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平

　　

　　一

　　歌德说过，一个作家活着看到自己受人尊崇，成为不朽者，是非常难得的幸运事。学者的命运大体上比作家要好一些，但是一位人文学者从籍籍无名、坐冷板凳到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宗师，路途依然漫长而艰辛。季羡林先生算得上罕见的例外。

　　季先生一生得益于法西斯统治下的十年寒窗苦读，修成一门冷僻的学问，毕生受用。“国家不幸诗人幸”，曾做过诗人梦的季先生1936年西行求学以后，居然像诗人一样受到了命运的“恩遇”。入哥廷根大学，先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留德十年，八年身处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大后方，二战后期，饱受饥饿之苦和炮火之危。这一番绝无仅有的经历，也是上苍的额外垂青，“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祸福往往互相依存、转换。因缘际会，季先生居然在西方世界进修成一门东方文化的绝学功夫。

　　回国后，季先生因陈寅恪教授之荐受聘北京大学，开创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系主任，当了半年副教授即升为教授。诸多学者终生追求的世俗目标，回国半年、35岁的季羡林已经达到。更有甚者，1956年，季先生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同年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如果不是身怀无人敢与争锋的绝学功夫，季先生不可能刚届中年即膺此荣耀。

　　季先生通晓英文、法文、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融会中外典籍，善于在东西方文化的纷纭现象中发现交汇点，他晚年发力写作完成的40万字的《糖史》，即是有关世界文化交流的扛鼎之作。在北大上学期间，我多次遇见年近八旬的季老在文科阅览室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孜孜兀兀，足为后生垂范。1990年秋，我有幸聆听了季先生的一个小型讲座，主题是中印文学理论中辩证言意关系的神韵思想，他提出了自己的直觉感受和大体认识，点到即止引而不发，没有做细致严密的论证，也未推导进一步的结论，却给听讲者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间。后生小子我不自量力，试图就此课题有所引申发挥，乃以“中国诗学中的神韵论”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第二年以此博得了硕士学位。

　　二

　　普通读者恐怕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了解季先生的本行专业——古印度学。多数人都是通过他的散文了解这位当世大学者的。

　　季先生一生文学创作时间跨度之大，作品数量之丰，在现当代中国，罕见其俦。但纵观季先生的文学活动，可以说，他终身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业余作者；而在散文这一门类，他又是目光如炬的鉴赏者，痴心不改的实践者。

　　从中学生时期到后来中国学术界泰山北斗的尊荣地位，散文创作一直是季先生的深切爱好。只要生活着、思考着，他就写作着。依照作品的写作时间依次读下去，读者可以完整地了解他的人生行踪和思想轨迹。

　　他最初的创作开始于中学生时期，但文学情愫的培养主要得益于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期间。当时季先生有几个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主要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自命“清华四剑客”。 “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怀西谛》）后来，另三位剑客皆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分别以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名扬天下，直至新中国建立。而以文学创作坚持不懈、著作等身而言，实则季先生一人而已。昔者往矣，诗剑飘零，四剑客皆已重归道山，唯有著作长留人间。

　　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观剧》《黄昏》《寂寞》《回忆》《年》《兔子》《红》诸篇，从标题即可以看出文学青年刻意为文的深重痕迹：创作激情难抑，但没有足够丰厚的人生阅历，情感找不到落脚点，只是定下题目对某一情景抒发感慨。这样的主题散文季先生晚年也偶尔命笔，但是风格与早年的习作迥然不同，平易自然意境幽远，允称佳作，如《八十抒怀》《九十抒怀》《听雨》等。

　　从“欧游散记”系列散文起始，他的散文有了更加切实的人生内容。《WALA》写青年人萍水相逢的爱情，含蓄深挚又包含淡淡的忧伤。季先生的文字风格在诗意的抒情写作中难以焕发光彩，更适合切近实际生活的记叙之作——这一特点在他晚年的游记文、忆旧文中得到充分呈现。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台游随笔”系列等，沉郁顿挫，不抒情、不感伤而诚挚动人，风神潇洒枝叶苍劲。

　　在人生最重要转折的两个时期——留德十年后期和“文革”十年里，季先生身处非同寻常的艰难生存之境，难以保持文学创作的闲情逸致，也没有适合发表文章的报刊，散文创作暂时中断。更何况形诸笔墨！但是如寒梅斗雪、蚌病成珠，苦难终得补偿，年届八旬以后，季先生为这兩段非常时期撰写了两本辉煌的散文著作，《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他的以文纪年的两处留白，因此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填充。

　　留德之前，作为诗情洋溢的文学青年，季先生的文章不免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回国之初，季先生忙于学术研究和系务工作，作文偏少，像《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在当时也算是个异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季先生满怀热情地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作文章基调大多为单纯的乐观主义，有的失之平白浅近。

