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义尔

　　刘炽与蒙古族音乐

　　“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条“大河”也在亿万听众的心中奔腾流淌了半个多世纪。“风烟滚滚唱英雄……”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的动人旋律同样感人至深，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符号。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使多少人无限向往那个好地方！

　　“让我们荡起双桨……”1949年以后成长的一代又一代人自己唱着长大后如今在教自己的孩子唱这首歌，它优美的旋律所描绘的幸福景象令多少人热泪盈眶浮想联翩。无论我们与自己的亲人诀别还是在悲痛中送走一代伟人，我们的心灵都在那低缓沉重的《哀乐》声中更加悲痛，而表达了无限哀思的这支哀乐也出自刘炽之手。

　　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精神产品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创作源泉在哪里呢？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古城西安市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个头不大。后来的他依然个头不高，并且曾因为个头小而闹点笑话。但这个不高的人却做出了比他个头高大无数倍的成就，他浑身散发出的情感和力量让你的心灵震撼，让你仰视，让你回味无穷，让所有听过他作品的人们难以忘怀。而这些难忘的旋律还与鄂尔多斯民歌有着某种文化融合的缘分。

　　“我是1936年底到的延安，参军时伍修权同志给我戴红军帽。在延安我进了红军人民剧社，那就是红军队伍中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了。抗日时改成抗战剧团，我是唱歌跳舞全干。1938年5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我是第三期学员，主要学作曲和指挥，冼星海是我的老师。”

　　“初到延安，我被分配到红军大学九队四组当小学员，我们听毛主席讲课。延安的条件很差，土台子就是讲台，大家席地而坐，垫块砖头木板就算是防潮。我个子矮，那时才15岁，排长让我坐前面，正对着毛主席。末流的讲课条件，讲师却是一流的：朱德讲游击战，艾思奇讲大众哲学，毛主席讲辩证唯物论。毛主席讲话时有很重的湖南口音，满堂尽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洋名词，我听不懂就打瞌睡，不光打瞌睡还打呼噜！这下全场都紧张了，值班排长急了：‘把那个小鬼戳醒！毛主席也乐了，说：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觉，让他睡吧。大家哄堂大笑，这笑声倒把我吵醒了。等毛主席讲完课，他抬着我的下巴说：小鬼，以后上课不要打瞌睡喽！我们的大队长聂鹤亭跟我说：你好大胆，毛大帅（那时都叫他大帅）讲课你敢睡觉还敢打呼噜，你可把咱九大队的脸丢尽了，真是个乱弹琴！后来他们一商量，干脆把这小鬼调到剧社唱歌跳舞算了。就这样，我去了人民剧社。”

　　可以说，这个呼噜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不是因此去了剧社，也许今天要到将军的行列里寻找刘炽的身影了。当然，红军大学的这些一流的课程，共产党人那种奋斗精神是刘炽后来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精神营养。

　　“红军人民剧社设备很简单，在乡村演出就用锣鼓，在城里用风琴。叶帅前夫人韦拱子、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都是我的舞蹈老师。廖承志等人也和我们一起演阿Q正传。斯诺也经常看我们演出。毛、周、朱、刘等中央领导更是经常看。我在西安上到小学四年级，在剧团里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在剧社里我又当指挥又当舞蹈班长。”

　　“1940年，我从鲁艺毕业后，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青委会、西北文工团等单位委托，到内蒙古去采风。同行10人，只有两头毛驴，驮些粮食行李等。我们步行从绥德、米脂进入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当时这个地带还属于国民党统治，我们都化装成商人，去之前还学了点蒙古语。蒙古族人很热情，见了面互相敬鼻烟壶，吸上一下才开始说话。”

　　“我们住在一个名叫王悦丰（后任伊克昭盟盟长）的人家里，由于年龄关系，我认他的夫人为干妈，干妈可以说是个出色的民間歌手。家里每天晚上就像开音乐会，唱一晚喝一晚。我那时记忆力好，记谱快，每晚不停地记，有些蒙古民歌还用原文记词（用汉语拼音）。我带了个口琴，只要听两三遍就能一块儿连唱带伴奏，牧民们听得入神，甚至为我编了首歌：从南边来了个小伙子，蒙古歌曲吹得好……一次参加鄂尔多斯婚礼，一天内竟吃了15顿饭。记谱最多时一晚上记70多首。到处是歌，迎亲送亲抢亲，进门上马下马到处是歌，歌也是结婚仪式中的难题，你唱对了才能走到下一关。那些日子真让人难忘，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国民党军队时时来袭击。一次我们在伊克昭盟的乌审召，那时是一个大寺庙，有近3000名喇嘛，里边也有各国的特务，是个情报中心。我们10人刚到那里，夜里就有人敲窗报警：有人要下毒手了，快跑！我们赶快跑，外面早有马队接应，一直把我们送到下一站，到了骑兵营——木乎儿稍（地名），营部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蒋介石，另一条叫汪精卫，哈哈。骑兵迎接我们时我们还不会骑马，队伍里有人掉下来直哼哼。那些日子我们领略到了草原的迷人，那星光在草原上那么干净明亮，好像在和你挤眼睛，那些日子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天幕（天亮前的一种景象），鱼肚白、鱼鳞云等等，那是1940年的事儿，几十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还有一次我们集体“作贼”。那是1941年初，延安要纪念成吉思汗，但没有任何文物，我们就在此行的一个夜里从一个小庙拿了些祭祀用的器具，敬神的法器、跳神的面具等，回到延安后就用上了。从9月到11月，我们在3个月里收获特大。回到延安后，马上让我写歌剧，由王亚凡编剧，只有4天时间，由我作曲，只给我3天时间。三天三夜没睡，我就在那时学会了抽烟。那是我写的第一部大作品，合唱独唱重唱全有，由马可辅导乐队、潘奇辅导声乐、王亚凡导演。这部《塞北黄昏》的音乐素材和灵感全部是伊盟一行的结果。那些美好的旋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后来写《英雄赞歌》时，采用了一首内蒙古民歌《巴特尔陶克陶胡》当“种子”，加以发展即完成了《英雄赞歌》。内蒙古大庆时我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内蒙古人很是激动：“我们唱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它的根原来在伊克昭盟的乌审旗。”

　　刘炽和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音乐的缘分也表现在他早期的创作中。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奉中央指示挺进东北，从延安撤出时我和沙蒙坐（《上甘岭》导演）一个驮子。结果刚到齐齐哈尔不久，乌兰夫就找我专程来乌兰浩特（当时叫王爷庙）参加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我为大会写了部大合唱《内蒙古人民三部曲》，我指挥，由东北文工团全体合唱。后来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

