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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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入童年时期，文明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从全球的角度，人类早期文明因为产生了文字，随之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史诗，比如埃及祭师使用的圣书字记载的《梅腾自传》、中国的甲骨文书写的占卜文，让人们对尼罗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比如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书写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拉丁文语境里的《荷马史诗》，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文明在幼年时期的文学领域。比如印度河流域城市摩享佐·达罗的印章文字，墨西哥玛雅人书写的鹿皮、棕树皮和石碑上的玛雅文字，更是让我们对那些已经消失的人类远古文明满怀着热烈而执着的眷念与畅想。

　　人类从久远的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祖先们曾经鲜活而温暖的肉身，成群结队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一代一代地流传到我们面前的遗存，包括那些文化结晶，以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被风雨岁月侵蚀过的时光，饱含着他们曾经的颠沛流离、餐风饮露、悲欢愁喜，也饱含着他们对自然的珍爱，对天空星辰的敬仰，对子孙后代的厚望。这时候，作为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跟先辈们一样，依然是大地的子民。每当看到那些古朴的、厚重的、沉拙的文字，每一个人都会为先辈们在远古时期的智慧与创造感觉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当今的每一个纳西族也应当是骄傲的，自豪的。

　　因为，纳西族的先辈们，在他们从青海、甘肃的河湟地区沿着藏彝走廊一路南下的路途中，在重重叠叠的山水之间，一路寻找美好的生活，同时创造了纳西东巴文字。在路上，在水边，在森林里，神灵指引着他们，穿过太阳和月亮的辉光，抵达一个又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最后来到玉龙山下，来到金沙江边，来到一个叫做耶古堆的地方，从此不离不弃。一路的行程上，纳西族没有只顾埋头走路，他们的群体里，一直有一群叫做东巴的智者。东巴教、东巴文、东巴，通过东巴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纳西族是一个幸福的民族，他们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字记载着一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往事，并且一直传承到今天，甚至，还会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去记载不断到来的明天。

　　回首过去，人们发现，纳西族的东巴们，居然是一群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生产劳动的人。他们一边耕作放牧，一边代表族人们与神灵对话。在纳西语里，东巴，其实就是山乡育经者的意思。然而，就是这样的一群生活在泥土庄稼与草木山林之间的智者，居然用他们特有的文字，书写出了至今无法计量的东巴经书。这些东巴经书，纸是从山野里采来的植物茎叶捣制而成的，墨是用锅烟灰拌胆汁制成的，笔是用竹子削制而成的。他们用所的一切，都是那么简朴，根本不像汉族文人那样，用宣纸和毛笔，用绸帛和砚台，自然，原生态，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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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如烟海的东巴经，构成了纳西族千百年来庞大而自成体系的精神世界，它特别完整地保留了纳西族三大史诗：创世史诗的《崇搬图》（又名创世纪)、英雄史诗《黑白之战》（又名东埃术埃）、悲剧长诗《鲁般鲁饶》。

　　《崇搬图》跟所有的关于人类幼年时期的的神话传说一样，充满了想象的魅力和光彩。在纳西族的远古神话传说里，人类最初的时候，也是处在一片混沌之中，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从人类第一代始祖赫史赫忍到第九代崇忍利恩，人类逐渐发展起来，对自然不断侵蚀和破坏，于是，人类与自然和神灵产生了矛盾，山川水草和日夜星辰都被人类污染了，于是发生了大洪水，受到神灵怜悯和启示的崇忍利恩躲在牛皮囊里待了九个月零九天才逃过了洪水滔天的劫难，得以独自生存下来。崇忍利恩先是娶了美丽的竖眼天女，但是天女第一胎生下了松树和栗树，第二胎生下了羊和鸡，第三胎生下了蛇和青蛙。为了繁衍人类，他历尽了重重艰难险阻，才重新娶到横眼天女衬红褒白，后代便是如今的纳西族。在《崇搬图》里，充满灵性的动物、植物、山河、神灵与魔鬼随处可见，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理念时时彰显出来，告诉人们，纳西族在多么久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朴素的、深刻的爱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和理念。

