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根

一

12 岁那年的一个夏日，我爹起早挑了几只箩筐到集市上去卖，回来时顶着火辣的太阳背回一只箱子，对我说，这是为你上中学准备的。我即刻放下篾刀，过去欣赏。这是一只用厚实的马粪纸制作的绿皮箱子，环周条形黑边，八只角钉上硬生生的铁皮。这让我对爹刮目相视，肃然增添数分敬意。

　　我是1961年暑期接到录取苏溪初级中学通知的。那段时间，我和家人都在赶做箩筐，筹措学费。报到那天，我爹将我妈为我准备的几件薄衣裤和被单等物件平整地放进皮箱，还有几本书籍和笔记本；一袋大米，一罐咸菜，一把锄头和一领草席置入箩筐。我觉得挑只箩筐去上学，有碍面子，建议有的东西入箱子，其他捆好挂在钩头扁担的另一头就行了。我爹说，你乐斌表哥考上浙江大学，就是挑着箩筐去报到的。我一时无语。

　　乡路弯弯。田野上翠绿的双季晚稻，连成一畈畈，有层次地铺张开去；路旁渠水哗哗，与树梢上的蝉鸣呼应成欢快的乐曲。我的心像天上翱翔的鸟，有种道不明的要飞向远方的神秘之感。

　　齐山楼村的两棵高大蓬勃的榆树，像座耸立的路标，远远地昭示着行人。树下是齐山楼完小的操场，我从这里毕业，听说我们六年级的两个班，考上苏溪初级中学的仅有三分之一，大多同学只能回家种田了。那时的学校少，义乌整个县仅有一所高中。这样的学校配置，更多的孩子就过早地失去继续求学机会。我们经过后店村下方那个小庙前斜向的小道，越过溪流潺潺的滩涂，爬上山岗，便远远望见有片红瓦白墙的房舍，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光泽。我爹说那就是你们学校。我说爹您回吧。我爹将担子卸给我，叮嘱几句，背影就在金色阳光斜照的山岗上渐行渐远。

　　如果从苏溪镇的方向往学校走，越过浙赣铁路线，首先望见的是山岗上那座颇有气势的中学礼堂。这座山岗与苏溪镇胡宅村有挑担换三次肩的距离，人们俗称“三柱头”。三柱头大多是开垦不久的贫瘠地块，还有成堆的乱石和杂草丛生的坟墓。1956年在这片山岗上创办义乌县第五初级中学，她为日后义北地区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学生中有的是外地下放回乡的干部、工人子女，有的是解散了的县越剧团小演员，但大多是苏溪区范围的农家子弟，他们衣衫简朴，忠厚勤奋。这些学子凑到一块，就像溪滩里的鱼，虽然没啥吃的，但觉得青山辉映，清水长流，自由，快活。

　　与礼堂相距一段的是教职员工办公室兼宿舍。业经数年的绿化，这座平房外的冬青，已经绿油油地闪动着莹莹的光亮；冬青旁的空地上，一颗颗硕大的南瓜躺在叶下；枝架藤蔓上开着鲜黄的丝瓜花，留存的几根粗大的丝瓜种，皮色粗糙，有的已经枯黄；番薯叶密密的墨绿，我想它藤下已是丰硕的薯块了。看得出，老师们也是勤快的好手。

　　那时候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老师与同学，一面教学，一面劳动，两幢教室前四棵遮阳的梧桐，倾听我们琅琅的读书声，又见证我们扛锄劳作的身影。学校周边山岗开垦的片片地块，种上西红柿、洋芋（土豆）、番薯，麦地里的麦苗长势喜人，有年收成特别好，校方将自种的小麦磨成面，由厨房师傅烤成厚饼，分发给每位同学，我舍不得吃，星期六带回，让家人品尝分享。

　　学校食堂设在山岗西侧朝火车站方向，它连接男生通铺楼。全校学生自带米类蒸饭。记得食堂的职工，是位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属下坚勇队的一名战士，空暇时我们到食堂前的樟树下，听他讲述抗战的故事。他说他没读过书，不识字，解放后国家安排工作，只能做烧饭这类事。我说，你可到礼堂给我们全校师生讲讲过去你们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故事，他哈哈一乐，然后叹了口气，说:“没文化，上不了台面，讲乱了，对不起大家。”

　　学生大多住校，仅有镇上和邻村的同学走读，但每天的早自习和晚上两节自习课，他们不耽误。住校生，主食食堂笼屉蒸，菜蔬自备。一罐自带的咸菜，从星期一吃到星期六中午，冬天还好，夏天咸菜上后几天就长出白绒绒的毛了，我从食堂端回饭罐，用竹筷拨开咸菜上的白毛，从下面挟几片，吃得也是香喷喷的。少年不知苦滋味。那时，我并不觉得这就是苦，睡在双层通铺上的同学都是这样。我们站着吃饭，说说笑笑，吃完，从布袋里抓几把米入罐，再往食堂方向去，下顿的米饭就咸菜，依旧吃得乐呵呵的。

