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刚

　　“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豆子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写道：“在野生的动植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捕猎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一些原因，它们有我们不能消化的（如树皮）、有的有毒（黑脉金斑蝶和鬼笔鹅膏，一种有毒的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很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捕猎起来危险（犀牛）。陆地大多数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质）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而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不能消化。”

　　读到这些文字，我为自己生活在一方能生长出一茬茬五谷六畜的水土而深感庆幸。有人说过，食草者，被草食；食羊者，被羊食。一生我吃过多少五谷杂粮，百年后我愿意变成一片土地，让五谷杂粮落在上面生根、发芽、开花、结实，以报答它们的养育之恩。

　　在晃桥河沿岸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豆类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就像游牧民族：黄豆、豇豆间种在玉米、高粱地里，饭豆（眉豆）种在稻田田埂边（种饭豆是腰弯背驼的老人的活计，稻秧刚移栽过，他们就用豆桩在面向稻田的田埂一边插个洞，从衣袋里摸出三两颗种子丢进去，用光脚板往洞口一抿），豌豆点在菜地周边，在水里泡胀的蚕豆种洒上“六六粉”，给摁在冬闲的水浸田，东一块，西一片，远远望上去，几乎淹没在麦田或油菜的大军中，而树豆，干脆就让它攀附干瘦的树桩，或爬笨重的土墙。总之，在庄稼的大阵营中，它们都是小股队伍。

　　但不管如何，豆子只要一落土，就不管不顾地生长，生根、分蘖、发蔓、扬花、结实。一生四五个月的旅程，步步紧随“主粮”的大军行进。几十天过去，田埂边的饭豆，虽然身材矮小，但站在高处，比田里的稻子长得还气派，一棵棵，像一个个卫士，守护着稻子平和生长；而树豆、豇豆，是爬高上低的好手，你立多高的树桩，玉米或高粱长多高，它们就上多高，粗粗细细的藤，枝枝蔓蔓，左缠右绕，螺旋式上升，让附着物一身花花叶叶。玉米、高粱成熟了，它们也大功告成，没有被落下一步。

　　豆子开的花远比作为“主粮”的农作物开的花好看得多，除了饭豆花开得土头土脑，蚕豆花平平常常，豌豆花、树豆花、豇豆花却开得妖娆艳丽，如一只只停在绿藤上的蝴蝶，七彩纷呈，让人以为只要来一阵清风，它们就会鼓翅飞走。我们家的土墙上或木架子上，只要树豆一开花，就会蜂飞蝶绕，富丽得像花园一样。

　　饭豆、树豆、豇豆，你一种下，几乎不用操什么心，就自个儿长成了。而蚕豆长到一只笔那么长的时候，需要掐一次尖，豌豆要掐好几次，才能分藤长蔓，结出更多的果实。

　　掐豆尖，是农人最爱干的活计。

　　一到初冬，下霜的早晨，田埂上如雪的霜粉，正不声不响地吮吸着乳汁样的天光。纵横于田陌间的土路很白，脚步踏在上面，铿锵有声。再没有打赤脚的人。河边，最后一枝野菊在重霜之下低下了它金色的头。菜园边和青饲料地边，一丛丛豌豆藤正在发芽。清晨，我们去上学，会看见女人们在路边的田地里早已经忙碌开了，她们在掐豆尖。她们都不作声。女人们细长但骨节突出的手指，像鸡啄米一样灵活地掐着嫩如露珠的豆尖。蓝宝石一样美丽的豆花使她们的眸子显出热恋中才有的异彩。这个时节的豆田，散发着豆类生长中特有的奶腥气，是的，奶腥气。长大后，我也时常到豌豆地掐豆尖，粗糙如我的人走进去，闻到生长的豆棵的奶腥气，也会不觉泛起孩提时那种恋母之情。我还会从地边的草皮上捧一把霜，擦一下我胡子拉喳的脸，人一下精神起来。

　　树豆、豇豆的叶子，还有柳树叶、玉米叶，不光是兔子的美食，也是老乌虫的最爱。初夏时节，太阳一落山，老乌虫就从土里钻出来了，像一架架小飞机，铺天盖地，嗡嗡有声。很快，它们像果实一样结满树豆、豇豆的枝枝蔓蔓上。村人也不怪罪它们，大人小孩一起出动，把它们像撸果子一样，一串串从枝枝蔓蔓撸下来，装进瓶瓶罐罐，拧死盖子。次日一早，用手一把把抓了，丢在场院里喂鸡。晨光里，老乌虫像一粒粒用香油炸得金黄的花生米，公鸡母鸡啄得头也不抬。那段日子，公鸡鸡冠红得几乎就要淌血，羽毛鲜亮得像在燃烧，身子胖得连矮墙头都飞不上去了。而母鸡，隔天就下一个双黄蛋。有的人家人手多，一晚上能捉十几公斤老乌虫，鸡一时吃不完，就放在大太阳下晒干，放在布袋子里，让鸡慢慢享用。

