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英

　　

　　常常这样想，像王永盛这种颇重侠义豪情的人，烟火蒸腾的小格局、小情调决计不屑于入眼，也难怪在他的文学批评里随处充盈着大开大合之气、金针祛灶之力。正缘于他的文学评论之风骨，常使人忘记了他的文学创作视阈中小说这一门类未曾离场，且一直在场。之所以有这种误会，可能是他基因序列中自带的精神气质，似乎与文学批评的理性品格更为接近。直至这部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时代荣光——闽南红色风华录》拿到手，一望书名，未曾开卷先哑然失笑，小说文本有这样的选题，确也契合了他个性气质。我总认为，小说选材与作家的个性气质一定是有关联的。

　　作家蓬勃生命之所向，必是作家内心的关切。《时代荣光》这部小说围绕以陈嘉庚为中心的闽南爱国侨领下南洋经商，并致力于向国内捐资办学、教育救国的群像。如孙中山、庄希泉、李光前、陈敬贤、林义顺、陈楚楠、蔡元培、黄炎培、陈玉良、余佩皋、林文庆、叶飞、李林、莫耶、黄奕等先贤英才。一引其纲，万目皆张。“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新时代将教育提到了战略高度，将之视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这种题材非作家自身所具的使命、责任、担当，甚至勇气相关联不可，遑论又是历史视野下的历史人物与大事件。创作此类题材的小说，前期的史料占有虽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却仅为铺垫而已，真正将历史上早就有定论的人物进入小说文本，实非易事。小说的人物需要塑造、塑造需要细节支撑，他们来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唯有如此，人物形象才会鲜活、饱满，如果仅作还原和照搬，那便不是小说，不是艺术，即使具有纪实品质的作品——《时代荣光》，仍然需要遵循小说的创作规律。

　　老实说，相较于对当下现实的文学介入，王永盛这部以历史为时空的现实阐释需要作家具备更多的史料储备、细节还原、文学感性与历史定论交互、取舍、调度和重新体认的能力，个人气质的汇入使过往人物与事件得以鲜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历史现实繁复性的描述难度。王永盛的长篇小说在选题上占据的优势，不足以冲抵写作中面临着历史现实的多维性而需要揭示出总体现实的艺术总括力的期许，相反，作家更需要一种突入历史现实进而在不同的现实维度中穿越的能力，尤其是把表象背后的真相不仅仅予以揭示，而要抵达现实背后的深层逻辑。这样看来，这部具有纪实品质的长篇小说，先天便亟须文学性的抱持，而王永盛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小说文本中显现的文学多维度叙述便可证实，他这样做是有效且不乏智慧的。

