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林

　　晨曦洒落在每一片树叶上。不远处的村庄，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一个婴儿降生了。这是1996年三月的一个清晨，三叔拿着一棵早已准备多日的楠木树苗疾步往村后的牛角屏山上走，十二岁的我跟在后面。山风呼啸，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仿佛有人在窃窃私语。在山顶，三叔家里的那块花生地旁，他停下匆匆的脚步，俯身用锄头挖下一个树坑，而后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栽进坑里，埋上泥土。矮小嫩绿的楠木苗在晨风的轻拂下，左右摇曳着。三叔望着那棵在晨风中摇曳的树苗仿佛看见了刚出生的堂弟未来茁壮成长的样子。种完树，走到半山腰，我看到了十二年前父亲为我种下的那棵楠木。时光流转，当初在风中摇曳的小树苗已枝繁叶茂，笔直的树干耸入云霄。我渐渐知道我名字中的林字所蕴含的深意。

　　树即人，树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我在一棵树上看见命运的倒影。在故乡文竹，哪家有新的生命降生，就会在山峦间种下一棵树苗，寓意新生命的茁壮成长。时间的河流孕育着一草一木，时光流逝，祖辈们栽种的树苗有的在战火天灾中消失，有的已耸入云端，它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山间的各个角落。雪，落在苍茫的时空里。雪落在远方。落在山峦之间。落在杂草丛生的坟墓里。当故乡的老人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后辈们便会上山砍下一棵楠木，扛下山，放在院落里。在烈日的暴晒下，树木晒干，多余的水分被蒸发,树木的香气渗透出来，弥漫在空气里。后辈们请来村里最好的木匠，点上三根香，然后把粗壮的木头打磨成一副结实耐用的棺木。

　　深夜，昏黄的灯光下，我从睡梦中醒来，透过窗户，看见父亲在院落里忙碌着。父亲手握磨得发亮的斧头，把树木砍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斑驳粗糙的树木在刨子的刨动下变得光滑，闪着寒光。几个晚上下来，一具刷着黑色油漆的棺木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起点到终点，一棵树木贯穿了人的一生。

　　几年后，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村里人如一尾尾鱼一般陆陆续续游出了村子。在雨雾笼罩整个村庄的清晨，小巷深处的犬吠声惊醒了沉睡的村庄。三叔扛着蛇皮袋，眼里满是兴奋和期待。我做木匠为生的父亲在一个落雨的清晨，也带着跟随他多年的工具箱，踏上了赶往异乡的大巴车。

　　深夜，当三叔和父亲在异乡的工地上辛苦工作了一天，疲惫地躺在床上，发出响亮的鼾声时，八百里外故乡的牛角屏山上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一棵棵早年植下，象征着生命新生的树被砍倒在地。翌日清晨，一个个流着树汁的树桩醒目地暴露在人眼前。山风呼啸，树叶哗哗作响，仿佛是树的呼救声。

　　在故乡文竹，住在山脚的豆腐李充当着山林守夜人的角色，屋子里彻夜亮着的灯光时刻震慑着心怀不轨的人。豆腐李跟随村里人到异乡后，他的家门紧锁，屋子里的那盏灯没再亮起过，三更半夜做豆腐时发出的响声也成了绝响。他们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几里之外的娘家，夫妇俩双双到了异乡的工地上。

　　时光流逝，我看见村里的人如一棵棵树般行走到城市森林里，在那边的泥土里扎下根来，留下牛角屏山上的树在山间孤独地矗立着。树无时不刻在呼唤着远方的人归来。

　　那一棵棵矗立在牛角屏山上的树慢慢行走到城市的森林里，经受着异乡风雨的侵袭和暴晒，直至伤痕累累，遍体鳞伤。

　　回文竹的方式有许多种。多年异乡的漂泊之后，村里有人开着宝马、奔驰等高档轿车衣锦还乡，他们满面红光地享受着邻里羡慕和惊讶的眼神，仿佛坠入云端。更多的人以菜色的面容归来，还有部分人身染恶疾、负债累累地回到故乡，他们深陷在悲伤的泥潭里不知所措。与衣锦还乡相反，还有那么一部分村里人，他们离开故乡时蹦蹦跳跳，如此鲜活，归来却变成了一个窄小的骨灰盒。就像从故乡被移植到异乡的树，有的在异乡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有的则在风雨的侵袭下连根拔起，变成炉火边的木头，燃烧成灰烬。

　　2020年年底，寒风呼啸，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我没想到军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故乡文竹。

　　在深圳一个医院的B 超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叹息了一声说道，小伙子，你多大了？他微微抬起头，说过了这个月就三十八了。赶紧去找主治医生看看。医生严肃的表情加剧着他内心的恐惧。这几个月，他的牙龈经常突然冒出血来，使劲揪牙齿，痰里满是血。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他还是不知所措。“肝硬化早期，脾脏变大”。在弥漫着福尔马林气息的医院走廊上，他紧握着检查单，感觉天仿佛坍塌了下来，命运顿时把他逼到了绝境。他紧握检查单的手微微颤抖着。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许久，直至夜色降临，窗外的霓虹灯亮起，他才起身往外走。

