！”她严厉地说。她的嗓门很大，我不知道她的愤怒从哪里来的，无助地摆出了一个“请搜身”的姿势。她从柜台里绕出来，拉起我的胳膊走到面包架那里，塞给我一袋全麦切片面包，价格比哈拉贵了近一块钱。

　　“你应该吃这个！”

　　“可是这个贵！”我争辩。

　　“你必须吃这个，如果你要吃面包的话！”她把哈拉丢回去。

　　“但是为什么？”

　　她不回答，叮叮叮地敲打收银机，小抽屉咔哒一声弹了出来，她转向别人用希伯来语叽叽咕咕地讲话，那个样子就像是在说：这些异教徒啊，都是浑不吝啊，活该耶和华不吃他们的祭品啊。其他人就一边点头一边偷眼瞟我，好像这个人刚刚一把火烧了第一圣殿一样。我不懂她的蛮横的来历。是因为我付账前没有先问安，还是她不小心把老情人送的口红藏在面包里了？犹太人就是这么对待二战后搭救自己的东方恩人的？

　　现在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当时要是多买一盒安息日蜡烛就好了。

　　椭圆形的不锈钢盘子中间放的是炸鱼排，一瓶瓶新鲜的葡萄酒在人们之间传来递去。我在西蒙的对面坐下，他和阿维克多是农庄的一对老兄弟，留着苍劲的灰白头发，嶙峋脸上的毛孔更明显而密集。我很少看到他在哪里劳动，不知道他是在哪一方面给共同体做贡献的。

　　人们安静下来。这群世俗犹太人的安息日不读经文，以一个简单的歌舞来开场。站在食堂大门台阶上的是十一二个女孩子，我坐在最后一排，看不太清。她们唱了起来，一首极优美的三四拍曲子，上来的每一句都是两拍咏叹，接上两个1/2拍，再一拍后休止两拍，这曲子优美、柔软，像穿过林木落到肩上的花瓣一样勾魂，惹人邪念，害得我把接触过的姑娘一个一个都想起来了。坐在一个个完美的女孩侧脸之间，我也只有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镇一镇内心的凌乱：世上最虚幻的，莫过于现实本身。

　　我身边坐着个脸蛋鼓鼓囊囊的孩子，抓着葡萄出神，霍尼的灰色鬈发在小风里满意地飘拂，马克坐在我的对面，西蒙的旁边。我看到克里丝蒂娜坐在角落的位置上，她左边的达尼埃尔和右边的阿诺奇卡像是在暗暗角力。这首歌唱到最后几个乐句时，歌声变成了更长的循环咏叹，歌者反复重复一个单词“托贝——”，我在稀稀拉拉的几下拍手中低声问西蒙：“‘托贝是什么意思？”

　　他和旁边的人交流了两句，然后肯定地回答我：“spin。”

　　spin的意思是旋转，但又不止如此。亚伯拉罕接受神的指示前往迦南，他开启了历史，这个前行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出现终结了此前苏美尔人那种循环轮回的世界观，生命在人的视野里从此变得有终，拥有了一个确切的目的。亚伯拉罕传以撒，以撒传雅各，雅各传约瑟，代代相继。犹太人不相信轮回，但他们仍然从对死亡的既定理解中得出一个未知，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一个发生于未来的事件。“旋转”的概念可能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词，不过，它超出了我目前的能力。

　　“晚宴”名不符实，每个星期，安息日晚上总是我吃得最少的一顿。酒不多，面包的供应出奇地节制，每个人只能撕到仅有象征意义的一小块。在某本书里我读到过，犹太教认为，人即使同至高无上、不可变易的事实结合，也不允许狂喜，而现今，这个拥有住棚节、赎罪日等保持质朴光荣传统的国家，也出现了月租金10万谢克（约合人民币19万元）以上的豪华别墅。背着债务过好日子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舆论普遍认为，这都是美国人教坏的。

