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长征

　　题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陶渊明《形影神并序》

形：带月荷锄归

形是肉体，是坐卧行走的皮囊，一个人最初的形态便是表现在形体上，从呱呱坠地那天起，就担负起行走世间的所有负累。陶渊明也概莫能外，早早没落的家境，让他一度陷入窘境之中，他也曾努力过，“骞翮思远翥”，“投策命晨装”，“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但这一切都已过去，他现在的身份不过是一个隐居乡野的士人，一个默默在庐山脚下耕耘的种田人。所有的喧嚣与他无关，所有的争名夺利与他无关，他关心的是蔬菜与粮食，以及在日光晴好的天气携三五好友走出家门，去踏春，或把酒言欢。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便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周、陶两家世婚，陶渊明这次所游之地，或许就是周访家墓，即所谓的“牛眠地”。陶墓与周墓毗邻而望，很多年过去，山还是旧时的山，树还是当年的树，郁郁葱葱，仿佛那些记忆中的故人并未走远，他们只是变成了草间的鸣虫，化作了山林里的草木，清风吹来，以自己的方式在山野中低语。《晋书·隐逸传》载：“乃赋《归去来》。顷之，征著作郎，不就。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座……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由此来看，陶渊明归隐之初的日子并不孤独，或在田间劳作，或于田舍读书，或与朋友相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二）”他想要的或许就是这些，自来南村，邻居时有造访，彼此间畅谈那往古时节，发现奇妙的文章大家共同欣赏，一起探讨问题。

　　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九岁，距离“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已十年有余，与雁门周续之、彭城刘遗民并称为“寻阳三隐”。《宋书·周续之传》：“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又据元康《肇论疏》引庐山慧远法师做刘公传云：义熙公侯咸辟命，皆逊辞以免。九年，太尉刘公知其野志冲邈，乃以高尚人望相礼，遂其初心。”义熙九年（公元413）二月，刘裕带领主军还建康，三月刘裕轻舟先至，在府中埋伏杀手，杀死共同“勤王”的另一将领诸葛长民。这时的东晋局势基本稳定，刘裕开始着手整理朝野，征召名士，以巩固统治，在征召刘遗民的同时，大概也征召了曾为大族世家的陶渊明。而在另一方面，刘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轰轰烈烈的“义熙土断”，意即将过时的桓温庚戌土断重新规划，整理户籍，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

　　这是难得的安宁时刻，一定有某个瞬间，陶渊明踞坐于时间的中央，夜色的中央，灯光明灭，一座大地上的居所仿佛就是一叶摇荡于夜色之海的轻舟。孩子们都已长大，他们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无论贫富，只要能平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好。忆及孩子，他的心里似乎被什么刺痛了一下，那些贫寒的时光，让他感到愧疚，而逝者如斯，谁能最终明了什么才是所谓的快乐与幸福？“尔之不才，亦已焉哉！”他不是没有做好后代“尔之不才”的心理准备，那么就这样吧，每一个人的降生都会如成熟的荚果，在灼热的日光下跳跃而出，去奔赴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

　　他恍惚着，时见孩子们的简陋的童稚时光，时而又转换出自己的身影，夜枭在窗外的暮色中晃了一下，传来一阵凄厉的咕咕声，而后消失在山野深处。“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他的童年与少年何尝不是如此呢，每每空荡着肚皮在街巷游走，看富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好的吃食，自己只能“冬无缊褐，夏渴瓢箪”。这是贫困者的日常，他好像从里面读出了一个人神秘的命运符码，意即在这个薄凉的世界上只能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基本的生活所需。他不是没有为此做过努力，在《归去来兮辞》中真诚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多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吏。”这并非心理上的驱役，而是在“耕植不足以自给”的情况下的“脱然有怀”，至此走上跨越十余年的行役之旅。

　　他在思索，他在冥想，移居南村之后的陶渊明，有了更多闲余时光用来思考自己的来路与归途。他感到从自己的身体里跳出来另一个自己，而作为肉体的自己，皮囊的自己，甚至在乞食时“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时的自己，游荡在时光之外。他并非不知嗟来之食的道理，只是在肉体的驱使下行至他人门前。此时的乞，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行动的本义，有窘迫，有欢饮，也有“冥报以相贻”的坦荡与真诚。

