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纳吉·盖尔盖伊（Nagy Gergely）余泽民 译

　　红色（外三篇）

　　〔匈牙利〕纳吉·盖尔盖伊（Nagy Gergely）余泽民 译

　　

　　一

　　“要把它拖走，不是吗？”一个星的警官问。

　　“管它呢！”两个星的警官打断她，不耐烦地从桌边站起来。他环视一周问：“谁那儿有烟？”

　　有几个人同时掏出烟盒递给他，他迟疑片刻，考虑是抽索皮阿涅牌的，还是穆尔提菲特牌的。

　　“你喝不喝咖啡？”一个星的警官问，她是一个膀阔腰圆的女人。

　　“我刚刚喝完。”

　　两个星的警官面肌抽搐地伸了个懒腰，但是还没有伸开，就突然停下，因为他只要一张嘴，就会觉得后槽牙疼。

　　“那我们该拿它怎么办？”没有星的警员问，并且又咬起手指甲。

　　“暂时什么都不用做。”两个星的警官从牙缝里说，眼角潮湿，正用熏黄了的手指头捻一支香烟。

　　“居民们每天都打电话投诉……”

　　“让他们打吧！”一个星的警官嘟囔说。

　　“咱们没工夫处理这种烂事！”两个星的警官一脸厌恶地冲没有星的警员说。

　　“我明白了。”

　　从这之后，再没有人提起那辆红色的达契亚牌轿车。事实上，这桩案子已经拖了好几个月。那辆轿车横在街口，正好堵住一幢公寓楼门前，像是被贬谪到地球上的外星人丢下的一件飞行器。

　　“还有什么事？”两个星的警官问。一个星的警官朝记录纸上望了一眼。

　　“我们抓到一个家伙。”

　　“什么人？”

　　“我们也不知道，”没有星的警员清醒过来，“他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他在这一带来回转悠，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他穿着一身运动服和一双室内拖鞋。一辆汽车撞倒了他。是司机把我们叫到现场的。”

　　二

　　“嘿，你感觉怎么样？”有一张脸问。那张脸居高临下，低头俯视，一时辨不出是男是女。那张脸变得模糊起来，一片肉色，两眼圆睁，似乎在问：你感觉怎么样？

　　那个人垂着头没有吱声，但乍看上去似乎还行，被车撞得不太厉害，只是脑子被吓懵了，尤其又围了那么多人。这家伙穿一件红绒衣，脖子上围一条棕围巾，上身套一件类似羽绒服的棉衣，手上戴一副一个指头的手套，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那只塑料袋跟街上其他人拎的没什么两样，如同印第安人挂在身上的护身符，里头装了什么重要之物，一秒钟都不肯放开手。街上的目击者只看到这人被一辆汽车撞到，仰面栽倒，大叫一声，脸上露出一股怪异的微笑。好像是说：没关系，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在车轮底下，脸贴在柏油路上。他行色匆匆，脚步慌张，跟所有赶路的人没什么两样。他有急事要办，不幸迎面撞在了车鼻子上。这事发生得实在蹊跷，那个金属的庞然大物，肯定是什么人派来的，他认定有人在监视他的行踪。车祸之后，他无所事事地坐在一张水泥台旁，昼夜二十四小时地愣愣发呆。他确实看到一些场景碎片，看到每个路人身上的一小部分。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有人过来想要帮他，有人对他视而不见，有人劝他别寻短见。

　　三

　　“你抽不抽烟？”一个星的警官问那个贴墙而站、穿着红色绒衣的家伙。

　　对方点了点头。由于点头的动作用力太猛，震得墙围有点发抖。一个星的警官将一盒索皮阿涅牌香烟递给那个没有星的警员，再由没有星的警员递到那家伙手里。身穿红色绒衣的男人从烟盒里抽出一支，表情卑微地躬腰谢谢。他把烟卷夹在大拇指与食指之间，轻轻捻捻，然后放在耳边听了听，听到烟丝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把烟卷叼在嘴上，犹豫不决地把手伸进兜里。

　　“看来，你除了这张死脸，什么烟具都没带。”没有星的警员挖苦说，随后递过一根划着的火柴。

　　其他人嗤嗤轻笑，表示谅解，盯着穿红绒衣的家伙凑近火苗，吸了口烟，之后一口接一口地猛吸起来。几绺细碎的卷发掉了下来，垂在额头，十五年前人们管这种发型叫“萨苏恩头”。那人的背撞到墙围上，墙围塌瘪，塑料的板条与墙壁剥离，墙皮早已斑驳脱落，从缝隙里飞出一股灰尘，落到男人的衣领上。

　　审讯由一个星的警官主持。

　　“说吧，你叫什么？”

　　一个星的警官将一张白纸装到打字机上，开始打起审讯记录。

　　“亚诺什。”

　　“亚诺什，但是，什么亚诺什？”