　　纳西族英雄史诗类《黑白之战》似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天地演变出日月山川的同时，演变出了东部落和术部落，两个部族因为争夺含英巴达宝树而发生隔阂，互不来往。后来，术族的术主偷了东族的太阳月亮，被东族的东主找回以后，东族王子阿璐守护，术族的王子米委再次去偷，结果米委落入陷阱死了。于是，术主发动了对东主的战争，却又以失败告终。最后，术主实施美人计，用女儿格饶茨姆诱捉阿璐。她来到神海边沐浴，弹起动人的口弦，唱起迷人的情歌，经过三次诱惑，使纯真、多情的阿璐陷入情网，中计就擒。格饶茨姆在阿璐的真情下，也情意缠绵，假戏真做，陷入爱河。术主迫使阿璐投降，但是阿璐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了。阿璐之子长大后悄悄避开术族的黑云黑风，恳求东族的白云白风回白界报信。东主闻迅后，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发动了对术主的战争：“虎纹豹纹的战甲打出来，闪闪发亮的头盔打出来，箭镞矛尖打出来，叉戟宝刀打出来。砍下三座云杉林，做成千支万支长矛杆，砍下三座金竹林，做成千块万块坚盾牌。杀掉千只万只牦牛犏牛，牛骨做坚弓，牛皮做弓弦。”东主最后杀死了千千万万的术主的兵马，大获全胜。黑魔术主被灭绝，光明从此永生，东族子孙世代昌盛。整部史诗分为宝树之争、掘洞漏光、术偷日月、阿璐巡边、受邀开天、米委之死、术兵进犯、美女出马、阿璐被杀、东主决战等不同篇章，每一个章节都极尽渲染抒情，引人入胜。尤其是阿璐与格饶茨姆的爱情，描写得无比动情，催人泪下，表达了古代纳西族人民矢志不移地追求、捍卫光明的理想和愿望，赞美了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同恶势力搏斗的不屈精神和民族品格。

　　纳西族史诗《鲁般鲁饶》以丽江纳西族特有的殉情方式“情死”作为素材，展现纳西族青年男女在父母包办婚姻制度下的反抗和对美好的爱情与婚姻自由的热切向往。“姑娘小伙去寻羊，山路弯弯绕九绕。南边山里有大树，姑娘小伙树下歇。树上白鹤舞得欢，树下白鹿跳得乐。姑娘小伙都快乐，边谈边笑边商议：树上结果做粮食，树叶采来喂羊群。”其中有一对恋人，俊美的羽勒盘和纯洁的开美久蜜金，他们父母对儿女的婚恋却是保持着传统的包办与强制，“母亲们苦苦阻拦，父亲们严厉训斥：哪里有自由之地？哪里有什么乐土？花一年只开一次，草一年只绿一回，人生在世仅一辈，何苦找寻那遥远？好马要配上鞍子，好狗要套上项圈，好男要披上盔甲，好女要穿上丝绸，好男好女不要逃，好男好女不要跑！”“父亲怕儿子逃走，采来白石砌山门，九座山门堵前山；母亲怕女儿逃走，采来黑石砌山门，九座山门堵后山。”于是，在反抗无效的情况下，青年男女相约一起殉情而死。他们相约到了丽江最美丽的地方“舞鲁尤翠阁”（玉龙第三国），以在人间因为无望的爱情而选择的死，抵达无限向往着在自由自在的天国里的生，过着“白鹿当耕牛，斑虎当坐骑”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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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巴经作为纳西族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文化典籍，几乎承载了纳西族的整个民族文化，因此，谁也无法统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纳西族的东巴们，究竟书写了多少东巴经书。直到上世纪初期，随着我国社会因为贫穷落后而产生的持续动荡，西方列强本着瓜分世界的目的，开始对东方各国不断关注。丽江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驿站，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西方世界的传教士、探险者、科学家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便被丽江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纳西族文化习俗所吸引。