　　刘炽的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除以上列举之外，还有《鄂伦春舞曲》，至今被用作集体舞舞曲；《翻身道情》浓郁的陕北风格久唱不衰；《胜利鼓舞》是第一部中国式的进行曲，也是他第一个用此法为秧歌队谱曲，这是他22岁时的作品。后来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就唱着这支曲子。他还写过歌剧《阿诗玛》，到云南写了《滇池圆舞曲》，还有《祖国颂》等一大批电影插曲，总共大约有80多部大型作品和1000多部（首）中小型作品。

　　“我是汉族，要说我的创作源泉，像蒙古族的音乐和它那纯朴的民风，陕西八百里秦川和秦腔，西安鼓乐，新疆和云南的民歌是我的精神营养之一，而在延安鲁艺，冼星海老师的教诲等等又给了我另一种动力。我考鲁艺时，冼星海亲自主持考试，让我唱歌，我很激昂地唱了两首：《义勇军进行曲》和《枪口对外》。冼老师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写的歌吗？‘不知道。‘第一首是聂耳，第二首是我。啊！原来大师就在眼前。冼星海说：‘你被录取了。我第一次交作业，那时一周一次，第一次交了首《陕北情歌》，冼老师批道：‘好！第二周交上去的是一首儿歌，冼老师批道：‘很好！第三周交了首《打场歌》，老师批道：‘非常好，我希望传遍全国！签名是冼星海。那个时候鲁艺也很艰苦，周恩来副主席从香港买了架钢琴，我们还帮着抬，有人问：‘你们弹钢琴吗？我们这样的学生只能‘抬轮不上‘弹。但这两个字在上海话里是一个音，于是就留下笑话，别人弹，我们抬。当时的国际友人马海德、柯棣华等去延安时都自带留声机，还有好多古典名曲唱片，冼星海老师让我们去借，这一借连留声机带唱片全端过来，再也没还过，这说明我们条件之艰苦，国际友人之情谊。但是中华各民族给了我民族音乐的养分，鲁艺给了我西洋音乐的教育，还有19岁时装了一肚子的蒙古民歌。”

　　进城后，不断有各地的学生或爱好者给他寄来新近发现的刘炽谱曲的复印件——因为他自己都难以保存完整——特别是经过了从延安撤退、从东北进京、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之后。他还经常出席与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与这些地区的各族艺术家和领导同志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震撼心魄的歌从哪里来？来自人民大众和火热的生活，陕北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为他年轻的心里注入了艺术和激情。刘炽先生的家里挂着一幅大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罗工柳书（著名画家、人民币设计者之一）。刘炽的歌，就像是奔腾汹涌的大河之水，那样势不可挡，那样雄壮激越，那是多民族文化精华汇成的恢宏博大的经典之作、文明之声。

　　陈钢和《梁祝》

　　“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写了一首纯情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了，您认为《梁祝》哪些地方还可能改？我说一个音符都不改。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一辈子演奏《梁祝》，并因此获得多次“金唱片奖”，在她的住所里到处是蝴蝶的图案，连每次演出时穿的也是不同的“蝴蝶衣”——那全是定做的，入迷得一塌糊涂。在海外反华势力最凶猛的时代，海外民众听了《梁祝》后疑惑道：能创作出这样优美的音乐难道是那样“凶恶”的赤色国家？1980年，美国的一个高水平冰上芭蕾表演团在首都体育馆表演，著名的冰上芭蕾明星弗来明小姐在压轴节目上身着透明美丽的蝴蝶衣，在《梁祝》音乐中翩翩起舞，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外国人也知道《梁祝》啊！何止是知道，《梁祝》早已穿过国界在海外被译为《蝴蝶的爱情》或被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紅色风暴”的年代，《梁祝》在海外包括港台地区悄悄地流行，如泣如诉的琴声打动了数以亿计的听众，时至今天，国外对中国现代音乐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梁祝》。

　　据近年的不完全统计，《梁祝》的发行量已逾百万张（盘）——当然是“不完全”，因为还有无法统计的盗版！上海还有过专门以《梁祝》为题的专项比赛，后来不断有人写出各种表现手法的，甚至填了词的《梁祝》，更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改编版本……人们在研究她、学习她、传颂她、欣赏她，为她动容，为她哭泣，以她为缘……按现在的话讲，已经形成了“《梁祝》现象”。

　　自1959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生以来，60多年里她传遍了全世界，人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她产生了连作者也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者是陈钢、何占豪两人。给我们讲述故事的正是陈钢教授。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而我在采访全国“两会”，听到《梁祝》的旋律腿就发软，血往上涌，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当你从小就听过无数遍那美妙的音乐后突然有一天面对她的缔造者时，那是一种更令人激动的、犹如共同完成艺术作品欣赏全过程的美妙时刻。如果说是追星，那这样的星是一定要追的！事实上，我在几十年的采访过程中，追到了不少这样灿烂的星星，那种时刻绝对没法用语言来描述，而这时教授告诉你：“凡是语言止步的时间，就是音乐的开始。”

　　1935年，陈钢出生于上海一个回族家庭，父亲是当时已蜚声乐坛的陈歌辛。陈歌辛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者，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作即为《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蔷薇处处开》等多部，其中《玫瑰》一歌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流行至今，美国人还认为它是一首美国歌曲。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关方面来信说此歌版税已有百万美元待领。

　　在1949年之前，陈歌辛为《自由魂》《天涯歌女》等数十部电影作音乐，与舞蹈家吴晓邦一起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以及四出抗日题材的舞剧《罂粟花》《丑表功》《传递情报者》《春之消息》。还有许许多多的歌曲。1961年1月陈歌辛不幸逝世，悲痛笼罩着这个曾是多么幸福的音乐家庭，而音乐界也痛失一位天才。

　　“我的父亲是印度贵族的后裔，母亲的祖先是来自阿拉伯的回族少女。爸爸妈妈是师生恋，一个风流倜傥，一个仪态万方，曾经有过多么美好的时光啊。父亲的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他们美好的爱情。1949年，我14岁时就被送到军队的前线文工团。我小时跟父亲学作曲，跟外国人学钢琴，是在一个比较有文学、音乐的环境中长大。”

　　“《梁祝》的产生是借了天时地利人和了。或者说是在一个纯情的年代由两个纯情的年轻人写了一首纯情的作品。”看得出来，陈教授用音乐塑造了梁祝的形象，而纯情的音乐又在时时影响着作曲者本人。谈起《梁祝》来，陈教授仍然是声情并茂。

