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芳

　　我的婆婆、两位孃孃都是边纵战士，我对她们参加边纵的故事耳熟能详。

　　婆婆离休后，每次回单位参加党日活动，总要洗头、换衣服，充满了仪式感，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理喻，但后来发现，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内心的崇高信仰。

　　她们坐在一起聊天时，常常会聊到边纵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讲到高兴处几位老奶会拊掌大笑，像几个老顽童般互相打趣。当然，黯然神伤的时候也有，讲到某一位老战友又走了，她们会沉默半晌，看似是回忆，却弥漫着怀念。

　　如今的他们，都是年近90 的耄耋老人，随着一位位边纵队员的离世，记录下他们以往的战斗历程，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弥足珍贵。

　　我用倾听的方式，记录下亲身经历的边纵战士及后人的陈述，一种倾听内心发出的声音而后尽可能忠实地复制书写下来的写作方式。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革命的历程，真实记录下那段峥嵘的革命战斗岁月，记录下他们亲历的那些感人泪下的故事，以及人性中的幽微之处，从个体闪现出人性中的光辉。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他们的讲述中，究竟最想听到些什么？他们是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战争和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我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在大时代中的内心徘徊与抗争。这是他们之间的密语，也是他们生命中的同一箴言。当然，那密语和箴言，也是他们的生命抉择。

　　最难忘的，是讲述者们那平静的语气和声音，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他们的嘴里，如今已云淡风轻。往事如烟，保存于一个个平凡的生命中。

　　他们的描述，在我面前又翻开了那一页页大时代的篇章，面对那个篇章，任何想象力都会相形见绌。

　　我的记录，就从我身边最亲近的边纵战士，我的婆婆周涛开始吧。她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战士，现年90 岁。以下，就是她的讲述：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迤南人民自卫军一支队解放了缅宁县。成立了缅宁军政干部训练班又称一支队随军干校，吸收有志革命青年参加队伍。

　　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父亲带着大哥、二妹参加革命队伍去了。当年17 岁的我也跃跃欲试，跟随其后，去报考第二期干训班。

　　记得入学笔试的考题主要是填空题。其中有：是保长剥削农民还是农民剥削保长？读书不多、文化有限的我被“剥削”二字难住了，我不知道剥削是什么意思，仅凭着保长抓兵派款，坑人害人的直觉来判定是保长剥削农民。接下来“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是谁和谁在井冈山会师”两道题又难住了我，不知该如何作答。那天恰好是教二妹的吴老师监考，他过来看着发呆的我就提示“七·一”“朱、毛”，一下让我茅塞顿开。

　　面试时考官白老师让我写“共产党”三个字时，繁体字“党”的笔画多，我冥思苦想半天也憋不出来，抬头瞟见墙上刚好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救了急，我依葫芦画瓢，交了卷。

　　看到张榜录取的结果，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母亲我被录取了。母亲却一脸愁容地打断我：不行，你不能去！

　　一瓢冷水泼过来，刹那间浇灭了我心中参加革命的热情。心像挂了一个大大的秤砣，死死地往下坠，眼泪就像是断了线似地往下淌。

　　我是家里的老大姑娘，妈妈想让我留在家里帮衬她，帮她减轻一些家庭负担，不愿意让我去参加革命。再加上我已经到了可以找婆家的年龄，时不时会看见有媒人在家里和母亲嘀嘀咕咕。在我们这交通闭塞、信息落后的地方，女孩子实在没什么地位。到头来都是“泼出去的水”。

　　母亲用衣角抹着眼眶痛哭着说：“阿兰，你不要走，你走了家里怎么办呢?你兄弟和两个妹妹都还那么小。你爹爹和你大哥二妹都已去了干校，家里的活路就没人干了，你再走了妈阿咋整嘛……”

　　看看年近四十岁的母亲，九岁的二弟文高、六岁的三妹文玉、三岁的四妹文锦，家里确实是一地鸡毛。母亲又瘦又小，皮肤黑黄黑黄的，终年穿着黑色的老布裤子，裤腿口是扎紧的，大襟衣衫，天天染布干家务，手皱得像树皮一样。说她是60 岁的人大概外人也会信。