　　肝属木，是中医的五行理论的形象比喻。木曰曲直，树木有向上生长的特性，中医将一切具有生长和调达的事物都归属于木。肝在五脏中属将军之官，喜调达而恶抑郁，肝脏默默地统领着全局，直至筋疲力尽时，才会发出痛苦的报警声。

　　军峰想起自己经常陷入悲伤和阴郁中，却又一次次奔跑奋进，向成功的喜悦靠近。在异乡，他感觉自己是一根木头，时常受到风雨的侵袭和腐蚀，步履沉重，倔强而顽强地向上生长。近十五年的漂泊，疾病慢慢腐蚀着他的肉身，啃噬着他体内的那块木头。体内这块细小的木头决定着他命运的方向和生命的长度。

　　走出医院，他接到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去哪里，还不回来吃饭？就等你了。”女朋友在电话那头焦急地问道。他说他在市区朋友这里玩，现在准备回家。她叫他慢点，路上注意安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他眼角禁不住溢出一滴泪来。他跟她已经订婚，原本计划2020年年底结婚，突发的疫情让预定的婚礼推迟。他原以为眼前的一切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切似乎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命运却把他带到了泥泞的沼泽地。一切有迹可循，如果当初的自己把身体发出的细微警报当回事，就不会落到如今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不知道如何面对女友。

　　公交车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乘客。车外是辉煌的灯火，沃尔玛超市门口购买年货的人络绎不绝。公交车驶出繁华的市区，慢慢进入略显荒凉的郊区。他看着窗外打霜的稻田，就想起自己日渐荒凉的人生。似乎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他命运的转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下公交车后，在一个寂静的巷道里，军峰打电话把适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从他颤抖的语气里，我能感受到他的焦虑和恐慌。放下电话，我怔怔地站在原地，心底十分难受。

　　2017年，三十六岁的军峰还没有找女朋友，婚事大山般压在他身上，让他喘息不过来。军峰在外打工，一直省吃俭用，月薪五千，他每个月只留下五百作为生活费，剩下的存进银行卡里。2015年股市暴涨之际，从未炒过股的他在朋友的鼓动下也跟着开户炒股，一年下来亏了十万，把这几年的苦心积攒下来的积蓄都亏了大半。军峰整日辗转难眠，悔恨万千。他变得更加节省。2016年，楼市慢慢变热，房价一天一个样。看着身边一起出来打工的朋友和同事纷纷借钱买房，他只能坐在宿舍的铁架床上无奈地摇头。

　　在家里过完春节，大年初六，军峰回到了汕头的制衣厂。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向我讲述了回家过年的遭遇。“这次过年回去，我大伯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说我作为家里的老大不做出一个榜样，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没房没车，连个老婆都娶不到，让年近七旬的爹妈操碎了心。”“一家三个儿子，都这么大年龄了，一个都没结婚，都成为全村人的笑柄了。”军峰边说边叹息了一声。

　　在媒婆的介绍下，他见了本县的一个女孩。女孩在南昌上班，比他小两岁。女孩身材高挑，长相一般。她父母见她一个女孩三十多了还单着，同村同龄的女孩孩子都十多岁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见面后，两人不咸不淡地聊着，印象尚可，彼此留了微信。回汕头后，军峰每天晚上给女孩打微信语音聊天。聊了半个多月，感情渐渐升温。女孩说结婚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要在南昌买房。军峰在手机上搜索南昌的房价，发现最便宜的地方也升到一万多了，左思右想，思绪纷繁，头仿佛炸裂开来，他紧握手机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一个月后，女孩把他送的戒指通过快递退回给了他。收到戒指的那一刻，军峰的心仿佛被针狠狠地刺了一下，痛苦万分。他跑到车间无人的地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真他妈的废！”他骂了一句。作为一个男人，他感到自己的无能。退回的戒指仿佛一个无形的巴掌狠狠地扇在他脸上。再打电话给女孩，女孩就不接了。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女孩在南昌找了一个男孩子，对方有房有车。

　　七月份，岭南的夏天溽热难耐。星期五下午，我正在开会。军峰打电话给我，说他明天早上会过来，并在我这里住一晚。我有点疑惑。军峰说他在东莞万江的表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约好星期日一起见个面吃个饭。那晚军峰并没有来我这里过夜，他相亲完就匆匆回了汕头。军峰对这次见面闭口不谈。后来在我的一再逼问下才知道那次见面以失败告终，饭后军峰和女方就再没联系。他表姐介绍给他的是一离异女人，带着一六岁男孩。女人在工厂做车间主管，身材矮胖，染着时髦的发型，打扮时尚，浑身弥漫着劣质香水味的气息。女人嫌他工资不高，没房也没车。“这么矮胖、还离过婚的女人都看不上我，我真太失败了。”军峰捂着脸说道。对于年近四十的军峰而言，每次相亲，都是一种打击。

　　那段时间军峰经常半夜惊醒过来。窗外夜凉如水，想着自己年近四十还孤身一人，在外漂泊多年依然一无所有，这些想法汇集在脑海里，让他感到莫名的恐慌。睡梦中，父母年迈憔悴的身影总是在他的梦里浮现。

