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麾下的2 野4 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当当的头号主力，其属下13 军被誉为铁血雄狮，14 军有丛林猛虎之称，15 军就更不用说了，上甘岭一仗威震四海。但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50年代，4兵团曾涌现出一大批以冯牧、公刘、白桦、彭荆风、陆柱国、徐怀中、苏策、寒风、季康为代表，享誉全国的青年军旅作家，信手拈来，其名号大都如雷贯耳，名扬中外……
——题记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与越老缅三国接壤的云南，国境线长达4060 公里，其中，中缅段1997 公里，中老段710 公里，中越段1353 公里。因此，人们习惯上又将岳飞《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里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于形容云南边境线之漫长。但冯牧先生的散文《八千里路云和月》，指的却是从太岳根据地，到豫西、淮海、长江、两广，直至边陲云南的作战行军距离。1937年11月，八路军129 师开赴晋东南，创建晋冀豫根据地。不久，日军打通白晋铁路，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晋冀豫根据地一分为二，路西改称太岳根据地。1940年6月，太岳军区成立，由129 师386 旅旅长兼仼军区司令的即是大名鼎鼎的陈赓。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谈判期间，1945年9月13日上党战役爆发，我军歼敌35000 人。正应了毛主席那句话，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10月10日，国民党被迫在《双十协议》上签字。
上党战役，仅由太岳军区改编的太岳纵队，即歼敌16000 多人。
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1102 页）一文中，以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谈到上党战役：“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地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就是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三万五千人，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如此大捷，主席都发话了，谁还坐得住？
1946年冬，新华社负责人廖承志指示李千峰和冯牧率一个记者组来到了这支英雄的部队。
冯牧到太岳根据地时，时逢部队整编，太岳纵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 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原386 旅改称第10 旅；原决死纵队第1 旅改称11 旅；原386 旅17 团，决1 旅57 团，太岳四分区第2 团改编为13 旅。
陈赓在延安就认识冯牧，一见面就“截留”了这位大写家。谁也没想到，这一留，就是整整十年！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两次接到调令，调《解放日报》，但此时的冯牧早已溶入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不愿离开。陈赓更不愿放走这位大写家，冯牧的想法正对了他的心思，他高兴地说：“那好嘛，我正想不让你走呢，我可以打电报给小廖，就说我们把你留下了。”（见《冯牧散文精选》第17 页）
陈赓是什么人？堂堂黄埔三杰！毛主席作报告，他都敢跑到台上抢主席的水喝。他不但认识小廖，连小廖的母亲何香凝他都认识。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全军统一番号，由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的中原野战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 野战军，陈赓4 纵整编为第2 野战军第4 兵团，下辖第13、14、15 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先后担任13 军政委、原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的13 军37 师首任政治委员雷起云，是笔者采访过的4 兵团职务最高的指挥员。雷起云说，那时的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率接近90%，谁也弄不清什么是作家，什么是记者，不但常常把两者混为一谈，而且，一般都笼统地称之为“写家”。其实，雷起云本人就是一位知识分子，1932年在西安师范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37 初参加红军。多年以后，著名军旅作家、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彭荆风回忆第一次到曲靖军分区的经历，也是这么说的，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组织科长都称其为“写家”，并想方设法地想把他这位年仅22 岁的“写家”截留在曲靖军分区。
陈赓4 纵整编为第2 野战军4 兵团不久，冯牧被任命为新华社13 军支社社长。
雷起云回忆说，本来陈赓是想把冯牧留在兵团部的，但冯牧死活不干，坚决要求到13 军。一方面，自1946 冬到4 纵后，冯牧长期待在13军前身之一的4 纵10 旅，与旅长周希汉、政治部主任雷起云、110 团团长吴效闵等官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渡江不久，4 兵团就受领了进军云南、经营云南的任务。13 军的前身是八路军129 师386 旅，再往前可追溯到红四方面军93 师，是第2 野战军响当当的头牌主力。1949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2 周年这天，部队在井冈山下统一换发胸章和八一军徽，当天，兵团就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明确13 军为进军云南的先头部队。云南，不就是艾芜《南行记》中描写的那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吗？
1950年1月，4 兵团进入云南，2月16日云南全境解放。2月20日，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率第4 兵团部进驻昆明，旋即成立了云南军区，由4 兵团兼军区机关。其下辖13、14、15 军分别兼滇南、滇西、滇东北卫戍区，13 军军部兼滇南卫戍区驻防开远。
开远有四面伸开，联络广远之意，是通往滇东、滇南之要冲和滇越铁路的中枢。1950年3月，13 军正式进驻开远。
早在担任新华社驻4 纵记者期间，除了新闻报道，冯牧就尝试用文学的笔调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有写某个战役战斗的，也有写战斗英雄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如《新战士时来亮》《曾经是奴隶的英雄》《在双堆集》《英勇的南坪集阻击战》等等，或因这些英雄模范就在自己的身边，或因指战员们亲身经历了文中的战役战斗，文章读起来亲切感人，深受部队指战员的喜爱。
1950年4月，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一周年及4 兵团进军云南，时任新华社13 军支社社长的冯牧，以散文的形式写下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文中，冯牧热情洋溢地写道：“当我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着从长江到红河的距离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诗‘八千里路云和月’。越过无数饥饿疲惫、风餐露宿、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走完了祖国大地最后的八千里路……”
可以说，《八千路云和月》的发表，吹响了云南军区文学创作的冲锋号。
冯牧有位发小叫苏策，两人同在北京一个胡同里长大。从年龄上看，生于1921年的苏策，虽然比冯牧小了两岁，但却比冯牧早一年——1937年1月就参加了革命，属于红军干部。云南军区成立后，苏策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科长。两人不但是发小，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最终，两人都将其一生献给了文学事业。
冯牧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发表不久，1950年秋，苏策的中短篇小说集《生与死》出版。同年，新华社4 兵团分社记者寒风写于行军途中的中篇小说《党和生命》在创刊不到一年的《人民文学》发表（改名为《尹青春》）。同为新华社4 兵团分社记者的陆柱国反映淮海战役的中篇小说《决斗》，也登上了《人民文学》。陆柱国是河南宜阳人，生于1928年，比彭荆风大一岁，也比彭荆风早一年入伍。
此时，时年21 岁的彭荆风还在位于翠湖岸边的2 野军政干校4 分校担任宣传干事。
彭荆风是1949年6月，在江西南昌考入2野军政干校4 分校的。部队进驻昆明后，4 分校被安排到位于翠湖南岸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
军政干校对外又称军政大学，最早可追溯到抗战时期分散在各大根据地的抗大分校，是战争期间专门用于培养军政干部的教育机构。战争结束，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2 野军政干校4 分校也一样，进军云南时，4 分校有4000多名学员，进入云南很快就分配到了各地各部队。不久，校名也随之改为西南军政大学云南分校，主要任务是培训参加昆明起义的滇军军官。约半年后，培训班结业，学校再次更名为云南军区步兵学校。
彭荆风原籍江西萍乡，生于江西鄱阳，其父曾就读于日本中央大学，学成回国后做过大学教授。因早年就读于辛亥革命元勋李烈钧创办的江西陆军中学，算是李烈钧的弟子。李听说弟子回国，致信邀请其回江西做县长，前后在江西做了四个县的县长，彭荆风就是其父做鄱阳县长时出生的。
战争期间，县长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补贴家用，彭荆风初中还没毕业，就到江西九江一家报馆做了实习生。报馆只管饭，没有工资，抗战胜利，报馆也随之倒闭了。当时，彭荆风有个初中同学在江轮上做事，彭利用同学关系偷偷上了一艘江轮，到南京投奔舅父。但舅父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是黄埔一期生，抗战胜利后编余，进了将官编余训练团，相当于失业。为此，该训练团曾大闹中山陵，跪哭先总理陵寝。
彭荆风1944年15 岁就发表诗作了，在南京无所事事闲逛了半年后，重返江西，凭着发表的作品进入另一家报馆，做校对。晚上校对，白天写文章，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后来觉得不过瘾，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野牧”的文学社，当起了主编。
彭荆风当时才17 岁，标准的热血青年，什么文章都敢写，什么人都敢骂，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彭荆风做校对的那家报馆在江西上饶，报馆老板对彭荆风和他的文章十分欣赏，称其为小彭先生。老板得知消息后，提前通知他，让他快走，同时还给了他20 万法币和一封介绍信。信是写给南昌《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这位总编姓冯，冯总编看了小彭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后，将其留下做了副刊编辑。报纸的副刊，一般主要登载文学作品，18 岁的彭荆风算是正式入行了。
1949年5月21日，南昌解放，2 野军政干校招生。这时，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干校招生也要考试了。彭荆风之前就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考试难不倒他，南昌解放一个月后的6月21日，彭荆风被2 野军政干校4 分校正式录取，分配到3 大队12 中队任班长。进军云南途中，别的学员都是赤手空拳，彭荆风却背了一支重达10 斤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4 个月走了6000 多里地。他才知道，这个班长不是好当的。
再说，军政大学改编为步校后，校领导认定彭荆风是块干军事的材料，决定将其送进军事队。但彭荆风不干，政治部副主任邹友生说，不想干军事，那就去干政工吧，去政治队，将来当个指导员。彭荆风说，我什么都不想当，就想写东西。邹主任一时被难住了，步校这座庙太小，没有文工队，养不住你呀。邹主任被难住了，但却难不住彭荆风，说要不，你给我写封介绍信吧，主任，我自己去找军区文化部。邹主任又一次被难住了，小彭，步校是下级单位，我们一个下级单位如何给上级部门开介绍信？
彭荆风说，这个你别管，你只管给我开介绍信，文化部我自己去找。多年以后，彭荆风还记得邹主任和邹主任替他开的那封介绍信，大意为，我校彭荆风同志非常喜好文学，想到你们文化部工作，希望你们给予接收。
邹主任网开一面，是因为他知道彭荆风是干校小有名气的“写家”，从江西出发到云南途中，4 分校曾办过一份名为《学习导报》的油印小报，四个月出了50 多期，共刊出彭荆风的文章38 篇，全校第一！因此，彭荆风让邹主任开介绍信是有底气的。从15 岁开始，彭荆风先后在三家报馆干过校对、编辑、记者，在一张油印小报上发文章，不过是小菜一碟。再就是他的好朋友林予此时就在军区文化部。林予也是江西人，投考军政干校时，彭荆风帮过他的大忙。当时，林予所在的中学不让学生报考，是彭荆风在月黑风高之夜，在围墙边上接应林和他的女朋友偷偷溜出学校的。
云南军区政治部当时驻在昆明如安街的一座大院里，离翠湖不远，因为好友林予在文化部，彭荆风之前曾去过几次，见过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科长苏策，知道这位副部长不但是老红军干部，而且是出过书的“大写家”。大概林予早就跟苏策提过彭荆风15 岁就发表作品，年纪轻轻就干过记者、编辑，还在上饶创办过“野牧”文学社。因此，看了步校的介绍信，苏策当即同意接收彭荆风，时间是1951年春。
文艺科人手不多，除了科长苏策，只有林予、马陵两个工作人员，彭荆风的到来，大大增加了文艺科的力量。当时，文艺科办了一份名为《文艺生活》的月刊，彭荆风因为办过报纸，苏策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编辑《文艺生活》。
苏策早在1937年1月即加入了中华抗日先锋队，同年进入4 纵11 旅——14 军前身山西抗日决死队，可以说是伴随2 野4 兵团一同成长起来的，对这支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因为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是一位非常内行的领导。明确指示彭荆风和林予，《文艺生活》就是为部队服务的。
《文艺生活》最早叫《文娱生活》，同音不同义，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苏策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科长后，将其改为《文艺生活》。
担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之前，苏策曾兼任4 兵团文工团政委，作为一位内行的领导，苏策深谙生活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苏策将文工团创作员和驻云南军区记者分头派往驻滇东的13 军和滇西的14 军（秦基伟的15 军已编入志愿军，开赴朝鲜）。除此之外，苏策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云南军区部队驻防边疆民族地区，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浓郁的边地和少数民族特色。
彭荆风是“老报人”了，对此心领神会。
半年后的1951年秋冬，彭荆风就陆续编发了康致行和白桦的小说《在祖国边疆》和《竹哨》，以及公刘的诗歌《远离北京的地方》（《解放军文艺》转载时改名为《守望在祖国的边疆》），两部小说和公刘的诗歌因颇具边疆地域特色，文字清丽流畅，人物故事感人，很快被《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转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如果仅仅从姓名上看，康致行很容易被误认为男性，其实是个女兵，是寒风的妻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白桦本名陈佑华，河南信阳人，与彭荆风同龄，但比彭早两年入伍，1946年就在《中州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织女》，此时任驻蒙自13 军38 师文化科干事（后任师俱乐部主任），《竹哨》被《人民文学》转载后，白桦文思泉涌，紧接着又发表了短篇小说《边疆的声音》和《炊烟四起的早晨》；公刘是江西南昌人，本名刘仁勇，公刘是笔名，生于1927年，18 岁发表诗作。其经历更为独特，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入伍，后随4 兵团进军云南。
4 兵团进驻云南不到两年，就先后涌现出冯牧、寒风、陆柱国、苏策、白桦、康致行、公刘、穆欣、彭荆风、林予等一批年轻却实力强大的青年作家，对云南文学产生了不小的触动，尤其是驻滇各部队。如雷起云将军所言，当时全军各部队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文盲率接近90%，1949年2月，部队统一番号后，全军每个连队都增设了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编制——文化教员。文化教员一般由高中或初中毕业生担任，享受正排或副排职待遇。2 野军政干校4 分校进军云南时有4000 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下部队做了文化教员。一方面，这些学员有文化、有知识，或多或少阅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年轻人就没有不爱读文学作品的），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另一方面，云南绮丽而美不胜收的风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让这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的同时，内心躁动不安，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多年后彭荆风回忆，寒风、陆柱国、康致行、白桦等人的作品发表后，他所编辑的《文艺生活》来稿量成倍增加，这些来稿虽然难免幼稚，良莠不齐，甚至略显粗糙，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边疆地域特色。当时，云南军区14 军42 师担负着进藏任务，13 军39 师正在与进犯思茅地区沿边几个县的国民党李弥残部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蒋残匪一度窜入思茅、临沧地区的孟连、澜沧、沧源、耿马四县），这些来自战火纷飞的前线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品，使得云南边地军事题材文学初现雏形，并为此后云南军旅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艺术的源泉
看到军区那么多青年作家诗人的作品纷纷登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国内知名大刊，身为《文艺生活》编辑的彭荆风坐不住了。其实，早在1947年，18 岁的彭荆风就在《民锋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乌江泪》，1951年又先后在《文艺生活》上发表了《在地震中》《控诉》两部短篇。但影响平平，连他自己都不太满意，为此感到非常苦闷，他也知道症结所在——没有生活。入伍后，一直待在机关（军政干校、文化部），对火热的部队生活毫无感受。既然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就必须改变现状，到一线部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很快，机会就来了——苏策奉命调往驻重庆的西南军区担任文艺科长，《文艺生活》随之停刊，彭荆风终于找到了下部队的机会。
彭荆风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是一位“老报人”了，深知长期待在军区机关，高高在上，远离生活，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
他要干一票大的，到国境线，到仍在与蒋军残部作战的一线部队中去。而且，不是以体验生活的名义，而是直接要求调到一线作战部队，到最基层的连队中去。
谁都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好好的军区大机关不坐，偏偏要去一线作战部队，放到今天，恐怕很难让人理解，甚至不可理喻。
笔者在刚刚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革命历程口述史文学作品《家国天下》的后记中写道：这支曾经击碎了我飞行梦想的部队轮廓，渐渐变得清晰丰满起来。但越是清晰丰满，越是感到不可理喻，这支部队的知识分子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来自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就有一百多人，云大、师院更是高达数千之众。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富裕之家，衣食无忧，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改变自身命运。相反，在他们亲手埋葬的那个社会中，他们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大概我的困惑，也是那个特定年代，绝大多数人的困惑。因为这违背了起码的常理，不是吗？
因为不可理喻，我对这支部队的起源、发展壮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几乎找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这支部队的史料、沿革、人物传记，终于明白了，只有一种解释——信仰。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家庭；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毁家纾难；
为了信仰，他们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正如和耕（边纵营教导员，贡山县首任县委书记）老前辈所说的那样，我这一辈子跟定了毛主席、共产党，哪怕再关我二十年，杀我的头，我也不会拆除毛主席雕像（丽江东方红广场毛主席雕像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当然，此时激荡在彭荆风心中的不仅仅是信仰，还有一个作家的梦想，或者说是理想。
