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岳武

　　又到建军节了，我不怕人笑话，还要写写我的老伴，当年被人夸奖的好军嫂，尽管她一再劝我莫写。

　　我们是1961年元旦认识，“八一”结婚的。当时我在汉口高级步校当参谋，她在汉阳一所中专教俄语。步校分给一间小房、两块铺板；同志们在一起吃了几盒冰棒，送了许多祝福，就算新婚宴尔了。步校的前身是抗大、军大，良好的校风，前辈的典范，让我们以“同志加爱情，永远一条心”为信条，默默相许！

　　生活是现实的。那时的汉江似天上的银河，有意作梗，等我们有了小孩，更不帮忙。好在女方照顾，给了母子间。我呢，只能在周六晚上回去，周日上午返校，集体种菜。这抚养孩子的重担，一开始就压在她和病退的岳母身上了。等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相当艰难！因计划供应，我能省着带回两个馒头，就算不错了。布票也不够，好在她母女会针线活，孩子们的衣服，全靠自己缝补。我老大4岁那年，穿上她做的小军装，在“六一”节晚会上报节目，还引起全场欢快的笑声！

　　最难办的是孩子生病。她要背一个抱一个，甚至还牵一个，步行几里来军校门诊。有一次，我急着上街去接，她不让我抱，还笑着说：“你忘了，军人着军服，在街上不能抱小孩！”还有一次，小儿出现肠套叠，左操医生问：“得赶紧住总医院，你们谁陪护？” 她面向我忙说：“你放心，有我和妈呢！” 抢先解了难。她是个急性子，忙了，也有烦的时候，羡慕人家夫妻住在一起，有人帮忙。只是烦了又怕影响我的情绪，转而笑着说：“我比一年探一次亲的军嫂好多了！”

　　1970年，我因学校撤销，分到湖北宜都县人武部，这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那年月，谁不想有个大城市户口？老人们更不愿离开住惯了的大武汉。她是独女，父亲病故，留下母亲和年过古稀的外婆，按情理该留下。怎么办？我确定一个人去。没两天，她果断地对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支持你，跟你一起走！” 当时，她早已改行在校办工厂搞管理，单位舍不得她走，不少好友也一再劝她留下，说县里条件差。她说：“我想通了，再苦再累，也要在一起。” 她下掉了一家四代的武汉户口！

　　我按时报到了，她安排在县农机厂，确实是苦些。没多久，我被武汉军区抽到郑州、武汉工作，过了近三年牛郎织女式的生活，这更难为她了！就在这时，她为了支持我弟媳去新疆随军，还主动到我老家，把我年迈腰伤的母亲接到宜都，并从船上背起上了几十步台阶。平时她为老人梳头剪脚，铺床盖被，好不容易煨次鸡汤，先给三老三小，各盛一碗，自己却端着碗喝白开水。我母亲逢人就夸媳妇，夸我岳母。

　　后来她被调到县委机关，下乡抓典型，更忙了！周边的人也在观察这位来自武汉军校的“官太太”。只见她下班除了缝补编织外，还会给家人理发、用小偏方治病与小件维修，并自制小板凳、锅盖等用具。晚上不到12点，不会熄灯。一清早，把老小安顿好后，才乐呵呵地上班。人们开始关心她、安慰她，参谋干事夸她是“全能军嫂”“快乐郭姨”。她更感到部队的温暖，谁家有事也尽力帮忙。康副政委下乡，妻子突然病倒，她连忙跟张秘书一起拉板车，送到县医院，经抢救脱险。

　　1974年，我调到宜昌军分区，她调到地区妇联。教导队分给我两间平房，共38平方米，隔成4分，该满足了。只是不带厨房、厕所，3个小脚婆婆不方便。经允许，她领着孩子，利用拆迁下来的废砖头、木板、油毛毡，在房当头搭起半间简易工棚，作为厨房、洗手间，被教员们誉为“三八六一 ”工程，还用了4年！

　　我们在宜昌市比较稳定，只是她要下乡，有两年还蹲点住队。这就苦了我老岳母，热天上衣没干过，冷天腿痛没停过。妻子总是那样热爱生活，充满信心，一回来，就安慰老人，检查孩子作业，大搞卫生，处理好邻居孩子的关系。为节省开支，她又学会修理自行车、油漆家具。因油漆过敏，双手漆黑，掉了一层皮！