　　“1958年，越剧《梁祝》问世，同年戏曲纪录片也问世，袁雪芬的表演非常成功。我考虑，要与国际音乐界对话，又是中国古典的东西，就要用现代手段来写来操作。所以我们选择用‘小提琴协奏曲这种形式，也是由于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交响乐，早期只有黄自的一首交响乐叫《怀旧》，但没什么影响。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我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四年级，何占豪在管弦乐系进修小提琴专业，我们俩商量怎样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就想到搞一个什么作品与世界对话。《梁祝》中我们较多地吸收了戏剧的东西，包括唱腔，特有的乐器等等。开始时用了较多的民乐，一排练，听不见了，被管弦乐淹没了。第二次排练时想突出它们，但是却更像‘噪音。第三次民乐手没来，大家觉得很好。第四次时就干脆不要了。所以我认为民乐在非用不可的时候用才有效果。《梁祝》第一次演出是在上海蓝星大戏院，从前白俄的戏都在这上演。我们心里紧张得不知所措，演出结束后没有声音了，那一刻更是紧张，几分钟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我到香港去訪问，有人问我，陈先生，几十年过去了，您认为《梁祝》哪些地方还可能改？我说一个音符都不改。我们的《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后者太悲了，而前者有一种升华。这也是第一稿时没有的，后来加上去果然效果很好。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演出时他们没有板鼓，专门从一个博物馆借来演出。传到台湾地区时改为《殉情记》，很多华人说，对大陆改变印象就是从《梁祝》开始的，还有一位美国人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转而研究东方文化了。在台湾演奏时，有个女士特地摘下戒指鼓掌——手都拍痛了。在1959年创作当时，我们拿到了稿费100元。”

　　“1981年，我去美国访问，当时也算是开放后第一位访美的作曲家。在完全是白人演奏家的音乐会上，他们说这是他们演奏过的最好的作品。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会上，洛杉矶的碗形剧场内两万人云集一堂，这地方72年来从未有中国人登台当主角，而此时全部是中国人：杨丽萍的独舞，孔祥东的钢琴、吕思清演奏的《梁祝》……伴奏的是洛杉矶交响乐团，全部是白人。那一刻真是扬眉吐气！”

　　关于《梁祝》，已有无数人士在研究。陈钢教授认为它的产生赖于天时地利人和：那正是一个意气风发大搞建设的年代，人人都喜气洋洋，上海又是一颗亚洲明珠，人才济济，文艺发达，24岁的纯情少年倾注了无限的欢欣和缕缕悲情写出了一支中国式的浪漫曲。而同年，陈钢也陷入爱情的痛苦中。当他和一位美丽的姑娘相爱后却遭到她家人的反对：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和一个右派的儿子结婚？！年轻的陈钢痛不欲生，他似乎看到了盘旋在梁山伯坟上的蝴蝶是黑色的，而这支浪漫曲也是“黑色的浪漫曲”。

　　陈钢，出生时风水先生说他命里缺“金”，于是父亲给他取名为钢，今天他也并没有因《梁祝》而发大财，仅仅在广东，他一次就发现18种盗版。但在精神上他是富有的，留校任教后，他的学生已有多位一级作曲家了，他同时还是散文大家，已出版《黑色浪漫曲》等几本散文集了，自称“文学票友”；他还发表摄影作品，自称“摄影傻瓜”；他的针灸很有功夫，常常为好友治病，自称“针灸郎中”没执照；现代的一些音乐他“听不懂啦”，称“音乐外行”；有一大堆社会职务，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江湖状元”……

　　像孩子般开心地笑，名片上印着丁聪给他画的漫画，心头总盘旋着那两只蝴蝶……如他所说，艺术家心里应该“总有一片春天”。

　　美丽其格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传唱半个世纪不衰，差点儿被认为是民歌；一位小学教师给学生讲：美丽其格是位大草原来的姑娘……却原来，美丽其格是位美丽的先生；入选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成为男高音歌唱家的保留曲目……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对草原的描绘还有比这更简练而又迷人的吗？ 这首歌从1952年问世至今已被广泛传唱，不仅把成千上万的人们带入了苍天碧野之中神游，也造就了无数的歌唱家。歌唱草原的作品成千上万，唯独这一支被人们钟爱，是作品太好了是草原太迷人了？或许都是。光唱了听了还不过瘾，一定要见见她的缔造者、词曲家美丽其格先生。

　　要是有人来问我

　　这是什么地方

　　我就骄傲地告诉他

　　这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美极了。就像“一条大河”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波浪宽的家乡大河。

　　在一个对内蒙古来说是极普通的牧区。傍晚，牧人们赶着羊群牛群回来了，牛羊按捺不住回家的喜悦高声叫着唱着，主人似乎也在那瞬间忘掉了一天的疲劳， 唱着歌来抒发他的全部感情，此时又像歌唱生活，同时又像在传达一个信号：我回来了！可有茶喝？可有肉吃？妇女们三三两两收起了针线活，结束了一天的地毯上的交谈，该回去迎接各自的男主人了。孩子们欢天喜地抓住一只羊或一头牛犊就要骑，当然是被摔下来了。羊群从东边回来牛群可能从西边回来，夕阳下飞扬的尘土伴着此起彼伏的大合唱，此时你再也不会有别的形容词：这就是牧人交响曲，它的诞生地只能是在草原上。这支交响曲，亘古延绵从未间断……

　　我们的词曲家美丽其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乡”里。他是内蒙古科右前旗人，养育他的那片土地属于著名的科尔沁草原。姥姥给他唱的摇篮曲至今难忘。美丽其格这个名字也是姥姥给起的，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很遗憾无法找到相应的形容词来。大体上描述一下：一泓湖水明亮如镜 ，溢而不洒，没有一丝水纹；熟睡的宝贝一脸的安详宁静让你无法大声喘息……这名字就是形容这么一种景象。

　　爱好唱歌跳舞的美丽其格19岁时考入了内蒙古文工团任演奏员。那个时候专业团体与民间艺人的往来非常密切，他兼任团内的民间艺人组组长，因此有了机会到草原采风。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机遇。在内蒙古艺术界都知道，有位拉潮尔、马头琴的大师色拉西先生，当今许多马头琴演奏家如齐·宝力高等都尊他为师祖。美丽其格一次在沈阳听了色拉西先生的唱片后就慕名找到他拜师。还有一位四胡演奏家叫孙良，还有一位叫“瞎子铁钢”的民间艺人，能同时拉两把四胡！如果不是美丽其格亲眼看到他绝对不会相信。这样几位大师熏陶着美丽其格，使他身在专业团体，却被同事们送个外号：半个民间艺人。

