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诞生126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始终是一个重要分支。很多观众是通过电影“阅读”名著，不少名著经过电影改编，成为经典电影，电影的普及又带动了名著的流传。
一
1949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苏联影片《普通一兵》，标志着新中国译制片的诞生。从1949年至196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完成来自42个国家的866部影片，其中不乏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如《牛虻》《复活》《雾都孤儿》《孤星血泪》（《远大前程》）。
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
2020年是爱尔兰女作家艾·丽·伏尼契逝世60周年。伏尼契的小说《牛虻》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牛虻成为无数中国青年的偶像。
1889年，伏尼契在英国开始创作《牛虻》。1897年，小说《牛虻》在纽约出版。同年9月，《牛虻》在伦敦出版。《牛虻》在苏联和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受到了《牛虻》的影响，中国的读者最早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道牛虻的名字。1953 年7月，《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译者李俍民。李俍民译本扉页背后的《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曾产生了很多的爱国志士，这本小说就是拿那些志士的故事做题材的。作者通过小说的主角‘牛虻’这个形象，把当时那些志士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深刻地表现了出来，使这部作品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其中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可说是这部小说最优秀也最动人的篇幅。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以及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曾使很多青年受到教育和鼓励。”《牛虻》中译本1953年印数超过50万册，至1959年，先后发行100多万册。
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牛虻》搬上银幕。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是苏联最重要的电影厂之一，曾经荣获列宁勋章。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牛虻组曲》。《牛虻组曲》中的《浪漫曲》是最著名的乐章。《浪漫曲》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影片的开头，亚瑟坐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蒙太尼里神父目光中充满了慈爱：
蒙太尼里：你听我说，亚瑟。你还年轻，你的能力还薄弱。不过你的心倒很热，很纯洁。我祷告天主愿你永远不要消失对不幸的人的那种关怀。这就是说对一颗破碎的悲痛的心不要拒绝。
亚瑟：神父，我跟你在一起总是觉得很快乐，我亲爱的神父。你知道我在家里很孤独，我不喜欢我的哥哥，尤其是嫂子。我的母亲死了之后，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蒙太尼里：你知道我在世界上除了你也没有别的人了。我把你当作儿子一样。你是我的光明，我心里快乐的源泉。
电影中的这个场景也是小说《牛虻》第一章的内容。亚瑟和蒙太尼里的情感线贯穿了全書。电影结尾，蒙太尼里到监狱劝说牛虻，表现亲子之爱，肖斯塔科维奇的《浪漫曲》再次出现。电影的细节比小说更浪漫、更戏剧化。
195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完成电影《牛虻》的配音译制。当时，在我国翻译的外国故事片中，苏联电影所占比重最大。1955年我国拍摄故事片23部，翻译外国故事片46部，其中苏联影片28部。翻译苏联电影的数量超过国产故事片的数量。苏联电影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精心译制的《牛虻》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影片中的经典台词成为观众的流行话语：“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
“为了上帝和人民，始终不渝”，这是小说《牛虻》中“青年意大利党”的口号，也是革命党人的接头暗号。亚瑟在卡尔狄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听到卡尔狄说出这句口号，以为卡尔狄是同路人，就把党内的秘密说了出来。亚瑟被捕后醒悟到卡尔狄利用神父的职权从事间谍活动，但为时已晚。走出监狱的亚瑟见到他所热爱的琼玛。琼玛把亚瑟当作叛徒：
“琼玛，你不明白！”他突然迸出一句话，一面凑近她去，但她发出一声尖叫急忙避开了。
“不要碰我！”
亚瑟猛地一下抓住了她的右手。
“听我说，看上帝的面上！这不能怪我；我～～”
“放开，放开我的手！放开！”
随即，她的指头从他手里挣脱了，而且就用她脱空了的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一阵雾也似的东西遮住了他的眼睛。一时他除了琼玛那张惨白而绝望的脸和她那双在衣裙上狠命揩擦的右手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后来，白天的光亮恢复了，他四面一看，发觉他一个人留在那儿。
《牛虻》全书贯穿着一条反教会的线。亚瑟制造自杀的假象离家出走，流亡海外13年后回到意大利参加推翻意大利专制政权的斗争，化名范里斯·列瓦雷士，绰号“牛虻”。小说作者通过牛虻之口，说出除奥地利侵略者之外，天主教会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苏联，小说《牛虻》是对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根据《牛虻》改编的同名影片对小说结尾做了改动，让蒙太尼里跪伏在牛虻的尸体上失声痛哭，发狂地说：“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这就是对我罪孽的报应。我没有儿子了！我一个人站在荒漠中，我从染着鲜血的大地上，抬起眼睛望着那空虚的天空，你在哪儿啊，天主？在哪儿？你是没有的！”电影《牛虻》总体上忠实于原著，但结尾的这个改动违背了小说作者的意图。小说《牛虻》中的蒙太尼里和亚瑟互相热爱，但是这种爱是有限度的。在亚瑟和上帝之间，只能二者选其一的时候，蒙太尼里选择了上帝，递交了通知同意举行军事审判枪决他的儿子。电影《牛虻》让蒙太尼里喊出“天主？在哪儿？你是没有的！”，这完全是改编者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1958年，苏联文学界人士到美国纽约伏尼契的寓所拜访作者，并架设放映机，为伏尼契放映电影《牛虻》。伏尼契如何评价这部影片，我们不得而知。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国内外严峻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或许也受到小说《牛虻》的影响，我国拍摄的国产反特故事片，只要里面出现教会，那些教士几乎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和特务。1954年的《斩断魔爪》、1958年的《古刹钟声》和1978年的《斗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牛虻》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不仅仅表现在描写牛虻忍受苦难英勇牺牲的部分，也表现在描写牛虻和蒙太尼里的父子之情以及牛虻和琼玛的男女之爱。笔者认为，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悲剧是全书最打动人的篇幅：
琼玛手里拿着信，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来读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写得很挤，有些地方而且还难以辨认。但是，信的抬头儿几个字非常清晰，是用英语写的：
亲爱的琼：
信中的字迹忽然变得模糊不清，像一片迷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她啊！
这是小说的结尾部分。琼玛泣不成声地读着牛虻临刑前写给她的信。信的末尾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
1981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牛虻在流亡中》。《牛虻在流亡中》是伏尼契创作的第二部关于牛虻的小说，首版于伦敦，时间是1910年。这部作品英文原名为《中断了的友谊》。小说《牛虻》第一卷结束时写到亚瑟离家出走，时间是1833年5月。第二卷开始的时间是1846年7月，副标题是《十三年之后》。《牛虻在流亡中》讲述亚瑟离家出走后流亡13年的生活，多愁善感的亚瑟怎样变成了坚强无畏的牛虻。
《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晚年在美国纽约定居。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辗转寄给伏尼契一笔五千美元的稿费。伏尼契回信表达了由衷感谢。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去世，享年96岁。伏尼契本人无缘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她的孙子韩丁、孙女寒春、孙女婿阳早在1940年代就先后来到中国，将他们的一生献给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艾·丽·伏尼契逝世60周年，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临刑前写给琼玛的那封信，还有信的末尾的那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
《复活》：人性道路上的一盏灯
2020年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三座高峰。1889年至1899年创作的《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的杰作。《复活》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在中国
1931年4月，巴金在《<激流>引言》开头写道“几年以前我流了眼泪读托尔斯泰底《复活》，曾在书前的一页空白上写下了‘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样一句话。”小说《复活》讲述的人间悲剧发生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也同样发生在旧中国，发生在巴金身边。托尔斯泰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黑暗的司法制度的抨击，引起巴金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巴金读的《复活》是哪个国家的版本，笔者不得而知。1933年之前，“只有契爾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复活》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和教会的虚伪，因此在发表时被审查机关删削的地方很多。“直到1933年在《托尔斯泰全集》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
《复活》并不适合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原著沉重的主题、单一的情节和大量的内心独白，对改编者是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复活》仍然多次被搬上银幕和舞台。1937年春，新南剧社在上海演出由田汉改编的话剧《复活》。1943年，陈鲤庭把夏衍改编的剧本《复活》搬上重庆的舞台。白杨饰演卡秋莎，项堃饰演涅赫柳多夫。夏衍在《改编<复活>后记》一文中这样说：“我不想把它写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但也得宽恕我没有把托翁那样执拗地攻击的司法制度和寿昌兄那样多彩地描画了的土地问题放在这改编本的主位。我只写了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是基本上却同具着一颗善良的心的人物，被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如何蹉跌，如何创伤，如何爱憎，如何悔恨，乃至如何到达了一个可能到达的结果。”