　　《形影神并序》在时间上考证，多系于义熙九年，本年西林寺立佛影石，慧远法师做《万佛影铭》，莲社高贤多作歌以咏之。铭中有言：“廓以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认为形影相离而神在。《形影神》序文曰：“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是说无论高贵、低贱、贤智、愚鲁的人，莫不是为了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忙忙碌碌。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所以我极意陈述“形”和“影”的苦恼，然后，以神辨自然的道理来进行诠释。希望有意探讨此类事情的君子，都能了解其中任真自然的用意。

　　说是这么说，当一个人坐在时间的微光下有所顿悟，其时，作为“形”的肉体不知道在曲折的人生之路上已经行走了多久。财富是他人的，官职与名利是他人的，甚至就连游观山野的闲余时光也与自己无关，而你所有的，仅仅是为自己或一家人“生生之资”的辗转与奔跑。他似乎不能忘记那些飘零的时光，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时机的到来有其吊诡之处，这时的桓玄已经篡晋即皇帝位，改元永始。也是在本年二月，刘裕为众臣推举为盟主，率部在京口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举为使持节、八州军事都督、徐州刺史。陶渊明当然不会想到在此之后的十八年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预料到在十八年后刘裕几乎用相同的方式篡晋为宋，就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眼下刘裕的起事是被当做义举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陶渊明积极应征，加入到讨伐野心家的阵营。

　　这时的陶渊明尚未透露出对出仕的厌恶，“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本身就含有委运顺化之意，也贴合了后来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无疑是真诚的，即便为了解决当下贫困的家境，也在一种明快的心境下投入仕途之中。“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只当是暂时的离开吧，与田园，与妻、子与父老，但终有一天会“终返班生庐”的，只不过暂且听从命运的安排。

　　但身与心的交战从未停止，对仕途与归返田园的矛盾很长一段时间并没能得到化解。其后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辛丑岁七月中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的“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乙巳岁三月为建军参军使都经钱溪》里的“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无一例外，都表现了这种归返的希望与决心。他终是要回来的，山野是好的，田园才是一个人安宁的归宿，哪怕是断墙残垣，哪怕躬耕于野，却足以葆养一个人的任真之情。这时的“形”已经在他的思绪中初现轮廓：“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他似乎感受到因个人形体的制约而发出深深的诘问——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还在勉强从事这样颠簸而受人制约的差役？

　　谜底终是要解开的，在陶渊明望向窗外的刹那，那个从身体里第一个跃出的另一个自己就站在对面。这是“形”对“影”的规劝，也是肉体对外在虚名的殷殷告诫，《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木，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天地山川才是长久的事物，而草木依照自然的规律，在霜雪中憔悴。人虽有灵性，却不能像草木那样荣枯更迭，适才那人还活着，却在转瞬间逝去，再没有归来的可能。只有你的亲友才会睹物思人，而在不相关的他人眼中这世界并没有任何改变。接下来是“形”对“影”的深切陈述，你没有飞仙遁化的可能，你只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必然会在某一天死去，必然会在这个喧嚣或寂寞的世间消弭，命若尘埃。既如此，何不有酒便痛饮一番呢，何不脱然于世事变迁，去找寻那个真切的自己，任真自然的自己。

　　归去来，陶渊明用一己的切身经历，经历着世间的生生死死，经历着人世的背逆与荒诞，但却不同于他人。同为“寻阳三隐”的刘遗民投入了佛主的怀抱，在义熙十年（414）由慧远法师的主持下与其他一百二十三人共结白莲社，去寻求西方极乐世界；周续之则在刘裕世子义符的延请下于安乐寺设馆讲《礼》，后因与学士祖企、谢景夷在刺史檀韶的马厩旁讲《礼》为陶渊明婉讽：“道丧向千载，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既然你们讲《礼》都讲到马厩里去了，我很想劝下你们，还是和我一起到颖水之畔躬耕算了。

