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启蒙小说，似乎是《封神演义》和《镜花缘》。小时候家里附近有个图书馆，我一通乱翻，而那两本书附有画像，于是得宠。《封神演义》热闹归热闹，却看得我很不开心，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因为好女人(皇后)被虐，而坏女人(妲己)到头来是被骂的，而普通女人(姜子牙的老婆)最后竟被封了扫把星……这样的政治太不正确。好在还有《镜花缘》，讲男人出海，遇见花仙下凡的一群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漂亮，为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榜样。后来听说《镜花缘》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女性乌托邦的典范之一，于是就按图索骥地找来另外几本：《平山冷燕》、《再生缘》，乃至脍炙人口的《红楼梦》，读来读去，觉得“乌托邦”这词用得有点牵强，就好像是洋人裁的衣裳，套在古典美人身上，多少有点走样。那么，那衣裳本身又是啥样的呢?
“Utopia”这词是英国人托马斯·摩尔造的，他在希腊文“topos” (地方)前面加了个前缀“u／eu”，“u”是否定义，“eu”用来形容好东西，于是这词的含义便是“子虚乌有的好地方”。这人写了篇文章来勾画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被后世奉为乌托邦文学的滥觞，就是大名鼎鼎的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deque Nova insula Utopia(1516)，中文译作《乌托邦》。从这个源头看来，狭义的乌托邦该是某种理想政治制度的蓝图，这种美好因其遥不可及而具体地表现成子虚乌有的岛国，尚未到来的未来世界，或者索性就是另一时空里的存在。有趣的是，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小说似乎并没有读过，倒是接触了不少所谓的“反面乌托邦”，比方说扎米亚京的《我们》(1923)，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还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先从“dystopia”(反乌托邦)说起吧。1868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一次议会演说中生造了这新词，他怕是没想到日后“反乌托邦”竟成了种与乌托邦文学平行乃至更有影响的新文类。再看刚才提到的三部小说，它们全都是二十世纪的作品。就历史时代而言，曾经的乌托邦文学洋溢着欧洲启蒙年代的乐观与自信；然而，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却只是给人类带来了更集中的奴役和更有效的灾难，人们不仅丧失了对理想国度的向往，他们甚至开始怀疑理想国度本身。乌托邦并不是种种社会问题的终结，相反，它被视作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所谓的dystopia，作为前缀的“dys-”正意味着反常的困境。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这倒像是一趟天堂地狱之旅。有趣的是，天堂和地狱，在反乌托邦小说里，往往是同一个子虚乌有之地。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同为幻想文学，却都根植于社会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批评。不同的是，乌托邦小说把美好设想投射到子虚乌有的好地方，让这个好地方来对比并批判现实世界，寄望于因此而唤醒革新的力量；而反乌托邦小说则热衷于刻意强化现有的矛盾，把它放大成一场子虚乌有的噩梦，革新的力量当然要有，只不过是被吓出来的。用个浅显的比喻，如果乌托邦是胡萝卜，反乌托邦就是大棒，总之都是用来催驴子走路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过，在致力于介绍沟上架桥的努力之前，还是先回头说说那几部女性“乌托邦”小说。要是依据西方传统里的乌托邦定义，我反正看不出孟丽君有什么社会改革的蓝图，哪怕她做了宰相，而海外诸国或大观园其实更接近避难于世外的桃花源。加州大学河湾分校的叶杨教授做过乌托邦和桃花源的比较研究。他以为桃花源体现了小国寡民或游仙世外的理想。可在我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桃花源与乌托邦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我质疑《镜花缘》等等是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说法，一来，因为这些小说跟乌托邦的定义不怎么搭界；二来，也因为乌托邦的概念显然也跟小说里的奇情妙趣不搭界。这两句话绝对不重复。前者用定义去套小说，后者让定义被小说所挑战，身为小说作者和读者，我对后者更感兴趣，如果不去探索小说所蕴涵而理论尚未界定的未知境界，我们还要小说做什么?
