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龙

　　2013年1月27日，中国西北大漠。在这片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土地上，我国再次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获得成功。

　　喜讯通过专线从大漠传到了北京。

　　消息通过国家通讯社从地球的一端传遍了整个世界。

　　历史在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中，记住了这一天。

　　共和国在一片气壮山河的欢呼中，也记住了这一天。

　　一声点火天地惊，几代雄心绘蓝图。

　　1963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战略武器问题汇报时说：“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搞攻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武器。”

　　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接见钱学森时，又专门谈到了反导研究，“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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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多年后，“总要搞出来的”变成了轰天巨响，寄托几代国人夙愿、经历数次起落的“国之盾”终于铸就。

　　大漠无言，誓言铿锵。那一天，西北某基地研究员陈德明享受了这片刻的兴奋后，又像往常一样，静静伫立在大漠的一个房间里，举目扫视悬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万里之外的大洋和导弹在穹庐之顶刻下的道道轨迹，仿佛就在眼前……

　　人多会遇到不幸，但不能丢了不屈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陈德明的童年，似乎在细致入微地诠释着《孟子·告天下》中的这句名言。

　　1967年7月15日，陈德明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一户普通农家。或许是因为之前的两个孩子都夭折了，陈德明的降生给这个农家小院带来了久违的欢声笑语。然而，幸福竟如此短暂，短暂得令人难以接受，甚至有些残忍：1968年深秋的一天，正在田里干活的母亲突然发病离世。15个月大就没了娘，这让陈德明在童年记忆里寻不到母亲半点儿影子，唯有爷爷、奶奶、爸爸和叔叔。即便这样，这些记忆也是少之又少：6岁那年，奶奶走了，刚满7岁时爷爷突发脑溢血，只留下了句“我再也照顾不了你了”，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没了妈，又没了爷爷、奶奶，陈德明只剩下父亲和叔叔两个至亲。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千日，一位陌生女性走进了父亲的生活。父亲再婚后，去了离老家不远的地方。刚满10岁的陈德明比同龄孩子更懂事些，他明白，尽管父亲是自己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但还是没跟父亲走，而是留了下来和叔叔一起生活。

　　叔叔体弱多病，但有一双灵巧的手，常用竹条编些菜篮、簸箕等生活用具贴补生活。严霜单打独根草，陈德明上初二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叔叔也病倒了，而且再没有起来……

　　此时，尝尽命运苦涩、品学兼优的陈德明面临辍学。老师们心疼了，向学校申请让他住进空闲的教师宿舍，父亲更是说：“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但是，父亲最终没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就在叔叔离世仅5个月，他就撒手人寰，只留给陈德明200元钱。

　　父亲的去世，几近击垮陈德明。放学后去哪里？吃什么？这些基本生活问题，极其残酷地横在了14岁的陳德明的人生路上。他再也无法继续安心坐在课堂听课，变得沉默、恍惚，甚至绝望。

　　时日不久，陈德明辍学了，来到一个远房伯父的家里。伯父家的堂兄是个木匠，靠手艺养家。陈德明听从伯父的建议，把自己的未来暂时寄托在当木匠上。拉锯、刨平……没过多久，陈德明感觉自己不是做木匠的料，他想继续读书。

　　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甚至会遇到诸多不幸，但不能丢了不屈。父亲离世近1年后，陈德明第一次冷静下来筹划自己的未来：先回学校念完初中，再到距离家2个小时路程的中学读高中，这样花销就不会太大，就可以支撑到考上大学。于是，陈德明敲开了姑姑家的门，跟亲戚商量自己的读书计划。20世纪80年代，考大学是名副其实的万人过独木桥。亲戚们觉得，考大学几乎是幻想，顶多初中毕业考个中专。到底该怎么办？陈德明很纠结。无奈，他来到姥姥家，想听听姥姥的意见，也正好看看她。母亲去世时，姥姥哭瞎了双眼。

