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杰龙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题记

　　1

　　1993年冬日的一个正午，阳光灿烂，我从家乡大理州祥云县下庄乡的一座山岗上走下来，看到山岗下面静卧着一座村庄和村庄边上高高耸立的一棵大榕树。那棵树身形巨大挺拔，和小小的村庄相比，大得不成比例，大得让人惊愕，让我不由想到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萨尔瓦多·达利笔下的那棵大树。那时，见我吃惊的样子，走在身边的母亲告诉我，那棵树就是她经常给我讲的那棵“缅果树”。“缅果树”是云南一些地方对榕树的称呼。这样称呼，或许一是因为这种树缅甸最多，二是因为这种树的果子多得让人吃惊。母亲讲述那棵树的故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就是它的果子，虽然味道怪异，无法入口，但却能够果腹，在饥荒的年代里能够救人性命。想到母亲讲的那些故事，再看着眼前的那棵大榕树，阳光下，突然一阵恍惚，觉得那棵大树，并不是一棵树，而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张巨大的嘴巴，它见证了大地无数的故事，无声地讲述着那些故事，但它的讲述几乎无人知晓，而我，恰好是它的一位秘密的知音。那种感觉让我激动无比，迫不及待地想要替它翻译，替它向人间讲出其中一个至关紧要的故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启受难般的返校历程。对一个滇西的云南人来说，1993年的兰州多么遥远啊！从家乡大理州祥云县到甘肃兰州，花了7 天才完成那趟艰辛的行程。返校后，我一觉睡了二十多个小时，稍稍补上旅途的睡眠欠账，醒来后吃了顿饭，洗了个澡，才在兰州的阳光中慢慢缓过来。缓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一瓶墨水，一叠方格稿纸，一支笔，一分钟都不想耽搁，便跑到兰州大学一分部的一间通宵教室，从中午到次日凌晨，连续16 个小时，把自己变成那棵大榕树，替它说话，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老树春秋》。

　　那篇小说后来被发表，获得当时许多人的好评，当时供职于《兰州晚报》副刊编辑部的青年评论家马永强先生（如今他已是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甘肃省评论家协会主席）还为那篇小说写了评论，发表在《金城》杂志上。从表面上看，正是那篇小说，引领我走上了文学道路。

　　但只有我自己清楚，真正催促我写下那篇小说的是什么。

　　那是一个地方和一个人。

　　那个地方名叫“董家湾”，那个人叫董家湾里的“三少爷”。

　　那篇小说里，我仓促而急迫地写了董家湾的百年历史，写了凝聚在“三少爷”这个人物身上极人世之辛酸的悲壮故事。

　　这篇小说的读者如果是位祥云人，很容易明白我写的“董家湾”其实是祥云县下庄镇的王家庄，“三少爷”其实是王家庄的王德三。

　　而王德三，是响彻云岭大地的英雄名字。写作那篇小说的时候，这个名字早在我的心底响彻了许多年，并在我20 岁的时候，催逼我以青春而稚嫩的笔墨写出他热血沸腾而地老天荒的故事。

　　2

　　2005年9月11日，跟随《边疆文学》杂志组织的蒙自之行作家采风团，我来到蒙自查尼皮，遇到了和王德三有关的又一张“嘴巴”。

　　红河州蒙自县芷村镇查尼皮村，一个普通彝族人的寨子，因为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让这里成为云南著名的红色圣地。我们那次采风之行，一路上欢声笑语，有说有笑，但到了查尼皮村，欢笑声骤然停息，大家不由自主地沉默肃静下来。

　　同往查尼皮的人中，有当时70 多岁的老作家白桦先生。1950年，20 岁的他随着南下的解放大军来到云南，通过急行军赶到蒙自，在一场和国民党军的激战后攻克了蒙自机场。战斗结束后，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说他平生第一次流出了热泪。站在查尼皮，站在他们到来之前云南前辈的战友们开展活动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活动的时候他才刚刚出生），他心里一定感慨万千。此前一天，白桦先生在蒙自说过：“一个时代，真正留下来，值得自豪的是什么？难道只是表面的物质繁荣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上海，那里的租界里住着许多外国人。但那些外国人并不觉得上海是他们的上海。因为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上海的中国人有一种精神，那是一种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尊严。在这种尊严之前，他们感觉到总有一天，他们是要离开上海的。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遗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王德三和战友们多年前来到这里，正是为中国人的尊严，特别是为最底层的中国人的尊严而来的。

　　眼前的查尼皮是一个小村庄，左边一面山坡，右边一面山坡，正对面还是一片山坡。在中间的一面山坡上，一座连成三间的茅草屋子安静地肃立着，像一位历经沧桑之后带着平静微笑的老人。