　　上帝对他的子民心怀悲悯，他们受的苦难，他都看在眼底。上天保佑，绝望迷茫之际，2019年初，公司一个90 后的汕头女孩喜欢上了军峰，经常主动给他发微信。女孩喜欢他的忠厚老实，体贴入微。军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时，透过电话那端的语气，我能感受到他久违的幸福、温暖的笑容。很快，他们就确定了关系，陷入热恋之中。

　　一年前热恋时的喜悦和甜蜜映衬出他此刻的慌乱与无助。三天之后，军峰独自一人回到了八百里外的故乡文竹。他年逾花甲、鬓发发白的老父亲笑着告诉他十一结婚的东西都预定好了。看着父亲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的笑，他心如刀割。他不敢把自己身患恶疾的事告诉日渐苍老的父亲。他担心残酷的真相会像一记重拳般把父亲打倒在地。

　　在家具厂，走进车间，木头的气息扑鼻而来。各种木头聚集在一起，横躺着的木头失去逃跑的脚步，行刑的时刻即将到来。

　　眼前这些木头给我熟悉之感，它勾起了我的乡愁。看着它们，我立刻想起了牛角屏山上的那一棵棵承载着特殊意义的树。闭上眼睛，它们耸入云霄的身影就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象着眼前这些木头的来历，它们是否有一部分恰好来自故乡的牛角屏山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猜测让我浑身禁不住一颤。我在异乡的车间，与一根来自故乡山上的木头意外重逢。我们彼此打量着，分不清谁是木头谁是人。

　　木头的来历尚可猜测，它们的未来却难以摆脱粉碎的宿命。不远处，浑身是汗，裸露着上身的工友阿林，把躺在地上、沾染着灰尘的一根根木头放到飞速旋转的机器边缘，很快，丝丝火花冒了出来，伴随着飞溅的木屑。暗夜里，加班归来，车间里的轰鸣声依旧持续着，透过窗户，我看见机器切割木头时飞溅而出的火花。这一幕如此熟悉。我想起许多年前，年幼的我半夜醒来，透过门的缝隙，我看见身为木匠的父亲正在院落里忙碌着。一棵棵熟悉的楠木横躺在院落里，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用手中的一刀一斧一刨一锯，把他们变成人最后温暖的栖息之处。

　　一根木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它的命运掌握在飞速旋转的机器里。当许多同龄的村里人慢慢扎到城市泥土深处时，我还是一根行走在异乡的木头。

　　我们同是永新文竹人，两根来自故乡牛角屏山的木头在异乡意外地相遇了，亲切而熟悉的方言充当着无形的桥梁。

　　多年前的那个深冬时节，在去往东莞寮步一个大型鞋厂面试时，我结识了军峰。彼时他穿着一件西服，提着一个公文包，我们一见如故。聊了几分钟，当我们得知彼此是同村老乡时，禁不住兴奋地大喊起来。在寒风呼啸的厂门口，我们相聊甚欢，一直聊到工厂的保安通知我们进去面试。笔试的地点是在鞋厂满是油腻的食堂里。笔试我们都得了满分，面试结束后已是很晚，天色渐黯，屋外寒风呼啸，不远处的灯火摇曳阑珊。军峰和我一路走一路聊，从鞋厂门口一直走到了伟易达电子厂门口。当时我寄居在一个高中同学那里，几近身无分文，临近年底，分外想家，心底淤积的乡愁愈来愈浓。军峰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他借肚子饿，在伟易达电子厂附近的一个湘菜馆请我吃了一顿饭。记得他特意点了一个红烧鲫鱼，还有一个菜是香干炒肉。军峰的出现给予了我一丝暖意。那次我面试期望甚高，军峰应聘成功，但我落选了。半个月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我正准备灰溜溜地踏上回老家的火车，却意外地接到了东莞道滘大罗沙一家家具厂的复试通知。次日午后，我面试成功，终于结束了三个多月来颠簸流浪的生活。

　　一切皆有定数。半个月后，军峰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工厂扫地出门。为了拿到那半个月工资，他在厂门口苦苦等待了整个下午。他站在寒风里，瑟缩着身体。他在保安室待了一会儿，却被保安赶了出来。保安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七百五十元的工资，他最终只拿到五百元。他呐喊着，但工厂沉重的大门迅速关闭，他的申诉声淹没在呼啸咆哮的风里。许多年后，当我途经这条熟悉而又陌生的工业小路时，才发现这个曾经风光多年的鞋厂早已倒闭，喧闹充满人气的厂区满是杂草，生满青苔，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面孔早已不知去向。这个有着近一万员工的工厂曾经带动着周边工业区的餐馆饭店的生意，如今，饭馆商铺大门紧闭，屋内布满了灰尘。远远朝里张望一眼，仿佛一个个鲜活却无人问津的博物馆。