　　1951年，聪明潇洒的美丽其格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1952年，学校布置作业，要求每个学生拿出一首作品在“学生作品演唱、演奏会”上展示。24岁的他倾注了一个蒙古族青年的全部感情，《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诞生了。这里面有他对家乡民族的热爱， 有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更有新旧社会对比之下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这支歌甫一唱出即如一股清泉流入心田，人们刚刚从抗日歌曲、革命歌曲的铿锵中走了出来准备开始和平的新生活，这首歌的抒情性和它对草原安静的描绘使无数人产生了向往之心。音乐学院的惯例是，一首歌若受欢迎，就演唱第二遍，而这支歌被连续唱了三遍才得以谢幕！一时间，整个天津都传遍了。报刊、电台、同学们争要曲谱，美丽其格忙得不亦乐乎。

　　歌曲创作无非是先有词后谱曲或先有曲后填词，而美丽其格却是连词带曲脱口而出，“尤其是第一段，那生活我再熟悉不过了”。很多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创作都有一个释放生活积累的最佳时机或曰灵感。写這支歌时，美丽其格同样积累在先。

　　“1950年国庆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派代表团到北京，内蒙古和其他民族地区代表团一样，除了正式代表团外还有个附属团——文工团。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民是那样地激动。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北京饭店逐个地接见，轮到内蒙古团时，无论大人小孩逐一握手，那掌声欢呼声都是发自肺腑的，要多真挚要多纯朴就有多真挚有多纯朴。我和色拉西大师等向毛主席敬酒，我当翻译。那一夜我没睡着。”

　　美丽其格以他不太厚的汉语底子蘸着纯洁的感情连夜写了一首诗：举杯祝福毛主席。第二天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记者来访，这首小诗被团长拿给记者们看，不想几天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1956年后，这首诗曾入选全国小学语文课本第五册。小学语文老师在给学生们讲：这首美好的诗出自一位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丽姑娘之手——至今仍有许多人不知美丽其格是男是女。我说大概是您的名字太美丽了，美老师抿着他那斯大林式的翘胡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接踵而来的是各种鲜花和荣誉。当时为这支歌伴奏的是杜鸣心教授（作曲家、《红色娘子军》作曲）。在1954年的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中获一等奖，1989年获《建国四十年来唤起我美好回忆的那些歌》优秀作品奖。其他大大小小的奖项更是成堆。

　　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四年级时，他就考取了留苏生，被派往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后在内蒙古民族剧团从事创作及领导工作。现今的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吴祖强、李德伦、严良堃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或校友。

　　经典的形成也经历了风雨。由于这首歌太流行了，人人都会唱，在内蒙古更是家喻户晓。 在牧区人们用蒙古语唱，蒙古语表达出来是那样的流畅，以致人们误以为是用蒙古语写的，其实那原作是用汉语写的，由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翻译过来流传至今，译文流畅押韵，完全分不清是翻译版还是原创版。人们熟悉了，唱得多了就以为是民歌，在一次“中国民歌大成”的收集过程中也把它收了进去，直到快付印时，才发现此歌是现代创作歌曲。

　　中国的男高音歌唱家不少都唱过这首歌。楼乾贵、朱崇懋、刘秉义等都多次唱过它。而唱的时间最长、对它感情最深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了。曾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吴雁泽对它情有独钟。“我从当学生时就喜欢这首歌，那样一种民族性格、那样一种感情的抒发，我觉得它唱出了蒙古族人民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心声，它表现了蒙古族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那样一种性格。吴雁泽在演唱时就处理了一下，把“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两句连起来唱，结尾又是一个“大跳”，把草原的辽阔和对新生活的赞美体现在一种新的唱法中，这样的处理也得到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等人的赞同。汉族、少数民族观众也都非常喜欢这支歌，对吴雁泽本人来说，这也是他的保留曲目之一。这首歌不知唱了多少遍，因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992年，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起主办了《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大型系列活动。在这次音乐长廊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来的音乐精品，受到了海内外音乐界及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评选出的124首（部）作品中不乏《牧歌》《彝族舞曲》等少数民族题材，当代少数民族作者创作并且表现民族题材的作品就是这首《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从苏联回来之后，美丽其格在内蒙古民族剧团担任作曲、指挥、编导室主任，副团长等。由于是在剧团，所以主要写歌剧如《达那巴拉》《莉玛》《满都海》《草原烽火》等 。加上一些歌曲作品，总共有200多首（部）作品，多次获业内大奖，还出版过歌曲集。

　　值得骄傲的是，他的儿子呼德成为了内蒙古歌舞团交响乐队指挥，在全国首届指挥大赛中获第四名，比赛取前六名，只有呼德是少数民族。这是美丽其格的又一得意作品。

　　我到过美丽其格先生家里几次，听他讲故事，看他青年时代的照片，西服领结、油亮的头发，都是那个年代的视觉符号。他还有在苏联学习时遇到美女同学的故事，只是不能在这里说。我相信，帅气才华的美老师，必定是艺坛的宠儿。他还拿出一把完全没有油漆的古老木琴——潮尔（根据学者研究，潮尔、马头琴同源，在不同地区发展沿革，现在已经统称马头琴了）。上面没有马头雕刻，琴杆和琴箱已经很旧了，但是可以拉响。美老师说，这是著名“潮尔家”（也称马头琴家）色拉西先生亲手制作的，他用了很多年后送给了我，成为珍贵的纪念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经在草原上生活过一些年，旷野中常常一个人边走边唱，当时，许多优秀歌曲被打入冷宫，但这首歌却得到所有人的喜爱，更借助草原红色轻骑兵——乌兰牧骑得以广泛传播，加上它蒙汉双语俱佳，谁都可以唱，因此成为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的名曲。现代的很多歌词也很难超越“蓝天、白云、家乡、骏马”这些关键词，这首歌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表达了民众淳朴的情感成为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我唱着听着这首歌成长，又见到了它的缔造者，真是美妙无比。

　　金凤浩：红太阳在我心中升起

　　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会记得《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我为革命放木排》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人们恐怕也会脱口而出《美丽的心灵》《金梭和银梭》这样优美流畅的歌曲。这些作品的创作年代相隔25年，何以能够打动不同时代的听众呢？

　　1937年，朝鲜北部的咸镜南道咸兴市面临东朝鲜湾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金凤浩出生了。朝鲜山区人多地少，也由于战乱，大批人口流亡到中国，金凤浩一家也来到图们江岸边的中国延边和龙县安了家。

　　随着日寇投降，1945年8月15日延边解放。这是中国较早解放的地区之一，人民有了土地，有了粮食，长鼓的欢快声回荡在延边大地的上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和毛泽东非凡的魅力，使各族人民由衷地要歌唱。

　　1945年，金凤浩初中毕业，当上了初级社社员，次年成为高级社社员。白天插秧种地，晚上就是自学吹长号、拉手风琴、表演朝鲜语相声话剧舞蹈等等，甚至和声学、作曲也从那时开始。3年过去了，他的文艺才能就在日复一日的农村生活中渐渐显露出来。1957年，他考入了和龙县文工团，吹长号，拉手风琴。朝鲜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但很难想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是怎样把这些洋玩意儿弄明白的。

