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成娟

　　每一行字首先是价值观

　　长篇纪实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我已读了三遍。三度领略，三次洗礼，从冰天雪地到春回大地，由那颗神奇莫测的子弹引发，用五十余万字构筑的特色鲜明的人物群像，潮水般呼啸着在我的脑海中碰撞与游荡——为了更好地感知和读懂他们，我甚至查阅了他们的照片，即使是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也依然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英气与儒雅。

　　我为书中人物的遭际与大义，为那片英雄气而热泪飞溅。

　　当我看到由新四军发展而来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战士，在莱芜战役前夕，因陈荣兰在歌剧《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为地主侮辱拔枪欲射，而他们冲上战场之际高喊“为喜儿报仇”时；

　　当我看到倾其所有购置医疗器材，从上海十六铺码头携新婚妻子乘船前往阳澄湖出任首任后方医院院长的张贤，为重返前线寻找未脱险伤员毅然同爱妻诀别，不幸血洒湖天身首异处时；

　　当我看到旷世女杰杨瑞年，在武夷山下国民党军刑场连中六枪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此时她并不是中共党员，而亲爱的党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仍未给她应有的信任和接纳时……

　　我禁不住心潮激荡，眼泪滚烫。

　　多少次，我在遐思中猜想，当年在莱芜战场看一纵文工团演出的战士中，也许就有我的爷爷。“为喜儿报仇”，这不是口号，而是从觉悟了的人民子弟兵胸腔里冲出的呐喊，是因红色文艺激荡而迸发的阶级感情，何尝不是火山熔岩般喷涌的战斗力！

　　面对这样一部作品——它不仅仅是写新四军老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开创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并且两度在艰难竭蹶中擎起红旗，不仅仅是写红色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从刘飞在窑湾战地电光石火般萌发书写创意，而后由军内外文艺工作者逐次笔耕创作精品而成为共和国记忆的一部分，不，还有更多。作家想要表达的，更多。任何简单的诠释都失之轻率。

　　我记起列宁为托尔斯泰写的四篇文章，以及他为欧仁·鲍迪埃写的文章，记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的名言。子弹是战争的象征，而红色经典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代表与体现。我的思考，从战争始，而终于政治。

　　是的，在我眼里，《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纸面是战争，纸背后，还是政治。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再现革命战争历程的军事文艺作品，其政治制高点，无疑是以黄钟大吕宣示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弘扬激越在雄师劲旅间的理想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统贯全书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鲜活在书中血火交迸年月每个人物的生命轨迹，那正是当下每个有热血、爱祖国的真诚共产主义信仰者的精神密码——是的，无论何时，无论身处哪一历史时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是同志。

　　我们，是亲人。因为我们的血管里奔涌澎湃的，是一样的理想，一样为理想献出全部而视之为最大幸福的热血！

　　全书结穴处行文排奡铿锵：“一个雄心勃勃编织无与伦比复兴梦想的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值此“一个民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苏醒和重塑”之时，“回望七十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战争，人们蓦然发现，炼狱之火熔铸的，正是凤凰涅槃极可宝贵和不可或缺的东西”！

　　作家通过“江抗”东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揭橥足以唤起一代人群体文化记忆的红色经典的前世今生，极富震撼力和感染力地传导了民族复兴急需的先进政治文化和精神动力，显示了作家的睿智和对教育认知规律的把握。

　　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当烽火岁月争烈斗激的生死较量渐行渐远、变幻于动乱年代的政治风云也已隐去时，重返远去的历史未必能够直接改变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当下的社会现实一定会在历史的隐喻中获得栖居的理想与诗意。我对此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认为，生死较量并没有远去，而是更加隐蔽。也不关栖居的诗意。长征依然在路上，我们现在依然在新时代的阳澄湖上，碧水苍茫，前路可期。这正是我们憧憬的诗和远方。

　　书中有言：“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战争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即便在风清云霁年月，最炽热的血，也常常流淌在绿军装里。

