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

　　一

　　七十年后，母亲带着我再次来到李庄时，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这是我的主意。母亲已经太老了，再不回去看看父亲，怕是以后就没机会了。当年，母亲离开李庄，就再没回去过，但我知道，她一直想着父亲。

　　多年来，母亲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她会在黄昏中缓缓拉开院子里的藤椅，安静地坐下，藤椅衰朽的骨骼如同它的主人，发出嘎啦嘎啦的声响。夕阳是流动的沙，淌在她因苍老而凹陷的脸上。母亲说，她在和父亲聊天，而无论她说了什么，父亲都不应声。对此，她不止一次地解释道，父亲不是不想应声，而是头被砍断了，用来发声的喉咙成了两截，所以再也说不出话来。母亲现在已经101岁，时光将她的身体慢慢变成了碎末，有时走几步路都要扶着墙壁休息一会儿，这副苍老的骨骼，任谁也看不出，她曾经是带过上百人队伍的游击队长吧。而我虽然也已经七十多岁，但每当看见母亲站在黄昏中的瘦小身体迷雾般的隐隐约约，我还是会和儿时一样带着渐有渐无的恐惧，那遥远的思念蔓延在她的骨髓、毛发甚至呼吸的尘埃里，我想，我们还是一起回去看看父亲吧。

　　我也想念父亲。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父亲之于我，是战斗故事里述说的英雄，或者，他是那个我从来都不曾看见却每天按时陪母亲说话的亡灵，就像一团潮湿的雾，环绕在我的生活里。军史上说，父亲在1943年牺牲在李庄附近的三尖山。那时他是三分区司令员，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伏击战中伤了腿，组织安排他到李庄休养，也顺便给李庄的抗大分校学生上军事课。李庄有八路军的院校、后方医院、报社，虽然也是后方，但却比母亲所在的延安离战场更近些。母亲说，她那时就想去前线，闻闻硝烟味，但因为怀上了我，身子越来越重，她才决定带着我去看望父亲的。她的想法是，先到李庄，过两个月把我生下来后，寄养在老乡家，她就可以继续参加游击队了。

　　可母亲怎么也想不到，此时的李庄已是一堆瓦砾，燃烧过的木灰还在散发苍白的残烟。战斗刚刚过去三天，鬼子学着八路军的样子昼伏夜出，继而突然袭击，当先头部队出现在李庄山头时，抗大分校的学员还正盘腿坐在操场上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我知道，那是父亲参加红军后打的第一仗。枪声响起，父亲立刻觉察出情况的严重性，李庄有两千多人，但都是没打过仗的机关、后勤人员，能打仗的只有一个警卫连。父亲果断带着警卫连和医院里一百多名伤员，占领了李庄村口不远处的三尖山。

　　那一仗打得昏天黑地，父亲带着这两百多人，死死地缠着鬼子，整整打了一个白天。李庄所有人都脱险了，但那两百多人却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当李庄的乡亲们回到三尖山时，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尸体，有的嘴里咬着敌人半个耳朵，有的手里攥着沾满鲜血的石头，还有指甲缝里都是敌人血肉……那时，母亲正骑着毛驴，眼看离李庄越来越近，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那是父亲最喜欢的歌。父亲的警卫员小王在前面牵着毛驴，他是特意去接母亲来李庄的。母亲唱着唱着声音逐渐低了下去，脸上的笑容也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六月的风儿从山上吹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母亲却感觉到风儿在脸上刮出了一道道血印子。她从风里闻到了熟悉的血腥味。小王看母亲的歌声停下来，有些不解，扭过头笑嘻嘻地问母亲：“嫂子，你咋不唱了呢？”母亲沉声喝道：“快走！”

　　那个时候，分区政委已经带着大部队赶到李庄，他在村口拦住了母亲。政委竭力堆出笑容，只对母亲说，父亲负伤了，人在几十里外的野战医院抢救。作为一个老兵，母亲已经觉察出些许端倪，她并没有坚持马上去看父亲，母亲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在村里等着。

