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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高原，源远流长的彝族有如一条生生不息的大河，众多支流构成它繁茂成长的支系，它的语言、舞蹈、姓氏、音乐、饮食、习俗、宗教、绘画以及服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迷宫，神秘、奇异，让人心生向往又不得要领。在楚雄双柏，我曾见过有毕摩伸出舌头，从烧红的铧犁上舔过；在昆明安宁，我见到有人身披古代铠甲，演绎彝族先祖的征战与讨伐；在禄劝的雪山下，我曾听一位彝族老人在黑夜吟唱流传千年的罗婺古歌；在红河，彝族支系尼苏人把绵延千里的哀牢山，当成了展示民族服饰的T 型舞台……

　　在我看来，尼苏人白小柏既是这T 型台上展示民族服饰的模特，又是在后台进行艺术把关的总监。2020年6月2日下午，我和朋友前往红河县大新寨专程采访她，想了解她的剪纸与刺绣生涯，了解她是如何带领寨里十多位建档立卡的贫困绣娘，用刺绣这门手艺走出了贫困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的白小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她的身上，穿着尼苏老年妇女标配的服饰：盘起来的深色头帕、蓝色的长衣与黑色的裤子上，均是她的刺绣作品。那些刺锈，纹饰与图案神秘，有着不同的象征与喻意，像是一个难以猜透的谜语。据说，对尼苏人的文化有所了解，就能够从他们的服饰上，看到它们支系的神话与传说，看到他们的迁徙与战争，还能看到他们的图腾。

　　在哀牢山腹地，白小柏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作为一生都与大山为伴的民间美术艺人，她的一生似乎只专注于一件事：剪纸并刺绣。数十年的琢磨与实践，她赋予了自己的剪纸和刺绣作品以神性。尼苏人的刺绣，得先以剪纸为基础。白小柏的剪纸，没有既定的图案，全都是即兴发挥，这就使得她的每一幅剪纸都是“孤品”。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果林木、十二生肖、飞禽走兽……她能够将看到的一切，瞬间用手中的剪子表达出来，让人叹为观止。

　　天生我才。上苍在大地上为每个子民留下各自的舞台。白小柏的舞台就在剪纸和刺绣上。从八九岁跟随长辈学习剪纸，她就展露出过人的天赋，几年以后，她剪出来的图案就被村子里的绣娘纷纷仿效。每一天，在哀牢山的褶皱里，在流淌的红河两岸，那些行走着的尼苏人，许多人的服饰上都是白小柏剪下的图案。那些图案看上去，美观、轻盈、和谐。

　　学习剪纸和刺绣，是每一位尼苏姑娘必备的人生技艺。白小柏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因为自己的剪纸和刺绣作品，被人邀请了走出哀牢山，去到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文博会现场，面对摩肩接踵的人，展示尼苏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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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解一位尼苏艺人从大山走向世界的秘密。交流中，我意外地发现，白小柏竟然是个文盲。提起当年为什么不去学校读书，开朗的白小柏沉默了，尔后，她向我讲述了她艰辛的童年。

　　沿着人生的来路眺望生命最初的源头，今年六十七岁的白小柏眼神一片迷蒙。六十二年前的那个黄昏，她在睡梦中听见了母亲的呼唤。感觉是一个人行走在旷野里，四周冥无人迹，阳光从大地上退缩，暮色降临，年仅五岁的她孤单、无助，害怕极了，这个时候她听见有人在呼唤，是母亲的叫她的声音，那声音轻柔而又温暖，好像远在天边，又像是近在耳畔。

　　她睁开疲备的双眼，借着屋外透射进来的微弱光线，她看见了母亲焦急的脸。原来，因为饥饿，她已经昏睡了一两天。

　　提起人生最初的记忆，白小柏停下手中的刺绣，用她带着浓重方音的汉话，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在她看来，那一天的黄昏，如果不是母亲的呼唤，她可能会永远地睡过去了。

　　那是白小柏一生中的至暗时刻。父亲不久前撒手人寰，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白小柏最大的哥哥只有十二岁，最小的妹妹才有八个月。多年之后回想起那段生活，她告诉我，小时候的记忆，除了饥饿还是饥饿。也就是从她四五岁起，村子里办起了“大食堂”，到后来，饭菜根本吃不饱，于是只能偷偷到山上挖野菜煮来吃，没有油，也没有盐，清水煮的野菜吃进去反胃，常常导致呕吐，严重的时候，黄胆水都给吐出来。“我的胃就是那段时间吃野菜吃坏的！”提起那段饥饿的日子，能够感觉到白小柏还心有余悸。

　　家境贫寒，让白小柏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从八九岁起，她就得跟随母亲下地劳作，那个时候，大新寨没有学校，同龄的孩子大多去了临村的一所小学上学，白小柏也想去。连续三天，她悄悄地跟着那些孩子去了学校，却不能进教室，只能站在外面，听朗朗的读书声。那个时候，她是多么希望能够进入教室，成为那些学生中的一员。