　　这就是为什么最好的作品，往往出在军旅的原因。

　　军事学博士的手笔

　　首次读《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我即断定 ：作品不是出自职业作家手笔。

　　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往往离不开作家独特的军事生涯和专业素养。正如曲波亲身经历了东北冰天雪地的剿匪，才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经过延安抗大近两年严格军政训练并在战场结识了鲁南鐵道队英雄，才写出了历久不衰的《铁道游击队》，高建国作为长期奉身军职熟稔军史、所著《二十一世纪中国军事人才发展战略构想》于2001年以七个同行专家全部给出特优（即满分）评价而跻身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作家，驾驭《子弹》这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所显示的游刃有余的把控能力，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作品对于一些党史军史上的著名事件与人物的分析、评价和把握，考验的是作家的政治水平和学术功底。作品第七章《江南一叶》，十一个小标题，九十七个页码，全面、完整、客观地介绍了皖南事变，解开了这个我从初中历史课本上困惑至今的疑团。初读此章，并未意会，太多的事件和人物，驳杂繁复的历史云翳，初始令人看不清切。及至三遍细读，犹了然于胸。波谲云诡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洞若观火的指示，项英的犹豫迟疑及与叶挺的矛盾，作家让历史的片段和种种切切在闪回中集合与冲撞，用确凿权威的文献史料说话，将文字的奔放与学术的严谨熔于一炉。书中对项英的介绍与评价，不掩其功，不诿其过，概述项英六个方面的主要贡献，以及长期困守皖南一隅，没有真正理解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国民党退让太过，只知联合，斗争不够等过失，冷峻、准确且到位，充满理性、科学和辩证。

　　“纵观和重新审视这一阶段的战略指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鲜明思想，就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北移长江，而且愈早愈主动。今天，人们重温当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握时局走势、集纳各方智慧，从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结合上，为新四军制定当时看来势在必行、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和行动策略，都会忍不住顿足慨叹：对这些出迷津、避祸患的金箴之言，哪怕认真落实那么一两条，也断不至于使新四军陷入茂林被歼的悲惨境地！……从根本上来说，是背离正确战略指导的结果。”

　　作家写三烈士后代2015年参加“九三”大阅兵，出言遒劲隽永：这是当今世界最大执政党和阵容无出其右的中国人民，以国家的名义，给予三烈士的崇高荣誉。作家走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借用鲁迅“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是苍蝇”的警策之言，表达对三烈士历史功过的复杂情感。

　　是的，危亡之秋，惟见忠勇。为祖国和人民浴血奋斗的每个将士，即使犯有过错，也值得尊重，而不应为历史所淡忘。

　　三十年史料和情感的积累，在戎习武和研习军史形成的素养，使得作品坚实宽广和深沉厚重，与一般同类作品区别开来。

　　《子弹》在枪膛里酝酿了三十年。从1985年，作家第一次到驻豫第二十军。同样南征北战，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却极为罕见地与诸多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密切相关：《东进序曲》《黄桥决战》《柳堡的故事》《红日》《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就取材于该部三十六个伤病员在阳澄湖芦荡斗争的经历。后来，作家到第二十军工作，有了更多机会深度了解这支部队。2005年4月25日，作家到上海参加纪念活动，作家邂逅了《血染着的姓名》作者崔左夫。正是他这篇七千字的纪实文学，成为红色经典创作的滥觞。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首战告捷的苏北窑湾，子弹携带者、刚刚挥师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的刘飞，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崔左夫提出了采写新四军伤病员坚持阳澄湖芦苇荡斗争，进而保证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红旗不倒的设想。九年后，崔左夫重返苏南，完成了刘飞的战地夙愿。在上海，高建国对崔左夫致以庄严的军礼。然而，他没有想到，绚烂的晚霞稍纵即逝，此后数月，崔左夫溘然长逝，骨灰存放于江苏省东台市新四军烈士陵园。书中记述，崔左夫归队了，当年率部东进作战的“江抗”指挥员这一班生死不离的人马，除叶飞怀着未竟之志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在了与台湾和金门隔海相望的厦门外，其余成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任职期，在雨花台这所红色人生后花园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准备完成生前未了事，同时开始新的进击。