　　“我记不清了。”

　　“你住在哪儿，亚诺什？”

　　“我跟姐姐住在一起。”他用力吐了一口烟。

　　“那你的姐姐住在哪儿？”

　　穿红色绒衣的男人沉默不语。

　　“说话呀！”一个星的警官转向没有星的警员说，“劳驾，请把那个递给我！”

　　没有星的警员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对方想要那瓶“克列斯ⅠⅠ”涂改液。穿红色绒衣的家伙咳嗽了一声，小声嘟囔：

　　“我说不出来。”

　　他叹了口气，摸了摸脑门，仿佛在摸什么异物。

　　“你是哪年出生的？”两个星的警官开始盘问，一个星的警官继续打字。

　　“我刚刚过了一个生日。”

　　“多少岁生日？”

　　“我记不得了。”

　　穿红绒衣的家伙探出上身，试图够到铝制的烟缸，他既要捻灭烟蒂，双脚又不能离开原地。他将身子拉得很长，仿佛用烟蒂撑着自己。他不敢离开墙壁，他被命令站在那儿，并没有获准离开那里。一个星的警官走到他跟前，扶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回到墙壁上。她瞅了一眼绒衣上的字样：前进，布达佩斯！她的眼睛在那张惶恐、疲惫的脸上反复扫视，嗓音变成了低声耳语。

　　“你看，我们要验证你的身份。你难道什么都记不得了？比方说，你是谁？能不能告诉我，你能够记得什么？”

　　长久的沉默。一个星的警官将视线从打字机后面投过来。两个星的警官在房间里踱步，舌尖舔着后槽牙。当不需要讲话的时候，穿红绒衣的男人便试着张张嘴，挺挺背，他的背连动一下都觉得疼。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忽然看到了水泥桌、街道、路牌、旗语和横杆，杂乱无章得出现在眼前。他睁开眼睛，环视了一圈不大的房间，所有人都神色紧张地盯着他，盼他能够说出什么。那家伙的眼神投到玻璃窗外，庭院四壁是密不透风的砖墙，一只警犬漫不经心地蹲在那儿。

　　“红的。”他终于说了一句。

　　两个星的警官突然收住脚步，朝其他穿制服的同事扫了一眼。他冲一个星的警官挥了下手，示意她停下，别再敲了。

　　“嘿，你们怎么想？”他小声问，用皮鞋头有节奏地踢着桌腿。他点了支烟。没有星的警员率先打破了沉默。

　　“撞他的那辆汽车，是灰色的。”

　　“没错！”一个星的警官在一旁附和。

　　两个星的警官走近穿红绒衣的家伙。

　　“那辆撞你的汽车，是灰色的，不是红的。”他不动声色地说。穿红绒衣的家伙耷拉下脑袋，盯着地面。

　　“你不记得，你被车撞倒了？”

　　“不记得。”

　　两个星的警官长长地吐了一口烟。

　　“那你说的‘红的’是什么？”现在，声调里已经流露出威胁。

　　“我想，我自己有过一辆红车。”

　　“爱忘症。”一个星的警官提高了嗓音自信地判断。

　　“应该是健忘症！”没有星的警员立即纠正，现在，他终于找到机会反驳自己的上司。

　　“怎么了？我说的就是这个。”

　　“别争了！”两个星的警官继续自言自语。

　　“对不起……”穿红绒衣的家伙用嘶哑的嗓音问，“我能不能躺下？”

　　他脸色苍白，浑身瘫软地跪到地上，靠着墙围。两个星的警官整了整腰带。

　　“当然可以！给他开一间牢房吧！”

　　没有星的警员掏出钥匙，一个星的警官敲完了最后一行字。两个星的警官烦躁不安地捻灭了刚抽了一半的烟卷。“这个蠢货！”他嘟囔了一句。

　　饥饿

　　“您好，玛格迪大婶，是我。您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您好，大夫，感谢上帝，我一切都好。”

　　“我给您测一下血压，好吧？”

　　“好。”

　　“上次开的药还有吗，要不要给您再开一些？”

　　“药还有呢，够了。”

　　“我还是给您开一点吧，别在需要的时候，手头没有。您知道，最好有备无患。”

　　“但愿我用不着它。”

　　女医生掏出处方，开药，签字，盖章，然后用手捏着处方的一角轻轻抖抖，让墨迹风干。

　　“家里总得留一盒，不会有坏处的。”

　　街区女医生面带微笑地站了起来，抽了抽鼻子，闻了闻飘在炉灶上的空气。

　　“这是什么，味道真香！”

　　“芸豆汤，我给儿子烧的，可是他们没过来吃。”

　　“我倒想尝尝，能给我一个盘子吗？”

　　她摘下脖子上的听诊器，在膝盖上摊开一张餐巾纸。

　　“让我来尝尝。”

　　“大夫，您要面包吗？”

