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刊

　　那个早晨，我是用哭声来迎接朝阳的。

　　我妈从磨坊出来，手里拿着黄荆条，我正把新洗的裤子往一根铁丝上晾。等我看到她时，黄荆条已经抽到我身上，我的叫声应声而起，眼泪立即汪出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妈，灯草呢裤子从铁丝上跌下，像被我的叫声震落下来的。

　　我妈打得更起劲了，懒他妈的烧蛇吃，不给点厉害，你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

　　又不是冬天，你咋个起不来？我妈的黄荆条落到我背上、肩上、腿上。一挨腿就起了棱，我跳起来，惊飞了核桃树上的麻雀。噗，噗噗，噗。

　　是的，那是七月。前夜下了一场雨，气温也不至于低到起床就等于去边疆，但我还是尿了床。裤子湿了，席子湿了，席子下压实的稻草也湿了好大一片。我把席子拱起来，又把稻草松了一下。尽管我屏住鼻息，但还是闻到了一股热烘烘的尿液气息。

　　这不是第一次尿床。事实上，我尿了七年。我妈为此没少打我。她归结为我懒，怕冷，不想起。我有口难辩，只得接受训诫。即使是在冬天，我妈也会把我赶到当门田，用手搓洗尿湿的裤子。

　　这本是我七岁之前的日常，但那天早晨，似乎更激起了我的羞耻心。尿床这事在川北一个叫亭子村的聚居院落里，确实够特殊的，好像其他小孩的那东西生来就跟我的有很大不同。我的是自来水管，而他们的安了阀门。我妈的杖刑和责骂常常让我在那些安了阀门的水管面前低了眉，甚至连目光也只能朝鞋看。

　　挨了打，我负气而走。昨夜下了一场大雨，一切都还水汪汪的，连同那初升的太阳。我穿着凉鞋，鞋子断了一只耳，走起路来脚丫会外泄，脚底的泡沫也压得板结，失去了弹性。走过桑秧田，沿石梯向上，再折回来，就到了房背后。那是一块稻田，我一边走，一边伸手抚着稻穗，稻穗甩一下沉沉的头，向后退去，窣窣而响，水珠应声而落。

　　来到稻田的缺口处，我停了下来，那里分明有一尾鱼。一尾鱼，足有一尺长。

　　那时，它已经从缺口处顺坡而下，搁浅在一个水凼里。我大喜过望，抓着草皮滑下去。

　　是条鲤鱼。它昨夜顺流而下，甚至还努力一跃，以为过了那道坎，就是龙门，就能把池塘般大小的田垄甩在身后。曾经，它和稻田一样，做着诉说丰年的热愿。但它知道，再过些时日，稻谷泛黄，蛙声也就尽了，水汽会从田里流淌干净，它的梦也就该断了，不如干脆逐水而走，游于清溪，相忘于江湖，以为“触浪迎风天地宽，去来不碍东西浦”。哪知道，才出门，就折了舟楫。水可载鱼，亦可覆鱼。太过依赖的，终成桎梏。

　　水已经浅到不能游动，它就横在水凼里，嘴巴一张一翕，腮片跟着一鼓一收，红红的尾巴还偶尔摆动一下。

　　我一伸手，它就弹起来，水扑我一脸。我已不急于去捉它，失去了水的依附，它还是鱼吗？

　　我扯了一根茅草，把根部打个结，然后按住鱼，从它的鳃里穿过去。拎起来，鱼在空中摆着身子，但渐渐放弃了挣扎，只有鳃部还做着呼吸的努力。我跑回家，拿出洋瓷盆。盆底印着一条摇着尾巴畅游的红鲤鱼，旁印两字：富贵。我把鱼放进盆里，算是在“富贵”的热愿下，给它或者它找了个伴，一鱼变两鱼，果然就“富贵”了。鲤鱼一进瓷盆，就迅猛地摆了一下身子，激起的水花溅了我一脸一身。

　　我知道，我妈见到鱼一定高兴昏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张明敏在春晚唱《我的中国心》那年，我们亭子村还没一台黑白电视。同为川人的黄健翔回忆说，1978年他家就有了9 寸电视机，第一次收看了世界杯，那一年阿根廷十号铲球进门。但这对亭子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亭子村人只得把梦想写在洗脸盆的盆底，每天早晨用最虔诚的姿势来祈祷，我们的祈祷是清凉洁净的——让梦想照进盆底。