　　他人当然不会放弃眼前的荣华，就像陶渊明终其一生也不会放弃归隐乡野的意愿。所谓归隐，对他来说不过是从风波不定的仕途一脚踏入乡野，孑然一身，执拗地返回他“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的茅庐之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移居》其一）他的归来有着更多心理上的诉求，而对于物欲的部分却少之又少。怀念这样的生活颇有一些年头了，他要做的无非是在简陋的茅庐里，与相知之人共数晨夕。

　　这时的“影”是沉默的，在明灭的灯影中若有所思，在风吹烛摇下时而拉长，时而扭曲。他在想“形”这些年到底经历过什么，得到过什么，穿的是“冬无缊褐”，吃的是“夏渴瓢箪”，走的是“我行岂不遥”的千里之途，而现在却说要“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到底是哪根筋错了，让陶渊明横下心来，甘愿躬耕于陇亩之间？

　　陶渊明当然是有所动机的，这从他原本的天性中就能看得出来。在《归园田居五首》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小时候便没有适应世俗的意愿，本性中爱着山野与田园。只不过是命运催逼，让他走上了“一去三十年”的漂泊之路。当然他要归来，当然他要“开荒南野际”，为的仅仅是“守拙”二字，守是守护或保任，拙是机巧的反面，是复返自然的任真之情。

　　耕作无疑是辛苦的，“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春天来时抓紧生产，这一年的收入才能有所保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待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山中田里的霜寒却比山下来得要早一些，寒冷浸透了肌肤。但你摆脱不了这样的艰辛，作为种田人难道还有不辛苦的？这是自问，也是对田野生活的真切体验，让陶渊明深切体会到农人的不易。他在践行自己对土地的契约，生命的契约，“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疲劳是疲劳的，但没有意外的灾祸所干扰，洗净手脚，在屋檐下喝一杯暖酒，寒气也就散了，容颜也便舒展了。不是么，长沮、桀溺在田里结耦而耕不也是这般模样么，这样平淡的岁月但愿能长久下去，哪怕亲身农耕，也自心甘情愿。

　　下潠田在南村的另一边，那里也有一座相似的简陋田舍，需要撑船到湖的对岸，再进入一条清澈的溪流，才能开始一天的劳作。“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写下这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时，陶渊明已经五十二岁，在东林之畔不计辛苦地劳作，却依然日子清贫，他不言春苦，只怕负了这颗“守拙”之心。田园秋色尚能给他短暂的安慰，田官捎来口信时还在打趣，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饥饿的人们早就在翘首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一大早就穿衣结带准备收割稻谷。这一年是义熙十二年（416），从辞归彭泽令到此时，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躬耕了十二个年头。

　　而现在的陶渊明，在片刻恍惚之后重返清醒，他眼前的另一个自己倏然不见，“影”仿佛早已预知后来所发生的的一切事情，对此有所保留。而“形”只不过做了一次言传身教的体验，以自身漫长的经历告诉对方——另一个作为“影”的自己，有些事情终要身体力行，才能甘苦自知，才能守住生命本身所要保有的某些事物，比如真，比如善，而非那些因“营营惜生”而徒有的外在虚名。

　　月光升起，在这浩荡的时空之外，有一个人正“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走过狭窄的山间小路，草木的枝叶勾连，夜露沾湿了衣襟。

影：立善有遗爱

影是身影，是踪迹，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中的名与声，相当于影的变身，就像一个人行走世间隐形的符码，存在于他所生活的当下。或此后的若干年。陶渊明到了就要“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他明白先师孔子的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设若用一个人的一生来对应节气，无疑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秋天。

　　秋天是凋零的时节，当然也是收获的时节，而他收获了什么呢——强健的体魄，荣华还是不朽的名声？都没有，在他看来，“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节气的改变，让人很容易感知到季节的更替，辗转难眠才知道夜色漫长。想要说话，却找不到可以倾听的那个人，只能孤单地举起手中的酒杯，面对在烛火中摇曳的身影——那个外部的自己一饮而尽。这饮下的是孤独与哀愁，也是“有志不获骋”的慨然长叹。