　　快过大年时，蚕豆饱了，孩子们常常偷偷钻进豆田，吃得饱嗝连连。有一年，一群城里孩子到我们村的蚕豆田里偷嘴，其中的一个才从豆田钻出身子，一下就倒在田埂上，四肢抽搐，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很快人事不知。看庄稼的老人听到孩子们大呼小叫，跑到现场，不但不敢责骂他们，还赶紧将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的孩子背到大队卫生室。医生说是蚕豆中毒，为他洗了胃。天黑，孩子才清醒过来。孩子的父母也赶来了，问是不是蚕豆田打过农药。看庄稼的老人摇头，医生告诉他们，有的人天生对豆类过敏。以后你这孩子一定不能吃豆了。村人们都为那孩子感到惋惜：青蚕豆是天下少有的好东西，他居然没有口福享用。

　　如果你是庄稼人，不会小看田地间零零星星的黄豆、豇豆、饭豆。在晚秋的晒场上，它们分别给脱去豆荚堆放在一起，就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壮观。在粮食中，数黄豆、豌豆最好脱粒，虽然黄豆在秋天收获而豌豆和小麦一起在夏天成熟。连枷一打在上面，晒干的豆子“哗”一声，圆滚滚，黄灿灿地蹦了出来。村里一打黄豆，孩子们就欢天喜地，忙活在大人身前背后，拣黄豆虫。黄豆虫米粒大小，嫩黄得像用鸡油捻成的，拣够一火柴盒，拿回去倒在锅铲里放在柴火上一焙，香气扑鼻。黄豆虫怕光，白天都躲在豆堆里，天一亮，你跑去，它们密密麻麻地在豆堆四面的空地上蠕动。村会计的儿子拿着场院大门的钥匙，每天天不亮，孩子们都守在他家门口等他出门，他是个老实的孩子，一点也不摆架子，他一边提着裤头，一边匆匆忙忙打开锁，和孩子们一起冲进场院。大队供销社的老钱最爱用香油炸黄豆虫下酒。孩子们把满满一火柴盒黄豆虫送到那里，能换两颗结实的棒棒糖，撕开薄薄的蜡纸，足够舔一个早晨。

　　一天，在晒场，刚从县城调到我们村小任教的张老师和我家隔壁的冯二伯闲聊，冯二伯随手用扫帚指着面前一座小山似的黄豆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吃完这样一堆黄豆，死也值得了。”

　　孩子们都不爱跟冯二伯待在一起。大人常讥讽他说话东拉西扯，我们孩子却害怕他的长相：他两眼鼓突，鼻梁扁塌得只见两个洞，一张嘴阔得能横着放进一个香蕉，猛看上去一张脸长得就像癞蛤蟆，细看也一样。而且身上老散发着烟气、酒臭味，呼出的气，就像死耗子一样难闻。

　　宋老师连连点头。见宋老师喜欢听他说话，老人兴致很好，又用扫帚指着飞行在河谷上空的大雁说：“人啊，守着一块土地，比这些一年来回飞几千公里的鸟强多了。”宋老师说：“老冯，你像个哲人。”

　　我不知道什么是哲人，但冯二伯这样的话，村里大人小孩都听他说过不止一次，夏收时，在晒场上，冯二伯会用手指着小山似的小麦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吃完这样一堆小麦，死也值得了。”而在秋天，他手指玉米、红薯，说同样的话。长大后我开始学创作，想，要是冯二伯有机会能够上学，他肯定会是个出色的作家。

　　宋老师很有学问，随便指着一棵庄稼就能说它是从地球什么地方来到中国的，没人爱听，但他爱说。一次，他说土豆原产地在南美洲，那里的土豆是喝世界第二长的河流亚马逊河的水长成的，并讲了那条河如何如何了得。一旁的冯二伯板着面孔抢白他：“要是什么马河、牛河有你说的那么了不起，土豆还不好好长在那里，咋会跑到我们晃桥河边？我就不信，我们种的庄稼都是外国来的，我们中国难道就什么也没有。你是老师，难道没有听说过中国有四大发明。真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宋老师听了一愣，觉得脸上无光，一努嘴，说了句“对牛弹琴”，走人，此后再没说过庄稼的出处。

　　在豆类中，数黄豆最珍贵，要留到过大年用来做豆腐和腌腐乳。我家的黄豆晒透后，会装在棺材里。棺材是奶奶最后的“家”， 就放在她睡觉的房间里，与她的床并排列着。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奶奶是怕冷的人，我要让我的家暖暖的。哪天我死了，住着才舒服。”在乡村，我很小就生发这样的感叹：一个庄稼人，也许当他一辈子结束的时候，他来到世上一遭，给世上留下的痕迹，不比一棵大树上落下的一片叶子留下的痕迹多，但活着的时候，他们像庄稼生长一样认真、充满活力。天气好的时候，奶奶会指使父亲把她那口用柏木打造的棺材抬到院子里晒一晒。自打装进黄豆后，耗子常在棺材盖上玩耍或是磨牙，一双绿豆小眼幽亮幽亮地眨着，让人害怕。有时，我会和奶奶一起躺在她的“家”，听她讲故事。她的家很小很小，但散发着豆类特有的清香，我和奶奶常常在里面进入梦乡。

　　在豆类中，饭豆的产量最高，秋后每个人能分到二三十公斤。把它泡胀，隔三岔五做成干饭当主粮，或煮个开花，放上一把酸腌菜，一次能吃两大碗。但饭豆吃多了，一肚子都是气，随时会放屁。豌豆呢，磨成面，加些瓜瓜菜菜熬成糊，好吃得让人把碗舔个精光。豌豆粉更上乘，一般只有来客和年节才能享用，用猛火把豌豆面熬熟，舀进碗碗盆盆，冷却后，即可划成片或打成块食用，凉拌、煮、煎随意。