　　王永盛认为，历史叙述通常要彰显一种历史理性以及历史叙述者求真的不容置疑的优越感，而文学叙述则更致力于人类内在的感性、心理与审美世界，所以他在小说文本中建立的恰是在历史视野下历史现实的多维度叙述，他试图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可深入到人物的情感、心理、心灵、意识甚至潜意识的层面。任何一个时代的现实都是多维度的，有多元并生性。小说《时代荣光》中的现实维度就是这样，有些是显形的，有的是隐形的，现实中不同阶层、不同境遇、不同时空的人所面对的现实不尽相同，没有通约性，作家就是通过对这一历史现实的多维性叙述，从而脱离于自我认知的局限性的“现实”。如起航的“美丰号”货船上，在50天7000海里的时空里，下南洋帮助父亲陈杞柏打理生意的集美少年陈嘉庚与“嘴里吧嗒出来的烟袋油味”的民工、哭闹喊饿的孩子、讨生活的妇人、乡医三叔、洋人交会，彼此成为几可触摸的存在，见证过饥饿、死亡后，茫然、悲凉、寂寞、麻木以及无助这些精神空洞成为不同阶层人的共同境遇，陈嘉庚才会生出“身处茫茫大海，向前看不到去路，向后也望不见归途”之感。这种代入感是王永盛的高明之处，开篇便将人如“蝇虫蝼蚁”随风飘摇的人物命运与晚清政府统治之下国家内忧外患的凋敝现实进行强烈叠加，从而将人“命”与国“运”联系起来。陈嘉庚之所以倾资举办教育的思想源头，便是发端于对照当时的教育现状不能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所带来的忧虑和紧迫感，他在陈氏大宗祠集会时的演讲便可窥知全貌：“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陈嘉庚身在异域，心系集美，舍财办教育，由创办集美小学到增办“集美学校”，再到创办了有中国最美大学之美誉的厦门大学，小说将其中艰难过程和心理脉络由一个一个的细节支撑住了人物“毁家兴学”的精神大厦，这些细节是真实可信的。以创办厦门大学为例，从最初打算联合办学，在南洋先找闽籍侨商集资遇阻，从而下决心“我一人的梦想，一人坚持”，后回国筹建，倾尽资产建校，妻子张宝果又不解又隐忧的细节，既在史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王永盛看来，还原历史现实与膺服于当时时代气息的概念外延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允许有甚大的区别。前者在驳杂的历史现实图景中原尺寸迁移，后者对历史图景中全部要素进行有选项的勾连。前者的害处显而易见，将历史人物、事件从史料中原封不动地搬运过来，不允许有任何的合理性虚构，文学的创造性被复制粘贴手段所取代，不啻史家之史料或纪实策略。后者则不同，在保持当时时代气息平衡的前提下作一定文学加工，即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典型化塑造，从事件表象看事件背后的真实或者抵达事件真实的过程，换言之，典型化的加入许诺了文学可穿透历史现实的必要性——文学加工的过程是剔除附着于历史真实中有害于人物形象确立的有害或者瑕疵的部分，并非春秋笔法的套路使用。《时代荣光》正是有效阐释现实且介入现实本质，才使纪实品质的小说拥有了更为深层的洞察。如历史真实中的陈嘉庚遵循母命从南洋回到集美，迎娶了原配张宝果，如同他的母亲一样，张宝果一生也苦守在陈嘉庚的家乡，并未一起下南洋经商，这样，成长于南洋的华人吴惜娘就成了陪伴陈嘉庚在侧的另一位夫人，两位夫人共生育九子八女。但我们在阅读中发现，无论是陈杞柏还是其他侨商，小说中或多或少都提及他们在家乡和南洋两位夫人和子女，但在写到陈嘉庚时，家乡的张宝果屡屡重彩出场，南洋的家庭情况却未提及，仅着笔于他如何白手创业、举办教育，如何一生节俭、四处奔走倾资建校等，终成华人世界的样本的传奇故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并不是王永盛写丢了，或搜寻史料时的遗漏，应该是他有意而为之。虽然生活在半封建社会时期的陈嘉庚在其婚姻状况中顺应了彼时的风气，但在王永盛看来，着墨于此势必会冲淡围绕这位有识之士在风云激荡的旧中国建立起的兴教救国的鲜明主题，陈嘉庚亲历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真实，也是王永盛试图理解主人公彼时的心理真实，从而有了再现历史多维现实的文学真实。因此，王永盛写作中会考虑到彼时风气真实与塑造人物形象之间所存有的裂隙，而在我看来，他这样有意识规避的做法颇有分寸，可使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为成功，我猜王永盛应该无意识地反映了当下主流意识背后允许发生在人物正面形象的历史褶皱的宽容区间，从结果看他是明智且成功的。这样的有意规避、忽略、强调在小说文本中俯拾皆是。如陈嘉庚选林文庆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的细节，小说中只有寥寥数语：“经过多少个辗转不眠之夜，陈嘉庚写了一封越洋电报，求助远在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再三恳请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而林文庆在多年以后回忆接受厦门大学校长一职时这样说：“民国十年（1921年），承电召文庆主持校务，亦义所不容辞者。”其实，翻阅资料便不难发现，当年厦门大学校长人选，在陈嘉庚的排序里林文庆并非首选，在林文庆之前尚有两个人选，终因种种原因，他们先后辞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又如关于与三叔的邂逅、陈伯的人物设定、陈纲尚的发迹史、陈母送陈嘉庚下南洋的情节等等，均于历史现实的合理化想象中无意识进行了典型化处理，从而使得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和故事脉络的清晰化得到了有效保证。