　　母亲等来的是警卫员小王。政委他们都觉得很为难，谁都不愿意把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母亲。小王一直磨蹭到半夜才过来，当他看到母亲仍然愣愣地坐在煤油灯下时，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看到小王半夜三更跌跌撞撞来找自己，已经猜到了一半，她憋着劲，尽量不让自己倒下去。小王哭哭啼啼地把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脸色丝毫没变，仍旧呆呆地看着煤油灯芯上跳动的火光，仿佛微弱的火光中能看到父亲的影子。我知道，母亲是悲伤的，她把悲伤咽进了肚里，我亲眼看见一把冰冷的利剑生长出来，它就紧挨着我，我感到头皮发麻。其实母亲早已料到，父亲牺牲了，尽管她做好了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的准备，但当牺牲的消息真真切切地走进她的耳朵时，她还是有些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瞬即变成一种无以名狀的静默，她自己也是一个军人，任何一场战斗，在杀死敌人的时候，随时也可能被敌人杀死。革命军人早应将生死置之度外。母亲觉得，从自己嫁给父亲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她不需要政委或者别人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她甚至极不真实地看着小王，让他继续说下去。可母亲没有想到，警卫员小王接下来的话更让她始料未及。

　　“嫂子，老乡只找到了司令员的身子，头，头被鬼子割走了……”母亲愣愣地看着煤油灯，小王还在那里支支吾吾不停地说着，但母亲仿佛什么都听不见了，恍惚间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才发现，整个屋子只留下这句话在空气中游荡着，警卫员小王似乎变成一股白色的烟，彻底消失在黏稠的黑暗中。

　　母亲站起身来，这个曾经被火烧过的房间是父亲住的，墙上未散尽的焦黑中还挂着他的一套备用军装，母亲知道，它也许是父亲的，也许是政委好心将一切恢复原样，用来安慰母亲的。母亲走过去，深深地将脸埋在军装里，泪水随即无声地流淌起来，仿佛下了一场永不停息的悲伤之雨。

　　不知是过了一小会儿，还是过了很长时间，母亲抽了一下鼻子抬起头，对面前的军装喃喃地说：“我去把你的头要回来。”父亲的血肉从军装中生长起来，他的脸上布满硝烟，到处都是子弹擦过的痕迹。他摇了摇头， “不要去，鬼子都是畜牲，他们会杀掉你的。”

　　母亲看着他，眼睛熠熠闪光，“这样也好，我和孩子，死了也要和你在一起。”

　　“你不要去，你把孩子生下来，孩子长大了，鬼子如果还没走，就继续和他们干下去。”

　　“我一定要去，如果我没死，我就把你的头带回来，我要让你在我身边，看着我如何杀鬼子。”母亲不等父亲再说话，就穿上了父亲的军装，直接冲进笼罩着苦涩和血腥的浓夜之中。

　　日军并没有直接回到驻地县城，他们还在四处游荡着寻找八路军主力。我后来问母亲，你是怎么找到日军司令部的？母亲说，她能闻到父亲散发出的气味，那种气味夹杂着粗粝、重汗和执拗。有关父亲身上的气味，警卫员小王叔叔说，自己从来没有闻见过父亲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是按母亲的说法，她当时就是顺着父亲的气味才找到了临时驻扎在王庄的日军司令部。

　　司令部原先住的是一户姓田的大地主，日本人来了以后，就把地主一家都拉出去当日本兵练刺刀的靶子了，就是前两天的事，而这座大宅子也因此呈现出令人厌恶的面目。当天色微亮的时候，母亲来到了这里。

　　“把我男人的头还给我！”母亲一手撑着后腰，一手捂着肚子，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喊出了这句话。守在门口的两个日本兵看到一个女八路，大吃一惊，用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对准母亲，当他们发现眼前的女八路还是个大肚子的女人，并且没带任何武器时，变得迟疑起来，疑惑地互相看看，吱吱啦啦地说着听不懂的日语，随即其中一个日本兵用刺刀虚晃了一下，想把母亲轰走，可是母亲哪肯就这么走呢？她的喊声越来越大，尖厉的声音将深夜刺出一个窟窿。

　　母亲的喊声惊动了里面的日军司令官。我后来查过很多资料，这个四十来岁的日军联队长名字叫藤井俊介，是个中佐。当然，母亲那时并不知道他是谁。他从屋里出来，眯着眼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声喝问母亲：“你是什么人？”

　　“我是丁火司令的女人！我来要我男人的人头！”母亲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喊着，目光仿佛一挺喷着火舌的机关枪。藤井俊介的身子在机关枪的扫射下，不由得晃了晃。两个日本兵紧紧地抓着三八大盖，充满警惕地看着母亲。藤井俊介犹疑了一下，“丁司令的女人？丁司令有几个女人？”

　　母亲感觉受到了侮辱，她愤怒地吼道：“我们八路军从来不会娶小老婆，丁火司令员只有我一个女人！”