　　这里的山坡，除了很少的树木、红色的土壤之外，最多的便是石头，奇形怪状的，沉默不语的石头。

　　而这里的地名查尼皮，是彝语的汉语记音书写，意思是像嘴唇一样的石头。

　　这就是说，在彝语里，这个村庄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长着石头嘴巴的村庄”。

　　而石头是不会说话，永远沉默的。这就像那个时候永远沉默的彝族人、苗族人，以及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各民族的人们，他们好像生来就像石头一样，即使想说话，也永远不会说话。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被生活中各种无形的事物挤压，挤压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而麻木，彻底丧失了语言功能，最后连自己也仿佛变成了真正的石头。

　　蒙自县芷村镇查尼皮村是一个蒙自、个旧、文山三县市交界处的小村庄，云南最早的铁路——滇越铁路从附近6 公里多远处通过。我们是从蒙自县城乘车到查尼皮的，几十公里的路，不到30 分钟就呼啸而至。当代交通的便捷和生活的优裕已经让我们很难想象70 多年前查尼皮寨子里的人们真实的面容。但我们依旧不难知道：1910年，当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在云南高原像恐龙一样呼啸而过的时候，惊奇万分的查尼皮人和中国大地上最大多数的穷人们一样，他们行走的速度并没有得到任何提升，他们的生活依然和以往一样的沉重，甚至还要更加沉重。到查尼皮村前的一天，在蒙自县海关旧址参观，看到一副老照片，那是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后法国人拍的老照片，照片上有三个拄着竹竿，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目光呆滞的人，他们是滇越铁路修成后沦为乞丐的筑路工人。

　　在当时，他们是最为多数的人，在许多“上等人”的眼里，他们是和石头没有什么两样的人。

　　但有人依然把他们当成人，相信他们是人，并且寄希望于他们。那是一群灵魂高贵的年轻人。他们相信这些嘴巴已经僵硬，语言已经丧失的人依然有灵魂，只是他们的灵魂在沉睡，需要被唤醒，和他们一起，大声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以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姿势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奋起抗争，用自己的双手搬掉压在身上的石头，真正像人一样地生活，同时也让自己的国家，像一个真正的国家，有尊严地站立在世界的东方。

　　为此，192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芷村镇查尼皮召开。会期两天，与会代表共17 人，其中蒙自三人（农民2 人），铁路2 人（工人），矿山1 人（工人），石屏1 人（学生），马关1 人（知识分子），昆明一人（学生），易门1 人（教员），少共1 人，原特委2 人，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2 人，迤南区委1 人，还有1 人是中央派来搞军运工作的张肪。会议由吴澄（女）主持，选举了委员7 人，组成临时省委。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结了云南地下党近几年的工作，提出了云南地下党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目标。

　　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议，一次在夜晚，点着马灯和围着火炭盆召开的会议。在离查尼皮12公里之外的芷村镇镇公所里，驻有听从当时的军阀，云南省主席龙云命令的地主武装。在芷村镇镇公共所到查尼皮沿途的崎岖山道上，在查尼皮村村口，有一支有30 多人枪组成的游击队担任会议保卫工作。这是一支在中共云南省临委和中共迤南区委、蒙自县委领导的武装，队长就是查尼皮村的农民党员杨三。这是一支由中共蒙自县县委委员黄明俊建立起来的武装。1927年5月，中共迤南区委派遣黄明俊到查尼皮开辟党在山区的工作，黄明俊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4 个党支部，10 余个农协会，发展800多名会员和这支30 余人枪的游击队，使查尼皮成为开展党的秘密活动的可靠据点。

　　因为黄明俊和他在查尼皮的工作，中共云南省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查尼皮召开。一个不会说话的村庄，戏剧性地开始说出云南现代史上最有力量，最激动人心，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话语。

　　3

　　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那个时代，用行动说出自己的理想，往往是以热血作为代价的。

　　在查尼皮的大会召开之前，已经有许多年轻人为理想付出了热血。

　　1928年1月，追随蒋介石的龙云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此时龙云刚刚在云南夺得政权，站稳脚跟。1月12日，龙云政府发布“清党”密令，组织清共委员会，下令通缉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王德三、王复生兄弟和李鑫、吴澄等31 人。同时下达反共戒严令，公布戒严条例，禁止一切党派活动。至2月，严英俊、刘绳武、马登云、罗彩、赵琴仙、陈祖武等约30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相继被捕，此外还牺牲、失踪120 多人。其中，中共党员赵琴仙、陈祖武、农运骨干罗彩等人英勇牺牲，他们是最早牺牲在云南这片红土高原上的中共烈士。龙云“清党”后，云南地下党的工作遭到极大损失，陷入低潮。2月，省临委书记，云南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人之一王德三离开云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省临委的工作由赵祚传主持。王德三离开后，省临委召开会议，组成由赵祚传、吴少默、吴澄等3 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由赵任书记。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吴少默到迤南活动；赵祚传于6月赶回家乡大姚，争取父亲的支持，第三次变卖家产以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不幸于9月被捕，并于次年3月牺牲。这样，留在昆明的特委仅剩吴澄一人主持。整个云南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压在一位不到30 岁的年轻女子孱弱的双肩上。为了云南党的工作不至陷入停顿，同志们决定在迤南蒙自的查尼皮召开代表大会。