　　在姥姥家，陈德明辍学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小姨。这是他那段时间遇到的最好消息。小姨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听说陈德明辍学就一直在找他，希望他继续读书。见到又黑又瘦的陈德明，小姨难以抑制自己的眼泪，把他紧紧搂在怀里，看了又看，亲了又亲。

　　1年后，陈德明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中学——常德一中，也是班里唯一一名考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在当地，能到常德一中就意味着离大学只有一步之遥。高中是考上了，学费和生活费从哪儿出？陈德明又一次犯了难。为了让陈德明顺利完成学业，学校老师曾找过民政部门，希望能够得到资助。也许是那时考大学太难，抑或是人们对贫困学生还不像今天这么重视，总之，这件事没能成行。就在这时，陈德明做了一个连成年人都要思虑再三才能做的决定：变卖包括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当。目的只有一个：供自己完成学业。

　　1986年7月，当陈德明接到国防科技大学航天动力学与飞行试验专业录取通知书时，除了课本、几件旧衣服和一床被褥，已别无他物。

　　只有荒凉的大漠，不能荒芜了人生

　　杜之明，导弹专家。1990年年初，杜之明到国防科技大学参加一个高级学术研讨班。当时，陈德明刚刚完成关于某导弹制导研究的毕业论文。导师建议陈德明把论文给杜之明，让他把把关。

　　一个是年近半百的科技专家，一个是胸怀壮志的青年学生。两个人一见面，就如同久别的老友，从毕业论文聊到基地导弹武器试验，从我国导弹武器事业现状谈到世界军事变革趋势，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

　　就这样，一篇论文，共同的追求，让两代导弹武器试验人相识了。

　　当年7月，陈德明大学毕业了。上海、长沙等大城市没能留住他，他执意选择了携笔从戎，奔赴茫茫大漠。

　　就这样，一列绿皮火车，载着陈德明和几捆书、几包行李，载着导弹腾飞的梦想，颠簸了几天几夜，一路向北，向北，再向北！

　　20世纪90年代初，基地各项设施都比较落后，营房多建于40年前，几十个人用一台电脑，少之又少的文献资料，两条铁轨架起了进出大漠的路。沙漠，是最消磨人的斗志和勇气的地方，让人放弃的往往不是干渴，而是绝望。面对长着倔强胡杨和零星骆驼刺的荒漠戈壁，以及时不时就要刮一场能把石子吹得漫天跑的大风，倔强的陈德明非要看一看，是大漠的风硬还是自己的意志坚。

　　“大漠荒凉，但不能荒芜了人生，选择了，就要做个默默的行者”。回忆起当初到基地时所面对的，陈德明说，是导弹武器试验事业让自己留下了，是一代代靶场人的精神让自己留下了。

　　树要长高，先要扎根，扎深根、深扎根。然而，把根扎在大漠且深深地扎下去谈何容易。

　　陈德明第一次接受任务，是刚报到不久。杜之明把他叫到办公室，扔下了句“你计算下最近这次任务的发射窗口”，便去开会了。这“一句话任务部署”让不知何为发射窗口的陈德明有些发蒙：“这门儿还没入呢，咋计算发射窗口？”

　　从“不懂”到“懂”，学是唯一捷径。陈德明试图找些相关文献参考下，可翻了半天只找到一篇缺了页的论文，想找专家和有经验的同事请教，见都忙得团团转，就没好意思张嘴。说实话，他也不想求人，打算自己试一试。

　　从门外汉到拿出算法，天资聪明的陈德明并没有费多大劲儿。有了计算方法还得有计算机，陈德明希望能用一台自己熟悉些的计算机。逢人就问，东寻西借，杜之明好不容易从基地气象室借来了一台“386”电脑。1个月后，陈德明不仅独立计算出了发射窗口，还根据试验任务中发现的问题撰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当年被中国宇航学会评为优秀奖。

