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20世纪80年代末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从事艺术心理学研究。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现定居布达佩斯。翻译作品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等。曾与匈牙利汉学家合译《道德经》、《易经》。著有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等。

　　凡是跟艺术沾边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安迪·沃霍尔。这位斯洛伐克移民后裔的美国人，是风云至今的波普艺术领袖。啥是“波普艺术”？说白了就是“流行艺术”，“通俗艺术”，“大众艺术”。在他的笔下，无论美元、香蕉，还是梦露、猫王，就连歌德和蒙娜丽莎，都无不因俗艳养眼的色彩和变相灌输式的重复排列而成为形式感强、易于复制、适于流行的装饰品。然而，沃霍尔是个聪明绝顶的聪明人，既能让作品流行，又无需付出奉迎大众的代价，恰恰相反，他用革命式的手段和风扫残云的能量打破了寄生于大众的传统，将大众引领到今天和未来。沃霍尔极富原创性，他只兴风，从不追风，骨子里有股波西米亚气质。他并不是取悦大众，而是借助媒体名人们的话语权影响他们，操纵他们，为大众竖起一面追随的旗帜，即使死后也呼风唤雨，指挥消费主义时代广告战。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年8月6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斯堡，童年时得过舞蹈症，内心焦虑伴随他一生。年轻时，沃霍尔求学于卡耐基技术学院，21岁离开家乡到纽约闯荡，依仗自己的天赋、聪颖、商业嗅觉和成名野心，很快从大众媒体上获得灵感。24岁成立集体创作的工作室，命名为“工厂”，颠覆了传统的“创作”概念，将商品纳入了艺术品范畴。当然，他不像杜尚买来便池倒置于展厅那么简单，而是在色彩、线条、材料、工艺、形式、体裁和题材上进行大胆创新，将艺术品变为艺术商品，让艺术商品走进寻常百姓家。26岁，在60年代初的西方，他的声名直逼毕加索和达利，一幅包装设计图卖上千美金，在罐头上签个名，也能卖6美金，俨然一位能点石成金的魔法师，

　　在绘画之外，沃霍尔还涉足电影、音乐和文学多个领域。当然，若用看好莱坞大片的眼光看他的电影，你会觉得简单无聊；然而，你若换成创作者的角度，就会发现这些影片的意义不在于图像本身，而在于创作动机和理念。《口交》听来情色，其实不然，画面只是一张年轻英俊、毫无造作的享受的脸，让情色有了唯美的表达；《吻》中一男一女、两个男人分别接吻，没前因没后果，只是一段吻的记录，打破了当时美国电影法中关于接吻画面不得超过三秒钟的禁令；《帝国大厦》用八小时的胶片呈现出一座建筑从苏醒到沉睡的生命，现在成了电影中的常用手法；《我的男宠》用四个长镜头讲述一个故事，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从中获得灵感，在《伦敦人》的开场，塔尔也用长镜头让观众过了一把偷窥瘾；《切尔西女郎》首次使用分割画面，现在已成司空见惯的电影语言。

　　事实上，与视觉艺术作品相比，沃霍尔的言语、文字更显深刻，只是前者过于炫目，将后者的光芒掩盖了。另外，由于后者易露天机，所以深谙大众心理的沃霍尔吝啬口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善用语言，他一旦开口便妙语连珠，比如说，“我不相信死亡，因为我不可能在场确定它已经发生。我不能谈论死亡，因为我还没做好准备。”“我没有记忆力。正因为我不记得头天的事，所以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每一分钟都是我生命的第一分钟。”

　　我最早读沃霍尔的文字是在十年前，并且是用匈牙利语读的。当时我在布达佩斯编辑一份为当地华人提供讯息的中文周报，通过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依·拉斯洛介绍，结识了刚从美国回布达佩斯定居的匈牙利先锋戏剧家、小说家哈拉斯·皮特（Halász Péter）。早在70年代，哈拉斯就是匈牙利现代戏剧的急先锋和抵抗专制的艺术领袖，1975年他由于导演政治讽刺影片《皇帝的口信》遭到抄家，被赶到街头沦为乞丐，作品遭到当局封禁，先后流亡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最后转道美国，成了纽约先锋戏剧的核心人物。

　　90年代末，他回到布达佩斯重新鼓吹实验戏剧，接管了八区文化馆，不仅上演新作，还想为当地华人做点事（因为他知道华商聚集的“四虎市场”就在八区，那里住的华人相对集中），希望我能帮助他。我问他怎么会有这个想法，他说他在纽约唐人街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中国人怀有特殊感情。他组建了一个“哈拉斯之爱剧团”，最轰动的一部戏就叫《中国人》，是他根据自己写的小说改编的。

　　当然，哈拉斯发展“华人戏友”的愿望未能实现，因为组织华人看匈牙利语的先锋剧，这本身就是一个太先锋的念头。由于生意缠身，加上语言障碍，当地华人不仅不去剧院，就连电影院都很少进。不过一来二去，我跟哈拉斯成了朋友，只要文化馆一有新剧上演，他都不忘打电话通知我，并且吩咐门房别收我钱。门房认我很容易，因为我是唯一的中國观众。哈拉斯导演的戏我看过四场，《索多玛的120天》、《俄狄浦斯》和《癫狂一日》，另一部剧名我忘了。每部都很有冲击力。

