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健

　　

我的老班长

山，一座接一座，像铺天盖地的巨浪一直奔涌到天边。

　　从山脚盘旋到山腰，又从山腰飘忽到山顶的羊肠小道上，一支解放军的队伍正在艰难地行进着。队伍中，一个身材瘦弱、戴着白色眼镜的战士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备感吃力。那奔涌到天边的大山是云南南部的哀牢山，那个身材瘦弱的战士就是我，而时间是寒风嗖嗖的1970 年年底。

　　我是1970 年7 月从插队落户的西双版纳景洪县普文公社曼散生产队抽调到县报道组工作的，10月入伍。刚两个月，部队从西双版纳调防文山，两千多里路全部徒步开进。

　　一天傍晚，上级通知：今晚夜行军，72 公里山路，15 个小时赶到。我所在的八连一班的班长韦廷锋把全班召集到一起，作了动员，安排了体力互助，然后把灌满的水壶递给大家：“路上不开饭，也没干粮，就这壶水，要匀着喝……”

　　背包、挎包、步枪、手榴弹、子弹，50 多斤重的东西，又是夜行军，真够呛！月牙偏西时，前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命令，我一下子瘫倒在一道土坎下，肚子发出咕咕的响声，蠕动的肠胃一阵阵疼痛。

　　“还能坚持吗？快喝点水！”班长走过了，说着，俯下身子帮我解下水壶，拧开盖子递给我。

　　我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胃里舒服了一些。黑暗中，几个战士低声议论起来，谁往他们的行军壶里放了白糖？我举起水壶又喝了一口，才发现我壶里的水也甜滋滋的。

　　班长正蹲在一个战士面前，帮助调整绑腿。

　　我忽然想起出发前一天的事。那天下午我到邮局寄信，班长先我到了。他填了一张“玖元”的汇款单，犹豫了一阵，又重新拿了一张新单子，把汇款金额改为“捌元”。他拿着这张汇款单看了一阵子，一把攥成一个团儿，扔了。我知道班长是贵州人，水族，1968 年的兵。他家乡是个穷山区，每个劳动日一角多钱，父母带着他的几个弟妹，日子过得很艰难。班里老战士介绍，班长可节俭了，每月领到津贴费后，留下两元，其余的都寄回家。

　　……

　　我问班长：“怎么不寄了？”

　　班长把话岔开了：“你给家里写信了？好，好，让他们暂时别来信，等部队到文山后你给他们去信。”

　　班长让我先回去，说他到军人服务社去办事。我回到班里一会儿，班长也回来了，提着一条干粮袋，里面不知装着什么。行军快十天了，他一直背着这干粮袋。

　　想到这里，我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天夜行军，有这样一壶白糖水，还真管用。

　　几天后，部队快过红河了。这里山更陡峭，行程也更艰难。偏偏这时我感冒了，发烧、鼻塞、四肢无力，爬起坡来“呼哧呼哧”像拉风箱。班长带我到卫生队看过，那里只有甘草片、感冒冲剂之类的药，吃了不起作用。

　　12 月31 日晚，部队到了元阳县城。这座县城坐落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入夜寒气逼人，我却热得连棉衣也穿不住。班长用湿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能坚持到天亮吗？”

　　我吃力地点点头。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班长喊醒了，一看，天已大亮。

　　“部队在这里休整半天，我已经请好假，陪你到医院看病。”班长说着，把我搀扶起来。

　　走了几步，我停住了：“到地方医院看病，要钱，我……”我这月6 元的津贴费买了牙膏、牙刷，还买了双尼龙袜，衣兜里只剩5 角钱了。

　　“你甭管，看病要紧！”

　　透视、化验后，女医生说我是肺炎，给我开了8 支青霉素针水，当即让我到治疗室打了一针，嘱咐我每天打两针。

　　返回的路上，我问班长：“花了多少钱？”

　　“你甭管！”班长还是那句话，过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以后别再提这事了。”

　　部队中午起程，傍晚赶到了红河边。在这里驻训3 天，针水打完了，我的病也好了。

　　1971 年初部队到达新的驻防地文山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搞新闻报道，八连则到边境线架线。年底，我到建水军锰矿采写稿子回来，这年的退伍老兵走了。我急忙赶到八连，才知韦班长也在3 天前就退伍离队了。

　　我想查清班长老家的地址，班长的档案已经转走。我找人打听，八连1968 年的那批贵州老兵全部退伍了。有人说班长是贵州平塘人，有人说班长是贵州罗甸人，至于具体的乡寨更没人说得清楚了。

　　我坐在八连的操场边，一任深冬嗖嗖的寒风吹在身上。我的心里在流泪：“老班长，我欠着你的情啊！”