　　终是不能安静的，踞坐于时光中央的陶渊明，和那个捉摸不定的自己尚未达成某种神秘的契约。形神之辩起源于更早的时候，自太元六年（381）慧远一行抵达寻阳，到义熙十二年（416）圆寂，庐山就成了所谓的佛教圣地，尤其义熙十年（414）更是结白莲为社，一度达到了巅峰时期。在神与形的关系上，慧远主张神不灭论：“夫神者，何也？精极而为灵者也……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在他看来，神是极其精灵、奇妙而又永恒的存在，它非某种有形的生物，本体消失之后还会依然存在。更以火与薪为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意即人的精神就像是无形之火，形体虽灭，但火可以传到另一根木柴上，薪尽而火传，形灭而神在。

　　陶渊明或许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因在结社之初，慧远曾对他发出过邀请，《莲社高贤传》有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召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陶渊明的“攒眉”或许是看到了当场不愿看见的人，或许就是对神不灭论的一次行动上的反驳，但无论怎样，此时的陶渊明一定是有着自己的主张。《形影神并序》的出现，与其说是对芸芸众生“斯甚惑焉”的谆谆告诫，不如说是陶渊明对自己深刻的剖解，“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神释》）人能够成为天、地、人三才之一，皆是因为我（神）存在的缘故。这时的“神”在“形”与“影”的上空，就像一个行踪不定的小小神灵，看它们在明灭的灯影下互为赠答。

　　《影答形》：“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这时的“影”似乎也有所不甘，和“形”一样有着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长生不老的说法本来就不可信，而所谓的养生之术也总是让人心劳力竭，世人没有不想登上昆仑、攀上华山得道成仙的，但这条道路分明虚无缥缈。“存生”来自《庄子·达生》：“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不能让形体长存就应该让声名不朽，不能让人的一生“身没名亦尽”。但真的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么？陶渊明似乎心念一动，热血在汩汩涌动。“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在他看来，或许是有这种可能的，一个人只要在人间立善，就有可能留下永恒的纪念。

　　此时的善与名有着近乎相同的含义，都是一个人在世间声名的遗存。他何尝不曾为此做过努力，何尝没在十三年断断续续的行役时光中颠仆前行？《杂诗十二首》也是陶渊明在这段时期留下的诗作，王瑶在编注《陶渊明集》时将十二首分编两处：前八首系于义熙十年（414），后四首则系于隆安五年（401）。不管如何，陶渊明此时已经心境杳然，眼前似乎出现一条明显的分水岭，将岁月隔断开来。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形”是“影”的依附，“影”是“形”的投影与折射，自从肉体降生就有了影子的存在，只有偶尔在树荫下的时候像是暂时分开，但重回阳光下时，我们终究没能别离。“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昂，势翳西山巅。”（《杂诗十二首》其九）这时的陶渊明还在追忆那逝去的行役时光，形体被差遣，肉身被羁押，踏上遥远的征途。家事、国事系于心头。一方面他要为家、为自己赚得果腹的俸禄，一方面你很难说此时年轻的陶渊明没有一颗鸿志之心，却也只能掩泪乘船向东而去，随着那奔流的逝水追赶时间的车轮。他当然是有志向的，至少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曾想要留下自己的身影，“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杂诗十二首》其十）闲居时心志却放任不羁，受到差遣一刻也没能停息，驾起帷车驰向东山的那一边。有人疑此诗或指陶渊明时任彭泽令之事，将“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一句喻写为当时桓玄灭后政局仍处于阴郁动荡之中，至于真实的答案，只有陶渊明自己知道，牵强附会的误读在他身后的很多年无时不在发生。

　　但他终是归来了，归来在空空的旷野，归来在寂静的荒野深处，园田居遇火，亲人相继永别，让他感到对声名的追逐毫无兴趣。这时的“影”是落寞的，是惆怅的，是感伤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所谓的志向太过飘渺，还不如坐在摇曳的烛光下“挥杯劝孤影”来得更为真切。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写道：“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而在《形影神》三首诗中也同时存在酒的意象。《形赠影》：“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形”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劝慰“影”，既然身体遭受过苦痛，经历过行役的煎熬，且并无所成，更遑论声名与事功了，那么就饮酒吧，让我们忘记这一切。而“影”却用自身的感受答复“形”，既然形体会消灭，而名声也将不再遗存，但却还有“立善”一路可供选择，你说饮酒能够消解忧愁，那么比起做善事来，孰优孰劣一眼便知。