彭荆风主动要求下部队，在那个年代，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举动，同时也广受各级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很快，他打听到到13 军39 师政委张钧正在军区开会，毛遂自荐找到张政委，提出了到39 师当兵的请求。张钧是1937 入伍的老八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也是个知识分子,曾担任13 军随营学校副政委，抗战时期干过分区宣传科长，与彭荆风算是“一个系统”的人，认识彭荆风。一听这位年轻的“写家”要求到自己的部队，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时间是1952年的春末夏初。
1952年，昆明到思茅的昆洛公路还没有修通，公路只通到距昆明130 多公里的玉溪地区峨山县。到39 师师部驻地普洱县还有400 公里，距目的地39 师115 团防区澜沧县更远，差不多有600 多公里。
当时部队的文化科除了宣传，还兼管教育。彭荆风到昆明金碧路谊安大厦（即后来的昆明旅馆）找张钧政委时，师文化科科长耿全思也在场。听说彭荆风要求到前线，到有作战任务的115 团，耿科长说，115 团2 营5 连正好缺一个文化教员，干脆你就去2 营5 连吧。不过，我们三天后就要返回师部，你来得及吗？
彭荆风当时还是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打起背包就可以出发，于是说，来得及、来得及，三天足够了。
当即返回军区文化部办理调动手续，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从枪库里领出从江西一直背到云南的那支汤姆逊冲锋枪，四枚手榴弹，就去找耿科长报到了。
战争时期，一般都是枪随人走，从步校调军区文化部时，彭荆风把那支枪也带到了文化部，因为要上前线，他又从军械管理员那里领了四枚手榴弹。
应该说，他这一步棋走对了。张钧政委到昆明开会，带了一个警卫班（张政委的前任就是被人暗杀的，尽管凶手是他老婆），张政委坐一辆美式普吉，彭荆风跟警卫班坐大卡车。这时，昆洛公路已经修到了杨武。到了杨武，张政委一行换乘军马。马是从39 师师部驻地普洱，骑到杨武寄存在马店的，没有彭荆风的份，彭荆风只好跟在马屁股后面步行。但人腿哪里跑得过马？不到半小时，就把他远远抛在了身后。
从杨武要经过元江县、墨江县，才能到普洱，到了元江有一条马帮路称思普大道，思普大道蜿蜒于哀牢山、无量山之间，江河纵横，森林密布。一路险象环生，除了毒虫猛兽，还有不少散落民间的国民党残匪、特务。彭荆风暗自庆幸，没听军械员的话，把冲锋枪换成手枪。他是干部，按规定可配发手枪，但打过仗的人都知道，真正上了战场，手枪是不顶用的，那玩意儿中看不中用，只能用于防身，吓唬吓唬老百姓还行。但冲锋枪不同，有了冲锋枪，对付三五个残匪都不在话下。
昆明到115 团驻地澜沧沿途有20 个马站，平均30 公里一个。30 公里，刚好是马帮一天的行程。彭荆风急于追赶张政委和耿科长，不能像马帮一样按部就班，从黎明到天黑，能走多远算多远。当时的滇西南又称思普车佛南地区，全区17 个县，只有一百万人，人烟稀少，有时走一天都碰不到一个村寨。好在正在赶建昆洛公路，沿途有不少勘测线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彭荆风就跟人家挤在窄小的帐篷里过夜。
从杨武到39 师师部所在地普洱县，彭荆风整整走了8 天，到了师部，耿科长吃了一惊，他们5 天前就到了，他还以为彭荆风直接去了澜沧的115 团。彭荆风笑笑说，我已经是马不停蹄了，耿科长，两条腿哪里能跑过你们四条腿？看到彭荆风一脸的疲惫，耿科长有些内疚地说，对对对，两条腿肯定跑不过四条腿。依我看，澜沧你也别去了，干脆留在科里算了。越往南路越难走，从普洱到澜沧至少要走10 天，马上就要到雨季了，雨季是疟疾、伤寒高发期。要下勐遮坝，先把老婆嫁。思茅的事你听说了吧？
思茅县是思普车佛南地区的中心，城里原来有好几万人，自1850年开始闹瘟疫，一闹就是一百多年，霍乱、鼠疫、伤寒轮番上阵，人死在家里都没人抬，到1940年代末已是十室九空。39 师师部原定驻思茅，但“边纵”（云南地方武装，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同志说，千万去不得，因为十室九空，思茅城内，如今老虎豹子大白天都敢上街了。军区原准备派防化兵到思茅全城洗消（消毒），后因抗美援朝，没了下文。
彭荆风心里说，我要是想蹲机关，军区机关不比师机关大？去年到曲靖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用小灶款待他，他心里正犯嘀咕，这小灶的伙食费怎么缴啊。主任发话了，希望他这位年轻的“写家”留在曲靖分区。如今，耿科长又拿瘟疫来吓唬他，想把他留在师部。没准让他一个人步行，也是这位科长的“阴谋”，弄个当让他上，目的还是想把他“截”留在文化科。
他当然不会上这个当。
在普洱休整了两天，彭荆风又开始了他的南行之路。越往南，人烟越是稀少，彭荆风不由想起了艾芜的《南行记》。不过艾芜当年去的是滇西，要求下部队时，也有人劝他去滇西，滇西有滇缅公路，至少用不着步行。但彭荆风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还是想到前线，到有战火硝烟的地方去。
从昆明到澜沧，除了连绵不断的高山，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江河，其中比较大比较有名是元江（红河上流）、阿墨江、把边江、威远江、澜沧江。元江、阿墨江、把边江上都有吊桥，通行不是问题，但威远江和澜沧江就不行了，澜沧江是云南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金沙江、怒江流经长度都不及澜沧江）。思普车佛南大都属于热带雨林地区，一年只分雨季和旱季，彭荆风从普洱到澜沧时，已经进入雨季，江水暴涨，傣族平时渡江的独木舟已无法过江，只能改乘更大一些的竹筏。彭荆风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水性很好（80 多岁仍坚持每天到五华游泳馆游泳），江水再大他都不怕。但傣族用于划竹筏的竹笊让他大开了眼界，像猪八戒的钉耙一样的竹笊，挖到水中往后一带，竹筏就在水中窜出一大截。什么叫智慧？这就是智慧，只有人民群众才有的智慧，这样的细节关在书房里，是永远想不出来的。
威远江在景谷县内，景谷是傣族聚居区，彭荆风乘坐傣家竹筏先后渡过了威远江和澜沧江。
澜沧县因澜沧江而得名，过了澜沧江，离澜沧县就不远了。但因为时值雨季，一天至少要下八九场大雨，步履维艰，行进速度很慢。好在傣家人对解放军非常热情，每到一个寨子，好客的傣家人都会端出可口的糯米饭和香喷喷的烤鱼烤肉，让饥肠辘辘的彭荆风饱餐一顿，再在火塘上烤干衣服，美美地睡上一觉。
因为大雨耽误了行程，足足走了16 天，彭荆风才来到了澜沧115 团团部。团部虽然住在县城，但县城也只有几排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彭荆风找到政治处，还没开口，政治处主任就热情地拉住他说，我们研究过了，你是大机关来的写家，5 连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政治处吧。
彭荆风心里说，又来了又来了，我风餐露宿一口气走了24 天，目的就是为了下部队，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
于是告诉这位主任，艺术来源于生活，部队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战斗，全军区那么多部队，我为什么要求到115 团？就是因为你们团还在执行作战任务。
这位主任看起来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抓了抓头说：“好吧，5 连正在大黑山执行剿匪任务。过几天有下人去，让他们把你捎下去。”
但彭荆风一天都等不及了，第二天一早就独自出发，顶着瓢泼大雨一口气走了两天，来到了2 营营部。营教导员看完介绍信，连说，来得好来得好，来得正是时候，营部书记报名去了朝鲜，你就留在营部干书记吧。部队的营部书记，跟地方的党团书记是两回事，营部书记相当于秘书、文书，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彭荆风是大机关来的写家，在这位教导员看来，自然是营部书记的不二人选。彭荆风没办法，只好把自己要求到一线连队的理由从头到尾又讲了一遍。这位教导员还不错，没有为难彭荆风，反而夸了他几句，不错不错，一个大写家，不怕苦、不怕死，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5 连干部严重缺编，你去了正好。
在营部住了一天，彭荆风又出发了，从清晨走到傍晚，终于抵达5 连连部所在地卡马寨。
卡马寨是个拉祜族寨子（当时还没有拉祜这个族名，他们自称“倮黑”），5 连连部、火力排和3 排借住在马卡寨。
一线连队条件艰苦，彭荆风心里早有准备，但艰苦到连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却是万万没想到的。那位教导员说的果然不错，5 连连长、指导员、副连长都不在家，有的进了远在贵州遵义的文化速成学校，有的去了朝鲜战场，只有一位姓马的副指导员在家主持工作。马副指导员非常年轻，20 岁左右，吃过晚饭，带着彭荆风转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到睡觉的地方。多年以后，彭荆风才知道，拉祜族属于云南十一个直过和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云南民族众多，还在广西南宁，一向爱兵如子的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斩钉截铁地强调，进入云南后一定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任何人都不得违犯党的民族政策，否则我是要开杀戒的，先杀四条腿（四条腿即骑马的团以上干部），再杀两条腿！你想，一个小小的寨子一下子挤进几十号人，还不能违犯民族政策，随便进入民宅，到哪里去找住处？转了半天，彭荆风发现一栋竹楼下方的鸡笼上有一块一米来长的木板，就说，算了，就在这里将就一夜吧。
没想到，这天晚上彭荆风遭了大罪，刚睡下就被鸡虱子盯上了，浑身上下爬满了鸡虱子，他还不敢乱动，生怕一不小心压垮了鸡笼，把主人的鸡给压死了。
第二天一早，部队开始搜山。彭荆风被鸡虱子折磨了一夜，脸色蜡黄。马副指导员劝他别去了，留下好好休息一天。但这是彭荆风入伍后第一次真枪实弹的参加战斗，这样的机会岂容放过？二话不说，背上冲锋枪和手榴弹就出发了。
大黑山位于澜沧县的西部，再往西就是临沧地区了，刚好处于13 军与14 军防区交界处。境外蒋残匪十分狡猾，专挑两军结合部下手。但当初八百万蒋军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逃到境外的几千蒋残匪还能翻了天？
彭荆风跟随搜山部队进入森林不久，就找到了残匪的藏身之地，刚一接火，残匪非死即伤，剩下的四处逃散。彭荆风与连部两个通信员紧盯着一个跛脚残匪（事后得知，这人绰号就叫跛脚老四），把他逼进一条山谷后，最终将其生擒。战后，初次参加战斗的彭荆风荣立了三等功。
彭荆风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赢得5 连指战员的认可。傍晚返回卡马寨，9 班班长告诉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一客气就只能睡鸡笼了，今晚哪个班有空地你就往哪个班挤吧。既然班长发了话，彭荆风也不客气了，当晚就来到了9 班。9 班班长笑着幺喝了一声，挤一挤，挤一挤，给我们的写家找个地方睡觉。
9 班睡在一户拉祜人家的竹楼下，没在战斗部队待过的彭荆风不知道，作战期间，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哨位，尤其是夜间，哨兵上岗后，总有一个床位是空的。打仗就不说了，光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让彭荆风眼界大开，长了不少见识。
云南有25 个少数民族，刚解放时更多，他们自己的称谓就有一百多个，许多支系经过不断整合，最后剩下25 个。但真正有本民族文字的非常少，许多民族还在使用原始的刻木结绳记事。
大黑山的蒋残匪被消灭后，彭荆风开始履行文化教员的职责——给干部战士上文化课，一下子在马卡寨引起了轰动。马卡寨有三四十个适龄儿童，头人提出，能不能请大军顺便教一教他们的孩子？
彭荆风与连里的干部一合计，这是好事啊，毛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尤其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给孩子们上课，捎带着把民族工作也做了。
给少数民族兄弟的孩子上课，就不能像给战士上课因陋就简了。好在马卡寨周边都是森林，战士们砍来木头、竹子，割来一人多高的茅草，一天之内就建起了一间简易教室。
彭荆风从教授汉话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给孩子们读报，孩子们又把读报听到的各种新闻，转述给自己的父母，比地方干部召集村民开会还管用。
除了读书写字，彭荆风还成立了宣传队，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少数民族本来就能歌善舞，是天生的艺术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通过唱歌、跳舞的方式歌颂新中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了。
“群众的态度渐渐变了，从怀疑，到信任，再到亲近解放军，群众主动向我提供蒋残匪情报（云南许多民族跨境而居，常常越境到相邻的国家赶街走亲戚），为我军带路、做向导。”
平生第一次与少数民族近距离接触的彭荆风也深受触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借着拉祜人家火塘微弱的亮光，写下了下部队后的第一篇散文——《马卡寨孩子的欢笑》。
在军区文化部，彭荆风就写过不少散文，有些是有感而发，有些是利用过去的新闻稿改写的，但因为缺少生活，闭门造车，连自己都感到拿不出手。
但这一次，彭荆风却充满了信心，直接寄给了北京《中国青年》半月刊。稿子从马卡寨到北京，途中大概需要一个半月。几年后，彭荆风到北京，专门到《中国青年》拜访。《马卡寨孩子的欢笑》的责编告诉他，我第一眼看到信封上的首寄日期和上面密密麻麻的邮戳，立刻惊呆了，简直是天外飞鸿，第一时间就读了稿子。写得真好，不但生活气息浓郁，而且非常感人，那儿的山，那儿的水，尤其是那里的孩子们，让人耳目一新，文字也十分老到。要不是今天见到了真人，我们还以为你是一位老先生呢。
《中国青年》发行量很大，有几百万份，《卡马寨孩子的欢笑》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彭荆风再接再厉，很快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倮黑小民兵》。
拉祜族（当时还叫倮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男孩十来岁就开始上山狩猎，部队上山清剿残匪，孩子们主动要求参加，做向导。彭荆风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倮黑小民兵》，在1953年第四期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
紧接着，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在《西南文艺》1954年第四期发表后，国内十几家报刊争相转载，再次引起了轰动。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芦笙恋歌》发行拷贝高达1280 个，先后在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彭荆风成功了。
检 阅
解放战争期间，冯牧在陈赓4 纵10 旅整整待了三年半。10 旅即后来2 野4 兵团13 军37 师，时任旅长周希汉曾担任过八路军129 师386 旅作战科长、旅参谋长，是公认的陈赓麾下第一战将。陈赓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4 纵司令员后，周希汉接任由386 旅改编的4 纵10 旅旅长。抗战期间，129 师386 旅曾被美军观察团评价为中国军队最好的一个旅，屡遭386 旅重创的日军，将其视为心头大患，甚至在坦克装甲车上写下“专打386 旅”的标语。
可见陈赓对周希汉的信赖。
冯牧在《前线记者第一课》中，深情地回忆：三年半的前线记者生活中，我先后参加了吕梁、汾孝和晋南战役、抢渡黄河和豫西战役、平汉战役、解放洛阳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和大陆最后一次战役——滇南追歼蒋军残部的战役。这些战争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使我感到好像是重新上了一次大学：这不是普通的大学，而是一个可以使人们冶炼成钢的大学，一个可以改造人的精神和使人懂得如何粉碎旧世界并进而争取新社会诞生的大学。三年半前线记者生活，是我一生中获益最深的一段经历。如果说从抗战初期起在延安的八年生活使我获得了关于抗战、关于科学世界观和关于党性的教育的话，那么，三年半的战争生活的锻炼，才使我真正树立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和为革命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我很感谢在前线遇到的第一个战斗指挥员周希汉同志。这位指挥员非常熟悉作为一个记者和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他要我先和他的指挥所一起行动，并且不时地通过他的指挥活动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部队要这样配属和安排，为什么我们的主力团队要隐蔽在他认为最合适的地位；同时，他一直是谈笑风生地、好像讲述战斗故事似的告诉我他所指挥的几支部队的战斗历史和部队特点……在两天两夜中，我几乎和他寸步不离，感到收获很大，我学到了火线生活的第一课。而周希汉同志就是我的第一位好老师。这次战役结束的那一天，我写了两篇报道：《一次小试刀锋的战斗》和《把敌人淹没在汾河里》。周希汉同志匆匆看了我写的通讯，笑着说：“还是你们文化人的词句多！写得不错。”并且立即派骑兵送到纵队新华分社去。但我从他的脸上的表情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我稿件的赞许，还不如说是对于我在战火中的不太怯懦的表现表示肯定。
前线记者需要有许多素质。最重的一条，是勇敢，不怕死。我发现，我所在的部队里，从司令员到普通战士，都很欢迎和尊重前线记者的工作；他们都愿意给记者提供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而且十分重视保护记者的安全。但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在野战部队中，一个前线记者的报道成绩固然为广大指战员所重视，而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在火线上的精神状态。他们尊重和欢迎那些能够无所畏惧地同他们并肩行动的记者；而对那些只愿待在上级指挥机关，不愿甚至害怕到危险的战场上进行采访的人是不感兴趣的。
4 纵10 旅20 团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这个团原属冀南军区，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中，团长、政委、参谋长全部壮烈牺牲，仅副团长楚大明率四个连突出重围。途中，顺手从日军手里救出了重伤被俘的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建国后曾任总政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五一”大扫荡后，该团转隶陈赓386 旅。陈赓曾多次公开地说，他打仗靠的就是20 团和772 团。
772 团是老红军部队，就不用说了，但20团也是个不得了的部队，当年冀南日伪军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团”戳一下。由于特别能战斗，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爱戴，就连送给部队的猪肉上都写着：送给20团吃。楚大明有句口头禅：再熊的兵，拼一回刺刀就出来啦，下一次准保当英雄。就连向以白刃格斗闻名的日本人都不是楚大明的对手，大口战斗中，楚大明率1 营与日军伊腾大队肉搏，伊腾大队400 多人死于楚大明和1 营刀下，楚大明为此付出了四颗门牙的代价（肉搏中，楚大明一口咬住日军手指，日军拼命挣脱时，活生生拽掉了四颗门牙），陈赓特批二两黄金给英雄镶牙。可惜1947年，已升任副旅长的楚大明英勇战死。楚大明牺牲后，旅长周希汉、政治部主任雷起云等一众旅首长扶着楚大明的遗体与其留影告别，这种事，大概也只有陈赓的部队能干出来。
太岳纵队整编为4 纵后，20 团改番号为29团，决死纵队出身的吴闵效调任29 团政治处主任，不久升任团政委。1946年团长浦大义受重伤，吴效闵找到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要求给他派一位团长。陈赓说，派什么团长？你就是最好的团长。谢富治也怒气冲冲地说，不用派，就是你了。谢富治生气是因为战斗一打响，就再也找不到团政委吴效闵了。吴效闵也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哪里枪声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谢富治骂了他几次，他都不听。
吴效闵从此改任军事干部，团长、副师长、副军长、军长，直至昆明和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冯牧在《前线记者第一课》中，同样写到了吴效闵：吴效闵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干部，戴着眼镜，但在枪林弹雨中从来都是泰然自然，勇往直前。1947年4月的晋中战役中，我和他一道行动，他告诉我：部队将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战斗。我对他表示了想和突击部队一道登城战斗的愿望。他用半是怀疑半是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那当然好。不过这很危险，如果出了意外，我负不起责任。”我说，这是我的衷心期望，如果他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将是对我的最大帮助。在思索了片刻后，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把我交给担负突击连队的指导员，要他帮我顺利登城，尽可能保护我的安全。我将要参加的是强攻山西绛州的战斗……在发起攻击前，吴效闵告诉我，我不能和突击排一起行动，只能同突击连的连部一起登城……绛州城墙有四丈多高，我们的云梯都是用细沙蒿和粗竹子扎成；光是往城头上架设云梯就需要两个班的兵力。火力准备开始了，战士们伏在掩体中等待出击的号令。我夹在战士们中间。我看到他们都是左臂挎着步枪或冲锋枪，右手拿着掀开盖子的手榴弹。我回过头来，看见吴效闵对我在微微点头。
随突击队攻入城后，冯牧向一位战士要了两枚手榴弹，并将其准确地投进了一座地堡。战斗结束，吴效闵称赞冯牧：“你还可以，不像是头一回爬云梯的。”
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冯牧长期与干部战士生死与共，非常了解这支部队，对这支部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1951年初，全军军事题材创作刮起一股名曰“后进变先进”的风气，写的大多是后进落后人物入伍后，经过部队这个大熔炉的锤炼，百炼成钢，最后成为英雄模范的故事。当时，各部队中，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的比例高达70%。但这些解放战士绝大多数出身贫寒，是被国民党强征入伍的，尽管他们身处国民党军队，属于敌对阵营，但共产党一视同仁，土改中照样给他们分了土地。因此，大量国民党官兵，一旦被俘或投诚起义加入人民军队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战斗力和勇敢精神并不比“正宗”解放军差，甚至往往强于刚刚入伍的翻身农民。解放初期，军事题材作品中，所谓“后进变先进”占了很大的比例，引起了时为13 军文化部长（后改称文化处）冯牧的关注和警觉。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一直生活战斗在第一线，与陈赓4 兵团及前身4 纵广大官兵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发生在1947年1月的中街村惨烈战斗，冯牧至今记忆犹新，4 纵10 旅副旅长、著名战斗英雄楚大明就是在中街战斗中牺牲的。汾阳、孝义是大原西大门，汾孝不保，则危及太原，阎锡山派重兵西援。1月28日拂晓，陈赓4 纵将阎锡山46 师、71 师包围于中街村，楚大明率部冲锋时壮烈牺牲，11 旅32 团3 营9连全部战死。