　　基地环境闭塞，书在大家眼中可是个宝贝，陈德明更是爱不释手。为数不多的人物传记、老一辈科技专家留下的笔记，成了他常读细品的精神食粮。用陈德明的话说，“每看一次，内心都会受到极大震撼，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这些传记和笔记的字里行间，写的是故事、参试参研经历，传递的却是老一辈创业者‘一颗红心两只手，托举导弹刺苍穹的赤子之心和‘天当帐篷地当床，野菜盐巴当干粮的豪情壮志”。

　　心若不荒凉，处处皆风景。此时的陈德明，已拂去心头的黄沙，尽情地享受着这片沉寂的大漠带给他的无限生机。

　　陈德明开始学习，近乎痴狂地学习，试图有朝一日能够站在大漠，眺望到波诡云谲的大洋，撕开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导弹武器试验技术阴云，还世界、还人类一片和平。女友带来的几十本大学计算机专业书，他从头到尾学了一遍；出差调研，进书店成了必需；到了晚上，常常是灯光伴他到凌晨……

　　导弹武器试验，能打出去、打得准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打完之后给出高置信度的评定结果。这就需要通过建模，对大量的测试数据进行反复计算。工作量大到难以想象，耗时费力不说，关键是很难保证计算过程和结果一次到位。

　　陈德明迫切需要一台电脑，而且配置越高越好。

　　那個年代，计算机是奢侈品，奢侈到偌大的总体室就一台，而且还是个“古董”。几十号人，一台老电脑，就算昼夜连轴转，也很难满足大家的需要。抢着上机、等着上机、到处蹭电脑，成了陈德明的常态，有时甚至会等到半夜。

　　“单位设备有限，咱自己买。”陈德明不仅拿出了自己所有积蓄，又东借西凑了1万多块钱，买了一台当时配置较高的电脑。这1万多块钱，两个人省吃俭用整整还了两年。

　　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陈德明如获至宝。下班回家，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就不愿意起来，甚至会忘记时光流转，忘记自己要吃饭睡觉。因为，那里有他渴望的计算结果，有导弹各种状态下的飞行模型和轨迹，更有他的人生乐趣和国家事业。

　　苦心人，天不负，更不会负天。那一个个力透纸背的成果，见证了一名科技尖兵的大情怀、大志向。

　　20世纪90年代初，基地组织对某型地地导弹进行鉴定和批抽检试验。传统做法是，每做一次飞行试验一般只能验证一个目标，一个型号的导弹需要多批次试验，周期长、投入大。为解决这个问题，基地也尝试过用一次试验考核多项目标的办法，但都以失败告终。

　　“成功距离失败往往就差一步。”陈德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理儿。他从机理上将不同目标之间的影响因素分割开来，大胆提出“用一次试验同时验证多个目标可行”，并拿出了方案。没想到，方案一经提出，就遭到一片质疑声：“那么多人搞了那多次，都没成功，一个年轻人能搞出来吗”“‘一箭双雕可别变成‘鸡飞蛋打啊”……没有十足的把握，陈德明再年轻也不会如此冒失。从方法到论证过程，从原理到结果验证，陈德明细致入微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眉头，从紧锁到舒展；声音，从高声否定到点头称对，领导和专家们的变化，不仅让陈德明信心倍增，更让这个还扛着红牌的科技干部感受到了浓浓的鼓励创新氛围。

　　试验证明，他们的鼓励是正确的：方案从根本上解决了多任务联合试验中一发失败是否影响其他任务等基本技术问题。历史表明，他们的鼓励是值得的：直到今天，试验方法依然在用，不仅节约了大量经费，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导弹武器装备部队的进程。

　　肯朝着山那边奔，再高也挡不住脚

　　导弹武器试验，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攀山越岭、涉险过滩是家常便饭。陈德明对此并不畏惧，他说，只要肯朝着山的那边走，再高的山也挡不住脚。