　　日子到了腊月，做豆腐的日子到了。如何做豆腐，《本草纲目》中“时珍曰”的造法，仍然在我们晃桥河畔大大小小的村庄沿用：“凡黑豆、黄豆及白豆、泥豆、豌豆、绿豆之类，皆可为之。水浸碎，滤去滓，煎成，以盐卤汁或山矾叶或酸浆、醋淀就釜收之。又有入豇内，以石膏末收者。大抵得咸、苦、酸、辛之物，皆可收敛尔。其面上凝结者，揭取晾干，名豆腐皮，入馔甚佳也。”

　　在村里，伍大婶是做豆腐的能手。在她三十岁那年，已经生下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就在给老三过完满月的第四天，男人却死了。她三年守孝期满后，白春联才换上红春联，不少人都上门来提亲，被她婉拒了。但一有什么伤心事，她就带上她的三个儿女，去亡人的坟头大哭一场，回来后继续过日子。尽管她的三个儿女吃糠咽菜，她却不让他们受一点委屈。由于家庭实在太贫穷，每年黄豆一分到手，还没散热，她转身就卖了，给孩子们做学杂费。她无师自通做得一手好豆腐，村里人办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都用豆腐，就会请她。她做的豆腐又白又嫩，家家请她去帮忙。我家就请她做过豆腐。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出锅，压水……每一道工序，都一个人，就像在表演，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那时她好像不到四十岁，大眼小嘴，满头黑发，身腰丰润轻灵。夏天，在河里洗过澡后，她一张圆圆的脸上会泛起淡淡的红晕，随手将乌黑的长发用手帕在脑后。这时的她，年轻清爽得像个大姑娘。这年腊月的一天傍晚，大儿子相中的姑娘和媒人突然上他们家，她惊喜万分，她向正帮着做豆腐的人家讨了一大块，用个大碗端着回家。路上，一不小心，一跤摔倒，额头血流如注，她忙不得抹一把，奔向摔得粉碎的豆腐和碗，一点点用手指捏起没有被路上灰土染脏的豆腐。我和村里几个背书包的小伙伴站在一旁，一瞬间，我看到“辛酸”一词在世间的形象翻译。土地下放后，她在自己家开了个豆腐坊，儿女们为她打下手。豆腐坊生意异常红火，她家很快成为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家。但她的两个儿子都嗜赌如命，常有人三天两头堵在她的豆腐坊前向她讨赌债，这时，她会将自己那颗骄傲和破碎的心深藏起来，面无表情地将当天收的钱交给人家。好在她的豆腐照样好销，除了送到刚刚在县城兴起的超市，村人是主顾，每天一早，妇女老幼就会端着碗，两角三角钱买一碗刚出锅的豆腐脑喝。男人们呢，会揣上酒，割两块豆腐打成片，拌上辣椒酱油，摆在她家豆腐坊闲下来的案板上下酒，一消磨就是几小时。傍晚，女人们又会上她家，买臭豆腐回去炖吃。她请村里的木匠在二楼上用坚实的椿木打了一个带梯子的、足有半间屋子那么大、两米深的柜子，用来储放黄豆。木柜子下面留个可开可关的口子，只要轻轻一拉开闸门，黄豆便像金水般奔涌下来，下面盛豆的竹箩满了，轻轻一关，要多省事有多省事。有一次我跟着扛豆包的男人上了梯子，张望过那个木仓。大豆从麻袋口倾斜而出，发出“哗哗”的笑声，落在仓里的同类身上，还要滚动一番，才慢慢落实。楼上有一种非现实的色彩，光线半明半暗，像凌晨或薄暮，但豆子们闪着黄澄澄的光芒。大约在七年前冬季的一天，她忽然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家人到处寻找无果。几天后，家人隐隐闻到非同一般的臭味，最后确定臭味是从大椿木柜子里散发出来的。打开闸门，黄豆飞速下流，淌满了一地。不一会，只见她露出身子来了，一双长年累月被水泡得变形的双手高举着趴在柜子一角，一张脸金黄如纸，揉皱的黄纸，满嘴塞满黄豆。据公安人员现场侦查后推测，她一定是去查看豆子时不小心一脚踏空掉下去，陷在黄豆里出不来给闷死的。豆子也能淹死人的事，比鸟的翅膀还快，在晃桥河一带的村庄传得沸沸扬扬，外村很多人成群结队，跑到她的豆腐作坊看稀奇。她死时，离一个月就满六十八岁。为她办丧事时，两个赌徒儿子拿不出一分钱，最后还是村长出面，派人将那些埋死她的黄豆偷偷运到远处卖了，总算替她购置了一口还算像样的棺材，让她入土为安。前些天，读到作家刘亮程的散文《寒风吹彻》，我忽然想起了伍大婶：“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做豆腐是很磨人的营生，儿孙们吃不了这份苦，没有人肯接她的班，她家的豆腐坊很快就倒闭了。