　　1960年，中国大地正被自然灾害和其他困难笼罩，金凤浩的家乡也不例外。身为文工团员，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农田里度过，插秧收割，漂亮的女团员们也保持了朝鲜族妇女的勤劳精神，在满是肥料泥水的稻田里跪着插秧，美丽的裙子就浮在上面。吃的是豆皮树皮玉米面。文工团下乡靠牛车拉行李，手风琴是贵重物品，金凤浩就背着走，每天行军30～50公里，晚上搭台演出，演出收拾完已经是夜里12点，马上搭铺睡觉，次日5点与当地农民一块儿起来。金凤浩的勤奋与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农业生活，淳朴的民风成为金凤浩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

　　到了1960年，金凤浩家中买了个收音机，它成了金凤浩的专用品，没完没了地听音乐。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第一首歌曲《雙头马车》，初次尝试使他兴奋不已。1964年和龙县文工团到州里汇报演出，延边州文工团作曲家郑镇玉当着所有来参加汇演的1000多名文艺工作者的面发出挑战：同志们，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首歌颂领袖的优秀作品，我现在挑战大家都来试试，我们欢迎好作品！金凤浩把这个挑战记在了心里。

　　回到团里不久，乐队拉大提琴的韩允浩找到金凤浩说，写了个歌词：红太阳毛主席。金凤浩是从不拖拉的人，拿到歌词后马上开始谱曲。怎么写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金凤浩最熟悉的当然是本民族的音乐了。晚上他把长鼓、伽倻琴都搬回了家，坐在长鼓上手拨琴弦，拨着敲着……典型的朝鲜族音乐“安当”节奏就出来了。第二天金凤浩找到韩允浩给他看，韩拍手叫绝！一首歌曲诞生了。1966年4月在《延边文艺》上发表，圈儿里人知道了这首歌。但歌曲是多重创作，光发表还不够。1965年11月，州里召开农民文艺汇演，和龙县文化局听说老金写了一首歌儿是歌颂毛主席的，正好汇演时可以唱出这首歌儿。文工团支书对金凤浩说，试试看吧。要知道，彼时已经有很多歌儿被打入冷宫了，包括唱了几百年的民歌《道拉吉》也不让唱了。当地一位业余女歌手黄仁顺就在去往延边州延吉市的路上，在火车上练了两个小时。结果就是，文艺汇演还没结束，这首歌儿已经传开了。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里歌声嘹亮，海兰江畔红旗飞扬……”，纯洁朴素的感情伴随着优美欢快的旋律，一夜之间唱红了延边大地。听到喜讯，金凤浩和韩允浩立即把歌名《红太阳毛主席》改为《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金凤浩站在后台，心里哭了。男人一生没有几次哭：这是解放军对我的信任，也是无形中的平反。果然不久黑材料就被撤销了。音乐在时间中展现，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无时不被音乐的魅力所吸引，所感召。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在那红色的海洋里，这首歌的作用实在无法估量，虽然它名为延边人民，但又何尝不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呢？这首歌儿随着电波飞向了全国乃至世界，连同1966年创作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一道，成为当时传唱率最高的歌曲。

　　金凤浩此时真的红了，有时一场音乐会的作品全部出自他手。然而，这位农民的儿子并没有忘记父老乡亲和那片多情的土地，他仍然在田野里捡石头——那里的山多，耕地里也都是石头。看到老人抱着石头，一手又扶着犁把儿，他的灵感又来了：《红太阳照边疆》，这首歌儿就有明显的农业生活内容。

　　如果说《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具有浓郁的朝鲜族音乐风格的话，那创作于1979、1980年的《美丽的心灵》《金梭和银梭》等广为流传的歌曲便已结合了其他民族音乐的特点，这个变化至少说明艺术创作中相互交融借鉴的手法已被他掌握。朝鲜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她的文化精髓也很容易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此时他已是身在长春市，任吉林省文化局副局长，但他的工资仍然只有48.5元，每天骑自行车上班。1979年，他在《词刊》上发现一首描写清洁工人的词《美丽的心灵》，便认定这是一个好题材。

　　同年，适逢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上海歌唱家朱逢博遇到金凤浩说，老金，有什么好歌儿给我呀，我没歌唱啦。老金写好后便第一个给了朱逢博。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份剪报：歌唱家朱逢博在杭州举办独唱音乐会，有记者问朱喜欢哪首歌儿，朱逢博回答：晚会的24首歌中，最喜欢的就是《美丽的心灵》。

　　这首曲调流畅优美的作品，从被唱出的那一天起就成了很多歌唱家的保留节目。有意思的是，现在至少有3位歌唱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自己是“首唱者”。不仅歌唱家喜欢唱，人们也爱听。从1979年至今，所有的“五一”劳动节音乐会上都把这支歌作为保留歌曲。

　　金凤浩是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人。1980年，词作家李幼容写了首歌词给了老金，老金的特点是从不拒绝创作，这首《金梭和银梭》诞生了。

　　他很快就写好谱子，由总政歌舞团金曼首唱成功，李幼容随即给了朱逢博，顿时又在南方唱红。数不清的全国性获奖、音乐年鉴中入选、词典中列入、音乐学院教材列入、春节晚会被选入，歌舞团编成舞蹈……全国上下一片“金银梭”在穿行。

　　姜昆、李文华分别以这两首歌为主线创作了相声，同样风靡大江南北。金凤浩的歌是一股涌入歌坛的清风，它纯洁而又朴素，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情形式，为大众所乐于接受，充分展现了音乐的魅力和作曲家的才华。而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天才和勤奋之上：没有博士后，没有博士，没有硕士，没有本科文凭，甚至没有高中学历——他只上过初中。

　　伽倻琴依然清脆，长鼓依然欢快。

　　张千一：放歌高原 眷恋大地

　　如果说《北方森林》在1981年荣获首届全国交响乐比赛一等奖时还不太为人们所熟知的话，那么之后的《嫂子颂》《青藏高原》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就足以把张千一推上优秀作曲家的领奖台上了。

　　出身于朝鲜族家庭的张春一、张千一、张宏光三兄弟皆从事音乐工作并且都是圈内公认的“腕级”人物，于是人们看到，当今乐坛上仿佛涌起了“一座座相连的山川”，庄严高亢的歌声就在这中间延绵流淌，呼唤着远古与未来……

　　张千一的作品太多，好作品也太多，不似那种“一曲成名”的作曲家，也许一生就靠这一首作品打天下。罗列张千一的作品要占去不小的篇幅，简单地说吧：大名鼎鼎的李娜演唱的歌曲包括专辑中半数以上的作品由张千一作曲；在我们每天观看的电视剧中，你会很容易看到在字幕中有张千一的名字——因为近些年来他每年为百集（部）以上的电视剧或电影谱曲。