　　女医生点了下头，随后问道：

　　“有酸乳酪吗？”

　　“您想要吗？”

　　“要。”

　　她一勺接一勺地喝汤，用左手掰了一块白面包，嘴角流下的口水将面包浸湿。她舀了一大勺酸乳酪，在盘子沿上敲了敲勺柄，冰凉的酸奶酪滑进汤里。她认真搅了搅，凉乳酪混进滚烫的汤里，正好达到合适的温度。她并没有吸溜，喝汤的样子既优雅，又贪婪。玛格迪大婶站在炉灶旁看着。街区女医生很快吃完了，并用面包瓤将汤盘擦干净。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戴眼镜女人，大概四十岁出头，下身穿一条料子裤，上身穿一件紧身的高领衫，这也强调了她苗条的身材和纤细的胳膊。高领衫外面套一件披风。头发染成红棕色，发绺又硬又亮，好像假发一样。她开一辆斯柯达轿车，下车时习惯狠撞车门，她的手指放电，因为高领衫和披风都是化纤的。斯柯达轿车通常停在3/A楼门前，下车之前，她在车里换鞋，换一双舒服的运动鞋，因为出诊时她要上上下下爬许多层台阶。她十分认真地探望每一户老人。长长的走廊，临街一面是封闭的，屋后是一片清静、惬意的居民楼小区。住宅均是小户型，四户一栋，楼中间有一个儿童活动场，那里有地球或火箭型状的金属爬梯，漆成绿色的跷跷板。沙土坑，篱笆墙，灌木丛，长木椅。厨房的窗户开向走廊，街区女医生通常扣这扇窗玻璃。不知道是谁将第一盘热汤端给女医生的。也许，那第一盘汤已经是第二盘了。但是肯定有谁是第一个。因为不想付钱，或付不起钱，而且不想给别的礼物，于是小心谨慎地试探着问：您想不想尝一盘我烧的菜汤？

　　“我再给您盛一盘吧？”

　　“谢谢您，玛格迪大婶，我必须走了。真是很香。可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做。”

　　“那我就不留您了。”

　　女医生动作麻利地披上外套，从地上拎起医药箱，走到门廊的尽头，再次回头叮嘱了一句：“要是感到胸口刺痛，或者耳鸣，您就吃半片。不要多吃！再见，下星期三我再来看您！”

　　玛格迪大婶掩上房门，立即朝电话机走去，动手拨号。

　　“是我。她现在过去。你就放到桌子上。再见。”

　　收音机里响起正午的钟声。住在2号楼门里的凯维什夫人昨天就做好了干奶酪炒面片。只要放在煤气灶上，几分钟就会热好。街区女医生很可能正朝她家走去，现在加热，时间正好。干奶酪炒面片，正好配芸豆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住在这一片的老人们互相商量，星期三女医生出诊的时候，大家各自做什么饭。既要简便，又得解饿；不仅好吃，还要便宜。

　　每逢星期三晚上，老人们就聚到小区中间的儿童活动场内，讲述当天女医生出诊的故事，大伙儿围坐在球形的爬梯下。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嗜好，有人喜欢集邮，有人喜欢收集西方杂志，《斯特恩》，《布尔达》，有人收集一周的《广告报》。”凯维什夫人说。

　　“这位女医生有点古怪，”哈贝尔夫人沉思道，“有点精神不正常。她每天要看许多病人，面对许多愁苦和不幸，但她没办法帮助解决，所以才变得神经兮兮。”

　　“这位大夫是个危险分子。我对她一点也不信任。”凯维什夫人强调说。

　　“她那么瘦，就像一个精神厌食症患者。难道她吃完就吐出去？”

　　“她虽然吃，但并不想吃。”

　　“并不想吃？你没看见她吃饭的样子，简直就是狼吞虎咽！”

　　“她吃东西等于赚钱，显然，她不可能跟我们这些退休人员收出诊费。”

　　“她吃饱了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

　　“是啊，我们要靠三百福林过一个星期。”

　　“哦，真是啊。”

　　“谁规定非要给她做饭吃？这又不是我们的义务！”

　　“最好跟她搞好关系，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求到她。”

　　“所有的医生都跟魔鬼有来往。”住在2号楼门的芭布卡打断了两位妇人的对话，她每星期天都去参加什么研经会。

　　“可是你也需要他们的帮助。”有人插言道，但是芭布卡听都不听，竖起了中指：

　　“医学就是骗术！是罪恶！世上任何变坏的东西，人类都不可能把它们修好。”

　　“但是脑维康他们总可以开吧？”

　　“她有麻风病！”芭布卡咬牙切齿地说，她的视线盯着夜幕下的球型爬梯，仿佛诅咒一般恶狠狠地说，“贪食症患者！”

　　街区女医生来到2号住宅，轻轻扣窗，凯维什夫人已打开了屋门。

　　“您好，是我，您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您好，大夫，感谢上帝，我一切都好。”