此役，系陈赓4 纵与王震吕梁部队联手作战。战后，陈赓、王震率团以上干部赴战场实地查看，冯牧也跟着周希汉去了。在中街北面的攻击出发阵地，他们看到全体阵亡的9 连，官兵头部全部面向中街村，没有一个后退的。而这些英勇牺牲的官兵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解放战士。上党战役后，共有13000 名解放战士补入陈赓4 纵，经过一年多严峻的战斗考验，许多人已成长为班排长，甚至连级干部。
冯牧认为，一哄而上大书特书“后进变先进”，与真实的历史不符，同时也违背了党的政策和艺术创作规律。
1951年年初，冯牧与时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苏策坦诚地交换了自己的观点，同样长期战斗在一线的苏策表示完全赞同。军区主办的《文艺生活》1951年第二期登载了冯牧的文章《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一文，解决了云南军区青年作家写作的方向和写什么及怎么写的问题，使得这批青年作家少走了许多弯路。
云南军区许多知识分子是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投身人民军队的，之后的战斗顺风顺水，许多人并没有残酷的战争经历。而且，参军后远离基层，但像彭荆风那样主动要求到一线战斗连队的并不多见。而远离基层、高高在上，显然是写不出深受官兵喜爱的优秀作品的。
冯牧参加过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窄的门和宽的路》中写道：我从毛泽东1942年在鲁艺所作的一次报告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那天似乎很有兴致，用了两个小时对我们这一群围坐在他周围的小青年讨论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我应当说，对于他的那次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很清了，但有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他显然从车尔尼雪斯基的美学观里吸取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并且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比如，他提出了“生活即美”“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看法，同时又强调了一个作家同时还应当具有进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论断。
冯牧1951年发表在《文艺生活》上的《关于新英雄人物的表现问题》，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以苏策的小说通讯集《生与死》为例，指出我们新的人民英雄的性格须是纯正善良的、忠心耿耿的、勇敢勤劳的共产主义的性格：他们可以具备有风趣的性格，但不能是低级趣味的，我们的英雄人物不容丝毫的恶劣趣味的玷污。我们可以写“奇迹”类似的动人故事，但这故事必须是能够得到表现阶级本质、必须在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对于人物的无限热爱，以感染读者也产生同样的感情。
同年8月，冯牧在《文艺生活》上又发表了题为《更好地反映我们英雄的年代》的评论文章，其指向非常明确、清晰——文学不但要书写英雄模范人物，还要大书特书那个火红的年代——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将以美国为首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赶到了三八线附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经苏联，向中国传递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请求。这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西方列强第一次向中国低三下四地提出媾和的请求，而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可以想见，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胜利的豪情无时无刻地激荡在冯牧的心中，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一起，以他们的英勇坚韧，百折不挠的斗争改变和创造了历史，有权力要求把他们的伟大创造记载下来，写在历史上，他们同样有权力要求把他们的英雄行动通过活生生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当作回忆的记录，也当作前进的指标。伟大的年代和伟大的人民应当有无愧于它们的文艺作品。
彭荆风回忆说，1953年之前，他与冯牧并不熟悉，因为一个在军区文化部做编辑，一个是13 军文化部部长（后改文化处）。只是冯牧到军区开会时见过几次，我们都知道他是延安出身的老干部，从头到尾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不多的几次接触中，彭荆风发现冯牧与一般的中高级干部不同（尤其是文工团出身的领导干部），性格沉稳，博览群书，待人非常亲切。
《更好地反映我们英雄的年代》是彭荆风亲手编发的，文章除了希望讴歌新时代的英雄，还针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进军”中“兵演兵，兵写兵”的某些倡议、观点，新颖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开始创作运动中间，中心环节和重点应当放在哪里？我们认为应当放在专业文艺工作者（或者说有一定思想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同志）的身上，而不是其他。”
彭荆风为何执意放弃四季如春的昆明、放弃轻松舒适的军区机关，现在看来，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了。
13 军是诞生过全军著名战斗英雄卫小堂、时来亮、张英才、王引生、郭春生的英雄部队，进入云南后，除军区作战值班师37 师驻防宜良大荒田，38 和39 师均驻防于中越、中老、中缅国境线上。其中，38 师师部驻蒙自；39 师师部驻思茅普洱（今普洱市宁洱县），38、39 师下属各团分驻在红河、思茅（普洱）、西双版纳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除了撰写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身为13 军文化部长的冯牧，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将新华社13 军支社的年轻记者、军文工团创作员派往分驻于滇南、滇西南的各个师团，让这些年轻的记者、创作员与这支英雄部队的指战员同吃、同住、同战斗，目的就是让他们创作出真正反映人民军队风貌，同时深受官兵喜爱的文艺作品。
冯牧与苏策是在一个胡同里长大的，一同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苏策1937年1月就投奔了延安，冯牧因患结核性肋膜炎，一年后才辗转到达延安。近十年间两人音信全无（1944年冯牧在《解放日报》做编辑时，偶然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名为《我们的小组长》的小小说，虽然署名苏策，但冯牧以为是重名），直到1946年底，俩人才在战火中重逢。更为巧合的是，1952年春，苏策奉调重庆西南军区。当年秋，接替他担任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正是他的发小冯牧。
冯牧出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停刊近一年的《文艺生活》，并更名为《部队文艺读物》。指向更加明确，说明了就是为部队、为广大官兵服务的。
1953年冬，西南军区在重庆举行“文艺检阅”（按今天的说法，其实就是颁奖）。
彭荆风的女儿彭鸽子珍藏着一张10 位云南军区获奖青年作家的合影，从右至左分别是白桦、林予、姚冷、康致行（女，寒风之妻）、彭荆风、周良沛、公刘、寒风、樊斌。
照片是冯牧亲手拍摄的，所以唯独少了他这位领队。
另外，其中有一位鸽子不认识，但我认识——王双贵。王双贵也是39 师的，河南人，正是因为王双贵，我才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牧先生。当然，这是后话。
彭荆风回忆说，那次“文艺检阅”，云南军区作家的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作品反映的大多为部队战斗生活和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题材新颖、边地格调浓郁，获奖作者和作品几乎是四川、西康、西藏、贵州其他四个军区的总和。
那次“检阅”耗时很长，前后20 多天，冯牧是从朝鲜战场赶来的（上甘岭战役结束不久，冯牧就前往15 军采访）。在重庆期间，冯牧与云南军区的年轻作家们朝夕相处，竟夜长谈。
在这次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中，彭荆风发表在《解放文艺》1953年第四期的《倮黑小民兵》，获二等奖，奖状上有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亲笔签名。
彭荆风下连当兵，冯牧是从13 军调到军区文化部才知道的。那时交通不便，通信手段十分落后，冯牧事前并不知道彭荆风主动要求调到了13 军39 师115 团。《倮黑小民兵》在《解放军文艺》1953年第四期发表后，冯牧读后，感到小说非常不错，有生活、有感情，真情实感，既反映了部队的战斗生活，同时也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兄弟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深情厚谊，当即指示在1953年第六期的《部队文艺读物》上转载。
在重庆与彭荆风的交谈中，冯牧得知，《倮黑小民兵》取材于彭荆风在澜沧马卡寨当“临时教师”的一段亲身经历。不由感慨万千地说：“我就说呢，这种作品，待在远离边疆的书房里，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时年24 岁的彭荆风说：“我还有一个短篇比《倮黑小民兵》还好，《倮黑小民兵》毕竟写的是孩子，受众有限。这一部是写成人的，而且是另外一个民族——佧佤族。”
佧佤族即现在的佤族。《倮黑小民兵》写的是拉祜族，因当时族名未定，故而采用了他们的自称——倮黑；佧佤族更麻烦，当时中缅边界尚未划定（1961年才勘定），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佧佤族，远多于中国，为避免引起外交事件，编辑建议将主人公的族别改为与《倮黑小民兵》一样的拉祜族（改编为电影时，又换成了景颇族）。
冯牧一听，当即追问：“这么说，已经有刊物定了要用了？”
这时，已经是1954年的1月了，西南军区领导出于对全区文艺骨干的关心，决定让“文艺检阅”的获奖者到上海等大城市参观学习，同时参加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电影方面的一个座谈会。
彭荆风说：“是的，已经定了，发《西南文艺》1954年第四期。小说名字叫《当芦笙吹响的时候》。”
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别开生面，冯牧越发来了兴趣，兴奋地说：“你给我讲讲具体的故事内容。”
其实，《当芦笙响吹的时候》取材于彭荆风亲自参与指挥的一次剿匪战斗。1952年冬,彭荆风所属的39 师115 团2 营完成大黑山剿匪任务后，向当时属于澜沧县的西盟地区（今普洱市西盟县）进军。西盟位于澜沧县的西部，距澜沧县城直线距离约80 公里。彭荆风所在的5 连，为先头连，在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浓得跟牛奶似的大雾中，艰难地行进了三天，于当年的12月6日从残匪手中夺回了西盟。
但部队并没有就此停下来，5 连又连夜急行军攻占了通往境外的交通要道大力所寨，肃清附近的蒋残匪。
一天，5 连唯一在家的指挥员——那位姓马的副指导员和几位排长到营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连里只剩下彭荆风一个干部。清晨，一位佧佤族妇女带着一个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男子，找到了连部。通过一位佧佤族战士连比带画的翻译，彭荆风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两位佧佤男女是一对夫妻，丈夫被蒋残匪抓了壮丁，解放大军进入西盟后，残匪仓皇而逃，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饭睡觉了。昨天夜里趁残匪熟睡之机，男子逃离了匪巢。
佧佤男子告诉彭荆风，抓他的残匪头目叫戴老六，队伍基本上被从天而降的解放军消灭了，只剩三个手下，藏在离大力所寨大约半天路程的一座原始森林里。
妻子是带着丈夫来给解放军报信的，目的是希望解放大军尽快消灭这股残匪，让老百姓过上平静的日子。
彭荆风是连里唯一的干部，但除了零星的几次剿匪，从严格意义上讲，彭荆风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尽管很渴望），就更别提指挥战斗了。但毕竟从军快四年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当即命令通信员通知在附近活动的4 个班立刻归队，同时又让人把一位姓屈的班长叫到了连部。屈姓班长从前是排长，因违犯纪律被降为班长。这是一位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的老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将情况向屈姓班长简单做了介绍后，彭荆风告诉他，这次战斗由你负责指挥，你在战斗中的表现我会如实向上级报告。言外之意，只要仗打好了，你就可以将功折罪，取消处分。
屈姓班长也不含糊，首先通过翻译请求那位逃出匪巢的佧佤族汉子为部队带路，佧佤汉子巴不得亲手宰了匪首戴老六，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接下来就带着40 多人冒着大雨出发了。
雨越下越大，一路翻山越岭，山路泥泞崎岖，为避免过早惊动残匪，不能打伞，也不能穿雨衣，屈姓班长让战士们砍下宽大的芭蕉叶，顶在头上，既可避雨，又可作伪装。
夜半时分，在屈班长的指挥下，部队终于分两路摸到了残匪戴老六藏身的窝棚，但已人去屋空，火塘里的柴灰都凉了。
显然，佧佤男子的逃跑，引起了戴老六的警觉，他们已经逃离多时了。
天黑雨大，部队既不能盲目搜索，也不能马上返回大力所，只能等到天亮进一步弄清敌情再做打算。
佧佤山海拔1000 多米，时逢冬季，天上又下着大雨，根本无法入睡。彭荆风将当作拐杖的竹子剖开，点燃火塘，边烤火边通过翻译与那位佧佤汉子竟夜长谈。佧佤汉子讲得很细，讲到他们从前的生活、他与妻子的恋爱经历，以及被蒋残匪抓丁后的种种经历，在彭荆风听来，简直就是一部现成的小说。
冯牧听得饶有兴味，连连感叹：“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才是艺术的源泉啊。”
诗和远方
冯牧调任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恢复了停刊近一年的《文艺生活》（更名为《部队文艺读物》），并创办了另一个供部队演出所用的刊物——《部队文娱演唱材料》；二是将13 军38 师俱乐部主任白桦、《国防战士》报的公刘、14军42师的樊斌，调进了军区文化部，加上原先就在文化部的林予、陈希平、江一波，大大加强了文化部的创作和编辑队伍。当时，在云南军区所属的各个部队中，还有一大批很有潜力的青年业余作者，不可能将其一一调入军区文化部，冯牧利用长期生活在这支部队，与军师首长非常熟悉这层关系，在每个师（军分区）挑选出两三位重点作者后，以军区文化部的名义，请求各部队首长，为这些重点作者提供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和条件。与其他部队不同，当年陈赓4 纵下属的11 旅，前身是山西抗日决死纵队，这支部队知识分子比例很高，如雷起云、吴效闵、王砚泉、张英才等人。抗战后期，为使4 纵各旅营团级干部在文化程度和军事指挥上更为均衡，陈赓对各个旅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交流，将11 旅一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交流到10 旅、13 旅，同时将10 旅、13 旅的老红军干部交流到11 旅。云南全境解放后，一部分原“边纵”的军事干部编入了云南军区，这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年就是因为受了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进而投身革命的。他们深知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不能替代的。因此，对冯牧的请求给予了大力支持。
1954年的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云南军区虽然拔得头筹，成绩斐然，但冯牧并不满足。尤其是听了彭荆风三度拒绝留在师、团、营机关，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到一线作战连队的经历，连连称赞：“你做得很对，如果留在师团或营部，你就不可能写出《倮黑小民兵》和《当芦笙吹响的时候》。”
同时，回忆了自己刚到4 兵团前身4 纵的经历，战争期间，一线作战部队，尤其是那些英雄部队，一般是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无非是玩嘴皮子的，真枪实弹打起来，反而是部队的包袱。因为看不起你，把你当包袱，人家就不会跟你掏心窝子，跟你讲真话，你就无法真正融到他们中间。
冯牧这番话，让彭荆风想起了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如果不是自己生死不惧地追击“跛脚老四”，估计第二天，他还是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我们的战士太可爱了，憎爱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把这些可爱的战士写下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1954年举行的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云南军区获奖作品，文学方面的有樊斌的长篇小说《雪山进军》、白桦的小说集《边疆的声音》、公刘的诗集《边地短歌》、彭荆风的小说《倮黑小民兵》、林予的小说《猛玲河边春来早》，还有林聆的油画《澜沧江边》、梅肖青的油画《情报》，以及一大批诗歌、歌曲、戏剧、舞蹈作品。
其中，樊斌的长篇小说《雪山进军》获文学创作一等奖。樊斌是个老八路，是位大夫，进军云南时的14 军42 师126 团卫生队长。42师的前身是国民党110 师，淮海战役中，110 师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率全师战场起义，为双堆集全歼黄维兵团立下了头功。1950年底，126团从云南方向进藏，参加了昌都战役。
穿越茫茫雪域高原的亲身经历，指战员们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事迹，无时无刻地萦绕在樊斌的脑海中，夜不能寐，部队返回云南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樊斌就用从前开处方的笔，写出了长篇小说《雪山进军》。
高原缺氧，白雪皑皑，许多指战员不是战死，而是死于高原反应或活活冻死的。但即便如此，却没有一个逃兵。身为团卫生队长的樊斌，亲眼看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消失在自己眼前，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把这些英勇献身的指战员一一记录下来，供后人铭记，成为樊斌这位大夫尝试创作的强大动力。
冯牧后来说，他是含着眼泪看完《雪山进军》的，西藏高原昼夜温差可达三四十度，许多哨兵活活冻死在自己的哨位上，成为一座座不朽的冰雕。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冯牧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他知道有一种叫潜伏哨的哨位，哨兵是不能随便移动的，没有上级的命令，哪怕天塌下来，哨兵也不会移动一步！当然，这需要高度的纪律性，人民解放军恰恰是一支拥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军队！
樊斌毕竟是一位大夫，小说虽然十分感人，但结构、语言方面多少还有一些瑕疵和不足。冯牧与14 军的领导协商后，把樊斌调到了军区文化部，指定先期调入的公刘协调樊斌修改《雪山进军》。
公刘是江西南昌人，生于1927年，半工半读上过两年大学，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广州解放后，公刘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陈赓4 兵团进军云南。之前，他的诗歌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就小有名气了，部队进驻云南后，公刘以《边地短歌》为题发表的一系列反映云南边疆的诗歌，引起了冯牧的关注，将其调进了军区文化部。
公刘是个诗人，诗人的文字大都优美、简洁，独具匠心，在公刘的帮助下，樊斌对《雪山进军》进行了重大修改，很快就在《部队文艺读物》上发表了。之后，冯牧又把这部长篇小说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冯牧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他与陈荒煤宜师宜友的关系，陈荒煤年长冯牧三岁，1938年冯牧投奔延安进入鲁艺之初，陈荒煤正在鲁艺任教。鲁艺毕业后，冯牧留校任教，两人又成了同事，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1953年，白桦创作了反映云南边地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冯牧将剧本直接推荐给了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因为这层原因，1954年在上海召开的一个电影剧本会议，邀请了冯牧等云南军区一批作家参加。会议期间的一个傍晚，这批作家来到了上海外滩，公刘的目光立刻被外滩的各式建筑和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吸引住了。跟别人不同，公刘曾在上海学习、生活过，但当时的外滩还是外国列强的天下，对中国人而言，洋人恣意横行的外滩，本身就是一种屈辱的标志，与今天属于人民的外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公刘当即表示，他要作一首诗，专门为外滩而作的诗。
当时，大伙还有些半信半疑，因为同行中不乏诗人，写什么呢？外滩高大的建筑大都是外国列强留下的，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是西方列强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才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第一批开埠的城市。上海对中国而言，就是一部屈辱的血泪史。