1957年，汝龙翻译的小说《复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将《复活》改编成同名影片。两年后，影片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1962年3月26日，译制片《复活》在全国上映。1962年第3期的《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电影《复活》的画页。这也是“十七年”期间《大众电影》详细介绍的最后一部苏联电影。“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小说《复活》，苏联电影《复活》也再次上映。
马斯洛娃能够“复活”的原因
苏联电影《复活》下集重点写了马斯洛娃和涅赫柳多夫与“政治犯”们的接触，暗示马斯洛娃和涅赫柳多夫之所以“复活”，是受革命者的影响。原著虽然也写了男女主人公与政治犯的交往，而且那些政治犯是以正面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们完成复活的过程主要不是因为革命者的影响，而是他们的自我牺牲。
涅赫柳多夫年轻时诱奸了18岁的卡秋莎（即叶卡捷琳娜·马斯洛娃）。失身后的卡秋莎在屈辱和苦难中生活。8年后，卡秋莎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当初诱奸过她的涅赫柳多夫公爵做了陪审员，看到卡秋莎被判决去做苦工。为了赎罪，为了道德方面的圆满，涅赫柳多夫为卡秋莎奔走申冤。上诉失败后陪卡秋莎去西伯利亚流放，并提出跟卡秋莎结婚。
涅赫柳多夫收拾行李和文件，看到他的日记本，就停下来，翻看其中的几个地方，读到了那里面最后写的一段日记。那段日记是他在动身到彼得堡去以前写的：“卡秋莎不接受我的牺牲，却要牺牲她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灵魂在起变化，却又不敢相信，她那种内心的变化使我高兴。我不敢相信，可是我觉得她在复活了。”
这是小说《复活》第二部的结束部分。卡秋莎拒绝和涅赫柳多夫结合，因为她担心这样会损害涅赫柳多夫的名誉和地位，会使涅赫柳多夫不幸，也会让她堕落。卡秋莎最后选择和革命者结婚，只有在革命者中卡秋莎才能找到做人的尊严。在革命者中卡秋莎才得以完成真正的“复活”。
涅赫柳多夫的出路在哪里
涅赫柳多夫是托尔斯泰努力创造的一个符合他的信仰和理想的人物，可以说，涅赫柳多夫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涅赫柳多夫为自己个人的罪恶而忏悔，還为自己这个阶级的罪恶而忏悔。涅赫柳多夫经历了“复活”的过程，但是他的理想是模糊不清的。涅赫柳多夫身上始终有两个人在活动，一个是十分现实的人，即30岁出头的贵族知识分子涅赫柳多夫，一个是十分理想的人，即70岁的托尔斯泰。一段时间物质上的人占上风，一段时间精神上的人占上风。
涅赫柳多夫生平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他称之为“灵魂的扫除”这类的事情。他所谓的灵魂的扫除，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间隔之后，忽然，他感到他的内心生活疲沓了，有时甚至停顿了，就着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面成为这种停顿的原因的垃圾清除出去。在这样的觉醒以后，涅赫柳多夫总要给他自己定出一些规则来，打算从此以后永远遵守，例如写日记，开始过新生活，希望这种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改变，也就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tuning a new leaf。然而每一回，人世的诱惑总是降服他，他不知不觉地堕落了，往往比从前堕落得更深。
《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在世界观转变过程中内心的苦恼和矛盾。小说第三部写男女主人公达到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开始走向新生活。马斯洛娃和革命者结合开始新生，但涅赫柳多夫的出路在哪里？托尔斯泰感到茫然。小说的结尾部分他写不下去了。1897年，托尔斯泰丢下尚未完成的《复活》，决定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是这样写的：“我决定离家出走，第一，因为这样的一年年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一人独处。第二，因为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我在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关键的问题是，和印度人一到六十岁便逃往森林一样，和他们相似，每个笃信宗教的人到了老年都有这样一种愿望：把他的晚年献给上帝，而不是献给嬉戏、闲扯和网球运动。因此，我的灵魂也渴望在七十岁的时候尽全力得到安宁和独处，以便凭着我的良心在和谐中单独生活，或者，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彻底达到，就逃离我的生活和我的信仰之间的严重失衡。”
这是托尔斯泰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同1884年的第一次离家出走一样，托尔斯泰这次走到半路又回来了。这封告别信一直锁在托尔斯泰的抽屉里。两年后，托尔斯泰完成《复活》。《复活》的结尾，托尔斯泰跟他笔下的涅赫柳多夫一起求助于宗教，在《马太福音》里找到答案：“从这天晚上起，对涅赫柳多夫来说，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样说都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
福音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连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相信涅赫柳多夫这种以福音为根据的新生活。1899年12月17日，托尔斯泰写信给符·格·契尔特柯夫说：“前天我寄出了《复活》最后几章的校样，我对它们仍然觉得不满。”1900年6月23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非常想替《复活》写一部艺术性的，而且不是戏剧形式，而是史诗形式的续篇：涅赫柳多夫的农民生活。”
《复活》在世界
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20世纪初写就的《托尔斯泰传》中这样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和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的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1995年，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创作的长篇小说《朗读者》出版。《朗读者》是首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德语小说。《朗读者》堪称当代的《复活》：15岁的中学生米夏恋上36岁的女人汉娜，他们开始交往。8年后米夏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上。汉娜成了审判中的被告。汉娜为了隐藏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宁愿被判终身监禁。米夏为了隐藏自己爱情故事的秘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说出汉娜的悲剧原因。18年后，汉娜在米夏要来接她出狱的那个黎明时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尊严、人性、良心、忏悔，赎罪，这是《朗读者》的关键词，也是《复活》的关键词。《复活》中的卡秋莎在失身8年后，被诬告犯杀人罪站在法庭上。和《复活》一样，《朗读者》中的汉娜不辞而别8年后，成了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的被告。《复活》中的涅赫柳多夫为了让马斯洛娃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朗读者》中的米夏为了守护自己的秘密在法庭上保持沉默。
《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爱慕托尔斯泰。他让少年米夏向汉娜朗诵那些华彩篇章中就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们仍旧照老规矩朗读、淋浴、做爱和并卧。我给她朗读《战争与和平》，伴随着托尔斯泰关于历史、伟人、俄国、恋爱与婚姻的种种宏议伟论，整个朗读延续了四五十个钟头。《战争与和平》对我也是新书。我们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无数的人们读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跟着托尔斯泰一起迈上了遥远的旅程。巴金说：“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
2020年是狄更斯逝世150周年。狄更斯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英国作家。狄更斯作品开始在中国广为人知，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4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至1957年，国内陆续上映4部英国电影，其中3部电影改编自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
《雾都孤儿》在中国
1838年10月，狄更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奥立弗·退斯特》出版单行本。1908年，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将《奥立弗·退斯特》译为《贼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世纪40年代，《奥立弗·退斯特》被译为《奥列佛尔》（蒋天佐 译），由三联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根据《奥立弗·退斯特》改编的同名电影（1948年英国导演协会出品）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完成。陈叙一采用苏联翻译的《奥立弗·退斯特》缩写本的译法，将影片译名改为《雾都孤儿》。此后，国内各个译本便沿用了这个译名。
大卫·里恩版的电影《雾都孤儿》在国内至少上映过两次。一次是1957年，一次是1978年。电影最经典的场景是奥立弗拿着碗和汤匙走到大师傅跟前说的那一声：“对不起，先生，我还要”。这也是原著最精彩的段落。
2006年，罗曼·波兰斯基版的《雾都孤儿》在国内上映。《雾都孤儿》为中国读者和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程度，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称得上数一数二。
“这是一个希望容易破灭的世界，遭到破灭的常常是珍藏在我们心底最殷切的希望，可以给我们的天性增添最大光荣的希望”。这是小说结尾的一段话。《雾都孤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与罪恶的揭露与批判，是这部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受到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读者为何更喜爱《远大前程》
相比《雾都孤儿》，不少英国读者更喜爱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远大前程》完成于1861年，是狄更斯后期的作品。《远大前程》也是孤儿题材，主题和《雾都孤儿》也非常接近。《远大前程》的主人公皮普和《雾都孤儿》的主人公奥立弗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无父无母的皮普是她的姐姐“一手”打大的，奥立弗是贫民习艺所“一手”打大的。做学徒的皮普想做个“上等人”，离开故乡到伦敦继承一笔神秘的财富开始自己的“远大前程”。奥立弗也向往伦敦，“他常常听贫民习艺所里的老人说起，好样的小伙子在伦敦衣食不用愁”。皮普在伦敦每况愈下，乐极生悲，一落千丈。奥立弗在伦敦落入黑社会的魔爪，险些丧命。《远大前程》与《雾都孤儿》不同的地方是作者对结尾的处理。《远大前程》的主人公皮普的远大前程破灭了。饱经沧桑漂泊异国的皮普回到故乡，凭吊郝薇香的老屋旧址，与艾丝黛拉相逢。受尽挫折心灰意冷的艾丝黛拉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两个人手拉着手，一同走出老屋的废墟。《远大前程》的故事结局，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体现了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雾都孤儿》的故事结局是光明的令人愉快的。幸运的奥立弗遇到了布朗劳先生。布朗劳先生认奥立弗做了儿子。“布朗劳先生一天又一天不断往他的养子头脑里灌输丰富的知识，随着他的禀赋得到发展，一切迹象表明他将成为老绅士希望看到的那样一个人”。贫苦的、被遗忘的、被抛弃的奥立弗在那个变幻无常的世上达到最圆满的境地，这是狄更斯的理想。《雾都孤儿》的故事结局，没有真实地表现生活，不能令人信服。相比《霧都孤儿》，《远大前程》更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不少英国人认为《远大前程》才是狄更斯最优秀的代表作”。