　　这些西方人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夫·洛克的人。1920年，洛克受美国农业部委派，到印度、泰国、缅甸、中国等地考察植物种。洛克是1922年进入中国的。他到达中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把丽江作为大本营，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了自然科学的考察和植物标本的收集。在短短几年里，他的足迹还到过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这个范围，也就是后来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的香格里拉地区。其实，他的足迹远不止于此，1924年至1928年间，他还三次到达今甘肃省甘南州的夏河县一带，在那里，洛克以当地著名的卓尼土司客人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还更向西，进入青海，考察了靠近黄河源头的阿尼玛卿山地区。洛克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行走，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拍摄了许多照片，他的这些新鲜无比的资料和奇妙的行走体验，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以后，让西方世界看到了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后来，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西方引起轰动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向西方世界的人们呈现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人间天堂，希尔顿的创作灵感，便来自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

　　再后来，洛克又结束了他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雇佣关系，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但是，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洛克，并没有打道回府返回美国或者欧洲的丝毫意愿，依旧在丽江静静地待着。这才是洛克最希望的生活状态。人们说，洛克是一个性格孤僻、脾气暴躁、不容易接近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洛克，在丽江开始了他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以及摩梭人的研究。如果说，洛克以前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还带着西方人对东方世界肤浅的好奇心的话，洛克此刻在丽江所做的事情，则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最为冷静与客观的学术性。在雪蒿村，他收集了大量的文献古籍、东巴经书和实物资料，这让他的住所成为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那些典籍记载着中国西南地区各个古老人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里曾经走过的山川河流，曾经经历过的悲欢离合，曾经发生过的恩爱情仇。那些陈旧的、残破的、古老的器物，凝聚了早已隐退到人们的记忆之外的神灵、祭师、武士、行吟者、僧侣的气息。或许每一件器物背后，都包藏着一段或长或短的传说与故事。一个世界，即将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以严谨的学科研究，被洛克揭开神秘魔瓶的盖子。

　　作为一个异乡人，洛克在丽江雪蒿村的居住，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他迟早是要离开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大半国土沦陷，中国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保持着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这时候，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大量物资也只能通过这条通道艰难运到中国来。因为洛克对滇缅地区比较熟悉，这一年，他被美国军方召回去，给军方绘制驼峰航线地图。他回国的时候带回去的，是他在中国西南地区收集到的大量植物标本和文件资料。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一段对于洛克来说痛不欲生的行程。洛克前往美国的同时，他的那些“宝贝”也随后启程，但是，这艘军舰非常不幸被日本鱼雷击中沉了。随着军舰沉入太平洋海底的，还有洛克利用二十年时间收集到的资料，其中，包括他在丽江收集到的数千册东巴经书，甚至有他已经写就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的全部手稿。而他采集到的数以万计的蝴蝶标本，则以五彩缤纷的色泽，飘荡在太平洋的水面上。

　　在1946年，洛克又回到了丽江，重新撰写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1949年，丽江解放。这一年，洛克死在夏威夷的家中。洛克在中国停留的27年间，共收集了大约8000册东巴经书，这些经书后来分别收藏在欧美的各大图书馆。1963年，洛克的巨著《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第一卷在意大利罗马出版，1972年，《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第二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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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非凡人的生命轨迹，如果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那曲曲折折的经历，究竟要演绎出什么样的旅程。李霖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最初的生命里，在河南辉县，出身寒门的他，如果没有一种坚持，他将会终老于田亩，生死厮守在老家的乡村阡陌之间。但是，他走出来了，从河南到杭州，成为当时的国立杭州西湖艺专的学生。这时候，贫寒依旧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他，幸亏得到当时的书画大师李苦禅的资助，他才完成了学业。这时候，如果李霖灿是一个平凡人，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老师或者一个画家，幽居一片陋檐，在笔墨与宣纸中终老一生。然而，他又开始了一段行程，在当时的西湖艺专校长腾固的厚爱里，远涉万里山河，到云南丽江调查边疆艺术。这时候，如果李霖灿是一个凡人，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完成老师的任务，按期回程交差，然后过上自己作为一个旧式文人的平静生活。

　　然而，到了丽江，他的生命就从此改变了。丽江从此融入了他的生命，与他的血液一起，日夜不停地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着，魂梦相依。