玉米

在我们滇南，乡下人把玉米叫玉麦，城里人管它叫包谷。但我在写作时还是喜欢叫玉米。玉——米，玉一样的米，多么好听的名字。

　　玉米等杂粮塞满了我吃长饭的年月似乎大得无底的胃袋，咀嚼杂粮犹如咀嚼人生况味。它让我对食物期待不高，只要有一碗玉米饭摆在眼前，我就会知足，会感恩，会坦然地面对风雨，天灾人祸，本本分分做人，实打实做事，贫而不贱，从不相信不劳而获的奇迹。开始学习写作，我一直不信任一些人作品中那种凌空蹈虚的玄谈，不着边际的侈论，而倾心于那种诗意而又清晰、及物、有质感的表达。细细思量，这与我大半生身为农民，在泥泥水水里种植稻子、玉米、红薯、高粱、荞子、豆子密切相关，而五谷杂粮，何尝不是为我生命打底的最好成色。顺便说一句，那时的土地上没有什么塑料大棚，主粮也好杂粮也罢，都同时要享受和承受着雨露滋润，风吹日晒，虫咬雀啄，随后一起前呼后拥地在一个季节成熟，向着一个方向，以同样一种速度。连六月才移栽到雷响田的稻秧，到处暑节令也赶紧灌浆。

　　初夏，晃桥河两岸，人们把大片小片的水田插满稻秧，忙不得喘一口气，村里的十几条牛和五六十个劳动力就移师山地上，播种玉米。为了抢在谷雨节令来临前满栽满种，人们每天早晚分别提前和延长一个小时出工、收工。星期天学校放假，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也会被大人叫去点种。村里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和收割相比，种玉米不算重活。人们比平时更加生气勃勃。村里的壮劳力每人扶一架犁，“得得压压”地吆喝着牛犁地，牛也巴不得马上干完活，早日去消受属于人畜的农闲，都使出一身的气力，走起来大步生风，根本用不着人催促，人们不时扬鞭，纯粹是一种仪式了。

　　犁头不深不浅地插进土地，嚓嚓地切割着已落过两场雨、又被太阳晒得半干的红土，像用刀切一块蛋糕似的轻快。赤脚走在湿润温暖，暄松的犁沟里，还真是一种享受。粪肥星罗棋布，像一个个坟堆，上面长满了野草和野花，麦子一收下，人们就把农家肥运到地里来沤着，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原来粗枝大叶的稻草、秸秆和人畜不堪入目的屎尿，已经碎细酥润如土，且污浊消散，成为优质的农肥。在每架牛的背后，都紧跟着一个孩子往地里点种玉米，每隔一小步点种两粒，这时的泥土就像刚蒸熟的玉米饭一样蓬松鲜润，玉米种子一脱手，像子弹一样直往地里钻。在播种者身后，女人们用四齿的钉耙将粪装进阔大的竹箕里，两手端着均匀地泼向犁沟，油墨一样浓黑的农家肥，将玉米种完全盖住了。这样，当男人的犁再次犁过来，翻起的泥土一波接一波，像平地起浪，把种子和肥料盖严实了。那是一种生命短短的潜伏，用不了几天，土地就将被一层新绿所覆盖。而年老的女人干不了重活，她们的手弯处挎个竹篮，从容不迫地往空地上点黄豆、豇豆，在原来堆粪的地方种上南瓜，南瓜种在这地方会长得很好，瓜豆是地里不可小视的副产品。

　　有一年，我们村作为大队机耕播种的试点。开犁的头天下午，公社农技站拖拉机手刘文化就把一身是泥的拖拉机开到村头，不用谁吩咐，孩子们打来水，把拖拉机洗得像出厂时一样鲜红。刘文化是个举重运动员一般矮墩墩的小伙子，阔嘴小眼，满脸的青春疙瘩，看上去傻头憨脑，烟不离口，但村里的姑娘都用热辣辣的目光围绕着他。他把拖拉机开进被雨水灌醉的大地，一动不动地手握方向盘，像在干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拖拉机喷吐着浓墨似的烟雾，突突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履带滚上来又滚下去，无休无止，人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闪亮的犁铧插进了厚厚的土壤，新翻的泥土如一片片血块，犁尖割土的声音，明亮如春雨，这是大地深处的歌声。各种各样的鸟儿从地旁的森林里飞到这里，在大地上起起落落，它们在寻食刚刚翻起的虫蛹、草籽。男女老少都来了，齐齐地站在地头，呆呆地望着拖拉机从他们脚下开到远远的地那边，又从地那边开过来。为了抢节令，拖拉机简直不舍昼夜地在地里奔突着，大地上，犁痕像一道道凝固的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人们有时深夜起来上茅房，仍能听到拖拉机在愤怒地吼叫着，虽然隔得很远，仍然感到刺耳。

　　拖拉机犁上两天，以前用牛要十天半月才能犁光的一片片土地便翻了个身。趁着土里的湿气，人们开始播种。二三十个光着上身的男人，左手提着一只装着种子的布袋子，赤脚走进地里，每隔三步，右手从袋子里掏出拌有“六六粉”的玉米顺风凌空撒去。随着他们身体移动的节奏，他们留下了一个个深深浅浅的脚印。在播种者身后，十多头牛拖着门扇样的大耙呼哧呼哧地走着，每张大耙上，各有一位老人稳稳地站在上面手握缰绳指挥着牛的走向。铁打的耙齿像一柄梳子，把大地的乱发梳理得又滑又顺。当人和牛走向地深处，从地边看去，就仿佛快要融进土地。