大卫·里恩与《远大前程》（《孤星血泪》）
1979年，《远大前程》出现第一个中文译本，即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王科一翻译的《远大前程》。尽管《远大前程》的中文译本出现比较晚，但是根据《远大前程》改编的电影很早就被引进到国内。1946年，大卫·里恩编导的电影《远大前程》摄制完成。1947年，该片获得第2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黑白片摄影和最佳黑白片艺术指导两个奖项。1948年，《远大前程》在上海上映，影片译名改为《孤星血泪》。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大卫·里恩版的《远大前程》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前身——作者注）译制完成，译制片沿用了《孤星血泪》的译名。《远大前程》译为《孤星血泪》，一是商业因素的考虑，二是电影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改动，突出了主人公皮普正直纯朴善良的本性，传达出对主人公皮普的同情与尊重。用《孤星血泪》做片名，符合改编者的创作意图，也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大卫·里恩版的《孤星血泪》被称为狄更斯著作改编电影中最杰出的一部。大卫·里恩对影片开头的处理极为成功，让狄更斯小说的经典场景重获新生：
皮普跪在坟头，他拔起一束凋残的玫瑰，把它扔在一边。他把土拍拍平，将那束冬青树枝搁在碑石前面。风在啸，皮普恐惶地向四周环视。一株古老的树像一具畸形古怪的人身一般。皮普在坟头前跃起身来，向石墙外奔跑，他撞在一个身躯强大衣着褴褛面目狰狞的汉子身上，皮普吓得大叫。
逃犯马格韦契从画外跃向皮普的镜头，让观众震惊不已。1946年的《孤星血泪》是大卫·里恩早期风格的作品。两年后，1948年，大卫·里恩又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改编成电影。大卫·里恩版的《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两部杰作，是狄更斯著作改编电影中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大卫·里恩的这两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运用镜头之凝练和节制，故事讲述之有力量，演员演技之传神，达到他早期风格的巅峰水平。
爱的主题贯穿狄更斯的作品
《雾都孤儿》和《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最家喻户晓的两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历经一个多世纪，在全世界不同国家被不断重印，数十次被改编成电影，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雾都孤儿》中的奥立弗和《远大前程》中的皮普是狄更斯故事的主角，他们在苦难中长大，历经挫折。在人生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他们都得到善良人的帮助和拯救，他们都有一个团圆的结局。
三个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三个月即使对于得天独厚的有福之人也算得上称心如意，而对于奥立弗说来更是人间天堂。一方以最纯正、最亲切的态度慷慨相待，另一方以最诚挚、最热烈的心情铭感深恩。无怪乎到这个短短的时期结束，奥立弗·退斯特同老太太和露梓小姐已亲如一家。炽烈的爱在他幼稚而敏感的心中燃烧，而她们也报以一片深情，并且把他引为骄傲。
这是小说《雾都孤儿》第32章的结尾。奥立弗在梅里太太、露梓小姐和洛斯本先生的照料下，开始过幸福的生活。梅里太太、露梓小姐和洛斯本先生是奥立弗遇到的贵人，但最令笔者感动的是用生命代价拯救奥立弗的南茜。南茜是盗窃团伙的成员，一生都在伦敦的街头和最下流的藏污纳垢之所度过。她在贼首赛克斯和费根的指使下拐走了已被梅里太太领养的奥立弗，使其重入贼窟。她感到悔恨和惭愧。为了保护奥立弗，她冒着危险把盗窃团伙的秘密告诉了布朗劳先生。奥立弗得救了，南茜却死在赛克斯的棍棒下。小说第33章至第53章即最后一章，是《雾都孤儿》的故事最好看的部分。狄更斯刻画最成功的人物是南茜，而不是奥立弗。
爱的主题贯穿着《雾都孤儿》，也贯穿着《远大前程》。《远大前程》的主角皮普成年后不守本分，图慕虚荣，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一笔神秘的遗产帮助皮普成为“上等人”，进入伦敦的花花世界。飞黄腾达的皮普贪图享受，忘恩负义，看不起乡下的老朋友乔。当皮普得知神秘的赞助人就是他儿时帮助过的逃犯马格韦契，皮普对远大前程的幻想开始破灭。随着马格韦契被捕，欠下一身债的皮普大病一场。皮普的远大前程彻底结束了。《远大前程》英文原名《Great Expectations》，直译应为一大笔遗产。这个“远大前程”是带有讽刺意义的。小说中的皮普是一个有很多缺点浑身瑕疵的人物，一度误入歧途。皮普最终迷途知返，回归良知，是乔无私纯朴的爱拯救了他。
那一次对待乔的薄情行为，长年累月使我心神不安。对于毕蒂，也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半夜醒来，我只觉得心情腻烦，老是想着，若是这一辈子没见过郝薇香小姐的面，安心伴着乔，守住那间正大光明的古老打铁间长大成人，那我的日子一定要比现在过得幸福，过得快活。也不知有多少个傍晚，孤单单一个人望着壁炉，就不禁觉得，世间的炉火再好，也比不上打铁间的那一炉火，比不上老家厨房里的那一炉火。
这段心理描写反映了皮普内心的挣扎。乔对皮普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皮普良知未泯，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这要归功于乔的引领。故事结尾，乔帮助皮普还清了欠债，留给皮普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好朋友。”
1860年12月，狄更斯在他的家乡肯特郡的盖茨山庄开始写作《远大前程》。1870年6月9日，狄更斯在盖茨山庄去世。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15部小说。他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社会，也给世界不同国度的读者带来了温暖。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二
1978年初，中国读者迎来外国文学名著的解禁，引发购买外国文学名著的热潮，改编自外国文学名著的电影受到观众的追捧：《简爱》《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悲惨世界》《尼罗河上的惨案》《苔丝》《伊豆的舞女》《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名单上的这些电影，都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完成，译制时间是1972年至1988年，这也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鼎盛时期。
夏洛蒂·勃朗特的黄昏遐想
2020年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逝世165周年。夏洛蒂·勃朗特一生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她的代表作《简·爱》（《Jane Eyre》）问世一百多年来，历久不衰。
《简·爱》在中国
1847年，小说《Jane Eyre》第一次出版，出版后引起轰动，1848年再版两次。1934年，《Jane Eyre》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译名《简·爱》，译者李霁野。迄今为止，小说《简·爱》有近60个中文译本。
20世纪50年代，国内评论界对于《简·爱》也和对于其它外国文学遗产一样，采取“外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当时对《简·爱》的评论，认为女主人公在盖茨黑德府的不幸童年和在洛伍德学校的艰难岁月这两部分是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苦难和资本主义的黑暗。”而小说的后两部分桑菲尔德段落和荒原庄段落，宣扬了爱情至上和宗教迷信，是应该批判的。桑菲尔德段落和荒原庄段落是《简·爱》最重要的部分，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过去我们用“反映现实”来检验《简·爱》，
这本书没有多少“合格”的内容。《简·爱》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没有被列为禁书，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肯定作者提出了男女平等的重大问题，肯定简·爱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并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二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重视。卡尔·马克思把夏洛蒂·勃朗特同狄更斯、萨克雷并列为光辉的一派英国小说家，认为他们“在真实而动人的描写中向世界揭露了比所有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总和还要多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对《简·爱》的评论中，有一种倾向，就是将其神圣化。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说：“我以为《简·爱》还是好。一是情操崇高，二是适合年轻人读，是爱情的好的教科书。年轻时不爱看此书，完了——感情上爱情上看不懂《简·爱》，是个大老粗。”
《简·爱》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就是没看过原著的人，也通过观看根据《简·爱》改编拍摄的电影，或者听电影录音剪辑等方式，十分熟悉简·爱的身世和她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1979年上映的英国故事片《简·爱》）（上海电影译制廠1972年译制）让简·爱的名字家喻户晓。
银幕上的《简·爱》
《简·爱》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有近30个影视改编版本。1944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故事片《简·爱》（主演奥逊·威尔斯、琼·芳登）被公认为所有版本中最经典的。但对于中国观众，知名度最高的版本是1970年苏珊娜·约克和乔治·斯科特主演的英国版《简·爱》。这个版本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李梓和邱岳峰用声音丰富了人物的形象：
简·爱：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
这段台词是上译厂厂长陈叙一翻译的，他也是《简·爱》的译制导演。在陈叙一的严格要求下，《简·爱》的配音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简·爱》的缺陷
上译厂译制的电影版《简·爱》和小说原著一样，都以“团圆”结尾。不同的是，小说中的简·爱是带着五千英镑遗产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两人结了婚，罗切斯特得到著名眼科医生的诊治，结果终于恢复了视力，“因此，我的爱德华和我都很幸福，尤其是使我们感到幸福的是我们最亲爱的那些人也同样幸福。”而电影版《简·爱》删去了简·爱获得她的叔叔留下5000英镑遗产这个情节。电影是这样结尾的：简·爱又回到桑菲尔德，桑菲尔德已被烧成一堆废墟。简·爱和罗切斯特在芬丁的庄园重逢，两人在长椅上低语着：
罗切斯特：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的。
简·爱：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
简·爱：我回家了，爱德华，让我留下吧。
