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 晔

　　

　　军旅作家陶纯将新近发表的五个中篇结集出版，以“故事里的人物”与“人物里的故事”相互绾合的方式呈现一个成熟作家特定阶段的创作概况，以此表达其对所处时代症候的独特把握和生活世界本身，无论是以读者的身份与之对话，还是以论者的身份予以观照，都是一件必要而让人惊喜的事。

　　作为穿军装的作家，陶纯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一份惊喜与馈赠，无论是《我们的连队》《红领章》等军旅剧，还是军队反腐题材大作《一座营盘》，都为当代军旅题材写作提供了新的观察和反思的视角。但是，在这之后，更确切地说，在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一座营盘》和《浪漫沧桑》之后，这本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中篇小说集居然无关“军旅”，讲述的都是与部队、军人等军事元素不沾边的故事。无疑，这是作家的自我挑战与突破，也是作为军人的陶纯才情与勇气使然，以“贴着人物飞行”的态度与认知展现了唯物史观强调的“物和精神”在现代人世界的缤纷姿态，在此基础上表达作家对现代性社会人、物种生存、发展逻辑的批判性理解，以期在自然、本真的生活图景中剖析社会与人生，照亮阴霾与黑暗。

“精神的历史”：人性与情感

这本集子中的5个中篇分别是发表于《当代》2017年第1期的《平平的世界》《芙蓉》、2020年第2期的《灵界奇遇》《十月》、2020年第6期的《阿P正传》《湘江文艺》、2021年第5期的《王凯的故事》《福建文学》、2021年第5期的《汪家的宝贝》。仅从这些作品的题目出发，我们便可以感性地认识到，这是作家为心目中的人物画像、立传。这些阿P、王凯、汪宇佳们在陶纯的艺术世界中走出，走向现实社会的广阔天地，生动而鲜活。无论是灵界的老鲁还是动物界的平平，他们都经历着人们的经历，痛苦着人们的痛苦，悲欢着人间的悲欢。在三十多年的摸索与实践中，陶纯自觉摈弃了叙事视角的复杂和手法的炫技，特别是中短篇创作，让人物快速入场，并力求使主要人物在读者心目中快速地鲜活、立体起来。这是作家陶纯对小说人物主体性认识的高度警醒，也是其自觉的艺术追求。正如他在这本集子的代序中坦言：好的小说，必然由于里面有生动而鲜活的人物，否则很难成为好小说。所以，塑造人物是小说之本，小说生来为人物。如果你写的人物有一个被人记住，你就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按照陶纯自我对优秀作家的界定，我认为他的努力与尝试是成功的。如果把这五个故事中的五位主人公放置在同一个场域来进行公共审视的话，他们斑斓的人生际遇就是当下这个波谲云诡、复杂多元世界的典型象征，在写出人物个性和独特性的同时，背后流露的是作家对人的处境及其命运的深刻关怀，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也是文学发展到今天仍然被作家常用常新的伟大传统。小说《阿P正传》作为向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致敬之作，从一座城市的老街改造说起，引出汉华老街居民阿P的故事和悲喜人生。阿P住在汉华街转角的一个矮小的灰砖房里，无父无母，无固定工作，爱喝酒，爱唱戏，爱凑热闹，与汉华街租住地下室的外来务工人员相比，拥有城里独立住房的阿P显然优越感十足，唯一的缺陷就是右腿似乎比左腿短那么一丁点儿，这成为阿P在汉华街想高调甚至体面生活的最大软肋。对阿P来说，这一缺陷是天生的，个人无法做任何的努力与改变，只能接受与顺应；对作家来说，给爱好面子、习惯自我安慰的阿P设置这一缺陷是故事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成为决定人物命运最终走向的内在动力，阿P作为汉华街“名人”的形象得以确立。美国作家索尔·贝娄长期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生活，他的勾勒知识分子心态和生存境遇的长篇小说《赫索格》成为窥视动荡复杂的美国社会里知识分子精神和心理危机的一面明镜。索尔·贝娄的创作继承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如托尔斯泰、福楼拜、德莱塞等人关于小说人物的主张和信念。在《赫索格》中，他体会到“人的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明确阐述”,并引用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鲍恩的话说:“人物并不是作者创造的。它们早就存在，必须去寻找。假如我们不去寻找，假如我们不能重现他们，那是我们的过错。” 为什么要说起索尔·贝娄关于现实主义小说人物创作的这一理念，我认为，作为汉华街“名人”的阿P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赫索格、“精神胜利法”的代表人物阿Q的出现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处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典范。与其说阿P这个人物是虚构想象的，不如说是作家从生活中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阿P无处不在）并加以塑型的。有点跛脚的阿P会拿自己与瘸腿的拿破仑比，聊以自慰；跟汉华街扫大街、卖烙饼的老头们闹不愉快，以己之长攻人所短；恋爱的闹剧弄了一出又一出，最后一个也没成。当然，“阿P特色”表现得最生动形象的要数阿P在汉华街担任清理整顿督查“大队长”期间，与以往在汉华街的单枪匹马、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窘境相比，这个月的日子简直有种“横着走的感觉”。饶有意味的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阿P特色”在与邻居李刚日夜的较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李刚不准阿P加高房屋多赚取拆迁款，阿P则时不时到李刚的屋檐下方便、偷窥，二人的矛盾日渐升级。多年以后，开着豪车、带着性感女人和大戒指的李刚来到阿P的水果摊前有意挑衅时，想起当年的女友被“抢”、开车被“黑”等新仇旧恨，阿P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无底线的羞辱，终于用水果摊上的尖刀果断地刺向李刚而结束了这一切！这一刀，似流星划过黑色夜空，短暂的议论与喧嚣之后，阿P如汉华街被推倒的房屋一样，只活在了人们可能的记忆中。《阿P正传》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对阿P日常生活某个切面的展示与彼时心理状态的描摹，却剥茧抽丝般地从复杂、逼仄的生存处境中将阿P凌乱、散漫的生活状态“明确阐述”出来，用阿P的必然死亡来照见人们精神的危机与暴力，成为有自醒之人的镜像。只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环顾四周，类似阿P这样的小人物、大人物还是太多了，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性的弱点袒露无余，但作家已然完成了他的使命。