　　《云南画报》第157 期全是介绍蒙自的，在印制精美画册里，有三分之一个页面是介绍“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的，由一张在原址上新建的茅屋照片和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组成。那段文字介绍说：“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云南地下党的领导王德三、吴澄、李鑫、杜涛等17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应该指出，这是不确切的。作为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的王德三其实并没有能够出席这次会议。他于1928年2月离开云南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到上海后，刚好赶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筹备召开，王德三就被指定为云南代表，赴莫斯科出席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云南革命形势的报告。王德三回到云南的时候已经是11月11日，在查尼皮召开的会议已经结束将近一个月。

　　但王德三身体上虽然缺席这次会议，他的精神却是在场的。

　　他的精神在场，数年前就开始了。

　　1919年春，王德三离开家乡祥云县王家庄，到昆明成德中学读书。早在家乡大理读中学的时候，他就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对当时腐败混乱的社会极为不满，但并未确定自己要走革命道路。到昆明读书后，他读到了哥哥王复生从北京大学寄来的《新青年》杂志，有了新思想，但依然没确定自己要走革命道路。甚至1920年到了北京之后，经过一年补习考上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他也没有确定要走革命道路。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他的数学、物理很好，在中学的时候数学总考100 分，他虽然“在中学以前，总觉得数学和别样自然科学不（没）有什么深远的学问（《狱中遗书》）”，但还是说在“民国八年以后，我专心想学数学、物理。”观察20 来岁时的王德三，受书香世家的家学渊源和时代风潮影响，他还是想走科学救国、学问救国的道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王德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但那个时候的王德三，依然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能够救中国的主义和学问来对待。但从1924年开始，王德三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用他的话说便是“民国十三年后，因母亲和三弟的刺激，我被社会的潮流卷进革命来。（《狱中遗书》）”

　　王德三所说的母亲，贤良勤劳，却在一个即使被称为“书香世家”的大家庭里受够了气，病逝于1924年。他的三弟王馨廷在大哥王复生和二哥王德三之后考入北大，在北京因参加学生运动遭警察毒打，加之感染肺炎，身体虚弱，1924 病亡于北京。母亲和三弟的遭遇让王德三痛感在那样的乱世，太多人的悲惨遭遇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如不改造社会，任何人都难独善其身，由此决心走上革命道路。为此，1924年秋，王德三赴陕西绥德第四师范任教，和共产党员李子洲一起，从改革教育制度入手，大量增设政治和科学课程。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团员，并在1925年春成立了绥德四师党支部，这是陕北地区成立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后，王德三又亲赴陕西榆林等地，发展党团组织，著名的革命英雄刘志丹，就是在这个时期受王德三影响，走向革命道路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成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策源地。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火种，正是王德三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播下的，这是连王德三都想不到的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

　　1926年春，回到北京后的王德三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之下，十分关心水深火热中的云南各族人民，准备回云南开辟党的工作。但在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新形势下，王德三根据党的需要，受命前往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在第四期学员中讲授政治课程。这个时期的王德三，已经从一位“专心想学数学、物理”的北大学生成长为一位精深钻研马克思主义，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革命实干家。

　　1927年2月中旬，王德三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云南，和同样回到云南的哥哥王复生一起开辟云南的革命工作，并在工作中很快成为云南早期地下党的主要创建者和实际领导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疯狂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蒋、汪合流，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全国陷入血海横流的白色恐怖中，正在蓬勃发展的云南革命形势面临严重威胁和考验。1927年5月11日，龙云主政的云南当局奉蒋介石、李济深密令，在昆明抓捕王复生、李鑫等20 余名云南早期共产党人。面对危难局势，王德三冷静无畏，充分而巧妙地利用革命群众的舆论压力和龙云、胡若愚等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逼迫龙云放人，营救和转移了王复生、李鑫等革命同志。在他的运筹帷幄下，国民党反动派对云南共产党人的第一次镇压运动失败流产，而王德三也在这次对革命同志的成功营救中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的过人胆识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

　　在交通极为不便，远离党中央的边疆民族地区，王德三和中共云南早期共产党人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1927年12月，王德三才收到党中央“八七”会议的有关文件，开始执行党中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方针，把云南地下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工矿、农村、去做深入工农群众，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斗争，努力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