　　神在默默不语，他似乎一眼看穿陶渊明此生所有的经历。自归隐后，陶渊明确实在践行着自己的契约。“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十二首》其八）他原本不指望用俸禄代替耕田的，他所向往的生活就是在辛苦的劳作之后，和附近的农人一起把酒桑麻，在闲余的时刻抚琴读书，但由此所带来的仍然是饥寒窘迫，甚至只有糟糠可食。他并没有过多幻想，只希望能有果腹的食粮就好，能有粗布做的衣衫抵御寒冬，能有葛麻做的单衣对付夏日骄阳，可这些也没能得到啊，真的是太让人悲伤。陶渊明是清醒的，在为农一事上虽则有过“贫富常交战”的犹疑，但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样一条艰辛之路。因为他知道，唯有此一途，是通向“固穷节”的道路，是通向“纵浪大化”的基石。穷或许并不可怕，失去真实的自己，戴着一个可笑的假面才是可怕的，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昭告世人，“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一个人一旦抱着安贫守节的志向，所谓的“好爵”与“厚馈”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早上能与仁义共生，哪怕晚上死去也无所遗憾。这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明显有着相同的含义。

　　在陶渊明看来，为农并不比他人低贱，因为农业生产才是世人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从事农耕也能洗垢布新，“立耕不吾欺”，让人涵养高洁。此时的陶渊明已经“颇为老农”，常常在颖水之畔踏着冰凉的夜露，顶着灼热的阳光行走在田垄上。他是欣喜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平旷的土地上吹来远山的清风，新栽的禾苗在风中摇曳，他似乎看见了黄澄澄的收成，和从弟敬远一起摇荡舟楫去收获，去住在简陋的田舍中，经历一天辛苦的劳作后对饮，而后在低矮的星幕下沉沉睡去。躬耕不再是梦境，也不再是行役路上难舍的牵念。

　　在陶渊明短暂的为官生涯中，他见惯了士族与藩镇之间的杀伐与斗争，也见惯了农人的辛苦与颠簸流离，从而对农事倾注了极大热爱，不只是自己亲历农耕，也在用殷殷之情告慰农人，并写下《劝农》一诗。“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其一》）自人类从遥远的上古时期开始，并无衣食匮乏的事情，那时的人们朴素地生活，快乐而真诚。“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民生在于勤劳，只有辛勤劳动才能免遭艰难，而安逸享乐恰恰是人性的卑劣之处，终不免哀嚎于饥寒。但命运是吊诡的，他的勤劳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丰衣足食，以至于在生命的后半段仍旧深陷饥寒交迫。这是“影”的反诘，也让陶渊明一时陷入了困惑。“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劝农》其六）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种菜的人。孔子的回答是：“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里面当然表现了孔子鄙视农业的思想，但在当时所形成的的观念中却好像无可反驳。接下来的董仲舒更是三年足迹不涉田园，被奉为道德之美的楷模。陶渊明似乎走到了穷途，在形与影的赠答中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达到某种思想的真淳，或者说怎样才能在一脚踏入乡野时寻找到生命最终的归宿？

　　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其深广的历史背景，“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而名教一词也是在魏晋时期正式出现，名教约等于礼教，用以指孔子儒家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余英时引晋人袁宏以及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魏晋时“名教”泛指整个社会人伦秩序。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后王弼又糅老子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则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而到了陶渊明这里，陈寅恪先生立倡“新自然说”，以外儒内道概括了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他认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自然说者，固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此时的陶渊明一定不会想到，在跨越千余年的时空后有人来如此界定、评价自己。但他不是没有为此埋下伏笔，在《有会而作》序言中写到：“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正值荒年，旧年的谷子已经吃完，新谷还未登场。而他在一年的收成并无指望下仅能维持早晚不至断炊，十余天来，他被饥饿困乏一直折磨着，写下这泣血的文字。今天的我不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后代子孙又如何知道我已窘迫至此？