谁也没想到，返回云南不久，公刘的《上海夜歌》就横空出世了：
上海关
钟楼
时针和分针
像一把巨剪
一圈，又一圈
铰碎了白天
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即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
灯的河床
灯的山
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这首极富想象力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首不朽的诗篇。
从彭荆风《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到樊斌的《雪山进军》，再到公刘的《上海夜歌》。身为云南军区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冯牧想到了一个词——现场感。彭荆风不是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参与剿匪战斗；樊斌不是与指战员一道翻越雪域高原，感同身受，是不可能写出这种极具震撼力的作品的。公刘就更不用说了，当年他在上海一面半工半读，一面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他看来，繁华的上海滩就是某种屈辱的标记，哪里来的“珠光闪闪”？
冯牧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有人曾形容他就像一块玻璃，永远是透明和敞亮的。要使云南军区的创作再上一个台阶，就必须到边疆、到最基层的一线部队中去！别无捷径。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手下那帮作家诗人，立刻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彭荆风提议，由他作向导，从昆明出发，先到思茅（今普洱）、西双版纳、澜沧、西盟，而后经临沧、德宏、保山，到大丽、楚雄后，返回昆明。
这条线路虽然涵盖了整个滇西南和滇西，后半部分基本就在滇缅公路沿线，但唯独漏掉了丽江、怒江和迪庆。熟悉冯牧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那时，云南大部分地区都不通公路，如果靠步行，估计一年都回不来。因此，在彭荆风建议的基础上，他决定兵分两路，分头行动。
当时，陆柱国、寒风、康致行已调往北京。陆柱国去了《解放军文艺》社，寒风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妻子康致行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冯牧决定，他自己带彭荆风、公刘、林予、周良沛、王公浦、姚冷、吴源植、杨昭、梅肖清为一路，由彭荆风为“向导”，到滇西南；另一路，由樊斌带白桦等人去往丽江和迪庆。那是进藏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14 军的主要防区，樊斌本人就是14 军出来的，人熟路熟。
昆洛公路1953年底就建成通车了，但当时还没有长途公共汽车。冯牧打听到有一个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团要返回西双版纳，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代表团除了党政军领导，主要是民族上层人士），军区决定派一个警卫排护送这个慰问团，冯牧向军区政治部首长汇报后，决定搭一次“便车”。1954年4月上旬，彭荆风、林予、姚冷等人乘坐护送慰问团的卡车先期出发。但因护送慰问团的卡车坐不了那么多人，全体人员实际是分三批出发的，彭荆风等人为一路；冯牧为第二路，冯牧是师级干部，与王公浦等人乘美式吉普出发，另有几个人第三批出发。此时，13 军39 师师部已迁至思茅县城，事前约定，三路人马在思茅汇合后，再一起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景洪。
昆洛公路昆明到景洪段，虽然1953年12月就建成通车了，但澜沧江大桥直到1965年才建成投入使用，之前十几年只能通过摆渡的方式过江。而且，由于江岸地形陡峭，渡轮不能直接靠岸，一般情况下，都是旅客先通过一百多米长、用竹子搭建的栈道上岸，渡轮再驶往上游的汽车专用码头靠岸。
解放初期，为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和边疆的稳定，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主官大都由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担任。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于1953年，当时称自治区，自治区主席召存信和第一副主席刀有良的情况比较特殊。解放前，召存信是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的车里（景洪）宣慰司议事庭长，召存信上过中学，1940年代初就担任过勐棒（今属勐腊县）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后期，又到“边纵”9 支队创办的普洱军政干校学习过。滇南战役结束不久，召存信亲自率部从橄榄坝过江，到澜沧江北岸迎接由37 师副师长吴效闵和38 师114 团政委赵培宪率领的追击部队渡江消灭国民党26 军93 师278 团，为歼灭国民党军队在云南的最后一个建制团和解放西双版纳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副主席刀有良的情况就更为特殊了，他是南峤县（今勐海县勐遮镇）傣族土司的养子。之所以成为土司的养子，拿今天的话说，刀有良属于“神童”，五六岁还没发蒙，就会用树枝在地上书写傣文了。被土司收为养子后，十几岁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上中学，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考入2 野军政干校，是作为南下工作团的一员，跟随陈赓4 兵团返回西双版纳的。
也就是说，两人虽然都是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但跟一般的民族上层人士还不同，早在云南全境解放前，他们就参加了革命。同时，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不爱读书的，我曾多次采访过召存信，这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型领导干部，1984年，西双版纳州文联就是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成立的；刀有良虽然1975年就去世了，但他二女儿是我们一个知青户的，他家我去过多次，屋里屋外到处都是书。正是他家里的一部小说，让我有幸结识了原八一厂副厂长、著名作家陆柱国。
冯牧一行到景洪后，受到召存信和刀有良的热情款待。这批作家诗人中，除了彭荆风和王公浦，其他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到西双版纳，立即被这块神奇而美丽的土地深深迷住了，高大的棕榈、造型奇特的傣家竹楼、婀娜多姿的傣家少女，一切的一切是那样的新鲜、新奇，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仿佛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国度。
召存信和刀有良不无遗憾地说：“你们要早几天来就好了，早几天就赶上一年一度的傣族传统节日泼水节了。”
泼水节源自一个凄美的传说，同时又是傣历新年，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年轻的作家诗人一听，立刻就沸腾了，竞相提问。刀有良向大家讲述了那个神秘而凄美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魔王霸占了车佛南地区（今西双版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人们想方设法对付这位魔王，但魔王拥有超人的法力，不仅刀枪不入，掉进河里冲不走，落到火里烧不死。在此期间，欺男霸女的魔王先后强占了七位美丽的傣族女孩。不堪受辱的七个女孩，为逃离魔窟，同时也是为民除害，想了许多办法，终于从魔王口中套出，只有用魔王自己的头发，才能勒死魔王。七个女孩子将魔王灌醉后，剪下他的头发，勒断了魔王的脖子。虽然身首异处，但魔头滚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为了扑灭魔头上的烈焰，七个女孩先后英勇献身。傣家人为了永久纪念这七位女孩，每年的傣历新年都要举办隆重的泼水节。
泼水节期间，除了泼水祈福，还要在澜沧江边划龙舟、燃放高升（一种土制火箭）和孔明灯（相当于热气球）。
闻所未闻的神话故事和泼水节名目繁多的种种活动，令年轻的军旅作家馋涎欲滴，纷纷抱怨，如果早来几天就好了，早几天就可以赶上泼水节了。
召存信和刀有良安慰他们，泼水节每年都有，就像春节，明年的泼水节欢迎你们再来西双版纳。
在云南，白族和傣族是两个进化程度较高的民族，而且，傣族还拥有自己的文字。作家们到了景洪，看到满街都是披着袈裟的和尚，有老有小，七八岁到十几岁的居多，感到非常奇怪。后来，还是比他们早到思普地区两年的彭荆风替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傣族是一个全民信奉小乘佛教的民族，男孩到了七八岁，都要送进缅寺，既诵读经文，同时也学习文化知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最大的区别是可以还俗，一般长到十七八岁，送进缅寺的傣族男孩就还俗结婚成家了。只有极少部分留下“深造”后，晋升为相当于缅寺管理人员的“小佛爷”，至于主持级的大佛爷，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大伙这才恍然大悟，感情每个傣家村寨都有的缅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寺庙，而是教育孩子的学校啊。
彭荆风解释说：“私塾私塾，相当于汉族的私塾。缅寺一般是不教授理科的，只教文科。”
在景洪期间，彭荆风成了向导和导游，当初去澜沧经过的景谷县，主体民族也是傣族，而且从分类上跟西双版纳一样属于水傣。两年的边地生活，彭荆风已基本熟悉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众多的少数民族。他告诉大家，在社会治安、婚姻、殡葬方面，傣族的进化，或者说文明程度甚至超越了汉民族。傣族地区几乎没有盗窃现象，真正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再来看婚姻，傣族倡导自由恋爱，即便结了婚，只要感情不和，随时都可以分手。而且分手后，两人依然是朋友。因此，傣族几乎没有疯子，也极少有人自杀，神经病和自杀大都与情感有关。殡葬方面，傣族实行火化，而且是当天就火化，既保护了环境，跟汉族相比又减少了烦琐的葬礼带来的铺张和浪费。
冯牧听了后说，原以为你在一线连队生活战斗了两年，熟悉部队，没想到你对地方、对边疆少数民族也如数家珍。
彭荆风说，西盟解放后，我所在的115 团2 营教导员侯立基出任西盟临时工委书记，侯立基这人干过武工队长，很能干，他把全营分成四十多个工作组，每组10 人，分赴马散、岳宋、力索、南洼、永不落等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部落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做民族工作。给我的任务是四处“巡察”，每个月从月初开始，逐一到各个工作组了解情况，月底之前赶回西盟向他汇报，为临时工委召开工作会议作参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跑遍了西盟地区的山山水水，对每个民族的基本情况都十分了解。
冯牧略作思考后说，你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此了解，你该搞电影剧本。电影艺术十分讲究画面感，缺少对书写对象的透彻了解，是写不好剧本的。
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冯牧的话提醒了彭荆风，这一行人中，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云南边地，了解生活在边地的少数民族。白桦可以写《山间铃响马帮来》，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何况在那个年代，电影属于高大上的玩意，相比小说散文诗歌，电影似乎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远 足
冯牧与彭荆风的这番彻夜长谈，发生在景洪到勐海的途中，地点在流沙河傍的一座看山棚里。看山棚不是指看山的“棚”，而是当地人用于防范野猪、猴子看护庄稼的。39 师工兵营驻防景洪江北（澜沧江北岸），当时昆洛公路只修到景洪，再往南到勐海就只能步行了。冯牧是师级干部，按规定可以骑马，早以接到通知的工兵营，将一匹马送到了招待所，同行的青年作家们就只能靠自己的双腿了。从景洪到勐海马帮驿道将近一百里，但冯牧并没有骑工兵营送来的战马，而是将同行十几个人的背包行李放在了马背上，跟大伙一起步行。
多年以后，彭荆风回忆说，大伙都乐意跟冯牧说心里话、掏心窝子，包括看上军区文工团的某位女演员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冯牧，关键的一条就是冯牧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傣族的看山棚跟他们的住房一样，也是杆栏式的，在热带雨林地区，杆栏式有杆栏式的优点，一是可以防潮，二是可以防范野兽。彭荆风这次是到重庆领奖，没有带枪，但因为长期生活在一线作战部队，养成了随时保持警惕的习惯，何况离他们最近的蒋残匪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公里。彭荆风抱了一堆稻草，铺在低矮的楼下，刚准备躺下，冯牧也抱着稻草从楼上下来了。
彭荆风吃惊地说：“楼下太潮湿了，部长——”
冯牧笑着反问：“那你为什么要睡楼下？”
彭荆风：“我打过仗，我得替大伙站岗呀。”
冯牧说：“我也打过仗，而且还是攻城突击队员。”
彭荆风心里说，这就是小米加步枪可以战胜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原因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干部的身影。
打洛一词在傣语中有两层意思，“打”有码头、港口之意，“洛”则包含了等待、等候的意思。这从地形上也说得过去，打洛到缅甸中间隔着一条不大的江河——打洛江。
昆洛公路的起点在昆明，终点在勐海县的打洛镇。虽然名字叫昆洛公路，但昆明到打洛的公路，实际上一直到1960年才全部建成通车。打洛是西双版纳最重要的一个口岸（如今属国家级口岸），国民党时期就建有海关大楼。彭荆风告诉冯牧，他有一个中篇小说《边寨风火》，初稿已经完成，他想到打洛实际体验一段生活，把它改成电影剧本，接着将大致的故事梗概跟冯牧说了，冯牧说，好哇，我完全赞成。
第二天到了驻勐海的39 师116 团驻地，冯牧带领作家们先到116 团3 营8 连——大功8连与干部战士们座谈，之后又去了县委民族工作队了解当地的情况。最后，冯牧把作家们分成三个小组，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姚冷、吴植源前往打洛；王公浦去南糯山，南糯山有一片千年古茶，据称是全中国最古老的茶树；冯牧与剩下的其他人留在116团继续体验生活。
冯牧实际上是被“强制”留在勐海的，他的级别太高了，谁也不敢轻易冒险，让他到国境线上去。此时，正值境外蒋残匪实力最强、活动最猖獗的时候。
1950年春，滇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第8军237 师709 团残部在团长李国辉率领下，从景洪县大勐龙镇逃至境外；26 军93 师278 团团长罗伯刚率部分残余从勐海县西定乡和打洛镇逃出国境。两股残余加起来，约1500 人左右。同年9月，云南籍的第8 军军长李弥从台湾偷渡到缅甸，出任“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到1953年1月，境外蒋残匪实力猛增至18000 余人，下辖一个军部、一个指挥部、三个军区、四个师、十六个纵队，其活动范围北起怒江州，西到保山、德宏，南到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广大地区，成月牙形，对云南构成包围态势。缅甸政府多次派兵围剿，均不敌残匪，最后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湾才分两批撤走了5000 多人。
有意思的是，境外蒋残匪居然声称，一个解放军可以对付我们十个人，我们一个人可以打败十个缅军。小小残匪虽然掀不起大浪，但中缅边境几乎没有任何天然障碍，残匪越境绑架杀害军地干部事件时有发生，谁也不敢大意。严格说起来，冯牧一行的采风活动，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好在他们都是军人，军人本身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他们并没有把危险当一回事。
除了海关，当时的打洛还有一个边防站和一个连的驻军，冯牧亲自给站长和政委写信，请求检查站一是为彭荆风等人的采访提供方便，二是为他们的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如果残匪把这帮作家捉了去，云南军区的脸就丢大了。
那时候的“写家”，在部队很受欢迎，即便冯牧没有写信，人家也会盛情款待，提供便利的。
采访非常顺利，在打洛期间，林予和姚冷听了《边寨烽火》的故事梗概，十分激动，主动提出想参与剧本的创作。林予当时在创刊不久的军区文化部《部队文娱演唱材料》做编辑，同时又是彭荆风的旧友，姚冷过去主要写舞台剧，熟悉剧本创作，彭荆风非常欢迎他俩的加盟。
按事先约定，在打洛采访半个月后，彭荆风一行返回勐海116 团，与冯牧和南糯山回来的王公浦等人汇合，继续前往西南方向的澜沧县。驻防那儿的是彭荆风所在部队——13 军39师115 团。
越往南，人烟越发稀少，原始森林也越发茂密，到处是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此时，已是1954年的6月，热带雨林进入一年一度的雨季，但每天十几场瓢泼大雨，丝毫没有浇灭作家们的热情。
从澜沧到西盟，跟前面在景洪和勐海一样，冯牧带领年轻的作家们下部队，到边防，走村串寨深入第一线，听取部队官兵和民族工作队介绍各地、各民族的基本情况。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及其残部的欺骗、恐吓，佤族（当时称佧佤）对共产党解放军持有很深的偏见。佤族自古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缅甸，佤族自发组成佤山抗日游击队，不但成功地将日军阻挡在国门之外，而且，经常深入缅甸北部，用弩弓、野蜂、滚石檑木等最原始的武器杀敌于无形，弄得日军非常头痛。解放军大军刚进入澜沧、西盟时，也常常偷袭我军。但我方从不还手，后来通过统战工作，把佤族头人请到部队，将迫击炮、轻重机枪一字摆开，瞄准不远处的一座山头连续打了十多分钟，山上茂密的丛林一转眼被炮弹和子弹打了个精光。佤族头人这才知道，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文明之师，不是打不过他们，而是压根就没想跟他们交手。从此对我军态度大变，民族工作队也可以自由地进村入户，向村民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了。
热带雨林的特点之一是终年大雾弥漫，人在雾海中仿佛置身于童话里的仙境，妙曼的白雾前拥后涌，滔滔不绝，无始无终。特别是雨后初晴，白的雾，绿的树交相辉映、变幻莫测。冯牧曾在其日记中写道：“远山上，白云像轻纱似的披在山腰上，好像凝住了似的，一点也不动。但过了一会儿，就有一大片白云飞来，罩住了我们的山头，于是这里就变成了一片浓雾……夜晚，在朦胧的月色中，云层停止不动了，慢慢沉到山底，大地变成了一片云海。白色的云像带子似的围绕着一个个黯黑的山峰，有时云雾大起来，把群山埋起来，只露出了一点点黑色的峰顶，好像大海中的孤岛一样。”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但冯牧的目光并没停留在美丽的风景上，他关心、关注得最多的还是人。
在散文《我在云南边疆》中，冯牧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一位爱国头人的帮助下，我们曾经进入一个壁垒森严的村寨，去看他们进行古老的剽牛祭鬼的宗教仪式。我们曾经欣赏过一位佤族神弩手的表演：这位包着红头巾的彪形汉子，把一把利刃插在几十步以外，然后用弩弓向刀刃瞄准，弓响箭发，一根竹箭准确地射中刀刃，劈成两半。在剽牛仪式完毕后，全寨的男女都在广场上围着一堆篝火跳起舞来。有两个包着红头巾的武士，双手拿着好像哑铃形状的木槌，在两具巨大的木鼓边击起鼓来……人们彻夜地敲着鼓，跳着舞。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小竹楼上休息，一觉醒来，鼓声仍在敲击不停，我躺在竹篾做成的地板上，不禁心潮汹涌，我想：我的苦难的佤族兄弟姐妹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种令人想起远古征战的鼓声，改换成轻快的劳动歌声呢？什么时候才能使你们扔掉手中的毒弩和标枪，让科学和文化的阳光照亮你们原始的村寨呢？”
相比在景洪期间召存信、刀有良介绍的傣族地区的情况，由于社会进化程度不同，形成的巨大差异，让冯牧感慨不已。文学要表现什么？应该是她的主流，是真善美，而不是另一面。何况，靠投机取巧、靠猎奇、靠无限扩大阴暗面写作，是永远走不远的。
为了对创作题材把关，从澜沧到西盟，从思普地区到遥远的滇西途中，冯牧与每一位青年作家彻夜长谈，从每部作品的基本构思谈起，从人物故事，到具体的谋篇布局，面面俱到，无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4年7月初，结束在西盟的采风活动后，队伍再次一分为二，林予、姚冷随彭荆风返回彭所在的连队39 师115 团2 营5 连，合作创作电影剧本《边寨风火》；冯牧率公刘等人则准备绕道孟连经澜沧返回思茅，再经思茅的普洱、景谷、景东，沿哀劳山脉北上到大理南涧县，前往滇西方向。
孟连位于澜沧县的西南方向，之所以绕道孟连，是因为时逢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成立。思茅地委、39 师特地邀请冯牧等作家诗人到孟连参加自治县成立大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冯牧等人欣然前往。
沿马帮驿道穿过茫茫原始丛林，再通过南卡河上摇摇欲坠藤篾编织的吊桥，来到了刚刚设立县治的孟连县，冯牧在《我在云南边疆》一文中写道：“来到了那时还很少有人去过的孟连，并且赶上了那里的傣族、佤族、拉祜族自治县成立的庆祝大会，同来自四面的丛林之中的各族人民度过了一个狂欢之夜。当我看到穿着色彩鲜艳的节日盛装的十多个民族的男女老少，在那花园似的孟连河畔尽情歌舞的时候，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多么生动的民族大家庭的缩影啊！”
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只有真正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人，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
看来，真是不虚此行啊，冯牧由衷地感慨。
其实，这已经不是冯牧在云南的第一次远足了。1951年夏，时任13 军兼滇南卫戍区文化部长的冯牧，就跟随13 军38 师沿河口一线深入中越边境上的苗族、瑶族、哈尼族聚居区追歼蒋军残部。那一带也属于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部队执行的是作战任务，风餐露宿，条件非常艰苦。冯牧发现，即使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们也不会丧失对于大自然的审美能力。陈赓4兵团的前身4纵诞生于晋东南太岳地区，成员大多为北方人，热带雨林变化莫测的自然景观和边地少数民族奇异的习俗着装，往往成为消除疲劳的一剂最好的良药。一天，部队驻进一个依山傍水的瑶族山寨，美丽的山寨群山环抱，林木葱葱，一条清澈的河流从寨前穿过，进入森林后消失不见了。几天后，冯牧和战士们才发现，这条消失的河流进入一个溶洞后，穿过大山，从山后的另一个溶洞流出，浩浩荡荡地奔向了远方的红河。