　　母亲的哀求让我下不了一走了之的决心。但留在家里帮助母亲操持家务扶养弟妹，天天围着锅边转，然后逆来顺受，甘于命运的摆布，嫁个男人生儿育女，从此断送了自己的出路和前程，又让我心有戚戚，整日泪水涟涟。

　　此时的缅宁城内已经沸腾起来了，革命的火焰让每一位有志青年沸腾。随时有队伍游行，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声比一声高亢，这呼喊仿佛来自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怎么可能甘心在家里当一名家庭妇女，像母亲一样过完一生。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我要像他一样参加革命，实现我的人生抱负。虽然那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更深刻的认识，但知道我们该迎头赶上，这才是时代的需要啊！

　　矛盾的心左右煎熬着，我越想越悲伤，除了哭，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见我天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哭红肿了，母亲心软了，终于松了口。她对我说道：“你还是走吧，家里有我呢。”我立即转悲为喜，脸上的愁眉苦脸倏然收敛了，立马放下背着的四妹，赶紧收拾东西，就怕母亲后悔，把说出来的话收回去。

　　送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我一步三回头，看见母亲单薄矮小的身影立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一阵难过涌上心头，母亲是个吃得苦的人，她能一咬牙把所有困难都往肚子里吞。我觉得我对不起家里所有的人……妈妈、弟妹，我顿时想放弃返身回家里去。就在这时，前边有同伴唤我：周文兰，快点！我向妈妈挥了挥手，快步追了上去。

　　在干校学政治、学时事，学军事化管理，在学习期间还排练文艺节目，有话剧、歌舞。除到街头和附近的农村宣传表演外，还在干校大舞台公演。虽然每天每人只有五分钱的菜金，一菜一汤，后来只有米汤和盐巴下饭吃，但让人感到生活踏实，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由于多年战乱，加之匪患的侵扰，民不聊生。老百姓都缺衣少粮，生活艰难。大部分农户种田无籽种，生活无粮。同时，部队口粮也面临亟待解决的局面。干校组织5 个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借粮救荒。

　　去征粮时，富农们不想交粮食，藏起来了。有的甚至会把粮食烧掉。所以主要还是要做好那些富户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清时局，明辨是非。解除思想顾虑，消除对征粮工作的误解。做通了一个，就能带来涟漪效应带动一批人来交粮。

　　我们背着背包，今天到这村，明天到那寨，不分昼夜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农民促膝谈心。同时召开穷人诉苦大会，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讲等形式宣讲党的征粮政策。我们演出时，有些二三十里的老乡都会翻山越岭来看我们的演出，每次看到杨白劳卖喜儿的场面，乡亲们常常看得泪流满面。

　　我和钱友宽等五六个同志经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出发，为后续部队填饱肚子打前站。沿途一路跟百姓借米借锅，借锅碗瓢盆，当时物质条件差，拿到手的管它是菜盆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只要能使用就行。当时我们没有现金购买食物，我们只能写下借条给老百姓收留着。没有饭吃，地里的青玉米常常被我们掰来生生地啃吃。有时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了，就采集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没有油，野菜又酸又涩又苦又麻，有的战士吃了上吐下泻，又挖草药来治病，那时真正尝到了痨肠寡肚是什么滋味。

　　在战争中也不知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我们疾病缠身，睡眠不够，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一不小心，脑袋也随时可能搬家。周围满目疮痍，甚至树木和田地都被烧毁得面目全非，寸草不生，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时光艰难，但我们从未有过沮丧，坚信我们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有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和百姓的拥护在温暖着我们。虽然老百姓也饥一顿饱一顿，但还是把收藏着的粮食，有时甚至是做种的粮食也贡献了出来。是人民在支援着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能被饿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才会取得胜利。

　　1949年8月初，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临沧城，昌宁、顺宁、云县、缅宁、双江、耿马6县地主恶霸武装组成“六县联防”，向缅宁根据地进犯，反动势力纠结了近2000 人的兵力，当时驻缅宁和收编的地方武装总兵力仅1000 余人，加之收编的地方武装彭硕才、田子昌先后叛变，力量悬殊较大，缅宁根据地处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为此，二纵11 支队奉命实行战略转移，提出“弃缅返澜、凭江固守、加紧整训、再图后举”的方针，部队奉命往普洱、澜沧撤退。