　　在这本集子里，陶纯立志给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类型的人物画像。与成功讲述阿P式的自我安慰、自我欺瞒的人性故事一样，《汪家的宝贝》聚焦年轻女性的婚恋问题，通过汪家父母给宝贝女儿汪宇佳找对象的跌宕经历，映衬出现代人面临的情感困境与自我束缚。第一眼看到这个题目，心想故事的主人公如果是女性的话，那一定是有关现实婚姻题材的，凭着想象和猜测慢慢地来到“汪家”，看到汪家父母确实是给宝贝女儿张罗对象时，心想这个何其优秀的宝贝在找对象的路上一定是坎坷孤独的，风景看遍，皆为遗憾。事实也证实了我的联想，直到汪家母亲去世，宇佳找对象一事还处于未完成时，这一任务也自然地落到了汪家父亲的身上，至此，小说戛然而止。可以说，《汪家的宝贝》是我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它的成功之处也就在于此。就人物塑造来说，作家陶纯写出了汪宇佳这一类人在交往对象时存在的普遍心理或者说畸形人格，即总是希望对方尽可能地优秀、完美，最好能满足自我对爱情、婚姻所有的美好想象，下意识地用自我或者他者的优点去否定对方，而看不到爱情本身的宝贵与婚姻生活的本质。同时，外界的干扰、世俗的偏见、父母的干预、个人遭遇等，都会在此留下痕迹，或深或浅，或好或坏。其实，无论是阿P的精神安慰，还是汪宇佳的精神局限，作家陶纯都无意去批判，只是借助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还原不同人物群体的生活真相，展示人物“精神的历史”在现实世界的复杂历险过程，剩下的都交由读者。

“物的历史”：境遇与生态

有研究者曾对陶纯九十年代的创作予以观照，认为这是一位关心审美、善于抒情、善于营造小说情境的作家。今天，我们理解《陶纯中篇小说集》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点是作家在开篇的序言，在这篇《小说生来为人物（代序）》一文中，作家为我们透露了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塑造人物是小说之本；二是每个作家除了掌握创作的“基本盘”之外，还要尽可能地拓展题材，不断地挑战自我。这里，我们再次提及人物，塑造被读者难以忘记的人物是这部集子传递出来的强烈信号和作家的不懈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从《灵界奇遇》和《平平的世界》来看，作家通过巧妙的视角切入和叙事手法的独特运用，使得人物的总体完成度达到较高水平。

　　《灵界奇遇》将躺在高干病房处于昏迷状态的“著名作家”老鲁置入虚拟的鬼魂世界中，通过讲述老鲁在阴间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活动，用幽默、戏谑甚至不动声色的语言展开对灵界生活的想象和重构，以一种死亡重生的方式揭示现代人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新鲜而惊奇的阅读体验中，带给人无尽的遐思。读《灵界奇遇》，有一种时空穿梭的奇异感，在巧妙的细节呈现和情节设计中，文本意欲传递的警示和讽喻意义油然而生，且自内向外，酣畅淋漓。陶纯笔下的“灵界”即阴间地府分上、下层，上层是一般鬼魂的生存场所，下层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地狱“异托邦”，专为生前罪孽深重的亡魂而设，还有为上善之人准备的天界，可视为灵界的“乌托邦”。老鲁担心黄泉路上被发配到地狱，想找鬼判活络活络，没想到鬼判说“灵界也在搞反腐”而遭到拒绝。而且从鬼判的口中，我们得知，灵界的阶层划分不以职位高低、财富多寡、资历深浅作为评判标准，重要的依据是生前作恶的多少。这里，作家通过老鲁与鬼判之间的对话，借老鲁神态由紧张不安到趋于安定的转变，表达现实世界中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及其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借鬼判之口传递出一种因果轮回的善恶观和“人争不过天”的宿命论思想，这是陶纯之前的创作中鲜有涉及的。老鲁在灵界的上层安定下来后，抓紧在“五七”期间拼命地收纸钱，因为灵界生活也是需要花费的，只不过灵界的人心如死灰，不争不抢，真正再现了“行尸走肉”的本来模样。与阴冷的灵界其他鬼魂相比，老鲁的日子算是风生水起了。一个偶然的影子现身，让老鲁有幸碰到了在阴间主管户籍的魏传更。老魏不仅是老鲁生前的发小，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叙事的明线（暗线为老鲁想完成《新史记》的下半部写作）。在老魏的引荐与谋划下，老鲁先后见到了秦王嬴政、晋代皇帝司马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西楚霸王项羽、闯王李自成、曹雪芹、鲁迅等历史文化名人，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人性的检视和历史的反思，同时反衬出作家高超的历史题材处理和把握能力。《灵界奇遇》并非历史小说，而是巧妙地将人物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展开与历史人物的对话，通过主人公在特定情境中的一言一行，反观自身，达到以古讽今、以古喻今的陌生化效果。