　　40 多年过去了，我不时想起当兵第一次拉练，想起我的老班长韦廷锋。

　　老班长，你在哪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驻训大栗树

我总怀念那遥远的小山村，那纯朴善良的一家人。

　　那是1972 年深冬的一天，夜色笼罩住远山近树时，顶着时断时续的雾雨走了一天的我们，赶到了这次拉练的第二个驻训点大栗树——位于云南省马关县城西北30 公里处的那个小山村。

　　团司政机关的队伍在公社革委会门前的操场上停下，又冷又饿的我顾不了泥水雨水，一屁股坐到肩头滑落下的背包上。

　　门楣上的电灯泡泛着淡黄色的光，门下汇集了二三十位老乡，他们是来迎领分住自己家的官兵的。

　　管理员粗门阔嗓喊叫着开始分房了。喊到“十七分队”时，我们三人站了起来。

　　“这里，这里，跟随这位——万大哥、走！”听到管理员这喊声，一位中等身材、着黑粗布对襟衣服的老乡走过来，拎起王干事、杨组长的背包。二人争抢着解释着，要把背包拿过来。万大哥一手拎一个包，憨厚地笑着，自顾往前走，看来他是个拙辞讷言的人。

　　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左手举着向日葵杆绑扎成的火把，右手抓住我的背包：“叔叔，我来背，我来背！”她是万大哥的女儿，后来我们称她为侄女。

　　“不用，不用。”我推辞着。见她不松手，我用吩咐的口气说，“你快到前面照路吧！”

　　女孩见我背包上了肩，紧赶几步站到操场边的土坎旁，举高火把，连声提醒着：“叔叔，注意，注意，下坎儿，下坎儿！” 火把的光亮照着她那清秀的脸庞和细蓝花布衣裳。

　　下了土坎，约莫走了七八分钟，随着侄女“到了”的喊声，一位四十来岁、身着土蓝布对襟衣服的农家妇女走出门，微笑着迎候我们。她是万大哥的妻子。她身后有个四五岁的男孩瞪着两个圆眼珠看着我们，他是大哥大嫂的儿子。

　　我们进了门。这是典型的滇南山村居家格局，二十多平方米的堂屋，三合土的地面，右边隔出十多平方米做卧室，卧室旁伸出楼梯上楼。左边是板砖砌的灶台，灶台上方挂着一个竹篼和一块比巴掌稍大的腊肉。灶旁开了一道门，与后面茅草盖顶的柴火房、碓房相通。

　　大哥、大嫂、侄女一人一碗姜汤水，端到我们跟前。

　　王干事接过姜汤，微笑着：“谢谢，除除寒！除除寒！”他刚喝了一口，脸上瞬间晴转阴。少顷，他还是仰头将姜汤喝完了，并催促我们，“喝吧，喝吧。”

　　我喝了一口，方知姜汤里放了红糖，也才明白王干事刚才为什么愣住了。姜汤又辣又甜又热，下肚后很快将一身的寒气驱散了。

　　大哥、侄女端出了三盆热水，一个搪瓷盆，一个木盆，一个瓦盆，看来是倾其所有了。大嫂说：“叔叔们将就着洗脸吧。”待我们洗完，大嫂提出一桶热水，侄女帮着给换了热水，让我们烫脚。

　　我们烫过脚，从背包里取出干净的胶鞋换上，顿感雨里泥里一天的疲劳消除殆尽。

　　“这样，今晚把报纸印出来，鞋子就明天再洗吧。”听王干事这么一说，我把三人的泥鞋提到了门外。

　　大哥、侄女提着、捧着背包，送我们上楼。楼面近十四五平方米，用松木板铺成。靠墙处铺着厚厚的稻草，稻草上盖着崭新的草席，电灯光下，显得很温馨。

　　父女俩下楼后，我们开始工作了。本来十七分队——宣传股参加拉练的有七八人，那个年代提倡机关干部下连，股长和几位干事下到连队，留下我们三人随机关办报。我们团八开版的“前进报”报创办于刘邓大军南下途中，平时停刊，拉练或外出执行任务时复刊。

　　按分工，我编稿，王干事审稿，电影组杨组长刻腊版、油印。我们发挥各自优势，两天一期报纸胜任愉快。忙到晚上12 点，又一期散发着墨油清香的“前进报”印好、码放到屋角。

　　铺床躺下后，二人很快酣然入梦，我一时睡不着。席子下新稻草散发着清香，屋后面似有“嚓——嚓——嚓”的响声，声音不大，能听得到。是什么声音？大哥一家在忙什么？听着听着，我也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村头传来的军号声把我们唤醒了。我们正准备下楼，楼梯头处摆着三双干干净净的胶鞋。王干事拿起自己的鞋子，忙不迭地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怎么让老乡洗鞋子了？”

　　我们下了楼，对着大哥、大嫂又是感谢又是道歉。侄女提来一桶水，放到门口：“叔叔，漱口水在这里。”大嫂、大哥则端来热水，让我们洗脸。

　　没想到刚洗漱完，三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端到了我们的眼前，再一看，上面盖了一层红糖。