　　雨水密集地下来了。锄过两次地，玉米开始蹿个子，走进田野，到处响着拔节声。一场场大雨中，为防止梯田被山坡上流下来的洪水冲垮，人们头戴篾帽，身披棕片做的蓑衣，知青小崔从遥远的天津到我们村插队，在村小教我们读书。第一次见到忙活在田地间的人们，他形容说，人们像是会戴帽子会直立行走会使用工具的刺猬，“刺猬”们扛着锄头在田地间四散开来，疏通沟渠排水，加固田埂、地埂，或是把被暴风吹倒的玉米棵扶起来，用稻草三棵两棵的捆绑在一起，让它们像弟兄一样，手挽手站起来，一起抵御一再的暴风骤雨。

　　大地上，在玉米林的统摄下，草、豆类虽处于夹缝中，却具有完整的时间序列与精密的空间建构。盛大的仲夏，玉米地里，熟地草疯长，它既是牲畜最好的饲料，也用来沤肥。有差不多一个月，每天早晨，全村的劳动力都忙着到地里割草。一进地，人们把扁担往一株玉米秆上一靠，蹲下头也不抬地割起来。玉米地里不只长着草，还间种着南瓜、黄豆、豇豆等矮棵农作物。再怎么小心的人，脸还是会被长刀似的玉米叶给割开一道道口子，火辣辣地生疼。太阳出来了，玉米叶、草叶上、金黄的南瓜花上，缀串着的颗颗露珠晶莹闪亮，那些小南瓜，今天才有拳头大，明早你去看，它们就有碗口大了，闪着柔绿的光；蜜蜂和蝴蝶晒干了翅膀开始唱歌跳舞，蟋蟀咀嚼青草的声音，犹如一种天簌。空气中饱含着玉米的青涩气，豆类的甜腥气。太阳越升越高，慢慢地，露珠开始从玉米叶上滴落，整个玉米地滴答有声。雪白的刀刃一触到草根，青草便后仰倒下，人的双手、镰刀被草汁染绿了。等到直起腰喘口长气，才发现割下的草挑不动了。而光脚板却似被已经在生长的小草刺得痒酥酥的。

　　但玉米林里也暗藏危机。我们村里有个女孩子名叫子英，小小年纪的她长得异常秀美，尤其她唱山歌时，那珠圆玉润的嗓子，不知迷倒多少人。那年子英去玉米地里打猪草，不幸与狼遭遇，幸得村人相救，人的命是保住了，只是一边脸被狼咬得血肉模糊。家人为她治了一年多，子英脸上的伤好了，却留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坑坑。她一边脸如花似玉，另一边却惨不忍睹，有人称她是“半个月亮”。一年仲夏，子英正在玉米地里锄草。外村一位小伙子路经这里，从玉米棵的缝隙里看到她纤秀的身影，便歌兴大发：“玉米地里玉米好，/玉米没有阿妹好；/只要阿妹应一声，/阿哥帮妹来锄草。”歌声雄浑，深情，打动了已经十八岁的子英。她情难自禁地亮开歌喉：“玉米地里玉米青，/阿哥有事请快行；/切莫误了好光阴，/前面花儿更迷人。”听着子英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歌声，小伙子挪不开步了，于是，一唱一和直到日落西山。当唱到“阿哥阿妹走近来”时，小伙真的走近了子英。他大叫一声“鬼！”落荒而逃。当夜，子英便在村后的一棵枣树上吊自尽了。在我的眼里，子英是村里最美丽的姑娘：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脸庞，黑黑的眼睛，亮亮的牙齿。闻讯后，我少年的心似被针狠狠扎了一下。前几天，在她家门口，她还将一大把刚炒过的滚烫的蚕豆塞在我手中。那小伙知情后终身未娶。每年清明节，他会到子英的坟上唱上一天情歌。

　　玉米个子高大，像棵树，结的籽实，也比其他庄稼的籽实硕大，像纺锤，像棒子。玉米长成棵时，有细瘦红杆的，它不会“背包”结实，我们叫“公杆”，它糖分最高，我们吃“公杆”，大人们见到了也不会说什么。玉米的红缨刚黑，就有人偷吃只有石榴粒大的嫩玉米，掰下一包，撕开绿皮，动嘴就啃，满口白浆，真是生吞活剥，味道鲜美如多少年后喝到的牛奶，但吃了容易拉稀，体质弱或不是饿得要命的人，不敢贪享这样的美味。一只只腥气冲天、长相丑陋、声音嘶哑的乌鸦，也会大张旗鼓地飞到地里，农民一般老练地撕开一包又一包青玉米大快朵颐，口角沾满浆汁。吃饱肚子，它们会选一根高枝蹲坐在上面，每天百无聊赖地看着太阳升起、落下，落下、升起。天一黑，蝙蝠会从河谷人所不知的角落集体起飞，奔向玉米地狂吃嫩玉米，翅膀扇动声、咀嚼声响成一片。没有人为难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鸟雀吃的粮食，远远没有它们吃的害虫多。这是它们应有的报偿。并且他们深深懂得，大地上很多草木、生灵，一旦消失了，就真的没有了。