　　我必须靠聊天来转移头脑对饥饿的注意力，于是很快跟西蒙聊了起来。我试图谈论舞蹈与共同体的关系：没有领舞者，也没有专业演员，好像也没有排练，每个人志愿去当领舞者，“这是共同体必须信奉一种民主的文化”。

　　而西蒙却说，这个村子并不民主。

　　“民主，呵呵呵，”西蒙说，“约瑟夫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切，约瑟夫死后，我们只有名义上的领袖了——你要说书记也可以。不过呢，没有多少事情需要我们投票的，你必须信任他人不会败坏他们的职责。说到底，这个地方讲究的是自我教育、学习，民主不是一种被需要的东西。”

　　“不需要考虑太多，”他接着说，“如果每件事都得所有人公投，那就没必要聚到一起来了。我们减少不需要的东西：跳舞，不排练就是了；决策，交给少数有经验的人；吃，你看到了，就是这样简单。有一些基布兹讲究民主。我有一个朋友在基布兹里，村办工厂每两年要换一次总经理，工厂里每个人都轮到一回。我以前见他，问他做经理的感觉怎样，他说：‘我再也不做了，我不想跟所有人都打起来。”

　　“这个工厂怎么能经营得好呢？”我问。

　　“我的朋友后来坚决不干了，老老实实只做市场。这就是传统，为了保持传统，他们宁可牺牲经济效益。前些年内盖夫有一个地区，”他说了一个我听不清的名字，“行政长官参加连任竞选，失败了，他开开心心回自己的农庄种地去了。一个月前他还是领导，一个月后做农民，还是跟同样的一些人在一起，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头。”endprint

　　内奥·茨马达创建于1989年，一直到2003年逝世，冥想大师约瑟夫都是村子的唯一领袖，艺术中心也是他一手设计督造的。近十年，农庄可以容忍没有领袖的日子，各种机制都在运转——但不一定高效。我想，农庄的人大概有过一阵阵脚不稳的时期，但对于一群追求宁静和自我教育的人来说，回到这样全然放松、无所牵虑的安息日里比什么都重要。有人开始搬桌子，在还没有搬走的桌子边，几个女孩互相搂着肩膀唱起了祷歌，她们面前摆着一本巴掌大的歌谱集。

　　我从西蒙那里了解到十七年前的一段跨国友谊。1995年，农庄正在盖艺术中心的时候，吸收了五个中国雇佣工人。“我不是奉承你，”西蒙说，“我们对中国人有很好的印象。这五个人特别勤恳，他们都是专业工匠，跟泰国工人不一样。”

　　“有趣，泰国工人什么样？”

　　以色列有许多泰国雇工，农庄里也有几个，你可以在早晨的树阴下看见他们，生得矮小黝黑，穿着尘土满身的夹克，帽檐压得很低。他们经常开着农庄里最大的两台挖土机碾来碾去，被囚在离地一米多高的驾驶室里。在茨波利的一个富裕的农业社区，曾有一车泰国工人对我大叫大嚷，以为看见了同胞。

　　“泰国工人比较惧外，中国人却跟我们处得很好，其中一个比较年轻、聪明的还学了一些希伯来语，”西蒙说，“可惜的是那些工人再也见不到了，我们通过邮件，知道他们一旦回了家，就不可能再出来了。不过，罗南给这五个人拍了个纪录片，你可以问他要来看看，也顺便看看1995年那会儿我们村子是什么样。”

　　跟西蒙分开后，我刚站起来看看可以做点什么，左胳膊肘就挨了一击，扭头看时，萨拉在我的右边钻了出来，她穿了件画着一条黑色纹一条橘色纹的小背心，像只东非汤氏瞪羚，脑袋后边翘着个金发髻，灰蓝色的眼睛热烈地闪着，两只手拍着面前的桌子，一边说“我们来吧！”一边把桌子的那一头抬了起来。我愉快地哦了一声，就抬起另一头。