　　虽然熟悉张千一的歌曲好多年了，但认识他是在他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时。那一次只是简单地聊聊，并且相约改日再聊，这一约就是一年。某个春节前夕我走进他家中时，他向我介绍的不是哪一部作品，而是床上睁着两只大眼睛，胖乎乎的小手小脚在舞动的一个生灵——“这是我儿子，刚满百日”。那份自豪与得意，足以感染任何一个来访者！

　　1959年，张千一出生在沈阳。生长在音乐家庭里的他早就对音乐有了兴趣，并且21岁那年就创作出交响乐《北方森林》，在首屆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中夺得一等奖。1976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1977年开始从事作曲工作，1984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兄弟三人同为音乐人并且个个有成就，成为音乐圈里的美谈，张千一对此也很是自豪。

　　从《北方森林》之后，张千一的创作一浪高过一浪。与其他作曲家不同的是，他是极为“高产”并且能够保持“优产”的作曲家。他的高产表现在创作的门类上涉猎广泛，他在器乐作品方面的代表作除《北方森林》外，还有《A调弦乐四重奏》《大提琴四重奏》，均获全国第四届音乐作品比赛二等奖，另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获全国第八届音乐作品比赛创作奖。作为一名职业作曲家，他还有大量的舞台音乐作品，如舞剧《人参女》，获首届中国“文华新剧目奖”；舞蹈《壮士》获1996年解放军文艺奖；舞蹈《英雄儿女》1992年获全军文艺汇演作曲一等奖。学管弦乐及作曲的人本不应把声乐（歌曲）创作作为主攻方向，但他的声乐作品却更广为人知：《青藏高原》《嫂子颂》《走进西藏》《为人民服务》《女人是老虎》《传说》（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主题曲）等。由于它们的知名度太高，流传太广，在此就略去它们所获的奖项吧。令张千一忙碌不已并且使他驰名遐迩的是第四类作品，影视音乐。这方面的代表作更为观众们熟悉：《天路》（包括《青藏高原》）、《赵尚志》（包括《嫂子颂》）、《红旗渠的故事》《抉择》《血色童心》《红十字方队》《多梦时节》《天堂回信》《红色恋人》等。其中《红色恋人》在影片获得成功的同时，其音乐更是受到普遍的好评。评论界将此电影音乐与《辛德勒的名单》和《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红色恋人》的音乐单独以CD形式在电影后期上市，是开了国产电影音乐后期产品开发的先河。

　　有意思的是，创作《青藏高原》时，张千一还未去过西藏。据此我又问了一个问题，答案是“今天的作曲家不是经常写上古时代的音乐吗？李春波没当过知青，不是写出了《小芳》吗？”实际上，张千一心目中的西藏完全是他精神世界中的神圣天国，是他向往中的世上最纯净的天空与最广袤的大地。他后来去西藏是因为创作《孔繁森》，那时他才感到为什么才旦卓玛的声音那么美妙，因为她是对着苍天唱歌。

　　张千一说：《青藏高原》的产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唱卡拉OK，李娜当时也在，我意外地发现她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唱得特别好，让我眼睛一亮。在这之前，没人听她唱过西藏歌曲。我就对她说：我要给你写一首西藏歌。很快《天路》剧组找到了我，一看剧本，我就被深深感动了，立刻就接下来。我当即给李娜打电话说：机会来了！写出来等李娜录音时，导演、乐队的人都听得呆了。写《青藏高原》，还有一种动机，就是我很想写一点脱俗的东西。我们现实生活中世俗太多，比如人与人的关系世俗的瓜葛太多，人们的精神世界需要脱俗的美好的东西。青藏线是一条通天的路，青藏线上几代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就像西藏那块土地一样，让人感觉到天是纯净、圣洁的，想起来我就激动不已。韩磊对我说：“我听这歌，就像洗了一回澡。”

　　与李娜的合作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李娜的成名与张千一的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创作角度讲，张千一的作品其实是非常艺术化的，因为他学过管弦乐作曲，也有这方面成功的经验。细心的听众不难发现，张千一的作品大量地使用管弦乐伴奏而少用电声，乐章完整，节奏充满着抒情性或强烈的舞蹈感。像《青藏高原》已列入音乐学院的教材了。而《女人是老虎》则充满着轻松活泼的舞蹈节奏。

　　听张千一的歌，每一首都仿佛是一首小型管弦乐作品，非常完整。“我每写一首都非常投入。写《孔繁森》历时半年，很苦。最难的一次是《嫂子颂》。我一看词就发蒙，哪有这样的词：嫂子……这两个字中国歌曲史上从没有过的，但导演说不能改。且‘嫂子不能下滑，我就抓住大二度上行，可满篇都是嫂子……”《嫂子颂》开了通俗歌曲以清唱形式开头的先河。录制时所有人包括张千一听了都激动不已。

　　张千一说从他的创作来看，目前中国听众的艺术鉴赏力是大大提高了。像《青藏高原》这样的艺术歌曲能如此流行真是没想到。在沈阳军区，从将军到士兵都会唱，在歌厅里则有连放六遍的紀录。在成都军区，他们说一首好歌胜过一堂政治课。张千一思考其中的原因，认为实际上这是目前世界音乐流行的趋势，那就是不分地域、民族、题材，只要是好听的要素加上符合时代潮流的表现形式，就能迅速地流行，任何地区民族的听众都喜欢。民族性强，它的外延性也强，挖掘这个东西找到合适的形式就能让其他民族接受。

　　作为音乐制作人，张春一目前在大藏艺术有限公司主持一个音乐工作室，专事研究、策划、监制工作，试图将国际上最先进的音乐手段、机制引进来。因为传统的器乐、录制方式、编曲等已经显得保守了，必须用最现代的器材、编曲来看待过去的好作品，并且及时推出新制作，目前这被统称为“新世纪音乐”。张春一曾在北光声像艺术公司任编辑部主任，主持录制过数千种磁带光盘，是大陆较早涉足流行乐坛的人之一，他还曾在香港学习过一年的录音技术。目前准备完成一部介绍新世纪音乐的专著。

　　张千一的弟弟张宏光被称为“幕后音乐高手”。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专职作曲，张宏光本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然而在编曲配器方面的成就和名气却远远超过他的作曲专业。对于一个好的音乐作品来说，仅仅有一个好的创作还不够，还要有一流的编曲配器和一流的演唱、一流的录音、一流的包装和发行手段，这就是当代流行音乐的全部内涵。而编曲往往是幕后工作，听众知道得更多的是作曲、作词和演唱者。而圈内人却极为推崇张宏光。电视片《邓小平》的主题音乐就出自张宏光之手，《春天的故事》《梅》《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花好月圆》等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到底编了多少曲。能够证明他有作曲天赋的是在1997年，由他作曲的《朝夕相伴》在第二届亚洲流行音乐节上获得评审团颁发的创作银奖。法国评委在事后还拉着张宏光的手说：虽然你拿的是银奖，但我认为你的作品是最好的！