同行的一位战士情不自禁地赞叹：“太美了，等打完仗，我要到这里安家，在这里住上一辈子！”
第二次是1952年的夏天，到红河以南的屏边、金平、绿春三个沿边县，绿春地处38 师与39 师防区结合部。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供马帮通行的人马驿道，部队时常与马帮结伴而行。马帮对解放军非常热情，在与马帮同行的日子里，冯牧第一次品尝到竹筒饭、牛肉干巴，以及在火塘边上烤制的陶罐茶。
在红河南岸，冯牧还首次接触了生活在原始丛林中的苦聪人。苦聪人分散居住在森林中的岩洞或简易窝棚里，社会形态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主要以打猎为生，除了偶尔下山购买食盐，几乎不与任何人接触。为了改善苦聪人的生存环境，部队负有动员他们下山居住的任务。
与地处热带雨林的滇南、滇西南相比，从南涧进入大理后，这里的自然条件好了许多。南涧属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是受汉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民族，尽管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的是令历代中原王朝最为头痛的南诏大理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指的就是为征服这一地区，历代封建王朝所做的种种努力。进入现代后，大理人才辈出，中共云南第一任省委书记王德三，东北抗联名将、现任云南第一副省长周保中将军均出自大理，其中，周保中将军还是大理白族。
过了大理，就进入保山地区了。保山是延安时期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故乡，当年，国统区的众多有志青年就是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才投奔解放区、投身革命的。在延安期间，冯牧不止一次听过艾思奇的哲学课，他用极其浅显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深奥的哲学，以及人类从哪儿来，最终到什么地方去。对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就连毛泽东主席都经常邀请艾思奇到自己的窑洞讨论哲学问题，称赞《大众哲学》为“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艾思奇是保山腾冲人，原名李生萱，生于1910年，年长冯牧9 岁。1938年到延安后，先在抗大任教，后调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成了冯牧的直接领导。1944年，艾思奇将马烽的《张福元的故事》交给冯牧。冯牧读后非常欣赏，专门写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为马烽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主要成员奠定了基础。
滇缅公路途经保山，抗战后期修建的中印公路经过腾冲，冯牧一行不必像前期在滇西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样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路途上了。途中，冯牧见缝插针地指导青年作家和诗人们，如何深入基础、如何观察生活，以小见大，并以彭荆风下连当兵为例，告诉大家，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除了理论上的辅导，冯牧还进行了大量的个别指导，尤其是在小说创作上，他要求大家不要急于动笔，对采风中获取的大量素材，需要一个时间上的沉淀，以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
多年后，彭荆风回忆，“谈构思”这个词就是冯牧最先使用，并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昆明军区。
所谓“谈构思”，就是冯牧在个别辅导时，要求对方先把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结构，以及想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讲出来，由冯牧先行把关。
冯牧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冯承钧青年时期留学法国和比利时，精通九国文字，是曾比肩严复、林纾的著名翻译家，与鲁迅同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后任北大、北师大教授。冯牧自幼深受家教熏陶，博览群书，尤其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你打算写什么，怎么写，冯牧一听，就知道这部作品有无价值。对于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宁可放弃，一方面为作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另一方面则少走了许多弯路。即便是有价值的，他也会向作者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某个作品，作者最先是当短篇来构思的，冯牧认为，这个作品值得挖掘，可以写成中篇，反之亦然。
正是因为冯牧在每个作家的具体创作上，事必躬亲，提供了大量技术上的支撑，使得云南军区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质的飞跃。
繁 花
冯牧率军区文艺骨干深入边地、基层、部队、少数民族村寨体验生活，与今天流行的“采风”不可同日而语。据彭荆风回忆，由冯牧亲自带队的云南军区青年文艺骨干采风活动，历时长达八个月，行程近五千公里，先后抵达思茅、西双版纳、保山、德宏、大理、丽江、迪庆、怒江等地。许多作家诗人还在途中，就借着昏暗的马灯和蜡烛，拿出了一批出手不凡的作品，如公刘的《西双版纳组诗》《卡佤山组诗》《西盟的早晨》，公刘的诗歌既传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同时吸收了大量国外优秀诗歌元素，读来朗朗上口，寓意深远，富有哲理。
此外，还有周良沛创作的诗作，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行人中，周良沛的年龄早小，当时只有21 岁。周良沛也是江西人，生于1933年，父母早故，系抗战时期的难童,在教会孤儿院长大。16 岁入伍到陈赓4 兵团第14 军。1952年，19 岁即在《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作。此行，除了反映西双版纳和佤山的诗歌，周良沛还构思了一部短篇小说，并得到了冯牧的赞赏。
相比言简语赅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素材进行必要的筛选、沉淀和构思。一句话，需要时间。
与樊斌前往丽江和迪庆的白桦，相对而言花费在途中的时间较少，采风期间就写出了长诗《鹰群》和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白桦不愧是个多面手，他1951年发表在《文艺生活》，并被《解放军文艺》转载的是短篇小说《竹哨》。仅仅两年后的1953年春，他又创作了电影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冯牧看后十分欣赏，直接推荐给了延安时期的好友、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
从片名就不难看出，《山间铃响马帮来》是写云南特有的交通运输工具马帮的。马帮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外省也有，但不及云南使用广泛。原因是云南虽然拥有大量的江河湖泊，但一方面这些江河水流湍急，不利于舟楫；另一方面，主要河流大都位于人口稀少的滇西南和滇西地区。再就是云南多山，山地占国土总面积的88.64%（2017年云南省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不论远古和近代，都不宜采用货运量更大的畜力车辆，马帮因此成为云南最重要的运输工具。
白桦是个非常聪明的作家，他把古老的马帮和解放军与境外蒋残匪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丛林中的马帮、边境上的战火硝烟，这样的剧情，拿今天的话说，不想火都难啊。
陈荒煤一看，本子确实不错。当然，对于平生第一次“触电”的白桦来说，难免还有幼稚之处，一个电报，通知白桦进京修改剧本。1953年冬，剧本修改完成。很快，这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称“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王为一导演，于洋、孙景璐分别出任男一号和女一号的电影就开机了。为了让电影拍摄更为顺利，冯牧向军区政治部建议，让军区文工团直接参与拍摄，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因此，《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摄制非常顺利，外景地的拍摄只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54年3月，电影就在全国上映了。
不久，彭荆风、林予、姚冷三人根据彭荆风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边寨烽火》也杀青了。但这时冯牧还远在滇西，三人商量后将本子直接寄给了军区文化部，文化部又送省委宣传部审察，再寄到北京的文化部电影局，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与陈希平合作改自彭荆风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的另一部电影《芦笙恋歌》开拍第二年，《边寨烽火》才完成拍摄。当然，《边寨烽火》是新中国第一部使用彩色胶片拍摄的电影，其难度自然远远大于同期大行其道的黑白电影。
1954年4月，冯牧率领的云南军区文艺创作骨干从昆明分两路出发，到了思茅地区的西盟县，再次一分为二，一部分留西盟，另一部分随冯牧前往滇西。到当年11月，三路人马中，除13 军的彭荆风和14 军的周良沛，其余人员全部返回昆明，开始埋头创作。
俗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就不可能是跳蚤。随着1955年的到来，这批文艺骨干创作的作品，如似锦繁花，开始频频出现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等国内顶级报刊上。
这一年，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支建军28年的人民军队，首次实行了军衔制。共有1048 位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将领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其中，10位元帅、10 位大将，55 位上将（不含后补授的两位）、175 位中将、798 位少将，与军衔同时颁发的还有代表不同革命时期的八一勋章、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这无疑是党和国家给予军队和军人的最高荣誉，仿佛是为了锦上添花，抑或致敬这支英雄的军队，云南军区文学创作开启了井喷似的爆发。《人民文学》连续推出了公刘的《卡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同时还参与完成了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收集整理；白桦出版了长诗《鹰群》和诗集《金沙江的怀念》；彭荆风在北京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和《卡佤部落的火把》，与此同时完成了电影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的改编；年龄最小的周良沛的诗集《枫叶集》也在北京出版了；寒风、康致行调北京后，云南军区另一对夫妻作家王公浦、赵继康闪亮登场，两人同样在北京合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边地》。稍后，陈希平的短篇小说集《雪的家乡》，吴锐等人则在北京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刘子林的故事》《南征北战二十五年》。
光是结集出版的书，就超过了西南军区下辖另外四个军区——四川、西康、贵州、西藏的总和！电影就更不用说了，整个西南军区独此一家！
同样是在1955年，随着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西南六大行政区划的取消，相对应的六大军区同时撤编。原西南军区一分为三，分别整编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西藏军区。为了保密，对外不叫军区，称部队。
此时，过度劳累的冯牧却病倒了，不得不住进了西南军区陆军医院。
冯牧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否则，“七七”事变后，他就按组织安排到延安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四年间又陆续侵占了华北数省。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这天上午10 时，北平城内两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拦，汇集新华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紧接着，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太原、长沙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身在北平的冯牧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并在193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奉命撤往延安，就在这时，冯牧患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不得不滞留北平，直到第二年才辗转来到了延安。
彭荆风回忆说，冯牧旧病复发，极有可能与长达八个月，行程五千多公里的这次滇西南、滇西深入生活有关。一方面时间太长，行程太远，一路风餐露宿，而且，其中一千多公里完全靠双腿步行，虽然给他配备了马匹，但几乎从没骑过，绝大部分时间都给大伙托运行李了；另一方面，白天冯牧与大伙一块行军，夜里要么与年轻的作家诗人们谈构思，要么阅读同行的作家诗人在途中完成的作品。劳累了一天，别人都休息了，冯牧还在挑灯夜读。整个团队中，冯牧的年龄最大，整整35 岁了,其他人均不满30。在多山且气候多变的云南行军，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身体不好已近不惑之年的冯牧。
西南军区撤销前，老友苏策调任西藏军区文化部长。西藏军区的老底子是5 兵团18 军，与3 兵团兼四川军区、4 兵团兼云南军区、5 兵团兼贵州军区、18 兵团兼西康军区相比，人数本来就不多，文艺创作力量自然相对薄弱。苏策找到冯牧，向这位发小求援，指名要求将彭荆风和白桦调到西藏军区，但刚刚成立的昆明军区不愿放走彭荆风和白桦。不过，苏策是昆明军区前身云南军区的老文化部长，多少得给点面子，在冯牧的斡旋下，军区政治部同意将青年诗人周良沛和作家陈希平调给西藏军区。
冯牧在重庆住院期间，一位后来曾担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重量级人物出现了——徐怀中。
徐怀中，河北邯郸人。生于1929年的徐怀中本姓许，后因与当时一位作家同名，发表作品时改为徐怀中。与同样出生于1920年代末的公刘、彭荆风、白桦等人相比，徐怀中是幸运的，他的老家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不但免费读完了高小，之后又考入了同样免费的边区中学。1945年边区中学毕业后，吃水不往挖井人的徐怀中参加了八路军。一开始分配在已改称第18 集团军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剧团做美工，之后，随着战争进程和部队的改编，先后在晋冀鲁豫军区、第2 野战军、西南军区文工团从事美术工作。
1951年，徐怀中主动要求到抢修康藏公路的部队中担任连队指导员。当时参与修建康藏公路的官兵多达10 余万人，最终，3000 多人为这条“天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整整一个排在塌方中全体壮烈牺牲。对于这条平均海拔4000 米的公路，美国人曾声称，谁也无法复制。战斗在一线、身为连队指导员的徐怀中，每时每刻都被官兵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筑路间歇创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实现了从画家到作家的华丽转身。
与彭荆风一竿子插到底，到连队当兵不同，徐怀中到筑路部队任指导员属于代职，西南军区撤销，文工团也随之解散了。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让徐怀中到驻藏部队某团任职。就在这时，在重庆住院的冯牧托人捎信给徐怀中，希望徐怀中到刚刚成立的昆明军区文化部工作。
两人过去一个在2 野文工团，一个是新华社驻13 军支社的社长，工作上并无交集。
云南全境刚刚解放的1950年初，徐怀中与另一位同志专程到驻开远的13 军军部，采访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卫小堂。接待人员安排两人住进了已改任13 军文化部长的冯牧的房间。冯牧当时到云南军区参加一个会议，因为有滇越铁路直达昆明，来往比较方便。几天后，冯牧就回来了，徐怀中虽然也是抗战干部，但在三八式的冯牧面前属于小字辈，一见冯牧回来，马上收拾行装准备走人。但被冯牧拦住了，冯牧说，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不是来要房子的。还在昆明我就给部里打了电话，另外给我安排住处，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创作吧。
就这样，鸠占鹊巢的徐怀中在冯部长的房间里住了半个多月，只到稿子写完。
能到这样一位平易近人的首长手下工作，徐怀中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冯牧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是有原因的，自1951年开始，陆柱国、寨风、康致行、公刘、白桦、林予、樊斌先后调往北京，苏策、周良沛、陈希平到了西藏军区，昆明军区创作骨干实力大减。身为主管军区文艺创作的文化部副部长，病床上的他，再也躺不住了。
文学创作说到底靠的是人才，先有人，才能有作品。
说到人才和作品，就不能不提原新华社驻4 兵团兼云南军区记者陆柱国，尽管他是最早离开云南的。
前面就说过，陆柱国生于1929年，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前，任新华社驻4 兵团前身中原野战军第4 纵队记者，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粤桂边战役和滇南战役。1951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反映淮海战役的中篇小说《决斗》，同年调北京总政文化部创作组，1953年赴朝到原4 兵团15 军体验生活。15 军是4 兵团组建最晚的一支部队，1947年由地方部队升级为15 军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 纵队，在4 兵团属于小弟弟。但军长秦基伟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师长，西路军失败后，九死一生回到延安。组建志愿军3 兵团时，按理，作为兵团司令员的陈赓应该带4 兵团主力13 军或14 军入朝，但当时13 军在滇南，14 军在滇西，只有兼任滇东北卫戍区的15 军正在川南一带剿匪，便于经长江水运武汉后，再经京汉铁路北上入朝。然而谁也没想到，上甘岭战役，让本来属于二流部队的15 军一仗成名，生生打成了人民解放军屈指可数的头等主力。1961年组建空降军时，军委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38 军和15 军两个军中任选一个。出人意料的是，4 野参谋长出身的刘亚楼没有选择同样出自4 野的万岁军38军，而是选了原属2 野的15 军。这还没完，1971年,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黄镇与同样是军人出身的黑格将军就中美恢复正常关系，举行巴黎谈判。一次闲聊中，黄镇不经意地提起，他是15 军前身9 纵首任政治委员，黑格肃然起敬，起身向黄镇将军敬礼。之后的谈判，也就轻松愉快多了。
陆柱国到朝鲜后，因为是4 兵团“老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创作了描写15 军与美军血战上甘岭的长篇小说《上甘岭》。
云南军区文艺创作繁花似锦的1955年1月，华东军区成功夺占一江山岛。由张爱萍亲自指挥的一江山岛战役，是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此役，不仅一洗金门战役之耻，而且兵不血刃地解放了比一江山大得多的大陈岛。
一江山岛战役发起之前，嗅觉灵敏的陆柱国就提前奔赴东南沿海，两年后，全景式描写一江山岛战役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横空出世。
如果说《踏平东海万顷浪》，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提到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整整几代人，应该没有不知道的。1979年战前战后，参战部队多次放映《战火中的青春》。年轻的排长们激动万分地表示，给我一个高山那样的副排长，我保证一辈子扎根边疆，即便死了也值了。
小说和电影里的高山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副排长，在战火中与著名的青年排排长雷震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要说爱情也行），这样的好事谁不乐意？
陆柱国将几大野战军的英雄人物巧妙地揉进了《踏平东海万顷浪》，发明“没良心”炮的工兵主任是2 野4 兵团的，是陈赓的宝贝，陈赓特批其享受正团待遇，不但有马骑，还有酒喝；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则是4 野48 军赫赫有名的特级战斗英雄郭俊卿。
我与陆柱国老师的结缘，就是因为《踏平东海万顷海》。
我出生在13 军39 师卫生营（当时的番号），三岁进师部全日制幼儿园，七岁入39 师前哨小学。虽然因为战伤，只服了三年兵役，但在部队营房却住了整整十七年。也因为如此，从小对军事文学十分着迷，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不说，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从《保卫延安》《红日》，到《林海雪原》《红岩》，几乎没有漏掉一部，但最喜欢、最爱不释手的还是《踏平东海万顷浪》。喜欢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会相信，当年，我曾抄录过长达21 余万字的《踏平东海万顷浪》。