　　作为学员的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要撤退，正议论纷纷间，只听教育长赵国华大声宣布：大家集合，打起背包，到司令部接受命令。

　　我们“唰”的一声排列成行，跑步赶到司令部，司令员付晓楼命令我们：干校学员下乡宣传，立即出发。

　　我们撤离时，道路两排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小孩，大家依依不舍，有的还在抹眼泪，但我没有看见母亲和弟妹。还有父亲，他奉命留下在缅宁开展工作，我也没看见他高高大大的身影。

　　部队经博尚到斗阁，反动派在后面紧紧追随，战争已迫在眉睫，死神就在周围打转转，可以说如影相随，但青年就是青年，我们一路高歌，我们边唱边舞，边宣传演讲，打扫村寨卫生，为群众做好事，造革命的声势。

　　第二天，“要变天了！”“共产党要败了……”谣言四起。有的学员经不起失败挫折考验的，偷偷开小差溜走了。原本200 多人的学员，只剩下五六桌人在斗阁大庙里吃饭。

　　教育长赵国华看大家气氛有些消沉，动员大家要坚定革命意志。他说干革命都是自愿的，就像稻谷一样，要用筛子筛，簸箕簸，簸出去的是扁谷，留下的谷子才能舂成米。

　　政治部主任吴佟来到干校，把我和王琨等六七个同志选调到政治部，我才见到了二妹周静，并一起前往澜沧。二妹周静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少女，她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性格开朗，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周静随时笑嘻嘻的，大家叫她小骡马，都很喜欢她。

　　时值彭硕才反叛武装一部分已到勐托，与十一支队的先前部队遭遇，为安全撤退减少伤亡，部队绕道斗阁经滚岗到千信。准备在双江渡口渡江。双江渡在澜沧江与小黑江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险要，四面是山。澜沧江由北向南，小黑江由西向东。两条江像奔腾在大江中的姣龙，在山间奔腾咆哮，在此交汇。一路山高谷深，坡陡路滑。

　　彭匪紧追不舍，并令其手下200 余人到三棵桩拦击我们。司令部派了40 余名战士到三棵桩牵制敌人，掩护部队主力渡江。三棵桩离双江渡还有很长的路程，这里是制高点，居高临下，只有守住三棵桩，堵住敌人的进攻，才能保证部队顺利渡江。倘若敌人占领了三棵桩，我军三面环水，江水暴涨，渡口窄，船只少，几百人等待渡江，敌人顺山撵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会遭到叛匪的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山路，走羊肠小道。此时正逢雨季，大雨滂沱，地上湿滑路烂，加之小道崎岖，行军时，我们上坡拉着马尾巴，下坡支着拐杖走。晚上行军都是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衣角走，我就拉着战友周铎的背包前行。生怕走着走着睡着了摔倒，也不至于掉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路攀爬悬崖峭壁。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每个人的鞋底全沾了厚厚的泥巴团，踩在泥坑里拔脚出来都很费劲，深一脚浅一脚，随时有人跌倒，但这些困难都阻止不了我们一个劲地往小黑江赶。我们必须渡过江去，才能活下去。这是生死交关之地，生存的欲望支撑着我们前行。

　　倾盆大雨哗啦啦地下着。澜沧江水涨，撑高了小黑江的水面，小黑江江面很宽，波涛汹涌，江水吞噬着岸边的一切。先渡过江的武装部队，架起机枪守望着江对面，掩护大部队过江。四五十人上筏后，筏上的水深到膝下。划到江中竹筏左右摇摆，被巨浪推着沿江而下，非常危险。靠岸边的一伙人死死揪住岸边树根，筏才靠了岸。

　　筏不够，那天我们政工队乘坐几条大树干抠空树心制作而成的简陋的“黄瓜船”渡江。上船时，我一个闪失，一只脚踏上船边，另一只脚踩空，落到水里，眼见汹涌的洪水即将把我吞没，周静发出“姐呀”一声惊叫，刹那间眼疾手快的蒋参谋长一把将我抓住，扯住我，把我从洪水中提起，几个人七手八脚地使劲把我拽上船板，刚才的状况让周静几乎吓破了胆，此时才恍过神来，扑过来抱住我痛哭，我也为蒋参谋长救我幸免于难而庆幸。