　　这时的“影”亦有些哀伤，它当然知道与“形”共处的日日夜夜，那些走过的路，那些见过而又别离的人，甚至亲眼目睹形体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十二首》其七）作为“形”的哀伤显而易见，在季节的催逼之下日月从来不肯栖迟。寒风吹拂着枯干的树枝，金黄的落叶掩盖了长长的阡陌。本来就孱弱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双鬓的头发已经花白。而所谓的前途呢，所谓的希望与梦想越来越显得渺茫。家，不过是一个人短暂投靠的驿站，而我却像将要离去的住客，来路与归途，或许只有南山上的墓园才是我最后的归宿。

　　风黯黯，天边的星子被遮盖在浓密的乌云之下，到底是几更了，炉上酒温已经渐凉，四周的黑，仿佛无边的哀伤积聚而来，让人透不过气来。“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果然这酒并不能浇却心头块垒，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面对。

神：纵浪大化中

神是光明之火，是温暖之火，是万物之间蕴含的某种隐秘的生命形态。或许陶渊明是不同意慧远主张的，在即将踏入白莲社的那一刻“攒眉而去”，或许，他只是忽然想起，无论怎样的一种宗教或结社对他来说都可能是生命的桎梏。他需要找到自己的独有的归宿，找到一种适合自己涵养灵魂、而又接近自然的方式，以寄存此生所剩无多的光阴。形、影、神作为陶渊明的三个分身，此时的存在状态越来越清晰，形所负担的生活负累，在一定程度上延及声名之累，而影所负担的压力或许正在渐渐消弭，在孰轻孰重之间陶渊明似乎看见一缕神的微光，此神存在于更多的个体之中，拒绝诠释，拒绝贿赂或恩宠——它只是一条若隐若现的时光之路，在通连天地时指明某个隐约的方向。

　　“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少年时就具备了热爱草木自然的能力，“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先生传》）宅边五棵柳树，立春到来开始萌生出青嫩的芽尖，自春而冬，柔韧的枝条像极了某种飘摇延伸的思绪，在一个人最初的时光中荡开。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的是田园，归的也是那座茅草苫盖的简陋居所。榆树和柳树，桃花和李花，就像一场深深的梦境，让人魂牵梦绕，让人牵念与守望。炊烟在枝头缠绕，鸡鸣在桑树的上空回响，到处飘散的是草木的芬芳和自然所散发出的清澈与清新。这当然与“误落尘网中”的尘网有所不同，也与“鼓棹路崎曲”的歧路不同，尘网与歧路羁押了太多年疲惫的身心，只有在“复得返自然”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感觉到轻松了一些，畅然了一些。

　　在陶渊明的诗作意象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植物是菊与松，且有时会同时出现。在《归去来兮辞》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在《和郭主簿》其二中有“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他在松下徘徊，“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松的坚贞与高洁未尝不是陶渊明最想保持的本真性情；他在园外吟哦：“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 超拔于众草之姿的青松，未尝不是他所追寻的高邈；他在山谷间回想：“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其六）青苍的山谷之松，未尝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人生态度，冬夏常青，就像一个孤独的智者独处于幽谷之中。而菊更是陶渊明的挚爱，“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酒能消解人的忧虑，而菊才懂得怎样延年益寿；“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天的菊花实在很美，摘下几片含露的花瓣浸于酒中，那芬芳就伴着酒香飘溢出来。最陶然的当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东篱有菊，在采菊时忽然看见了南山。此时的南山早已存在，只不过因为归隐后的心境大好忘记了那些他所熟悉的事物。