　　“我还是要看看您的手。”

　　“好的。”

　　街区女医生跨进家门。

　　“给我看看！”

　　几周前，凯维什夫人的手上起了一些红色的丘疹。

　　“我长到这把老骨头，才发现自己对小鸡过敏？”

　　“我给您开一种药膏，价格不贵，您一定要抹。”

　　女医生取出一叠处方，坐下来开药。凯维什夫人凑近一点，躬下腰问：

　　“大夫，我这里有干奶酪炒面片。”

　　街区女医生停下笔，抬起眼皮，透过镜片瞅了对方一眼。

　　“我最爱吃干奶酪炒面片了。”

　　“那我给您端来。”

　　女医生摘下脖子上的听诊器，将一张餐巾纸摊在膝头。凯维什夫人将热腾腾的盘子摆到她面前。女医生鼓起腮帮，轻轻吹吹，等到面片变凉，开始品尝。

　　“烫了我的舌膛一下。”

　　她的声调里透出稍许的不快。

　　“您慢点吃，别着急。”

　　女医生将一盘面片塞进肚子，然后心满意足地站了起来，盘子里吃得一片不剩。她整了整腰上的皮带，额头冒出珍珠般的汗珠，眼镜片上蒙上一层灰色的雾气。她拎起吱呀作响的皮革医药箱。

　　“好啦，我该走了。”

　　“那您走好。”

　　楼上三层住着芭布卡。她们通常商量好，如果玛格迪大婶那里做肉汤或炖肉，凯维什夫人就煮肉馅菜卷，芭布卡烤些果酱饼干。如果第二道主菜是炸肉配米饭或煮土豆，那么汤就可以简单一些，芭布卡那里摊薄饼。如果玛格迪大婶做菜汤，那么2号楼门就做菜肉包，那么楼上就准备果酱面汤，新鲜水果。外加一杯浓咖啡。

　　“您好，是我。”

　　“您好，大夫。”

　　“您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感谢上帝，我还不错，就是左腿有一点疼。”

　　“那是老年病。”

　　“我这里有芸豆汤。”

　　街区女医生愣住了，半天没有醒过味儿来，盯着芭布卡脸上深深的皱纹。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两家居然做一样的饭！而且都是这样饱人，不好消化！“您知不知道，在另外一位老太太那儿，我已经吃过这个了？你们难道没商量好吗，这是怎么回事？”

　　她终于发话了，肠胃撑得满满的。

　　“您有没有水果？”

　　“没有。”

　　“果酱饼干？”

　　“已经干了，我把它扔了。”

　　“水果汁呢？”

　　“我今年没做。”

　　“那么，咖啡呢？”

　　这里咖啡总该有的，现在她太想喝一杯浓浓的苦咖啡了，提一下精神，驱赶掉食物造成的困倦。

　　“咖啡已经喝完了，我是一个退休人员，没有钱再买。就连雀巢咖啡也没有。”

　　街区女医生感到不可思议，真想大声叫嚷：“你别跟我哭穷，你们想骗我，是不是？你们把钱藏在枕头里！存折里存着几十万福林！你们攒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真见鬼！”

　　她恼羞成怒地冲到门厅。

　　“汤在哪儿呢，我带回家吃。”

　　“路上会洒的。”

　　“那你给我一只饭盒。”

　　“饭盒被儿媳妇拿走了。”

　　“玻璃瓶子总该有吧？”

　　“瓶子都卖了。”

　　“让我看看储藏间，第三层架上肯定有！”

　　芭布卡站到储藏间门口，手撑着门框，声音颤抖。

　　“我跟您说了，瓶子我都卖了，家里没有。”

　　“那我看看！”

　　“瓶子里种了天竺葵。”

　　“你说什么？”

　　“我用它在墓地里点蜡烛。”

　　老人气得浑身发抖，前言不搭后语。街区女医生将医药箱扔到衣架下，猛地脱下风衣和外套，一把将芭布卡从储藏间门口拽开。芭布卡大喊“救命”。女医生将她推到一边，拉开木门，在上层的架上伸手乱摸，两只铝皮桶和塑料盒从上面滚落，终于，她手里托着一个装酸黄瓜的空瓶子，仿佛高举着冠军奖杯。她将瓶子举到老太太眼前，附在她的耳边从牙缝里说：

　　“这是什么？而且上面有瓶子盖！”

　　芭布卡吓得倒退两步，双腿发抖，用哆嗦的手指摸脖子上的项链，一个铝制的十字架。

　　“快点滚开，你这个魔鬼！”

　　随身听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接。他经一位熟人介绍，接到一份根本没有任何经验的工作。虽然他在塞格德连夜贴过广告，并在快餐店干过一个月，但这些都不算数。办公室内，负责人事的女士连连摇头，不，不，这些全都算不上经验。