　　我们刚要抬腿的刹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冲了过来，也就三四岁大小，不由分说就往桌子上一坐。萨拉大笑起来，我们用力一抬，四条光溜溜的小腿都离了地面。孩子们欢呼起来。

　　“哟菲（妙极了）——”

　　“哟菲——”我和萨拉也一起呐喊。

　　我们小跑着上了台阶，冲进食堂，没等桌子放下，两个小家伙溜下来跑了出去。我们奔向下一张桌子，还没抬起来，两人就又跳了上去。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表演欲正出来。“Are you ready？”我朝他俩说，然后猛地把桌子掀一下，萨拉心领神会，我们将桌子忽左忽右地晃，欢实地颠，小家伙们咯咯狂笑。

　　“So fantastic！萨拉，该走啦！”

　　“嘿，你可看着道儿！”萨拉边笑边小步后退。

　　第十三天

　　酒厂中央有个八边形的大水槽，污水直接冲到底下的一个漏斗形的水池里，最终流向圆形的花坛，浇灌着那里的柠檬草和马鞭草，这些叶子每天都要往食堂里送。小一人高的葡萄榨汁机是酒厂里的主力设备，拖着两根蓝色胶皮管，管口大得可以塞下一个足球。酒厂二楼有几间办公室，隔一会儿就会有人出来，穿过离地三米多高的二楼过道，走下楼梯，他们悠哉游哉，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萨拉站在一堆瓶子前嗅来嗅去，捞一把酒汁舔舔手指。酒厂的负责人什穆埃勒在清洗地面，地上满是红紫色的酒液。看见我过来，萨拉指指地上：“这都是酒唉，好吃的。”我毫无戒心地拈了一点就放进嘴里，这时，她才意识到玩笑不能随便开。

　　“里奥……”

　　上帝都在摇头：我是说过这地流着奶和蜜，可没告诉你这里有酒。

　　今天上午我做了许多事：首先是去栽种葡萄幼苗。每一根苗都用脆薄的塑料盆装着，我们要把苗取出种到地里。农务既琐碎又耗人：我们先是无数次弯腰捡走了散落在各处的插标，把盆装小苗按一定距离间隔丢在一行行土脉上，然后，等来的人多了一些，我们第三次踏入土地，不停地下蹲、弯腰，把幼苗从盆里捞出，放进地上的一层腐殖质里培上土，再用白色的纸壳把苗秆套进去。整个过程涉及的东西又轻又小，却惊动了一大批人，农庄里的几个也门籍雇工也来了，她们的头部包裹在厚厚的帽子和白布里，一副养蜂人的打扮。活儿干完后，这一小块地上不过歪歪斜斜地立了些白匣子而已，周围却站着农庄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他们叉着腰轻轻地聊天，让椎间盘缓缓复位。

　　上午我和马克都被安排去了杏树林。领班是个身躯胖大的犹太姑娘，一张红圆脸——只有长期干农活才能晒出来的那种红色。她是纽约人，出于那种能让以色列的爱国主义者备感振奋的理由，她对纽约完全没有依恋感。移居以色列后，她才发现自己是个健谈的人，不过下周她又得回去一次。“以色列人常常去美国，”讽刺作家埃弗莱姆·基训曾经写道，“为的是看看那里的样子，好确认一下自己移民是对的。”

　　我们每人都配上了全套的设备：一把小剪子，一支带小牛皮鞘的钢锯和一把虎头虎脑的园艺钳，有一臂来长。杏树的骨骼粗硬，长势不错，落叶堆在树下像锯木厂的刨花，杂草不声不响地从里面抽长出来。我们围在纽约女叛徒身边看她指导。她先是飞起一剪，弄断了一根小枝：“因为它死了。”然后拔出钢锯，将一根拇指粗细、挑在外边的枝吱吱嘎嘎地锯了下来：“它有个断面，之前折断过，我们就把它连根锯掉。”最后，她两手挥动园艺钳，看准了一根长满叶片的侧枝，咔嚓一下将它夹断。枝条哗啦啦地坠地，我们像一群围观斩首的群众一样连连后退。