　　1995年年初，某型号导弹进入定型试验阶段，急需装备部队。基地接到任务：用4枚导弹完成规定射程的定型试验。这类导弹通常需要进行9次成功试验才能定型，而且试验靶场的射程只有导弹最大射程的三分之二。试验次数少，靶场射程不够，在常人眼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人杜之明犯了难：射程不够，需要用短距离飞行试验来折算远程射击精度，基地虽有过类似的技术研究，但都是针对液体推进剂火箭的，而这一次是固体推进剂，与以往完全不同。套用以前的折算方法，肯定行不通。

　　“谁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思来想去，杜之明把任务压到了陈德明的肩上。

　　见有任务来，又是个“硬骨头”，陈德明很兴奋。兴奋归兴奋，现实却完全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试验次数少，如果拿不到足够的数据，无论怎么创新方法，都无法给出高置信度的估算结果。

　　硬骨头之所以称之为硬，关键就是不容易啃。那段时间，不管白天晚上，陈德明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分析研究各种不同射程的导弹飞行规律。他先是精心设计试验方案，力求通过一次试验拿到两组独立数据，4次试验就可以拿到8组数据，这样就离自己想要的9次数据不远了。飞行试验完成后，他如愿拿到了理想的8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陈德明穷尽脑汁，不断改进不同射程之间导弹设计偏差的折算方法，终于拿出了一套完整的不同射程的导弹飞行性能评估体系和鉴定方案。

　　10年后，满足该型导弹最大射程的靶场竣工。该型导弹先后在这片戈壁大漠进行了数十次试验、训练和演习飞行，实际精度和陈德明当年的估算精度高度吻合。

　　科学的本质，就是试验，试验往往面对的都是“硬骨头”，陈德明把每一块“硬骨头”都啃得津津有味：牵头完成的“反导靶场试验技术”等10多个重大项目，获得的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和授权国防专利证书，就有25本。

　　不管导弹怎么飞，都飞不出他手心

　　大海捞针，十人得说十声“难”。大漠寻弹头呢？估计也不会有人说容易。

　　2013年春节前夕，某研究院在西北高原组织某型号导弹飞行试验。弹虽打出去了，但预定落区的人压根儿就没看到导弹的影儿。打多远？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不知道！落哪儿了？不知道！一班人马在大高原干着急。几经周折，研究院找到了陈德明，希望他帮忙计算下导弹残骸落点区域。

　　“这又不是咱单位的事，能推就推吧！”几个同事提醒着。“试验遇难题，影响的是导弹装备部队进程。咱们能管却不管，是对战斗力不负责任。”陈德明不仅欣然应允，而且决心要管到底。

　　计算落点的前提是得有测控数据。孰料，试验人员提供的数据只有导弹发射时的一段光学视频，唯一可参考的就是视频下方显示的方位角。“按照现有的数据处理法，仅靠单台光学景象设备记录的低精度测角数据，根本无法对目标进行定位，更不要说估算残骸落点区域。”无奈之下，陈德明打算从光学数据入手。他先让试验人员把光学视频上仅有的方位角数据信息一帧一帧地抄下来，尔后对过去靶场单台测角设备的弹道估算法进行认真研究，建立了特殊的数学模型，利用仅有的低精度测量数据和故障模式下导弹飞行的各种估算办法，再综合各种误差因素，不久就估算出了导弹残骸的分布区域。很快，试验人员就找到了弹头残骸，距离陈德明划定的中心坐标不到2公里。

　　大漠寻弹头，陈德明干了可不是一回。

　　一年仲夏，某新型导弹飞行试验失利，弹头出现故障后解体，远远飞离预定目标区。这是我国战略导弹的一次重要试验，对装备部队起着决定性作用。倘若找不到弹头，就无法分析故障原因，同时也会给保密工作带来极大隐患。为此，计算落点、找到弹头，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由于故障特殊、飞行过程复杂，弹头落点确定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难题。一开始，相关单位给出了几十个落点坐标，这些坐标之间的最大距离东西达130公里、南北达66公里。那时，正值炎热夏季，最高地表温度达60多度，弹头落在风沙漫天的戈壁大漠，四处还遍布着红柳丛、骆驼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找弹头，无异于大漠寻针！