　　刘飞、吴焜、乔信明、廖政国、刘先胜、张藩、曾如清、何志远等“江抗”和新四军将领，齐集雨花台开始了新的进击。

　　读到这里，眼泪情不自禁溢出。时光飞逝，忠魂犹在。他们在注视着我们，护佑着我们。老兵不死，这样的忠魂是不会死的。

　　至此，读者不禁会扪心自问：当有一天，我们的物理生命不复存在时，是否也有一个这样的集体和团队，在等待我们归队？我们是否能像他们一样，因这一生没有虚度，并已全部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而安然离去？

　　而“江抗”另一个领导人何克希，则长眠在了浙江四明山，那是他参与创立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地方。

　　“他是那支队伍的主官，一班人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他。”

　　这样的语言，作家是带着怎样的感情写就的！在他眼里，那些远行的前辈，对事业对理想生死不渝，且从未以“死去”的方式存在，至于在哪里安放自己的灵魂，不过是换一种生的方式而已。只有思想高度契合且心有灵犀，才能道出这样的心声。事实上，在这部雄浑壮阔又不乏沉郁之气的作品里，作家的语言是克制的，丝毫没有廉价抒情。他十分内敛地把自己对于抗日英雄的深情，把对于他们英雄业绩的膜拜，蕴藏在这样平实的句子里。

　　世间有超越人性的东西

　　塑造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中文学性的重要体现。这一点，《子弹》做到了。阅读中最让我酸楚心痛而落泪的，是书中那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除了宏阔的历史背景如同枪膛一样，主要人物都在规定射程里站起来了。

　　我读《子弹》，还有个人独特的视角。因刚刚写过反映山东根据地抗战的作品，所以我惯于从鲁东南的滨海根据地出发，打量整个山东根据地，乃至全国抗战局势。我在搜集和阅读史料时，关注过一个名字：朱克靖。他在滨海党史上出现，是解放战争时期了。也是从党史上，我知道了新四军入鲁后曾驻扎在我的老家莒县，与山东军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但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是由闽东而生、由阳澄湖畔的“江抗”发展而来。朱克靖为郝鹏举所俘并在南京就义，是我一直想了解但又几无所获的一段空白。好了，阅读《子弹》，找到了他的来路。

　　原来，这位北伐先驱是新四军秘书长、联络部部长，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義熏陶，1919年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奉命到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长官郝鹏举所部新编第六路军改编部队做统战工作，被郝扣押递解蒋介石。

　　蒋介石规劝朱克靖改换门庭，劝降说客接踵碰壁而归，蒋公不惜亲自出马，连续三次在总统府设宴招待朱克靖。朱克靖坦言：“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虽跨党从事革命，但我是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而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

　　蒋杀意由此而起。朱克靖月夜留诗作为给妻子的绝笔：

　　“我生君所依，我死君所泣。良侣须自择，儿女当教齐。”

　　作家喟叹：“捐躯只为主义真。问平生惟负妻子儿女。”

　　戴一副眼镜、气质斯文的朱克靖，最终在南京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用绳索勒死。而首鼠两端的郝鹏举，则被华野战士在山东威海城南大桥下处决。作家在一篇创作谈里写道：

　　“革命从来不是入股分红。为党工作不是谋取职位的筹码，而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职务高低只是工作需要和分工不同，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绝不应因职位因素而受到丝毫亵渎和影响。”

　　我在南京读大学期间，曾到无锡太湖游历。其时，电视剧《沂蒙》正热播，我的无锡同学说我是传统山东人。我自忖，在我老家的父老乡亲奋起抗战时，你们家乡的人在干什么？那年月，在这水网密布地带，有共产党吗？有八路军吗？

　　现在我知道，这里有共产党。虽无八路军，但有新四军。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之时，党没有缺席。在江南。