　　在《宋书·陶渊明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某年九月九日，陶渊明徘徊于田园菊丛之中，秋日晴好，绽开的菊花滴露含翠，有嗡嘤的蜂蝶翩飞其上，而他却没了酒喝。或许就在此年，元熙元年（419），陶渊明已经五十五岁。《九日闲居》其序曰：“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有菊无酒，但并未淡了陶渊明雅兴：“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人生短促，可人们还是希望自己能长寿，日月流转，民间多喜欢这以重阳为名的节日，露浓霜重，南去的飞燕消失了踪影，北归的大雁余音尚在天空回响。“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他在慨叹自己酒杯蒙尘，也在为菊花徒自开放而难以为情，只好整整衣襟独自悠然歌吟，这歌吟中有对自己隐居乡里的欢愉和惆怅所引发的质疑——淹留乡里难道就一事无成了吗？有关陶渊明赏菊无酒的轶事有多个版本，南宋檀道鸾的讲述则更为传奇：“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不问来者，不管去处，一袭白衣的到来如同美酒的另一个化身，酒入愁肠又如何，他只是“得酒莫苟辞”醉卧在一片菊花丛中，将肉身暂时寄托在这片多情的土地。

　　“神”在虚空停留，“神”在“形”和“影”的对望中有所深思，并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其中，为行走世间的肉身之形和名声之影做出合理的解释。《神释》：“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的意图很明显，这在序言中已经阐明，无论高低贵贱、聪慧愚鲁的人，没有不“营营以惜生”的，而后说“斯甚惑焉”，意即这么想是不是太糊涂了，人的一生本来短暂，倏忽如天上的流星划过，再也寻不到踪迹。他“极陈形影之苦”的目的，就是为了以“神”来辨析自然之理，从而达到个人品格的升华。当然，这些话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陶渊明很多时候都是在自言自语，行役路上，亲人离别时的长明灯前，独守草屋时的烛光摇曳里。他或许早就明了，在一个门阀争斗党争不断的时代，多数人都处于一种身体与精神颠簸流离的状态，天灾人祸不断，使生存本身被迫进入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夹缝之中。

　　人是自己的神灵，只有一个人感知到自然的某种巨大能量才能觉察出自己的渺小。天地是永恒的存在，万物自有法度，草木因循自然之力繁荣、凋零，而作为所谓最具灵性的人呢，却不能像草木那样荣枯循环，在世间生生不灭。这需要一种理念上的支撑，或许他从外祖孟嘉身上承继了某些血缘上的本真性情。孟嘉亦爱酒，且“逾多不乱”，有一次桓温问孟嘉，酒有什么好的，你那么嗜好饮酒？孟嘉笑而回答，“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桓温又问及妓歌之事，为什么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孟嘉的回应更为简洁：“渐近自然。”这里的自然很明显包含两种解释，一种是自然所发出的声音和万物依存的状态；另一种就是自然达观之意，所有人为刻意制造的东西，一定会具有某种局限，而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则最为天成，也最能彰显一个人的心性。

　　在《形赠影》中，“形”因惧怕生命短暂而“举目情凄洏”，在《影答形》中，“影”惧怕“身没名亦尽”而“念之五情热”。它们各有自己的恐惧，害怕随着生命的消逝在世间不再有任何遗存。这时的“神”是清醒的，在看到肉身与声名之间的种种矛盾纠结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既然我们生来便互相依附，形影神互为依托，三者的关系休戚相关，作为高一等的神，我自然不得不说几句话了：“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三皇为上古三皇：伏羲、神农和黄帝，即便他们的声名播及千古，但现在怎么样呢，不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死亡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得担当的宿命，没有谁会与天地同寿，就连传说活了八百岁的彭祖也不行，最后还是不得不化作一缕轻尘。这世间的老老少少啊，没有人能摆脱一死。在饮酒这件事情上，“形”对“影”的劝慰确乎有些无力，“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作为肉身，我有我的缺陷，只能在世上徒步行走而无化身飞仙的能力，这当然不用怀疑，但我还是劝你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用太费心机去考量什么声名问题。“影”有自己的回答，“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但分明仍未舍弃对声名的追逐，或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至少还有善念存在吧，至少我如果以行善的方式立名，多年后还会有人想起我所做的事情。你说饮酒太拙劣了，这对行善立名来说简直毫无可比之处。