　　1939年，当李霖灿踏上丽江的土地那一刻起，他就被丽江迷住了。玉龙雪山的千年积雪，白沙古村的淳朴古风，金沙江畔的奇峰峻岭，四方街上的人声如潮，泸沽湖边的悠扬情歌，让这个来自西子湖畔西湖艺专的画家魂萦梦牵。他用自己的笔，贪婪地投身于西南边陲丽江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瑰丽异彩的山野景物，如痴如醉地画着，如癫如狂地写着。他随身带着干粮，深入到鲜为人知的野村寂地，风餐露宿于人迹罕至的密林幽谷，流连忘返于鸟兽胆寒的峭岩险滩。在李霖灿的笔下，丽江在一幅幅画，一页页写生里，以山水、花鸟、人物、风俗的形式呈现出来。丽江原始的美，把李霖灿惊呆了，随即把李霖灿的魂勾住了。于是，他写信给西湖艺专的同学，与他一起并称艺专“双疯”的另外一个“疯子”李晨岚，约他来丽江共享丽江摄人心魄的美。随后，他们在丽江成立了“西湖艺专丽江工作站”，并以此为据点开展调查工作。

　　作为一个来自中原汉地的文人，李霖灿在丽江的行走，在他沉迷于丽江的美景的同时，他发现了流传于以丽江为核心的纳西族地区的东巴文化，以及纳西族象形文字。这是一个充满了秘密的宝库。千百年来，它被保存在封闭的纳西族地区，绝少为外人所知。当李霖灿与东巴文化，尤其是纳西象形文字遭遇的时候，他的生命轨迹再一次被改变了。丽江作为他生命里的一道印痕，深深地烙进了他的灵魂里，从此，他与丽江再也不能分开。在丽江的几年里，李霖灿与他在丽江当地的助手、纳西族向导和才一起，走遍了中国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纳西族聚居地区，遍访东巴，把对东巴文化和纳西象形文字的研究，作为他以身相许的终身事业。关于丽江，他写下了《玉龙大雪山》《西湖·雪山·故人情》等散文集，更重要的是，他编纂的《么些象形文字字典》《标音文字字典》《么些经典译注九种》《么些研究论文集》，真正地把丽江纳西文化及其象形文字引向了学术研究的殿堂，使之成为一门学科。所有这些著作，每一个字，每一个笔划，都凝结了李霖灿在丽江一步一步地行走时洒下的汗水，以及他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着的纳西族的热爱。时至今日，就连当年跟随他一起走遍纳西族聚居区村村寨寨的向导和才也早已离世了，谁也不知道，李霖灿在丽江走过了怎样艰辛的路。我们只是从后人的文字里了解到：在1949年那场大转移的洪流里，李霖灿从丽江启程去台湾，临行前，他泪流满面地跪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云杉坪，深深地叩了三个头，然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丽江。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李霖灿走了，他到台湾以后，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职务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他到台湾以后，同时也带去了他对纳西族东巴文化和纳西象形文字的研究。他的文字，与顾彼得、约瑟夫·洛克一起，把纳西族古老的文化推向了世界的前台，最终开启了纳西学研究的先河。丽江、纳西族、东巴文化、纳西象形文字……所有的这些来自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符号，共同构成了纳西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荣耀。李霖灿也因此在学术界获得了“么些先生”的美称。在台湾的时间里，李霖灿一直牵挂着丽江。他在台湾的书斋，便沿用了他当年在丽江时的书斋的名字：绿雪斋。这绿雪，便是玉龙雪山的一个绝景：绿雪奇峰。