　　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他这样写道：“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看到兔子和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是禽兽，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其实，不用读梭罗，晃桥河边土生土长的庄稼人早就明白这一事理。

　　在经过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等一系列节气的催促之后，节令到了立秋。这时，天空似乎离大地远了，抬眼望去，那么高，那么远，那么深；每一丝风，虽然热、辣、烫，但清、亮、透。当霜下过三场五场后，玉米才慢腾腾地成熟，间种在玉米地里的南瓜也黄了。人们先是将玉米从壳里撕出，用竹筐背到地头晾晒着，又拔了豆子打成捆，再接着是摘南瓜。风调雨顺的年份，金黄的玉米有筷子一般长，手臂般粗，而南瓜，大如一盘小磨。而玉米秆，还让它待在原地，等着冬闲回来砍了，用铡刀铡了喂大牲畜。

　　秋收后，大地空空如也。正如作家苇岸在《鸟的建筑》里写到过的：“第一场秋风已经刮过去了，所有结满籽粒和果实的植物都把丰足的头垂向大地，这是任何成熟者必至的谦逊之态，也是对孕育了自己的母亲一种无语的敬祝和感激。手脚粗大的农民再次忙碌起来，他们清理了谷仓和庭院，他们拿着家什一次次走向田里，就像是去为一头远途而归的牲口卸下背上的重负。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它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看到成果，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最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

　　我们村田少地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有两百天家家的主粮是玉米饭。大多时候，主妇只会在甑子的玉米饭中间，煮一把白米饭，那是专给老人或幼儿吃的。

　　农闲下来，剥玉米的时间到了。这是所有农活中最轻松的了，在温暖的散发着玉米醇香的仓房里，人们穿得干干净净，都坐在玉米棒堆上，有说有笑地剥着玉米。无论黄玉米还是白玉米，大多穗子籽粒排列有序，像整齐的牙，白玉米是白牙，黄玉米是黄牙，都好看，它们按大小排列，门牙，板牙，槽牙，不小心也长出几颗小虎牙，稚气可掬；不小心长出几颗花牙，便有些戾气，像乡下附庸风雅的有钱人，给自己按几颗金牙，难看而丑气。男女青年会扎在一堆，他们说笑着，手却一刻也不停地活动着：姑娘们用切子在玉米棒上竖直着开一道口以便脱粒，小伙子的一双双手掌，像是天生用来剥玉米的工具，一根玉米棒抓在手里，三下五下就成了光骨头了，使姑娘们都要供不上了。那年寒假，我跟姐姐去剥玉米。一顿饭工夫，人们的双脚都被玉米粒埋没。我的小腿肚忽然感到一阵剧痛，浑身一激灵，刚欲声张，忽然看到，坐在我斜对面剥玉米的姑娘宋歌飞快地投以我深深一瞥，随后若无其事地剥起玉米来，并煞有介事地与她身边的人说着什么。宋歌明眉皓齿，一张桃子样的小脸双腮上，各有一个能装进一粒玉米的酒窝，浑身喷香，长发披肩，一对乳房似乎随时会从鲜艳的衬衣拱出来。背地里，女人都说她不学好，丢人现眼，伤风败俗，一个字，骚，但我对她不但没有一点反感，甚至还想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她。在玉米堆里，她继续着她的小把戏：有一下无一下地用她手一样灵巧的脚趾掐我小腿肚的肉。我全身发紧，手脚无措，脸如火烧，呼吸粗重，裤裆里绷得生疼。我却一动也不敢动，像被点燃的炸药包，死死坐在原地。似乎在那个时刻，我一下结束了少年，一头撞进一个乡下人的青春。

芭蕉芋

之前我陆续写下荞子、红薯、高粱、玉米，甚至连豆子也写了，回头修改期间，隐隐觉得在我叙写的杂粮家族当中，还少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却老是想不起，当然不是土豆，那普通而又经典的杂粮，它已经被不知多少人写过，用不着我再浪费笔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终于，一个夜晚，一个和玉米、高粱一样高大气派、粗枝大叶的家伙——芭蕉芋，不由分说地闯进我的梦境。

　　在不同的地方，芭蕉芋有不同的名字，有的地方叫旱藕、蕉藕、有的地方叫姜芋、白金芋。在晃桥河沿岸的村庄，很少见到有成片的芭蕉芋，它落地生根的地方，总是边角零星地，种玉米不能收一盆，种豆子还不够鸡吃，这样的地块，就是它安身立命的地方。但芭蕉芋，绝不像豆子只是主粮的点缀、衬托，而是长得虎虎生风，它的分株能力非常厉害，一个芽就能独木成林。很多庄稼施肥要适中，施少了细瘦纤弱，没有收成或少有收成，施多了只成长身子而不结实，或籽实长“糠”了，只有芭蕉芋，肥料越是充足，它长得越是健旺，根下的果实也最多。村头宋家龙家，有一年在粪坑边种了三棵，秋后挖出一大谷箩。