　　几天后，军峰来到了我所在的工厂，我们就这样成了同事，成了朝夕相处的舍友。军峰的到来不仅解决了我物质上的窘迫，也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依偎。在异乡，能有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是很难得的事情。军峰被安排在厂里的电镀部做跟单，我在外贸部做外贸跟单。风透过窗的缝隙在屋子里肆无忌惮地游弋着，仿佛在向我示威。我盖着一张单薄的毯子，蜷缩成一团。寒意让我睡意全无。我把脱下的外套以及箱子里还剩的两件衣服全都拿出来，盖在了身上。寒意似乎被阻隔了许多。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回忆那段苦涩的打工岁月，内心深处流淌而来的依旧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我早早地睡了，不知过了多久，铁门嘎吱一声响，忽然，蜷缩在被子里的我感到身上一沉，迷迷糊糊中睁开眼一看，军峰正把一床崭新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原来，军峰见我盖的是一床薄薄的床单，跑去超市买了一床新被子给我。多年后，这床我一直珍惜着的被子，也在数次的辗转颠簸中遗失。

　　军峰的到来让我倍感温暖。每天晚饭后，我和军峰出了厂门，沿着一条铺满碎石的小路慢慢散步。晚风由远及近的吹来，吹在人脸上，倍感惬意。小路周边是一望无垠的蔬菜、稻田以及香蕉地，当地的村民卷起裤腿，戴着斗笠，在田地里忙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置身其间，仿佛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有时趁着夜幕降临，我们会在路边的菜地里采摘一些蔬菜和大蒜，带回宿舍做火锅的配料。那一片宽阔的菜地给我们的异乡生活增添了许多田园气息。

　　2007年年底，我在家具厂上班，月薪只有1500 元。三点一线的工厂生活仿佛一根无形的绳索束缚在身，日复一日下来，让人感到压抑和绝望，虚无感淤积在心，令人窒息。看着同事纷纷跳槽到更好的公司，我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在外贸部，我与D 组的阿海走得比较近。阿海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在工厂附近的公园里背英语单词。晚上下班后雕塑般依靠在床背，戴着耳机听英语。我看他这么勤奋，问他是不是想考英语研究生。他笑着否认，自嘲地说自己这个水平哪里考得上，只不过是工作需要。阿海这样说是为了减少外界的压力。

　　2008年五月，阿海顺利考上上海大学英语系研究生的事仿佛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死水中，掀起了阵阵波澜。阿海一下子成为我们外贸部的励志明星人物，也让时刻不甘如此命运的我深受触动。半个月后，我看着阿海背着行李离开了这个工作三年的工厂。离职前，阿海请我和军峰在公司附近的湘菜馆吃饭。那一晚，很少喝酒的阿海喝得烂醉，借着酒意，他说自己理想的工作就是在大学里教学，等研究生毕业后，他准备考博。阿海的话时刻激励着我和军峰。回到宿舍，想起阿海适才说的那一番话，我们陷入长久的沉默中。在日复一日枯燥压抑的工厂生活里，我的心日渐变得麻木。缓缓蠕动的毛毛虫在一根锋利的针的刺激下，会爬得更快。

　　阿海离职后，我迅速辞职跳槽到了虎门一家塑料厂做外贸，工资比之前翻了一番。虽然离开了道滘，但我经常会回到那里。星期六下午下班后，我乘坐L1 路公交车，抵达市区市公交车站后，我又转乘2 路车达到道滘汽车站，然后坐五块钱的摩的，就到了家具厂门口。宿舍是军峰一个人住，显得十分宽敞。盛夏的夜晚，繁星满天，阵阵悦耳的鸣叫声从屋外传来，夜风夹着清凉的气息吹拂在人脸上，分外凉爽。每次去那里，我都和军峰聊天至深夜才疲倦地睡去。

　　在不断的颠簸中，我与军峰的距离越来越远。从虎门辞职后，我跑到了深圳上沙，半年后又颠簸到了广州白云区。2009年金融危机，在白云区待了三个月无果后，我又回到了东莞寮步西溪工业区的一个家具厂。军峰雷打不动，像铁钉般一直钉在道滘的家具厂。

　　漂泊人的命运总是极其相似。我以木匠为生的父亲在外漂泊近三十年，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他就像一张活地图。漂泊多年的父亲最终带着满身的疾病回到了熟悉而陌生的故乡。在待装修的楼房里，他颤巍巍地把沉重的木板搬到四楼的房间里，在三楼的台阶上，木板滑落，他险些连人带板从楼上滚下来。老板得知情况后，在月底委婉地让他离开了。

　　与军峰一样，我也曾以身染疾病的落魄之身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2009年，我因为胆管结石伴腰肌劳损回到老家。寂静的日子，我经常独自走到村后的山间，徘徊在一草一木的风景里。

　　时光的河流孕育着山间的一草一木，近二十年过去，故乡文竹牛角屏山上密集的树木已经不见踪影，一个个残缺的树桩暗示着一棵树被暴力砍伐的命运。齐腰深的杂草在山间蔓延开来。一座座崭新的坟墓，密集地分散在山间的各个角落，替代着一棵棵树的身影。新生命降临时上山植树的风俗慢慢淡去，百年来先辈们传承下来的风俗已被撕裂。