　　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与《汪家的宝贝》看开头便预知到结尾的体验相反，中篇小说《平平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完全打破了我对“平平”的想象，小说开篇第一句“三个月大的时候，王世科把我带到了江家”，想当然地认为故事应该是从一位乖巧可爱的小孩身上开始的。紧接着“我腼腆羞涩地蹲伏在地板上，大气不敢出”，才发现“平平”是作家笔下一只洞察万物、深谙世事的金毛犬，阅读兴趣瞬间达到高潮。作为礼物，平平被王世科送到了省油气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江贵清家里，江书记家里的一动一静、一来一往就是平平的世界。平平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交友恋爱，也在这里衷心地陪伴着主人，仔细打量着有关人类的一切活动。江贵清夫妇出事前，平平享受着与主人同等的厅级干部待遇，很受人类、犬类尊敬；江家出事后，平平被人带到太行山深处的农村，生活完全变了一副模样，从大城市的高官家庭一下跌落到穷苦农家，平平身心都承受了巨大的挑战，在日渐苍老的暮年，最终投井而亡。《平平的世界》是一部典型的动物叙事文本，脉络清晰。与所有的犬类一样，狗狗平平不会说话，但冰雪聪明，察人观物的能力特别强，小说通过平平大量的心理活动描写和内心独白讲述了“那家 那人 那狗”的日常伦理和火热的生活。平平是主人江贵清家的一面镜子，既是主观在场者，又是客观见证者。作家巧妙地选择动物这一动态叙事要素，平静、客观地展现了人在欲望面前的丑陋与欲罢不能，以及欲望的不可救赎。同时，这个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当下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学理想，在《平平的世界》里，平平不仅是主人的伴侣，是弥补人类精神空虚、情感缺失的填充物，更是人类一面窥视自我、反观自我的透视镜，这是陶纯的动物叙事超出一般作家表现深度的地方。

　　最后，还得重点说说《王凯的故事》。如果说《平平的世界》作家有意处理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那么，《王凯的故事》叙述的落脚点则是如何呈现并看待“他人眼中的自我”的问题。作者选取了主人公王凯本人、妻子、情人、好友和“作家陶纯”等不同身份的人来讲述自我与他人眼中的王凯模样。在他人眼中，王凯是好警察、好老公、好朋友；在作家和王凯眼里，王凯是一个羡慕警察职业、一心想当警察而不得的“冒牌货”。但是，王凯假冒警察的一系列行为与语言是如此合乎逻辑，他人在对王凯的回忆与讲述中的情感又是如此真挚，小说的看点和戏剧性正凸显于此。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在分析法国伟大作家纪德的《田园交响曲》时，指出纪德“以为每个人的生活当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所构成。这两种力的相互排斥、挣扎，才形成一切生命的源泉。所以在艺术中我们有想象与现实的对立，在意识中有思想与行动的分歧，在社会中即形成个人与集团的抗衡，在恋爱中即形成情与欲的冲突。因此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常是一大片战场，在那里上帝与恶魔作着永远不断的角逐”。这种战斗与角逐也在王凯的世界中充分展开，在不同身份视野下的“王凯”的世界中充分展开。陶纯借助语言、行动、情节、细节等不同的形式质料建构起一个严丝合缝的“王凯”世界，供王凯本人和他者共同观察、共同讲述、共同剖析、共同判断、共同较量，由此开启一段段不同境况的心灵之旅，最终展示的无疑是作家心理探究和人性解剖的深度。

　　综上观之，新作《陶纯中篇小说集》是一张张现代人脸谱和内心精神图谱的合集，给我们生动地展现了现代社会与“人”有关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和心灵事实。这里面，有人性的丑陋与冲突，有历史的无情与虚幻，有欲望（“物”）的呈现与克制，有情感的抉择与释放，等等。作为从事影视剧本创作十余年后再次回归小说现场的陶纯而言，这种杰出的“讲故事”“讲好故事”的能力在笔下的这一个个人物身上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些人物和故事带给我们的，除了阅读时的“惊艳或屏息”，还将有文学史里的记忆与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