　　我们带着梦想但还是错过了阿根廷十号，错过了郎平担任女排主攻手的洛杉矶奥运会，还错过了在全国风靡的三毛。这些都恰到好处地划定了自己传播的边界，就像落入湖心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总是最后传到湖边的。

　　亭子村对外界的想象，都来自父辈的传闻。他们说，快到镇上的某处石壁缝隙里有一本五公经，有人去拿过，手一伸书就缩回去了，手一缩书又送过来。这种说法完全无法证伪，因为石壁高耸，任谁也爬不上去。这正是说者的聪明。他们说，靠近乡上的老坟包里夜夜燃着火，那些死去的人围火而坐，而他们谈论的尽是包产到户之类的国家大事，但人一到近前，火声俱灭……

　　与亭子村的精神生活相衬，物质上是几千年来没有摆脱的饥饿。在我更小的时候，父母们会在一锅红苕旁，放上一个小盅子，盅底铺上一撮米。红苕熟的时候，半盅米饭就熟了。父母和两个姐姐吃红苕，而我吃米饭。那个年代出生的农村人，谁没在猪食锅里掏过红苕吃？

　　这么说来，我想表达的是，那天我捉到的这条鱼该会怎样地满足我妈对于厨房的想象。于我而言，惊喜显然是双重的。但我妈出坡去了，这些喜悦没能当场兑现。但潜滋暗长的情绪，一旦激发，就鼓舞着我要再做点什么。

　　我攥着一个蛇皮袋去了当门田。当门田，在我家脚下几层土地之外，是去往镇上的必由之路。

　　我就是从那条路一步步走向远方的。

　　而今天，原来的出发地变成了远方。自从二十年前，为上大学卖了老房子，父母在几座城市辗转，并最终定居于成都后，故乡终成远方，成了有时候在睡梦里才出现的一个名词，成了失眠时用来检索的一个空间。空间和时间彼此依附，当其中一个消失，另一个也就不在了。

　　故乡成了空间和时间相互依附的注脚。

　　这些都是后来的感悟，而当初当门田仅仅只是一个田。冬天时会蓄上水，长一田的鱼；春天会有鱼卵伏于水草，也有蝌蚪挤成黑压压的一群；夏天我爹会把水放到其他收了麦子或者油菜的旱田里，以便栽种稻谷；秋天会有稻花香，会有稻浪，会有肥美的鱼躺在浅水里。仅此而已，一切都跟嘴巴有关。哪里会成为远方的起点？

　　当门田之外，是一个退台式的坎，坎下是一个平台，散落着几户人家。人家脚下是新桥河，夹在两山之底，流经木门镇，然后再流到哪里，起码我那时不知晓。那本是条小河，自有荣枯，但在我那时看来已经够宏伟了，看起来庞然无际，没有终极。因为比这更大的，我还没看过。那年头，山水构成的屏障，完全遮蔽了我对外界的想象，以为世间不过如此。一切都是平常心。父母在这块土地上劳作，我将来也是，我的儿孙会重复着祖辈的路，就像那条河没有终极。

　　我找出一根蛇皮袋，拦腰攥着。那个年龄，我还不能把一根蛇皮袋提在空中自如地行走。我查看了当门田的缺口，缺口处小心地用竹篱拦上了，要的是肥鱼不流外人田。那是我编织并放置在那里的，但那个竹篱一定架不住昨夜那样的大水。

　　我顺着雨水常年冲刷的小沟往下，攀着漫坡的青冈木向下滑，一路检视，却什么也没有，干净得让人难以置信。

　　青冈木尽头，是两片竹林。一边是斑竹，别人家的。一边是慈竹，我家的。每年，我家都会砍上一些竹子，砍断成比我爹还高的节，将节巴砸碎，压实，捆成捆，背到川心店去换几个零钱。