　　母亲是带着赴死的决心前去寻找父亲的头颅的，她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她要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并不怕死。母亲说，她当时根本没有想到，那个日本军官听她说完，开始更加仔细地打量着母亲，“你怀孕了，几个月了？”他的声音并不坚硬，甚至有一丝江南糯米糕的柔软。母亲感到疑惑，机关枪的火舌慢慢地暗了下来，她抚摸着肚子，说：“八个月了。”说完，母亲就有些懊悔了，提到还没出生的我，在鬼子面前她的回答竟会如此瘫软。母亲不由得直了直身子，恨恨地瞪着他， “把我男人的人头还给我！”

　　藤井俊介像被虫子蛀坏了大脑一样，竟老老实实地朝母亲点了点头，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带着母亲穿过中庭，来到以前田地主放柴火的厢房，让母亲在那里等着。母亲说，也许是父亲已经不在了的缘故，他的气味渐渐地淡下去，无论她怎么闻，都是那么微弱，仿佛风一样地一带而过，她能嗅到的只有身旁驻守司令部的日本兵身上的戾气和战争晕染出的血腥。日军军官很快就回来了，把一个浸着血渍的布袋交给母亲：“打开看看吧。”

　　母亲接过布袋，仿佛浑身血脉都凝住了，在她温暖的身体里，我看到很多股冰冷的血流肆意游荡。母亲的每个动作都无比艰难，全身绷满的力气仿佛一下子消失了，手指沉重如铅。她从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与父亲重逢，上次见面，还是父亲带着警卫员小王，劝她到延安，那时父亲活生生的，滿脸褶皱里都是藏不住的笑意，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布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完全分不清面目的头颅，连头皮都被炸得看不出任何人形，母亲即刻软了下去，眼泪如涨潮的海，倾泻而下，仿佛把一生的眼泪都流了出来。让母亲感到羞辱的是，那个日军军官竟伸出手，扶着她坐下，并喃喃地说：“作为军人，我很敬佩丁司令，他是个伟大的军人！”

　　母亲艰难地抬起头，“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你们哪里配得上叫军人？你们是一群强盗！”母亲把布袋里的头颅向前伸了伸：“看看吧，他都成这个样子了，你们还不放心他，还要把他的头割下来！”

　　日军军官把脸扭向一边，看了看布满破破烂烂云彩的天空，低沉地说：“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大……实不相瞒，我们师团长命令，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后来，母亲仿佛失忆般，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如何从日军司令部里走出来的，她只记得，那天她回到李庄，将父亲的头颅和躯体缝在一起，安葬在了乡亲们用门板凑好的棺材里。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去过李庄。她很多次都想回去看看，但每次都半途而废。母亲说，看到那里的每座山每条河，都会想到父亲，她怕自己受不了。

　　现在是时候了。母亲说，我们很快就要和他在一起了。

　　二

　　我们赶到李庄就直接去了三尖山。母亲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刚到山脚下，她就甩开我的手，大步向前走去。我不得不跟上去，小心地为母亲拨开道路两边张牙舞爪的荆棘。母亲的记忆力真好，她直接找到了父亲的坟墓。其实也很好找，父亲的坟墓就在高高的山冈上，那是他牺牲的地方。这也是母亲的主意，他就是死了，也要和他牺牲的战友在一起。老乡们显然进行维护过，离得老远，就看到坟墓四周砌着半人高的水泥，以防野兽的糟蹋。正面还竖着一人来高的大理石墓碑。

　　母亲喘着粗气，微笑地感慨着，“这里不愧是革命老区，对你爸还是这么好，我还想着，可能被野草淹没了呢。”

　　老乡们确实还记着父亲，坟墓前还有烧过纸钱的痕迹。虽说是迷信，但这也代表了活着的人对逝者的哀思。但当我们看到大理石碑上的字时，一下子呆住了。上面并没有父亲的名字，只是写着“无名烈士永垂不朽”。天啊，我父亲叫丁火，堂堂的三分区司令员，军史上有，李庄所在的县的党史上肯定也有，他们居然称他为“无名烈士”！我担心地看着母亲，母亲本来红润的脸色果然瞬间灰暗下来，风很小，却把母亲吹得摇摇晃晃。我忙扶住了母亲，愤愤不平地说：“这太敷衍了！随便一查不就查出父亲的名字来了嘛！”母亲叹了口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说：“也不能怪他们，那时条件有限，埋你父亲的时候，就插上个木牌，写上了你父亲的名字，这风吹雨打的，早就不见了，人们忘了他也是正常的……”母亲虽然是这么说的，但话到最后，声音里已经带着破旧漏风的哽咽。

