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反映我军军事训练改革，一直是军队文艺创作的一个热点，有很多的作品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表现，至今仍然是人们竭力关注和思考，并为之奋力开掘和拓展的课题。江永红、钱钢以此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蓝军司令》，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发表的，在这一题材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一篇力作，并为此在1983年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发表这篇作品的时候，无论是江永红，还是钱钢，都还是三十岁上下的很年轻的军人。他们曾一同被派往对越自卫作战前线，对真正的战事进行近距离的采访与报道，在大脑里对战争留下了极为真切的影像。后来他们想必是工作出色，被调入《解放军报》社工作。他们原本就来自于基层，对部队的一切都比较了解；成为专职的军事记者之后，更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而且必须经常在各个部队转悠，不仅比较接部队生活的地气，视野和境界也更加开阔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其风气深深地影响、熏染和造就了他们，使之成为有才华、爱思考、敢追求的部队记者和作家，是部队新闻界或文学界的精英人物。他们所获得的生活积累，他们所具有的开阔眼界，他们所饱含的写作热情，都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从军之路上，甘于做一名安分的平庸者，他们要让思想的光芒从他们的笔底放射出来。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了属于那一时代年轻写作者应有的蓬勃朝气和鲜明特质。

　　他们发现和写出了“蓝军司令”王聚生这样的人物，说明部队存在着的值得正视与深思的现状，引起了他们深深的忧虑。这个在他们心中可能久已孕育且呼之欲出的形象，与真实的人物在骤然间不谋而合了；或者是真实的人物與事迹，触发了他们深入的思索和创造的冲动；抑或是他们与主人公王聚生在某些关键点是如此的相通，使他们因之而兴奋不已，并对这个人物进行了概括、提炼和升华，使之在那些时代成为云稀月微的天际一颗耀眼的明星。能够在1981年推出这篇报告文学作品，可以说反映了江永红和钱钢是有着巨大责任感的，也是有着敏锐的眼光和勇敢的胆识的，从而能够领风气之先，并得到如潮的好评似乎不足为奇。

　　我们这支军队拥有光荣的历史和辉煌的战绩，胜利是写在旗帜上的，有无数值得大书特书的战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历史并不能代表现在，更不能证明将来。虽然也经历了一些战争，但往往是局部的。就全军而言，在较长时间里是处于和平状态的，惰性、僵化甚至退化，自然就如霉菌似的生长，大部人当的就是“和平兵”。尤其是“文革”十年的动乱，更是给人们的思想和部队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使这支曾经骁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充满了种种的积习和忧患，体现出军事训练上，形成了“红军”必胜、“蓝军”必败这样一种必然的难以改变的演习模式和思维定式。

　　作者是以这样忧心忡忡的笔墨来描写部队所进行的军事演习的：

　　脸皮嫩嫩的，唇上还没长出胡子的年轻战士，学电影上“我军”的样子，在山头上一个个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尽情地显示胜利者的威风。他们踩倒了王聚生不愿倒下的蓝旗，用刺刀捅穿了堑壕边的靶子，扯开衣领，抛着帽子，拥抱，蹦跳，“啊——啊——”地叫唤。山下还不时有掉队的跟上来：呼哧呼哧拉着“风箱”，咕咚咚灌着凉水。这些大孩子，像少先队员在队日里参加登山比赛一样，精疲力竭而又玩性十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了。笑声！笑声！四面八方的笑声，像炸雷撞击着耳鼓，王聚生感到了一种不能容忍的侮辱。“胜利？谁是真的胜利者？”“红军”是怎么上来的？是踩着“蓝军”的地雷上来的，是从“蓝军”的炮口枪口下上来的，毫无敌情观念的战术动作，如同放羊一般的战术指挥，笨拙低劣，简直是送死，然而却没有一个“死”去，都是刀枪不入的好汉。他们就是这样轻易地打败了“蓝军”，攻占了高地，还在痛快地笑，笑！

　　作品描绘的这种军事演习的场面，是形象的，真实的，军事演习成了演戏，成了玩儿闹和过家家，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倘若陷在这种陈旧的、惯性的思维模式当中，不真正从实战的角度去磨炼部队，想当然地认为靠战斗意志，靠老套路去制敌，“红军”必胜的逻辑只能是对自己的欺骗。而且，随着时光的转瞬即逝，国际局势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超级大国发疯式地加速军备竞赛，使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的时候”，各种潜在的对手也都在提升和改变着自己，危机正埋伏在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的地方。一支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盲目乐观、踌躇满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军队，在未来战争中就可能是一支不堪一击、大败亏输的部队，过去曾经创造的光荣也将可能灰飞烟灭。