　　“庾信文章老更成”。新时期开始，季先生的学术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散文写作的质与量也随之进入了持久的高峰期，赓续二十余年。这一时期的文章，伤逝忆旧的篇什将及一半。这是最具季羡林特色的珍贵篇什。

　　季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于德国，35岁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新中国初期的一级教授、学部委员，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获得多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身兼无以数计的荣誉性或顾问式的社会、学术职务，平生交游之旧雨新知，多为文化界大师奇才，星汉灿烂、胜流如云。1946年之后，他就处于中国学术的最高层，赓续六十余年。除了牛棚岁月，他的一生大体是平安的，在一系列纪念怀旧文章中，季先生的感恩心情跃然纸上，尤其庆幸遇到了陈寅恪、汤用彤等前辈学者的赏识。朋辈中，还有在新中国身居高位、号称中共“党内一支笔”的清华校友胡乔木。经历曲折和辉煌，生命横跨一个世纪，亲历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目送前辈、同辈乃至后辈绝尘而去，心中伤悲发而为文，在季老是情之所至的表达。

　　岁登耄耋的季老追述往昔，参透了人情、世态和物理，最能令读者动容，笔者对此也十分偏爱。这些前朝旧事，对于年轻一辈的读者，是弥足珍贵的见闻。

　　三

　　季羡林先生的散文风格平实、诚挚，是不曲不隐的本色写作。读其文，可见其人。

　　季先生的文字平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没有骈四俪六，甚至不表露深爱和沉痛。他晚年与猫为伴，视同儿孙，其中一只最心爱的、浑身雪白的波斯猫咪咪走失了，他心中的难受和思念是可想而知的，但落在笔下也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它从我的生命中消逝了，永远永远地消逝了。我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個亲人。至今回想起来，我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清末黄遵宪倡导“我以我手写吾口”，季先生则是“我以我手写吾心”。文字平淡如水，而其中对生活的感悟却醇厚如酒，质胜于文，不舍本逐末以辞害义。文字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得鱼可忘筌，见月当忽指。

　　他的文章缺少棒喝顿悟的机锋，也没有惊世骇俗的警句，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不如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那样珠玉杂陈琳琅满目，也不像何其芳《画梦录》那样错彩缕金雕绘满眼。是本色写作，不以机智和才气取胜。

　　季先生是不世出的大学者，古印度学专家，但不是天赋使命的文化天才；人才之中，他也不算迥出同侪。较之同学朋辈，他的叙事之才不如吴组缃，诗艺之才不如林庚，论辩之才不如李长之。同行之中，涉猎广博、思维深湛不如金克木。但是做好学问的首要条件，不是才气，而是诚实和勤勉。

　　季先生不强作才子姿态，口吐莲花满纸锦绣，他并不想借文章匡时济世。他的生活平静如水，纯净如水，所以他的文章也平白如水。然而平白朴素之中，有对造化的感恩，对弱小的怜悯，对悲苦的达观，博爱慈悲一往情深。弘一法师晚年书法，不计工拙，曾有遗偈：“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临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字体与字义形神相融、浑然一体。季先生晚年文章，境界与此仿佛。

　　生活中，季先生是坦诚而讲礼节的老者，坦诚是他的禀性，礼节是他的教养。我们后生晚辈登门拜访，多热多冷的天气，他都要礼送出门，脱帽躬身目送归客。也许他的礼节使得他不能够充分坦诚，不得不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做一些场面上的事，写一些应酬文章。他温和的个性，映照在文章里，有时难免显得绵软，不够有力度。

　　季先生的性格含蓄内敛，温文尔雅，难得见他生气或者激愤的表情。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不示强而自强。当然也有例外，在原则问题上，他也会显示出书生式的激昂和倔强。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新生入学需要参加长达一年的军训，有关部门把这一特例当作惩罚措施。在一次座谈会上，季先生厉声责问主管教育的官员，究竟是何动机。翌年，年度军训乃告终结。

　　某年秋天，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采风团到达了著名的江北水城——山东省聊城市，主人悉数搬出了他们的人文家底，景阳冈、光岳楼，还参观了傅斯年纪念馆和临清市内的季羡林资料馆。对诸多的同行者，只意味着匆匆到此一游，但我身处两馆却是怀着异样的心情。这两位让地方官员和百姓引以为豪的社会贤达，恰是我敬仰的两位北大老校长。他们的个性有天壤之别，但秉公持正、不曲不阿却是共通的。傅斯年急公好义、疾恶如仇，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人称“傅大炮”，书生意气，“匹夫不可以夺志”。傅斯年纪念馆影壁上，赫然印着毛泽东手迹，1946年在延安窑洞题赠孟真先生的唐诗一首：“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时初见，如参佛偈；今日思之，意味深长。