　　“不行，不行，我们去吃早餐了。”我们推让着。

　　大嫂将汤圆放到桌上：“叔叔们，今天是过冬，你们格是忘了？”

　　“过冬”是滇南的称谓，就是“冬至”。滇南居家过日子，再穷再苦冬至这天都要吃汤圆，寓意团圆、甘甜。后来我到了北方，知道北方冬至多吃饺子。

　　见我们推辞，话语很少的大哥开口了：“你们到部队后，可能就没过冬了。”

　　大嫂接过话茬：“今天到了我们家，再怎么也要过个冬。”

　　又推辞了一阵推不了，王干事说：“这样吧，我们三个吃这碗，尝尝鲜，你们吃这两碗。”

　　“我们吃了，我们吃了。”大嫂说着一把抱起侄子踅身进屋。大哥和侄女则退回灶台后面的柴火房。

　　王干事停住了，眼圈泛红了，好一阵子才挤出两个字：“吃吧。”

　　吃着糯米红糖汤圆，我想起昨晚屋后的“嚓嚓”声，那分明是大哥全家在碓房里为我们赶舂汤圆面。

　　按安排，全团在大栗树驻训一天，各营连组织实弹射击，机关同志下营连了解情况。晚上七点向下一个点开进。王干事分了工，上午将印好的“前进报”分送到各营连，将各营连的稿子收上来。他到大栗树团直的各连队。杨组长到一营，我到二、三营，下午编改下一期的稿子。

　　三个营都住大栗树附近的村寨里。我借着送报收稿，看清了大栗树的村容地貌。这个群山环抱的村子有条三四百米的小街，几十幢土墙青瓦的农舍坐落在小街两边。村子下面是水田，上面是山地。村东头有两三棵大树，遮天蔽日，那是栗树吗？是这山村的标志吗？

　　中午时分我返回时，王干事和杨组长先我回来了，正在商谈着什么。

　　开饭的号声响了，我们拿上碗，正要到公社门口机关炊事班住处开饭。大嫂端着一碗炒腊肉，挡在门口：“你们把这端去，就着饭吃。”大哥和侄女也到了门口，三人合力非让我们端上不可。

　　仍像早上吃汤圆一样推脱不了，王干事吩咐我和杨组长：“这样吧，你们把饭打回来，我们和大哥家吃顿军民团结饭……如果炊事班不让打回来，就说我在加班编稿。”我们刚出门，王干事追上来，“多打点饭，我们早餐就没吃炊事班的了！”

　　不到二十分钟，我们把饭菜打回来了。

　　堂屋里摆好了桌凳，王干事反客为主，招呼着大家坐下，把我们打回的白米饭添到大哥家四人的碗里。大哥、大嫂和侄女则要把白米饭让给我们。争执了一阵，王干事停住手中的饭勺：“我是贵州人，吃苞谷饭长大的，当兵七八年一直没吃过苞谷饭了，就让我们吃吧。”

　　我和杨组长争着从大哥家的甑子里添苞谷饭。大嫂和侄女忙着把腊肉往我们碗里搛。大哥家的饭里一多半是苞谷粒，其余的是红糙米，但我们吃得很香。

　　饭后，我们回到楼上编稿子。编了一个多小时，王干事像自言自语，又像对着我们：“老乡对我们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大哥家的日子是很艰难的……”

　　王干事接着说：“我中午回来得早，和大哥聊了聊。大栗树这里一个劳动日不到3 毛钱，一年苦下来分不到钱还要倒贴生产队，比我们贵州山区好不了多少……这侄女在马关县城中学上初一，得知拉练部队路过大栗树，可能住到她家，特意请假回来了。县城到大栗树整整30 公里，走回来的。今晚我们走了，明天一早她要走回县城上学。”

　　我和杨组长停住了笔。我说：“早上的汤圆，可能都让给我们吃了。他们家就那么点腊肉，也都让我们吃了。”我讲了这样判断的理由，二人都认同。

　　王干事叫王秀亮，是1964 年贵州遵义兵，1 米63 的个头，曾与我们团的郭政委到思茅地区（今普洱市）革委会支过左，平时有点稀拉。但我觉得他看事论人比较客观。一次聊起思茅，他说，思茅地区要改变贫穷面貌就应该大力发展普洱茶。我在思茅地区上的学插的队，我说大力发展茶叶，那不违背以粮为纲的方针了吗？他说以粮为纲是从总体来讲的，不是每个地区、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要以种粮为主，要因地制宜嘛！他还说，现在有些好经被人念歪了。

　　我对滇南百姓的生活情况很熟悉。我向二人介绍，滇南农村红糖由国家供应，有的地方按户头每户每年两三斤，有的按人头每人每年一斤。各家那点红糖，要留到过年过节用，腌咸菜用，还要用作药引子。二人不懂药引子。我举了个例子，感冒了，老乡从野外采把蒿枝，拿回放到炭火上焙烤，加点红糖用开水冲了喝。