　　我们刚上岸，就在岸边站着哭啊，个个泪如泉涌。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这次渡江的胜利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几个新参军的女学生还穿着旗袍，不便上下筏，上筏前把旗袍的下半截剪掉了。此时全身湿透了，冷得瑟瑟发抖，直哆嗦，脸也冻得发青。司令员说你们得赶紧跑一跑，不跑的话会把人冻死的。那几个女学生手脚冻木了，一开始跑得跌跌爬爬，就这样一直跑了三四里。

　　渡江时，就听到左边山头打响了战斗，轻机枪、自动步枪，各种武器都用上了，火力很猛，打得十分激烈。敌人久攻不下，大部队得以顺利渡江。等到敌人追下江坡时，我们的骡马物资还没有渡完，于是双边部队隔江开火，枪炮声直到半夜时分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到澜沧的那天，大雨滂沱，人困马乏，大家饿得前胸贴着后脊梁，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冷得上下牙齿直打战。吴佟主任派出几个年轻小伙子，直接到地里和乡亲们买了一些青苞谷，把他随身携带着的仅有的一点白糖放进水里，煮熟了连水带苞谷每人分一碗。大家刹那时风卷残云般，一下就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个小伙子舍不得那甜丝丝的味，还伸出舌头使劲舔着碗边……吴主任见状笑了，鼓舞大家说，今天吃的苦就是为了明天的甜，大家要坚定信心。这话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吴佟主任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他既善于做思想工作，又关心同志，受人爱戴，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嫂娘”。我们在他身上汲取到一种力量，跟着他，让我们觉得很踏实。

　　每次行军间隙，吴佟主任会打开随身携带的政治部仅有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外国货，40 多公分见方，还算小巧，我们的大字报，油印小报的新闻来源全靠它。那时收音机是稀罕之物，大家对收音机爱护之极，专管专用，还专门缝了一个袋子，行军打战专人背着走。李鹤同志负责收听时事新闻，再抄写出来供大家传阅知晓。但收音机修复过多次，收听时频率不稳，噪音相当大，随时只看见李鹤在调频，发出嗤嗤的噪声。有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凑在小收音机旁，大伙都竖起耳朵听，生怕有重要消息被遗漏。

　　有一次，我参加政治部派出的一个小组到忙蚌开展工作，由于忙蚌地处边境一线，拉锯式的革命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十分严峻。纠集在一起的地霸土匪也妄想卷土重来，复辟变天，一小股土匪也趁势包围了忙蚌，想把我们工作组斩尽杀绝。获悉情报的支队领导火速派人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火炭信。同时从司令部、政治部挑选了宋真、彭勃等几位精干同志组成临时武工队赶往忙蚌增援。

　　组长看完信后，对我们说信上只有“速找主力”四个字，让我们做好撤离的准备。

　　当天晚上，我们按原计划燃起熊熊的篝火，照常召开群众大会，结束时大伙还一起扭起了欢快的秧歌，大家唱啊跳啊，气氛热烈！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样的情景麻痹和迷惑了敌人。敌人防守松散，此时我们的武工队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土匪必经路段打好了埋伏。

　　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工作组悄悄地撤离了村寨，沿着崎岖山路疾速行军几里后，身后的村寨里传来了牛角号声及激烈的枪战声，枪声大作，炸弹横飞，敌人扑空了，又遭到了武工队的埋伏，惊恐万状，四处逃窜……我们安全地脱了险。

　　我们到处巡回做宣传、演出，白天黑夜连续不断的行军，我的小腿时常肿得像小树干一样粗，晚上睡觉都不能屈伸着自己盖被子，但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行军途中还会帮助青年学生背包，说说笑笑鼓舞年轻人的士气。

　　我们精神富足得很，因为我们在为解放劳苦大众奋斗。我们从来没有像战争中那么互相爱护，互相珍惜。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我们生死与共，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工作，为着同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我美好的青春年华。