　　张千一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但成功的因素除了天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根植的这块大地。多民族的文化养分是他汲取不尽的源泉。他去云南被佤族原始音乐打动，被傣族音乐的秀美打动，听过哈尼族400多人的表演，那是有着6个声部的高难度作品；为电视剧《成吉思汗》作曲他去了三次内蒙古，《北方森林》是鄂伦春生活的反映，《嫂子颂》是东北风格，《歌从黄河来》是西北风格，《明月出天山》是新疆风格，《战地阿里郎》是朝鲜族风格……

　　“我是有意识地接触各民族的音乐，我有想法一个一个地搞各民族风格的作品，成熟一个推出一个。我对《成吉思汗》的音乐有信心。生活在这丰富的民族文化中对艺术家来讲真是太幸运了。当然现在也有浮躁的现象，向经济上看齐，很多作曲家都有枯竭之感。我力图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约稿的太多了。我即使24小时写也写不完，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有许多好题材也只好放弃。搞一部舞剧《野斑马》，闷在屋里写了8个月，又枯燥又难受，差点精神崩溃。人家说你太傻，8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啊！我知道这些，但我想克服一下自己，培养精品意识。要克服浮躁，要充电加油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问我有什么遗憾吗？我觉得尽管我被大众和专业人士认可，但大家知道的多半是我的声乐作品，而我是个搞管弦乐等大型作品的人，我希望能够被公众完整地了解，器乐作品才是真正高水平的东西。所以在成功的当中也有些许委曲。”

　　张千一对自己要求高，西藏题材作品成功了，人家为此还找他写同类题材被他推辞：对不起，在没找到新感觉之前不再接受稿约。在四大门类的创作中，他哪个也不想放弃“自找苦吃”。他作品获奖无数，却一直低调为人。功成名就后仍然到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曾担任武警文工团的副团长，总政歌舞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八、九届副主席，事务一大堆，还有那么多的创作任务，让这位个头不高的东北汉子显出英雄本色。

　　张千一，广收大地之精华，站在高山之巅去放歌，岂有不撼天动地之理？

　　阿拉腾奥勒：颂歌献给人民

　　现在50岁以上的人们，大都记得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儿，稍年轻一点的，也能从前几年火爆的“红太阳”系列歌曲里听得出那个时代的声音，甚至要喜欢上这些歌曲。毕竟，这些歌曲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有着满腔的热情和纯真，显示着艺术家们的才华，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喜欢她的民众，那些朴素的感情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的一种精神和信仰。

　　在这个艺术家的行列里，就有着为数不少的各民族艺术家们的身影。朝鲜族作曲家金凤浩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和蒙古族作曲家阿拉腾奥勒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北京的金山上》《阿佤人民唱新歌》《壮锦献给毛主席》等多首民族题材的脍炙人口名曲。阿拉腾奥勒在24岁时创作了这首名曲后，至今仍然活跃在乐坛上，后来又写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这样的名作，经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演唱后风靡全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作品是1967年写出的，我也曾经满怀真诚忘我地放声歌唱，至今听来还是热泪盈眶。2005年的秋天，我拜访了阿拉腾奥勒先生，听他依然激动地为我们讲述那过去的事情。

　　这个是1967年的作品，我当时正在天津上音乐学院，是大三的学生。这个事还得从内蒙古艺术学校的时候讲。1956年我从科左后旗考到呼和浩特第二师范学校，这是个蒙古族学校。从那儿就上了内蒙古艺术学校，我的老师就是著名作曲家辛沪光。当时师范学校还不放。到了师范学校以后我挺活跃的，经常拉手风琴呐，去了一年后我的“处女作”歌曲《送肥歌》发表了，是用蒙古语写的歌词。内蒙古广播电台开始作为每周一歌播出，他们电台还有一个小报也登了。这件事我自己也特别得意，挺高兴的，不管是在同学们中间，还是在学校老师里头，稍微有一点名气了。我的启蒙老师是阿拉坦呼雅格，他开始在师范学校当老师，后来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当编辑，还曾经在内蒙古广播电台当音乐编辑，现在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我和很多老作曲家如通福、莫尔吉胡、德伯希夫等也有联系，还有辛沪光老师。经常找他们帮我看作品，修改作品。他们也非常器重我。正好内蒙古艺校要招第一届作曲班，我被选中了，他们说你最好来这儿。但师范学校的领导不太同意，说“师范毕业以后应去小学教书，普师班毕业可以到中学当老师，艺术学校是属文艺系统的，跟咱们不是一个系统，你到那儿去也不太合适”。开始不同意，之后一些老师给我出主意说，不行就找市长或教育局长，我就找到了教育局长书路（朝鲁）。我说：“蒙古族里搞作曲的少，我相信我有这方面的天赋，经专业学校培养，一定会为蒙古族人民争光的。内蒙古艺校看我这方面有发展前途，他们希望我去深造学习。”局长看我说得有道理，确实也是有才能，最后给学校领导打电话说这个事，师范学校领导就放了。那一届作曲班只有7个人，班主任就是辛沪光老师。有色登，还有王家义、齐少俭、金和盛……最后作曲的就剩下我一个。其他人都改行了。作曲班就办了一年，因为师资不够就停办了，以后就把我分给了器乐班。在器乐班我跟色拉西老先生学马头琴、潮尔。开始我不太愿意，自己也没认识到后来有什么作用。虽然当时不太愿意，但是后来学着学着自己就有点兴趣了。因为当时他教的全是民歌，很少有新的创作歌曲，都是科尔沁民歌，蒙古族古老的民歌。内蒙古艺校当时还请了很多的老艺人，像锡盟搞蒙古筝的扎木苏，老艺人铁钢等。有时间就跟他们一起听民歌，听他们演奏之后就把什么什么曲子都记下来，跟老先生学了将近一年，当时就受这样的音乐熏陶，当然我在故乡也有熏陶。