　　我还对二人说，滇南农村一般人家都把红糖放在竹篼里，挂在灶台上面屋梁上，一避潮湿二避蚂蚁。今天灶台上的竹篼不见了，可能篼里的红糖都让我们吃完了。

　　王干事脸色更阴沉了：“大哥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没钱上医院，只有自己挖点草药泡酒喝，可这半年没酒了。”

　　我们听着，心里沉沉的。

　　“你们过来，”王干事招招手，“上午我到连队送报纸时，看到东边供销社里有红糖，还有苞谷酒。”

　　我俩凑了过去。

　　王干事压低声音：“到供销社试一试，给大哥家买点红糖、白酒，……你们觉得这样做合适不合适？”

　　我们商量开了，最后的结论是：红糖、苞谷酒对老百姓定量供应，但对部队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买了也错不到哪里，当然我们不能买多了。

　　统一了意见，杨组长说：“我去买。”杨组长叫杨立贤，比王干事高半个头，1969 年的广西百色兵，皮肤黝黑，遇事敢承担。

　　王干事打量了一番：“你连自己是‘拱稀’人还是广西人都论不清，你去了人家能卖给你？”王干事当兵早几年，有时对杨组长说话不讲个方式方法。

　　杨组长被呛了，很快转换议题：“钱我来出！”

　　杨组长的话很平实，王干事却脸红了，低下头没吱声。王干事家在贵州山区，爱人一个劳动日分不到两角钱，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很紧巴。他平日里一分钱掰两半使，省下来添补家里。

　　“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主意，我出力，我去买。”我说。

　　王干事抬起头来：“行行。”接着他教我，到了供销社就说我们是十七分队的，想买三斤红糖两斤苞谷酒。这样，即使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没说假话骗人。

　　我接过杨组长递来的十块钱，从墙上取下行军水壶，下楼出门。没想到王干事很快追出来了：“还是我去吧，你、你还是个战士，万一、万一——”

　　我只好将钱和行军水壶递给他。

　　半个多小时后，王干事带回一壶苞谷酒，三块用黄草纸包捆的红糖。他那满面笑容，立即感染了我们。

　　快到下午6 点了，下一期的稿子编得差不多了，按王干事的安排，我们捆好背包，收拾好东西下楼。

　　大哥出工了，大嫂和侄女在灶台边忙着什么。

　　王干事说：“大嫂，我们到炊事班吃完饭就走了。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部队驻文山，以后有机会到文山一定去找我们。我们的营房就在文山州师范学校的对过，代号是O 二八二部队十七分队。找姓王姓杨姓郑的就找到了。”

　　王干事说着递过红糖和酒。大嫂先是愣住了，接着竭力推脱。侄女也起身帮助母亲。杨组长一看，一把拿过红糖，放进屋角的竹篼，很快高高地悬挂到屋梁上。

　　刚巧大哥收工回来。王干事将装酒的水壶递上：“万大哥，你这风湿关节炎要抓紧治，用这酒泡点草药，该喝就喝，该擦就擦。”大哥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

　　大嫂见推脱不了，接过水壶：“这样，我们找个瓶子子把酒腾出来，再把水壶给你们送去。另外两个水壶也留下，灌满开水一并送去，你们晚上行军要喝开水的。”我和杨组长将水壶递给大嫂。

　　我们吃过饭正要整队出发，大哥一家来了，把灌满开水的水壶递给我们。我们与一家人依依惜别。我抱起小侄子亲了亲。

　　月牙挂上西山顶时，部队第一次途中小休息。我们解下水壶喝水。王干事压低声音：“大哥、大嫂往壶里放红糖了！”我喝了一口，果真如此。

　　我们三人谁也没再说话。良久，我们手握着水壶，不约而同地回身远眺大栗树方向。

跑 片

我们师拉练到滇南建水县城那天，小休整，政治部王副主任召集下到各团的干事们，赶到师机关驻地，汇报拉练中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情况。

　　会开到下午五点多结束，我们几个跟随各团拉练的干事，准备返回各自的团队。电影队长提着一只银白色的影片箱子匆匆赶来，俯身说了句什么。平日里不紧不慢的王副主任急忙招呼大家：“回来，回来，商量一下晚上放电影的事。”

　　原来，《闪闪的红星》影片到了，就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必须送回100 公里外的开远发行站。王副主任让大家讨论，单位多，驻地相距远，这电影怎么放。那次参加拉练的除师机关、直属队外，还有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