　　陶渊明与酒之间分明有着太深的关系，而此时的他依旧为酒所困，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明确提及“性嗜酒”，酒与他的个体生命在事实上构成了深刻的内在关系。而此时的充满否定意味的回答，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形成了巨大反差。有关此事，戴建业如此解释：“诗人在《饮酒二十首》之十四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同样是饮酒，有人是由于怯懦害怕需要壮胆，有人则因豪迈奔放不得不抒发；有人是借酒忘却苦闷忧伤，有人却以酒来表达快乐舒畅。”同时《列子》也以“营营惜生”为惑，“求长生者昧于事理，求虚名者焦心苦性，何况死后虚名不足以润冢中枯骨，还不如穷当年之欢饮尽一生之乐为得。”那么，就得出了陶渊明饮酒与孟嘉同样的“酒中深味”——好酣饮，但饮酒的趣味各不相同，无论是外祖孟嘉，还是陶渊明都有“仁怀自得，融然远寄”的成分，其指向无非是“渐近自然”。

　　无疑，对于陶渊明来说“渐近自然”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归隐田园，再一次回到他“性本爱丘山”的山野之中，那里有花鸟鸣蝉，有“花药分列，竹林翳如”，有“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这样的归来是欣喜的，他原本“质性自然，非娇厉所得”，一个人的质性从来不会改变，那是上天的赐予或神的安排。如果真的信人间有神的话，陶渊明会坚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神，端坐在时光上空，端坐在心头，在适当的时候矫正那驶偏的航向。正是如此，正是这种时刻的提醒，让他忽然想起自己“质性自然”的一面。“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三句行役诗皆表现了相同的想法，不得已的出发，心念旧居的迫切，促使他在义熙元年（公元405）弃官归来。

　　这是外部自然的归隐，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形”不再为“影”所驱役的先决条件。身体的归来预示着声名之求的终结，无论是从陶渊明的内心，还是从“迈迈时运，穆穆良朝”的时光变迁中，都能看出他对山川自然的亲近之情。他或许更清楚，这样的归来必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以至于“弱年逢家乏，老年更长饥”。他做好了贫穷的准备，“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斯滥，“穷斯滥矣”，语出孔子。在陷入绝境时，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子路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陶渊明当然不会沾染这种小人行径，即便因穷困而乞食时也保持着一个士人的基本操守。“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太多的思虑会损耗我们的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凭命运的安排，正如一条流淌的大河，无论是奔向海洋，还是中途干涸，那正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至此，陶渊明的“复得返自然”之路已渐入佳境，从其《荣木》一诗中可以初窥端倪。其序曰：“《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在白发无成的感慨中，未尝不因此而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非道曷依？非善奚敦？”茂盛鲜艳的木槿花，在这里扎根生长，早晨时怒放的繁花，到了晚间一朵无存。坚贞或脆弱全在于自己，是福是祸都得由自己承担，不是圣贤之道如何皈依？不是为了善念怎能勉力而行？他在用一己的肉身做实验，肃穆地摆放于光阴的砧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所谓的纵浪大化即是如此，该结束的时候自然结束，只是我“不喜亦不惧”，不再做更多徒劳的伤虑。

　　这时期的陶渊明几乎和乡野与命运融合在了一起，少时窘困，青年时“行行复行行”的崎岖行役之路，以及辞归后仍然“贫富常交战”的贫寒时光交织在一起，又一起融入了自然大化之中，热爱生却又不惧怕于死，是生是死都一样慨然面对，就像一个超脱于生命之外的斗士，将一己肉身与声名忘却，将困顿与烦忧忘却，进入了一种脱然的境界。

　　伴随着窗外几声悠远的鸡鸣，暗黑的天与地仿佛廓然了许多，朗月与星光，飘摇的树影和延伸向黎明的土地，都在夜色中清晰起来。无论是“形”的“得酒莫苟辞”的规劝，还是“影”对“形”“立善有遗爱”的答和，都暂时归隐于寂静之中。天地万物，有希望便有无限的失落，有寄托也便有了朗阔的归途。

　　人生若寄，但神不会放弃，属于一个人的挚爱之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热爱生活并敞开心胸面对自然天地的灵魂，并引领其进入永恒之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