　　在家里养病的日子，母亲靠每个月在小镇上的鞋厂打工的八百元工资维持着家用和我的药费。在家养病的前两个月，我足不出户，整天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不愿意跟人说一句话。“这个人真没用，在外面钱没挣到还把自己身体弄坏了。现在还靠她瘸着腿的老母亲养着，真是一点也没出息。”村里人对我议论纷纷。几日后，在屋子里闷了一天的我跑到楼顶，我怔怔地望着天空中飞翔的鸟儿，想象着自己未来的路。我朝楼顶边沿走了几步，看见不远的鞋厂下班了，母亲正瘸着腿，一瘸一拐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她旁边的工友都步履稳健。十几分钟后，母亲走到了家门口。我看见她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母亲腿上的疼刺痛着我的心。

　　三天后，我从一个初中同学那里借来了四百块钱，拉好了网线。我擦净笔记本电脑上的灰尘，准备重操旧业。我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一些千字短文，然后投给一些报刊。一个多月后，我的付出赢得了回报，不时能收到一些稿费，有时能收到一千多。看着母亲欣慰的笑容，我瑟缩的心舒缓了许多。

　　路延伸着伸向远方。午后的街道人迹寥落，只看见一辆辆大巴车在柏油马路上疾驰着。一些提着行李和包裹的远行人站在路旁等车。大巴车嘎吱一声停下，转瞬又疾驰起来，在路边等车的人已经靠在了车窗口。我久久地站在马路边，看着疾驰的汽车直至消失在远方，才回过神来。一只鸟从我头顶掠过，发出悦耳的鸣叫声。我渴望再次远行，再次飞翔。

　　春节过后，村里人鱼贯而出，喧闹的村庄又变得寂静起来。看着马路上携带着大包小包远行的人，我蠢蠢欲动起来。母亲知道我的心思，没有阻拦我。2011年，春节过后，那个雨水弥漫的清晨，我又背上行装踏上了行程。一路辗转颠簸，抵达火车站已近午后，骤雨初歇，火车站人流密集，炽热的光线照在眼底，让人感到一阵恍惚。吃完快餐，我抱着行李包，坐在一家快餐店的长凳上打瞌睡。深夜，随着密集的人流走进火车站。站台上，钢铁铸就的火车呼啸着奔驰而来，火车的庞大映衬出我的瘦弱渺小。巨大的轰鸣声震颤着我的耳朵，我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黑夜、火车、拥挤的人群、旅行包、远处模糊的灯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那些颠沛流离的时光蓦然在我脑海重现。火车晃荡响着，而后迅速在夜色中疾驰起来，窗外灯光映照下模糊的夜景迅速往后退去，故乡越来越远。枕着铁轨缓缓入梦。

　　2011年5月，岭南的空气里已经开始弥漫着阵阵热意。午后，人迹寥落，街上赶集的人群已经散去。远远地，我就看见一个人在朝我挥手。那个人影越来越近。军峰见到我的那一刻，紧紧地抱住了我。“这两年都去哪里了，很挂念你呢。”军峰不知道，我因为胆管结石在家休养了一年多，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与军峰见面之前，我刚从厚街一家鞋厂辞职。干了不到一个月，鞋厂糟糕的伙食让我难以忍受。我像抱着一个贵重的瓷器般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自己虚弱的肉身，不敢有一丝怠慢。吃完午饭，军峰陪我去厚街把席子水桶和被子拿回来。重新回到寮步时，已近黄昏。我拿着席子紧跟在军峰的身后。到了军峰所在的毛织厂门口，他忽然停了下来。不远处，两个保安正在保安室门外聊天，一条拴着铁链的黄毛大狗半躺在地面上。你在这里等下我，我先把东西拿上去。站在不远处，透过大门的缝隙，我看见军峰提着行李，几个跨步上了宿舍。几分钟后，军峰出来了，他去附近的美宜佳超市买了两包芙蓉王。你等下不要吭声，跟着我就可以。我紧随其后，在门口，两个保安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果然，一声呵斥，一个手上有着老虎纹身的保安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我表弟，刚从家里出来，没地方住。老乡通融一下。军峰边说边从裤兜里掏出刚才买的两包芙蓉王，递到保安手里。保安看了我们一眼，又迅速观望了一下四周，刚才紧绷的表情终于舒展开来，朝我们挥了挥手。军峰带着我，一路小跑，终于到了宿舍，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军峰的宿舍里放着四张铁架床，住着八个人。

　　喘息了一会儿，军峰把我带到隔壁的房间。推开门，房间里空荡荡的。他说，你就住这里吧，这里干净，前段时间刚有人离职，没人住。

　　军峰把一个刚洗的苹果递给我，叫我早点休息。两年未见，军峰依旧是如此，彼此间在一起即使话语不多，却依旧默契。

　　电风扇飞速旋转，床沿挂着的银色铃铛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终于躺下来了，躺在结实的硬板床上，躺在清脆的铃铛声里。我静静地躺着，听见自己浓重的喘息声，窗外传来几声犬吠，转瞬又安静下来。我静享此刻内心的安宁，缓缓进入梦乡。