记得前面我就提到过，原西双版纳州第一副州长刀有良家藏书很多，他二女儿恰巧跟我在一个知青户。因为书的原因，我们一度成了恋人，但即便是这种关系，她家的书也从不赠人，原因很简单，那是她父亲的遗物。我太喜欢《踏平东海万顷浪》了，但买不到，也要不到，唯一的办法只有抄了。大概花了三个月，在知青户昏暗的灯光下，我才把这本书抄完。而且，最要命的是我既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更不知道作者是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要想保留一本文学书籍，最好的办法就是撕掉书皮和扉页。
直到手抄本的《踏平东海万顷浪》跟我参军到了部队，看了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在字幕上得知编剧是陆柱国老师，我才知道，这本书出自陆老师之手，但仍然不知道书名，那个年代的电影是不会在字幕上打出根据某某某小说改编的。而且，非常遗憾的是，我是从战场上直接被送进野战医院的，等我出院，连队已从天保农场搬到了距麻栗坡不远的豆豉店。返回连队才发现，我所有的私人物品包括换洗衣服全部丢失了（我们班是主攻班，全班仅剩两人，家是民兵替我们搬的）。
又过了整整七年，我才知道《战火中的青春》是根据《踏平东海万顷浪》改编的。
1986年春，当时正在北师大念研究生的陆柱国老师的女儿陆芸，寒假期间到西双版纳旅游，版纳军分区宣传科干事韩可风把她交给了时任《版纳》杂志编辑的我，让我在勐海、勐腊找几位当地作者，充当陆芸的“导游”。
韩可风介绍陆芸时，专门提到其父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陆柱国。八十年代，文学艺术这条线到西双版纳旅游的名家非常多，我们编辑部完全可以用焦头烂额来形容。别人可以不管，但陆柱国老师是我的偶像，不但在景洪期间全程陪同，陆芸到勐海前，我又特别交代勐海几位女作者，一定要照顾好陆柱国老师的女儿。
正是这次接待，我才知道《战火中的青春》改自陆老师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于是，跟陆芸说起了那些年轻排长为了高山这样的排副，宁可押上青春和生命的“渴望”，当然也提到了我在知青户一笔一画抄录《踏平东海万顷浪》的往事。以及伤愈出院，丢了所有的冬服夏服我不急，跟人急眼的是我熬更守夜抄了三个多月、20 多万字的手抄本不见了。
陆芸返京后，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我的话转给了陆柱国老师。很快，我就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社1980年再版的《踏平东海万顷浪》，上面有陆柱国老师的亲笔题字和签名：段平同志指正。柱国。八六.五.四。北京。
说实话，收到书和随信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短信，我真的懵了，陆柱国老师是我心中的偶像级大师，居然亲笔给远在云南边地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伍老兵写信，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而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同一年，另一位与陆老师同时代的名家、时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的彭荆风老师，因为发表在1985年第十期《解放军文艺》上的一部短篇小说，正在全军区范围内寻找一个叫段平的无名小辈。
多年后，我想，正是因为这些大师、名家的存在，云南（昆明）军区文学创作想不火都难啊。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多年以来，许多观众都误以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是电影《勐龙沙》的插曲，实则不然，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创作时间，要早于电影《勐龙沙》的拍摄。《勐龙沙》取材于解放初期发生在云南边地一个傣族村寨的感人故事，反映了人民军队与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片中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很快就唱遍了大江南北——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罗
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
密密的寨子紧相连
那弯弯的江水呀 碧波荡漾
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
恩人哟就是那个共产党
傣族地方有了您
啊
遍地花开朵朵香
跟彭荆风、公刘、林予、周良沛、陈希平一样，《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作者杨非，也是江西人。1949年6月与彭荆风等人一道考入2 野政军干校4 分校（4 兵团）后，任宣传队器乐组长。1954年，27 岁的杨非到瑞丽边防部队体验生活（非常奇怪，在冯牧率领的采风队伍中，没有提到杨非的名字），来到瑞丽勐秀乡勐秀山一棵大榕树下，极目远眺，阳光下的瑞丽碧绿无垠，瑞丽江水从绿油油的坝子中间缓缓流过，触发了杨非的灵感。一首旋律优美、动听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就此诞生。
1997年，瑞丽市人大决定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定为瑞丽市市歌，并授予杨非瑞丽荣誉市民称号。2007年11月28日，杨非在昆明去世，享年80 岁。杨非去世后，德宏州政府满足了他的心愿，将他葬在瑞丽勐秀山上，让他与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紧紧相拥、永不分离。
我们在前面就提到，长期活动于云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边纵”，其知识分子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仅来自当时中国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就有一百多人（滇南工委书记张华俊、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均毕业于西南联大），云大、师院更是高达数千之众。但奇怪的是，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极少出现作家或诗人。也许正应了苏轼《题西林壁》的最后两句——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彩云之南不但山美水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26 个民族更是以其淳朴、善良、勤劳著称于世。记得三十多年前，在武汉采访进军云南时的13 军37 师政委雷起云时，一见面老将军就说，写滇南战役和解放云南，你一定不能忘了云南人民！边纵、云南地下党，尤其是云南人民是出了大力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云南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滇南战役的胜利和云南的解放！
雷起云是1932年入党的老红军战士，他说，4兵团自1947年转入外线作战，过黄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的江西、两广战役都是在蒋管区进行的，都快忘了老区的模样了，但一进云南就完全不同了。部队是1950年元旦，在广西南宁接到向云南进军的命令的，大多数连队刚刚把猪杀翻，接到立刻出发的命令，许多团领导都傻了，跑来问我们，刚刚杀翻的年猪怎么办？周学义师长说，带上走带上走，路上过年。
37 师109 和110 团是4 兵团进军云南的先头部队，乘坐解放南宁缴获的卡车先到百色。百来辆车，装两个团，一台车塞六七十人，跟码劈柴似的。109 团顾永武团长差点跟汽车团团长王子宜拼命（王也是109 团老人）：老王，你这么干是要负责的，这个样子到了百色，人还不得散架？
王子宜也没办法，说是一个汽车团，其实只有五个连，一百台车。兵团参谋长郭天民交代任务时，王子宜就叫苦连天。郭参谋长大手一挥说，我不管，国民党26 军第8 军正在围攻起义的卢汉将军，你去偷、去抢，也得按时把部队给我运到百色！
连人都装不了，杀翻的年猪只能扔了。
4兵团在井冈山下受领进军云南的任务时，有个口号叫：江西站队，云南点名。
当时公路只通到百色，在百色下车，这个口号又变成了“百色站队，云南点名”。
从百色到云南，不到二百里地，部队一天就赶到了。
进了云南就不一样了，彩旗招展，歌声嘹亮，地下党和“边纵”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大军。各族群众大老远就在村口守着，还没进村就上来抢着把干部战士往家里拉，进到家里，饭菜已经摆在桌上了。夜里宿营，人家铺板、稻草，连洗脚水都烧好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 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附件之二》有这样一段记载：
滇桂黔边区党委在滇东南、滇东北地区分别建立了桂、滇和滇、黔两条兵站补给线。沿途群众除加修道路、重建桥梁外，并设有粮秣、柴草服务，食宿、茶水、招待、向导、运输等站和妇女洗衣队，伤员看护队等组织……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了部队充分支持。在部队经过的道路上都扎起了迎军牌坊，到处都有迎军锣鼓，许多兄弟民族从百余里外的山里赶来，载歌载舞欢迎我军。
广大人民的迎军热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使每个指战员都感到亲切温暖，生动现实地教育了部队，提高了全体同志对云南党和边疆兄弟民族的认识，增强了经营云南、巩固边疆、建设国防的思想。
13 军38 师114 团3 营教导员龚殿友（后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回忆说：进云南数我们师最苦，37 师109、110 团是从南宁坐车到百色的，我们全靠双腿。刚开始一天还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到了砚山，军里下达命令，4 野38 军已占领河口，令我团强行军赶往蒙自。所谓强行军就是不眠不休，不吃不喝了。云南老百姓好啊，真得好好感谢他们，饭菜做好摆在路边，部队抄起来边走边吃，饭刚吃完，热腾腾的茶水又递到手里了。二百多公里，我们一天一夜就赶到了。
4 兵团入滇前，2 野刘邓首长致电卢汉将军，说明大军不日进入云南，望速备军粮。卢汉接电后与地下党派来的联络人杨青田商议：“全国那么多省，解放军在每个省都要留下部队，最后到云南恐怕只剩师把人了。”
同时派亲信到开广地区（今开远、文山）观察，亲信亲眼看到解放军后，火速电告卢汉，解放军一个连少说也一百七八十人，多的有两百多，一个兵团至少几十万！
卢汉吓了一跳，电令曲靖、宜良等产粮区火速筹措军粮，违者军法从事。
进军云南的4 兵团确有20 万之众，考虑到云南民族众多，陈赓专门派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与南华分局协商，部队所需粮秣物资尽量在两广地区解决，不给云南增加负担，以免影响党的民族政策。结果，一连十来天都没有收到答复。生性乐观极少发火的陈赓火了，亲自找到华南分局，最后惊动到叶剑英，叶剑英下令，4 兵团进军云南所需物资，三天之内必须落实，少一双鞋都不行！
如此鲜明的对比，无疑更加凸显了云南人民对解放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
这其中，苏策、冯牧、陆柱国、彭荆风、白桦、公刘等人都是亲历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之所以爱上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没有原因的。
冯牧在《我的三个故乡》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云南的独具风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云南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各族人民纯朴敦厚的民情习俗，云南的边疆战士的感人肺腑的献身精神，云南的热带雨林和雪山峡谷，云南的高山湖泊和飞瀑流泉，云南雄奇浩荡的江河巨流和异彩缤纷的美妙风光，云南的诡谲奇幻的云和绚丽多彩的花，以及世代生活在长达数千里边陲地带的各族人民对于祖国的拳拳深情……这一切，对于我这个来自北方的外来者。都具有一种巨大的无法抵御的神奇魅力。我曾经长年累月奔波于从滇东南到滇西北漫长而又令人目不暇接的边疆山川大地。我在云南结识了那么多的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获得了那么多的在别处无法得到的经历和知识。甚至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自己看成是半个云南人，以至于许多朋友都认为在我的心中有着一种近于痴迷的“云南情结”。一种对于云南和云南人民之间难以割断的心灵上的联系。即使是在我已经步入老年之后，也总是不会放弃任何一次重访云南的机会，从中获取又一次感情与心灵上的欣悦。
因此，我把云南看作我的又一个故乡，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血管中流动着的，既有北京和延安的血液，也有云南的血液。它们已经融会在一起，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另一篇作为《冯牧散文精选》代序的文章《窄的门和宽的路》中，冯牧同样深情地写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西南边疆的云南工作过七八年，加上后来又陆续到边疆地区进行过几次比较长时间的采访，我在云南这块我过去几乎是毫无所知的土地前后生活过十年左右时间。可以说，我刚一随军经万里征程最后来到云南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块土地，爱上了生活、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
在同一篇文章中，冯牧是这样解释关于那次长达八个月的滇西南、滇西北之行的：最初，我到边疆访问是怀着两个目的：一是带领一批有志于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到边防和边陲地带去进行生活体验和创作学习；另一个是我自己想通过对这片被称为“美丽、神奇、丰富 ”的地区的了解，来创作一些以前人们还很少接触过的生活内容为题材的散文作品。前者似乎取得了超乎我意料的成果；在短短几年中，在云南部队中出现了一批以反映边疆斗争生活为特色的很有才华的作品和作者，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成为颇有成就的作家了。他们取得的成就当然首先归功于他们自己勤奋学习和不畏艰辛深入生活的精神；但同时，也证明了我和我的同事们所采取的这种做法还是可取的。关于后者，即我的创作计划，则近于乏善可陈……
冯牧这里的“乏善可陈”是有原因的，他从重庆返回昆明军区不久（是的，此时云南军区已改称昆明军区了），再次病倒了。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严重，由结核性肋膜炎发展为脓胸，先后从昆明、重庆辗转到北京治疗。1956年年底，在北京做了开胸手术。这是一次长达九个小时的大手术，冯牧不得不遵照医嘱，长期卧床休息、静养。他的创作计划，自然而然地落空了。
但即使躺在病床上，他的目光依然关注着云南，关注着他手下那批年轻的军旅作家。期间，积极协调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的成立工作，并担任了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
另外，除了通过“游说”，将徐怀中调到昆明军区文化部，冯牧又向已升任13 军政治委员的雷起云和副军长的吴效闵求助，要求把彭荆风调回军区文化部。
此时，仍在13 军39 师115 团2 营5 连担任文化教员的彭荆风刚刚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他的入党志愿书是支部大会全票通过的。这让刚刚加入中国作协少年得志，鲜花怒马的彭荆风吃了一惊，后来连首长才告诉他，人家认的不是你这个“写家”的身份，而是你在真枪实弹的战斗的表现。严酷的战斗证明，你已经是一位合格的战士了。
返回昆明前，39 师根据彭荆风三年来的优异表现，给他记了三等功。之前，他曾到北京改了四个月的剧本，那次是改《边寨烽火》。等他从驻澜沧的39 师115 团调回军区文化部，冯牧已经再次住进了重庆的医院。只好把刚刚改定的第二个电影剧本《芦笙恋歌》寄给了已调到总政创作室的林予。但林予并不认识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还好，林予打听到冯牧正在北京养病，只得向病中的老首长求助。
冯牧在病榻上给延安时期的老师兼故交写了一张字条，林予拿着字条找到陈荒煤时，陈刚刚躺下打算午休，但一听是云南送来的剧本。从床上撑起身来说：“这样吧，你给我念上几页。最近我眼睛不太好。”
林予就真的站在床前老老实实地念了。
念到第五页，陈荒煤说，行了，不用再念了。这是一个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的剧本，本子不错。给我吧，我让长影来拍。同时致电彭荆风，让其尽快到北京，对《芦笙恋歌》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润色。
陈荒煤一锤定音，剧本就通过了。但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却走了不少弯路。彭荆风回忆，那时候也不太懂得投稿的技巧，1954年，《解放军文艺》已经定了发表他的两部短篇《第六个纪念章》《喜期》。《解放军文艺》面对全军，不可能一年之内无休止地登载同一个作家的作品。《解放军文艺》退稿后，彭荆风又寄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回信称，故事太过离奇，不适合在《人民文学》发表。
那会儿，他们刚到重庆准备参加文艺检阅，《西南文艺》主编请云南军区作家吃饭。吃饭是个借口，当时，云南军区那帮青年作家火得不得了，主编是来跟他们约稿的。饭间，主编问彭荆风有没有小说稿，彭荆风说，有倒是有一篇，是《人民文学》刚刚退回来的。主编说，让我看看。主编在饭桌上翻了几页就说，这个稿子我要了。
第二天上午刚吃完早餐，主编的电话就打到招待所了，告诉彭荆风，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小说，我们下一期就发，发头条！
果然，《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在《西南文艺》发表后，一下子在国内火了，先后被近二十家刊物转载，还被选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
不久，冯牧从朝鲜回来了，他是参加西南军区文艺检阅的云南军区领队，看了《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建议彭荆风将其改为电影剧本。
在冯牧的眼里，云南太美了，美到无以复加，或者说用文字难以形容的地步。那么电影就成了表现云南之美最好的载体！
1953年，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在全国上映后，延安鲁艺时期的朋友就纷纷写信问冯牧，电影里那些风景是真的吗？是不是画出来在室内拍摄的？冯牧告诉他们，你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云南比电影里的云南还要美得多！
在内地许多人眼里，云南就是一块蛮荒之地，是古代充军发配的地方。
为了改变人们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大美云南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冯牧琢磨，既然《山间铃响马帮来》已经开了一个不错的先河，何不一鼓作气多拍几部电影呢？
就拿离昆明最近的石林来说，公刘等人正在收集整理的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如果拍成电影，既有边地民族的身影，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多姿多彩、千奇百怪的石林风光。
撒尼人又自称阿细，属于彝族的一个分支，彝族在云南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冲，就是一位彝族出身的抗日名将。
还有大理，苍山，洱海，三塔寺，以及三塔寺附近神秘的蝴蝶泉。
彝族和白族本身就有自己的作家诗人，彝族作家李乔正在创作的《欢笑的金沙江》就很不错。抗战期间，李乔担任过张冲的秘书，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他的描写解放初期大小凉山的《欢笑的金沙江》，非常值得期待。白族诗人晓雪，19 岁就开始发表诗作了。
而且，让冯牧感到欣慰的是，在公刘、白桦、陆柱国、彭荆风、季康为代表的外省籍军旅作家的带动下，云南本省籍的军旅作家诗人也陆陆续续冒出来了，而且大多是少数民族。像保山边防分区的彝族作家李钧龙、39 师的彝族作家张昆华、14 军42 师的藏族诗人饶阶巴桑，他们既是本省籍军人，同时又是当地少数民族。而且都非常年轻，李钧龙、饶阶巴桑是1935年的，张昆华生于1936年，三人都是1951年同年入伍，都非常年轻。年轻人是什么？年轻人就是明天和希望。
正如冯牧在《窄的路和宽的门》一文中写到的那样，1954年那次率云南军区青年文艺工作者边地行，其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到1959年，短短五年间，原云南军区青年作家创作的作品，光是电影就拍了七八部，白桦继《山间铃响马帮来》之后，1955年根据他的小说《无铃的马帮》改编的电影《神秘的旅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彭荆风的《边寨烽火》还在拍摄之中，他的另一部电影《芦笙恋歌》也在长影开机了。而且，片中由雷振邦作曲的电影插曲《婚誓》，一时间家喻户晓，广为传唱，即便到了60 多年后的今天，在每一个中国式婚礼上几乎都能听到这首优美的歌曲。当年的中国万人迷王心刚主演的电影《勐垅沙》，则是根据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集体创作的话剧《遥远的勐垅沙》改编的。《遥远的勐垅沙》由洛水、张耀群、张弓、王奇集体创作，是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剧目，进京调演后，被慧眼识珠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电影火了，但片中插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似乎比电影还火，一时间红遍了大江南北。因《勐珑沙》部分外景是在西双版纳拍摄的（就在笔者插队的景洪市嘎洒镇），上世纪90年代，西双版纳和德宏两个傣族自治州，为这首歌到底花落谁家，甚至打起了笔墨官司。最后，德宏方面找到曲作者杨非，才证实《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创作于1954年，早于电影《勐垅沙》整整五年，德宏终于抱得“美人归”，并请求杨非将歌词里的“弯弯的河水”改为“瑞丽江水”后，由瑞丽市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定为瑞丽市市歌！