　　1928年1月，龙云彻底击败自己的对手，确立自己对云南的统治，为了取得国民党中央的承认，便对云南共产人下手，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开始大肆抓捕和杀害云南共产党人。面对云南新的反共高潮，远离中央的王德三有许多思考和困惑，便在1928年2月决定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王德三沿滇越铁路从昆明到蒙自，从蒙自到河口，再从河口到越南海防，再转海路到上海。在上海，王德三遇到了一年前被自己营救，转移到上海党中央工作的胞兄王复生。此时，刚好赶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筹备召开，王德三就被中央指定为云南代表，赴莫斯科出席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会议。从上海至大连、从大连至齐齐哈尔，在地下党人和共产国际同志的接应下，进入苏联，经西伯利亚铁路，辗转3、4 个月，抵达莫斯科时，中共“六大”已开到中途，王德三错过了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报告。之后，王德三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云南革命形势的报告，提出了自己对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革命工作的独特思考。1928年11月11日，王德三辗转数月回到云南。此时，在蒙自查尼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大会召开时，他虽然不在场，但他作为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的崇高威望早已得到与会同志们的公认。并且，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主题便是转移工作重心，把云南地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矿、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去，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准备发动武装暴动。而为了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早在1927年末，王德三就开始创作自己的长诗《夷经》。260 余行的长诗《夷经》以朗朗上口的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常用汉语口语写成，向云南少数民族宣传他们和汉人关系的历史，他们长期遭受贫困的原因，号召他们“齐心协力挣天下”，“土地革命世界新”，和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一起进行土地革命，争取平等和自由。长诗《夷经》通俗易懂，深受革命思想和新文学运动影响，是云南最早的革命“新诗”。这首长诗分为六章，王德三还在每一章之后写了“补叙”，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明这一章的内容，方便少数民族革命群众理解阅读。这首长诗从1928年起就开始印成小册子在云南滇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广受喜爱，四处传颂，堪称云南历史上的第一首产生重要影响的红色长诗，成为云南早期共产党人在滇南地区的开展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此外，多才多艺的王德三还创作了《土地大革命》《拥护苏维埃》《过年调》《起来干革命》《点兵调》《一个兵士的歌》等歌曲、歌词，在云南革命群众中传唱、流传，鼓舞了云南革命群众的斗志。

　　综上所述，1928年10月13日云南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王德三身体虽然不在场，但作为当时云南中共临时省委书记和云南党的实际领导人，他的精神一直是在场的。

　　4

　　1928年11月11日，王德三辗转数月回到云南。

　　他刚回来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奔走于滇南的蒙自、个旧、阿迷（开远）、芷村等地召开支部会议，传达“六大”精神。

　　滇南地区的广大村庄和厂矿中，四处都是查尼皮一样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嘴巴变成了石头，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但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诉求，而只是没有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如今，终于有了一群王德三这样热血的年轻人，走进这些地方，帮助他们开口说话，挺胸做人。

　　滇越铁路的通车，让云南一些人看到大海，看到世界变了。但查尼皮这样最大多数的村庄，依旧被一成不变地抛弃在世界黑暗的角落里。那些看到过大海的热血年青走进查尼皮，不是进去看看风光，拍拍照片，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是想在那里扎根，帮助那里的人们站起来，说话，做事，以一个人的姿势活着，有机会再出去看看大海，这预示着中国近代缓慢沉重的历史，进行到了那个时刻，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了。

　　然而，剧变之前的黑暗依旧是深重的，需要热血的献祭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1928年底，在查尼皮的会议召开之后，云南地下党处境依旧极其险恶，他们每天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他们的处境，丝毫不亚于走钢丝，时刻都有落足的危险。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他们在进行着惊险万分的伟大演出，没有观众的喝彩，没有一个铜子的报酬，他们只能凭借内心的光明和信念，穿越长长的黑暗，并且随时都有掉进深渊的危险。

　　不幸的是，他们的演出没有进行多久，就出事了。

　　1930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云南省临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由于王德三的卓越工作和威望，他被选为书记。就在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的同时，国民党云南当局加紧了反共步伐，由蒋介石指派亲信参加，通过了“严制反动”的反共提案。4月，在恐怖威压下，云南共青团省委交通员彭祖祜和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先后自首叛变。

　　由于他们告密，中共云南省委的三个秘密地址被破获，省委组织部长刘平楷和许多同志先后被捕，在昆明的省委机关完全遭到破坏。

　　10月3日，龙云政府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密令，又有许多云南共产党员先后被捕，牺牲。同时，也有一些人成为叛徒。