　　那里高扬着党领导下的“江抗”的旗帜。它以新四军老六团为基底，融汇江南各路抗日武装而成。新四军所来其谁？它是由红军长征时为策应主力战略转移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新四军名号何来？北伐时期，四军如铁。

　　某一年冬天，我和几个同学到镇江，在金山寺慈寿塔上，看长江浩荡。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里，九十多年前，有一个美丽勇敢的女孩子出生了。她就是杨瑞年。杨瑞年1916年7月出生，到《子弹》出版其英名广为流传的2016年，正是她一百周年诞辰。大江南北，所有读过这部书的人，都会用心中的感慨与崇敬，为她掬一捧热泪。倘若她的英魂有知，也当为之欣慰了。

　　刘飞的夫人朱一，是杨瑞年在苏州女师的同学，她对杨瑞年的欣赏，延至晚年不曾稍减。杨瑞年聪慧、美丽、正直且多才多艺，当年在扬州女师闹学潮时，就一马当先冲进省教育厅长办公室怒斥周佛海，在陕西汾河畔八路军学兵队联欢晚会上，她以一曲酣畅淋漓的卡尔斯登舞征服了全场观众，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又成为公认的优秀女演员。但因从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带来的“托派嫌疑”，得不到组织信任，她最终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杨瑞年被俘后，利用参加演出之机，帮助多名难友逃出虎口，自己却在赤石暴动中未能逃脱而走上刑场，高唱《国际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直到第七枪头颅被打碎才倒下。

　　作家饱蘸深情写道：“就在杨瑞年在武夷山下的茶树园中，怀着一颗极其虔诚的心，用尽平生之力，向亲爱的党发出最真挚、最美好、最强烈的心声时，她全然不知，几年来，一个极其残酷的梦魇，竟然如影随形般始终笼罩着她。天晓得山西八路军学兵队的某些领导依据什么突发奇想，认为杨瑞年有‘托派嫌疑，并且正式向接收她的新四军部队作了介绍！杨瑞年虽然在很多时候感到自己不受信任，但对领导掌握的‘托派嫌疑并不知情。而吴焜还天真地以为杨瑞年‘是一个年轻党员！”

　　杨瑞年牺牲时，与她鸿雁传书的虎将吴焜已经牺牲两年余。

　　而新“江抗”政治委员吴仲超，因倾慕杨瑞年而为她写过诗，但没有得到她的回应。嗣后，吴仲超终生未娶。

　　作家动情设问：“假如杨瑞年没有‘托派嫌疑的幽灵追隨，假如她面对种种不公不‘霍地站起来，而改用一种较为委婉的方式，假如她面对缺乏经验的吴焜十分稚拙的情感攻势采取‘人约黄昏后等更加含蓄的做法，她应当一直活跃在最需要她也最能展示其才华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已随多数服务团成员先期过江，而不会深陷囹圄和惨遭杀害。随后，她也应当像张茜等女战士一样，在新四军优秀将领和指挥员中选择一个如意伴侣，度过自己美好的一生。但历史仿佛一开始就注定了杨瑞年的悲剧命运，吴焜与她情感路上的逆风飞扬，疾恶如仇的她面对不当不妥和不公正以无私无畏的品格直面斗争，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展露自己的才艺和专长，直到吴焜和杨瑞年先后壮烈牺牲，这一切都严格地恪守悲剧的定义——把最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从而最终铸就了杨瑞年独特的人生轨迹。”

　　而把这千回百转的命运之慨，把悲怆与高尚、血性与不朽，以及特定时段斗争的复杂与残酷精确地呈现出来，这是文学。

　　我在深夜凝视照片上的杨瑞年，她身着军装，神采飞扬。作家写道……英雄正年轻。她家乡的小学里，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班级书声琅琅。门外，是特意去探访的作家。