　　随着时间的流逝，李霖灿隔着台湾海峡，心里却深深地牵念着遥远的丽江。然而，由于两岸之间长时间的隔绝，他的这种情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伴随着他一天天老去。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两岸开启了民间往来的大门，早已年迈的李霖灿几次委派他的弟子于涌踏上丽江的土地，寻访他当年走过的地方和当年旧友。跟他当年的情形一样，于涌一到丽江，就被丽江迷住了，他带着李霖灿的那块“绿雪斋”匾牌，在丽江定居下来，先是在丽江古城之侧的白马龙潭开办了私人民俗旧器博物馆，后来又在黑龙潭景区门口“绿雪斋·8 号”餐馆，一边以餐饮谋生，一边继续他的民俗旧器收集，再后来，又开办了丽江雅集客栈，还是没有放弃他的民俗旧器收集。许多年过去了，于涌已经融入了丽江，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丽江人了——与丽江相厮守，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贴近丽江的土地，这是李霖灿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梦想，他没有实现，但是他的弟子于涌，代替他实现了。

　　李霖灿老了，他像一叶人生风云里的浮萍，从丽江出走台湾以后，再也没有走回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退休以后，他怀揣着他的东巴文化，怀揣着他的纳西象形文字，寓居加拿大多伦多市，只有在梦里，他才能飞渡重洋，与他的丽江相见。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无法想象，跨越重洋的思念，到底有多深沉，有多沉重，有多绵长。也许，命运还是眷顾那些有心人的。几经辗转，作为国际知名学者的李霖灿，与同样潜心于纳西学研究，正在德国求学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联系上，并且成了知已。已经垂垂老矣的李霖灿，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李霖灿剪下一缕头发，邮寄给杨福泉博士，请他葬在玉龙雪山的雪峰之下。为了李霖灿的夙愿，1991年4月16日，纳西族学者杨福泉、杨世光和丽江当地领导一行来到被李霖灿称为锦绣谷的云杉坪，把他的那一缕花白的头发埋葬在那一片鲜花盛开的土地里。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纳西族的好朋友，“么些先生”李霖灿，终于魂归丽江，与他千里万里牵挂着的丽江生死同在，魂梦相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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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七支队革命军人的徐振康，受命担任丽江县委书记。作为一个同时兼具读书人和军人身份的领导干部，他在工作的时候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经常派秘书到县图书馆去帮他借书。在阅读中，徐振康开始大量地接触到丽江历史文化，很快就被纳西族特有的东巴文化所吸引。徐振康敏锐地发现，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而此刻，东巴文化的精髓东巴经正在历史的烟尘里逐渐消失。于是，作为县委书记，徐振康开始高度重视纳西族民族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他选拔了当时的著名画家周霖担任分管文化的副县长，召开专题会议，拨出专款，对包括东巴经在内的纳西族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研究，甚至专门派人到各个村寨去，把那些分散在各县各地的老东巴请到丽江县文化馆来，帮忙翻译东巴经。

　　县里这次收集整理东巴经古籍的成绩是特别明显的。通过组织工作人员到全县各地展开全面的收集，总共征集到了5000 多册东巴经古籍。在东巴们的广泛参与下，翻译工作也全面展开。在丽江县文化馆，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东巴们的工具书散落在乡里民间的东巴经，第一次进入国家视野，被标注上汉字、国际音标，成为丽江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丽江民族文化保护的初步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东巴经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初步成果，县里把这些东巴经进行分类，翻印，分别送给国家一些重要的图书馆珍藏。当年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东巴文化研究专家。

　　这其中便有纳西族著名作家木丽春和牛相奎。

　　木丽春与东巴经的渊源，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他还曾为此付出过惨重的代价。1955年，木丽春还在读高中，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1953年5月，云南省人民文工团深入到当时的路南县圭山区彝族撒尼人聚集地进行文化发掘工作，搜集到阿诗玛的异文传说20 种。后由公刘、黄铁、刘知勇、刘绮等对异文进行了整理、润色，于1954年发表了长篇叙事诗《阿诗玛》，在全国产生了轰动。作为一个有着很深的文学情结的纳西族青年学生，木丽春的内心也是暗流涌动，他认为，纳西族也可以产生类似的好作品，尤其是纳西族的民族史诗《鲁般鲁饶》同样也是特别感人的。于是，1955年春节期间，木丽春和他的同学好友牛相奎到了他的老家拉市坝子里的美泉村，请老东巴和光给他们讲东巴经《鲁般鲁饶》里的故事。