　　10月底，刚从上海汇报工作回到云南的省委宣传部长张经辰又遭逮捕。

　　王德三等剩下的同志已经不多，处境更加艰难。

　　这时，在滇南的活动的王德三不得不决定再次亲自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云南的紧急情况。他本来应该在碧色寨上车，坐小火车到越南的海防，然后再转海路到上海。但由于云南当局的严密封锁，这条路无法成行。他只好决定先回老家大理祥云，再从滇西绕道缅甸，转往上海。在前往祥云的途中，由于隐藏在省委内部的王少猷叛变出卖，致使王德三在1930年11月19日在昆明西郊长坡路上被捕。

　　不久之后，云南省委的另外两位主要领导人吴澄、李国柱夫妇被捕。

　　然后，王德三、张经辰、吴澄、李国柱四人，在同一天，即193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昆明被集体枪决。

　　据亲眼看见过他们就义过程的杨式谷先生回忆说，那天早上，他父亲的一个属员到他家里找他父亲办公事（他父亲杨荫南当时是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总指挥是龙云。），告诉他那天要杀共产党，问他要不要去看热闹。他当时心里一震，因为他中学时参加过共青团，后来关系中断，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所以，那天早上，他父亲到五华山办公，他就跟着去。到了光复楼二楼军法处办公室内，看到许多人忙着抄写布告，上面就列着王德三等人的名字和罪状。到午后一点前后，王德三等四人被绑着手由武装士兵带到开武亭前面，军法处科员陈炳南站在台阶上向他们宣读“判决书”，围观者约有数十人。宣读后，陈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他们并不理他，而是把头转向围观的人，痛斥国民党的罪行，并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旁的士兵忙用毛巾堵塞他们的嘴，簇拥着他们出了五华山正门，经马市口、华山西路、圆通街、北门街而出北门。沿途有许多市民围观，默默无声地目送他们。本来，执行死刑的地点是北校场，但那天才出北门十多步，押送的士兵就停下脚步，一个手里捧着“大令”的军官叫他们四人跪下。他们不跪，怒目而视。他们只能怒目而视，因为他们的嘴巴已经被毛巾堵住。军官命令士兵对着他们的头部开枪。之后，据另一个人回忆，他们的躯体被扔到苏家塘附近的乱坟堆中。

　　至此，云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和机构几乎被“一网打尽”。云南地下党基本停止活动，一直到1948年才开始恢复活动，迎接解放。

　　曾经灿烂如花的四个生命就此消逝，王德三32岁，张经辰27岁，吴澄30岁，李国柱26岁。

　　其中，吴澄和李国柱是夫妻，他们在地下活动中以化名的身份开展工作，后来倾心相爱，1928年秋结婚。1930年底，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夫妇在昆明双双被捕。在狱中，龙云和夫人李培莲（李和吴澄是同学）多次到狱中探视，说明只要他们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就不追究他们，但二人不为所动。吴澄倒下的时候还怀着身孕，她是昆明著名书法家吴锡忠先生的女儿，就义前吴锡忠先生曾多方营救而未果。

　　在查尼皮中共云南一大旧址的展览厅里，我注视着吴澄和李国柱稍稍有些褪色的老照片发呆。我吃惊于吴澄的年轻和美丽，她的面庞清丽绝俗，眉目忧郁含情，满头秀发浓云一样高高隆起。李国柱面孔英俊修长，曲线柔和，戴眼镜，目光优雅，完全一副书生学者的模样。他曾经做过学校的图书管理员，他们夫妇出身于书香之家。

　　而那个年代牺牲的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也大多出身书香世家。中国传统诗书的熏染和漂洋过海舶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他们身上奇异结合，让他们充满一种甘愿为普罗大众而慷慨牺牲的贵族精神，他们的勇敢和高贵，令人肃然起敬！

　　5

　　他们四人中，我对王德三怀着特殊的感情。

　　他是我的祥云同乡。有时和人说起自己是大理州祥云县人，对方会稍一愣神，说，哦，云南共产党的第一任省委书记王德三也是祥云人，原来你和王德三是同乡啊！家乡因为英雄王德三而沾光，染上了英雄壮烈的色彩，那种时刻，我也会因为王德三和祥云县而自豪，心中不由轻轻回响许多祥云读书人都会铭记的，他在《狱中遗书》的那句话：“古言说：‘人各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世上？天下人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王德三原名王懋廷）是个无耻的人；云南人提着王字，就指着祥云说些不好的话！儿现时只有拿定主义，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说起来，王德三家族和我的家族还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关联。我的堂曾祖雷光前先生曾经在王德三父亲王香泉老人的私塾里上过学，我的爷爷和堂爷爷曾在三英寺小学里上过学，亲眼见过王德三烈士的遗孀马冰清女士。但具有新思想的香泉老人却没有让自己的三个儿子进私塾，而是让他们在家里读古书，年龄稍长后就把他们相继送进大理的新式学校读中学。然后，又相继送他们到昆明的中学读书。后来，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王复生、老二王德三、三弟王馨廷又都相继考入北京大学。三兄弟中，王馨廷因参加在北京的学生运动，被警察抓捕，打成重伤，后染病，于1924年病亡，只有十六岁。王复生在北大上学，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8名党员之一。离开北京后，王复生先到陕西教书，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和王德三一样是陕西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大革命中，他受命回到云南，成功策划倒唐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东北，遵照党组织的布置，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讷河、黑河一带，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物资供应问题。马占山将军的抗日武装受挫后，王复生由黑河历尽艰险徒步绕返齐齐哈尔。1934年11月，王复生就任伪满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利用该报开展各种抗日宣传，并秘密从事党的活动。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东北地区实行“大检举”，镇压抗日反伪力量。同日，王复生被捕。在一个月时间内，日本宪兵对他进行了18 次刑讯，一无所获。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的9年前的同一天，王复生被日本宪兵枪决，时年40 岁。