三

学校校舍，是传统式的两面斜坡盖顶，整齐有序。三个年级九个班，安置在两幢教学楼内，余下的几间就作为老师备课、批改作业的场所。校舍简易，但那时我们走进中学教室的感觉，宛如置身天堂。

　　老师是怎么授课？同学怎样学习？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像六都山坑的溪水那样源源流淌，自然，亲切，可一时又难以名状其中深层的感悟和蕴含的意味。在这过程中，我脑海中浮现的，有些是课外活动的生动情景。

　　记得读一年级的时候，忘了为纪念或庆祝什么，学校组织文娱活动。我们自带板凳，排队陆续进礼堂，脚下带有黄土的芳香。大家有序坐定，校领导一番话后，节目就一个接一个上演。那时，在我的心目中，高年级同学显得老练、成熟。有位来自楂林那边的男生，扮演老农，身扎腰巾，手捏竹质烟斗，弯腰弓背，脸上显得些许幼稚，胡须随着他沉重的步履抖动，上场开腔唱道：“我老汉今年五十五，耳聋眼花腰又酸……”我们这帮孩子气息甚浓的同学，见到这等与生活有段距离的老农形象，不禁笑出声来。时光流逝，生活上好的今天，五十五岁年龄，人们自诩还是青年。学生自编自演的节目，如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一样，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就在这场演出中，我们看到代数老师俞萃能的武术表演。俞老师的代数教得很棒，但万没想到，他那小小的个头，在舞台上腾跳踢打，挥洒如风，有着那么强大的内在能量！他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却备受我们敬爱。还有一个节目记忆犹新，就是高年级同学演出的越剧《十八相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意绵绵的艺术形象。人物还没出场，就听到了幕后深情的合唱：“三载同窗情如海，山伯难舍祝英台，相依相伴送下山，又向钱塘道上来”。两位女同学演得很投入，颀长、俊俏的梁山伯形象，还有那清丽的唱腔，至今还在耳旁回响。后来我在金华一中见到她，毕业后她考取了浙江大学。

　　校区的东北角是片体育场，有篮球场、排球场、百米跑道，除体育课外，每天下午自习课后，大多同学跑到场上自由活动。学校有男女生篮球队，记得女子篮球队在县各中学的比赛中获过名次。同学们关注的不是名次，而是活动放松心情，增强体质。学校的体育老师，用现在时尚的眼光审视，长得帅气，他和几位年轻教师再配有男生的篮球赛，是极其吸引青春芳华的男女同学眼球的。来自乡村的同学大都穿条深色的短裤，而体育老师和有的青年教师穿的短裤就比较鲜亮，一群光着膀子的师生在场上追赶奔跑，抢球上篮，场外的男女生为他们的一次次上篮得分鼓掌。有次，那位帅气的体育老师穿白色的薄裤衩，远远看他那块地方有团鼓起的隐隐的黑影，身旁的几位女同学边看边低头轻轻地说什么，还发出嗤嗤的笑声，她们是以欣赏的目光看待这群年轻老师的，从越剧团下来的那位女同学，她的微笑格外迷人。

　　学校每星期还有一节二十分钟的书法课。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书法比赛，三个年级每班选出五名写得较好的同学到礼堂参与赛事。礼堂内摆好了一排排间隔一定距离的桌子，参赛者自带笔墨，每人占据一桌，那时的墨水，都是自己预先磨好的。全校师生同场参观，好像农贸市场上的集会。规定多少时间，已经忘记，只记得我的桌子周围是密密麻麻走动的人群。那个时候，那个年纪，平时顽皮的我，却心平如镜，提笔蘸墨，在校方已备的格子纸上书写起来。小学四年级前，我用铅笔做作业，上五年级时我爹给我备了一支中间透明、看得见吸多少蓝墨水的钢笔，可毛笔字，在没上学时我爹就让我蘸墨乱涂了。从那时起，我是一直悬臂书写的。我爹说握笔时手心可放个鸡蛋，笔杆顶上可放一叠铜钱。就凭这点基础，那场比赛张榜公布时，我的楷书张贴在三个年级优选作品的最前面。学校奖给我两支毛笔和两本书法练习簿，这是初中三年我获得的最高奖项。