接下来就是由季康、公浦（王公浦）夫妻创作的电影《五朵金花》了。《五朵金花》一开始叫《七朵金花》，比后来上映的电影多了两朵。我在版纳期间见过季康，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老大姐烟抽得十分厉害，后来人家才告诉我，季康是正儿八经的大小姐出身。季康本是《封神版》里的武林高手，一位女同志取了这样一个笔名，本身就不同凡响。季康原名赵继康，浙江嘉兴人，16 岁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果然不同凡响），淮海战役后，辗转到台湾、香港等地，十七八岁就开始了散文小说创作。跟公刘一样，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军，随陈赓4 兵团进军云南，曾任云南军区《国防战士》报记者。季康、公浦夫妻俩创作的电影最多，一共有三部搬上了银幕——《两个巡逻兵》、秦饴主演的《摩雅傣》和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摩雅傣”是傣话，翻译成汉话，就是傣族医生。我们在前面就提到过，傣族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一个少数民族，但即便如此，依然保留了一些陈规陋习，比如将双胞胎、六指或感染了传染病的人视作“琵琶鬼”，轻者赶出村寨，重者纵火焚烧。由此可见，季康的作品已从单纯地描写边防斗争、反映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转而对一些落后现象和陈规陋习的批判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还有陆柱国，他从朝鲜回来后，已经从《解放军文艺》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专职编剧。眼下，与原昆明军区的另一位作家、现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的毛烽合作创作一部名为《最后一个冬天》的电影剧本。毛烽是河南人，陆柱国的老乡，生于1923年，15 岁参加八路军。以陆柱国的天赋、勤奋和高产，他的电影恐怕得以两位数计。
1957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冯牧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人民军队和常常令他梦魂牵萦的云南边地。尽管离开了云南，但他在这块沃土上播下的种子，像云南春天里漫山遍野的马樱花（杜娟），映红了半边天际。1959年，由季康、公浦夫妻担纲编剧的音乐爱情剧《五朵金花》，作为建国十周年十八献礼片的压轴戏，在全国公映。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翌年，在埃及举办的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上，凭借《五朵金花》，王家乙荣获“最佳导演银鹰奖”，年轻的女主角杨丽坤获“最佳女演员银鹰奖”。杨丽坤是思茅地区磨黑人，当时是云南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五朵金花》剧情并不复杂，“一五”期间，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个叫阿鹏的白族青年在大理三月街偶遇一位叫金花的女合作社社长，两人相约第二年在此相会。阿鹏只知道金花的名字，并不知道她是干什么以及是哪儿的人，只好走遍大理的山山水水，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一口气找到五位同名同姓的金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季康大姐够狠的，一开始设计了七朵金花，幸好被导演生生掐掉了两朵，否则，还不得要了阿鹏的命？
《阿诗玛》则是流传于路南（今石林县）彝族支系撒尼人中的一部口述叙事长诗，撒尼人没有文字，千百年来采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是个人名，是一位美丽的撒尼姑娘。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撒尼人格路日明家生了个美丽的女孩，父亲格路日明为其取名阿诗玛。在撒尼语中，阿诗玛是金子的意思。阿诗玛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许多撒尼小伙都钟情于她，她却偏偏爱上了从小青梅竹马的孤儿阿黑。财主热布巴拉的儿子阿支，趁阿黑上山放羊抢走了阿诗玛。阿黑闻讯赶回，与阿支约定通过对歌、伐木、翻地播种等方式进行比赛，谁赢了阿诗玛就属于谁。不出所料，阿黑赢得了所有比赛，恼羞成怒的阿支放出了三只猛虎，勇敢的阿黑射死猛虎救出了阿诗玛。不甘失败的热布巴拉父子，使出最后一招，勾结山神放出滔滔洪水卷了阿诗玛。千钧一发之际，十二崖子的应山歌姑娘救出阿诗玛，让她变成一座石峰，让阿诗玛美丽的身姿永远留在了人间。
1956年，公刘根据云南作家黄铁、杨知勇、刘绮整理的彝族阿细人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同名电影文学剧本《阿诗玛》，剧本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投入巨资，制作成彩色宽银幕电影。彭荆风的《边寨烽火》是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公刘的《阿诗玛》则成为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电影，好事都让云南、或者说云南军旅作军赶上了。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阿诗玛》的拍摄几上几下，直到1964年才制作完成，26年后的1982年才正式公映。
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阵容强大，女主角仍由《五朵金花》中饰演金花的杨丽坤担纲，胡松华、赵履珠（原云南作协主席晓雪爱人）担任主唱。影片一经推出，立刻在全球引起轰动，先后在42 个国家上映，不但斩获了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最佳舞蹈片，片中由胡松华、赵履珠演唱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更是成为国人心中不朽的经典。
国防剧院四号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宗明义地引用了孙子的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年后的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再次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昆明闹市区有一条路叫国防路，昆明军区政治部就在这条路上，同时在这条路上的还有国防剧院、国防文工团、国防战士报。以“国防”命名的街道在全中国大概仅此一例，既凸现了云南在国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上述部门的首要任务。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武器是笔而不是枪。
继西南军区撤销后，不久，西藏军区也从大军区降为二级军区（省军区），苏策重返昆明军区，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军区创作室主任。跟他一同回到昆明军区的还有周良沛和陈希平。
1955年到57年，既是昆明（云南）军区文艺创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的两年，同时也是云集军区文化部的青年军旅作家们日子最潇洒的两年。军区政治部将国防剧院院内一座原滇军将领的别墅腾出来，供青年作家们居住和创作。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只有大军区一级将领才有资格住别墅。这帮二十出头的尉官，居然享受大区级待遇，让人羡慕得要命。
1955年授衔以后，部队实行正规化管理，机关与部队一样建立了严格的请销假制度。古人云，烟出文章酒出诗，这帮青年作家诗人们平日里都喜欢来上两口——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这帮作家诗人中，数彭荆风最有钱，酒量也最好。彭荆风有钱并不是他工资有多高，而是他的稿费多，《芦笙恋歌》一个剧本就拿了3000 元（本来是6000,他与陈希平一人一半）。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可以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了。尤其是在物价相对较低的昆明，一个鸡蛋二分钱，一碗米线六分钱，一盘凉鸡才六毛钱。3000 块可以买5000 盘凉鸡，就算一天一盘，十年都吃不完。
这是大钱，彭荆风还有很多“小钱”。在上饶和南昌做记者期间，彭荆风养成了写影评的习惯，每看一部电影至少要写一个影评，多的可以写到两三个，当时的昆明有很多报馆，彭荆风写完就投给人家。这时，他已经创作了《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两部电影，火得不得了，他写的影评人家都争着登载，而且稿费很高，是一般人的两到三倍。接替苏策担任文艺科长的人叫吴锐，四川人，平日里不苟言笑，大伙都有点怕他。吴锐认为，像彭荆风这种小有成就的作家，写影评是高射炮打蚊子，纯属浪费，不让他写。但彭荆风写了十来年的影评，已经上了瘾，再说，影评就是他的酒钱，一篇几百字的影评可以喝好几顿酒，不让他写，比不让他喝酒还难受。当然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做过多年的报人，不准他写，彭荆风就以化名的方式投稿。吴锐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同时也是位作家，凡事喜欢琢磨，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拿着报纸来找彭荆风，这篇稿子是你写的吧？小子，别想蒙我，你的文字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国防路离顺成街和繁华的金碧路、近日楼、正义路很近，属于昆明的闹市区。抗战期间，昆明成了大后方，天南地北的人们带来了各地的美食，在昆明，你可以找到几乎全中国的各种美食。实行正规化管理后，进出营门必须持有部门领导的批条，这帮年轻的作家诗人被“关”了几天后，就憋不住了，嘴里能谈出鸟来。有人灵机一动，模仿科长吴锐的签字糊弄大门口的哨兵。那时的哨兵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许多人甚至是文盲，哪里分得出签名的真假？
有钱，又有办法对付门口的哨兵，昆明街头的米线凉鸡，以及来自天南地北的各种美食一点没少吃。至于科长吴锐知不知情，谁也没往心里去。多年以后，落实政策的吴锐出任云南图书馆馆长，彭荆风则担任了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时逢京剧大师程研秋赴滇慰问凯旋的官兵，吴锐径直走到坐在前排的彭荆风面前说，小彭，我眼神不好，要坐第一排，你给我找个位子。彭荆风只好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老首长。吴锐坐下后才说，你以为你们当年那些小把戏能蒙过我？我只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那是一段幸福难忘的时光，同时也是昆明军区军旅作家最辉煌的岁月。
徐怀中在一篇追忆冯牧的文章中写道：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答应了下来，并不抱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给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在昆明军区文化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徐怀中就完成了以雪域高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小说描写了世界屋脊特有的风土人情，具有特殊的魅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徐怀中也因此被调到了《解放军报》。
同年，冯牧也调到北京担任《新观察》主编。
在那段辉煌的岁月里，大量昆明军区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纷纷登上国内大刊不说，光是调往总政创作室、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昆明军区作家就有十几位。大凡国内叫座、或在国际上拿大奖的电影，你都不用打听，编剧肯定是昆明军区或原昆明军区的。
在上海一个电影节上还闹过一次笑话，那次电影节，彭荆风、林予、姚冷等人都去了，主办方看到进来一群军人，知道肯定是来自云南边地的，连忙迎了上来。上来就冲穿毛料军服挂校官肩章的领队去了，拉着领队的手一叠声道：幸会幸会，彭老师。把真正的“彭老师”晾在了一边。谁都没想到，一连写了两部电影的彭荆风，居然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中尉。
由于冯牧的未雨绸缪，昆明军区军旅作家群的年龄结构基本上呈梯次配备，除了像彭荆风这样二十年代末出生的，李钧龙、饶阶巴桑、张昆华、那家伦等一批三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也纷纷开始崭露头角。
饶阶巴桑是迪庆德钦县人，也是从基础一步步上来的，参军后，先后干过藏语翻译、侦察员、文化教员，他的诗歌按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反映藏区生活的；二是写部队的；三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代表作有《牧人的幻想》《金沙江边的战士》《步步向太阳》等。诗歌《母亲》被收入中学课外读物，其中的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祖国的胸脯更宽广”，成为广为传诵的佳句。
张昆华认识彭荆风十分偶然，两人同一天到省图书馆，听到有人叫彭荆风，张昆华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彭荆风老师。认识彭荆风没多久，张昆华也调到了昆明军区文化部。张昆华家成分比较高，39 师原定让其转业，因为结识了彭荆风，不但没转业，还调进了军区机关。由此可见，当时的昆明军区对待“写家”们的态度。
张昆华调文化部不久，藏族诗人饶阶巴桑，也调进了军区文化部创作室。
徐怀中调到《解放军报》，只待了短短三年，又重返昆明军区担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不久，毛烽也从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任上，调任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
大概前期在云南生活时间不长的缘故，毛烽的作品，尤其是反映云南边地的作品不多，但毛烽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却一跃成为中国战争题材片永恒的经典，让人高山仰止的巅峰。影片主人公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经典台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远的不说，我们就拿2020年6月15日发生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来说吧，中方前后赶到事发地的官兵只有70 余人，70 余人面对600 多名外军毫无惧色，大获全胜。此次冷兵器冲突，外军死亡20 人，伤者无数，数十人被俘。我军仅有4 名官兵牺牲。当然了，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言：即使中方只有一人牺牲，也是重大损失。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自古英雄出少年，加勒万河谷牺牲的四名官兵中，年仅18岁的陈祥榕是一位标准的00后。他的牺牲，让无数中国老兵扼腕痛惜的同时，倍感欣慰——自有后来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来不缺少英雄！
《英雄儿女》公映后，毛烽先后出任思茅军分区副政委、昆明军区宣传部部长。
几乎在毛烽《英雄儿女》全国公映的同一时期，昆明军区作家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边疆晓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跟彭荆风一样，黄天明也是江西人，1949年入伍，最早是军区文工团创作员，后任军区文化部文艺干事、创作组创作员、文工团副团长。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但早期作品影响不大，不如他的江西老乡公刘、彭荆风、林予、陈希平、姚冷等人。但196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疆晓歌》出版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31 万字的《边疆晓歌》最早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首印50000 万册，这个数字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算少。但出人意料的是，50000册的《边疆晓歌》很快就销售一空，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纷纷再版，仍然“洛阳纸贵”，一再加印，最后的印数高达63 万册！
《边疆晓歌》的内容并不复杂，讲述的是一批昆明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开赴边疆（怒江坝），战天斗地建设国营农场的故事。
1960年, 中国出了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邢燕子。邢燕子是天津人，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副厂长，1960年高中毕业后，邢燕子没有留在天津，而是选择回老家务农，并为改变家乡面貌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此，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青年人学习的板样。
其实，有一位叫陈家楼的上海知青，自愿下乡务农的时间比邢燕子还早了五年。1955年，团中央号召广大青年自愿到边疆开垦荒地。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粮食短缺问题，苏联的共青团员率先到寒冷荒凉的西伯利亚开垦荒地，生产粮食，并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名建立了一座共青城，苏联小说《勇敢》和电影《第一个春天》就取材于这批年轻的建设者和共青城。受此启发和鼓舞，陈家楼率领98名上海知青来到江西九江，在一片滩涂上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合作社（当时还没有人民公社），简称共青社。此举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重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三次到共青社视察，与共青团员们一起开荒种地。这片位于鄱阳湖畔德安县九仙岭下的滩涂，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共青城”。
怒江坝的开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怒江坝属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恶劣，瘴疠盛行，自古就有“要下怒江坝，先把老婆嫁”之说。意思是去了肯定回不来了，非得要去的话，对不起，先把老婆安顿好吧。
黄天明在《边疆晓歌》中，既描写了边地环境的恶劣，同时更多地表现了青年人战天斗地敢于牺牲、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其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和累累硕果。当然啰，还有爱情。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对人的影响和教化是潜移默化的，有些时候甚至超越了强制法的法律。因为它是自愿和自觉的，黄继光就是最好的例子，据《志愿军英雄传》载，黄继光上阵地的头天晚上，刚好在坑道里观看了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当黄继光与片中主人公马托洛索夫面临同样弹尽援绝身负重伤的绝境时，毫不犹豫地像马特洛索夫一样，扑向了敌人的枪眼。
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说，文可兴邦治国。
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到底让多少北京、上海、重庆，包括昆明知青奔赴云南边地，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但应该与《边疆晓歌》的印数差不太多，绝不会低于6 位数。这还只是云南一地，还有新疆、内蒙古、北大荒！
我是1971年在重庆第一次读到《边疆晓歌》的，当时我父亲在重庆大渡口区第十八冶金建筑工程公司“支左”，我们那栋楼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位子女踊跃报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真的是踊跃，你没看错！当时我只有12 岁，要是再大两三岁，没准也“踊跃”了。六年后我到景洪县嘎洒街（当时叫景洪公社）插队，前后左右都是橡胶农场（兵团于1974年撤销，改为橡胶农场），80%的知青都跟我说，他们是看了《边疆晓歌》，才报名来云南的。西双版纳当时的人口不到60 万，其中农场知青就占了10 万！
一部小说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力（或者说诱惑），恐怕全世界也仅此一例！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世上有些事你会觉得非常奇怪，比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仿佛是专门为云南、为昆明军区而作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云南边境线全长4060 公里（刚好八千里），1955年到1985年昆明军区存在的时间正好三十年。兵者，国之大事，边境线和军区都跟军事和军队有关。也许，因为岳飞也是军人？1981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随即开始了全军性的整编（按邓公的说法就是消肿，虚胖子是打不了仗的），撤销基建工程兵和铁道兵两个兵种，内卫部队改隶重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因为整编消肿，1984年，昆明军区文化部并入宣传部，部长毛烽、副部长汪德荣、张少川离休，时年55 岁的彭荆风被任命为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原属于文化部的工作。
1985年6月10日，全世界都在传递热议新华社的一条消息：“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 万。”
这个决定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
邓小平讲话一向简明扼要，极少使用事先准备的讲稿。6月4日那天，裁军这么大的事，只讲了半个小时。宣布裁军100 万的时候，也只是轻轻竖起了一根手指。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做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据此，提出裁减军队员额100 万。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这次裁军，十一个大军区裁减为七个军区，将规模庞大以步兵为主体的野战军压缩为24 个由步兵、炮兵、装甲兵等诸兵种组成的集团军。