　　在没有得到爱情和家庭，没有得到组织的接纳离开这个世界后七十年，在一位军旅作家的注目和炽热文字里，她以这样的方式重新站了起来。她的笑容依然明媚灿烂。

　　作家由此慨叹：“革命与获取原本是一道不等式。‘江抗将士付出与回报的非均衡，喻示始终与信仰相伴而行的危难和逆境，或许是淬炼信仰的真正熔炉和鉴别信仰的试金石。”

　　我相信，在杨瑞年心底，对主义的信仰，对党的深情与忠贞，并不因组织对她接纳与否而有所增减。这，有她生命尽头那响进人们心灵、时隔七十多年一直回响到今天，并依然带给我们强烈震撼的七声枪响为证。

　　那么，我们呢？我作为一个渴望入党尚未遂愿的青年人，当如何进取和生活？武夷山下，杨瑞年在夏天的阳光里看着我们。

　　烽火远去，硝烟散尽。面对血荐轩辕的先驱，以笔为剑，走进历史深处，像《子弹》耕耘者那样书写应该书写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与热爱投进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书写里，实现作为写作者的价值。这应是我们对祖国和组织热爱的方式。

　　让我良久叹息不能自已的，还有另一名女共产党员吴恩灼。

　　在电视剧《亮剑》播出期间，人们以为，亮剑精神，即敢打强敌的精神，是人民军队的本质精神，也是制胜法宝。可我心中总是存疑。一直到这个夜晚，当我反复端详吴恩灼的照片，品味她的故事，我确切地知道，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并无敌于天下的精神，绝不仅仅囿于亮剑精神。

　　人民解放军的军魂，首先在于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绝对和无条件地听党指挥。其次，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系统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官兵一致，军民一心。还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对在数量上、装备上都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仅有李云龙那种狭路相逢拼死相搏的匹夫之勇，是不够的。

　　吴恩灼是中国银行巨子吴晋航的女儿。当年何克希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因寄居吴恩灼家与之相知相恋。后来，何克希组织暴动失败避走上海，吴恩灼如影随形告别优越家庭，追随何克希走上革命道路。吴晋航连续两年在英国名校为她缴纳出国深造的学费，吴恩灼都没有回头。

　　作家以抒情的笔触写道：“她向着东方，向着太阳，为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也为了自己妙不可言的美好爱情，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怀抱，再也没有回头。”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这个勇敢弃家投奔亲密爱人的女孩子，消失了。丈夫并不知道她的去向。

　　烽火岁月音讯隔绝数年，失望至极的丈夫终于再筑爱巢。

　　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人们才知道，当年吴恩灼是奉派回四川执行任务，而且须严格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丈夫。当她完成任务想回到丈夫身边时，发现那个给了她太多欢乐和痛楚的家已经回不去了。更悲惨的是，付出巨大牺牲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她，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反”中被诬后又打成右派，沦为在工厂拉板车的搬运工，一个戴着眼镜的搬运工。

　　我曾不止一次想过，那些年，吴恩灼心里是何等况味？

　　“奉身革命之诚，骤失爱情之痛，当如山的使命把美好的爱情压得粉碎时，巨大的付出和悲怆的结局，阴差阳错集于一个柔弱女性一身，这一以革命名义酿造的悲剧，的确令人嗟叹不已。”

　　吴恩灼，这个曾经的资本家大小姐，先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后又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为代价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晚年如诉如泣写下一篇洋洋五千言的文章——《回忆我的革命引路人何克希》，深情追述了自己坎坷而无悔的一生。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是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信条和行为准则。爱情和婚姻，有时其实就是磨盘下的一粒米，砧板上的一块肉。”

　　书中此言，足以说明吴恩灼承受难以置信巨大牺牲的动因。

　　这也可以诠释，为什么亮剑精神不是人民军队的军魂。因为在这个以听党指挥为第一要义的战斗序列里，共产党人的信仰才是人民军队的军魂。它必然也必定能够超越人性。

　　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比人性，比暖烘的家庭生活、玫瑰色的爱情以及人的本能欲望更高的东西，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亦即共产党人的信仰。那是更高层次和更大范畴的人性。