　　“你干过的这些不是市场开发。你就是卖过什么，也不能算市场开发，顶多算你卖过东西。市场开发，是销售结束开始的。不过，你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女士面带微笑，在纸上写下了为他布置的任务。

　　这项工作要比干快餐店容易，薪水付得不仅比贴广告合理，而且体面。每次在街头贴广告，他都要沾上一身浆糊。他从日用品商店买两公斤一罐的浆糊，然后倒进水桶里稀释，一直搅到没有疙瘩为止。当然，他从来没有搅到没有疙瘩，即使搅得胳膊抽筋，也无济于事。他总是琢磨，其他贴广告的人，浆糊里有疙瘩会怎么办？其实，对于贴广告来说，有没有疙瘩都无所谓，只要能够粘住就行。

　　他在莱奥纳多·达芬奇快餐店里做过意大利面。面条是已经煮好的，他只需放进微波炉里热一下，浇上事先调好的酱汁，然后递给客人。在干那个工作之前，还要去医院做健康检查，不仅抽血，还要将一小块粪便抹到小盒里，再在瓶子里撒一泡尿。为了客人的健康，这样严格的规定也可以理解。他只干了一个月，就辞掉了工作。白天上学，夜里上夜班，他干了两周就坚持不住了，感觉背上有一块提拉米苏，像胶冻一样瑟瑟哆嗦。套头衫一天要洗三遍，仍难除掉厨房的味道。

　　人事部女经理送他去参加一个培训班。培训班在名为“信息中心”的食堂里举办。他和另外十位同事坐在大厅里，他们被招去参加一个国际展销会，必须听几个讲座，了解产品价格，熟悉自己的工作任务，还要掌握公司情况。他们成了公司职员，尽管只是临时的。授课者是一位五十岁来岁的男人，大量使用外来语。他介绍自己是“项目经理”，负责介绍公司的市场战略和销售策略，他用投影机将一张张示意图和表格飞快地投到墙壁上。表格上用的都是缩写词，比如，üf.意思是“客户”，t?f.则指“长期客户”。男人用充满自信、故意压低的嗓音说，非常抱歉，这些都是他的发明，为了使这些“枯燥的话题”变得有趣。

　　展厅还没有通暖气，筹备人员不得不穿着大衣、戴着棉手套工作。白色的带子将展厅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展亭是用十分现代、质地轻巧的金属材料搭成，大厅里的气氛如火如荼，仿佛在兴建一座城市。“这里还有日本人，他们把什么都记下来！”这个消息传到快餐厅，在抽空跑来买咖啡和椰蓉巧克力球的女人中间迅速传开。

　　开幕式那天，他要在早晨九点赶到会场，运动包里塞着要换的套头衫、要读的书和一个随身听。

　　“在后头，挂在柜子里。”女上司用捏着口红的手指为他指点。她撅着嘴唇，用舌尖舔湿，两片嘴唇互相蹭着，透过一面小镜子仔细打量：这小伙子二十岁出头，身材很瘦。

　　他打开柜门，里面挂着工作服，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萘味儿。工作服是用胶皮做的，里面填充着塑料泡沫。穿上之后像一只酒桶，或像恐龙类怪物或放大的精灵。上身不仅印着条纹，还有一双黄色的爪子。他花了足足有十分钟，才费劲地穿上这身行头。这身行头可是市场部的骄傲，被赞誉为“天大的妙招儿”，在公司历史上史无前例，让真人大小的怪物在展厅里穿行，向客人们分发广告传单。

　　怪物的脑袋可以摘下，是用纸浆做成的，沉得要命。眼睛用了个巧妙的办法，糊了一层薄薄的纱网，这样一来可以从面具里看到外面。总共三天，每天穿它能赚一万福林，既不用说话，也不需唱歌。当然，即使说话也没有用，隔着罐子一样的兽头，没有人能听见他说什么。他心里暗想，戴上随身听的耳机，不用管外面发生什么。

　　他接过一叠将要分发的彩色传单，戴着爪子，不能捏紧，刚刚走到展亭外，手里的东西就掉了一地。一位身穿深蓝色套装的女商人帮他捡起来，他的肚子臃肿，弯不下腰。人们看到他这副模样，有的议论，有的爆笑，有人摸他的脑袋，有人捏他的屁股，有人逗他说，他要想撒尿该怎么办？如果找到一位恐龙女郎，这么大的肚子，怎么做爱呀？

　　他开始在展亭之间分发广告和圆珠笔。

　　“你在听随身听？”透过音乐，他听到女上司的质问，“从外面可以听见歌词！”她提高了嗓门，补充一句。所有的女人都朝这边张望。

　　“把它摘下来！”

　　他停下脚步。

　　“听见没有，把它摘下来！”