　　那是1974 年年底，那个年代很难看到一部新电影。

　　“炮兵团应该安排一场。”我第一个发言。我是宣传科的干事，这次被安排跟随炮兵团一起拉练。前几天听到《闪闪的红星》的消息，从团政委到战士，先后有10 多人跟我打招呼，希望帮着向师里反映反映，到时安排炮兵团放一场。拉练前师宣传队长到昆明出差，看过这个电影。善于形象思维，又善于情景表演的队长，给我讲了几段，讲得绘声绘色，使我心向往之。炮兵团当天驻县城北面的曲江公社，离建水县城30 多公里。如果不安排到炮兵团放，我没有理由为看这电影多在师部待四五个小时，而一旦错过这次机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上。说实话，我这意见有点公私兼顾。

　　“步兵团应该安排一场。”第二个发言的是组织科干事，他是下到步兵团的。他讲步兵团今天一早行军到西庄公社后，受到群众热情接待，公社领导看望部队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为群众放一场电影。公社领导强调，“群众很久没看电影了，如果放了，会很高兴的！”西庄在县城西10 多公里外。

　　……

　　“应该放，应该放，这片子难得，难得呀，跑片吧！”王副主任说。跑片，是那个年代创下的一个名词。

　　副主任是1948 年从河南洛阳师范投笔从戎的，平时话不多，待人和蔼，谈起电影却判若两人，特别在个别交谈时会显得很兴奋。一次我随他下连队，讲起时下电影匮乏的事。他说，其实电影很多，光昆明军区人员创作或参与创作的就不少，并一下子举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边寨烽火》《两个巡逻兵》《芦笙恋歌》《勐垅沙》《五朵金花》等10 来个。他说，这些片子，客观地分析，有多大问题嘛？但他很快补充了一句，你可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这样的话。

　　他还说，他学习过列宁的语录：“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平时他对放电影这事就很重视。他认为，在军旅作家里，陆柱国搞出来的东西很不一般。陆柱国是《闪闪的红星》作者之一。后来我才知道，陆柱国原籍河南宜阳，副主任老家河南嵩县，两县毗邻；而且二人是洛阳师范的同学，1948年一起入伍到中原军区四纵的。

　　“这样吧，师机关、直属队和县城群众一场，炮兵团和曲江群众一场，步兵团和西庄群众一场。”王副主任拍板定案。

　　要在平时，定了放电影，具体事情由电影队去办就是了，但这次王副主任带着我们，把每个环节都商量到了。

　　在商量具体放映地点时，电影队长提出，一般中学都有运动场，往往是当地最宽畅的地方，县城这场就定在建水一中吧。

　　我提出到木材场。我的老家石屏县与建水县毗邻，当兵前我几次到过建水，也到过西庄、曲江。建水一中建在建水孔庙里，受原建筑的限制，运动场不大。而建水城边有个木材场，场地有两三个足球场大。

　　我的意见获得一致认同。西庄和曲江，学校操场是当地最大的场地，自然没说的了。

　　平时跑片的都是电影队的同志，这次我自告奋勇。我讲了理由，今晚点多，距离不短，跑片要出现什么差池，成千上万的人就得干等了。我对几个放映点的情况谈不上很熟悉，但不陌生，比别人有条件。王副主任同意了。

　　我一看表，6 点了，便很快到炊事班要了两个馒头，还没啃完，通信营跑片的三轮摩托就到了。

　　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个子战士走到我跟前，行礼报告。我讲了几句鼓励、希望的话后，我们很快将片箱装在右边车厢里，我也坐进厢中，摩托往县城西面的西庄赶去。不到7点，就到了步兵团的放映场。一看，官兵占了靠西边小部分位置，群众占了大部分，总计人数在五六千以上。

　　战士跟在我身后，我想搭把手帮他提片箱，他说那样太慢了，说着把影片箱扛在肩上，小跑着到了电影机旁，交给步兵团电影组的同志。我找了个地方让他坐着看，他再三推让，见推让不了，他说：“我们有规定，外出执行任务，人不离车，车不离人！”我只好作罢。

　　步兵团电影组的同志很熟悉跑片这一套路，放完一卷就倒片子，最后一卷放完不到5 分钟，就装好片子了。也就在这时，战士将摩托车推到了我跟前。

　　我们装上片箱，上车，返回县城，9 点半刚过，就到了师部放映场木材场。

　　木材场很大，少说也有二三万人观看，可以说是倾城空巷了，但秩序井然。南面存放木材的地段有民兵站岗，可能是为避免有人攀爬，圆木滚动伤了人。

　　开映不久，我想起战士，起身，费了很大劲挤出人群，找了好一阵，没找到他，也不见摩托车。我正纳闷，见木材场靠北的墙根下，有个影子。我走过去，是战士。他站在墙根处，聚精会神地看着正南的影幕。

　　“这么远，能看得见吗？”我轻轻地拍了一下战士。

　　战士一怔，回过神来：“看得见，看得见。”

　　“把车往前推一推，你往前站一站嘛！”

　　“不推了，不推了。”战士解释，“今晚跑片，我把汽油加满了。观众里有人抽烟，会扔烟头的，离远点更安全，千万不能出事，影响大家看电影。”