四

在班里，我年龄最小，个头瘦小，座次往往在二三排。近年看到同学微信中传来当年的毕业照，老师坐在第二排，我是站在第三排左侧的最边上。

　　那时的学习，我至今也没记起有多用功，但有些事至今仍是羞愧。头一个学期不知为什么与一位个头比我大多的男同学争吵，竟然把他打倒在桌子底下，嘴角流血。班主任是怎样批评我的，记不得了，但被叫到校长室挨训，刀刻一样铭记在心，从此我老实了许多。后来我也反思，我们小山村的孩子，常常受下游大村孩子欺负，抛摔石块驱赶我们的牛群进入两村相邻的草场，溪滩逮鱼相遇，有时被他们倒了笼里的鱼虾。我们委屈。后来，我们这帮孩子决定与他们苦战。再逢这类事，个个勇敢抗争，几场对峙，维护了我们放牧捕鱼的权利。大村人说小村人野。如果不野，哪有我们在山野、水上的自由！也许从小养成的这股山里佬的野气，带到学校，便成祸害。我老老实实地站在校长面前，校长的气势像座山那样压着我，我默默点头，承认错误，表示以后做个好学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如同一棵棵树苗，需要懂行并具善心的园丁收拾，扶植，整枝，浇水，上肥，方能长成粗壮、挺拔、有所期望的模样。

　　一个人的成长，与他幼小的生活环境、家庭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仅靠祖母、父母劳作养育，集体化的道路，也帮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缺乏劳力的家庭，渡过生存的难关。多子女就读，家庭负担沉重。在我的心目中，书，有得读就读，没得读就下田种地，或破竹做箩，作为孩儿中的老大，自然承接我爹的担头。再则，读好书是学生的本分，不该由老师催促。从小学到初中，学业如山涧水顺势流淌，其间我的顽皮劲，也似山涧水，跌宕起伏，时常溅起不光彩的浪花。

　　初中阶段的学生，朦胧中有所生命情感的意识。男女间时有几句逗笑，话如烟云，稍纵即过。有人说班里有位男生喜欢一位女生，其实谁也说不清。学校管理严格，三年间从没听有谁违反纪律。这位女生坐在我前面的位置，她面容白净，两眼亮亮的有神采，尤其是脸上的两个酒窝，笑起来特别好看。有次自习课做完作业，我想逗逗她，举笔捅了她的背，她回头，眼神闪着疑问，我做了个怪脸，手指轻轻地挠了两下自己的脸。在我的家乡，这动作是说“没脸皮”或“不害羞，”她微红了脸，没生气，反而报以嫣然一笑。这笑至今还印在我的脑际。

　　晚上有两节自习课。在这黄土山岗的旷野上，两排教室透射的明亮灯光，给静谧的夜色带来一派祥和与希望。同学自觉地做作业或预习。做完作业，我将一本从同学处借得的连环画悄悄地置于桌面旁翻看，正入神的时候，不觉身后有人嗖的一下将它抽走。“呀，班主任！”我惊愕地暗叫一声。老师从课桌旁悄然走过，教室依然肃静。我自知违反规定，马上埋头看书。几天后，与同学到老师宿舍玩，在他的书架上看到这本小书，当其他同学与老师交流时，我在背后悄悄地将它藏入衣兜，回来即刻归还。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我到讲台上用他递给的粉笔在黑板上默写什么，当我写完回头，老师还在面对同学讲述。我的顽皮劲忽地又冒上来，在老师背后咧着嘴，抬起两拳示意挥打老师的后脑勺。教室里顿时一片哄笑。老师回头看我，我低头走下讲台。

　　老师的胸怀是那么的广阔，他们一面孜孜不倦的教书，一面又宽容我这样有着许多缺陷与不足的学生。除了那次打架，老师再也没有批评我，他们每句温馨的提示，每个期望的目光，恰如春风，沐浴在我的身上。

五

我感觉，语文老师对我有些偏爱。

　　至今我不会拼音，那时的我土音更为凝重。读二年级的时候，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黄允金老师布置我参加学校的普通话比赛，我们班还有一位女同学参加，她父母在铁路上工作，全家吃商品粮，家境优裕，穿戴鲜丽明快，口音纯正清亮。黄老师让我朗诵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他一遍遍声情并茂地示范，我一句句鹦鹉学舌，尤其是“何时缚住苍龙”的“缚”字，纠正数遍。面对全校师生睽睽的眼神，我是照着老师辅导的声腔、招式演绎的，下来时，额头、鼻尖上似有微汗。评比公布时，我班那位女同学获一等奖，我是二等奖。二等奖有三位，我是不是末位，记不得了。后在军营几十年，人家听我口音就说你是江南人。我对我的普通话始终缺乏自信。

　　读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是吴士洪，他又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吴老师中等偏上的个头，面色滋润，乌发后摆，眼神亲和、明亮。他与俞萃能老师都算是岁数较大的，但也就四十岁上下吧。吴老师上作文课，我们常常看到他的同题作文贴在教室后面的板报上，同学们拥过去，像一群小猪挤着、拱着争吸母奶。吴老师的钢笔字体清秀，文章内容新奇，我们钦佩不已。我们是想从他的范文中寻得某种启示的。吴老师的字，拐弯处不是棱角分明，而是有点弧度，这好似他的风格，怀柔间化解许多矛盾，谈笑中修正我们的偏差。