　　竹林下是一块平地，地里横着一些竹枝。当检视到那里时，我哇了一声，我看见了好多鱼。好多鱼。

　　水流至此，散作一地，各自东西南北流，鱼们就被竹枝所挡，不能做一个长长的关于跋涉的梦。归来不觉山川小，出去岂知天地宽，他们自然是不懂这样的诗句的。

　　我几乎是冲着下了陡坡的，带着尿床后压抑的呼啸。我捡起鱼，一条，一条，一条。鲫鱼。与鲤鱼不同，鲫鱼个头瘦小。倘若加上豆豉，加上鱼香草，那一定味美而鲜。

　　不知道我们的先祖是什么时候爱上吃鱼的。我在百度里键入“鱼”，下拉菜单立即弹出“鱼丸的做法”“鱼香肉丝”“鱼汤的做法”“做鱼菜谱大全”……我们跟鱼都是用味觉来打交道的，哪里还有庄子站在濠梁之上的哲思和饶舌。“鱼米之乡”，“鱼与熊掌”，这些词语今天还在刺激着我们的味蕾。几千年来，我们和鱼的协作正是通过味蕾，直接，干脆。这些，鱼肯定不知道，它们单纯地以为有了水就有了一切。

　　我一条条捡起淌在地上的鱼，一会儿就有了小半口袋，沉甸甸的。我是吹着口哨回到家的，把鱼倒进盆里，倒在印着“富贵”的盆里。它们就又以为得到了自由，贪婪地享受着“鱼水之欢”。先前的鲤鱼拼命一摇尾巴，由盆底跃到水面来，溅起的水珠湿了地面。

　　我双手撑着盆边，看着这些鱼彼此挤压，扭身，呼吸，大口大口地呼吸，我心里充满喜悦，起码那时刻我是“富贵”的。

　　我妈背着一背牛草回来了，她的脸黑浸浸的。放下背篼，往常她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天啦，这把老子累得。但那天，她什么也没说。下脚是沉沉的，有满地的声响，地上湿漉漉的，你能感觉踩出的水花一定在脚步周围四散开去。

　　尽管我脸上已经泄露了秘密，但她暂时还没看到那盆鱼，脸上还是黑浸浸的。我妈走到盆前，用手威风地一指，裤子掉下来了，你眼睛瞎了哇？我其实早就知道挂在铁丝上的裤子滑到了地上，但我哪里顾得上？

　　我妈说完，又喊了一声天啦。她看见了鱼，鼓着一双鱼眼，张着鱼吃水时的嘴巴。她喊着我的小名，麒麟子，你在哪儿捡的？鲤鱼，这么大。

　　我妈占据了最佳位置，我暂时退后，她叽哩哇啦说了一气，像是对鱼说话，又像是对着我。

　　我妈抒完情，从屋角掐来鱼香草，她走路时脚步轻快多了，像身体突然间变得轻盈。待鱼煮熟时，我妈撒上几片鱼香草，香极了。

　　但吃鱼时，我被鱼刺卡住了喉咙，怎么整都弄不出来，流了一些泪，如果泪水汪成河流，那些下箸的鱼可以畅游到大海吗？

　　这样的情形是偶然的，只有夏天的大雨后才出现。现在，让我们把目光稍稍前移，移向春天，移到那个鱼生卵卵生鱼的季节。

　　春天来了，鱼儿把卵产在水草上，密密麻麻，全是黑色的小颗粒。我常常从当门田里捞出水草，对着那些如芝麻的颗粒，深情凝视。大自然确有伟力，知道生殖力一弱，整个族群就会殁于人口，成为历史书中的一个名词，于是它们就用数量来换取族群的生存。

　　等到初夏，插秧时节，鱼卵成了鱼苗。它们感知春水，感知夏风吹皱的涟漪，以及蜻蜓点水时留下的瘦长身影……但它们不知道，成长是一条险途，总是伴随着各种风险和意外。

　　比如，会遇见我爹和我。

　　我爹会甩动驶牛条，吆喝着把冬水田一犁一犁地翻耕。鱼被撵到未耕的一侧，通常它们会聚在一块水最深的地方。我便拿了罩去，左一下右一下去罩。伴着咚咚声，水花蹿起，湿了胳膊，湿了衣裤。就像在天空捕鸟，鱼在水里也是很难捉的。它们会左冲右突，你能看见它奔走的痕迹，待你撵去时，它又奔去了另外的地方。但一牛一犁，外加两人对它的围猎既然已经开始，它们的命运就注定了。鱼进入罩里，会撞击你的罩。它们沿壁而走，身体与竹篾之间会有挂擦声，那是惊惶的声音，是奔逃的脚步，是面临刀俎前的最后一搏。一个经验丰富的捉鱼者，会根据撞击的猛烈程度来判断它的大小，以及调节自己内心的喜悦程度——要不要叫起来，要不要嫌弃地扔掉。