　　我和母亲默默地站在那里，不知何时起，天空已如水墨晕染般漆黑一片。我扶着母亲慢慢地下山，母亲干枯的手臂连同着精神已经明显没有了之前的劲头，身子几乎都倚在我身上。我们要到李庄去，干休所已经和村委会联系好了，我们在那里休息一晚。快进村时，我们看到村口的广场上正在放电影，是今年最火的《我和我的祖国》。母亲看了看黑压压的人群，低声说，村委会的人可能也在这里看电影吧，我们等电影放完了再去吧。我想想也是，就扶着母亲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土坎边坐了下来。母亲看了一会儿电影，回过头来，“要是你爸爸活着，看到咱们国家现在这样子，该有多高兴啊。”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是啊，父亲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还不是为了我们子孙后代能和平快乐地生活吗？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的理想实现了。

　　母亲欠了欠身子，我这才觉察出母亲身上的寒意。我悄悄地站起来，想到旁边找些稻草铺在地上。我刚走出不远，从一棵大树的阴影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这不是丁司令的孩子吗？”我有些吃惊，这里还有人会认识我吗？一个老头走了出来，他一头白发，乱得像堆杂草，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我疑惑地看着他，“您认识我？”他露出一嘴黄牙，哈哈地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八个月的时候，跟着你妈来过李庄嘛。”我愣在那里：“您是？”他咳了两声，腰弯得像虾米，他捶了捶腰，说：“老了，不中用了。我是李庄的老支书白万钟啊，你妈认得我。”

　　我将信将疑地将他领到母亲跟前，母亲果然认得他。一脸兴奋地冲他叫道：“白支书，你还在这里啊！”老头也很高兴，他抓住母亲的手使劲地摇着，“你可来了，我就说嘛，你一定会来的。”母亲的脸突然绷了起来，怒气冲冲地问他：“我记得那天埋我丈夫的时候，你也在那里。他的墓碑上为啥没有他的名字？他怎么成无名烈士？别人忘了，你总该记得他名字吧。”母亲的怒气中带着火焰，呼呼燃烧着，老头后退了两步，慌慌地摆着双手，说：“搞错了搞错了，那里埋的不是丁司令，确确实实是无名烈士……”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什么无名烈士！我亲手埋的我男人，我会记错吗？那里埋的就是他！”

　　老头回头看了看村庄，村庄在黑暗中像头怪兽。他再回过头来，浑浊的眼睛中已经有了泪水：“妹子，我真不骗你，那里埋的不是丁司令，丁司令埋在离这里有二十多里远的石头岭呢。”母亲愣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是我把丁火的头带回来的，我亲自埋在这里的。”老头叹了口气摇着头说：“你带回来的不是丁司令的人头，丁司令的人头早就被人带回来了。”

　　老头把我们带到了一间陈旧的瓦房前，推开门，我们看到明亮的电灯下，坐着一个至少九十岁的老婆婆。老婆婆看到母亲，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仿佛一盏可以照亮深夜的灯。她拉住母亲的手，声音软得像三月的风儿：“姐姐，我终于把你等来了，把丁司令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母亲看看她，又回头看了看老支书，疑惑地问：“她是？”

　　“她叫李香梅，就是她把司令的头颅从鬼子那里带回来，葬在了石头岭的，她后来就一直留在这里照看丁司令。”老支书说。

　　老婆婆招呼我们坐下，告诉我们，她这条命是丁司令给的，要不是他，她早就死了，根本活不到现在这个岁数。鬼子打到她家乡时，她才十六岁。鬼子突然来到村里，抢了粮食，烧了房子，她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杀死她的爹娘，他们沒杀她，而是把她和村里的十几个姑娘绑起来，说是要带走。她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在半个月前，邻村的一个姑娘被鬼子带到炮楼里，十天后，她被放出来后，还没走到家就跳井自杀了。她知道只要被鬼子带走，自己大概也是这等命运，不干净了，不是被鬼子杀死，就是自己跳井死掉。她想一头撞死在石头上，可鬼子把绳子牵得死死的，连寻死的机会都不给她。

　　她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是父亲带人把她救出来的。她们走到半路上，父亲带的队伍伏击了鬼子。父亲不但救了她，还把她送到三分区办的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她就参加八路军，在三分区的医院工作。老婆婆说到这里时，羞涩地看了一眼母亲，说：“姐姐，实不瞒你，我那时就爱上司令员了。”母亲愣了一下，脸上有些愠怒。老婆婆忙拉着母亲的手，说：“姐姐，你放心，我知道司令员已经结婚，我就没那想法了，只是远远地看着他，我就很满足。”按照她的说法，父亲在李庄野战医院休养的那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她是医院的护士，一直在照顾父亲。老婆婆苦笑地摇了摇头，说：“司令员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闺女，他哪里知道，我其实是爱着他的……”我有些担心地看着母亲，母亲却似乎理解了这种奇怪的感情，她的眼神充满爱怜，甚至还抬起苍老的手给她捋着掉落在额前的白发。