　　“看到了吧，”她捏着砍断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分岔，我把一根往上长的枝砍断，营养就全跑到另一根枝上去了，这样那根就能结更多的果实，否则，两根都长不好。明白了吗？”

　　大家表示明白，或者说，没有人表示不明白。

　　“一人一棵树，开工吧！”

　　我走到属于自己的那棵杏树前，它枝繁叶茂，不知道人类正要按照一山不容二虎的法则给它下刀。我首先察看了枯枝情况，真是奇迹，一根都没有，那么接下来就休怪我无情了。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一根根驯鹿鹿角一样多叉的枝条很快变成了光光溜溜的章鱼触手。这是要把杏树整成芦荟了吧？我提心吊胆地去找领班。endprint

　　领班捋着剪过的秃枝。“不坏，”她说，“但是你有点漫无目的。你看，”她弯腰钻进树枝下面又站了起来，看起来整个人都被千年杏树精给缠住了，“有很多分叉的枝是往中间和上面长的，这些枝将来结了果实也不易取，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尽量让果实分散地长，把营养集中到周围的枝条上面。”她举起小剪子就在头顶四周噼噼啪啪地剪了一圈，叶片打着旋落下，她一猫腰又钻了出来。“很好，”她赞美着自己的作品，修过之后的杏树一下子疏朗精干很多。原来，给杏树剃头才是这场活儿的关键。

　　之后我的胆子就大多了：只要遵循除去靠中间的枝条，保留外围的树枝的原则就对了。我艰难地探入一个个树冠之中，连剪带锯，干到胳膊能自由活动开，甚至伸个懒腰蹦两下都不会碰到树枝的程度才撤出来。后来，我们又逐渐进入到一些杂草过于茂盛的地方，有一株杏树竟然被一大蓬柳叶状的野草完全蒙了面，我只是在乌拉圭作家基罗加的玄幻故事里才看到过这种碧碧绿的毛状怪物。这棵树耗了我们三个人力，斩叶的斩叶，除根的除根，费了一大番力气才算把杏树辨析了出来。它看上去噩梦初醒，瑟瑟发抖地站在那里，脚下堆了一大片碎草。

　　经过这一上午，农活向我坦白了它的粗粝和模糊：在果园工作，做好做坏没有确定的标准，业余和专业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别，即便领班也不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因为你花上五分钟就能干得跟她一样好而快。此外，哪怕你手重一些，剪得太多，只要不把整株杏树伐倒，你的活儿多半也是可以过关的。

　　种植和驯养虽然是初级生产形态，但它比起狩猎和采集而言是一大进步，其他哺乳动物只能做到后者，某些聪明、凶悍又善于群居的灵长目，例如东非狒狒，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把羚羊圈养起来长久放牧的办法。人类的农业技术不断地提升、发达，能积累起越来越多超出生理所需的剩余农产品，我们就将它们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剩余的杏、油桃、苹果、梨、葡萄、椰枣被送到“足球部”和酒厂，剩余的谷子用卡车运出去磨好面再带回来。剩余产品被视为很多恶的渊薮：因为分配不均而在人们之间激起了敌意，分得更少的人去盗窃、抢劫，分得更多的人拿着手里的产品去雇用一无所有的劳动力，继续为自己工作，从而慢慢坐大，有了土地，在社会里爬到上层，再造大庄园大城堡把自己封闭起来，彻底远离先祖的农耕生活。人们一旦脱离狩猎而开始定居农业，社会就开始分阶级。