　　在此之前的1930年11月22日，五华山监狱中，王德三给父亲写了遗书，托龙云转交。在信中，王德三回忆了自己走过短短的32年人生和思想历程，尽力向父亲解释自己为什么去死的原因。父亲的思想虽然开明，但接受的主要是中国旧学传统的道德价值和思想，怎么让他理解儿子为之而死的“主义”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王德三结合儒家的“节”和“义”的人生道德准则进行了艰难的解释，以图能帮助父亲稍作宽解。在信中，他甚至还为龙云说了好话，说被捕之后，龙云很优待他。他也不是非要寻死，如果能多活一些时间，他想做一些纯粹学问上的事情，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和地方经济问题。但他也并不强求要活，因为“著书立说，只是一些皮毛的事情，儿的真正志愿不在这里。”他对父亲说，自己死后请他不要仇恨龙云，因为这是公事，是主义上的问题，他当初反对龙云也没有私人恩怨。在狱中，他已经得知，自己的妻子马冰清也已经被捕。在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及自己的妻子，说他“爱她的每一根头发！”

　　他说，如果可能，他想让父亲来省城一趟。他已经多年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了。

　　香泉老人得知消息后，急匆匆赶往昆明。

　　他赶到昆明的时候，王德三已经在1930年除夕，他到昆明的几天前被枪决了。

　　儿子在遗书中希望把自己葬在安宁温泉，但香泉老人已经心力交瘁，没有这个能力了。他只能把儿子从北门街外的乱坟岗草草移葬到郭家洼。

　　他是懂儿子的心意的。他爱水，故自号香泉。儿子也爱水，爱一尘不染的水，他在昆明读书的时候经常和同学去安宁温泉游泳。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少年轻狂，一尘不染的时光。

　　一直到死，他都一尘不染。

　　香泉老人一定后悔。他把三个儿子教育得太好，太一尘不染了。

　　而当时的中国，正像他的大儿子王复生几年前寄给他的一封书信中说的：“走遍中国，无一块干净土。”

　　在这样的中国，像他三个儿子这样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他们的梦想太干净了，注定要用他们干净的血，洗濯遍布大地的污秽。

　　此时的香泉老人尚不知道，自己的大儿子复生是否还活在人间，因为他已经在二儿子的书信和一些在昆的亲友里听说，长子复生大约已经病死了。

　　而实际上，他的长子王复生1931年时还健在人世，但为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不得不和家里断了音信！

　　那时的香泉老人以为，自己的三个儿子都不在了。他在儿子的墓碑上亲笔题写：“王懋廷之墓，子王纪中立。”“懋廷”是他为儿子取的名，“德三”是他为儿子取的字。墓碑不是他该立的，而应该是孙子立的。未出生的孙子，姓名已经被尚在狱中的儿媳取好了，叫“王纪中”。他知道，“纪”是“纪年”“纪念”的意思，而中，则是“心中”，“中国”之意。

　　做完这些，香泉老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灵柩在昆明停留三年之久。

　　6

　　1933年初，龙云政府大赦，王德三的妻子马冰清带着三岁的儿子王纪中出狱。她是昭通盐津县一个富商的女儿。1929年，她到昆明读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认识王德三。1929年下半年，她和王德三相爱结婚。1930年4月24日，她和省委联络员江毓瑜被捕。在狱中，她坚持自己叫刘淡如，江是她的表妹，机智地掩护江成功保释。她遭到多次指名逼供和残酷刑讯，但都坚决否认，坚贞不屈。

　　吴澄被捕后，曾与她关押在一起。1930年除夕的那个凌晨，吴澄将自己贴身的毛衣送给马冰清作纪念，二人抱头痛哭。

　　就在那个早上，吴澄和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自己的丈夫李国柱、马冰清的丈夫王德三以及战友张经辰一起走向北门街外的刑场。