　　有一次他来编辑部，给我看他正在翻译的安迪·沃霍尔自传。当时，我虽然知道沃霍尔是谁，但对他的生平并不了解，所以对他并没有特殊的兴趣。哈拉斯不然，他在纽约曾跟沃霍尔很熟，一说起沃霍尔就兴奋异常。他给我讲过许多关于沃霍尔的故事，包括他的朋友、豪宅、癖好和争吵。哈拉斯从译文中摘出几页让我翻成中文，登在报上，尽管我知道不会有人读（当地华人只对政经局势、社会新闻感兴趣，没人会关心波普艺术），但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还是答应了。没想到刚读半页我倒喜欢上了，文字的坦率、幽默、机智和哲理，一点不比伍迪·艾伦逊色。哈拉斯说，别看沃霍尔从来不以作家自居，但他每天都要打电话给秘书，叫对方记下他这一天做过的事和想过的事。哈拉斯翻译的这本书，其中许多内容就是沃霍尔根据自己平时的喋喋碎语整理的。

　　我记得有段关于内裤的话让我闷笑：“我觉得买内裤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私密的事，假如你看一个人买内裤，你就能真正认识他。我宁愿看一个人买内裤，胜过读他写的书。”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我猜婚姻的结局不过如此，你老婆帮你买内裤。”还有句妙语：“你要一个有魅力的家伙别跟人做爱，就跟要一个没魅力的家伙去跟人做爱一样困难。”在读沃霍尔的文字之前，我对“俗”总抱有成见，似乎俗的东西肯定不好；读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俗也可以俗得有哲理。想来，在俗物中发掘出艺术价值，这恰是沃霍尔的不俗之处。

　　一年后，哈拉斯将刚出版的译著送给了我，题目是《安迪·沃霍尔的哲学》，读完之后太喜欢了，又四处搜寻搞到了一本英文版。沃霍尔不是作家，胜过作家，若不是将大部分精力投注于艺术，他肯定会在文学圈掀起大波。我在这里翻译的《爱情三部曲》就摘自此书，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章节，讲述了自己人生三阶段的爱情。话题从异性、同性、异性到无性、变性，沃霍尔的爱跟他设计罐头包装一样俗且脱俗。

　　“在我的生活中，当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有人缘，并且寻找知己时，我找不到谁会接受我，因此，当我觉得自己最不孤单的时候，我最孤单，而我刚一决定孤单度日，不想听任何人倾诉时，每个萍水相逢者都开始追着我倾诉那些我已决意不听的衷肠。我认定自己是‘孤狼之刻，却是我赢得一群‘追随者之时。”沃霍尔用玩世不恭的语调，将现代生活中个体的孤独内核刻画得淋漓尽致。

　　“当我购买第一台电视机时，我就已经不太在意是否跟别人关系亲密了。我曾多次受伤，受伤的程度是那么深，只有当你非常在意时才会感到被伤得那么深。”沃霍尔的表述貌似漫不经心，实际丰富敏感，流露出对商业时代人类冷漠、空虚、疏离的失望，和他接受孤独的现实，在喧嚣中逃亡的内心无奈。

　　“我不认识哪个人没有幻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幻想。”沃霍尔自然更有幻想，比如幻想无性的爱情，幻想生活中有爱，但又不会受伤。小说里，沃霍尔还回顾了年轻时创业的岁月，中年時对艺术的探求，他说：“我始终认为电影本可以更多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事情，藉此可以帮助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知道该做些什么，都有什么选择。”的确，沃霍尔的电影让我们对日常生活最习以为常的事情有了新的了解。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睡觉、吃饭、做爱的经历，周而复始，简单重复，但若不是看沃霍尔的影片，有谁花过35分钟看一个人达到高潮过程中的面部表情？有谁花过45分钟看一个人吃蘑菇？有谁花过8个小时看过一个人睡觉？沃霍尔之所以净化了电影，将镜头以最简单的态度聚焦于最简单的影像，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手法，说服我们观察别人，也了解自己。

　　谈到波普艺术，沃霍尔曾说：“我无法告诉你什么是波普艺术：它只是把外面的拿来放在里面，或者把里面的拿来放在外面，将平常的事物带到家里。波普艺术是给每一个人的??它妙就妙在表面的深度。”这段话听似玄虚，但一语道出波普艺术的实质：不重技巧，重在概念；不重尊贵，重在普及。就像马丁·路得将《圣经》的注释权交给每个人一样，沃霍尔将艺术交给了每个人。他说的“表面”是镜子的表面，每个人从中看到的深度取决于自己。沃霍尔本人就是面镜子，我们都是镜子里的人。

　　沃霍尔很有预见性，他曾说“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十五分钟”，还曾说“每个人都可能在十五分钟内出名”。看看现在，我们不正生活这两句话描述的时代里？网络时代，多少人都在追求这十五分钟？

　　1987年2月22日，安迪·沃霍尔在纽约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6年3月9日，哈拉斯·彼特则因患癌症去世，也是在纽约，在唐人街附近的家中。去世之前，哈拉斯做了一件沃霍尔连想都不可能想过的事。沃霍尔生前说过：“我不参加葬礼，同样也回避婚礼。”而哈拉斯却在布达佩斯现代艺术馆为自己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葬礼，他躺在一个棺材里与亲友和参观者告别，他也是面镜子，让人们认真地面对生死。

　　写到这里，我最后还想再添一句话。据说沃霍尔曾跟写下《冷血》的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蒂订婚十年，寄裸照为信物，天天鸿雁传书。从这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出艺术家沃霍尔的文学情愫，不管自己的文字好赖，他至少娶过，或嫁给过文学。

　　责任编辑 韩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