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西

　　

　　我们需要思想家。我们需要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科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思想家。

　　林非，是20 世纪新文化建设的思想家。他在新文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始终站在时代理论的高度，始终站在思想家的高度，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人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入而又广泛的思索。他是继承思想家鲁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深刻论述，进而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思索最勤、思索最深入的思想家。

　　在写作《林非传论》的过程中，我阅读了林非的全部著作，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此前，我研究林非的著作，发表过《论林非的美学思想》《论林非的散文美学》《论新文学百年最重要的收获——林非散文理论体系》《关于散文的通信》等文章。

　　我与林非先生有过多次交往。2012 年，我常住北京以后，这种交往更为频繁。2004年，我发表的《相见在春风里》一文，可以窥见这种交往情形之一斑。

《相见在春风里》

与智者相见，如沐春风。

　　今年六月，在北京，又一次与林非先生相见，这种感受更是强烈。

　　林非先生是鲁迅研究、散文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过《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等十多种理论著作。近年来，他以学者手眼致力于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已有《访美归来》《西游记和东游记》《云游随笔》《令人神往》《春的祝愿》《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等十多部散文集出版。他将他的散文理论见解贯彻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自然不同凡响。其中的许多篇散文如《离别》《话说知音》《普陀山记行》《从乾陵到茂陵》《走向长海》等已成为传诵不绝的名篇。

　　林非先生又是一位忠厚长者。无论是异国的还是远方的客人，也无论是学有所成的学者还是登门求教的人士，他都不像某些并无多少真才实学的学者那样会摆出唬人的臭架子，而是礼贤下士，虚怀若谷，共话意义。例如，有一位汉名叫穆润陶的美国学者登门造访，向他请教中国世俗文化，询问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款待专程来访的客人。林非先生告诉他，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至今还深受农业文明影响的缘故，因而心地纯朴，注重纯真的感情。穆先生赞美不止，但林非先生又说：“重视情感固然好，不过在纷繁的社会里面，因为投入感情的多寡不同，人们的心灵就可能变得很不平衡，在嫉妒和愤怒中甚至会冲突起来。倒不如像西方的习俗那样，计算得明明白白。”（《有朋自远方来》）这真是深刻的见解。这说得那位美国学者穆先生深深佩服他的深刻睿智的思考，连连发出文化问题有多少悖论的感叹。又例如，他与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交往，注意吸收的是丸尾常喜的认真精神和激情的思想。他在韩国讲学，说是自己写过《愧为学者》的文章是发自内心的感受。韩国一位年轻的学者金惠俊表示要翻译他那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林非先生对他推心置腹地说：“很感谢你翻译我的这部书，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说，好像是已经属于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在这几年发表的论文中间，我的散文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异邦的知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林非先生这位学者的大家风范。他并不因为自己的这部著作在韩国被列为好多大学的参考教材而沾沾自喜，趾高气扬，而是如实地说出自己著作的局限；他并不因为受到别人的崇敬而作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对后辈坦诚地推心置腹。这是不容易的，而且仍然为许多人做不到。我们看到，有的作者出版了一些作品，就斤斤计较别人的反映。这与林非先生相比，不是狭隘一点了吗？！

　　我与林非先生在北京见过一次面，有过书信、电话不断的来往。他不以我的驽钝为意，总是鼓励我继续努力。这次在北京，我又一次到他静淑苑的寓所去拜访他，谈到了有人在自己明显的错误面前死不认错的现象。他说，他也感到奇怪，这并不符合“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中国传统啊。我也感叹，此风不可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局限。太全面了，就是片面了；太看重自己了，也就钻入死胡同了。

　　这一次，他还是遵循“款待专程来访的客人”的习惯，与他的夫人肖凤教授一起，“打的”将我和一位教育电视台的张良霞拉到“十月大厦”，去吃淮扬风味的饭菜。席间，啤酒招待，张良霞激情洋溢地朗诵了“海是流动的沙，沙是凝固的海”的诗作。林非先生则对我说，他在网上看到我的那本《中国散文艺术论》被列为台湾东吴大学的教学必读书，仍在网上热销，很是高兴。他并且说，这一次见面与我上一次见面已相隔八年，大家仍然保留着坦诚的天真，真不容易。我除了对他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对他如春风吹拂的思想和学者风范表示敬仰外，还能说什么呢。

　　上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是在安贞桥他的寓所里。时值1996 年8 月底。

　　但是要真正进入林非先生的文化世界，还是有相当难度的。面对林非先生的这么多的鲁迅研究著作，面对林非先生这么多的散文理论研究著作，面对林非先生30 余部的散文作品集，面对林非先生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要选择什么样的角度，立足在什么基点上，对林非先生丰富多彩、深刻睿智的文化人生和文化世界加以清晰的叙述、概括与分析，当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我在阅读林非先生的全部著作的过程中，时时感到有无数的困扰袭来。然而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他关于“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个命题及其词语，不断地跳入我的眼帘，使我顿时兴奋起来，感到这正是林非先生学术思想的精神命脉骨髓。

　　他在数篇论文和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巅峰之作《鲁迅和中国文化》中都具体论述了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考。有的还很具体。例如，1999 年，他在《人海沉思录》自序中说，他从历代典籍和中外名人的论述中体悟到“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认识到“必须挺立于知识的原野之上，从广泛和深入的分析中间获得思想的结论；必须进行深邃和系统的思索，而不能满足于摩挲知识的碎片。”“人们确实应该尽量冲破种种的阻力和羁绊，追求着发表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来，这样才有可能推动整个社会往前拓展。”

　　他并且把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考概括为思考“人文精神”方面的十一个问题。他这样说：

　　在最近这20 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中间，我先后出版过《鲁迅和中国文化》《治学沉思录》《散文论》等十余部论著，对于人文精神方面的不少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譬如对于人性的善恶，以及它和国民性和阶级性之关系的思索；对于社会制度之萌生与演变的思索；对于专制统治和民主程序的思索；对于儒家思想所造成的社会和精神痼弊，以及它所具有之合理内涵的思索；对于奴性主义为何在中国历史中间长期蔓延至今的思索；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异同，以及它深刻的历史与地缘方面的原因，和这两者之间如何撞击、互补与融合的思索；对于如何提高国民素质的思索；对于如何确立平等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思索；对于散文、杂文、游记等文体如何写作的思索；对于当前文学研究尺度的思索等等。有关上述的这些理论问题，我都曾在自己的一些学术论著中间作出了阐述。

　　这种思考是如此深入和广泛，涉及“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并且在其著作中生动丰富地呈现出来。

　　林非先生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个命题思考的核心则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思想文化的飞跃，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完成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生态度的现代化等等内容。

　　林非先生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都反复谈到过“人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他在为他的博士生秦弓著的《觉醒与挣扎》所作的序言中说得更清楚。他说：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这三者的关系，是互相制约和影响着的。思想文化的飞跃，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工业生产开始出现后必然的历史需求。而当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充分形成了此种现代化的观念时，就会极大地促进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走向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确实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完成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正是因为如此，希望进入林非先生的文化世界，是学者的愿望，更是我的愿望；研究林非的文化世界，是学者的共识，也是我努力的目标。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已经以他对新文化建设的创造性的努力，树立了研究新文化建设的新标杆，开辟了通往思索新文化建设的宽阔的道路，并且提供了宽阔思考的空间。因此，以研究林非先生的文化世界为契机，进而深入思考新文化建设的问题，便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我终于在林非先生的“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个线索和命题的指引下，围绕贯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始终的“人的现代化”的命题，也是贯彻林非先生人生和思想的始终的命题，开始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林非传论》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