　　马冰清出狱后，改名马懋昭，1934年秋，在友人帮助下她带着儿子王纪中，扶着公公的灵柩回到丈夫王德三的故乡——祥云县下庄区（现在是下庄镇）王家庄村。这是她第一次到祥云。此前她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回到丈夫的家乡祥云。在祥云，她先后在我堂曾祖雷光前开办的小学——三英寺小学、大波那小学任教。

　　1937年初，马冰清带着儿子离开祥云，辗转昆明等地谋生。在昆明，友人介绍她到薪金优厚的南箐小学——当时的贵族小学任教，被她婉言谢绝。她的理由是：“这是公子学校，我要教育普通的人民大众。”为此，她宁愿到薪金微薄的夜校教书，因为来上课的人是普通的工人子弟。

　　同年冬，马冰清到了寻甸县。在一座小镇的一条街道上，她的7 岁的儿子王纪中被一只疯狗咬伤，染狂犬病毒而亡。

　　身心受到极大打击的马冰清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男人的相扶相持才能度过她残余的人生。于是，她和曾经做过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王鹏飞（又名王正昌）回到老家昭通，直到解放后都在昭通师范教书。

　　解放后，王德三在遗书中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在给父亲的遗书中，王德三说：“也许我寄给龙云的信，是他们骂我的材料，可是我并不怕……儿是真理的拥护者，是至刚至烈的人物，不隐藏自己的意见。”一些人，果然以他的遗书为证据，把他诬陷为“叛徒”，并全面否定云南地下党早期的革命活动。马冰清也被诬陷为“叛徒”，受到包括开除公职二十多年在内的各种残酷迫害，致使她忧郁成疾。

　　王德三的狱中遗书，很像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它们的命运，以及它们给自己的亲人带来的命运，也极为相似。

　　在传统的汉语语境里，关于心灵的词汇也许只有在佛家和道家的经典里才有一席之地，在世俗生活的词典中，人们对心灵的感知惊人地麻木，总是习惯把一切心灵事件简化为社会道德事件。

　　但真正高贵的东西是能够穿越时间的迷雾和阴云而晾晒在阳光之下的。

　　1979年秋，马冰清病危，在昆明住院。在她住院期间，中共昭通地委研究给她和王德三平反。10月16日，当她在病床上，听到亲人向她宣读的平反通知书后，潸然泪下，溘然长逝，终年70 岁。

　　1993年春，在甘肃兰州写作小说《老树春秋》时，想到1979年秋天临终时分的马冰清，忍不住泪流满面，不由自主地写下这样的文字：“在一个迷迷蒙蒙的中午，她带着儿子到了一座悬浮在空气中鹅黄色的小镇。一只疯狗突然从牛屎遍布的小巷中冲出来咬了她儿子一口。她眼巴巴看着儿子在自己的怀中哽咽了三天后终于无声地死去。她坐在巷中无声地哭泣，在昏死过去的几秒内脑海中清晰地跳出了一行丈夫遗书中的字：‘我知道我们家到了我这一代已是把人才出到了尽头。’她在凄迷的、淡紫色的月光笼罩下一个人在小巷深处踏着泛着幽光的街石梦游似的踽踽而行。走不完的小巷尽头立着一棵茂盛的冬青树，她朝树下巍然屹立的丈夫的身影奔过去，抱住冰冷粗糙的树身之后才明白原来那里只有深藏在她心中的丈夫永不消逝的目光；那目光从她心中升起化为不老的冬青树、化为大海、化为日月，化为滇中的脉脉群山，也化为那迷蒙的悬浮在空气中的鹅黄色的小镇。她就在这辉煌的幻化无穷的目光中苟活下来，活过了对她来说无比漫长的数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躺倒在白色的病床上，在一片鹅黄色的朦胧的回忆中，隐约听到一个陌生而颤抖的声音告诉她，她为之受尽磨难背了几十年黑锅的丈夫将在他遥远的故乡化为不朽的铜像。那个时刻，她才微微一笑溘然长逝。”

　　正如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所说：“为了将来的美好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尊石质的雕像。”对马冰清来说，王德三蒙尘是自己一生的悲剧，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英雄蒙尘只是暂时之事，时间的洗礼，终将让英雄在时光中长久闪亮。1990年，在纪念王德三英勇牺牲60周年之际，中共祥云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工人文化宫矗立起了王德三烈士半身铜像。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王德三烈士在祥云县下庄镇王家庄的“王德三烈士故居”早已成为云南著名的红色圣地，王德三和云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历史早已成为不朽的传奇，鲜活而庄严地活在云南人民和祥云人民心中。