　　她忙家务，更忙工作。坐机关热情接待上访者，加班写材料。下乡到平原学插秧捡棉花，到高山学制茶种土豆。蹲点一进村就为住户挑水，为老人理发，为困难户解难，为有理者撑腰。她因盲肠炎开刀，还惦记枝江县四合大队这个点，伤口未痊愈，就赶回挑桶子粪，结果肠子从刀口鼓岀来了。哑巴民女小尹结扎后痛得打滚，她领她找有关部门，直到免费解除痛苦为止。她负责地区托幼办时，组织人员外岀取经，让9县幼儿园变了样，当阳县幼儿园成了全国的典型。难怪地区妇联宋素英老主任一再夸她是“万里挑一”。

　　“四人帮”垮台后，恢复高考，古城宜昌狠抓教育。我岳母解放时带头护厂，出席过北京亚洲妇女代表大会，45岁摘掉文盲帽。她和我妻子重家风，用亲身经历教育孩子，认为军人子弟更要带好头，并鼓励老大当好排头兵。好在吃过苦的孩子也争气，老大向东读初中时就迷上了数学；读高一评为省新长征突击手，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保送进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接着老二向明学习有毅力，成了市高考文科状元，考进北京大学，女儿向红也进了市重点中学，一时传为佳话。

　　问题是家庭负担太重。三老病多了，三小长高了，要吃要穿要人照顾呀！她总认为与农民比好多了，得自己想办法。她到省、县出差，也要省点伙食费，给大儿子买点洋芋粉，给老外婆带个脐橙。老二长到1.89米，带的钱少，有时处于半饥饿状态，靠参加校排球队比赛赚顿饱饭。寒暑假来了，全家团圆，除了洗不完的衣服外，还要愁吃愁穿愁路费！她买几丈削价布，为孩子添件衣；岳母代人看小孩，凑钱买部小电视机。妇联老主任送两件衣服，我弟弟从新疆寄来几斤葡萄干，同事们贴心鼓励，都是最好的奖赏！老大实习讲课，赚了第一笔钱，马上给妈妈买了洗衣机，说是要“把妈妈从洗衣中解放岀来！”她听后流下了热泪！

　　和平年代日子过得快，转眼我从部队退休了。她支持我回乡照顾母亲，为家乡做点事。1985年底，我们搬到岳阳，稍后，老大老二分别获美国哥伦比亚、犹他州大学奖学金而出国留学，女儿也成了洞庭麻纺厂的中层干部。这样，我在母亲身边度过了难忘的8年，她在岳阳市计生委下基层跑了8年。她和同事们到国家最高法院，为临湘乡计生干部王友华讨回了公道。她尽力把空缺的市计生协会建起来，并组织筻口镇等典型报告团到6县巡回演讲，被省罗秋月会长向全省推介。市会长刘菊秋赞她是“湖北來的女强人！”

　　她是湖北汉川县郭家台人，日寇侵占武汉后一年，她母亲逃到一家人的牛栏里生了她，呼为“逃人”，后成了学名桃云。解放后，她进武昌纱厂子弟学校读书，向工人学习。生活还逼着她从小跟当过佣人的祖母学做家务，跟做裁缝的父亲锁扣眼，养成了好习惯。她读初中时在28天内，忍痛办理祖母、父亲两桩丧事。工作后受老同志影响，严于律己，不恋官位不贪财。虽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她却走到哪，都招人喜欢。老工人夸她是一团火，老农民说她吃得苦，老朋友称她信得过，老姐妹笑我是憨人有憨福！

　　是的，健康稳定的婚姻是人生与家庭的幸福。我们这类平凡人，盼在平安，贵在真诚，重在理解。只是我对官场与家务不得要领，过于依赖，列为“迷糊”，欠她太多！但尚知领情，力求不辜负她让给我的时间。我们愈老愈恩爱，老妻70岁时，我送她一联：“母爱无私，甘献青春忘白发；妻贤有德，乐当绿叶做黄牛。” 我80 岁时，执意从海外赶到她老家，寻根问祖，写了一首七律，登于广州诗词报。85岁写了这篇，还争取写篇“快乐郭姨”。

　　“同志加爱情，永远一条心”。虽然时代在变化，年龄不饶人，我们信念依然，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