　　但是，如果没有土地私有和阶级之分，从事农业就能给人带来许多美德。一块地，耕了一天还是一块地，一片枣椰树，一上午的劳动后不多一棵不少一棵；土地默默吸收了你的劳动，永远不会贡献立等可取的产品，不会刺激人在短时间里拥有巨大的财富的欲望，反而把人放在不可测力量的威胁之下。农民永远同时生活在丰收的边缘和饿死的边缘。虽然从来就看不到粮食在源头是什么样的，不过，我们自幼就对农民耕种的模样有持续的想象，我们确信自己知道土豆和萝卜在泥土里的样子，就好比回不去迦南的流散犹太人，确信自己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在农田里干活，人们必须学会谦卑、虚心、讷言敏行，而且，假如你亲自搬运过蛇皮袋装的番薯、西葫芦、土豆、胡萝卜（那装胡萝卜的口袋上印着一只喜笑颜开的兔子，说明以色列人同样生活在那个广为流传的谣言里），你还会对别人的劳动有所尊重。

　　工业就完全不一样了。工业的德性是扩张，今天一小时完成了20个件，明天争取完成25个，后天30个。工业追求短期内出大效果，因而一直沉湎于技术革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工业眼里，农业社会自私、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农民可以满足于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水准，对天灾带来的损失两手一摊。此外，农民没有专利头脑，想坐拥一门独家技能并因此而长久得益是不太容易的，你当了农民，就很难在社会上脱颖而出。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交给工业来解决，它的效率为农业望尘莫及，工业中人的进取精神让农民自惭形秽。

　　什穆埃勒看到我十分振奋。“萨拉很能干，不过有些事还得你来。”他引我到榨汁机那里，我们一人站一头，抓住两根握柄，像抬轿子似的把那个大家伙提了起来，翻了个个。上一批葡萄已经榨完了，我们必须把浑身甜浆的机器清洗一遍。我俩各持一把水枪，扣动扳机，对着横倒的机器疯狂扫射。萨拉光着脚，在我溅起的水雾中跳了两下。

　　“你来扫我，来扫我，来呀！”

　　什穆埃勒与萨拉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什穆埃勒丢给我一块湿布。我们开始擦拭橡木桶，那东西湿润的表面上悄悄长出了雾状的霉菌。以色列的葡萄酒市场过去被加利勒山区（Galil Mountains）等地的产品所占据，但是“六日战争”后拿下了戈兰高地，葡萄酒的重镇渐渐被那个地方夺了去，那里的农民从国外引葡萄种，种植在肥沃的火山灰土壤中。他们能买得起新的橡木桶。内奥·茨马达就不行，酒厂的桶上彼此打了不同的徽标，有的是一串闪电形的符号，有的是一把梨形的琴，有的是一座两个没影点的小房子，桶表面棕色斑迹深深浅浅，彼此交叠。我问什穆埃勒，为什么桶跟桶都不一样。

　　“新的橡木桶一个就要几千欧元，我们买不起，这些是我们搜集来的二手货，也得600欧元一个。”

　　“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厂。”萨拉插嘴说。她一个跃步爬上了最高处的酒桶，跨坐下来，手臂伸到极限去擦侧面，攀爬的热情一点都不逊于枣椰林里的姑娘哈慕塔。然后，她拔下一个橡木桶的胶塞，嗅那里面的气味。白色的胶塞已被熏成了粉红色。萨拉舔着手指，剩下两根时，她说：“里奥，要不要舔一舔？”

　　“我会咬你的。”我阴险地说。

　　她迅速把两根手指变化成手枪的模样，戳了下太阳穴，然后翻着白眼吐出舌头。

　　第十五天

　　福冈正信，1913年生，2005年逝世，哲学家、农业革命家，在欧洲、日本和东南亚都实践过自己的有机农业理论，1975年发表《一根稻草的革命》，震古烁今。他的理论被称为“无为农业”，顾名思义，自然循环可以协调好作物生长，人，作为万物之主，可以有干预，但这个干预须得精心设计，不能让大自然察觉这是人给它设的套。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你提前一天买好了给老婆的生日礼物，趁着夜深预藏在老婆必然会发现的地方，第二天，睡眼蒙眬中的你被猛一阵摇醒：“亲爱的，还记得上次是从哪儿买的狗粮吗？我刚刚从里面倒出一双高跟鞋！”endprint