昆明军区当时还负有边境作战任务，因此，原定计划是撤成都留昆明。但计划没有变化快，1985年6月初，北京传来消息，原定的撤成都留昆明突然反转，变成了撤昆明留成都。当时，后来担任云南文联、作协副主席，《边疆文学》主编的欧之德老师正在驻勐海县的11 军33 师99 团，主持昆明军区宣传部与《解放军文艺》联合举办的创作笔会。裁昆明留成都的消息被证实后，昆明军区的作家们立刻惶惶如丧家之犬，更要命的是笔会举办地的11 军33 师99 团也在裁减之列。33 师的前身是云南省军区独立师，1979年战后才改番号为11 军33 师，在昆明军区是最年轻的部队，它的撤编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次笔会规模很大，全军包括海空军二炮都来了，大概有50 多人，东家昆明军区约占三分之一。昆明军区一撤，加上笔会举办地的33师也是撤编单位，昆明军区的作家立刻乱了套，原本撤编的成都军区作家，则一个个笑逐颜开。过山车般的突然反转，放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如果你想问我为何知道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也参加了那次笔会，至于是怎么“混”进去的，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我已离开部队，不是军人。同时肯定不是昆明军区推荐的，否则，彭荆风老师也不会在全区范围内，找了我五六年了。
消息被证实后，许多人扼腕痛惜，昆明军区的前身是闻名全军的2 野4 兵团。解放战争后期，全军虽然有20 多个兵团，但被当作战略集团使用的只有4 兵团的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 纵队，即当年呈品字形逐鹿中原的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大军。所幸的是，4 兵团的三个军13 军、14 军、15 军都被保留下来了，这在全军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撤销昆明军区，对50年代初到六十年中期曾经享誉全军，乃至全国的云南（昆明）军区军旅文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庙都没有了，哪里去找和尚？
何况，身在北京，但一直关注着昆明军区和云南文学事业的冯牧，早就对六十年中至七十年代末，昆明军区和云南的文学创作忧心忡忡了。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冯牧甚至多次提到，如果可能的话，他想重返昆明军区，率领其麾下的军旅作家再铸辉煌。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先后调离昆明军区的陆柱国、公刘、白桦、徐怀中等2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笔耕不辍，创作了不少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作品——如陆柱国的《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闪闪的红星》《西南凯歌》；公刘的《望夫石》《阿诗玛》《黎明的城》《在北方》；白桦《热巴人的歌》《像他那样生活》《今夜星光灿烂》等等。仍留在昆明军区的彭荆风、毛烽、黄天明等人创作了同样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的《芦笙恋歌》《英雄儿女》《边疆晓歌》，但军区大量人才调往北京，毕竟元气大伤。加之在那个特殊年代，许多人失去了创作的权力，甚至人身自由。冯牧内心非常焦虑，因为他太爱云南，太爱他曾经为之冲锋陷阵的那支人民军队了。他就不信云南出不了好作品、好作家，曾经辉煌一时，光彩照人的云南（昆明）军区作家群就此烟消云散，风光不再。常常默诵着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幻想着有一天重返云南、重回昆明军区，重整旗鼓，再造辉煌！
王端阳是原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的创作员，天津人。1974年冯牧应邀到昆明军区“散心”时，多次陪同冯牧下部队，冯牧也十分关心王端阳的创作和工作，1975年至1978年，短短三年间，冯牧一共写了十三封信给王端阳。
王端阳与1976年从11 军32 师95 团调入军区文化部的欧之德属同一代人，是继李钧龙、饶阶巴桑、张昆华等30年代出生的作家之后，刚冒出不久的40 后。当时正在创作话剧《挺进大别山》，但因形势骤变，创作被迫停止了。冯牧多次在来信中谈到云南和创作中的《挺进大别山》，2018年，王端阳将这些信件整理编辑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在前言中，王端阳写道：“他怀念着云南，云南的朋友也经常来看他，对云南‘不出作品’耿耿于怀……他还从始至终关心着我们《挺进大别山》的创作。”
在1975年2月26日给王端阳的信中，冯牧写道：“……若有可能，我实在是想回云南部队去工作，只要是能使我有经常下去的机会，干什么都行。昨天，14 军的同志来看我，我还谈起此事。”
在同年10月的信中，冯牧是这样谈到云南的：“天已转凉，冬天将至，使我又怀念起云南的天气……而从云南这块土地，我总觉得，从创作源泉来看，是潜力极大的，十分丰富多彩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说，也可以说还是一块没有开发过的处女地。”
在第十三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中冯牧写道：“我大约是对云南偏爱，总不相信云南长期会不出人才，不出作品，我总觉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只在于没人抓。现在胡副政委（老红军胡荣贵，笔者注）恢复工作，这是很好的条件。可惜我年纪大了，又被文化部工作拖住，否则，我实在是很想回到云南部队去工作的。我就不信，创作上不去……”
即便身处逆境，冯牧仍时时刻刻惦记着云南、惦记着昆明军区和云南的文学事业。拳拳之心，昭然可见。
我在前文中就提到了王双贵，这个在1954年西南军区文艺检阅中的三等奖得主。并在他家里亲眼看到了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的获奖证书。王双贵从箱子底下翻出那张发黄的证书，倒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出于极度的愤怒。王双贵是我母亲二姐的前夫（1960年离婚），小我14 天的表弟的父亲，河南人，1948年底入伍，先后在39 师、思茅军分区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1958年转业到西双版纳大勐龙橡胶农场。1987年，云南事业单位开始评定职称，我因在《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当时称《疆边文艺》）、《国防文艺》发表了五六部中短篇小说（数量大概是曲靖地区最多），被破格评定为编辑（中职）。王双贵是我的长辈，比我大了差不多三十岁，却连中职都没评上，他是完全有理由和资格愤怒的。
话又说回来，昆明军区虽然撤编了，但留在部队或转业地方的军旅作家们在冯牧和彭荆风的鼓励、关心和支持下，依然笔耕不止，有的屡获大奖，有的成了将军，有的成了云南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如彭荆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藏族诗人饶阶巴桑（骏马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三获儿童文学奖）、杨苏（原边纵7 支队团长兼政委，骏马奖）王云龙（骏马奖）、郑明、李钧龙、张昆华、欧之德、何国才（少将）、吴传玖（少将）、李鑫（少将）、罗汉（骏马奖）、徐军、尹瑞伟、李巍、丁光洪、李大镇、段平（骏马奖）、杨佳富、韩可风等等。
尤其让人泪目的是，军区撤销之前，14 军42 师126 团牺牲在扣林的一位广西籍壮族战士韦建勇。
韦建勇是中央军委命名的扣林山九勇士之一，牺牲后，战友们在他的遗体上意外找到一部被鲜血染红的短篇小说和五首诗歌。在他的遗书中提到，牺牲后，希望自己的小说诗歌能在军区主办的《国防文艺》（其前身即涌现出白桦、公刘、彭荆风等赫赫有名的作家诗人的云南军区《文艺生活》和《部队文艺读物》）上发表。欧之德立刻撤下一篇稿子，用最快的速度在《国防文艺》上发表了烈士的小说，另外五首诗歌，则收入了由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题写书名的诗集《镌刻在焦土上的诗行》。随即，文艺科长黎正纲和欧之德，将韦建勇的事迹上报昆明军区政治部，军区很快就颁布命令，授予韦建勇“能文能武的好战士”荣誉称号。
云山苍苍江水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2018年7月24日，著名军旅作家、原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彭荆风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去世，享年89 岁。《云山苍苍江水长》是笔者为痛悼彭荆风老师而作的一篇悼念文章，发表于2018年8月的《解放军报》，获《解放军报》第七届“长征”文艺奖。笔者以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同样适用于开创云南军区、云南乃至中国文坛一代风气之先的冯牧先生。
年初，《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潘灵先生约我撰写这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100周年诞辰而作的《文学铁军》时，我曾告诉他，我可能是云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极少数见过冯牧先生的人。潘灵马上说，他也见过。这我相信，他在《大家》当编辑期间，估计全中国的文坛大家他都见过。
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冯牧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许多熟悉五六十年代云南文坛的人都认为，云南应该为冯牧先生树一座纪念碑，他用文学向外界推介云南所做的巨大贡献，哪怕用纯金替他浇铸一座丰碑也不为过。
从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阿诗玛》，到人们耳熟能详、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马儿呀，你慢些走》（作者李鉴尧为“边纵”出身）、《阿佤人民唱新歌》。让外界知晓云南、亲近云南，进而爱上了云南。尽管上述作品没有一部出自冯牧先生之手，但这些作者无一不受及冯牧先生的惠泽。与今天那些动辄在弟子作品上署名的所谓大师相比，愈发彰显了冯牧先生人格之高尚。
1957年，冯牧先生因身体原因依依不舍地离开云南，在北京先后就任《新观察》副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家》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但不论职务高低，在什么地方，都不改初心，仍然将发现、培养、扶持文学新人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不二之选。从五十年代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心武的《班主任》、谌容的《人到中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青平湾》、邓刚《迷人的海》、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无不加以悉心呵护、培养和满腔热忱的支持。
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从延安到云南，再从云南到北京，毫不夸张地说，冯牧先生就是中国文坛的伯乐。冯牧任《文艺报》主编期间，大力鼓励和主张编辑记者撰写文学评论。仿佛一夜之间，《文艺报》就冒出了阎钢、刘锡诚、吴泰昌、雷达、高洪波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评论家。1985年冯牧担任《中国作家》主编后，先后发表了冯骥才的《感谢生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的优秀作品。1994年夏，受中国作协委托，冯牧以抱病之身担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主编，以当年发现、培育云南军旅作家的认真与严谨，对待首批入选的15 部作品和作者。这批作家中，后来不乏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主。可惜天妒英才，半年后的1995年1月，劳累过度的冯牧先生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同年9月5日，先生因罹患白血病不幸去世，年仅76 岁。
2001年2月，为纪念这位在中国文坛赫赫有名的伯乐，铭记长达半个多世纪，为中国文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才俊的幕后英雄，冯牧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学生筹措资金，设立了冯牧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共设三大奖项：青年批评家奖、文学新人奖，以及冯牧先生心心念念的军旅作家奖。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奖项分别代表了冯牧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和理想。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已颁发的历届冯牧文学奖作家作品中，囊括了包括世界顶级文学奖——诺贝尔奖在内的国内外文学大奖。
除了军旅文学，冯牧先生一生念念不忘的还有云南。
在他的遗作《我的三个故乡》一文中，虽然冯牧先生将北京、延安、云南并列为他的三个故乡，但他一生中往来最多的还是云南。彭荆风老师的女儿彭鸽子在纪念冯牧先生的文章《一个常常使他魂萦梦绕的地方》中，详细记录了冯牧先生自1950年到1994年十四次前往云南的轨迹，分别是1950年随陈赓4 兵团进云南；1961年调北京六年后首次回云南；1962年重返云南边地；特殊年代的1974年，受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起云、副司令员吴效闵之邀，回云南“散心”，这一次待的时间最长，将近一年；五年后的1979年春，南疆自卫反击战爆发，冯牧得知他的老部队已调防四川的13 军，千里迢迢赴滇参战，立刻向昆明军区政治部提出采访要求，昆明军区非常欢迎这位当年军区的老文化部长。到昆当天，冯牧先生就搭乘军用直升机飞赴红河前线。在红河，冯牧见到了他当年采写过的13 军三位全国战斗英雄——37 师师长王引生、副师长卫小堂、38 师长郭春声。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战地记行《我的战友，我的亲人》。1980年，已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冯牧再次赴滇主持在昆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会议；1987年7月，冯牧先生开始了他的云南边地第十一次旅行；1991年，应红塔集团邀请，冯牧先生率汪曾祺、李瑛、高洪波等一批作家诗人到玉溪参加“红塔笔会”。我应该是这一年在思茅王双贵家见到冯牧先生的，因为正是这次偶遇，彭荆风老师才终于打听到了我的下落，并在第二年替拙作《最后的官子——滇南战役纪实》写下了近一万字的评论文章——《动人的战争长卷》。1993年，冯牧先生再次应邀到云南采访正在建设中的漫湾电站，是为第十三次；最后一次是1994年9月，冯牧先生代表中国作协率领一批东北作家到滇西北体验生活，一年后的1995年9月，一代宗师，冯牧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冯牧走了、苏策走了，2018年7月，彭荆风老师也走了。在此，请允许我将《云山苍苍江水长》这篇纪念文章抄录如下，是为后记，以此纪念以冯牧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文学的开拓者和先驱们。
代后记：云山苍苍江水长
认识彭荆风老师，是从他的电影《芦笙恋歌》《边寨风火》，以及收入中学课本的小说《驿路梨花》开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一度风靡全国。在时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冯牧老师的悉心培养下，涌现出彭荆风、白桦、张昆华、李钧龙等一大批享誉全国的军旅作家。那以后，冯部长虽然奉调进京，但老一辈作家对文学新人的传帮带，却在云南作家，尤其是军旅作家中，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我与彭荆风老师的结识非常偶然。1985年，《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我的小说处女作《二年兵刘四娃》。这是一部反映边境作战的作品，本人因参加过那场战争，小说显得十分真实。时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的彭老师读到后，误以为是部队官兵所作，在全军区范围内寻找这篇小说的作者。这一找就是整整四年，直到1990年我在《思茅文艺》编辑王双贵老师家，偶遇冯牧和欧之德老师，彭老师才从欧老师口中得知了我的准确“下落”。当即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至今历历在目：段平同志，我关注你的作品已经好多年了，如果到昆，请务必到我家中一趟。并在信中留下了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震惊，以彭老师的名望和在文学界的影响，居然在百忙之中，注意到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晚辈，而且一找就是整整四年，放谁身上也会大吃一惊。要知道，当时的彭老师不但远在五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著作等身，且长期担任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工作和创作任务十分繁重，两区合并后的成都军区创作室又人才济济，但彭老师仍旧时时关注着像我这样刚刚起步的文学新人，许多人今天听起来恐怕都难以置信。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很快，我寻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位于昆明西坝原昆明军区政治部第一干休所的彭老师的住所，从此开始了长达近三十年的交往。
彭老师生于1929年，比我年长整整三十岁，我们的交往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而彭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与谆谆教诲，至今依然令人难以释怀——
1992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所撰写、反映解放云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官子》，彭老师读后认为真实感人，很快就写下了近万字的长篇评论《动人的战争长卷》。1993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防军》在《昆仑》发表，彭老师打电话让我尽快到他家里一趟，原以为像《官子》一样会得到他的褒奖，到了他家，等待我的却是一次耐心细致、入情入理的批评。《国防军》写的是家父长期服役的13军39 师，恰好彭老师当年也是从这支部队出去的，他对50年代初解放大军进驻云南边疆的情况，了然于心，对拙作中脱离实际的许多人物故事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自此我才明白，彭老师对我创作上的长期关注，非常用心，并非随口一说。
那一段，也是我与彭老师交往最为密切的一段时间，他曾两次到我工作的曲靖，我每次到昆必到彭老师家拜访。彭老师从不因我是晚辈而有所怠慢，相反，总是放下手头的创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彭老师虽然是大家和前辈，但因为我们都长期专注于军事题材，笔下又大都是发生在云南边地的故事。因此，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谈我们各自的创作，同时也关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这样的长谈，使我获益匪浅，从某种意义上，也让我这个文学晚辈，少走了许许多多的弯路。由于家庭出身和自身的经历，长期以来，我主要以军事题材创作为主，彭老师是军事文学的专家；同时我又是少数民族，彭老师是《民族文学》的编委，我在《解放军文艺》《昆仑》和《民族文学》发表的每一篇作品，彭老师都会仔细阅读，并在第一时间与我联系。1997年，我的中篇小说《林木乡长》在《昆仑》发表后，彭老师打电话告诉我，小说不错，他读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感受崇高》的评论交给了《文艺报》。几乎在《文艺报》刊出彭老师论评的同时，《中篇小说选刊》也选载了《林木乡长》。
此后多年，因工作几经变动，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离开了文联，作品也发的少了，与彭老师的交往也不如从前那么频繁了。直到去年12月，在云南作协年会上再次与彭老师不期相遇。应该是在西盟吧——西盟隶属于今天的普洱市，从前叫思茅地区。思茅是我的故乡，同时也是彭老师进军云南时，所在部队13军39师的防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彭老师许多炔炽人口的作品，就是在思茅服役期间或以思茅及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为原型创作的。那天，在西盟佤山的一个景区，彭老师因为年迈，我则因为战伤在身，我们都没上山。看到彭老师坐在一个小亭子里，我匆匆过去叫了一声彭老师，彭老师突然伸出右臂搂住了我。我当时一惊，心中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一方面因为与前些年相比，彭老师似乎苍老虚弱了许多；另一方面，我们交往近三十年，彭老师从未有过如此亲密的举动。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是一个轻易掉泪的人，当年，包括指导员、副连长在内，我们连队牺牲了19 位战友，我都没掉过眼泪。彭老师的眼圈也红了。记得，鸽子（彭老师女儿）当时在一旁感叹，你们两个啊。彭老师马上说，是啊，我跟段平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
即便身体大不如前，彭荆风老师依然关心着一代又一代文学新人的成长，也是在西盟，彭老师跟我提到了一位叫宁红瑛的曲靖籍女作者，称其散文写得不错。我把彭老师的话转告宁红瑛后，小宁非常激动，说有机会一定要登门拜访彭老师当面致谢。当时我还说，今年是彭老师的九十大寿（虚岁），到时候我带你们一起去给彭老师祝寿。可惜，距九十寿辰仅仅还剩几个月——2018年7月24日,彭老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身教胜于言传，冯牧部长、彭荆风老师对文学新人的关心关注和扶持，无形中也深深影响到了我们这一代。而每当文学新人对我们表达谢意时，我们都会说，当初，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不遗余力的帮助和关心我们的，希望你们把这种传统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2021年3月23日一稿于曲靖
2021年3月26日二稿于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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