最近常跟人谈诗，我的论调始终如一：如果不抒情，写诗干什么?诗歌就是对语言如何表达情感的探索。依此类推，小说是另一类探索，探索语言如何多视角多层次地营建冲突与和解的过程。这里面显然有巴赫金(复调小说)、詹明信(叙事是政治无意识的呈现)、还有保罗·利柯(小说是对秩序的追求，是伦理实验)的回音。既然把小说当作追求既定目的的探索，下一步就是观察它运用哪些特定手段来实现该目的，于是我便要重弹叙述学的老调：选定视角，塑造人物，展现情节，描摹环境。在这样的视野里，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突出环境，环境不再是人物表演情节的舞台，那个子虚乌有的好／坏地方就是人物和情节，甚至，小说的主题本身。再看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它们的环境特征并不是描绘某个与世隔绝或平行的子虚乌有之地，相反的，不可能的故事就发生在此间，岛国与故土之间也并非遥不可及。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说惯了乌托邦甚至反乌托邦，却恐怕并不了解“混托邦”(heterotopia)。“乌托邦”有五百年的历史，算起来“反乌托邦”也是两百多年前的词了，相比之下，“混托邦”简直就是新生儿。1984年，法国人福柯发表了一篇名为“Des Espaces autres”(论其他空间)的文章，这文章的草稿是他1967年的某次讲座，讲的就是“把许多地方混在一起的地方”。福柯说，中世纪时，社会空间是被严格分成不同层次的，近代(也就是乌托邦文学兴起的启蒙年代)则把空间看成是无限延展并可以精确衡量的，然而我们身处的现代或后现代世界里，空间不仅多元、多重，而且是交错重叠的，如果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假设了可以被精确地区分在现实之外的生活空间，混托邦的着眼点就是当下和此间，可这个当下和此间里混杂了众多时空的痕迹，而且交织着“假亦真来真亦假”的虚实无定。
正如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混托邦也迅速地为成为新文类。汤姆·牟兰借用福柯的“混托邦”来表述后现代、后启蒙、后资本主义年代里，小说对如何继承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社会批判力量所做的探索，这样的探索在文类、主题和形式方面都有所体现。一来，混托邦就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桥梁，甚至，这两种文类的混血。在混托邦小说里，我们所见的既不是完美无缺的天国，也不是霎那间露出狰狞真相的地狱，而是包罗万象、似是而非、众生感慨着“我之佳肴，别家毒药”的人间。而混托邦小说的主题也不再是抽象个人追求普世天国或对抗普遍集权。正如鲁宾逊需要野人星期五做奴隶，《1984》的主角备受迫害，最终不得不把女人的身体当做挡箭牌扔出，这当然要
归罪于万恶的极权政治，然而，在我们坚守个体意识的男主角与象征着集体力量的“大哥”之间的拉锯战中，女人只是作为道具的躯体而已。如果说“大哥”的制度是乌托邦幻象，主角的反抗揭露了这个制度的反面乌托邦本质，那么，女人的身体则是潜在的混托邦主题。关注那些(个体和极权)二元对立中或缺席或被边缘化的野人和女人的小说，才是我所关注的混托邦文学。福柯不仅是混托邦的命名者，还解构了压迫／反抗的二元神话。如果说反乌托邦文学的兴起嘲笑着乌托邦作品的幼稚幻想，混托邦的异峰突起则进一步质疑了反乌托邦小说赖以立身的二元基础。混托邦小说的冲击力还来自它们的形式革新，这些作品具备着后现代小说的特征，诸如支离破碎前后矛盾的叙述，性格复杂到分裂程度的人物，还有魔幻与现实的互相渗透。
关于新兴的混托邦小说，我想要强调的是，它们大多是“女托邦”。我造这个词是为了突出女性问题的重要性，并非要以狭义的女性问题来湮没与之交错的其他问题，诸如种族和阶级。西蒙·德·波伏娃早年曾主张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困境是最纯粹的女性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处境时，可以直接而且单一地面对女性问题，因为这些女性并没有遭受阶级和种族意义上的歧视。因为无形中把女性主义简化为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事业，忽视了有色人种和劳动阶级中的女性，波伏娃的说法深受诟病，我自然不敢重蹈覆辙。所以，我所理解的“女托邦”小说虽然以女性处境为主题，却并不会因此孤立地看待和处理社会现象。
露思·萨基森和杜妮亚·莫尔等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僭越”是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最新走向，而这个“僭越”往往针对以性别对立为根本的二元对立，并且表现为女性对其社会处境的挑战和颠覆。以女托邦为代表的混托邦小说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可被构想的并不是个绝对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和谐社会，对不可企及的东西不切实际的追求往往导致暴政，也许，我们更应该尝试着把仰望星空的眼睛转向大地，转向这个世界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去僭越，去尽力改变现有的布局，哪怕这改变微乎其微，但谁说千里之堤，不是毁于蚁穴呢?