　　在太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眼里，人性是世界上最高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耽误他们作为生物人的享乐。那么，在人性中，人的生命与这些欲望享乐相比，哪个更高呢？当然是生命。可是，当那些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为巍若山岳、坚如磐石的信仰，连牺牲自己的生命都可以在所不惜，那么，些许卑微的享乐和可怜的欲望，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弃！

　　吴恩灼已经做出了舍弃与选择。

　　作家在创作谈里写道：“革命与爱情的天平上，孰轻孰重，是检验共产党人信仰与忠诚度的特殊重要砝码。”“为了进步和爱情，可以放弃锦衣玉食的优渥生活；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毅然牺牲自己美妙无比的爱情。从另一个营垒走来的吴恩灼的黨性之纯、信仰之坚，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从子弹到经典的窑变

　　本书的标识“子弹”与“经典”，都与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首任军长刘飞，长征中百炼成钢的战士。

　　1938年，刘飞被毛泽东从延安派往新四军，铁流东进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因水乡灰色地带“忠义救国军”的一颗子弹射入胸膛到阳澄湖养伤。之后，刘飞与众多伤病员演绎了芦荡坚守奇迹，成为恢复东路抗日根据地星火燎原的火种。

　　刘飞1939年9月21日负伤，1984年10月24日去世，那颗嵌入胸中的子弹，随他参与了重建“江抗”、北上入鲁、编入华东野战军、参加莱芜和淮海战役，并在窑湾见证了他嘱托崔左夫再现芦荡传奇的过程，伴随他飞翔了整整四十五年。

　　这颗子弹贯穿全书，让人明晰了“江抗”、新四军及六师十八旅、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解放军第二十军的前世今生。

　　“刘飞一生都像一个盘马弯弓、随时准备衔命出征的战士，始终保持着冲锋和搏杀的战斗姿态。”

　　不言而喻，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的诞生，也与刘飞密切相关。无论作为挺进江南的亲历者，还是提出撰写坚持芦荡斗争纪实文学引发红色经典创作，他都是本书第一人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作家苦心泼墨塑造的“典型人物”刘飞，是全书的基准和标高。作家抓住刘飞集子弹携带者和经典首倡者于一身这一新奇鲜明的特征谋篇布局、敷设主线，从而使书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在充分发挥其传奇性天然优势的同时，又具有内在的生成机理和坚实的逻辑起点。作家以刘飞及其携带的子弹，作为剪裁历史风云、串联人物故事的一条轴线和总的取舍尺度，在浩繁的史料和人物中博采约取，然后收到了阅一人可知信史、染群山以衬主峰的效果。书中通过诸多只属于刘飞“这一个”的命运遭际和生动细节，集小成为大成，在健壮刘飞骨骼、丰满刘飞血肉中，展示从子弹到经典化茧成蝶的过程。

　　我查阅过开国中将刘飞的照片，完全出乎意料的儒雅，五官极其端正，没有一丝一毫粗豪气息。尤其他眼睛里的东西，温暖、亲切，完全是自己人。书中描写：当谭震林要给刘飞介绍对象时，他说，娶妻当为革命娶，我没文化，要找个知识分子，能相互帮助。儿女眼中的父母爱情，不仅天长地久，而且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结晶。包括刘飞提出的写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故事，绝非出于宣扬个人的目的，而是基于对社稷江山的深远考虑。

　　“当新中国犹如站在桅杆上可以眺望东方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时，深知江山是白骨堆起来的，胜利的捷报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刘飞，比常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文化传承历史，对于赓续党和军队优良传统的特殊重要性。这是其他任何形式都无可比拟和代替的啊！在窑湾那个硝烟尚未飘散的黄昏，望着从阳澄湖走来的部队官兵，刘飞怎能不热切思念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苏南热土，怎能不对绿苇如海、芦花似雪的阳澄湖心驰神往！似乎是深贮脑海的潜意识被刻骨铭心的记忆唤醒，刘飞这位融铁血红安风骨与芦荡鱼水情谊于一身的红军战士，决意用自己见证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告诉千千万万后来人，在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时，应该知晓、铭记和坚持哪些东西。当他尚属朦胧的创意变成珍贵的战地之约，蕴含至高至纯党性和在严酷战争中冶炼熔铸的深邃思考，与文学艺术以个性彰显共性的特点规律相契合，这一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艺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跨界碰撞，立刻便灵光四射……经政坛和文苑精英联袂打造并千锤百炼，最终演绎出属于整个革命时代的史诗般壮丽辉煌的经典。