　　在每年农历二月，人们开始播种。干这活，人们总是躲躲闪闪，因为秋后收成不属于村里。用粪箕提着种子，东种一棵，西种一棵。芭蕉芋分根繁殖，要选择完好无损、大小适中的块茎做种，如果块茎较大，可以把它分割成几段，但要长有二至三个芽的，在伤口处抹上灶灰和“六六粉”，晾晒一时半会后即可播种。在坑里放足农家肥，播种时让种子的幼芽一律朝上，用细土轻轻盖严实。有经验的庄稼人，哪怕只种几棵，都会只选一个背风向阳的地块，因为芭蕉芋“树大招风”，容易被风吹折。刚出土的嫩芽红红的，卷成筒状。只要雨水来得勤，它就昂昂昂地抬头疯长，像是带着风声。一两个月，汁液饱满的芭蕉芋茎秆便会窜得比小孩的胳膊还粗，比大人的个子还高，手摸上去，冰冷湿润；尤其绿中泛红的叶片，如一把把硕大的扇子，在乡野胡乱挥舞，呼呼有声。它用它的大叶子不断扩大生存空间，连铁线草也无法在它身下生长。雨点打在叶片上，雨声像被放大几十倍，惊心动魄，震耳欲聋，青蛙把它当作舞台和婚床，常在上面唱歌跳舞和交配，并在叶片上留下腥气浓浓的黏液。天气太热，人们在地头的树下纳凉，会随手割下一片躺下去，那种冷冽奔放，让人舒服得哼哼有声。

　　我们从学校下晚自习回来，能听到有姑娘小伙子躲藏在路边的芭蕉芋丛里面，打情骂俏的嬉笑声。有时还能听到耗子咀嚼芭蕉芋的声音，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晚秋，芭蕉芋杆长得高达两米，也开花了。和它这大个子相比，它开的花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手指长，细细的，呈喇叭状，但鲜红如血，且细细的管道里有些微的花蜜，为吮吸花蜜，孩子们跳将起来，将它的头拉下来，轻轻摘下花，一口含在口中，有滋有味地吮吸起来。

　　深秋时节，芭蕉芋的叶子在寒露中渐渐失去翠绿的光泽，像用了不知多长时间的破布似的寒碜。挖芭蕉芋的时候到了。刚出土的芭蕉芋块茎，像极了被放大十几倍的姜块，红白鲜嫩，粪肥足的地儿，一兜芭蕉芋，比脸盆还大，足有七八公斤。东一棵西一株的芭蕉芋块茎被搬回家，堆在屋檐下，让人心里踏实。

　　芭蕉芋可当饭吃，把芭蕉芋放在大太阳下晒上几天，洗净后整个地放进煮猪食（红薯藤、牛皮菜等青饲料以及苦马菜、蛤蟆棵等杂七杂八的野菜）的锅里。两三个小时后，芭蕉芋熟了，放到清水里洗过，剥了皮，又粉又面，比红薯好吃，两个下肚就饱了。那时，少不更事，总觉得能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根本不知道人世间的忧愁。长冬，坐在暖烘烘的火塘边，把在灰底下焐熟的芭蕉芋捧在手中，边吹边吃，听着门外呼呼北风中夜鸟的苦苦号叫，我感到投生为人是一种福气。

　　可以说，没有杂粮生长的土地，一定是不会丰饶的。

　　稻子、玉米、红薯、豆子等杂七杂八的秋粮入仓，日子到了冬闲，用村里人的话说是应该舒舒腰喘口气的时候了。这时，邻村的韩德禄老人被他的小孙子小二和牵着，来村里说书了，村人奔走相告。这是一个面容苍白、身材修长的老人，不管到哪里，随身都带着一个铜皮水烟筒。据说，烟筒里的水他是不兴换的，少了，加一点。勤快的宋歌见他的烟筒水实在太脏了，就给他洗了烟筒换了水，老人急得捶胸顿足，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说，“丫头你帮倒忙了。这水我存了好几年了，有时忘记带烟丝，只要空吸一阵烟瘾也就过了，这可如何是好？”老人那天连说书的兴头都没了，后来还是妇女队长段菊芬回家拿来一包黄爽爽的烟丝交到他手里，他才高兴起来。

　　说书的场地大都选在村中心一株树杆上贴满鲜红或已褪色的标语的大青树下。老人牛饮一大碗茶水，再饱饱吸一次水烟，便用当地沿袭千年、充溢着庄稼气息的土语村腔开讲《聊斋》《天仙配》《三国志》《七侠五义》。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故事中说：一个书生为赶考，在家中苦读诗书。他的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美女图。夜里，美女会从墙壁上下来跟他吟诗作对，红袖添香，同床共枕。但天一亮就又飞回到画框里，弄得书生白天茶饭不思，丢魂失魄。其母知道真相后，暗暗让儿子每天夜里在书房摆上些女孩子都爱吃的东西，几个月后的一天，那位美女就上不去画框了。原来，美女夜夜吃东西，身体长胖了，飞不上墙壁去了，飞上去也粘不稳了，最后踏踏实实伺候书生读书，后来让书生考中状元。老人说书时，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树上前来报丧的老鸹或报喜的喜鹊，也忘了自己的使命，紧紧闭住了它们或大或小的嘴巴。尤其孩子们，更是屏声静气，眼都不眨一下。