　　我心里一热，又拍了拍战士的肩膀。

　　这个点也很顺利，11 点多就放完了。我们很快收拾好，准备出发。此时我才发现王副主任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我准备下车，王副主任摆了摆手：“你们辛苦了，走吧，安全第一！”

　　摩托出了建水县城，冲破夜幕，向城北曲江方向驶去。

　　从建水到曲江多半是山路，我怕战士打瞌睡，找话与他说：“两个放映场，你都站着看，快4个小时，太累了。”

　　“不累不累，看这样的电影不会累的。”

　　摩托驶出建水县城，没想到战士主动讲起了自己的“电影史”。战士老家在贵州赫章县山区，离县城80 多公里，不通公路，入伍前没看过电影。入伍三年来看得也不多，也就是几个样板戏，“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倒是看了几遍，有些对话能背出来了。

　　“今晚的电影真好看，真好看！”战士显得很兴奋。

　　“哪些地方好看？”我故意问小个子老战士。

　　“哪里都好看。故事好看，人物好看，画面好看，歌曲好看。呵，不是，不是，歌曲是好听！”战士说着，双手始终紧紧把着车把，双眼紧紧盯着前方。

　　摩托进山了，弯道很急，路面不时出现坑凹。为了避开坑凹处，摩托急转急停，这样开车很费劲。

　　我叮嘱：“慢点，安全第一。”

　　战士点点头。

　　一阵山风吹来，我忽然感到雨点打在脸上。正要说什么，一阵簌簌的响声，引来密集的雨点。

　　“吱——”摩托急刹车，停住。战士从坐垫下取出雨衣，下车，将片箱提起，用雨衣包裹得严严实实。看看淋不着雨了，才上车，重新发动摩托，往前行驶。那动作干净利落，让我脑子没反应过来。

　　我俯下身子，双手紧紧按在雨衣上。

　　雨越下越大，战士不时用衣袖捋掉脸上的雨水。毕竟是深冬的夜晚，雨下得不小，寒气袭人，我有点透不过气来了，便提出：“要不要靠路边树下避避雨？”

　　“不要耽搁时间，尽快赶！”战士的话，不容置疑。

　　战士说着，又用衣袖捋了几下雨水，像在安慰我，又像鼓励自己：“这是过山雨，再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战士说着，双眼紧盯前方，双手把车把握得更紧了。

　　果真，转过山梁，雨小了。再往前走，出了山，驶进曲江坝子，雨渐渐停了。

　　晚上12 点多，摩托驶进曲江中学广场，密密麻麻的人海中响起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凌晨两点多，电影放完了，我脑子里紧绷的弦放松了。

　　炮兵团的同志拉住正在装片的战士，说啥也要做点热乎的，让他吃了再走。我也再三劝他吃点东西再说。

　　战士自顾将片箱用雨衣垫盖好，走到我跟前，敬了一个礼：“保证3点以前将片箱送回师电影队！”

　　摩托轰轰地开走了。我站在原地，直到车灯的光亮完全消失了，才回转过身来。

　　第二天拉练途中休息，前面的连队唱起“红星闪闪放光彩……”，后面的连队唱起“小小竹排江中游……”

　　以后我调离这个师，没再跑过片，也没再见过这位跑片的小个子老战士了。

清亮的竹槽水

“嘀嘀嘀嗒——”，号声，大休息，队伍就地停下。

　　连长余盛昌看看手表，粗门阔嗓地冲着全连：“一个小时——吃饭——下午1 点10 分出发——抓紧啦！”

　　那是1970 年12 月29 日，我当兵两个多月，部队从西双版纳调防文山，从江城开进绿春的途中。

　　时令已进深冬，但在太阳当顶、尘土飞扬的南疆公路上，一走四五个小时，又是背包、水壶，又是步枪、手榴弹，我已汗水涔涔、气喘吁吁，连解背包都吃力了。

　　我们八连的休息地，是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尽里头是公路养护班，白墙青瓦的平房掩映在高大茂密的龙竹下。平房西边靠用白墙搭着一间茅草房，也就四五平方米的样子，被用作厨房。滇南把这种简易建筑称为“偏厦”。

　　再一看，偏厦中央的灶锅上架着甑子，米饭的香气随着蒸气四溢开来。偏厦一角立着方形的大石缸，一股竹槽水往石缸里淙淙流淌。滇南多山箐，多竹，乡亲们把粗壮的龙竹一分为二，去掉竹节当水槽，把水引来，或浇灌，或饮用。这种水故名竹槽水。

　　正在做饭的女炊事员走出偏厦，见炊事班在解行军锅，便上前拉住:“同志，饭到厨房去做吧，快一些，用水也方便。” 翠绿龙竹映衬下，她那身红白相间的苗族裙服显得很艳丽。

　　余连长看了一眼偏厦里正冒热气的甑子：“不耽搁你们，不耽搁你们。”

