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中韩日文学，资源正在逐步共享

　　贺绍俊

　　

　　谈到中韩日三国文学的差异，这大概是一个文化比较的话题。有一位中国人最有资格来谈这个话题了，这位中国人叫金文学，他属于中国的朝鲜族，中国的朝鲜族与韩国人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这自不待言。他后来又去了日本学习，受到了日本文化的熏陶，拿到了日本的博士学位。也就是说，三个国家的文化都在他的身上打上了印记。大概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所以他就专门来做三国的比较研究了。他出过好几本这方面的书，其中一本就叫《东亚三国志》。在这本书中他有很多精彩的见解，比如他比较了三国女性的差异：“日本女性服务好，没有怨言；韩国女性服务好，有怨言；中国女性服务不好，又有怨言。”他还比较了三国所喜欢的花：“中国人喜欢牡丹，国色天香，象征荣华富贵；日本人喜欢樱花，刹那盛开，瞬间凋零，象征残酷之美；韩国人喜欢木槿，质朴无华，小家碧玉，却不屈不挠，顽强生存。”金文学的比较很形象，也很有说服力。

　　我想借用金文学的观点，来比较中韩日三国文学的差异，但我发现，这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甚至想，它们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吗？比方金文学提到的花，牡丹、樱花、木槿，这三种花的确代表了三个国家的形象，但这种选择，真的就是因为花的象征性吻合了国人的性格吗？就我对文学的了解，文学所呈现出的国人性格远远要比花的象征性丰富得多。如果说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因为它象征了残酷之美，那么，日本文学就一定擅长于表现残酷之美。日本文学中的残酷之美是很有震撼力的，现在他们年轻一代的作家所写的青春小说竟然也是残酷青春小说，比如已在中国出版的金原瞳的《裂舌》。而中国的80后作家热衷于在青春书写中表现小资情调，他们似乎没有日本年轻作家的勇气，把美推向残酷的境地。尽管如此，中国当代文学中同样也不乏残酷之美的表现，如莫言、残雪的小说。又比如说，木槿象征了不屈不挠，顽强生存，在韩国文学中能够读到许多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人物形象，而这样的人物形象其实也是中国作家乐于塑造的。我们都是黑眼睛，黄皮肤，在人头攒动的国际机场里，那些蓝眼睛的西方人能一眼分辨出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谁是日本人吗？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逐渐把我们身上的异味冲刷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共同性越来越多于我们之间的差异性。有许多共同的社会问题横亘在我们三个国家的面前，有许多共同的精神困扰在折磨着三个国家的人民。因此三国的作家也许在思考着共同的问题，书写共同的人性。比如韩国作家金爱兰的《水中巨人》写到了小人物的艰难处境，母女俩在大雨滂沱时却不得不困守家中，以她们弱小的躯体抗拒建筑公司的强行拆迁。我读了这篇小说后大吃一惊，原来韩国也有强行拆迁的社会问题。金爱兰的这篇小说与中国这些年来流行的底层小说非常相似。中国的底层小说关注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底层发现社会存在着问题，以博大的人文关怀呼唤社会的公正和平等。又比如我读日本作家柴崎友香的《我不在喀土穆》，仿佛读的不是一位日本女作家的小说，而是在读一位中国女作家的小说。因为像柴崎友香这样细腻的日常生活叙述正是中国女作家最乐意采用的叙述，她们凭借女性特有的感觉，去发现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所传达出的人性的深邃意蕴。

　　但是，中韩日三国的文学仍然存在着差异。比方说，中国文学强大的乡土叙述传统，渗透在中国作家的意识中，哪怕他写的是纯粹的都市生活，背后都会有一个乡村的影子。土地情结、乡愁、家庭伦理，则是从乡土叙述传统中过滤出来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像浓云一般笼罩在中国作家的头上。而韩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特别是日本作家，对城市的叙述就比较圆熟。

　　中韩日三国的发展趋势正在证明，东亚可以成为文化共同体。现在三国的影视明星和流行歌手几乎没有国界的限制，成了跨国界的明星。韩国荧屏上刚刚出现野蛮女友的身影，中国的男人们马上就感到心惊胆颤。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建设来说，文学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强三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对话，从而为三国作家资源共享搭建起一个理想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