　　老婆婆说，那次战斗打响时，父亲立即安排机关和医院、报社转移，为争取时间，他带着警卫连去三尖山阻击敌人。医院里一百多名能走，甚至能爬动的伤员也要求跟着父亲一起去阻击。父亲带着队伍走了，野战医院也匆匆忙忙地转移。一直到太阳西斜，走出几十里，再也听不到枪炮声时，队伍才停在一个山谷里。她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和他的队伍居然没有带一个医护人员。她那时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和那些伤员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战斗的。她把能找到的药都带上，背着小山一样的绷带原路返回。那些伤员是她的伤员，父亲是她藏在心里的爱人，她决不会让他们死掉一个人的！

　　她在半夜时分赶到三尖山，在凄冷的月光下，她看到了像麦捆一样倒了一地的尸体。她找到父亲，父亲血肉模糊，无头尸体和溃烂的军装融为一体。她还处于不敢相信的恍惚之中，直到确认裤脚上的那块白补丁确实是半个月前出自自己之手，才不得不相信，眼前躺着的这个无头躯体确实是司令员。

　　老婆婆说，我那时什么都没想，就想着一定要找到司令的头颅。我找遍整个战场，连司令的一根头发都没找到。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肯定是鬼子把司令的头割下来带走了。我就发疯地追赶那支日军，一定要把司令的头颅要回来。真是神奇，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那个日军的司令官竟然真的把司令的头颅还给我，确实是司令。日军甚至给他的脸擦拭干净，司令脸上还带着一丝嘲讽的笑意。

　　那天，我从鬼子司令部出来的时候，已经天黑。我有些后怕，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把司令的头颅要回来的，如何从鬼子的司令部走出来的，就觉得到处是鬼子的刺刀，整个天空像冰一样冻了起来。我双腿瘫软，连打了好几个踉跄，我把所有力气都用上，不停地跑啊跑啊，终于将鬼子的司令部甩在黑夜里。我怕日本人后悔，派人追我，我得赶紧跑回去，把头颅交给乡亲们，把司令安葬起来。

　　我跑着跑着，就是不见天亮，反而迎面突然形成的灰白浓雾把我弄糊涂了，我竟有些认不清方向。片刻踟蹰之间，我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我赶紧纵身跃进附近的草沟里，果然后面来了一群日本兵，他们既可能是来追捕我的，也可能是附近扫荡的小分队。我在那里躲了大概一刻钟，刚想探头看看日本兵走没走，突然被一只大手按了回来，我顿时感到后背一股寒气直逼脖颈，我回过头，从灰白的雾气中发现，草沟里还藏着一个人，他和我一样在观察着上面的动静，不同的是，他穿着的军装上全是血，像是刚从战场上回来的，腰里还挎着一支手枪，显然是个干部。他将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安静。

　　果然，那支日军小分队并没有走远，他们杀了个回马枪，顺着草沟的邊沿又回头搜索。我和这个八路军干部一起屏住呼吸，我听见上面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扒拉着附近的地皮，还不耐烦地吱吱啦啦说了几句，剩下的日本兵也跟着没精打采地回应着。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这时我才算放下心来，又想着赶紧回去，可是那个八路军却说：“你别着急走，他们马上还会回来。”

　　“他们已经搜索两遍了，还会来？”

　　“你刚刚遇到的是日军不同的两个小分队，请相信我，他们一共有十几个小分队，正在这一带搜索找你呢。我们这里是个不错的隐蔽点，附近三公里都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那我要在这待多久啊？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

　　“不管有多重要的事情，也要等到日军走了再出去。”

　　听他这么说，我没搭腔，但心里急得仿佛瞬间长出一米多长的草，我要是不赶紧回去，乡亲们很有可能就将司令给掩埋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找鬼子要头颅的事情，我不能眼见着司令死了还身首异处。我想着想着，又不自觉地探出身子想往外跑，但还是被他拉了回来。

　　“姑娘，你怎么不听劝呢？”