电影的这个结尾抒情浪漫，因为爱情，简·爱又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而小说的结局是爱情与遗产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为何要让女主人公得到一大笔遗产？没有这笔遗产，简·爱也会重返桑菲尔德，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因为桑菲尔德府被烧毁，罗切斯特的疯子妻子在大火中丧生，简·爱和罗切斯特结合的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作者给了她的女主人公一大笔遗产，这样的安排是粉饰现实吗？是画蛇添足吗？解答这个问题，不能脱离小说女主人公生活的年代和小说作者的生活环境。简·爱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可选的职业屈指可数，除了做女教师，想要更好的东西是徒劳无益的。简·爱做家庭女教师，做乡村女教师，一年的薪水只有30英镑，男女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女性经济上不能自立自主。小说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提出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只好给了她的女主人公一笔遗产，安排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小说“大团圆”的结尾，是作者的一个遐想。
夏洛蒂·勃朗特一生与贫病为伍，1855年，夏洛蒂·勃朗特离世。夏洛蒂·勃朗特仅活了39岁，但是她的作品给后人留下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
历史深处的基度山伯爵
大仲马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基度山伯爵》在中国广受欢迎，流传不辍。
《基度山伯爵》为何有两个中文译名
“法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基督山恩仇记，原名《基度山伯爵》，根据大仲马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电影《基度山伯爵》开头的一段旁白，这段旁白是上译厂特意加上去的。为何要加上这段旁白，因为小说《基度山伯爵》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47年蒋学模翻译的《基度山恩仇记》。从1947年到1978年，中国大陆只有蒋学模的这个译本，《基度山恩仇记》这个译名深入人心。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蒋学模的译本，书名恢复为《基度山伯爵》。
1844年，大仲马在历史教师奥古斯特·马凯的帮助下，完成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基度山，原文为意大利文，意思是“基利斯督山”，是19世纪属于托斯卡纳国的一个有着富于宗教意味名字的小岛。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越狱后在基度山岛找到宝藏，成为亿万富翁后买下基度山岛，得到了基度山伯爵的头衔。在巨额财富和高贵身份的秘密保护下，爱德蒙·邓蒂斯开始了长达10年计划周密的报恩与复仇。很多读者喜欢《基督山恩仇记》这个译名，觉得有劲儿，快意。报恩与复仇是小说的主线，但不是它的主题。大仲马在100万字的小说结尾，留下了基度山伯爵的箴言，这也是大仲马要告诉读者的中心思想：“世界上没有快乐或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只是如此而已。只有曾身受过最深切的悲哀的人，才最能体会最大的快乐。摩莱尔，我们必须经验过死的痛苦，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所以，我心爱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等待和希望，这就是小说《基度山伯爵》的主题。写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度山伯爵》之前，大仲马是个剧作家。大仲马写戏总要先找最后一句台词，然后再倒回去结构全剧。或许大仲马也是这样构思《基度山伯爵》，先创造一个结尾：24年后爱德蒙·邓蒂斯留下人生箴言，带着海蒂离开马赛，离开基度山岛，远走天涯。然后再退回去写第一章《船到马赛》。爱德蒙·邓蒂斯19岁受恶人陷害，被捕关进伊夫堡，逃走的时候已经是33岁。囚居黑牢14年，爱德蒙·邓蒂斯是如何度过那些刀割似的漫漫长夜的，是等待和希望。越狱后成为巨富的爱德蒙·邓蒂斯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又是如何用了漫长的10年时间让仇人得到报应的，是等待和希望。爱德蒙·邓蒂斯的复仇方式是那样的精致、迟缓、深切，因为他要用同样的痛苦来回答仇人，以牙还牙。爱德蒙·邓蒂斯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复仇方式，是因为有财富和身份的秘密保护。大仲马给小说起名《基度山伯爵》，真是神来之笔。
《基度山伯爵》在中国流传甚广，它的中文译本有20多种，现在有的中文译本的名字依然叫《基督山恩仇记》。
《基度山伯爵》为何能成为经典
曲折的情节和精彩的对话，是小说《基度山伯爵》成功的秘诀，也是它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的主要原因。《基度山伯爵》十多次被美国和法国搬上银幕，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是法国高蒙影片公司1961年出品的同名电影。这部电影是在1976年作为“内部参考片”由上译厂译制完成的，1979年公映。上译厂译制这部电影时，《基度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简爱》这些影片都是作为“内参片”交给上译厂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上译厂却悄然崛起，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内部参考片”的艺术质量比较高，锻炼了队伍。二是经过20多年的探索、沉淀与积累，上译厂的译制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达到顶峰。法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基度山伯爵》，是一部台词见长的电影，孙道临用声音塑造的爱德蒙·邓蒂斯，永久地刻在观众的记忆里：“我只希望对这个人这么说：‘既然今天你的罪行已经当众被证实，既然你已经被揭露，不！我不要求你死罪，相反的我要你活下去，在你坠落和耻辱里活下去。你绝对逃不脱最严厉的惩罚，那惩罚就是要让你再也没有脸去见人。我没有权利剥夺你的生命，除非你自己愿意去死，想在死里忘掉一切。’”
法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的《基度山伯爵》在世界电影史上没有什么影响，在所有改编版本里也不是最出色的。但对于中国观众，这个版本是最经典的，是孙道临、毕克、邱岳峰、李梓、于鼎、刘广宁这些配音大师们把它打造成一部经典。這个版本的《基度山伯爵》后来在电视台一播再播。
《基度山伯爵》的文学地位不如《悲惨世界》吗？
《基度山伯爵》是一部历史小说。从1815年2月24日埃及王号大帆船到马赛港一直写到1839年10月6日爱德蒙·邓蒂斯和深爱他的海蒂离开基度山岛，乘着大白帆船浪迹天涯。故事背景跨越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代。大仲马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法兰西这段历史。大仲马要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他的重心是放在曲折生动的情节上，而不是解剖当时的社会生活。大仲马是这样说的：“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有评论认为，“与大仲马同时代而且同属浪漫主义流派的雨果所写的《悲惨世界》，却能以感人的艺术笔触，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甚至正面描写了1832年巴黎起义。因而在文学史上，《悲惨世界》高于《基度山伯爵》。”《基度山伯爵》并非没有接触社会生活，而是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幅时代画卷。一百万字的巨著，沿着历史的隧道七弯八拐：年轻的船员爱德蒙·邓蒂斯蒙冤入狱被打入伊夫堡的黑牢，后越狱成功化身为基度山伯爵跻身上流社会开始报恩复仇。他的三个仇人：弗南娶了美茜蒂丝为妻，后因为“战功”晋升为法国贵族院议员马瑟夫伯爵；检察官维尔福摇身一变当上了巴黎检察长，邓格拉司成为大银行家。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法国小说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三仲马传》一书中这样写道：“对于大仲马，我们可以说的，他不是将小说举到了历史的高度，这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都不情愿的。我们要说的是：他将历史与小说演化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典型人物，一起搬上大众的舞台，推到构成他的观众的广大民众面前；在这一舞台聚光灯的照射下，历史与小说融合在一起，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的光彩，给各民族带来喜悦，并将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流传下去，为后人所喜爱。”
《基度山伯爵》对法国上流社会的腐朽黑暗是有所揭露的。大仲马刻画检察官维尔福这个人物时，强调了他阴险的一面，但没有把他脸谱化：
他急于想把这次会见告一结束，所以他推开她，把门重重地关上，像是要把他的痛苦关在外面似的。但内心的痛苦是不能这样被驱逐的，像维吉尔所说的命运之箭一样，受伤的人得永远带着它。他走进去关上了门，他像呜咽似的嘘出了一声叹息，倒入一张椅子里。
大仲马在小说中表达了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们伸张正义的愿望。小说的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的复仇方式不是采用暴力，而是用智慧、耐心、深沉的方式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仲马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也是读者所期待的。这是《基度山伯爵》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小说《基度山伯爵》最大的弱点是宣扬金钱万能。爱德蒙·邓蒂斯从伊夫堡越狱后在基度山岛找到宝藏，“他并不想整天地去望着那些黄金和钻石，或留在基度山上，像一条龙似的守着那些无用的宝藏。他现在必须回到生活中，回到人群中，到社会里去重新获得地位，势力和威望，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钱才能使人获得这一切——钱是支配人类最有效和最伟大的力量。”
爱德蒙·邓蒂斯的这段内心独白，也是大仲马要表达的观点。找到宝藏的爱德蒙·邓蒂斯成为亿万富翁，化身基度山伯爵，跻身上流社会，用10年时间精心策划、周密安排，让他的仇人一一得到报应：维尔福发了疯、弗南自杀身亡、邓格拉司破产一夜间白了头发。爱德蒙·邓蒂斯之所以能够如此精致、如此迟缓、如此深沉地完成他的复仇计划，除了坚定的目标、智慧、勇气，还有就是金钱和势力的保护。在金钱和势力的保护下，爱德蒙·邓蒂斯变换各种身份，打通所有关系，清除一切障碍。在大仲马的笔下，金钱是万能的。它可以取得一切享乐，可以达到任何愿望，可以成就任何事业。大仲马表达金钱至上的思想影响了整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因而在文学史上，《基度山伯爵》的地位不如雨果的《悲惨世界》。
《肖申克的救赎》灵感来自《基度山伯爵》
1982年，美国作家斯蒂芬·金出版了由4个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合集《Different Seasons》。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奥斯卡奖7项提名的《肖申克的救赎》。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可以看到《基度山伯爵》的影子：前程似锦的年轻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关进肖申克监狱时是1948年，此后27年在监狱中度过，直到1975年越狱成功。他在牢房的水泥墙挖了一个洞，挖的这个通道连着污水管，通往监狱半英里外的一条小溪。安迪用敲石头的锤子挖了27年。他的信念和大仲马笔下的爱德蒙·邓蒂斯一样坚定。越狱后也是得到一个新身份，也有很多钱。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有一个副标题：春天的希望。希望是《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也是《基度山伯爵》的主题。斯蒂芬·金一定是喜爱大仲马的，《肖申克的救赎》结局也是让主人公奔向蔚蓝的大海。斯蒂芬·金的原著没有让越狱后的安迪复仇，复仇的情节是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改编电影时加上去的。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也一定酷爱《基度山伯爵》，安迪复仇的方式也是那么智慧，那么慢条斯理、深思熟虑。坏蛋典狱长诺顿最后得到应有的报应，饮弹自尽。《肖申克的救赎》结尾，安迪留给瑞德一封信：“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逝的。我希望这封信会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时候，你过得很好。”这让我想起小说《基度山伯爵》的最后一章，爱德蒙·邓蒂斯留给摩莱尔的那句人生箴言：“我心爱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悲慘世界》来敲门