　　搜索部队派出数百人深入“生命禁区”，展开陆地、空中拉网式搜索。许多官兵嘴上、脚上打满了泡，有的还差点儿因中暑牺牲在戈壁大漠。两个多月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搜索陷入僵局。这时，上级专门做出指示：“不管三个月还是五个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彈头！”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心急如焚的当口，陈德明受命参加搜索工作研讨会议。当他现场听了相关单位的计算报告后猛然发现，这些计算并没有充分考虑弹头在未知故障情况下的飞行模态。忽然，沉默已久的陈德明语出惊人：“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前面的计算可能存在方向性问题！”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面对众人质疑，陈德明一字一顿地说：“给我一周时间，保证拿出结果。”“闻鼙鼓而思良将”。基地领导当即决定，由陈德明负责重新估算搜索区域。

　　回到技术室，陈德明迅速抽调4名人员组成攻关小组，并进行了简短动员：“导弹武器试验高密级、高难度、高风险，充满着艰难险阻。我们搞试验技术工作，面对不期而遇的重大考验，要敢于担当负责，勇于啃下‘硬骨头！”

　　时间紧迫，说干就干。攻关小组一边对前期搜索报告进行深入研究，试图从中有所收获，一边在测量设备最后捕获的数据中寻找着蛛丝马迹。

　　陈德明带领大家经过7天7夜的反复建模验证，发现了解体故障模式下弹头的特殊运动规律，最终把落点定位在东西5公里、南北3公里的区域内。这一落点区域将搜索范围缩小到百分之一。

　　很快，搜索一线传来消息：实际落点距离陈德明给出的区域中心点东西仅1.3公里、南北仅0.1公里！

　　“算得太准啦！”领导和专家们情不自禁地击掌相庆，对陈德明表示由衷地佩服。陈德明却平静地说：“我做过无数次研究，心里有底。”

　　“找陈德明”“叫陈德明来”，这是靶场试验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大家常听到的话。

　　为啥？陈德明行，而且有些神！有些分析计算结果给陈德明一看，他便马上能指出可能是计算软件错了；有时试验出现故障陈德明不在现场，只要通过电话一说现象，他便马上就能判断出故障可能在哪里、是什么方法错了；关系到导弹残骸落区分布，他的出现更会成为大家的定心丸。前几年的一次重大任务中，研制单位给出的弹体残骸危险区内约有8万人，这给靶场试验安全管控带来极大困难。

　　试验安全是靶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几百人还好，该疏散的疏散，能躲避的躲避，但8万多人实在是太困难了。基地领导把陈德明找来：“德明，你好好算一下，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由于弹体残骸并不影响导弹的飞行性能，研制单位对此不太关注，更缺乏估算危险区域的基础数据，这给准确估算危险区域带来了极大困难。陈德明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深入研究该型导弹关机后的弹体速度增量散布特性，并通过理论估算得到了一系列有效参数，然后建立残骸的力学模型，最终估算出了准确的危险区域，不仅改变了此前研制方给出的估算方位，还使危险区域面积大幅缩小。

　　试验结果证明，弹体实际落点全部在陈德明估算的落点分布范围内，成为导弹残骸分布堪称完美的经典估算。有人开玩笑地说：“不管导弹怎么飞，都飞不出陈德明的掌控。”

　　走别人走过的路，就不会有自己方向

　　在陈德明的办公桌上，压着这样一张用钢笔写的字条：“目标高远，想法简单。坚持始终，生活自然。”自参加工作的那天起，陈德明追逐心中高远目标的脚步就未曾停息，无数次站在地图前，把目光投向祖国疆域之外的茫茫大洋：“那里是地球的摇篮，也是祖国的屏障，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在当今世界的对抗中决胜千里、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想到了反导。