　　我们那儿是半农半牧地区，一到农闲的时候，亲戚乡亲们在一块儿就合奏，笛子啊，四胡啊，三弦啊，农村也没有那么多乐器。他们演奏的都是民歌，还有民间乐曲，比如《莫德莱玛》《荷英花》等。另一个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听说书。一到冬天就听说书，一听就是一个月。那时本村没有，就到外村听。我听了好多次，一听就是好几天，特别入迷。尤其到关键的时候故事还没完，就停了，我听着就着急，想知道结果，第二天还得接着听。那时候听的除了《刘胡兰》等革命故事以外，还有《三国演义》《小八义》等很多故事，像小姐走路，将军打仗，悲伤的，欢乐的等等，他不光是说故事，也有很丰富的曲调，包含的东西特别丰富，情绪跟剧情特别贴合，感情特别真实，我听得也很投入。受了这些民族音乐的感染，在这种音乐氛围中生活着、学习着，所以上了学以后非常得心应手。在学校，有一些古老的音乐，原来在家里没有听到的也学了很多。这么多民间艺人的演奏，为我后来搞创作奠定了民族音乐的基础。

　　第二年，跟色拉西老先生学马头琴以后，有一次去考试，我就拉了两支曲子，一支是民歌，第二首是我自己改编的曲子叫作《白毛女和杨白劳》。当时，色拉西老先生听了非常不高兴。但是学校领导莫尔吉胡听了之后觉得拉得还是挺好的：“能看出他还想学作曲。”正赶上第二年往中央音乐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送两批学生，我就在1962年下半年被保送到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学理论学科。在那儿是陈其丽老师一直教我们，这两年主要的理论基础都是这个老师教的。我到附中的时候也是非常勤奋，只要有这些搞器乐的业务汇报演奏会、演唱会我都去听。在附中的时候我也写过弦乐合奏、二胡独奏、歌曲等，像《科尔沁音画》。当时都受到老师们的赞赏。1964年，我直接被保送上本科了。1968年从作曲系畢业。

　　1967年回到了呼和浩特。那时候内蒙古正搞一个大歌舞，叫作《内蒙风雷》。当时的导演给我拿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歌词。他说我们现在也正排一个大型歌舞，这个曲子是最后的终曲，希望你能写成能歌能舞的激动人心的曲子，我们等着排练，尽快给我们写出来。后来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写出来了，第二天就拿过去了。后来一排练，整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曲子在歌舞上用了以后，后来在内蒙古演出时经常在开幕式或者是在终曲上使用。

　　当时的指挥家聂中明来过，还有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来过，他们在内蒙古采录的时候，把这个节目重新录过后拿走了。1968年左右有一组少数民族歌曲，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南方的《壮锦献给毛主席》，还有西藏的《北京的金山上》等。当时，这个歌每天最少播出一两遍。大江南北所有的中国人全会唱了。当时有独唱的、合唱，中央乐团也唱，各种形式都有。1973年，朝鲜万寿台艺术团访华演出的时候，也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那个时候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两年。

　　没想到，经过近40年的动荡，这些歌曲底稿竟完整地保存着，那是一些钢板刻的，油印机印的略有发黄的纸片。

　　那时，我只有二十四五岁吧。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过流行。我当时认为这就是任务，人家导演拿来说大歌舞要用，让我写曲子只是任务而已。写作时的感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小时不到我就完成了，民族音乐的积累需要好多时间，因为作曲基础已经到位了。歌曲写作的基本技术已经学了，所以在技术上不是很难的事情了。当时有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写的这个歌曲本身上没有明显的蒙古族舞蹈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借助了西藏一些舞蹈的节奏特点。当然整个是蒙古族音乐的旋律，但是前奏用的是带有西藏特点的节奏。歌曲当时就是这样子，非常有激情，对毛主席纯朴的感情，因为我也是一直从师范到大学毕业都是国家供养的，在毛主席时代我觉得当时很幸福，对毛主席充满感情，是以这么个心情来写的。这个歌就是写的旋律有浓郁的蒙古族民歌风格，优美抒情的旋律，紧拉慢唱，一听就是蒙古族的风格。

　　我过去写歌，这个曲子上基本就是原来民歌的方整结构，就是四句或者两句，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打破了原来的结构。当时的一些理论家或者评论说：“这个歌突破了方整形的民歌结构，结束了在民歌上稍加改变，或者在旧曲上填新词这样简单的创作时代”，“在作曲技法上布局合理，高潮设计达到了和内容完美的结合，是在作曲技法与民族特色相结合方面所做出的成功探索。这个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人民的心声，是历史的产物，唱出了各族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深情”。

　　后来作曲家吴祖强和刘德海他们写了一部琵琶协奏曲叫《草原小姐妹》，他们在这里的主要段落中表现“草原小姐妹在风雪中想起了党和毛主席的时候”，用了这段旋律。用了这个曲子。这个曲目除了中央乐团演奏以外，美国的交响乐团来华演出时也演奏过这个曲子。

　　我1968年就毕业了，下放到河北农村去。直到1971年，突然有一天，内蒙古的一个军人到我们那儿去了，见到我说，我是内蒙古广播局军管会的，内蒙古广播文工团要扩建，那儿的领导要找你，说写那个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作者怎么没信了？我们一直在找你这个人，找到你原来的天津音乐学院，最后找到了，原来分配到这个地方。他说你愿意回去吗？我说当然愿意！恨不得马上飞回去。

　　正好内蒙古广播局军管会的领导就是河北束鹿人，当时县革委会主任（就是县长了）就是他的部下，我很顺利就调回来了。1971年回来，也是文工团开始扩建的时间。这个团里人不多，还有几个民间艺人。1972年内蒙古歌剧团借我，他们排蒙古语《红灯记》请我去指挥，是作曲家美丽其格作曲。还有一台节目是音乐会，这两台节目都要下乡演出，都是我指挥的。1973年我就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了。上海有几个老师很好，一个瞿维，一个是丁善德，还有桑桐、陈铭志，这是第一次。1978年我又去了一年。

　　当时上海的老师非常好，和声是桑桐，作曲跟施永康学，陈铭志教复调，都是顶级的老师。所以经过这两年的学习，我把整个作曲专业的课程都补上了。

　　我的创作有三个时期，1957年我的处女作《积肥歌》；1967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成名作；1977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创作了以后，正好1978年初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写完了这个稿子稍微修改，定稿了以后，我先交给了马志争，马志争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很好的声乐系学生。他现在马来西亚，近年来还到内蒙古演出过。当时老师要求他唱一个民族歌曲。他找到我说，您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歌曲让我唱？我就把这个东西拿给他试试，他就在课堂上唱了，当时没有公演。真正把这个推到舞台上的是德德玛。1978年底她接手了这个歌并唱红了。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举行全国文艺调演，德德玛用这首歌曲获了奖，作品也获得了二等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是这样唱出来的。后来还得了很多奖，也就流传开了。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优秀歌曲”选入教材，收入了《亚太歌曲集》。

　　歌曲是很奇妙的事情：刚出来时演唱者获得更大的名利，很少有人关注作者；以后是词曲者和乐谱被记载而流传下去，不太记得首唱者是谁、唱得最好的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