　　耙田时最好捉鱼了。那时候，水已不太深，鱼不便于潜逃。另外，水会极其浑浊，这是鱼最受不了的，它们就探出脑袋努力呼吸。这无异议于饮鸩止渴，在活命的同时，暴露了自己的行迹，你可以根据鱼头的大小来判断捕捉的对象。

　　每年插秧季节，是我最快活的时候。鱼总是和我做着攻防的游戏。这有点残酷，但我以此为乐。在那个年代，能下箸的都是食物。《诗经》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修辞，一个文人的矫情，跟“何不食肉糜”有什么两样？

　　我爹会捉些小鱼，放进其他田里，养上一季，稻熟时作为美食。农人是不会让土地闲着的，油菜或者麦子收了，种水稻，水稻收了种红苕、玉米或者洋芋，红苕收了再种一季冬菜，冬菜收了是油菜和麦苗。时光流转，山河易容，唯有土地不辜负人类。它用不绝的产出，供养嘴巴，供养城市。城市就是一根吸管，插入土地的肺部。因为城居者不能吃纸钞，不能吃股票，不能吃书籍。似乎什么都现代了，唯有嘴巴还传承着智人的基因。

　　到了谷子抽穗以后，农人会把稻田的缺口挖得更低一些，让多余的水流走，农人称作“放水”。这个词在农人那里是及物的，而一到城市就抽象起来，类似于放水被放水了。农人与天地往来，与泥水协作，没一样不是能触摸的真实。

　　水一放浅，鱼就出来了。他们会聚在稻田的低洼处，凭寸水而求活。

　　有一年，姑父突然来家作客。姑父那时在县城农场，但也是国有企业。在我们的亲戚里，他是唯一一个在县城工作的人。那时候，我能走到最远的地方不过是跟在父母身后去了木门镇。木门镇是徐向前召开过军事会议的地方。但要到几年后，我才会爬上几百级石梯，走近那在半山腰的几座木制房。至于更远的县城，就只能出现在想象里。

　　姑父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凤凰牌，加重的那种。后座两旁绑了两壶桔子汁，那是他们农场榨成的。到了新桥河，公路就尽了，只剩下三百级石阶，随着山势弯曲或者笔直地通到当门田，然后再走过几根田埂，就到了我家。姑父就是这样扛着自行车和橘子汁来到院坝里的，他一下把自行车从肩头卸下来，车子在院坝里弹跳一下，就又黑浸着脸稳扎稳打地立在地上。姑父扶着龙头，身子前倾，像要趴在车身上。然后直起来，喘着粗气说，这他妈的啥子坡，把老子累得。歇了一下，姑父就支起脚架，把壶摘下来，叫我妈拿碗来，姑父小心地倒了半碗，让我们喝。

　　我品了一口，清冽，甘甜。那感觉用词语形容不出来，词语在面对宏大事物比如时间、生命、永恒、宇宙时都会失去表现力，就连面对味觉这样的小欢喜也无法做到得心应手。

　　后来，我妈把橘子汁放在装着粮食的柜子里。我的身高还不能与柜子齐平，只有端来凳子，踮着脚尖才能把壶提起来，揭开壶盖，小小地抿一口又放回去。我喝到的并不是来自自然的汁水，而是一种城市气息。

　　对于姑父的到来，我妈一下就犯了难。旧米早就见底，新米还未灌浆。腊肉一过六月就没了。不说肉，油也没有，每顿我妈拿猪皮在锅里烙上几下，猪皮滋滋响过几声，就收起来，留作以后用。然后倒进蔬菜，算是菜里有了油花。