　　今天的人们追溯这段丰赡而奇特的历史，不难看出，刘飞可贵的文化自觉，无疑对战争传奇向红色经典演化，起到了重要的助推和催化作用。”

　　胼手胝足的战士在血与火的冶炼中所形成的可贵文化自觉，生动反映了在新四军这支有文化的军旅中，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历程，昭示了先进文化在化铁成钢中的神奇功能。

　　书中一个故事催人泪下：1944年，刘飞三岁的儿子刘非常得了白喉病，这个病用青霉素完全可以治好，但军医准备给孩子用药时，闻讯赶来的刘飞坚决阻止说，这种药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搞来的，要留给重伤员救命用，我的孩子不能用！

　　谁都知道，不用特效药，就等于放弃治疗，放弃孩子的生命。刘飞完全知道这一点，可他还是这么做了。妻子朱一抱着孩子，眼睁睁看着他历经三天煎熬，离开了他刚刚涉足的人世间。

　　女儿刘凯军把从北京听来的这个故事讲给妈妈听，朱一平淡地说，在那个年代，谁都会这样做的。

　　原来，妈妈同爸爸一样，认为战士的命比自己孩子的命重要！

　　不是铁石心肠的父母对孩子缺少感情，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为了使重伤员转危为安，为了战斗胜利，他们必须这么做。

　　无须再说，因为更多笔墨已显多余。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指挥员。这就是这个国家和民族，为什么能在亡国灭种边缘而图强驱敌，而奋谋复兴的原因！有这样义薄云天的人，是因为有这样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政党。

　　“刘飞儿女记得，多少年来，每逢想起几次在群众掩护下死里逃生的经历，爸爸总是发自肺腑地慨叹：常熟百姓就是子弟兵的再生父母啊！没有他们冒死相救，自己哪能活到今天！

　　在孤立分散和与敌周旋作战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刘飞几度在生死边缘真切地感受到真心实意拥护党和军队的人民群众金子般的心，清晰地触摸到了我军力量之源深根的坚实和脉搏的律动。永远同人民在一起，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正是我军为人民群众所爱戴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所在啊！”

　　作家在描述抗战中外国记者访问新四军军部，从地图上看到东路地区河湖相连，据点密布，惊问，这个地方没有山，你们怎么隐蔽自己、对付敌人呢？他们得到的是意味深长的回答：

　　“这个地方也有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靠山！”

　　“历史的逻辑无可违拗”，正因为“‘江抗儿女同东路人民水乳交融、血肉相连，自觉融入‘青纱帐，依靠‘青纱帐，服务‘青纱帐，以无愧于人民子弟兵宗旨的创新实践，在不利中寻求有利，能动地扭转战局态势，用生命和鲜血铸造牢不可破的鱼水深情，成功实施了中国革命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反弹琵琶，形成了苏南无山胜有山的人文地理奇观！”