　　四

　　1982年秋天，在“还乡十记”之一《聊城师范学院》一文中，季先生写道：“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当然也想到祖国的前途，想到人类的未来，也想到21世纪，但是对我来说，21世纪实在是渺茫得很，我不大有可能活到21世纪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预言。

　　季先生在文化界的尊荣地位，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登临绝顶。晚年的季先生已经成为一面旗帜，甚至一个符号，面对隆誉他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无意而领受的赞誉、尊崇超越了事实和常识。老人家坚持操守，多爱少憎，偶尔变通立场，他对自己被当作某些场合的点缀、道具心知肚明，不善于或者不忍心拒绝。比起我在学生时代见识过的大学者如王力、钱钟书，季先生是最不愿意拂逆他人盛意的，既不能严词峻拒，亦不善巧言婉谢。一个孤独内向、喜欢宁静的学者，身不由己成了社会活动家。这位忠厚老者，于皆大欢喜之中深怀孤独。

　　沧桑阅尽，冷对浮名，季先生头上已经不需要增添任何学术光环，偏有好事者平添尴尬事。季先生不是国学研究者，不是横通百家的才子，他也从来没有自命为国学家，但居然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国学大师”这顶桂冠——用荆棘编成的桂冠。季先生宅心仁厚，谦谦君子书生本色，不愿意严词厉色驳人家的面子，但是他的谦抑否定之语淹没在嚣嚣众声之中。不虞之誉，必招不虞之毁；誉之也无据，毁之也无稽。誉者毁者同样出于轻率和无知。这仿佛一出荒诞剧。

　　诸如此类树大招风的事情，五十余年前当他成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学术地位初登峰顶的时候就发生过。好在彼时斯文犹存，心裁腹诽不致演化成口诛笔伐。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成热点，季先生发表过“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的宏论。这不过是一个文化老人的善良而急切的愿望，不是逻辑化的严密论证的科学结论，十余年后却也一样遭到后生晚辈的严词抨击。说来令人啼笑皆非。

　　季先生的专业过于冷僻，如同学术象牙塔的尖顶部分，寻常学人难以一窥其堂奥。因为学跨古今东西，季先生不免常常被一些学会组织请去装点门面，礼节性地讲话、题词。对于被尊奉为道具，季先生心知肚明，他怀着菩萨普度众生的心愿成其好事。私下也有过自嘲。某年在先生府上，季先生笑着对我说：“不久前应邀参观展览，看到有××的题词，比我的字差远了。所以现在我也斗胆用毛笔写写字。”

　　2001年秋天，在故乡临清的祝寿会上，季先生有如下内心自省：

　　我决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人，我也决不是一个完全淡泊名利的人。只不过是，由于我运气好，在四十多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在学术界里，在大学里，所有最高的榮誉和工资级别，我全已拿到了手。因此在那以后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评职称评工资级别的活动中，我都表现出一种淡泊的态度，从来不与人争。这并非由于我的人品高，而是由于我已经争无可争，我已经到了顶峰，还能争些什么呢？最近若干年来，我吉星高照，出了几本关于我的传记，报纸杂志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文章，还有几顶让我脸红的桂冠，我实在觉得内疚不安。一有机会，我就要告诉读者：我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了不起，书上和报刊上的话，只信一半就不少了。如果说我真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还能有一点自知之明。

　　从书斋到书斋的季先生不熟谙意识形态的波谲云诡，没有勘破文化时尚的虚情假意。但是仁者如山，厚重不迁，他兼具古之士人的包容胸怀、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独立、坚定、从容、宽厚，使沉迷功名利禄的宵小之徒心生惭意。先生亦儒亦佛的济世精神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道德典范。

　　中国有句古话“寿则多辱”，季先生则是“寿而不辱”。他比他的北大同事翦伯赞教授幸运，熬过了牛棚劳苦和羞辱。他比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诸如“梁效”之流幸运，没有因自处沟渎而使晚年蒙羞。

　　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岁月，长期浸淫于佛学研究，季先生对于个人生命的存续寂灭超乎寻常地达观。他晚年作文常常引用陶诗四句表达胸臆：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学问如海，无边无际；人生有涯，缘起缘灭。世事洞明皆学问，参透了荣辱生死，如得正果如证菩提。

　　冯友兰先生88岁时曾有一副自寿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季先生米寿以后的一篇文章即以“相期以茶”为题，林庚教授95岁寿辰时，季先生手书此四字既贺且祝。季先生轻轻松松活过了米寿， 将近百岁的时候才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终身研究一门冷僻的学问，高处不胜寒，季先生是寂寞的；寿且满百，同代师友在他之前纷纷离世，季先生是孤独的。他孤寂的心境，在他离世之后，我才慢慢体会领悟而逐渐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