　　“我对这一带很熟悉，你放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姑娘，请相信我。”他说完这话，我还真的想看看到底要不要相信他，我仔细看着他，但奇怪的是，在灰白的浓雾中，我无论如何都看不清他的脸，只能感受到他已年过四旬，恍惚中，他身上还散发着粗粝、重汗和执拗的气味，这气味竟是那么熟悉，我一下子对他充满信任，点了点头，他一定是为了我好，我要是这么贸然出去撞上鬼子，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就在雾蒙蒙的夜色中一起在草沟里坐着，我得知他是一个司令员，姓丁，十五六岁就参加了红军，参加过长征，老婆是个使双枪的游击队长，因为怀上孩子，不得不回到延安，一边学习一边准备生孩子。他笑哈哈地看着我，说，再有两个月，孩子就出生了，希望是个男孩。我有点不大高兴，他都是八路军司令员了，怎么还重男轻女呢？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要是男孩，长大可以继续打鬼子嘛。听他这么说，我不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为了化解我的尴尬，我忙说他：“那您怎么现在在这里？”

　　“刚刚那场仗打得很艰辛，鬼子是个联队，三千多人，我们只有两百来号人，打到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司令叹了口气，慢慢将头低下，仿佛和战友重新陷入了刚刚的激战中，我想去安慰他，可是牺牲了那么多人，怎么会因为我的一句安慰就能释怀呢？我安静地坐在他旁边，雾更重了，灰茫茫的，交织着尚未消散的硝烟和树枝，我仍然看不清他的脸，身边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影影绰绰。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疲惫中醒来，雾已消散，天空中竟下起了小雨。我看看身旁，那个司令已经不知去向，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过，雾散了就可以回去了。我连忙起身，背着那个已经渗出梅花一样点点鲜血的木匣，从草沟里爬出来往回走。那个司令员去哪了呢？难道接应的部队已经来了吗？今天真是巧了，去抢了一个丁司令，又遇到一个丁司令。我突然打了个冷战，飞一样地跑起来。

　　在石头岭的时候，我又遇到了一股日军。我怕鬼子抢走司令的头颅，就用双手刨土，手指磨破了，鲜血直流，指甲磨掉了，但我还是一点都不觉得疼，刨出了一个半米深的坑，把司令的头颅埋了下去，在上面放了几块石头做标记。做完这一切，我站起来，突然天地旋转起来，我一头栽倒在地。要不是第二天一个猎人发现了我，我怕是也要死在那里了。说实话，死在那里倒也好，也算是和司令守在了一起了。老婆婆说到这里时，猛地抬头瞪着母亲，好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布满老人斑的脸上竟浮出些许红晕。母亲忙拍拍她的肩，朝她点了点头，眼神里是满满的爱怜。

　　老婆婆说，我那天就病倒了，在猎人那里躺了十来天，病一好，就赶紧回到李庄。后来的事儿，白支书都知道了。

　　老支书说，香梅说的是真的，她带着我们去看了，那确实是丁司令。我们就把司令的躯体起出来，和司令的头颅一起埋在了石头岭最高处。

　　母亲愣愣地看着老婆婆，又看看老支书，她和我一样，我们都更加困惑了，如果说，父亲的头颅是这个叫李香梅的女八路军护士要回来的，那么，母亲带回来的头颅又是谁的？

　　两人摇摇头，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必定也是一名八路军。

　　三

　　第二天，老支书叫上村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去了石头岭。

　　这确实是父亲的坟墓，高大、威严，同样用水泥墙围了起来，还立有大理石碑，上面除了写有“丁火烈士永垂不朽”，墓碑的背面还详细地记载着父亲的生卒年月，甚至还有他的战斗经历。母亲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地看完，抬起头来，冲着老支书和村委会的年轻人点了点头，说：“对的，这全是对的，你们有心啊。”

　　年轻的村支书被母亲夸赞得有些不好意思，说，我们专门去丁司令的家乡搜集资料，又请军队上的同志们一个字一个字核实过。

　　母亲和老支书他们聊着天，我向四周望去，这里是石头岭最高处，视野开阔，四周松树青翠欲滴，小鸟在头顶的树枝上歌唱。环境真是不错。我向前走了两步，看到不远处的悬崖下有座小小的土堆，上面长满荒草，旁边的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蹲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人穿着一身日军军装。

　　我感到头皮发麻，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穿鬼子的军装。这要是让母亲看到，一定会大动肝火。现在的人啊，太不懂事儿了。我赶紧跌跌撞撞地跑下去，至少要把这个人赶走，有多远让他滚多远。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跟前，还没张口，他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来了？”那口气就像是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愤怒地吼道：“你还要脸不要脸！你为什么要穿着鬼子的军装？”他却一点都不害臊，脸上仍然挂着笑容：“我见过你。”我除了愤怒，还有些吃惊了：“你是谁？你认识我？你在哪里见过我？”他说：“我见到你时，你才八个月大。”