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读者。历史学家莫洛亚说：“今天，时间已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一部人类思想产生的伟大作品而为全世界所接受。冉阿让、米里哀主教、沙威、芳汀、德纳第夫妇、马吕斯以及珂赛特……在为数不多的世界意义的小说人物群像中占有一席之地。”
《悲惨世界》在中国
1978年5月，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完成故事片《悲惨世界》。影片开始，是配音演员毕克的旁白：“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不会是没有用的——维克多·雨果”
译制片《悲惨世界》在国内上映时，小说《悲惨世界》中文译本尚未出齐。《悲惨世界》的中译本共分五卷，由曾留学法国的翻译家李丹和方于夫妇合译。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第一卷和第二卷，1978年再版第一卷和第二卷，1980年出版第三卷、第四卷，1984年出版第五卷。第一卷至第四卷译者署名李丹，李丹1977年去世，没能看到第三、四卷出版。第五卷的翻译由方于完成，出版后署名李丹、方于。
银幕上的《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被多次改编成电影。1958年民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故事片《悲惨世界》和2012年根据同名音乐剧改编的歌舞片版《悲惨世界》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两个版本。
1958年版《悲惨世界》由让·保罗·勒夏努瓦执导，饰演冉·阿让的让·加班、饰演德纳第的布尔维尔都是法国著名的演员。1958年版《悲惨世界》是雨果著作改编电影中比较成功的一部，忠实于原著，演员表演精彩万分，片中全是活生生从雨果的小说中冒出来的人物，让·加班饰演的冉·阿让尤其传神。
1978年，上译厂接到中国电影公司下达的译制《悲惨世界》的任务，当时正是上译厂的鼎盛时期，剧本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教研室集体翻译，卫禹平、孙渝烽、伍经纬三人联合担任译制导演，排出一流的配音演员阵容：胡庆汉配冉·阿让、刘广宁配芳汀、尚华配沙威、邱岳峰配德纳第、童自荣配马吕斯、丁建华配珂赛特、于鼎配米里哀主教、毕克担任旁白。
译制片《悲惨世界》上映时，原著的中文译本只出版了第一部《芳汀》和第二部《珂赛特》，中国读者是通过看上译厂的这部译制片才知道小说是如何结束的。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对带动外国文学名著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很多读者的外国文学名著阅读史是从看译制片开始的。
音乐剧《悲惨世界》的主角是珂赛特吗
2002年，雨果200周年诞辰，百老汇版本的音乐剧《悲惨世界》来到中国，在上海大剧院连演21场，观众如痴如醉。2013年，汤姆·霍伯执导，休·杰克曼、罗素·克劳、安妮·海瑟薇、阿曼达·塞弗里德等主演，根据同名音乐剧改编的歌舞片《悲惨世界》在中国内地上映。看过音乐剧现场版和根据音乐剧改编的电影版的观众都知道，同名音乐剧和原著一样，珂赛特只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最中心的人物是冉·阿让。
为什么同名音乐剧的海报“招牌”人物是珂赛特呢？珂赛特是雨果成功塑造的人物，《悲惨世界》第二部《珂赛特》中孟费郿的树林一幕是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之一：“那人走得相当快，珂赛特也不难跟上他。她已不感到累了。她不时抬起眼睛望着那个人，显出一种无可言喻的宁静和信赖的神情。从来不曾有人教她敬仰上帝和祈祷。可是她感到她心里有样东西，好像是飞向天空的希望和欢乐。”雨果擅长塑造儿童形象，珂赛特和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是《悲惨世界》两个生动和感人的儿童形象。将童年珂赛特作为音乐剧海报的“招牌”人物，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冉·阿让拉着珂赛特的手穿过孟费郿的树林的感人画面。音乐剧海报突出珂赛特的苦难儿童形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化了《悲惨世界》的主题：“单看到男子的悲惨生活并不算什么，应当看看妇女的悲惨生活；单看到妇女的悲惨生活也不算什么，还得看看孩子的悲惨生活。”
《悲惨世界》的主题：不公的社会、悲惨的世界
作家王安忆在《解读<悲惨世界>》一文中说，《悲惨世界》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也就是冉·阿让的苦行、苦修。”
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是从1795年开始的。冉·阿让，一个安分守己的修树枝工人，为了他姐姐的7个孩子免于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罪，成了土伦的苦役犯。他被关了19年，从牢里出来时已经46岁了。出狱后的冉·阿让带着那张监狱发给他的黄护照走进迪涅城，所有的门都敲过了，没有一个地方不把他撵走。接下来是冉·阿让一生中的第二次偷东西，在卞福汝主教（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家偷了银餐具。警察带着冉·阿让和他的赃物来到主教家：
“呀！您来了！”他望着冉·阿让大声说。“我真高兴看见您。怎么！那一对烛台，我也送给您了，那和其余的东西都是一样，都是银的，您可以变卖二百法郎。您怎么没有把那对烛台和餐具一同带去呢？”
卞福汝主教的善行感化了冉·阿让，冉·阿让弃旧从新，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那位主教所期望于他的，他都已躬行实践了。那不仅是种改变，而是再生。”化身马德兰先生的冉·阿让当上了滨海小城蒙特勒伊的市长，生活安逸，有保障，有希望，他只有两个心愿：埋名、立德；远避人世、皈依上帝。就在冉·阿让庆幸自己难得的余生的时候，警察沙威出现了。雨果创造沙威这个人物，是给冉·阿让的救赎道路设置的最大一个障碍。芳汀的悲惨下场、警察沙威的纵恣暴戾、商马第案件，严重的危机之后，又继以严峻的考验。“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活动。”这是《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七卷第三章《脑海中的风暴》开头的一段话。冉·阿让为了不使无辜者成为牺牲品，经过十分痛苦的思想斗争，选择走上法庭自首；为了实现对芳汀的承诺，冉·阿让再次逃跑，从德纳第夫妇的魔爪中救出珂赛特。时间到了1831年，故事的空间转换到了巴黎，雨果把读者带到巴黎卢森堡公园一条僻静的小路，带到普吕梅街的一所房子的花园，我们在这里可以有片刻的愉悦，因为马吕斯和珂赛特相爱了。
雨果带给读者的宁静是暂时的，冉·阿让从一个暗礁又撞到另一个暗礁。警察沙威是当时下层官僚群体的缩影，沙威像狼一样追捕冉·阿让，还有德纳第为代表的黑恶势力也在追踪冉·阿让。威胁无处不在，恐怖笼罩巴黎。《悲惨世界》的最后两部，反对七月王朝的人民起义与街垒战斗占了大量的篇幅。可敬的马白夫先生、少女爱潘妮和儿童小伽弗洛什在战斗中牺牲了，冉·阿让背着中弹昏迷的马吕斯从下水道逃出来。起义被政府军镇压了，受到良心折磨的警察沙威跳塞纳河自杀。“沙威是一个标准的尽职尽责的警官。那么，有责任的是谁呢？是谁让沙威那么残酷无情，那么地‘恶’（同时也是悲惨的）呢？”
摆脱了沙威的冉·阿让无法摆脱自己过去是苦役犯的阴影，为了不影响马吕斯和珂赛特的生活，冉·阿让主动对马吕斯说出自己是苦役犯的实情：“好好地继续过你们幸福的生活吧！好像在天堂一样，做一个天使的天使，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请对此感到满足，不要去管一个可怜的受苦人是以什么方式向您开诚布公和尽他的责任的。在您面前是一个悲惨的人，先生。……我只需要一种赦免，那就是我自己良心的赦免。”冉·阿让在卞福汝主教的指引下，早已走上救赎的正路。那么，是谁让冉·阿让的救赎道路如此曲折漫长、如此荆棘丛生？
冉·阿让、芳汀、爱潘妮、小伽弗洛什、沙威……，这些人物不幸的遭遇，让笔者想到《悲惨世界》的主题：不公的社会、悲惨的世界。
《悲惨世界》是雨果写给全世界读者的书。1812年10月18日，雨果在致米兰《悲惨世界》意大利文出版商达埃利先生的信中写道：“凡是有人无知和绝望的地方，凡是妇女出卖自己换取面包的地方，凡是孩子因没有给他教育的书、因没有给他温暖的家而受苦的地方，《悲惨世界》这本书会来敲门，说：“开开门，我来找你的。”
不朽的苔丝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哈代的名字是和《苔丝》画等号的。1982年，英法两国合拍的故事片《苔丝》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完成，上映后引起轰动，哈代的读者范围迅速增加，国内学术界对小说《苔丝》的研究蓬勃开展。
1891年，托马斯·哈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哈代為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1924年，小说被改编成无声电影。1978年8月7日，英法合拍、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故事片《苔丝》开机拍摄。这天拍摄的戏是德国女演员娜塔莎·金斯基饰演的苔丝和英国男演员利·劳森饰演的亚雷在果园的一场戏：
苔丝：让我自己摘来吃吧。
亚雷：别难为情，堂妹妹。吃吧。好，还有这一朵。应该别在这儿，真的。你就像一束鲜花，怎么啦？
苔丝：花上有刺。
亚雷：啊，美是要付出代价的。
苔丝：我的肚子不饿，真的不饿。
亞雷：没的事。临走你总得吃点东西。你回去还有好一段路呢。我一定想法帮你的忙。不过，苔丝，不要再冒充德伯维尔了，你姓德比菲尔，懂吗？这不是一个姓。
苔丝：我爱自己的姓。
《德伯家的苔丝》适合被改编成电影，因为小说中充满了巧合，富有戏剧因素。苔丝的悲剧，如果不是因为巧合就不会发生。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苔丝》这部影片是根据托马斯·哈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描写在一个人类的行为被阶级差别和社会偏见所左右的世界上，单纯和无知是如何被出卖的，并对其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折磨苔丝一生的种种苦恼都来自一些小小的偶然事件。如果她父亲醉酒后没有遇见那位牧师向他透露他的贵族出身，悲剧就不会发生，苔丝可以一辈子过着无忧无虑的多塞特农民的生活，而不会遇上德伯家的公子亚雷，也不会被强奸，最后更不会死在绞刑架上。”
小说中尽管充满了巧合，但这些巧合是哈代表达人生观念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巧合是置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框架之下的。哈代从威塞克斯农村的变迁中，发现了人民的悲剧。苔丝的悲剧，是她所处经济、政治和阶级地位导致的，苔丝是宗法制度的牺牲品，这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中苔丝将被亚雷诱奸之前，以作者之口发出诘问：“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呢？哪儿是她一心信仰、护庇世人的上帝呢？”哈代笔下的亚雷就是一个恶棍，他不仅是苔丝的诱奸者，也是资产阶级邪恶的代表。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在挑选饰演亚雷的演员时，扮相标准完全按照哈代对亚雷外貌的描写：“他差不多得说脸膛深色，两片厚嘴唇，虽然红而光滑，样子却没长好；其实他不过二三十岁，但是嘴上却早已留了两撇黑八字须了，修得很整齐，两个尖儿朝上撅着。虽然他全身的轮廓带着一些粗野的神气，但是在他脸上和他那双滴溜溜转的眼睛里，却含着一种特殊的力量”遗憾的是饰演亚雷的演员的表演文质彬彬，富有人情味，不像是哈代笔下的亚雷。
在小说中，亚雷诱奸苔丝，造成对苔丝的巨大伤害。但最后导致苔丝悲惨结局的是克莱对苔丝的抛弃：
这种命令里的严厉意味，叫苔丝听来，真是万箭攒心；她，现在明白他怎么看待她了。他一定是把她看成了一个对他彰明较著地玩弄骗局的女人了。但是一个女人，即便做了她做的这种事，难道就应该受这样的惩罚吗？不过她不能再跟他辩驳。她只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不来找我，我千万不要去找你？”
“正是。”
“我写信给你成不成哪？”
“哦，那倒可以——如果你有灾有病，或者你需要什么，你就不妨写信给我。不过我希望不会有那种事；所以也许将来还是我先写信给你。”
“你的条件，安玑，我都同意。因为我该受什么惩罚，只有你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不过——可别严厉到叫我受不了的程度！”
小说的这个段落，被导演波兰斯基用到影片中。饰演克莱的演员表现出了人物软弱无能的一面，但没有表现出人物的复杂性，克莱为什么值得苔丝为之献身，演员表演得不够充分。