　　他转过身去，笨拙地将宣传品放到展台上，摘下了耳机。耳机跟头发缠到一起，摘的时候差一点揪掉几撮头发。

　　“把它给我！你在听什么？”

　　女上司听了一会儿他听的音乐。

　　“天哪，这会把客人们吓走的！”

　　女人们咯咯大笑。

　　“滚，滚，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她手举随身听得意地摇着，“这个东西我扣下了。”

　　他抬腿离开，脚步沉重，行头笨重得让他迈不开步。每个动作都艰难得要命，几分钟后就觉得腰酸腿疼。套头衫潮湿，粘在背上让人难受。展厅里有许多好奇者，一个小女孩看到他后，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孩子们，奶奶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不到一刻钟，他手里的广告圆珠笔和宣传单就分发一空。一位幼儿园阿姨对孩子们喊道：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不要挠他的肚子！”

　　他回到展亭，去取新的笔和传单。

　　“不要见谁给谁，咱们没准备那么多！”女上司说。她身上有一股味道浓酽、妇人爱用的香水味，“你还是拿几件背心去吧，我的小恐龙！”

　　喇叭里传出低沉的音乐，很像商场或机场厕所里听到的那类。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播放通知，强调的语气如同火车站调度员宣读车次的信息。他又绕着巨大的展厅转了一圈，在大厅中央举步维艰，一是由于他的体积太大，二是因为围观者太多。当他想返回展亭休息几分钟时，却发现自己迷了路，记不得是从哪条道来的。所有的展亭都一个模样，白色的展板，闪烁的霓灯，绿色的人造地毯，展台，展架，招贴，广告语，展台后站着礼宾小姐。

　　“这里是医药公司，估计你要找的公司在那边儿。”一位礼宾小姐为她指路，后来又在背后叫住他。

　　“你不渴吗？我可以给你瓶可口可乐。”

　　他转过身说：“那太好啦。”

　　从面具后面传出嗡嗡的闷响，嘴的位置并没有开口。女郎微笑着点了下头，消失在一扇小门后。这时候，在不远的一个舞台上开始了智力问答或猜谜活动，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有三个孩子报名登台，但是他们一个答案也说不上来，只为了得到一只气球。几分钟后，女郎再次出现在眼前。

　　“没有可乐，只有冰茶和血橙。”

　　他点点头，闷声闷气地说，那也可以。女郎再次消失了，小门留了一条缝。里面有三个人在喝香槟，其中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妇人，肥臀巨乳，衣服比身体小几号，很像他的女上司。一个男人冲她躬着上身，眼睛盯在展板上，尽可能凑近跟她讲话，妇人放声咯咯大笑。她的耳朵上戴着耳机，随声听夹在两腿之间，两只手向男人胡乱挥舞，好像是在驱赶他。另一位女人在喝香槟，笑的时候酒溅出杯子，洒到她的丝袜上。另外两人嗤嗤发笑，女人毫不在乎地用一块海绵擦拭丝袜。擦到大腿时，男人调情地鼓励她：“再往上，再往上点儿!”

　　礼宾小姐回来了，门关上了。

　　“里面在谈判。”女郎放下一罐冰茶。

　　他费了好大劲才摘下面具，女郎突然捂住了嘴，惊叫起来。她的指甲涂成了紫色。

　　“嘿，原来是你？”她的声音尖细，“我记得，前年在匈牙利展销会……”

　　“我第一次来这儿。”他把面具放在展台上，用牙拉开饮料罐。

　　“哦，对不起。我觉得咱们在哪儿见过。我马上给你找个杯子来。”

　　“谢谢。”

　　礼宾小姐再次消失。透过门缝，他看到男人站在那个坐在椅子上的妇人跟前。

　　果然是他的女上司。

　　现在，另一个女人在听随身听，听的是他的随身听！女人一只手掌遮着眼睛，另一只手捂住耳朵，头随着音乐的节奏上下摆动。

　　他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女郎已经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杯子。由于戴着绒爪子，他怎么也不能攥住杯子。

　　“张嘴，我来喂你！”

　　“你太好了。”

　　礼宾小姐将冰茶倒进他的嘴里。她身上有一股脂粉味儿。他大汗淋漓地穿着那身行头，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冰茶在嘴角流了一点，女郎赶快抽出一张纸巾为他擦嘴。

　　“我再给你倒一点儿？”

　　“谢谢，我得走了。”

　　他将面具重新戴上。

　　“以后，你要正好经过这里……”女郎问他。

　　“当然，我肯定还会过来的！”面具里传出嗡嗡的回答。

　　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女郎胸口印着的字样：我是艾丽卡，我能帮你什么吗？

　　唐璜

　　莫纳·赫尔嘉在酒吧里点了一杯红果汁和一杯链桥牌威士忌。“给你，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喝过？”成群的金发美女。惬意的夏日假末。他们碰杯，威士忌下肚，之后赫尔嘉抿了一口红果汁，好像长出了红胡子，又红又黏，亮晶晶的，仿佛涂了一大片口红。她在巴拉顿波格拉住了一周，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度假村里偶然相识。饭堂里，“打狗乐队”在演奏邵依莫什·托尼和“特别快车乐队”的曲目，以“莫尼卡，亲爱的莫尼卡”开始的流行曲。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探着身子趴在窗口，盯着对面楼房的防火墙发呆。