　　10多年前年初的一天，陈德明第一次向团队布置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课题——反导靶场试验技术研究，并带领团队开始收集整理相关技术文献，自主开展多项课题研究。那段时间，他经常勉励团队成员：“我们所干的工作事关打仗、牵系打赢，只要有想法，就大胆去做，只要做得好，就一定有用武之地。”果不其然。两年后，国家正式启动反导关键技术演示验证试验项目，靶场选址论证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陈德明的肩上。

　　肩上有千斤重担，脚下须稳步疾行。为了一个精确求解方法，陈德明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思索，即便家近在咫尺，有时也会彻夜不归。同事劝他稍加休息时，他却说：“数学推导过程要趁热打铁，稍一放松，思路就会被破坏。”

　　就是在这种“趁热打铁”的过程中，陈德明常常会灵光一现。如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对数学极为痴迷的他对“猜想”有着天生的某种灵性。同事们说，陈德明是个数学天才，推导公式从来不查资料，上千种数学公式，随时随地信手拈来。推导，计算，改进……千百次的“假设——证明”，锲而不舍地研究，陈德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成功解决了许多问题背后的基本规律，为研究高精度弹预报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他向专家组汇报此项研究成果时，中科院专家称赞这项技术是“原始创新，国际领先”。

　　近千个日日夜夜，数不清的模拟计算，多个波次的攻关，陈德明带领团队终于突破了反导靶场建设的一系列关键技术，拟制了上百种试验文书，加速了靶场试验能力生成，闯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反导靶场建设之路。

　　创新没有休止符。首次反导拦截技术试验成功后，陈德明荣立一等功。面对荣誉和掌声，他没有沾沾自喜，更没有裹足不前，又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战场。

　　要用一生的倔强，构筑和平的天空

　　靶场试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这就需要成体系的知识储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要探索更深层次的隐秘规律，就需要更多的综合知识。多年来，陈德明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当这些问题被陈德明一一解决时，大家都觉得他“神”了。这种“神”一般的能力，正是源于他的苦心积淀。

　　“作为从事科研试验的军人，关键时候一定要顶得上去。”陈德明常用这样的话鞭策自己的科研团隊。长期从事武器试验研究，陈德明比任何人都明白祖国的和平需要什么。

　　当今的世界，和平是一种较量，是顶尖技术的对决。一个没有国防实力的国家，在强权面前就只能任人宰割。正因为意识到这些，陈德明对待每次试验都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寻求最圆满的解决方式。如果设备的硬件精度不够，就靠软件弥补；如果试验资金不足，就研发更优的试验方案。

　　基地属于试验鉴定方，很多试验只要根据鉴定方案给出结论就可以了。陈德明却不这样认为，总想把工作做得更完美。哪怕试验非常成功，哪怕跟靶场没有关系，他也觉得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问题。

　　一次，靶场对某型导弹战斗射表进行评估。战斗射表是导弹的核心软件，十分复杂。陈德明在做仿真验证时，发现该导弹战斗射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射表误差达到了允许误差的7.5倍。如果简单地给出战斗射表“不满足指标要求”的结论，将意味着研制方要重新研制战斗射表，势必延误导弹装备部队进程。为不影响导弹武器装备部队，陈德明对数百万个计算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终于找到了影响战斗射表程序中的深层次因素，并从原理上修正了模型的缺陷。

　　人们都说，科研人员的眼睛里不揉沙子。陈德明更是，不管什么工作，都力求精益求精。在研究导弹实时精密定轨预报技术时，他一遍一遍地改进设计，力求达到更高精度。当大家都觉得非常好时，他却说：“对精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每天晚上11点半，是闹钟提醒陈德明“下班”的时间。如今，年近五旬的他依旧如此，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激情。若问为什么，答案或许很简单：当大漠把我搂进胸膛，我就有了自己的故乡，在这一望无际的沙海里，要用一生的倔强眺望大洋，在天空刻下人生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