　　作家在另一篇创作谈中写道：

　　“当地球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武装远征和南方向死而生的执着坚守，突破人类体能和意志极限登上精神之巅后，欣逢革命理论春风化雨，红军战士在苦难中酿造的优良品格，立刻神奇地升华凝结为宝贵的信仰之钙，一经植入，便永世难移。”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淬火期，也是毛泽东思想深入灌注和掌握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新四军老六团为中坚的‘江抗东进苏南之前，普遍进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部队官兵尤其是红军骨干，都较为深透地了解了创建敌后根据地，对于推动战略相持新阶段到来的重大意义。中共常熟县委书记任天石，还专门到阳澄湖后方医院给刘飞等伤病员送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使他们逐步把握游击战争的特点规律，进一步坚定了克敌制胜的信心。走出大山改编为新四军的红军游击队，也在毛泽东战略策略思想指引下，大步赶上了时代潮流。”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志。解码‘江抗信仰中的红军元素，你会发现，那些长期匍匐社会底层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在三过草地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生死锻打中百炼成钢的红军骨干，一经被先进理论所掌握，便夯实了坚如磐石的信仰之基，并具备了那种把党的意志化为政治和行动自觉的优良品格。”

　　请不要忽视这几段文字。每一句话，都不是随便说说的，可谓字字千钧。从上述分析中，我清楚地看到了四个字：革命理论。

　　是的，理论之重要，如同武器之于战士，如同灯塔之于航船。没有理论的武装，即使苦难再多，也找不到方向，依然是一盘散沙，而且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没有对中央正确战略思想的学习与践行，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新四军皖南失败，恐怕与红军长征后，南方紅军游击队同中央失联三年，不能获取中央指示致使理论武装滞后不无关系。作家回眸历史跌宕直抒胸臆：

　　“信仰需要灵魂，也需要筋骨。重读‘江抗历史可以窥知，有了真理之光‘灵魂烛照，为崇高理想竭诚奋斗的红军骨干的‘筋骨也会神奇生长，在增殖拓展中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芦荡英雄谱写传奇，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之后。

　　在新旧战略阶段交替和由山地游击战转向平原水乡游击战之际进行的学习教育，对东路根据地创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没有这一步，一切后来的胜利都谈不上。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作家通过那颗“黑与红的经历参半、烙印着特殊历史而又令人憎爱交加”的子弹，翱翔穿越新四军壮丽多舛的历史长廊，引领人们与渐隐于历史帷幕后的“江抗”英雄进行心灵对话。而理论灌注、内生自觉，正是作家以点睛之笔揭示的“江抗”胜利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奥秘所在，也清晰勾画了从子弹到经典窑变的路径。

　　恩格斯说：“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作家正是以史学的严谨，来进行素材的开掘和细节的求证。与书中主要人物有关的重要战场和场所，他几乎全部去过，而且，“江抗”第二代成了他挖掘珍贵历史细节的宝库。因之，书里的事例是鲜活、翔实和可信的。杨瑞年究竟是不是党员？作家以“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上下求索，遍寻知情人。

　　2015年6月20日，高建国几经周折，在上海找到了曾救护新四军伤病员脱险的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的侄子胡小龙，当年那个用芦苇管换气，潜水托船前行救出被日伪围困多日的新四军伤病员的十一岁少年。一生靠开“老虎灶”和理发为业的胡小龙，在《沙家浜》红透半边天的年月，也从未向人讲他是戏中人，甚至从未讲过东来茶馆的事。由于当年东来茶馆是直属中共常熟县委的秘密交通站，而直接联系的三任县委书记相继牺牲，七十多年来从未有人找过他。将军解释了寻觅之难的原因，郑重告诉他，每一个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军队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党和人民都不会忘记！这是作家田野行走和实地勘察中的生动一例。

　　从江南水乡飞来的那颗子弹，能够唤醒历史、际会风云，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当是重要原因。

　　刘飞，沐浴阳澄朝霞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首任军长；高建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二十军第十七任政委。刘飞1984年去世，高建国次年结缘第二十军。他们缘悭一面，却心意相通。《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五周年之际出版，这是新四军劲旅传人对亲爱的党和创造不朽功勋前辈的致敬，是长江后浪向光荣传统源头的致敬！

　　那么，我的这些或许稚拙的感想，就算是一个祖父辈是八路军，一个政治上逐步觉悟和成熟的80后党外青年，对所有那个时代救国救民的英雄，对呕心沥血再现那个血火交织年代的军旅作家，行出的一个不算标准的军礼吧。

　　致敬！红色必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