　　这间客房在第四层，从这里可以望见林阴大道和巴拉顿湖。莫纳·赫尔嘉的房间就在隔壁。客房的钥匙又大又沉，拴在一个类似纺锤的木轴上。钥匙坠太大，揣不进兜里，所有人都拎着一个这样的纺锤去饭堂用餐。在他的纺锤上，写着很大的红色号码：42。

　　他使劲吸了一口香烟。

　　就在这时，莫纳·赫尔嘉告诉他：

　　“我得告诉你，我有丈夫。”

　　“你丈夫在哪儿？”

　　“咱们再喝点什么吧。”

　　伴着“打狗乐队”的演奏，他俩跳了整整一晚。

　　她穿着红色圆点的泳装，头发盘在泳帽里。在湖里游泳时，莫纳·赫尔嘉看上去就像一枚鲜红的红果。后来，她消失在他的视野里，半天没有重新出现。他开始担心，出于惊恐在湖岸奔跑。高音喇叭在用德语播放什么：áktung,áktung！他跟赫尔嘉听了，总是笑成一团。那天正午，温度计的汞柱达到38℃的心理极限。他找到一只救生艇，用手比划着跟一个恹恹欲睡的小伙子解释：莫纳·赫尔嘉在湖里不见了！他们划着救生艇在湖上寻找，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回到岸上向水上警察求助。就在这时，他在煎饼摊前看到了红色圆点的泳装和红色泳帽。莫纳·赫尔嘉不好意思地望着他们：

　　“小伙子们，想不想吃煎饼？”

　　为了压惊，他至少吃了六个卷了干奶酪的煎饼。当时，莫纳·赫尔嘉还有意躲他。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八月二十日，所有人都坐在会客室里看国庆焰火。不过，他们看的焰火是黑白的。

　　他出神地盯着对面楼的防火墙。一阵躁动，喉咙发痒。他从牙缝之间吐出烟雾，方向朝下。成团的蓝色烟雾，看上去像是蓝胡子，慢慢上升，罩在脸上。

　　八月二十日，会客室。在L型的房间尽头，在幽暗之中，莫纳·赫尔嘉摆出骑马的姿势。鞭炮噼啪。在荧光屏上，也在他俩体内。幸好，礼花的噪音和电视解说员的声音盖过了椅子的吱呀和他们的呻吟。在他们俩眼前火星迸射，彩色绚烂。她的手兴奋得颤抖。简直是疯了，这太危险了！会客室里随时可能有人发现他们。如果有谁把这事告诉她丈夫，肯定会闹出丑闻的，敲诈勒索，歇斯底里，拳打脚踢。吵架，离婚。不过，那样至少莫纳·赫尔嘉会看到一条自由之路。他可以娶她，他应该娶她。

　　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的脖子，她脖子上的香气，是那个年代国内没有人能搞到的香水品牌，很可能是Bac Spray。有一张广告招贴画，一个女人裸露后背。也许是Fabulissino，或别的什么牌子。或者是某种护肤霜？其实，莫纳·赫尔嘉身上什么都没抹，而那里的所有人都抹了些什么。那是莫纳·赫尔嘉本人的迷人气味。在许多年后，在第一次去西欧旅行时，他再次闻到了那股香气。在巴黎，阿列西亚地铁站。他的妻子已经跨进了地铁车厢，他却驻足在站台上。

　　“你怎么了，还不上来？”

　　他无从应答，惶惑不安地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寻找香气传来的方向，谁身上会发出同样的气味？那个人会是什么模样？尽管混杂着地铁的气味，巴黎地铁金属的气味，还有烤点心的气味和薄荷糖的气味，但那股香气仍然清晰可辨，飘在一切之上。列车门关了，他妻子的手掌不知所措地按在门玻璃上。他一个人跟那股香气一起留在站台上，共同度过了三分钟。下趟车进站，他也跨进车厢。妻子在下一站的站台上等着他。

　　他必须娶她。

　　凌晨，他向莫纳·赫尔嘉坦白。他俩坐在他房间的长沙发上，打开一瓶葡萄酒，赫尔嘉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并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直到火柴燃尽才随手一扔，或者掉在桌布上，或者掉在烟灰缸里。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我听着呢。”

　　“你跟本没听，你一直都在划火柴。”

　　“我听着呢。”

　　“那好，你别生气，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情况是这样，我结婚了。我妻子没有疗养券，但她早上将开车接我，然后一起回布达佩斯。你听我讲，我还想见你！”