　　我妈在灶屋里看着米缸，又揭揭油碗。然后她就定住了，像是在想什么却又想不出什么。我妈就手拿菜刀往鸡圈走，走得心事重重，一步一顿。

　　我家还有两只鸡，一公一母。我妈原本准备等鸡再下几个蛋，孵一窝小鸡。要把这些小鸡卖了，才能交上双款和提留。村上干部来收钱时说，不交嘛，看你娃儿读得了书啵。

　　两只鸡似乎发现我妈的表情跟往天不一样，我妈呱呱呱地唤它们来吃粮食时，让人感觉她就是那群鸡的母亲。

　　两只鸡互相推挤，都想占据最远的位置。我妈又呱呱地唤了两声，两只鸡举着眼睛警惕地朝四周望，惊慌地应两声。

　　我妈把刀往猪圈的水泥圈板上一拍，突然转身对我说，麒麟子，你去当门田里看看有莫得鱼喃。

　　为了保住鸡，我抓了一只塑料袋，就往门外走。姑父正好进来，说，嫂嫂，你莫把饭弄多了哈，肚子是饱的。

　　莫得啥子整的，都是随手饭。随后我妈打了两声哈哈，算是化解了窘迫。

　　我去了当门田，把稻穗刨开，一一检视还有没有水凼。可惜，走了一圈都没有。我沮丧地往回走，心里想着两只鸡的其中一只肯定已经无路可走。

　　刚到二婶的稻田边，突然听到一声水响，像什么在扑腾。我心里也扑腾一声，赶紧扒开稻穗，哇，鱼，我看到了鱼，在一个浅坑里。鲤鱼和鲫鱼。

　　我向四周看看，确信没人，三两下挽起裤脚下了田。心噗噗跳，双手已经脱离身体，连鱼都抓不住。我直了两次腰，想确定是不是有人来。汗珠从额头渗出，脚下的泥土都在燃烧。

　　好不容易抓了两条鱼，就赶紧上田，把稻穗尽量复原。要是被二婶知道了，那就坏了。她和我妈是冤家，彼此站在屋角，一手叉在腰上，另一手朝着对方直戳。二婶骂我家的女娃子，而她们家没女娃子，我妈就骂二婶或者二婶的母亲。那些年，农人常常为地角的一棵树，或者两锄土地，互相骂上半天。那是乡村的日常，没有了那些，农人的生活里就少了起伏，平坦成亘古的平坦。

　　我走了几步，突然意识到什么，赶紧将塑料袋一裹，藏进衣服里。两条鱼在衣服下扑腾，我使劲按住它们。路过二婶家门前本是回家最近的路，但我只得绕了一大圈。

　　哟，你在哪个田逮的？

　　当，当门田。我说起来很吃力，像卡住我喉咙那根鱼刺还没取出来。

　　我妈开始变得欢腾，烧出了鲜美的鱼汤。

　　鱼汤端上来，我妈喊着姑父的名字，你快吃哟，莫拘礼哈。说着，将鱼肉从骨头上剃下来，往姑父的碗里夹。姑父赶紧把鱼肉放回汤碗里，嘿，嫂嫂，你莫管我呢，我自己晓得。

　　我的筷子是干净的，你看嘛。我妈的筷子确实还没动过饭菜。她就又朝姑父碗里夹。姑父赶紧说，嫂嫂你们快吃，我有糖尿病，吃不得。

　　糖尿病？糖尿病吃不得？

　　是呀，医生说不能吃呢。快来，麒娃儿，你吃，吃了好写字。

　　这个才怪哟，这个病吃不得，还没听说喃。姑父顾不上我妈，他往我碗里夹鱼肉。我嘴巴里早已伸出了猫爪，恨不得把那些鱼赶紧抓进肚里。

　　那天，我妈和姑父一个劲地给我剔肉，而他们只是喝了点鱼汤，拿我妈的话说，营养都在汤里。

　　后来，我上了高中，去了县城，有段时间寄住在姑父家。那时候，农场处于破产边缘，姑父就买了三轮车，空闲时蹬着车子去挣钱。

　　有一次，姑父把两条鱼挂在龙头上兴冲冲地骑回来。姑父刮了鳞，掐来鱼香草，美美地煮了一搪瓷碗。

　　姑父边吃边夸，这家伙，香得哟。看着他“中饱私囊”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冲口而出，姑父，你的糖尿病好了？

　　姑父抬起头，诧异地盯着我，嘴里停顿一下，又开始咀嚼，然后再停下，说，那娃儿呢，那个病是富贵病，我咋个得得起哟。

　　可是，姑父明明是个傻子呀。

　　姑姑骂他脑壳里装的是豆腐渣。的确，那只能是豆腐渣。他写不起名字，卖橘子时认不了称，几斤橘子多少钱也算不来。就这么一个“豆腐渣”居然曾经宣称自己得了“富贵病”？

　　事实上，我在冬水田里也捉过鱼。

　　那一年冬天，异常严寒，下了雪，上下一白。偏偏婆婆受不住，卧于病榻，医生下了断语，准备后事。晚年白内障铺满了婆婆的双眼，婆婆失去了最后一丝光亮。但她还是摸索着帮忙做一些农活，她会把苞谷掰开，用皱成一张皮的手把苞谷粒掰进筛子里。她甚至能在黑暗里去割草，她蹲在田埂上，一刀一刀地，一步一步地挪。但她割过的地方却干净得不得了。她没上过桌子，总是坐在灶屋的案板一头，默默地吃饭，吃完就叫我添。那时候，我天然就接受了婆婆眼瞎的事实，似乎有些人生来就该如此，并没对婆婆在黑暗中的生命有过任何可资原谅的体察。