　　一周后，我顺利面试到了一份文案的工作，工作地点就在寮步消防支队附近，离军峰的公司只有两里路的距离。生活中充满了变数，当我以为生活会慢慢稳定下来时，却又发生了变化。

　　“你个傻X，你怎么像木头一样。”时隔多年，这句话经常会突然在头脑里冒出来。

　　在这家模切机厂做文案策划，待了不到一个月，与公司的营销总监发生矛盾，我愤而辞职。大腹便便的总监在公司女老板面前仿佛一只哈巴狗，在员工面前摇身一变成了一只恶狼。那日早操，我站在后面没喊口号有点敷衍地做着早操。他看见了后，指着我，大声呵斥道：“你个傻逼，怎么像木头一样，一动不动。”他的怒斥声引来众人的回头。我没搭理眼前这个大腹便便号称总监的中年男子。对这个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中晚开会三次的公司，我早已心生退意。散会后，他突然指着我叫我留下来，单独重新做一遍。众目睽睽，有人捂着嘴朝我笑，也有的人投来担忧的眼神。在众多人以为我会乖乖地伸起双手做操时，我却头也不回地上楼了。“老子不干了。”我大声喊道，声音回荡在操场。我看见适才傲慢无比的总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脸色发白。在这个小工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当面顶撞他。除了老板，他就是这个厂的王。在工厂里，大病初愈的我是瘦弱的，弱不禁风。站在大腹便便的总监身边，仿佛一只小绵羊站在大象脚下。谁都没想到瘦弱的我骨子里却迸发出的力量如此惊人。他们觉得瘦弱的我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大腹便便的总监以为捏到了一个软柿子，没想到事与愿违。我一下子成了厂里的新闻人物，工友们在背后议论纷纷。有人替我的未来担心，也有人朝我竖起大拇指，拍手叫好。我的举动让总监颜面无存。大腹便便的总监一度放出狠话，离职容易，但休想拿到工资。招我进来的营销部主管是我的江西老乡，他劝我先服个软，低个头，拿到工资再说。老乡主管的好心相劝并没有让我低头。我心底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打算。

　　次日，苦等一个上午后，我依然没拿到工资。临近下班时，我拨响了镇劳动局的电话。很快，劳动局的电话打到了公司。我看见人事部的小红匆匆跑进总监办公室，几分钟后，又匆匆跑了出来。下午，我拿着到手的4500 元工资，离开了工厂。事后，我听小红说，因为劳动局的一个电话，香港老板把大腹便便的总监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

　　像木头一样。他粗暴侮辱的话语，却道出了漂泊的真相。我就是一根在异乡随波逐流的木头，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

　　回到寂静的出租屋，适才发生的一切恍若梦境。我把辞职的事情讲给军峰听，军峰听了沉沉地叹息了一声，说道，生存第一，有时要适当地低下头。军峰是为我好。我想起三年前，我们还在道滘的家具厂上班时发生的事情。那天，我拿着生产报表去找电镀部的主管。电镀部的林主管只有小学毕业，在工厂干了近二十年，是老板的一个远方亲戚。那天我刚到车间，就撞见林主管在大声呵斥军峰。“做事磨磨唧唧，不想干就滚蛋。”林主管指着军峰大声骂道。我看见军峰面红耳赤地站在一旁，不敢吭声。他回到座位把做好的生产单递给林主管，林主管愤怒地一把摔出很远，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瞬间把车间的人都给镇住了。大家都回头看着军峰。我看见军峰面色苍白地回到座位上。见此情况，我转身先回到了办公室，这个时候去找他，无异于撞在枪口上。一个小时后，临近下班时，我重新来到车间，却看见林主管正心平气和十分耐心地教军峰做事。我不得不对军峰坚忍的性格佩服不已，林主管在公司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车间好几个员工受不了他的辱骂，跟他打了一架后，迅速选择了辞职。

　　刚恢复身体急需一个稳定的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养身体是最好的方式。军峰说道。现在，工作丢了，生存的重压顿时重如磐石。我数着这四十五张钞票，心底盘算着这笔钱能支撑我做多久。每个月房租加网线费总共350 块，早餐4 块，中餐20，晚餐12，一天加起来共36 块，外加其他费用，一个月下来需要1800 块。这意味着4500 工资只能支撑我两个多月的花销。

　　“五一”那天，在广州上班的哥哥过来看我。我没把已经辞职的消息告诉他。我告诉他我在公司里做策划，深受老乡主管的器重，边说边带他到厂门口附近转悠了一圈。哥哥说要不要请主管出来吃顿饭，以后对你工作有帮助。我听了急忙说主管回老家过节去了。哥在这里玩了三天就回去了。把他送上车后，重新回到出租屋里，我发现枕头底下放着八百块钱。静静地看着这八百块钱，我顿时泪流满面。“林，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吃好点。”哥发来短信说道。

　　那台我从高中同学那里买来的戴尔电脑这些年一直陪伴着我，辗转颠簸，不离不弃。我最终决定重操旧业，卖字为生。这样的生存方式，显然是冒险。外面的天气酷热异常，窗外的小路在太阳的暴晒下发出一股灼热的白。我不敢再出去找工作。我盯着镜子里日渐瘦弱的躯体，忍着肋边传递过来的丝丝隐痛。冒险意味着背水一战，更意味着独辟蹊径，是柳暗花明，另一片天地。