　　一路行军，汗水把衣服打湿了又捂干，捂干了又打湿，散发出一股酸臭味，那股酸臭味自己都能闻见。衣物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身上结满虱子叮咬的红疙瘩。同志们风趣地把它们称为“革命虫”。虱子钻进每一个缝隙中，头虱、体虱和阴虱，看到都让人恶心。有时我们女同志互相帮忙捉头发上的虱子，捉到一只掐死一只，听着虱子在自己手里发出的脆响，那感觉就像掐死消灭了一个敌人。去到驻扎地，我们就烧一锅开水，脱换下衣服，把衣物丢进锅里去煮死它，一忽儿，烧开的水面上就漂浮起一些密密麻麻的黑点。

　　我一直在政治部做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着宣传打交道了，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理想和信念。从我离家到干校，1949年开始，我跟随着党走的信念就没有改变过。

　　虽然历经枪林弹雨，但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觉得自己算不上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我记得吴佟主任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为没有上战场杀敌而感到愧疚，为了人民的美好未来，我们所做的，也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

　　1950年3月，我被调往普洱九支队军政干部总校学习。临行前，战友蔡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材质不太好的边角费料的纸张，为我装订了一本约4 寸长，2 寸多宽，1 寸多厚的笔记本，还用硬纸板裱上当时稀有的绿绸做封面，作为礼物送给我。战友们纷纷在上面题词。司令员付晓楼题写：你此去学习是很幸运的，但请你一面加强学习，一面不要忘记边区的民众在等待你呀！政治部主任赵怀壁题写：在女同志中，你是最坚决的一个，但仅有坚决的革命思想不够，还要有坚决的行动，希望你在学习和工作中齐头并进。李鹤同志题写：在毛泽东时代里生长是中国青年无上的光荣。战友彭勃题写：熬过冬天不会死，受得住磨炼的不会失败。

　　这本简朴珍贵的笔记本，一直被我保存到现在，伴随我渡过了70 多年的酷暑寒冬。本子已被虫蛀得斑斑点点，留下了像梅花、竹叶般的洞洞，布满瑕疵，但简朴的话语里深藏着战友们的深情厚谊、同志间的真挚关爱，虽然和这些战友从此天各一方，有的离别后未曾相见，但总感到有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跟着党朝着未来，坚定地走下去。

　　后来部队整编，我被转到思普专区税务局工作，负责收发和文印工作。

　　由于当地气候恶劣，身体羸弱的我开始发高烧、打摆子、流鼻血、生疥疮，我无法坐在板凳上办公，天天站立着办理上级及15 个县区的文件运转。由于缺医少药，病情越加严重，一天上班时，我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都撑不起身子。双眼发黑，随后就晕倒了，倒在了办公桌前。恍恍惚惚中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听到有人在说我得的是疟疾。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此时司令员付晓楼路过思茅到医院看我，留下了10 元半开，嘱咐我要好好治病，让我终生难忘。

　　我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组织上考虑到思茅我没有亲人，动员我回临沧边治病、边工作，并为我办好了调动的相关手续。1951年，我返回到故乡临沧，继续参加祖国的革命建设。

　　理想、信念支撑着我们走下去。是的，生命诚然可贵，但还有更宝贵的东西引领着我们向前。那时的我们，内心充满着激情，现在看来是既浪漫又天真。虽然现在的我，已是白发苍苍九十岁的老人了，我太老了，全身都是毛病，百病缠身，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医生说若我不小心跌跤的话，全身骨头都会散架。它让我的腰和关节疼痛难忍，常常彻夜难眠。活到这把年纪了，什么事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内心，一直都热爱党。我有70 多年的党龄，党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历次人间浩劫，生活变得格外美好。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直至生命结束……

　　岁月转瞬逝去，婆婆现已是90 岁高龄，走路时弯腰屈背，步履缓慢，因此，要拂去70 多年的岁月，把她想象为一个风风火火、办事干脆利落的人确实有些困难。尽管身患老年疾病，但她依然思维清晰，头脑灵活。因为耳朵聋，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大多时候，婆婆都静默地待着。平时她一人看电视时，也索性关了声音，只看画面和字幕。我们与她交流，要么直接凑到她的耳边大声嚷嚷，或者让她看我们的嘴型和手势，她聪慧，也能猜出个大概。给她配的助听器，她试戴过一天后不愿再戴，她说助听器会把人世间所有的声音都放大，让她听了心慌慌的不好受。如今的她，安然如素，已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需要嘈杂的世声相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