　　我家屋角有棵枣树，长在乱石堆里，婆婆眼没全瞎的时候，还可以去那里捡枣子。她舍不得吃，就藏在裤兜里，我在院坝边玩泥巴，或者用树枝拦截蚂蚁，她会喊上一声，麒娃儿，来。我就过去，她会从裤兜里拿出一颗枣子，快吃，好甜呢。我接过枣子，手心里传来一阵暖意。我那时还不明白“体温”这个词。我嚼着红枣，往树上望。那时候，即使给我一根竹竿，我也无法将它们敲下来。

　　婆婆很少吃鱼，不但因为它的矜贵，还在于她的眼瞎和它的刺。

　　但在弥留之际，婆婆眼睛一鼓，说，那些娃儿，有莫得鱼汤。那时我已上了初中，想都没想，就提着罩，去了当门田。没有时间试探，直接进了水里，我的天，寒冷刺骨，我本能地跳上田埂。

　　幸好只有薄冰，尚不影响我在田里左冲右突。越是着急，越是罩不着。

　　想起婆婆曾给我枣子，泪水就模糊了眼睛。身子越来越颠簸，我的“冲突”像是一场没有目标感的战斗。我只顾着左一下右一下，仿佛下罩就是目的。罩与冬水撞出沉闷的声响，水花溅到脸上和身上，寒意由外而内。脚已冻得麻木，成了我的身外之物，只有挪动的脚步可以证明我是个活物。

　　一条鱼终于不幸撞进罩里，不知道它是不是从我慌乱的脚步里感受到了什么，而主动来完成一个瞎眼老人的遗愿。

　　鱼不大，鲫鱼。捉住时，很安静，像是从出生时就在等待这一刻。我顾不上带上罩，就狂奔回家。

　　我妈早已烧好了水，她立即将鱼压在案板上，一刀就剖开鱼腹，掏出内脏，往猪食锅里一甩，几刀刮尽了鳞甲。我妈的目光专注而充满神圣感，像在催促自己快些再快些。她在与步步逼近的死亡肉搏。

　　快去看看你婆婆。

　　我跑向婆婆的房间。我爹守在床前，寿衣已经摆在旁边的椅子上。婆婆一动不动，也听不见呼吸声。

　　晓得在搞啥子，熬个鱼汤也这么恼火蛮，麒麟子，快去看看。

　　我跌跌撞撞地在两个空间奔波。我妈终于熬好了鱼汤，匆促地舀到搪瓷碗里，然后撒上鱼香草，将手在围裙上一擦，端起碗小心且急切地穿过几间屋子。但婆婆已经断了气，她终于归于彻底的黑暗。也许，在她前往仙界的路上，会有鱼香草的气味一路跟随。

　　婆婆走时是一个黄昏，天空没有送上什么特别的礼物，既没有晚霞，也没有阴云。但我记住了它，因为它的特别。几年后，爷爷也离开了，那个爱喝酒，爱唱京剧，给我天南海北讲龙门阵的人也彻底归于了沉寂。

　　婆婆走后不久，我淋巴发炎了，鼓突如小球，只得自己去了医院。那是我第一次用麻药，手术刀在皮肤上行走，只有声音，而没有疼感。或许，有一种痛，是没有痛感的痛。直到今天，我右侧耳垂下方和颈部，尚留有疤痕。在大学那段时间，为了遮挡疤痕，我有意将头右侧。原本就被人因为外貌嫌弃，再加两道疤，那伤痕就由外而内。工作后，我去了医院修复，但效果甚微。好在，我现在早已不在意了。千百次受过刀后，内心就变得强大。

　　我本已忘记了生病的缘由，前不久母亲突然提起说，你那回去冬水田里逮鱼，受了寒，淋巴结发炎了，还开了刀。我才猛然记起关于婆婆的事，往事便轰然推开记忆之门，像平原上浩荡的风，长驱直入，吹人满怀风沙，一脸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