　　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在两位作者采访和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一些部队已经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洗礼，真正实战的残酷血腥的现实，却并没有引起人们对于真正实战要求的正视和思索，似乎也并没有把敌人当作真正的对手来对待和研究。从那场战争的形态来看，它还是一场传统样式的战争，是实力的对撞与硬拼，也几乎是师出同门的两者的较量，似乎谈不上什么战争艺术，更谈不上有任何现代战争的观念和色彩。我军在战斗中也反映出匆促上阵的种种弊端，尽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本身也理当引起人们警醒的，然而这次局部的战争对人们思想和意识的冲击，远没有后来的海湾战争那么大，因而在老一套的军事演习的套路中，一仍其旧、自得其乐地满足于重复这种早已千疮百孔、毫无新意的老把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严重的时代错位。

　　作品中主人公王聚生，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他只不过是在旧的军事演习套路和秩序上增加了一些扰动的不和谐音，竭力按照实战的要求来排兵而阵，进行像样的演习和对抗。于是他被慧眼识珠的军长任命为“蓝军司令”，意在“豢养一只‘凶恶的‘豺狼，磨炼他手下千百‘猎手”，实际上就是要他充当磨刀石的作用，让“红军”的胜利来得不那么容易，不是像放羊一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不负厚望的王聚生，“在演习场上不讲情面，不管别人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以‘蓝军的本分‘我行我素，在平常，他的职务根本不允许他在上级面前评头论足，但是‘蓝军司令这个反面教员的角色却给他一张特别通行证，平时不敢说的能说，平时不敢做的敢做，他可以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无拘无束地挑刺，揭短。王聚生这样对待‘红军，就是要严肃地提醒他们不要以为满足于过去我军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包胜百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演习过程中，“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被动，仅以反空降演习为例，实力强大的“红军”虽然险中取胜，但在总结中不得不承认，“对敌军研究不够，合成观念不够。判断敌情慢，决心下得慢，组织战斗慢”。有了这样的认识，军事演习的面貌自然就有了明显的改观，这就是王聚生想要达到的目的。

　　从本质上讲，王聚生是一个有着真正军人意识和素质的人物，他是为军队和战争而生的，这样的人物在他处的那个时代不是孤立的存在，甚至可说是屡见不鲜。他的与众不同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也正是部队所迫切需要的，要他成为“红军”狡猾难缠的对手，像锐利的尖刀一样，把部队中普遍存在的盲目麻木的感觉与意识扎痛扎醒。他率领“蓝军”给“红军”不断地出各种难题，让“红军”当然的胜利成为不可能，时时让“红军”处于难堪和疲于应付的境地，从而使这支部队真正保持临战的姿态，在观念上、意志上、战法上，依旧成为一支能征惯战、胜券在握的部队，而不是到關键时刻的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好在此时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给作家的思考与写作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就是要撕破和揭穿现实，将这支部队自我满足的现状给揭露出来，让人们在看清事实之后，冒出一身冷汗，不得不承认这个不应回避的现实。作品描绘和塑造的是一个觉醒者的形象，他无情地刺穿人们的固有观念和情绪，使这支部队重新回到召之即来、战之能胜的状态，显示出刀刃的锋利和战斗力的强大，保持和续写昔日的荣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支部队究竟能不能打胜仗，是要到战时才能够看出来的，须经历过无数次实战的磨炼、检验和洗礼，才能证明它的威武与善战。演习即使搞得再像模像样、漂漂亮亮，都不能表明部队就一定能够打胜仗。但和平环境下的部队，胸有真正的敌情意识，持有未来的战争观念，在日常军事训练中真正实战来要求，则是绝对必要的。一支在和平环境之下无仗可打的军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它处在一个永恒的困境之中，但又必须走出这个困境，让自己保持鲜活、昂扬、野性，像一个四爪着地、虎视眈眈、目露凶光的猛兽，随时准备奋起一跃，能够置敢于冒险的一切来犯之敌于死地。

　　这篇报告文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的文学性，即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以及人物内心与情感世界的揭示；再就是其所具有的思想性，两者如同划破长空的亮光，一起洞穿了时代的迷雾。《蓝军司令》也许可视为此类题材在新时期的滥觞之作，对后来的军事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长久的。不仅在文学方面，在戏剧、电影、电视剧等样式上，更是在不断地深化探索和表现军事演习改革的问题，想方设法企图突破演习模式这个魔障。一个暂时无仗可打的军队，必须不断地在自寻烦恼，文艺也因之在自寻烦恼，负责任地、痛苦地前行，这或许是军事题材文艺的一个宿命。随之发展的，是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对军事和国防问题的关注的持续和认识的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