　　一次，吴老师布置我们写《我的理想》。顿时，我胸中有股热血涌动，吴老师从我身旁走过，我悄声对他说我想当作家。老师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可我真正落笔时却写成当一名解放军，因为当时中国青年报正在批“成名成家”思想。这篇作文，老师判给高分，张贴在教室门口，老师是否有意也让其他两个班的同学看看?其实我并不如意，我觉得我没有吐露真情，老师为什么不问问我怎么不写当作家了呢?当然，我也没勇气向老师诉说衷肠。

　　上一届，我们苏溪初中只有一名学生考上金华一中，我们64 届考上五六个，这也许是因为以前金华一中是面向全省招生，从我们这届开始只招金华衢州地区的考生。人们说考上金华一中，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我是进入金华一中后才改脱过往的毛病，真正把心思用在读书上的。在金华一中期间，我虽是语文课代表，但到二年级时，我的数理化成绩已高出语文一截。我不敢怠慢，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强生在前头。

　　天下的诸多事，往往不以个人意志转移。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我们上大学的美梦。复课无望，我在学校所在地与部分同学于1968 年初应征入伍。“文革”结束，极“左”思潮有所退隐，“成名成家”思想在我心中如一团柴火那样又燃烧起来，年岁超过三十五争取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这四年的离职读书，将我带入文学殿堂。在这期间，我总是回想起初中的那节作文课，冥冥之中应验了人生极为珍贵的初衷。

　　在研究生班就读时，偶听一位来自金华的青年作家说，她在浙江师范学院就读时，语文老师叫吴士洪。我惊疑，几经盘问，果真是初中时的吴老师。我急切地给思念已久的老师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老师要我寄张穿军装的照片，我将新近出版的几本书和照片寄往，老师收到后满心喜悦，给老伴儿孙传看，分享作为老师的幸福。老师回寄的贺年卡上端庄地书写着一联:“掌笔从戎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官奋武撰文。”老师过奖，我存惭愧。老师还寄一联：“新世纪新贤达新前程似锦绣美；老基础老根柢老功底如磐石坚。”时光流逝几十年，老师还念着学生读初中时的情景，我感恩不尽啊！

六

话又回到文章的开头。那位挑着箩筐进浙大的表哥，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我从部队基层调到北京的机关后，曾去拜访，那时他已是解放军报印刷厂的总工程师。他自豪地说，我们军报是全北京首家开印彩色版的报纸。到他家，见到佩戴红领巾的他的女儿，后她考上清华大学，又读研究生，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气质优雅的学子，数度主持清华大学大型文艺汇演，被誉为校花。那时，我才感悟我爹要我挑只箩筐上中学的良苦用心。

　　我曾数次回访母校，苏溪中学已迁至镇旁牛头山脚石渣矿旧址。原先黄土岗上的学校所在地，办起了广播器材厂，后又为红旗电视机厂，生产出浙江省第一台黑白电视机。2000 年10 月初的一天，我站在苏溪中学简陋的校门前，突然萌生请老作家魏巍题写校名的想法。魏巍是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是位正军级的著名作家，在文学界、文化界都有很高的声望。由于援越抗美题材作品的创作与出版，我与他相识，并由他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军人与文人间的纯正联系。为了我们家乡的事，为激励教育事业，我想，他是不会拒绝的。陪同的校长原是语文老师，多年给学生讲授《谁是最可爱的人》，对魏巍怀有崇高的敬意。听我这么一说，他欣然赞同。回京后，我即与魏巍联系，他真诚而又热忱地答应，在宣纸上挥毫题写两幅“浙江义乌苏溪中学”，让我挑选。我用挂号将两幅题字均寄给校长，请母校制作时选用。翌年年初，我又请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题写了“苏溪中学”四个大字。后我回家探亲，校长、书记闻讯，专程来看望。我看到魏巍的题牌挂在学校正门的立柱上，醒目，大方，他们还将魏巍题写的“苏溪中学”四字制成校徽，佩戴在师生胸前。迟浩田的题字，制成硕大的金色字样，闪烁在高高的教学楼上。

　　那几年，我每次回去，学校老师和家乡的人们总要提及这事，其实，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魏巍、迟浩田的成就与名望，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敬仰的地位。老师告诉我，他们的题名，对于家乡学子的激励，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如今，我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坐拥书房，面向故乡，上学时的情景常常涌上心头。中学的学习生涯，连接我的过去和未来。对于这个阶段的回味与念想，近日微信中看到的几句话，正好描摹出此刻我的心境：春风待我如初恋，我待春风似少年。莫叹飞花颜易老，此心归处是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