　　听着那些故事，农人们如久旱后喜雨中的庄稼一样全身心地感应着，在田地劳乏僵硬的腰板，开始舒放松展，经年累月被庄稼活打磨得木讷粗糙的心灵慢慢变得细腻敏感。乡下的苦难淡化了。之后的日子，他们安之如素、心平气和地劳动。土地对他们的一丁点回报，他们也会感铭不尽而加倍付出。带着村人送他的一点粮食、菜蔬，有时还有几个鸡蛋，最多的不用说是刚出土的芭蕉芋。带着这些礼物，老人和他的小孙子心满意足地走了。人们总会目送着祖孙俩走出好远，还有人喊叫：“秋后莫忘了再来！”老人头也不回地高声应答：“后会有期！”而村里的孩子们，跟在人家爷孙背后，送了一程又一程，才恋恋不舍地回村。

　　在村里，有几年，秋粮打下后，日子过得最阔绰的要数宋忠孝家。宋家竟然舍得做芭蕉芋粉喝。宋家老小一大家子人，按常理粮食不会有宽余。村长派民兵偷偷一调查，原来老宋把村里的十几条牛赶上山，日头偏西，牛吃饱肚子卧在地上倒沫，他就动手偷偷做私活。晚春，他用蓑衣包了芭蕉芋种上山，种在林子深处山溪的边边角角、坑坑洼洼，最多的地方种十棵八棵，最少的地方只能种一棵。就地取材，他用山潭水浇，又施用牛拉下的粪便，芭蕉芋长得比村里的还好，个大，光滑，没有一个虫眼，一年能收七八百公斤芭蕉芋。挖芭蕉芋那几天，为避人耳目，宋忠孝总是天黑才下山，用布袋子装了让牛驮着，悄悄回村。村长知情后，勒令他每年上交村上一半收获，要不就换个人一门心思地放牛。宋忠孝权衡了利弊，竟答应了，但知情人说他后来扩大了种植规模，交给村上的只是一小部分。

　　我小叔梁田，当年跟媒人上女方家提亲时，不但提着糕点，还背着一篮子芭蕉芋，女方家见他出手阔绰，当天就应下这门亲事，这在晃桥河一带成为美谈。而村里王大明家却因芭蕉芋落下话柄。一年冬天，王大明家为儿子娶媳妇，要办一天伙食。他家请了一百多亲朋。吃饭时间，客人们到了村中心的晒场上，菜饭却还没做好，但有两大筐热气腾腾的芭蕉芋摆在院门口，大人小孩一拥而上，很快筐里便见了底儿，人们一边吃着，一边夸赞王家大方。客人们狼吞虎咽吃过芭蕉芋，好菜好饭上桌，就吃不下多少了，中餐为王家省下整整两大甑子白米饭，这才明白王家的用意。晚上，菜饭还是晚熟，又有两大筐热气腾腾的芭蕉芋摆在院门口，但很少有人上当，人们静静地等着吃大白米饭。吃饱喝足，离开晒场时，又都去抓一个余温尚存的芭蕉芋带走。客人还没散尽，大竹筐里的芭蕉芋已经一个不剩。恼得女主人，脸上一块青一块黑，让手拿东西的人都不敢上前跟她打招呼作别。对王家的窘境，村人是体谅的，王家有四个还不成年的儿女，一年抢的工分分到的口粮，半年就吃光了，这次为老大娶媳妇，做饭的大米都是借来的，女方家说要来七八十人送亲，来了就得招待吃喝，王家答应下来，应该说给了女方家天大的面子。

　　土地承包到户，日子慢慢好起来，村里种芭蕉芋的人家多了。就有人家用芭蕉芋做粉，将芭蕉芋整个去须，洗净，在一小块钉有铁钉的木板来回刮动，将芭蕉芋刮成糊状物，搁在盆子里，芭蕉芋特有的生涩味在屋子里散漫开来，呛得人喷嚏连天。

　　也有的人家用碓舂，这样更快更出活，把捣碎了的芭蕉芋浆糊注入温水，再用纱布滤过残渣，放在锅锅盆盆里沉淀。几个小时之后，大功告成，原来浑浊的白色浆水已经变得清澈，淀粉沉淀下来，厚厚一层，晒干，装进布袋挂于房子的檩条上，有客人上门或女人生孩子，才舍得舀一点加红糖煮了，待客和给女人补身子。

　　二十多年，我几乎天天与泥泥水水打交道，为了抗拒阴湿对身子骨的侵袭，我像村里大多数男人，成了一名酒徒，什么酒都敢喝，也深知什么酒都有个性：高粱酒大气磊落，玉米酒热情似火，糯谷酒绵里藏针，蚕豆酒柔情似水，相形之下，我的三表叔李明师自己摸索烤出的芭蕉芋酒，也许就像轻生的农妇仰脖一口气喝下的剧毒农药钾胺磷，苦辣涩呛，异味扑鼻，半碗下去，直捣你的五脏六腑，转眼让你人仰马翻。

　　土地，岁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一生从未踏上过土地，更谈不上耕风耘雨。而在田野风生水起过的杂粮，折射出乡土上的“人间”，它的时间与空间发生的场域，核心是“人”。既包含具有主体色彩的生活、命运，又包括组织起来的社会与时代等等。我相信，对于在晃桥河生活过的一辈辈农人，那亲手种出一茬茬活色生香的杂粮，早已构成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命运的背景，成为铸就乡下人情感的一种时代象征。我们对于杂粮的记忆，不会是草露晨霜。它会像泥土传给我们基因，在如今这个五光十色却充满冷漠麻木的世界，在我们心里慢慢萌芽、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