由于哈代在小说中的一些关键段落用大量的心理描写而不是用对话来表达情感，波兰斯基和作家杰勒德·布雷奇、约翰·布朗约翰三个人编写了长达320页的《苔丝》电影剧本。
小说的最突出成就是塑造了苔丝的形象。导演波兰斯基在决定拍摄《苔丝》的时候，选中17岁的德国演员娜塔莎·金斯基饰演苔丝，这对未来影片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娜塔莎·金斯基惊人的美吸引了制片人，事实证明，她赋予角色以一种沉静的力量，她的表演征服了观众。
哈代的小说非常形象化，有突出的视觉效果。电影《苔丝》两位杰出的摄影师杰弗里·昂斯沃思和吉斯莱因·克洛奎特拍摄的画面达到了绘画大师作品的质量，令人难忘。
1979年10月25日，拍摄周期长达9个月，放映时间近3个小时的电影《苔丝》首映式在联邦德国举行。影片随后在法国和美国上映，获得巨大成功，3项凯撒奖，6项奥斯卡提名。2年后，中国进口电影《苔丝》，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完成译制。中国引进电影《苔丝》的年代，正是上译厂的鼎盛时期。《苔丝》的剧本翻译是赵国华和叶琼。叶琼是上译厂的老翻译。上译厂的剧本翻译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英语翻译。有些影片发到上译厂配音的时候，连原文剧本都没有，中文剧本全是靠翻译们听原片录音，先把台词记录下来，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据赵国华回忆：“剧本初稿就是按口型翻译的，每句台词都按口型的节奏，使得演员能够有的放矢地揣摩角色”。《苔丝》的译制导演是杨成纯。杨成纯也是出色的配音演员，曾给日本电影《追捕》中矢村警长配音，他的声音被比作上译厂的“萨克斯管”。《苔丝》中给苔丝配音的是刘广宁：
苔丝（刘广宁）：有时候可以使灵魂离开肉体只要晚上躺在草地上，看着亮晶晶的星星，要全神贯注地看，慢慢地你就觉得……飘了起来。远离自己的肉体，它对你是多余的。
这段台词不长，是《苔丝》中最美的配音段落。这场戏是在奶牛场，苔丝遇见克莱，重新点燃起希望。这也是原小说非常精彩的章节。一位影迷说，“刘广宁天使般的声音赋予了这个德比郡的农家少女一种近乎圣洁的光辉。”电影《苔丝》是世界电影史上的杰作，以刘广宁、童自荣、乔榛、毕克、苏秀、李梓、孙渝烽、戴学庐、赵慎之、王建新、程晓桦组成的配音班子，把电影《苔丝》打造成了一部译制片杰作。
译制片《苔丝》上映后，引起轰动，苔丝的名字在中国广为人知，哈代的读者范围迅速增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被译介到中国，1934年10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吕天石翻译的《苔丝姑娘》，1936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严恩椿的译本《黛丝姑娘》，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20世纪50年代，张谷若的译本屡次再版。张谷若是与傅雷齐名的翻译大家，他的译本被公认为经典译本。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哈代的小说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译介，但哈代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接受，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译制片《苔丝》上映之后。电影《苔丝》极大推动了哈代作品在中国的接受。
21世纪初，教育部推出一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被列入其中。
“如果你透过任何喜剧的表面去观察，你看到的是悲剧；相反，如果你对悲剧更深刻的问题视而不见，你看到的就是喜剧。”（哈代语）。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对当今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三
改革开放后，美国电影恢复在中国的放映。好莱坞对改编文学名著一直乐此不疲，原因之一是小说的读者群是影片的票房保证。《魂断蓝桥》《蝴蝶梦》《乱世佳人》《包法利夫人》（2014年美国版）都是好莱坞的名作，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
难忘的《魂断蓝桥》
电影《魂断蓝桥》改编自1930年剧作家罗伯特·E·舍伍德的同名舞台剧。罗伯特·E·舍伍德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次奥斯卡最佳电影剧本奖（电影《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年代》）。《魂断蓝桥》第一次被拍成电影是在1931年，由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制作，它基本上忠实于原作。1939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买下《魂断蓝桥》的电影版权，编剧 S.N.贝尔曼、汉斯·雷缪、乔治·弗罗薛尔对原作进行了重新改编。这次重新改编的电影和原作不同，它用回忆的形式讲述英国青年军官罗伊上尉和芭蕾舞演员玛拉的爱情故事，强烈的浪漫气息贯穿影片：
烛光俱乐部内，乐队指挥向客人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支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华尔兹。”
玛拉：“这些蜡烛是什么意思？”
罗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苏格兰民歌《一路平安》乐声起。
罗伊、玛拉随着悠扬的乐曲步入舞池。他们翩翩起舞，她深情地望着他，他也凝视着她。
乐队队员一个个在完成自己声部的演奏之后，相继用小盖帽盖灭蜡烛。厅内逐渐暗下来。最后只剩下一把小提琴独奏。窗帘拉开，窗上映着伦敦的夜景。小提琴手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盖灭最后一支蜡烛，大厅全暗。罗伊、玛拉久久含情相望，拥抱，长吻。音乐停止，合唱起。
这个爱情场面是影片最经典的段落。罗伯特·泰勒（饰演罗伊）和费雯·丽（饰演玛拉）的表演，使观众完全陶醉其中。《魂断蓝桥》是费雯·丽继《乱世佳人》之后出演的第二部电影，是她演技生涯中重要的一笔。1967年7月7日，53岁的费雯·丽病逝。7月8日晚上10点，伦敦西区所有剧院熄灯一小时，以示对费雯·丽的怀念。
电影《魂断蓝桥》拍摄于1940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影片开始，已经担任上校的罗伊即将开赴法国。出发之前，他来到伦敦滑铁卢桥，依在桥栏杆上，看着匆匆流去的河水，拿出一个象牙雕的“吉祥符”回忆20多年前的往事。这是影片的序曲，引出一段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空袭中，上尉罗伊和芭蕾舞演员玛拉跑进伦敦地下铁道，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战争作为背景，罗伊和玛拉从相爱到分离，从重逢到永别。《一路平安》的音乐在影片中反复出现：
苏格兰民歌《一路平安》由弱渐强。
罗伊和玛拉在人群中舞着。
罗伊：“记得吗？我们到哪儿，这支曲子都跟着我们，今天晚上跟到了这儿。”
玛拉在想着什么。她看着罗伊，视线迅速移到罗伊的臂章上。她的眼睛里闪现出难以察觉的恐惧、忧虑、痛苦、失望，虽然脸上还罩着淡淡的微笑。
这是《一路平安》乐曲在影片中的第四次出现。罗伊从前线回来，在滑铁卢车站见到玛拉。在罗伊家中举行的舞会上，玛拉心神不安，去意徘徊。
《一路平安》是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整理的一首苏格兰民谣，后被人谱曲。故事片《魂断蓝桥》采用这首歌作为主题曲，随后，这首歌传遍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一路平安》在我国有几种译法，如《过去的好时光》《友谊万岁》《友谊地久天长》等。在《魂断蓝桥》中，它是一首“离别之曲”，被译为《一路平安》。
《魂断蓝桥》是好莱坞电影情节剧的代表作。全片情节快速推进，高潮不断出现。导演茂文·勒鲁瓦手法简洁、流畅。影片以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影片结尾，《一路平安》音乐声再次响起：
20年后的罗伊，头发已斑白，穿着上校军服，在滑铁卢桥栏杆旁，望着手里拿着的“吉祥符。（画外玛拉的声音）：“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有爱过，以后也不会。这是真话，罗伊，我永远也不……”（强烈的苏格兰民歌《一路平安》将玛拉最后的声音淹没。）歌声在夜雾的滑铁卢桥上空回荡。罗伊坐上汽车，汽车驶去。
《魂断蓝桥》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我国上映。1975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开始译制《魂断蓝桥》。据乔榛回忆：“那时没有原文本，都是听译。拷贝有的很旧，像《魂断蓝桥》就是40年代在上海放烂的一个拷贝。怎么办？就把那个断了好几十处的片子，愣听出来，没剧本呀，愣听出来。听一句译一句，断片处愣是通过语言逻辑来弥补。”198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魂断蓝桥》公映（剧本翻译：赵国华、朱晓婷，译制导演：伍经纬，主要配音演员：刘广宁、乔榛、李梓等）。影迷朋友说：“乔榛的台词像一杯加入了苏打和冰块的威士忌，调制得恰到好处，浓淡适度，醇香宜口。”
昨夜我又一次梦游曼德利
希区柯克一生执导了53部故事片，5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1940年的《蝴蝶梦》是希区柯克闯荡好莱坞的第一部作品，获得11项奥斯卡奖提名。希区柯克凭借此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小金人。
《Rebecca》為何译为《蝴蝶梦》
1938年，英国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小说《Rebecca》在伦敦出版。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来写，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一个带有神秘气氛的爱情故事。Rebecca（中文译为：吕蓓卡或丽贝卡）是小说男主人公迈克西姆·德温特的前妻、曼德利庄园已逝的女主人。丽贝卡从未出现过，却无处不在，像一个幽灵挡在德温特和他年轻的新娘“我”之间。丽贝卡的心腹、曼德利庄园的女管家丹弗斯太太崇拜死去的丽贝卡，嫉恨“我”成为新一任女主人。丽贝卡的幽灵和丹弗斯阴森森的眼光缠绕着“我”。“我”摆脱不了丽贝卡的鬼影，辗转反侧，乱梦迷离。
“昨夜我又一次梦游曼德利”，这是小说开头的话。此时曼德利已不复存在，“我”在数百里开外异国他乡的一家旅馆里，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利。
《蝴蝶梦》是现实主义作品。它采用了许多梦境、幻觉、预感、象征、隐喻的手法，使作品带上了许多浪漫主义色彩。20世纪40年代初，电影《Rebecca》引进到国内，在上海上映，片名译为《蝴蝶梦》。这个译名体现了影片带有的神秘气氛和浪漫色彩。1979年，电影《蝴蝶梦》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198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译制片《蝴蝶梦》在全国上映。
1980年，小说《Rebecca》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该译本由林智玲和程德共同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被译为《吕蓓卡》。同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高长荣、谢素台翻译的另一个《Rebecca》的译本，这个译本采用电影的译名，译为《蝴蝶梦》。之后《Rebecca》的几个中文译本，都沿用了电影的译法。
电影《蝴蝶梦》不是希区柯克的作品？
1938年1月，希区柯克读了即将出版的小说《蝴蝶梦》的校样，非常想把它拍成电影。美国电影制片人塞尔兹尼克也读了小说的校样，对购买小说《蝴蝶梦》的电影版权同样抱有极大的热情。8月5日，《蝴蝶梦》出版。4周后，小说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以5万美元的价格将电影版权卖给了塞尔兹尼克，条件是塞尔兹尼克向她作出保证将会忠实于原著。1939年3月1日，应塞尔兹尼克的邀请，希区柯克乘“玛丽皇后号”离开英国，前往他的新家园——美国。4月1日，希区柯克正式加盟“塞尔兹尼克国际影片公司”，开始了和塞尔兹尼克长达7年的合作。希区柯克对《蝴蝶梦》着迷，脑子里一直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典型情境：“我记得曾设想过，要想让它具有银幕感，办法只有一个：开头的字幕背景就是一个大特写，表现船侧的一个巨大的铆钉。随着字幕的滚动，镜头向后移，慢慢地，非常慢地……直到两个小时后，在最后一个长镜头中，观众才看到整条船。这时我再叠上‘剧终’的字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了”。希区柯克要把《蝴蝶梦》打造成一部英国现代‘新哥特式’的恐怖电影，显然背离了原著的精神。小说《蝴蝶梦》的整个情节多少带有“哥特式小说”的神秘气氛，但它不是一部悬疑小说，而是一部情感小说。如达芙妮·杜穆里埃所说：“《蝴蝶梦》是关于嫉妒的一项研究”。行为不端的丽贝卡为什么会死在迈克西姆·德温特的枪口下，因为丽贝卡得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她预谋对德温特撒谎，故意激怒德温特，希望德温特杀死她，让德温特犯死罪。她死了也要看着德温特在地狱里受苦。阴险的女管家丹弗斯为什么对曼德利庄园的新一任女主人“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将取代丽贝卡的位置。小说结尾，丹弗斯得知已无法阻止“我”取代德温特夫人的位置，便纵火烧毁了曼德利庄园。嫉妒让丽贝卡和丹弗斯活似两个魔鬼。