　　“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见你。”

　　“真的，我真想见你，哪怕是……”

　　“用不着。你再倒一杯酒，给我支烟。”

　　“你抽得够多了。”

　　“我抽得够不够多，不用你来说。”

　　黎明，莫纳·赫尔嘉坐进一辆汽车里。拉达1200型，厢车，浅绿色。他从来没见过女人这样启动，猛地打火，加大油门，车轮疾转，度假村的路上扬起一溜烟尘。CA-60-63，他看得清清楚楚，既然他对莫纳·赫尔嘉一无所知，至少该记住这个车牌。根据车牌，可以找到任何人。他决心已下，一定要去找她。之后，在通向布达佩斯的M7号公路上，他坐在车里，坐在妻子身边，一路上没说一句话，也许说了，只是他记不得说了什么。他心里在想，就在几小时前，莫纳·赫尔嘉也从这条路上开过，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不时拧着调频转钮，并且抽了几支烟。他望着沿途的快餐馆，猜测莫纳·赫尔嘉曾在哪里撒过尿。哪一家看上去更像她这样的女人愿意推门进去，趁咖啡端上来之前上一趟厕所，撩起裙子，褪下内裤，坐到便池的座垫板上。米黄色的碎花图案。这个动作在他眼前重复再现了许多次，甚至带着欣悦、担心的崇拜之情联想到让他不安的细节。但愿莫纳·赫尔嘉在回家的路上心情不错。肯定会不错，想来M7号公路是欧洲最美的公路之一。

　　在后来的一两天里，莫纳·赫尔嘉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像魂一样寸步不离地尾随着他。有一天下午，那个魂搅得他烦躁不安，阵阵心痛。在卢帕岛或顿斯拉姆水域，他和妻子坐在一条舢板上，漂在水上，顺流而下。他们带了一台收音机，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多瑙河心听“自由欧洲”电台。当然音量也不能开得太大，想来水面是最好的声波导体。新闻里说，东德有一位神父自焚。他想象那位自焚的神父。一个人怎么可以点燃自己，怎么可以将自己烧死？裤子着火。先得在裤子上浇些什么？衣服也着火——那样的道袍肯定容易烧着——在烧着的时候，他不可能不动这样的念头，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并不想死，不应该这样，应该继续活下去。顺手抓住什么，想扑灭火苗，但是结果更加糟糕，他碰到什么，什么就着。这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火已经不可能扑灭了，没有活路，一切哀哉呜呼。他开始查找莫纳·赫尔嘉的踪迹，几天之后，他花了很大气力终于搞到她的电话号码。他神色紧张地站在巴依奇·日林斯基大街的公共电话亭里。

　　“您找谁？”

　　一个男人的疲惫声音。

　　“我找莫纳·赫尔嘉。”

　　“她不在。”

　　“请您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她？”

　　“什么事？”

　　他咽了口唾沫，撒了个谎。

　　“我是区委会……”

　　“您听着，我妻子已经下葬了。这个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登记了。”

　　“出了什么事？”

　　“交通事故。您是谁？”

　　“我很难过。”

　　“先生，您是谁？您找她有什么事？哈罗？”

　　他挂断了电话。随后，他马上又想再打一次，告诉那个男人所发生的一切，然后问他，莫纳·赫尔嘉葬在哪个墓地？他惊惧万分，担心自己也负有责任。万一是在那个拂晓，在那条路上，在从巴拉顿波格拉回布达佩斯的公路上。他清楚地记得，女人像风一样钻进汽车，猛踩油门，车轮疯转。也许真是这样发生的。也许她只是想甩掉自己，不想让自己再打电话。“那家伙会打电话来的。你就说我不在，谁问你都说我不在家，说我出门了，或者说我死了，已经埋了，随你怎么说！”在公路上，他没看到车祸的迹象，没有堵车，更没有见到报废的绿车，什么也没有。当然，也可能在他经过的时候警察已经清理完现场。这个念头让他感到血往上涌，眼前发黑，头晕目眩，差一点撞倒一个行人。他坐到列宁环路边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额头抵着大理石的桌面，他要了一杯凉水。随后，他迅速翻阅了装订成册的一周来的报纸，查找有关车祸的新闻。但是什么都没有查到。他开始为自己开脱责任，即使真的发生了车祸，那也不该由他负责。那天晚上他劝阻过她，叫她不要喝酒，不要情绪冲动。赫尔嘉是个成年女性，我行我素，外遇与车祸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关系。本来就没有。就连车祸都不曾有，没有报道，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发生，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他这样想着，逐渐感觉镇定了一些，赫尔嘉根本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她想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他将烟卷在习惯捻灭的地方捻灭，在包着铝皮的窗台下沿，然后将烟蒂藏到他习惯藏的地方，在楼下空置已久的阳台上。

　　责任编辑 韩 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