说起女托邦小说，立刻浮上心头的是玛丽昂-兹莫·布拉德雷的《阿瓦隆之雾》(1983)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两部小说都很有名，前者重述亚瑟王传奇，让威风凛凛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充当配角，原先无足轻重的女巫摇身一变成为故事主角，讲述崇拜女神的乌托邦阿瓦隆如何让位于基督教男权社会，让人唏嘘不已。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也都很受欢迎，拥有大群粉丝，她们还自命为女神宗教的当代复兴者。后者的故事设定更可怕，说是某个宗教极权国家取代了当今美国，把控制女人身体当做立国之本，女人的存在价值被简化成生殖工具。小说还处处暗示着：那个反面乌托邦与我们这个仍然为男权意识所左右的世界并没有太大不同。
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不同，《使女的故事》虽然并不缺乏对极权国家如何天罗地网地限制个人自由的描写，然而，这天罗地网却既疏又漏，有黑市，有妓院，还有地下抵抗组织。最有趣的是，被当做生殖工具的使女们无论在行动还是思想上都受到严格控制，可她们偏偏就能在开集体大会的时候明目张胆地传布反动言论，因为，人多嘈杂的地方最安全!反乌托邦小说常见个人对抗集体的故事，可是，在这部女托邦小说里，个体的自由却来自于集体，或者说，集体那不可避免的缝隙，游走跳跃于诸多缝隙之间的女人们，玩的就是一场叫做“僭越”的游戏。极权国家要求使女小心翼翼不越雷池半步，小说的主人公却半夜爬起来偷东西，什么都不为，就为了偷。极权国家命令使女虔信上帝，她阳奉阴违，走在夏日花园里，情不自禁地想：这分明是女神的领地嘛。极权国家要求使女做清纯优雅的淑女，她上厕所时，看着墙上同伴用指甲抠出的脏话乐个不停。极权国家命令使女为军官生孩子，她苦苦孕育，终于为我们讲了个故事!
女托邦小说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辛西娅·奥兹克的《普特梅瑟文集》。这小说几乎是混托邦文学的典范。主题上纠结着犹太女人生活在西方社会中所遭遇的困境，性别种族问题都涉及了；而形式上的花样也玩得非常纯熟。叙述者时不时地插话，打破“小说是封闭现实”的幻象，提醒读者“这故事是编的!既然可以这样编，就也可以那样编!”叙述者还爱用引文典故，用得见缝插针滴水不漏，使得整部小说虽然巧手织成，却因为处处流溢的意义而显得像是件无缝天衣。然而，不管写得多么漂亮，这里的故事仍然既可敬，又可笑，还很可怕。
犹太女人普特梅瑟是纽约城里碌碌无为的公务员一族，不满于现实的她幻想着当上市长，把纽约改造成天堂。谁知她的幻想竟然悄悄进入现实，一天，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发现了一个陌生女孩，那女孩自称是被她用土捏出来的(原来普特梅瑟竟是洋女娲?)，要帮助她当上市长，改造纽约。然后，奇迹在继续，普特梅瑟果然在“女儿”的帮助下实现了乌托邦梦想，可是乌托邦马上陷入反乌托邦，“女儿”从乌托邦的缔造者摇身变成毁灭乌托邦的欲望女神，她不仅把天堂纽约搞得一团糟，竟然还把市长身边的男人全都勾引了。无奈之余，普特梅瑟把“女儿”打回原型，土里来的回到土里去。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年之后，已经是耄耋老妇的普特梅瑟死于入室抢劫，被人先杀后奸，就在那具老女人的尸体被人侵犯的同时，普特梅瑟的灵魂来到了真正的天堂，见到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快活得飘飘欲仙。谁知，已登仙界的普特梅瑟忽然惊醒过来：为什么我的身体还在下面受苦?把我那受苦的身体拒之门外的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区别?
乌托邦也好，反乌托邦也罢，那个能够接纳并抚慰女性身体的女托邦才是真正的子虚乌有之地吧。寻求这子虚乌有之地，可不就是女托邦小说通过虚构手段所担负起的伦理职责?从后现代的北美回到前现代的中国，那些被人称之为女性乌托邦的小说，我看更应该同当代西方的女托邦小说做个比较：一来，看看这个新视角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文本中的新发现。二来，另一种文化传统中的作品，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当代的中国次性文学，应该对所谓的“女托邦”也能形成新冲击，并促生新现象、新概念。
责任编辑谢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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