“杜穆里埃构建了一把衡量当代女性情感的比例尺”（斯蒂芬·金语）。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小说的女主人公“我”和弗兰克（迈克西姆·德温特的代理人）沿着车道走回曼德利庄园时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谢谢你的好心，弗兰克，”我说，“你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觉得自己非常笨，不善于待人接物，因为以前没必要和人接触。我心里老是在猜想曼德利从前的情景。过去的女主人无论是出身还是教养都无愧于这座庄园，处理问题轻松自如。我天天都在想，我所缺乏的自信、仪态、美貌和聪明才智她全都具备——啊，这些素质对于一个女人是何等重要！没办法呀，弗兰克，没办法。”
“你所拥有的素质同样重要，甚至比那些还重要得多。也许我说话有些冒失，因为我对你并不了解。我是单身汉，对女人知之不多。你知道，在曼德利这地方，我的生活比较单调，但要让我说，善良、诚恳以及——请恕我冒昧——以及谦逊，对于男人，对于做丈夫的来说，其价值远远大于天底下任何一种才智和美貌。”
《蝴蝶梦》是关于嫉妒的一项研究，也是关于爱情的一项研究。曼德利庄园的新女主人“我”在丽贝卡神秘的阴影下生活，因为“我心里幻想出一幅幅虚构的图像，兀自坐在那儿观赏，我始终没有勇气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如果我摆脱腼腆，向前走一步，迈克西姆早在四五个月前就会把一切对我讲明”。如何走出婚姻中的困境，小说作者杜穆里埃给读者开出了一张良方：勇敢面对，说出你的秘密。
《蝴蝶梦》是情感小说。尽管书中充满令人不安的浪漫氛围，尽管丽贝卡的死因扑朔迷离，但它不是悬疑小说。希区柯克想把它拍成悬疑片，按照他的设想写出的剧本被塞尔兹尼克否决了。1939年6月，希区柯克收到塞尔兹尼克写给他的一份备忘录：“我们买下了《蝴蝶梦》为的是把它搬上银幕，而不是把一部大获成功的小说改得面目全非。”在备忘录的结尾，塞尔兹尼克写道：“我很遗憾，但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重写剧本，或许该换个人来写。”
希区柯克最初的剧本保留了小说原著结尾部分：迈克西姆·德温特过失杀人，造成丽贝卡死亡。这件事德温特瞒过了所有的人。丽贝卡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临死之前想把丈夫德温特也拉下地狱，这件事丽贝卡也瞒过了所有的人。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找到贝克医生，贝克医生掌握丽贝卡的病情。朱利安上校给出的结论是自杀。丽贝卡死亡的秘密永远隐藏在静悄悄的大海深处。这个最富有悬疑色彩的结尾也被改掉了。因为根据当时好莱坞“电影制片法”的规定，“男主人公德温特不能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没有因过失杀人而受到惩罚。在男女主人公幸福美满的大结局中决不能隐藏这种罪孽。必须让丽贝卡死于意外，否则这一情节不能保留。”
1939年9月7日，修改后的剧本定稿。9月8日，电影《蝴蝶梦》开始拍摄。希区柯克抱怨说：“这都快成了一部塞尔兹尼克的电影了。”
1962年8月，希區柯克在纽约接受法国导演富朗索瓦·特吕弗采访。提及《蝴蝶梦》时，希区柯克说：“这不是希区柯克的作品”。
天才的导演和天才的演员
除了希区柯克本人，恐怕没有人会否认电影《蝴蝶梦》是希区柯克的代表作。只不过它不是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片。塞尔兹尼克坚持要忠实于原著，对剧本、演员、剪辑都要插手，管得太多，对此希区柯克一直耿耿于怀。两个人都执着，都追求完美，都才华横溢。准确地说，电影《蝴蝶梦》是塞尔兹尼克和希区柯克两个人共同的作品。1940年，电影《蝴蝶梦》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黑白片摄影等11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黑白片摄影两项奥斯卡奖。塞尔兹尼克和希区柯克两个人的功力合在一起，才有此成绩。希区柯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场景调度和镜头的安排。希区柯克的视觉风格在影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希区柯克通过影像制造出一种悬疑的蒙太奇，将原著中关于谎言与梦的令人不安的力量表现出来。很多镜头令人难忘，封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深夜，汽车在通往曼德利的公路上疾驰。迈克西姆·德温特和弗兰克在汽车上。
弗兰克：“她在电话里说她在等你吗？”
迈克西姆：“我让她去睡，她不听，唉，我希望这车走得越快越好。”
弗兰克：“您担心什么，迈克西姆？”
迈克西姆：“我预感要出什么事，弗兰克！”
曼德利的夜景。楼房里，蜡光在游动。管家丹弗斯太太举着蜡烛穿过几间屋子，朝“我”的屋子走去。“我”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小狗卧在“我”的身边。
丹弗斯走近“我”，她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盯视着“我”。
电影《蝴蝶梦》中饰演迈克西姆·德温特的演员是英国的劳伦斯·奥利弗。1939年的《呼啸山庄》和1940年的《蝴蝶梦》让劳伦斯·奥利弗在好莱坞一举成名，他因此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提名。在劳伦斯·奥利弗长达近70年的戏剧电影表演生涯中，共10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1947年，劳伦斯·奥利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可以在电影界立足，也有机会成为伦敦西区的第一流舞台演员。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不难的。但我的眼睛始终盯住那岩石嶙峋的山峰之巅。我觉得我的年龄和体力都是够我去攀登高峰。而如果我安于现状，待在峡谷里养尊处优，那么，一旦我再想攀登高峰，就无疑会有跌断颈骨的危险”。1949年，劳伦斯·奥利弗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哈姆雷特》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等四项大奖。
电影《蝴蝶梦》中女主人公“我”由22岁的琼·芳登饰演。琼·芳登因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提名。一年后，琼·芳登凭借希区柯克的《深闺疑云》再次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女演员提名并最终获奖。琼·芳登是唯一一位凭借希区柯克的电影捧得小金人的演员。
电影《蝴蝶梦》成就了希区柯克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希区柯克硕果累累的高峰期由此开始。
记忆并未随风而逝
《飘》在中国
1936年，玛格丽特·米切尔历时10年创作的小说《Gone with the Wind》（书名直译应为“随风而逝”）出版。Gone with the Wind引自英国诗人欧内斯特·道生的诗句，也出自书中女主人公思嘉之口：“陶乐现在依然无恙吗？还是也已随着那横扫过佐治亚州的一阵狂风飘去了呢？”
陶乐（Tara，书中地名，也译为塔拉）是女主人公思嘉的老家，距离亚特兰大25英里。思嘉对陶乐的热爱远远超过对金钱和爱情的追求。灾难之后，一切都随风而逝，只有陶乐的红土是永恒的，它是思嘉度过灾难的希望和力量。主人公对家园和土地的热爱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是这部作品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0年，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由翻译家傅东华译成中文，分为三卷出版，译名改为《飘》。
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小说《飘》。1979年版《飘》的责任编辑汪逸芳回忆：“我和社里一个老编辑一起选的，我们被书里的精神感染。那种奋发向上、不向环境屈服的高昂进取心打动了我们。”1979年12月，《飘》上册出版。首次印刷60万册很快售罄。
《飘》的同名影片为何译为《乱世佳人》
1939年12月15日，根据《飘》改编的同名影片在美国亚特兰大市首映。影片由美国塞尔兹尼克—米高梅国际影片公司拍摄，筹备时间长达三年。编剧西德尼·霍华德写剧本用了一年，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物色思嘉这个角色的人选用了两年。1000多个候选人，参加试镜的演员有90多个。最终，英国演员费·雯丽脱颖而出。大卫·塞尔兹尼克后来向人形容他见到费·雯丽的那一幕——“惊鸿一瞥，浮生若梦。”
影片《飘》的拍摄并非在小说描写的佐治亚州，而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山上和摄影棚里。影片中的塔拉种植园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山上建造的。影片的摄影和剪辑极为出色，带给观众震撼的视觉效果。让我们回顾影片开始的一组镜头：橡树下，思嘉和父亲眺望着庄园，父亲搂着思嘉的肩头，镜头从二人背后拉拍。父女二人凝视着美丽的落日余晖中的塔拉，二人身影渐渐缩小，同时主题音乐响起。
1940年，影片《飘》获得第12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彩色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八项大奖。同年，电影《飘》引进到国内，在上海上映四十多日。电影最初译为《随风而去》，后来改为《乱世佳人》。是谁将这部影片译为《乱世佳人》已无从考证。为何译为《乱世佳人》，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商业因素，用《乱世佳人》做片名更吸引观众的眼球。二是《飘》的核心就是思嘉，小说作者对另外三个主要人物瑞德、艾希礼和媚兰的刻画，都是为了最终完成塑造女主人公思嘉。电影中有680组镜头都给了费·雯丽饰演的思嘉，占影片总镜头数的90%。用《乱世佳人》做片名更合适。
电影《乱世佳人》在中国的曲折经历
1949年之前，电影《乱世佳人》在上海上映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另一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9年之后，《乱世佳人》没有在中国内地的电影院线公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全面停止引进和放映好莱坞电影。1979年，美国电影恢復在中国的放映。1979年至1988年，14部改编自世界名著的译制片陆续上映，受到观众的喜爱：《巴黎圣母院》《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基度山伯爵》《水晶鞋与玫瑰花》《孤星血泪》《阴谋与爱情》《蝴蝶梦》《苔丝》《汤姆叔叔的小屋》《黑郁金香》《伊豆舞女》《斯巴达克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拍摄的，分别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为何没有引进好莱坞电影的扛鼎之作《乱世佳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考虑电影的教育意义，考虑原著作者的立场问题。尽管小说《飘》的出版得到了许可，但能看完这本近百万字巨著的读者毕竟是少数。而那个年代作为人们主要娱乐方式的电影，一部影片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的观众人次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1979年至1981年，我国引进美国电影19部，其中12部是卓别林的电影。由此可见，那个时期引进外国影片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教育意义。《乱世佳人》222分钟的片长，或许也是影响引进它的一个因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分厂的黄金时期。《乱世佳人》没能在那个时期引进到国内确实令人遗憾。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影译制片的逐渐衰落，电视译制片开始走进观众的视野。《乱世佳人》最终由中央电视台引进，以电视译制片的形式和观众见面。
《飘》为何历久不衰