　　对于我的决定，军峰没多说什么，他叫我不要太累。做自由撰稿人压力很大。白天，我伏在电脑前写着各类文字。屋外烈日高悬，一整天，除了吃饭，其余的时间我都待在屋子里。出租屋对面是一家作坊式的小工厂，我摆放电脑的位置正好对着他们食堂的位置。每到饭点，我就会看见几个年轻的女孩，穿着工装，一边打饭，一边好奇地朝我这边张望。我感觉自己的隐私被别人偷窥了般，迅速把窗户给关上了。透过窗户的缝隙，我看见穿着工衣的女孩端着饭盒，坐在走廊的长凳上吃饭。她吃的是西红柿炒蛋，梅菜扣肉，还有豆芽。我看得一清二楚。她细细咀嚼着。这天好像是她们出粮的日子。吃完饭，我看见她哼唱着歌曲下了楼。看着她欢快的样子，我不由感到羡慕。在她们眼底，我这个整日待在屋子里不出门，成了不可理喻的怪物。孤独像悲伤一样蔓延。一整天待在寂静的屋子里，压抑仿佛无形的绳索般捆绑着我。写累了，我时常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对着半旧的桌子说话，仿佛疯了一般。夜幕降临，我在夜风中奔跑起来，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喊着，试图宣泄内心的压抑和孤独。一旁的路人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有的人听了骂了句神经病。沿着马路跑了一圈下来，已是大汗淋漓，重新回到狭小的出租屋，我却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内心积压的东西仿佛被放空了一般。军峰晚上不加班时，会过来看我，陪我聊天。军峰见我整天在外面吃快餐，怕吃坏身体，有天晚上，给我送来一个八成新的电饭煲、两个吃饭的小碗以及两个装汤盛菜的大碗。我从超市买来了米和红枣，早上煮粥吃。吃完早餐，在键盘上敲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一点肉和排骨炖汤。几天后，他又给我送来一个六成新的电磁炉，说他有一个同事刚离职，不想要，他觉得扔掉可惜就带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花钱从他离职的同事那里买的。

　　5月5日上午，我正在房间里写作，军峰打来电话。阿辉死了，死在宿舍，现在已经被拉到医院了。电话那边传来军峰的叹息声。阿辉是军峰的舍友，88年生，甘肃人。他的死让我震惊，像一块巨石落入我的心海里，掀起巨澜。

　　在向峰的讲述里，我试着去还原阿辉去世时的场景，阿辉往日满脸灿烂的笑变成一脸的狰狞，他的嘴巴大张着，望着墙壁上留下的鲜明的指痕，这暗示着他生命里最后的挣扎，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血丝。人们传言阿辉是心梗而死的。第五天，阿辉就被火化了。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戚从遥远的河南飞奔过来，脸上挂着失去亲人的无限悲伤。

　　阿辉的弟弟和三个亲人暂时住在离工业区不远的一个小宾馆。那晚七点，阿辉的弟弟找到向峰询问相关细节。军峰叫我一同前往。在荒废的空地上，四野寂静无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阿辉死前的种种细节，讲完之后是令人窒息的沉默。4月30日那晚，阿辉的主管让他“五一”期间把仓库整理好，阿辉5月1日早上吃完早餐就去加班了。没想到次日早上，一个舍友推开门，就看见阿辉一脸狰狞的样子，那时身体已经僵硬。面对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坐在空地上商讨着拉横幅，引起媒体注意，这样或许能得到更多的赔偿。

　　最终，厂里只赔了一万元，加上厂里发动工友同事的捐款，总共一万八千元。几天后，阿辉被装进了骨灰盒里，他瘦弱矮小的弟弟带着他，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河南。

　　阿辉死后，他的床铺迅速被搬空，一张崭新的床铺重新摆放在这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替代了他的岗位。

　　半年后，军峰跳槽到了虎门一家制衣厂。我留在狭小的出租屋，像孤独的猛兽般在自己的世界里苦苦挣扎着。

　　晴朗的午后，阳光洒满大地。临近年底，街上的集市临近散墟依旧熙熙攘攘。我和军峰穿过集市，来到了故乡文竹村后的文竹中学，这是我们的母校。在母校转了一圈，我们沿着小路来到了学校后面的牛角屏山上。山与学校仅一墙之隔。学校就坐落在山间的空地上。

　　山风呼啸，山顶的土地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树叶。山野带着苍凉的气息。只剩下山顶还能看见父辈们早年种下的树木，山腰和山脚都被密集丛生的杂草覆盖着。记忆中山是被密集的树木覆盖，鸟栖息在树枝上，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叫声。此刻，密集的坟墓取代了记忆中枝繁叶茂，遍布山野的一棵棵树。当年父亲为我栽下的树早已不见踪影，我四处寻觅，只看到一个模糊树坑。

　　寂静的午后，军峰和我幽灵般穿梭在密集的坟墓间。看着道路旁的坟墓，一个个鲜活的身影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