　　“没关系，工人们上山碎石头了，下午两三点才回来，我把甑子下锅就行了。”女炊事员解释说。

　　余连长没加思索：“谢谢，谢谢，上级要求我们野炊。”末了又加了一句，“这也是训练。”

　　“那就到里面接水用吧。其他的，用得着什么就尽管拿。”

　　炊事班在平地边支好行军锅，用塑性料桶到竹槽口接水，准备做饭。

　　女炊事员一看，提起砍刀到宿舍后砍倒一棵龙竹，截下五六米长的一段，破成两半，剔除竹节，从灶边选了两根劈柴，用草绳一捆当支架。劈开的龙竹一头支在石缸边沿，一头架在劈柴支架上，竹槽水像一股清亮飘带流到了行军锅边。

　　女炊事员这些动作很麻利，五六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炊事班用水就更省力省事了。

　　接着，她蹲到竹槽口处帮炊事班洗菜、淘米，忙腾开了。

　　借着帮助炊事班拣干柴，我沿着竹槽向前走去，也就二百来米的光景，看到竹槽水的源泉。

　　这是个石壁间的水潭，半圆形的潭面，直径一米左右，深也约一米，石壁上一股铜钱眼大小的泉水汩汩涌出。潭水清亮如镜。潭边开着一丛马樱花。

　　我在潭边待了一阵子。

　　拾柴回来，炊事班开始炒菜了。女炊事员退回偏厦，把甑子端下来，用竹刷把锅刷洗了四五遍，积满竹槽水，往灶膛添加进了劈柴。

　　大家吃完饭，女炊事员走到连长跟前：“连长，大家去灌开水吧!”

　　连长连声感谢，冲着战士们：“分班去灌水！”转身低声吩咐司务长，“把劈柴钱给人家结算了。”

　　竹槽水淙淙流淌着，我就着槽口，洗了把脸，洗去灰尘，洗去疲劳。

　　全连列队出发，女炊事员站在偏厦前，挥手相送。那清亮的竹槽水，仍在她身边淙淙流淌。

　　下午太阳更大，公路上依旧尘土飞扬。我不时拧开壶盖喝水，竹槽水格外甘洌爽口。

　　我再次喝到竹槽水，是在11 年后，那时我在十四军政治部任新闻干事。

　　1981 年5 月8 日清晨，我和《解放军报》驻昆明军区记者栗瑞华匆匆赶到扣林山下。扣林山作战头天刚打响。

　　我们向后方指挥所要了几块压缩干粮，又顶着晨雾匆匆上路了。《解放军报》对这稿子要得很急，今天晚上十点半之前必须发到编辑部。约稿电话强调，这是件明天就要让全世界知道的事。

　　沿着曲里拐弯的田畴小路走了四五十分钟，快到山脚了，老栗收住步子：“糟了，糟了，忘了灌水了！”说着，嘣嘣敲了几下挂在腰间的行军壶。

　　我也取下水壶，摇了摇，还有两三口的样子，是昨天从开远军部赶来的路上喝剩的。

　　经历过1979 年那场战争，我们知道，打仗时渴了比饿了更难扛。

　　怎么办？回去加水，来回得多花两个来小时，晚上十点半前能下得了山，将稿子写出，发到解放军报吗？

　　“山头阵地会不会有水？”我试探着。

　　“昨天下午刚拿下来的……悬……”老栗摇摇头。

　　老栗年过五十，身体开始发胖，一行军就不断喝水。

　　是进是退？我们犹豫了。

　　就在这时，前面传来脆生生的喊声：“叔叔，来加点水，加点水！”

　　一个瑶族小姑娘，十一二岁的样子，粉底白花饰裙子，翠绿色的头巾包着黑里泛红的圆脸，站在小路拐弯处。

　　小姑娘走上来，拉住我的行军水壶带。我们跟她往前走。

　　前面一片草地上，支着一口大铁锅，锅下旺火熊熊，锅上热气蒸腾。一位着黑色粗布对襟衣服、围黑色包头的老人，坐在旁边烧开水。红的、黄的、白的野花，开满草地。

　　老人的右侧，一股竹槽水淙淙流淌着，水流得很欢畅。

　　“阿爷，给解放军叔叔灌水！”小姑娘喊着。

　　老人微笑着，从置放在竹槽旁的水桶里拿出舀水瓢，给我们灌开水。舀水瓢由一节细竹筒安上长把做成。

　　我们接过灌满开水的行军壶，连声感谢。

　　老人布满沟沟坎坎的脸上，依然是那副笑容，仿佛是贴膜上去的。

　　“叔叔感谢你，叔叔在感谢你！”小姑娘凑近老人耳边，大声重复，接着转身向我们解释，“我阿爷耳朵有点背了。”