　　内心有多大的向往，人生就有多大的遗憾。不能与同龄人一同去上学的白小柏，收集学生们不用的作业本，她看不懂上面的字，却喜欢手指触摸纸张的感觉。为了弥补不能够上学的遗憾，从八九岁开始，母亲在劳作之余，让她跟着长辈们学习彝族传统的剪纸和刺绣工艺。第一次，白小柏用母亲的剪刀，在那些废弃的纸张上，剪下了她人生的第一朵花，尽管粗糙，可那隐约的花瓣和叶片，却激发了她无尽的想象。

　　那是一个纸上的世界，狭小而又宽阔，束缚而又自由。白小柏一旦从剪纸中获得乐趣，就一发不可收。一把剪刀和几张废纸，她剪下了花鸟虫鱼，剪下了山川田畴，也剪下了她对生活的朴素向往。劳作之余，只要有时间，她就开始剪纸或刺绣，甚至外出劳作时，如果天气晴朗，她也会在包里背上剪刀和白纸，只要一有空闲，就拿出剪刀和纸张剪起来。

　　随着年龄渐长，村里的同龄人有的去了镇里读书，有的去了县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白小柏的目光追随他们的身影越过对面的山梁——她想象着神秘而又陌生的外部的世界，期待有一天她能够越过一座座高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说：“漫长的童年时代，收纳了世间所有的现实和所有的奥秘！”当初，白小柏也许没有意识到，她到外面去看看的愿望，已经藏在她的一剪一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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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南高原，茫茫苍苍的哀牢山由西北向东南蜿蜒，护送着发轫于巍山的红河一路南行，它敞开怀抱迎接来自天空的无尽雨水，储积后持续的供济使得红河逐渐变得浩荡。在红河的北岸，一个尼苏人的寨子——大新寨——在哀牢山护佑下，已经繁衍了数百年。

　　尼苏人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在他们的观念中，大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小到飞禽走兽、花鸟鱼虫都有超现实的能力，将它们绣在衣服上，便能够得到诸神的护佑。因此，在尼苏姑娘的一生中，刺绣是她们必须学习的一课，而绣品的好坏，也就成为衡量一位尼苏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在彝家山寨，人们说：“不长树的山不算山，不会绣花的姑娘不是彝家女！”所以，尼苏姑娘自打小就得学习刺绣的活计，天天绣，月月绣，年年绣，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多学得一手精湛的刺绣功夫，而心仪的小伙子，也常常能够从服饰的绣品上，看出姑娘是否娴淑与能干。

　　大新寨有六百多户，两千多人，在云南高原，这样纯彝族聚集的大寨子并不多见。追述其历史，大新寨有着并不平凡的住昔。在1880年之前的百余年间，大新寨曾为思陀土司的司署所在地。在滇南群山雄峙的土地上，司陀土司作为宋代大理国“三十七蛮部”之一，一度辖地广阔，囊括了今天红河县和绿春县的大部，又因在明洪武年间归附并抵御安南有功，司陀土司不但被赐姓李，而且世代承袭，由此给大新寨带来了数百年的繁荣。尽管此后，司陀第27代土司李秉清将司署迁至九公里以外的乐育镇，大新寨还是作为哀牢山中彝族人繁衍生息的一个重要村落被保留了下来。

　　每个星期的周四，是大新寨赶集的日子。这一天，附近山寨的人们会赶来，周边乡镇的人们会赶来，甚至生活在县城的人也会赶来，人数多达上万人。在这些赶集的人当中，有不少年轻姑娘是冲着白小柏的剪纸来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剪纸已经成为年轻姑娘刺绣时心仪的图案。在哀牢山腹地，无论是彝族山寨还是哈尼族山寨，爱美的姑娘都会将喜欢的图案绣在服饰上，也绣在腰带、鞋帽、挂饰和枕头上，而剪纸则是刺绣的基础，只有先剪出漂亮的剪纸，按照剪纸的图案，才能绣出动人的绣品。

　　数十年来，白小柏不停地剪，不停地绣，她都不知道自己剪过绣过多少纷繁的图案，那里有她的星空、河流和神殿，是她的灵魂能够自由驰骋舞场。渐渐地，她手中的剪刀变得越来越有灵性，刀锋蜿蜒，心到意到手到。她的剪纸作品，不用先在纸上设计绘制图案，而是在大脑里稍加构思，便能随心所欲将图案剪出来。这即兴的创作让她的剪纸不落窠臼，越来越精美和丰富，她的绣品也不断在十里八乡被人们模仿，传抄。

　　在红河县彝族文化传习馆里，我们看到了白小柏的剪纸和绣品，其中既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虫鱼，诸如蝴蝶、公鸡、鱼、牛、羊以及一些常见的植物，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白鹇鸟和凤凰……在那些绣品中，有两块三十厘米见方的绣品引起了我的注意，据白小柏介绍说是制作枕头用的。上面的图案是由棕扇、蝴蝶、白鹇鸟和鱼组合而成的，不是完全写实，而是集抽象、变形和重组于一体，她将天空、大地和水中的几种动物绣在一起，构图尤为自然和谐。特别是，本是哈尼族图腾的白鹇鸟，出现在彝族的刺绣作品中，这让我从白小柏的绣品里，发现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和谐相处与交融的文化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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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多年前，红河县文化馆的张国生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些尼苏姑娘的服饰图案精美又大气，一了解，都说是出自大新寨白小柏的剪纸。好奇的张国生找到了白小柏，看到她的剪纸和绣品后，职业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埋没了的民间艺人。