　　不远处灰旧的坟墓是左海的栖息地。村里说话有点结巴的左海，2010年在深圳打工时，与一个河南的90 后发生矛盾。几天后，这对河南父子找上门来，三人厮打在一起，阿海被父子俩打成肾脏破裂，造成肾脏急性衰竭，七天七夜的紧急抢救之后，还是束手无策，生命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喘息。左海年迈的父母跑到深圳，雇上一辆急救车把只剩下呼吸微弱的他从深圳拉回了家。鼻息微弱的左海回到家已近中午，他八岁的女儿小银子被叫回家见最后一面。小银子跑进屋，泪流满面的叫了一声爸爸，阿海嗫嚅着嘴，扭过头看了女儿一眼，头就永远地耷拉了下去。

　　小路尽头那段半新的墓地是宏锋的住处。宏锋，我初中同学梅的哥哥，在深圳工地上做工时，从高处坠落导致下肢瘫痪，卧床多年。他靠着工地赔的五十多万支撑着。过年去梅家拜年时，我曾见过宏锋一次。他睡的房间有一扇窗户，天晴时，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洒落在他的脸上。一株绿色的藤蔓沿着满是青苔的墙壁攀爬到窗户口，绿色的枝丫伸进窗户，轻风吹拂下左右摇曳。2016年中秋前，宏锋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睡在了牛角屏山脚下那个小小的土坯里，与他家只有一里路的距离。站在门槛前，梅就能看到她哥哥的墓地。

　　军峰忧郁地对我说道，以后，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躺在这里的。尘归尘土归土。我说谁都会这样。军峰说，我会早一点。他哀伤的语气似乎时刻在向人提醒着他刚被查出身患恶疾的事。军峰的话让我陷入沉默中。

　　回到家已近黄昏，夜色慢慢覆盖大地。

　　回到家后的第四天，军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快递给了他女友。她还年轻，像窗外盛放的花朵，而身染恶疾的他在疾病的步步侵袭下，时刻面临着枯萎。他不想把她卷入命运的泥潭里。把信放入村邮政局的邮箱的那一刻，他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但这种感觉迅速就变成了揪心的痛。与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浮现在他面前，那些甜蜜的时光此刻变成了幻影，变成了一根根细小的针，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坎上。

　　他想起年初疫情严重，公司订单锐减，宣布放假两个月。日子一下子陷入到焦灼状态。军峰是厂里销售部的骨干，平常一个月下来加上提成能拿一万左右的工资，现在只能拿三千多的基本工资。为了多挣点钱，他偷偷跑到两公里外的一家口罩厂面试。经过简单的面试，军峰进了口罩厂包装部做了一名搬运工。每天装货卸货，经常要加班到深夜十点。口罩厂的老板每天笑嘻嘻的，每天晚上会给工厂加班的所有员工买两瓶红牛提神。军峰坐在坚硬的包装箱上喝红牛时，听见同事们私底下议论纷纷。“老板很有魄力很有眼光，听说这一两个月挣了近一亿，把前几年亏的钱都加倍挣回来了。”军峰听了颇感惊讶。下班回到出租屋，军峰把剩的一瓶红牛递给正在看书的女朋友，女友看着他疲惫的样子，一脸心疼。军峰舍不得把红牛全部喝掉，每天晚上自己只喝一瓶，剩下的一瓶就带给女朋友喝。没想到懂事的女朋友没喝，偷偷把她存了起来，一个月下来存了三十瓶红牛，而后卖给了附近的小卖部。他从小卖部老板那里得知后，心底不由感到一阵酸楚。在包装部做了一个多月搬运工，军峰挣了9000多块钱。

　　现在，这些温暖而又心酸的往事化成了记忆的灰烬。

　　雪，落在苍茫的时空里。雪落在远方。落在山峦之间。落在杂草丛生的坟墓里。落进年迈的祖母身上，那股寒意慢慢渗透到它的骨头深处。生命中，一种无形的雪年复一年中慢慢渗透进他体内，在肉体筑造起的宫殿里下起来。在大雪纷飞里，我看见命运下滑坠落的轨迹。窗外的雪漫天飞舞着。

　　大年三十那天，军峰还沉浸在睡梦里，手机忽然尖锐地响起来。“你在哪里？快来接我。我在你们县城的汽车站。” 放下电话，他愣了许久。他没想到她没跟他打任何招呼就跑过来了。他原以为她会知难而退，然而她却迎难而上。

　　“不要丢下我，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好吗？”见面的那一刻，她紧紧地抱着他，满含泪水地说道。他抱着她，紧紧地，天空中的雪下得愈加纷纷扬扬起来。

　　年后，在家养病的军峰通过微信发了一张照片给我。阳光下，我看见他站在山腰，一棵小树苗在他的身旁，在风中摇曳着。“这是我为自己栽下的一棵树。”军峰说道。

　　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我脑海里就浮现出1996年的那个清晨，满脸喜悦的三叔带着我在山顶种下一棵楠木的场景。

　　山风呼啸，风在树木和坟墓间穿梭游弋着，发出呼呼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