　　阅读小说文本还发现王永盛在正常顺序流中时常插入某些情节，以补充的方式规避了多维事件同时交错时发生主次不清的可能性，这种由于叙述主体的双元乃至多元性，又由于不同维度的叙述发生直接性或间接性、显在性或潜在性交汇，所以，完整叙述或叙事群中的主次关系随之表现出了广泛性、复杂性。因此，为确保多头绪、多支干的故事不旁逸斜出，多维度叙述的时间顺序、前后联系得以完整呈现，不同时间、空间的支流互相关联，王永盛使用闪回的叙事处理显然是成功的。如小说中写到只有17岁的陈嘉庚为何拜别家乡远渡南洋，独自出现在“美丰号”货船上，读者和三叔保持了相同的疑问，作家笔锋突转，把陈嘉庚和读者带回到了集美小渔村，那里有17岁陈嘉庚对母亲的不舍、对父亲的疏离以及收到父亲来信叫他下南洋帮助生意的抵触，这样，通过闪回的手法交代了不同时空下已经发生过的多个事件，使叙述的情节更为饱满。这种删繁就简、突出主干的做法，避免了因兼顾众多人物和事件而导致冗杂的叙述，干扰主要人物的次第登场、主要事件的明晰性，从而使叙述更为多向更为立体，主题的唯一性得到有效体现。这样的闪回手法在20万字的篇幅中高频次地出现，丰富了情节的完整性，使之在推进过程中的容量得以横向拓宽。

　　我还发现，《时代荣光》中的表述特点明显，王永盛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知道如何解决史料原话迁移与人物在已知的场景中会有的表述方式，即自我表述与他人表述构成了间性对话关系。尽人皆知，人物对话可推进故事、丰富情节、交代事件、体现个性等，这在公共认知内的表述属于封闭式表述，这种自足的封闭系统之外的他人表述是不存在的、无差异的。为避免二者之间的边界可能混乱，王永盛采用了在时空上互不知情，但只要具有涵义上的可比性，对话关系便会自动生成，呈现出多维度叙述的差异性。如小说文本中的表述除有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原话，还有膺服于彼时不同场景下的正式用语，以及非正式习惯用语等等，不一而足，如何使其共存于文本又不突兀，王永盛是下了大功夫的。与三叔对话，当三叔问出“此去南洋，所为何事？”陈嘉庚便恭敬作答：“家父早年远渡新加坡经商，此行便是去投奔家父，帮忙打理生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同行日外、彼此熟稔的情况下，对话显露出的关系与此前陈嘉庚放学回家与其母的对话差异性显著。陈嘉庚听其母说父亲回来，他的瞬间反应是“一时发蒙：爹爹？”其母则是笑意盈盈说“是呀是呀，爹爹从南洋回来了，你快点儿进屋见过”。很明显，对话的情感态度与对话内容的正式、非正式用语间构成了第三种表述，这种表述链不仅构成了复合型对话关系，而且始终包含了表述者的情感态度，因而对话的立场决定了自我表述与他人表述间主体情感态度的属性。

　　《时代荣光》的多维度叙述带给小说文本的优越显而易见，这自然得益于王永盛对史料的掌握和熟稔程度，也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需要重视的重要环节。当然，由于史料中已有对陈嘉庚教育贡献的固有评价，王永盛这样颇具硬质的血性汉子，必会对其越了解越难以自抑，其在推进故事进程、塑造人物形象时会有试图突破作家主体声音在文本中隐形的冲动，偶有入场发声，其情虽可理解，却也需情感控制力的参与。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王永盛对生命的感受力、对红色主题把握的优势，回报了他的人生期许，也在回报这个难得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