　　回到学校以后，两个人合作，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玉龙第三国》。1956年，木丽春和牛相奎的《玉龙第三国》发表，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部不朽的作品后来被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里，备受文学界的敬仰。作为高中学生的木丽春和牛相奎，突然间成了远近闻名的诗人。1957年，高中毕业后，木丽春被安排在丽江县文化馆工作。从此，木丽春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艰难、火热、疯狂。1958年，丽江县委从各部门抽调工作队员下派到农村，木丽春作为县文化馆被抽调的工作队员，下派到当时的石鼓区岩头村工作。

　　工作队的任务完成，木丽春回到县文化馆，却始终惦记着那些东巴经。他得知当时的丽江西部新主大队的村子里，有一个叫做和文质的东巴，家里藏有一屋子的东巴经。木丽春心想，如果不把这些东巴经弄到县文化馆里来，极有可能又会面临着被革命群众烧毁的危险。于是，他一个人赶到了新主大队和文质家里。那时候，和文质已经在土改的时候自杀死了，木丽春就找到了和文质的堂弟和正才。经过几番动员，木丽春果然亲眼见到了一屋子的东巴经书：“四壁木楞墙上搭架着一层层的手工很粗糙的书架，架上层叠层地摞满用夹板夹着的经书，书架上堆满了很厚的灰尘。我简直被这么多的藏书惊呆了！”此后的几天内，木丽春把这些东巴经书整理了一遍，总共是1700 多卷，然后到附近的供销社买了十六只装药材的大竹篮，用八匹马驮到了丽江县文化馆。

　　木丽春抢救东巴经书的举动，在现在来看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坏事。他把1700 卷东巴经带到丽江县文化馆，很快被人发现，说他是为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张目，很快，木丽春被开除了公职，遣返回家监督劳动。这段时间里，木丽春几经辗转，当过筑路工，生活过得特别苦闷。有人传言说，他跳金沙江自杀了，很是让家人悲伤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收集东巴经的事，在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过问下，木丽春才恢复了公职，加入了县委书记徐振康专门安排部署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工作，多次被派往纳西族各村寨收集东巴经，组织东巴翻译东巴经。在这个过程中，木丽春又收集到了500 多卷东巴经。

　　作为不朽巨著《玉龙第三国》的作者，牛相奎的经历也跟木丽春差不多。牛相奎同样也走上了收集东巴经的道路。1956年，中国社科院聘请牛相奎在丽江开展了为期3 个月的纳西族民间文学调查。在开展田野调查期间，牛相奎发现纳西族地区大量的东巴经因为无人继承而有迅速损毁消失的危机。1959年，他到昆明参加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会议，见到了著名的纳西族人类学专家方国瑜教授，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方国瑜教授。在方国瑜教授的建议下，云南省图书馆请牛相奎帮忙在丽江收集东巴经。随后的一段时间，牛相奎走村串寨，收集了600多卷东巴经，寄到了省图书馆，作为馆藏典籍珍藏下来。在收集东巴经的过程中，牛相奎也在东巴和文灿的帮助下，大量地接触了东巴经里的内容，为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滋养，后来，牛相奎成为丽江地区第一个云南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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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万宝跟徐振康一样，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和万宝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受中共滇西工委的派遣，他回到家乡丽江，组织了丽江革命历史上著名的1949年“五一大游行”，有力地推动了丽江的和平解放，成为丽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丽江解放初期，和万宝先后担任中共丽江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丽江行署副专员等职务，为丽江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1959年，36 岁的和万宝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被下放劳动改造。20年过后，1979年，56 岁的，和万宝得到平反，恢复了职务，再一次担任中共丽江地委常委、丽江行署副专员。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和万宝，干了一件让丽江人民难以忘怀的事情：抢救整理翻译东巴经。

　　和万宝是一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很快，他就意识到，全面有效地开展东巴经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仅仅依靠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80年，东巴文化研究室在丽江著名的黑龙潭景区成立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和万宝亲自担任研究室主任，带领大家全身心投入倒东巴经的整理翻译工作。