　　我突然明白了，这人是藤井俊介，就是杀死父亲的那个日军中佐。我应该愤怒，但好奇战胜了愤怒，我愣愣地看着他，问道，你们不是战败回国了吗？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撇了一下嘴角，想哭，但他耸了耸肩膀，还是没有哭，但他的声音却比哭了还要难听，“我倒想回去，可我再也回不去了。”这个我真的不关心，我关心的是母亲带回来的那个头颅是怎么回事，那人是谁。

　　他耸了耸肩，说，你们不知道他是谁，我当然也不知道。我们那次本来要把李庄的所有八路军一网打尽，谁能想到会在那里遇到你父亲。那场仗打了一整天，我还想着至少是一个团的兵力，战斗结束时，才知道就两百来人，其中还有一百多是伤员。人都死了，甚至连个喘口气的都没有。我有些失望，正要整队走时，看到在你父亲不远处有一个还活着的伤员。

　　我为什么知道他是个伤员呢？因为他的腿上包扎着绷带，那绷带不是刚刚包扎的，而是有些时间了。他浑身都是血，双腿被打断，右胳膊被炸掉，都不知道丢那里了，他要是没有蠕动一下，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他还活着。我们围着他，说实话，那一刻，大家都沉默了，眼神里既悲悯，也有敬佩。就是这样两百多人，阻击了我们一整天，还打死打伤了我们六百多士兵。他的嘴唇干裂，迸出了一道道血口子，脸色苍黄，肌肉紧紧地贴着颧骨，很显然，他失血过多，随时都可能会死去的。

　　我突然有些不安，哪怕我们立即止血救护，我想他也活不过来了，但如果就这样放手不管，我觉得自己会良心不安。是的，你别撇嘴，那一刻，我确实想到了良心两字。我示意卫生兵过去给他包扎一下，这样，也许能减缓我的罪恶感。卫生兵伏下身子，还没打开药箱，那人突然露出瘆人的笑。我突然觉得不妙，立即转身扑倒在地，向一边滚去，但还是晚了，轰隆一声巨响，那人拉响了身下的一捆手榴弹，除了我，他身边的日本士兵都被炸死了。当然，他自己也被炸成了碎片，头颅顺着山坡骨碌碌地滚到了我眼前，整个脸已经面目全非。我吓坏了，把他的头扔到一边，弯着腰呕吐起来。

　　这一仗，我没法向师团长交代，不但没有消灭李庄的八路军，还被两百多人的八路军打死打伤六百多士兵。我只能把你父亲的头颅割下来交给师团长看看，让他看看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对手。你父亲是在日本军队中出了名的战将，不，应该说是战神。我们曾经好几次集中数万军队围剿你父亲带领的八路军，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还常常损兵折将。这次能把你父亲打死，也算是给师团长有个交代。等割下你父亲的头颅时，我看了看那个人的头颅，就鬼使神差地也带上了。等向师团长证明完我确实杀死了你父亲，我想，我们还是要把你父亲葬起来的，他身边能有一个战友陪着也是好的。是的，你不用怀疑，我那时确实对你父亲充满敬佩之情，这无关敌人，只和军人有关。

　　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仿佛一辈子没有说过话一样。他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刚刚回到司令部，门口就来了一个女人，哭着喊着要把自己男人的头要回去。当哨兵通报给他时，他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丁火的女人是大名鼎鼎的游击队长。他立即赶出来，他想象中的女游击队长应该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没想到却是一个柔弱的女八路。她居然敢直闯敌军的司令部！她的胆子真大。他突然感到一阵慌乱，这场战争，难道注定要失败吗？他在恍惚之中，并没有为难她，而是将她带入一个房间，房间香案上一个大木匣里，放着一尊大口瓶，丁司令的头颅被泡在药水中。拨开亲人额前的黑发，那个女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藤井俊介甚至有些尴尬，他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军人，你和丁司令是为你们国家而战，我是为我的国家而战，我敬佩他的英勇，敬佩他的精神……”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他甚至有点对自己感到恼火，听上去，似乎是在为自己辩解什么。

　　女人没有理他，将装有丁司令头颅的木匣紧紧地捧至胸前，走出了司令部大门，他把她送到门口，突然啪地立正，不由自主地冲着她的背影敬了个礼，他身边的士兵也忙齐刷刷地敬礼。