《飘》在美国出版史上是销售量最大的一部小说。1937年，《飘》获得普利策奖。《飘》先后被翻译成29种文字，累计销售超过3000万册。《飘》是一部成功的小说，这是毫无疑义的。
《飘》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社会小说。它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从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讲述战争后方民众的经历。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形象再现南北战争时期和战后重建时期南方社会的历史，这是作品成功的地方。南北战争发生在1861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国内战争。南方为了维护奴隶制，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确切地说是第一炮。整个战争的过程都发生在南方，整个南方都是杀戮的战场。小说讲述的北方联邦军队的进军路线和亚特兰大大火都是真实的。《飘》的倾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这种倾向通过主人公思嘉和瑞德的思想表现出来。根据小说改編的电影《乱世佳人》也表达了这种倾向：
思嘉：哦，瑞德，为什么非要打仗？
瑞德：因为男人爱战争！是的，思嘉，是那样，他们是群傻子！让他们随便说我吧，说我是从他们这群傻子身上发的财。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对我们所爱的南方有什么意义。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的南方就一去不复返了。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是一个百万富翁。
这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一段台词。思嘉和瑞德不喜欢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南方打不赢，战争的结果就是他们会失去南方。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存在着奴隶制，尽管奴隶主的比例是极低的。小说中的思嘉是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家里有一百多个奴隶，算是大奴隶主。奴隶制是不人道的制度，小说对奴隶制的粉饰，是它的致命伤。对于南北战争，小说作者是站在南方的立场。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是亚特兰大的玛格丽特·米切尔，《飘》的作者。很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飘》是我个人的作品。《飘》反映了亚特兰大人的观点，是亚特兰大的书，是亚特兰大的电影。”
小说作者对待南北战争的观点有偏颇的地方，但不能简单地用“反动”两字加以否定，应该历史地分析这部作品。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南方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想打仗，他们想过和平的生活，想保卫家园。即使像小说中的种植园主女儿思嘉，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也不是要保住奴隶制，而是为保住家园而战。
她看着塔拉时，便能部分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了。瑞德说的人们为金钱而战，那是不对的。不，他们是为犁沟整齐的广袤耕地而战，为放养牲口的碧绿牧场而战，为缓缓蜿蜒的黄色河流而战，为木兰树中荫凉的白色房子而战。只有这些东西才值得他们去拼死争夺，去争夺那些属于他们和他们子孙的红土地，那些为他们的子子孙孙生产棉花的红土地。
《飘》是一部励志小说。女主人公思嘉面对灾难，面对人生变故，不低头不屈服。她的勇气和实干开创精神打动了很多女性读者。1940年，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思嘉的演员费·雯丽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管斯嘉丽做过什么，她都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但她从来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从很多方面说起来，她都不怎么令人钦佩。但她有一点却很值得钦佩，那就是她的勇气。她比我更有勇气。”
“所有这些，等到明天我比较经受得住时再去想吧。”这是小说女主人公思嘉经常使用的诀窍，是她试着把痛苦推往脑后的法宝。这个诀窍也有失灵的时候。小说结尾，思嘉几乎丧失了一切：爱伦、杰拉尔德、邦妮、嬷嬷、媚兰、艾希礼、瑞德，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塔拉的红土。“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轻柔而冷静的手在悄悄抚摩她的心似的。她看得见那幢雪白发亮的房子在秋天转红的树叶掩映中向她招手欢迎，她感觉得到乡下黄昏时的宁静气氛像祝祷时的幸福感一样笼罩在她周围，感觉得到落在广袤的绿白相映的棉花田里的露水，看得见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那些赤裸的红土地和郁郁苍苍的松林”。
《飘》从头到尾反复强调家园的观念。一切都随风而逝，只有家园和土地是永恒的。笔者认为，这就是《飘》的主题。思嘉回到塔拉之后会怎样呢？小说开放式的结尾，给观众保存了一份希望：“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如何认识美国历史和美国社会，如何面对灾难，或许我们能从《飘》中得到一点启示。
《包法利夫人》的光影记忆
1856年4月29日，法国古城鲁昂，34岁的福楼拜写完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一年后，小说出版，轰动文坛，从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银幕上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包法利夫人》被多次改编成电影，1991年克劳德·夏布洛尔执导的法国版和2014年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美国版是中国影迷较为熟悉的两个版本。
1991年的法国版，导演是被誉为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的克劳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主演是法国电影巨星伊莎贝尔·于贝尔。克劳德·夏布洛尔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对作者精雕细刻无懈可击的语言艺术大为感叹：“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无法直接改编成影视作品，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然而福楼拜的作品从来没有这个问题：连一个人物从窗边走到门口走了几步，走了多久，其间还发生了什么都能重视得不差分毫。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改编起来毫无问题，编导的工作已经包含在写作中了。”克劳德·夏布洛尔的这个版本非常忠实于原著，外景、服装完全“复原”出19世纪法国外省的历史氤氲与原作的氛围，137分钟的片长几乎将小说所有的人物、场景、细节全部纳入。饰演爱玛的伊莎贝尔·于贝尔是世界影坛的常青树，国际各大电影节的获奖专业户，两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两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贡献奖。1991年，伊莎贝尔·于贝尔凭借《包法利夫人》获得第17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91年的法国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突破，就是原汁原味。
2014年，女导演苏菲·巴瑟斯执导的电影《包法利夫人》摄制完成，米娅·华希科沃斯卡饰演爱玛。苏菲·巴瑟斯的版本在改编上有一定突破，删去了一些次要人物，故事场景集中在永镇，强调爱玛与永镇时装商人勒乐、药剂师郝麦和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的互动关系，强化了爱玛的社会角色。瑞斯·伊凡斯饰演的商人勒乐，是苏菲·巴瑟斯版的一大看点。瑞斯·伊凡斯的表演十分传神，把观众带回到福楼拜的小说世界：
包法利夫人看了看，说：
“我都用不着。”
勒乐先生听了这话，小心在意，取出三条阿尔及利亚围巾，几包英吉利针、一双草拖鞋，最后，四只由囚犯精镂细雕的吃蛋用的椰子小杯，然后他张开嘴，两只手搭在桌面，伸长脖子，身子向前，随着爱玛犹豫不决的视线，浏览这些货物。围巾长长的，整个摊开，他似乎为了掸掉浮尘，不时用指甲弹一下缎面，于是围巾窸窸窣窣，映着黄昏发绿的亮光，微微一动，就見上面的金点子，仿佛一颗一颗小星星，闪闪烁烁。
苏菲·巴瑟斯版将商人勒乐设定为主导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是这次改编的独到之处。勒乐的一次次出场，将爱玛一步步推向深渊。爱玛的婚外情导致了她的悲剧，但婚外情不是爱玛非死不可的原因，高利贷商人勒乐所设下的金钱陷阱才是将爱玛推向死亡的真正凶手。正如福楼拜研究学者拉卡斯法古·卡尔维所总结的：“他（勒乐）给爱玛带来的诱惑远比她的那些情人大，因为他给了爱玛继续（幻想）的可能，而她的情人们则很快就显现了他们的局限性。”
勒乐、罗道耳弗、赖昂是爱玛死亡的罪魁祸首，将爱玛推向死亡的还有教会的愚弄。爱玛不满意丈夫查理“一无所教。一无所知，一无所期，”她烦闷、苦恼、矛盾，“去了教堂，准备虔心信教，什么方式都行，只求她的灵魂俯首帖耳，人间烦恼不再存在。”自称是“灵魂的医生”的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给爱玛开出的是什么方子呢？
她叹气道：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显出关心，走前一步，问道：
“您觉得难受？想必是，消化不良吧？包法利太太，您应当回家，喝一点茶，这您就有精神了，要不然，喝一杯清水，放一点红糖也行。”
福楼拜写爱玛到教堂寻求帮助的文字，只有两页纸，小说揭露教会虚伪这条线容易被读者忽略。苏菲·巴瑟斯版，爱玛与教堂布尔尼贤堂长的两次对话，分别发生在影片第35分钟和第99分钟，总时长4分半钟。第二次对话原著里没有，是改编电影时加上去的，债台高筑和对爱情的绝望，爱玛最后一次来到教堂寻求慰藉：
包法利夫人，你是来施舍的吗？
不，先生。
是来忏悔的？
不。
是来找辩护人的？
不，就是想清静清静。
你想过到树林里散步吗？虽然那里不会有绝对的安静，但我相信你能听到大自然的天籁。
苏菲·巴瑟斯版的改编是成功的，忠实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导演通过强化爱玛与教会的互动，清晰地传递了原著的内涵。
爱玛和罗道耳弗有了“地下情”之后，爱玛开始忏悔自己，“她甚至问自己：她凭什么痛恨查理，是不是还是顶好想法子爱他，然而她改变心情，他并不理会，所以她虽然有心奉献，却不知从何着手；正在此时，药剂师适逢其会，给她提供一个机会。”药剂师郝麦的出场，对爱玛后来的堕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读者看不懂原著，不注意哪里写了郝麦拼命排挤查理，让查理和爱玛身陷阴谋之中，因为福楼拜使用了限制叙事，完全排除主观抒情部分。福楼拜的书不好懂，适合改编成电影，将文字变为画面，让更多的观众通过电影来“阅读”名著。
《包法利夫人》在中国
1857年2月，福楼拜写给普拉蒂埃夫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坦诚地说，我对爱玛并不仁慈，不是么？……这个虚伪的社会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会变成一种讽刺，历史就是控诉！”《包法利夫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刺和揭露，是这部小说在中国受到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
1925年11月，《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者李劼人。至今，《包法利夫人》在中国重印和再版多次，李健吾的译本被公认为经典译本。李健吾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爱玛是一个纯粹的自私主义者！……她的悲剧和全书的美丽就在她反抗的意识。”
《包法利夫人》不是一本畅销书，它大多存在于文学写作者的阅读篇目中。一方面是它的文体增加了阅读难度，一方面是它的故事不能赋予读者阅读快感。“你给大家的是孤寂，”乔治·桑曾经这样写道，“而我给大家的是慰藉。”对此，福楼拜答道：“我无法改变我的眼睛。”
再读他的《包法利夫人》，作者笔下的那段历史已经烟消云散，萦绕不去的是爱玛的身影，似曾相识，爱玛似乎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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