　　后来，在方国瑜、郭大烈、和志武等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和万宝以省人大常委的名义向省人大、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反映、争取，研究室作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分设机构，成为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这时候，和万宝已经调任省委民族工作部副部长，但是他依然关注着东巴经的研究整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研究所解决了人员、编制、工作经费，已经是人才济济，连东巴们的生活补助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李静生、王世英、赵世红、习煜华等人，就是在和万宝兼任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先后进去的，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与那些东巴经、东巴文为伍，青丝变白发，红颜变皱纹，黑龙潭的水面上，年复一年地绽放着海菜花，这些人，也慢慢地成为东巴文化研究的权威。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研究东巴文化的这个机构也不断发展壮大，1981年，经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室，1991年改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2004年改为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同时加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丽江分院的牌子。在黑龙潭旁边，湖光山色辉映着的是不断壮大的研究人员队伍，不断扩建的办公场所，没有改变的，只有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们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初心。

　　十年磨一剑，经过研究人员的努力，东巴经的翻译、整理与研究工作一刻不停地向前推进，成果一天天积累，应该到了向世人展示的时候了。

　　当时负责研究所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所长赵世红，在继和万宝之后兼任东巴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丽江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和家修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先后多次拜访了已经离休在昆明修养的和万宝。和万宝给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和志强写了一封信，专门反映公开出版研究成果《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迫切愿望。和志强省长高度重视，表示支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出版工作。与此同时，丽江地区行署也积极行动，向省人民政府争取支持。1994年，丽江地区行署就此项目专题报告云南省政府，1995年3月29日，云南省政府批准安排了400 万元的周转金作为出版经费，于当年年底拨到了丽江。经费问题解决以后，在丽江行署的支持下，东巴文化研究所于1995年9月25日，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签署了出版协议书，作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重大出版选题，列入了出版计划。

　　1999年9月，100 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100卷书，每一卷都是如同一块厚重的砖头，一本一本地排开，足于摆满一面墙。这部书，从第一卷的“祭天·远祖回归记”开始，到第100卷的“民歌范本”结束，包含了祈福类11 种仪式、禳鬼类（消灾）12 种仪式、丧葬类6 种仪式、40 余种占卜书以及东巴舞谱、药书、杂言、字典等经卷。它的内容真可谓包罗万象，涉及到文字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伦理学、史学、哲学、美学、法学、神话学、绘画学、舞蹈学、音乐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军事学、农牧学、医药学、原始预测（占卜）学等等多学科的成分。它完全可以说是古纳西人的百科全书。

　　100 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公开出版，很快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曾经收藏过、研究过东巴经的美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对纳西东巴经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门学科。

　　100 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一开始就倍受关注，当它被列入云南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时候，就被列入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工程”。当它公开出版以后，很快就于2001年荣获了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荣誉奖可不是一般的象征性的鼓励性质的奖励，而是中国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代表了我们国家图书出版的最高荣誉。

　　其实，在获得这个奖项之前，丽江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为100 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寻求更加引人注目的荣耀——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2000年11月，100 卷本《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刚刚公开出版不久，东巴文化研究所正式向丽江地区行政公署提交关于将东巴文献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报告，得到行署领导重视，申报事项列地委、行署的议事日程。

　　2001年2月，丽江行署召开会议研究申报事宜，决定将东巴古籍文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并成立以行署专员和段琪为组长、副专员张红苹为副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申报领导小组，申报办公室设在东巴文化研究所，同时安排申报经费5 万元，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2002年3月8日，国家档案局在昆明组织召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会，经评审，东巴古籍文献入选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10月，申报文本呈报国家咨询委员会。经国家咨询委员会严格审核，东巴古籍文献被确定为2003年中国向世界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项目。

　　2003年8月28日至30日，这三天时间，是丽江人民难以忘怀的好日子——在波兰格但斯克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评审会上，审议表决通过将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此前，1997年12月4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1 次全体会议上，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前，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丽江，从此拥有了3 项世界遗产，这个曾经在世人眼里名不见经传的西南偏僻小镇，成为四海宾朋无限向往的地方，每年人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怀着对丽江的美好遐想，一次又一次地踏访，来了不想走，走了还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