　　《一根稻草的革命》是内奥·茨马达人的农业圣经，他们积极地跟大自然周旋，把豆种、菜种、花种都混合在泥和粪肥里，撒在村里各处。羊圈里的牧人每天要赶着山羊绕村一周，他们把苜蓿种子搓成小球，让它们跟着风、鸟和羊群到处滚动，野蛮生长：“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传道书》里的这堆话，按懒人的解释就是万事皆有安排，一切随机都含着必然。

　　平时，除了三餐之外，我很难在“活动”或会议场合里看到牧羊团队的人，他们永远跟羊在一起。食堂里每天都有一大壶常空常续的新鲜羊奶，带着新出母腹的腥膻，餐桌上有酸奶、奶酪，也都是羊圈附属的奶制品加工厂自产自销。羊圈的总负责是以撒，一个秃顶、沙皮犬一样粗壮的男人。他也是主动同我打招呼的人之一。我越来越不敢小看这些农民了，他们很可能周游过一些我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根本不会被黄种人奇异的外表震慑住。

　　“你写文章？”以撒问我。

　　“我是记者，给很多中文媒体写文章。”

　　他点下头，闷头吃了一阵饭，然后问：“你写了文章，也是可以自由发表的吗？”

　　“为什么不呢？”我回答，心想下一句该说什么呢，“你想多了”，还是“你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聊了会儿农庄和他的小世界。他起得很早，因为凌晨就要挤一次奶，下午要挤第二次。每一次挤完奶，就要把羊们放出去吃一餐牧草，饮一通水。早晨，太阳升起前后，两百多只羊用杂沓的蹄声将汁水丰盈的果树一棵棵唤醒，两个小时后，它们风尘仆仆地一头冲回浓阴覆盖的圈里，不住地喘气。

　　以撒要打点跟羊有关的一切，不只是照料它们吃喝、挤奶，还得处理草料和粪堆。“在别处，羊群没有在我们这里这么多的散步时间，挤奶倒是比我们还勤快，”以撒说，“但是自然有它的安排，该干什么的时候，就必须干什么。我最喜欢春天，那时很多鸟会从非洲飞回北边，如果把羊群赶出圈时能看到天上有一行行鸟飞过，那是最好的感觉了。”

　　虽然羊是《圣经》里提到次数最多的动物，但显然鸟更讨人喜欢一点，对那些选上自己这块弹丸大的土地落脚的鸟类，以色列人心存感激。在胡拉河谷自然保护区，我看了一场只有我一个观众的4D电影。制作者把加利利地区描绘成一个鸟的天堂：我们是鹈鹕、天鹅、雨燕、鹭、鹤迁徙的必经之路哦！当银幕上出现无数飞鸟逾越大海的画面时，影院里凉风扑面，水花喷溅，我觉得自己就是碳酸饮料广告里的那个轻浮男人，揭开盖子的一瞬间被惊涛骇浪给淹没了；等片子推进到飞鸟临抵陆地，镜头紧贴着地面上下，许多啮齿动物在画面上飞奔而过，座椅靠背里也有个机关突然咚咚地蹦起来，把我的后脊梁敲打了几下。制作方把群鸟飞行的画面做得壮丽无比，潜台词是：还记得吗？我们伟大的祖先也是这样出埃及的哦！

　　我问了好多问题：羊奶的产量，母羊的数量，有多少公羊，每隔几天兽交一次。以撒被问得很开心，他答应我，一定给我申请一次到羊圈劳动的机会。

　　但是我等不及了。

　　农庄里从不撵人，每个岗位都欢迎串门的，如果你走错了路，投错了工作团队，没有人用尊贵练达的眼神看着你：你搞错了吧？这里不是你的地方。他们会说：太好了，我来看看你能做什么。因此，三点来钟的时候，我决定去羊圈团队看看。门口树桩上晾的内裤早就干了，不过我还把它丢在那里作为记号。出工伤不太可能，但要是不处处留心，我会有很大的危险在这一个月里走失。