　　老人好像听懂了孙女传达的意思，连连向我们摆手，脸上的笑容绽得更开了。

　　上山的路，比我们预想的艰难多了。实际上谈不上路，战士、民工在杂树、荆棘、藤蔓丛生的山坡上，蹚出了个样子，坡度多为四五十度，有的达五六十度。我们只能在树枝、藤蔓、荆棘的阻挡、拉扯、缠绕中攀缘。一不注意，腕口被拉出一道血口，再不注意，裤子被撕拉开来。更可怕的，杂树、藤蔓丛中，竟埋着地雷。正走着，前面十多米处传来巨响，一名民工被炸伤了。好在坡度大，四处飞散的地雷碎片没有伤及他人。

　　雾散了，太阳越来越毒。老栗汗水淋漓，前胸后背湿透了，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他不时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拧开壶盖喝几口水。我们走走停停，预估一个半小时到阵地，结果近三个小时才上了顶峰。

　　阵地上的形势，比我们预想的紧张多了。为了防炮袭，防反扑，指战员们爬卧在战壕壁上，紧盯前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好在阵地上的一营，我很熟悉，营连干部，甚至一些排长都能叫上名字。教导员把我们安排在反斜面的一个猫耳洞里，我们要采访谁，就通过对讲机喊来，既有很高的采访效率，又不影响准备作战。两个多小时，采访了十多个干部战士。

　　我提出，到几个主要点上看一下，再对照实地给我们讲一下。

　　教导员犹豫了，像对我们，又像自言自语：“要防炮，要防冷枪！”后来还是点了点头，但反复强调安全第一。

　　一位副营长给我们当向导，向我们交代，他走哪里我们走哪里，他做什么动作我们做什么动作。我们跟着副营长，一会儿贴着战壕壁往前走，一会儿跃进通过开阔地，有几次甚至匍匐前进。走一段，他停下来介绍：“一连就是从这里攻上来的。”再走一段，他指着前面不远处：“那是二排长熊晴牺牲的地方。”……

　　回返的路也不好走，坡太陡，稍不留意就被绊倒，甚至翻筋斗，不过比上坡省力多了，一个半小时，我们跌跌撞撞下到了坡脚。

　　老栗长长地吁了口气，拧开壶盖，发现没水了。

　　他摘下军帽，用衣袖擦掉两鬓的汗水，用带着浓重昆明口音的普通话说：“哞哞沙，你甭说，今天还亏得有这壶水。”

　　我刚要说什么，看到那位瑶族小姑娘仍站在前面路边。小姑娘认出了我们，跑过来：“叔叔回来了，叔叔回来了！”

　　老栗看看表：“再喝点水。”

　　老人也认出了我们，点点头，不紧不慢地往我们壶里加水。

　　老栗坐到土坎上喝水、休息，我则一问一答地和小姑娘聊开了。

　　小姑娘家是猛硐寨的，阿爸参加了民工队，上山送弹药，下山送伤员。阿妈在家照看不满一岁的弟弟，还做饭、喂猪、喂鸡。她和爷爷来设水站。

　　“中午阿妈背着弟弟，送饭来了，问忙不忙得过来，要忙不过来，她就留下帮忙。”小姑娘说。

　　“你上几年级了？怎么没去上课？”我问。

　　“五年级，学校停课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说，“打仗了，打仗了。”

　　“不怕的，不怕，可以去上学，前面有解放军。”我说。

　　“不怕，我们不怕。不过老师说了，猛硐小学不光我们猛硐的娃娃，附近五六个寨子的娃娃都来这里上学，怕路上。”

　　我拧开壶盖，喝了两口：“这里离寨子太远，怎么烧水不设在寨子附近？”

　　“我爷爷说了，这里是坡脚，过往的解放军、民工多，加了水就上坡了，方便。他还说，这里的水好。”

　　“水好？”

　　“水好，是龙潭水。”

　　“龙潭水？龙潭在哪里？”

　　“前边，大青树下。”

　　“看看去！”

　　小姑娘领着我，顺着竹槽，往前走。清亮的竹槽水，淙淙的流水声。

　　三十多米处的山箐里，一棵大青树遮天蔽日，虬根盘错，怀抱一方清潭。明镜般的潭面微微抖动着，可能是我们匆匆的脚步，也可能是从树根汩汩溢出的泉水使然。

　　我忽然想起11年前，江城到绿春路上的竹槽水。

　　傍晚回到后方指挥所，我们很快将稿子写出、誊写好，传真到了解放军报。

　　稿子发出后，就着行军壶喝着水，啃着干粮，我提议：“写写那瑶族小姑娘和她爷爷吧！”

　　“该写！该写！”老栗回答。

　　我们商量、写稿、誊抄，深夜将稿子发往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

　　第二天，也就是1981 年5 月9 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加框刊发了我们的稿子，题目是《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没过几天，发往《国防战士报》的稿子也刊登出来了，题目是《来自人民心田的泉水》。

　　三四十年过去了，我总会想起南疆那清亮的竹槽水，想起那心如竹槽水般清亮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