　　返回县城的张国生开始向上级申报白小柏为非遗传承人，而评审专家们在见到白小柏的剪纸和绣品之后，都纷纷感叹她的作品既有来自生活的启迪，又有审美的升华，在保持彝族尼苏人传统绣品特点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挥。1999年6月，鉴于白小柏在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民间美术传统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云南省文化厅将其命名为“云南省民族民间美术艺人”。

　　2014年底，在县政协和镇政府的支持下，大新寨尼苏刺绣专业合作社成立，白小柏作为发起人，与其他11 位刺绣高手成为首批合作社“绣娘”。此后，在白小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大新寨妇女加入到尼苏手工刺绣合作社里来，而她则将自己几十年的剪纸刺绣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们。过去，尼苏人的剪纸和绣品大多只供自己用，只有少量的会拿到集市上去出售，绣品也主要是服饰、背被、腰带、绣花鞋等，合作社成立以后，她们的绣品种类增加，出现了桌布、壁挂、挂件等新兴的绣品。而绣品的图案也从实用功能进一步向审美功能延伸，增添了不少现代元素。

　　2016年底，文物专家白刊宁筹资创办了红河县彝族文化传习馆，地址就设在白小柏家里，绣娘们从此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劳动之余，聚集在一起，交流刺绣的心得。成员们的绣品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影响日广。之后，红河鲁马民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加入到大新寨“绣娘村”的建设中来。公司＋合作社＋绣娘的经营模式，让绣娘们的许多作品走出深山，走入更大的市场。

　　谈及合作的公司，白小柏告诉我们，与她常联系的，是副总经理瞿楠。因为口音的原因，我一直听不清楚白小柏说的是哪两个字。她掏出手机，打开界面，从电话联系人中找到了瞿楠的电话。我很好奇，不识字的白小柏，是怎样在上百个联系人中，辨别出“瞿楠”的。问她，她笑笑，不作回答。我猜测，也许是多年的剪纸和刺绣，让白小柏对图案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因此，她记住的也许并不是两个汉字，而是两个象形图案。

　　因为有了红河鲁马民族文化传播公司的加入，大新寨的手工刺绣有望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产业。瞿楠告诉我，合作开始之后，公司随即与云南民族学院共同做了“大新寨的刺绣”一课题，旨在探索大新寨手工刺绣精致化的可能，也尝试将成熟的精美图案以机绣的方式生产，从而缩短生产时间，降低生产成本，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如今，合作社扩大了规模，已经有52 位绣娘加入其中，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4 位，她们因这一经营模式，实现了居家就业，生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但在我看来，大新寨以白小柏为代表的绣娘们，不仅仅是在物质上帮助了各自家庭摆脱贫困，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绣品，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让大新寨及周边的村民，也让那些购买她们绣品的人们享受了美，认识了美。她们实现了对彝家山寨“美”的启蒙，从而让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们，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传习馆采访白小柏的时候，二楼的露台上，还有五六位绣娘在一起刺锈。仅是一根腰带，手工绣制的话就要花上两个月。专注于手上的活计，与白小柏一道的那几位绣娘表情祥和，她们话不多，安静地舞动着手中的针线，那一瞬间，我能够感觉得到，刺绣就是她们之间交流的语言。

　　结束对白小柏的采访，在大新寨里穿行，我再次见到这座彝族寨子的墙体上，有一些圆形或菱形的图案。那些图案有着明显的剪纸和刺绣元素，日月星辰、山川大地以及世间所熟之物抽象变形后组合在了一起，透露着喜庆吉祥的气息。

　　刺绣作品的墙体化，一下子让大新寨显得卓尔不群。从村子里穿过，一定会被墙体上那些精美的刺绣图案吸引。在千村一面的中国农村，大新寨因为有了以白小柏为代表的绣娘们的作品，从而有了一个民族辨识度极高的文化指纹。

　　离开大新寨返回县城的时候，太阳西夕，从汽车的车窗里，我看见有一架飞机从高蓝的天空飞过。我想起了白小柏向我描述的，两年前的5月8 号，她受邀参加文化产业博览会第一次乘飞机去深圳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去深圳，也是她第一次乘飞机。当她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中飞行的时候，她是否曾透过眩窗，眺望过机身下绵延到天边的大地？她是否想起过年少时，在田埂上遥望飞机远去的情景？那天夜里，我躺在红河县云梯宾馆的床上，回想在大新寨采访绣娘的情景，想象这数十年来，这方土地上的绣娘所剪所绣的一只只凤凰、白鹇鸟、喜鹊、燕子……我想象它们全都活了过来，想象它们热烈地从房舍、田野、树林里飞出，盘旋着越飞越高，渐渐消失在高远的天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