　　羊圈的小屋子里，萨拉穿个红背心正在扫地。我的到来没有给她带去任何意外，就像我也毫不奇怪在这里看到她。她总是一副欣快的样子，总有无穷的精力，利口喋喋，又是干活，又是把新的来客引见给其他劳动者，引见给梨树，给杏树，给羊，给狗。个人经验告诉我，一个团队里最活跃的分子总是很烦人的，你早晚要被他们当傻子耍；但这个捷克女孩不然，她唯一的真相就是一名赤子。

　　“哈啰——”她大声招呼我，举举手里的笤帚，像宣誓一样，“我们就要同山羊斗争了喂。”

　　挤奶棚的墙刷成湿嗒嗒的天蓝色，到处是塑料桶，装着成色饱满的燕麦。四面墙中有两面是挤奶操作台，过一小会儿，羊群就要上这儿来接受乳房按摩。台下挂着仪器和半透明的管子，坡形的屋顶上垂着一个个大铁钩。农庄的大牧羊犬“约书亚”趴在地上，百无聊赖地东看西看。智商不高是全球牧羊犬的通病，幸运的是，约书亚的情绪还很不稳定，所以，它成了农庄里最孤独的一个，冷柜和厨房之间那一窝凶悍的小野猫都比它讨人喜欢。我看见墙上贴着英语写的警告，比较文雅的翻译是：狗非宠物！不得狎亵！

　　“曾经有人被约书亚咬伤吗？”我看着它，保持人畜之间的距离。

　　“约书亚不识字，”萨拉说，“它只咬那些企图告诉它‘你是个畜生的家伙。”

　　约书亚晃了晃脑袋。我喝掉了咖啡，拿起桌上的塑料水壶续水，这把壶生得大腹便便，壶嘴是几个针眼，出来的水柱刚好能一滴不漏地流进杯子。门外陡然响起了踢踢踏踏的声音，然后是铁梯被杂乱的脚步踩中的噔噔声。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年轻人快步冲了进来，跳上操作台，拉开角上的小门。我看到一张长着白眉的羊侧脸，两只犄角像是顶部被砸了一下的哥特尖塔，它显然轻车熟路，一进门就直奔入操作台的尽里头，脖子往靠窗槽子的豁口嵌了进去，咣当一响，闩子自动掉了下来卡住了羊颈。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也跟着进来了。在美食的煽惑下，所有羊都亮出了它们的屁股，袋状的乳房犹如礼拜堂的悬灯一样吊在两根后腿之间。萨拉手脚飞快，将垂在栏杆上的吸奶器刷刷两下塞了上去，仪表屏立刻亮了起来，螺旋状的皮管里有白色的液沫嗖嗖地飞舞。

　　这般奇异的交响曲，一生听一次显然是不够的。这里站着一群背对观众、身着粗毛呢子礼服的指挥，各自揣着各自的珍器，吸奶器托住它们，一张一弛地嘬出了汩汩的匀速节拍，又被一圈圈的皮管接住，转化为沙球晃动似的嘘嘘声、沙沙声、溜溜声；具象化的乐符在管道里快走似的飞梭，音道之中白墨四溅，一个个仪表板组成了宏大的弦乐队伍，亮红的数字此起彼落。山羊的身体像空调室外机一样散发着热气，二十张嘴齐刷刷地运动，竟然汇出了男子唱诗班一般嗡嗡的人声，跟着节奏一起默默嗫嚅。它们每天就等待着两次短促的狂欢，因而此时，好像所有的血都随闩子的一卡之后而聚到头部，支援这无法分辨的低吟；它们专注的疯狂可以和赛马一比，琼浆头也不回地从它们的体内流走；这些全力以赴的指挥家和唱诗员，在收住最后一个音后连硬领都湿了个尽透，肚子下面却一阵轻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