　　7

　　如今，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在写纪念王德三的文章，思绪却一下子回到2000年除夕的那一天，也就是王德三逝世后整整7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我恰巧和一位祥云同乡站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下着雪，我们拂着碑上飘落的雪花，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找到了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的名字。

　　在纪念碑前沉默半晌，说起王德三兄弟，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她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北大，产生了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思潮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改良思潮。李、胡二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一系列辩论最能揭示这两种思潮的内在实质。多少年以来，我们一直推崇革命，到现在才知道，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改良，只有改良，只有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着手，中国才有真正的前途。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而革命，只能造成一次次的社会震荡，丝毫无助于社会的真正进步。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了半天，还不是要告别革命，回到改良的老路上来？

　　我不同意她的理解。

　　我认为她搞错了因果关系。中国社会只有改良才有出路，只有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良好解决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这我是同意的。但问题是改良得有前提。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前提，那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这种前提。二十世纪千千万万的优秀中国人前赴后继作出重大牺牲的革命运动，正是为了获得这种前提。现在我们可以改良了，因为已经有了这种前提。我们现在可以告别革命，但可以告别的只是某些革命的方式和思维，而不是革命的内在精神。正是革命的精神和实践，支持着我们走过黑暗的时代，获得民族和个人内心的尊严。而这种尊严，超出一时的功利计较，是什么时代都需要的。

　　我们在那里争论不休。之后不久，我离开北京，回到云南，她读了经济学博士，离开中国，去了欧洲。

　　她是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在我们上初中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王德三兄弟的英雄事迹在祥云家乡广为流传，我们少年时代因他们的传奇故事而深受震撼，都曾燃烧过一个关于革命和英雄的理想。

　　她去了欧洲，但她没有去莫斯科。她说今日的她已经不再对莫斯科感兴趣，即使她也知晓王德三曾在1928年夏天从家乡云南启程，万里迢迢奔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她在给我的E-mail 里说，昔日的莫斯科代表的一切，在今日的纽约、伦敦、巴黎、柏林面前已经证明它只是一个人类的歧途。

　　我知道，这是当今欧洲，当今世界广为流行的一种看法。

　　而一个人意识很容易为当下流行的意识所左右。

　　正如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所说的：“历史是忘恩负义的！”这是他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著名的话。伯尔对马克思在西方遭到的诅咒感到愤怒，他认为忘恩负义的西方人忘记了马克思的功绩，假如没有马克思和他发起的国际工人运动，西方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工人们也不可能享有今天的八小时工作制和优越的福利制度。

　　他所说的历史就是时代。时代就是以当下的现实利益判定一切价值，而完全忽视一个社会，一个事物在漫长的时间里所经历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从这个角度来说，时代有时是功利、霸道、愚蠢无知的。

　　而一个有良知的人不会轻忽人类历史长河中那些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做出牺牲之人的尊贵。而大量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做出这种惊人牺牲的尊贵之人。这些人中的云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云南年轻人（他们大多是家境优裕，本可以过“上等人”的生活），他们从各自的王家庄走出来，走进查尼皮，走进千千万万个中国最落后，最黑暗的乡村，点燃在重重压迫之下几乎失去语言的下层人民内心的希望之火。为此，他们中许多人失去了曾经灿烂如花的年轻生命。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播火者，是千千万万个被利箭穿心的普罗米修斯。

　　但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向往高贵人性的普通人。而接近了高贵的人性，也就接近了高贵的神性。

　　他们的高贵，甚至连他们的对手都感觉到了。王德三他们被捕后，龙云对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其中，据说许诺王德三以财政厅长），希望他们为己所用，但他们不为所动。他们就义后，龙云曾经唏嘘感叹不已。他也许明白，他们的人性既然高贵，他们就不会自己玷污自己的高贵。而杀害那么多如此高贵之人，再怎么说都是一种深重的罪孽。

　　这种高贵的人性是不容易被真正淡忘的。2002年冬，我突然收到她的E-mail。她说她在德国，突然想念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想念我们曾经的青春，想念王德三兄弟。她说就在昨天，也就是1月13日，她看到来自德国各地的数万名群众纷纷来到位于柏林东部的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社会主义公墓，悼念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共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遇害83 周年。1919年1月15日，他们遭到德国反动组织自由军官团的杀害。这一传统性的纪念活动是由德国民社党等左派政党发起并组织的。悼念的人群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少年。人们在两位先烈的纪念墓前敬献鲜花和花环，以表达对他们的怀念。

　　她说那个时刻，她想到了北京2000年12月31日的那场雪，他多么想和我再次站在一起，肃立在北京大学烈士纪念碑前，轻轻拂拭碑上飘落的雪花，找到王德三、王复生的名字，恭敬肃穆地献上一束来自云南家乡的鲜花。

　　2021年5月31日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