　　可是，她走了没多久，师团长的电话就来了，当他听说他放走了丁司令的女人，还让她带走了他的頭颅时，大发脾气，让他立即派出所有的部队去追回她，把她的头也斩下来带回来，悬挂在县城的城头，显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威严。他只得把部队派了出去，但这个女人就像消失在雾中一样，或者说，她变成了雾，到处都是她，又到处找不到她。

　　从那一刻起，藤井俊介就明白，自己的军旅生涯彻底完蛋了。他并没有感到有多么悲伤，反而长长地松了口气。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带着部队将要返回县城那天早晨，又来了一个女人，而且还挺着大肚子。当他听到她在门口尖叫着要自己男人的头颅时，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匆匆忙忙穿上军装，来到门口。他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已经确定，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女游击队长。

　　藤井俊介感到有些慌乱，他甚至不由自主地想给她敬个礼。为了掩饰自己的慌乱，他不得不大声喝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丁火司令的女人！我来要我男人的人头！”

　　藤井俊介有些好奇：“丁司令的女人？丁司令有几个女人？”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会娶小老婆，丁火司令员只有我一个女人！”

　　藤井俊介蹲在石头上，仰着脸看了看我，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完全被你母亲的气势所压倒。对别人来说，这也许是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要是放在以前，我一定会把你母亲抓起来，按着师团长说的，斩下她的头颅。但我那时不会了。在我眼里，她不再是个女游击队长，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死也要和丈夫死在一起的女人。我是一个军人，我要对这个女人表示我的尊敬。我正是这么做的。我把她带到柴房处等着。你知道，司令的头颅已经交给了另一个女人，我又拿什么给这位真正的夫人呢？我就把那个无名烈士的头颅交给她了。他应该回到属于他的土地上，接受他保护的人民的爱戴，他佩得上这份尊荣。

　　藤井俊介从旧时光中沉默了，他看上去那样的苍老，仿佛在战争的回忆中慢慢矮了下去。他说，我把这人的头颅交给你母亲，你母亲当然也看不出这不是你父亲的头颅，她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丈夫，泪如雨注，捧着头颅跪倒在地，看得人心里很是难过。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说，那时我就想，我也有妻子儿女，如果有一天自己死在了异国他乡，怕是尸体都运不回去……我果然还是留在了这里，和你父亲做了伴。他站了起来，看了看四周，“今天天气好，你父亲一大早就对我说，他今天要去李庄的三尖山看看自己的战友。他肯定没想到，你们也来了。要不然，他肯定会在这里等着你们，他等了几十年了，天天念叨着，你们肯定会来。”

　　我有点疑惑，“你怎么没有回国？”

　　他苦笑了一下，“还不是你父亲害的？那次战斗回去后，我就被师团长降职为一个大队长。第二年，我们在这里和八路军又打了一仗，打到最后就冲到一起白刃格斗了。说实话，白刃格斗是我们日本军人最擅长的，所以每次我们都把子弹退膛。当然，你们八路军也不怕白刃格斗，你们靠的倒不是格斗技术，靠的是拼命。和我对阵的是一个小个子八路军，本来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把他的步枪打掉，还捅了他一刀，他捂着肚子，肠子都出来了。我只要再捅一刀，他就完了。这时我就看到了你父亲，他正坐在自己的坟头上，抽着旱烟袋，带着一脸的嘲讽笑眯眯地看着我。真是白天见鬼了。风吹过来，你父亲的头晃了晃，他干脆把头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托在手里，还在看着我笑，我脚下一踉跄，那个小个子八路军就扑了上来，紧紧地抱着我，跳下了这个悬崖，我和他就一齐摔在这块大青石上，当场都死了。你们中国人真是好啊，打扫战场时，把他抬走，也挖了个坑，把我埋了，要不是这样，我早就被野兽吃掉了，怕是连块骨头都找不到了。”

　　我打了一个冷战，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颤抖着问他：“你已经死了？”

　　他笑了笑，“我当然早就死了，都死了七十多年了呢。”

　　我吓坏了，慌慌地攀上悬崖，我看到站在父親坟墓边的人更多了，除了李庄村委会的人，还有干休所的人，干休所的李所长和赵协理员，一个人捧着一个骨灰盒。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我慌慌地跑过去一看，骨灰盒上贴着名字，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母亲。

　　我抬起头，这才看到，母亲正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她的身边站着一个英俊魁梧的男人，他搂着母亲的肩膀，也在笑眯眯地看着我。母亲扭过头，有些羞涩地对他说：“老丁，我们来了，我给你说过，我和孩子，死了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认出了他，他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