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兆盾

　　

　　酒泉，一个被黄沙湮没的传说。后汉大将霍去病远征凯旋，汉武帝御赐美酒一坛，骠骑将军不忍独享，遂倾美酒于山泉与三军将士共饮，因而得名。

　　酒泉，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细细寻觅，也只是中国西部那无垠荒漠中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绿色。浩瀚绵延200多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吹一口黄沙，便将她尘封了千年。

　　酒泉向北，向北，向北220公里，人迹罕至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公元1956年，忽然奇迹般地崛起一座城池！新中国第一支导弹发射部队在这里安营扎寨，中国人奔向太空的脚步从这里开始冲刺。

　　大漠深处没有笔直的孤烟。在这个一年四季只有西北风嘶吼，最高风速达每秒40米的地方，豪迈的中国航天人却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东风”！

　　“东风”基地，今天已经卸下了甲胄戎衣，人们更熟悉的，是她的另一个身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从荒漠中的军用机场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百公里的路上，随处可见一座座沙丘摆好阵势，从西北逼近过来。大风卷起的细沙，沿着绵延的沙丘制造出水波般的幻象。稀稀拉拉的几蓬骆驼刺和红柳棵，在沙丘的背风面勉强站住脚。

　　这里是中国巨龙腾飞的起点——核导弹从这里腾飞，东方红卫星从这里升空，神舟飞船从这里起航，50年来，他们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10多个第一！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前，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英雄敢于打破巴丹吉林千年的沉寂？什么样的壮举能让横亘千里的祁连山舒展腰身？党委书记夏晓鹏说：

　　“到烈士陵园去看看吧，英烈们会告诉你一切。”于是，我怀着朝圣般的虔诚，走进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走近长眠大漠的中国航天人。

　　步入陵园，苍松掩映，红柳成行，象征东风人扎根戈壁、志在航天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剑指苍穹。碑座下，安放着聂荣臻元帅的骨灰。93枚盛开的汉白玉花朵组成的花环，覆盖着老帅的英灵。聂帅身后，730座墓碑排列成整齐的军阵，寂然伫立，如同整装待发的将士，令人肃然。

　　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月。中原大旱，华北蝗灾，苏共翻脸，金门炮鸣，国际局势密布阴霾，核讹诈甚嚣尘上。中南海勤政殿中，毛主席捏起小拇指：“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10月，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成立。邓小平征询聂荣臻元帅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聂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抓科技！”

　　慨然一诺。

　　选址、勘界、奠基、试验……聂帅前后4次亲临东风基地，指导尖端武器试验，勉励东风人屡建功勋。

　　1960年11月4日，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试射。聂帅再次飞抵基地，亲自指挥。

　　“ 开拍！”“点火！”

　　凌晨，“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并准确地降落在弹着区。发射场上一片沸腾，有人兴奋地拍手叫好，有人激动得失声大哭，有人躺在水泥场坪上打起滚来。聂帅庄严宣告：“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是一枚“争气弹”。大漠深处起惊雷，西方的核讹诈阴谋顿成泡影。可是，掌握了核技术并不等于拥有了核武器。一家西方报纸轻蔑地说，原子弹是“弹”，运载火箭是“枪”。中国人现在是“有弹无枪”，不足为惧。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老帅怒发冲冠：“再穷，也不能没有一根打狗棍！”

　　历史的重任落在英雄肩上。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打靶试验在我国本土进行。这是世界各国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17名勇士担任了试射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的操作手。

　　武器试验是危险的，当这武器是一枚核导弹时，其危险程度更是难以估量。

　　此时，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线关闭。新疆、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高度戒备。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在接到战备演习的通知后疏散隐蔽。东风基地试验部队官兵人人戴上防化面罩，登上了随时准备离开基地的专列。

　　此时，“七勇士”整理好军容，毅然走上了通往地狱入口的“两弹结合”发射控制地下室。距离发射架不到100米的地下室，上方土层厚度仅为4米，如果核弹出现意外，地下室不可能提供任何有效防御！

　　7时40分，聂帅与“七勇士”含泪作别。让我们再次记住这7位英雄的名字吧，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挥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徐虹。

　　“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猎猎风中，他们的誓言传出了很远很远……

　　9时整，王世成下达“点火”口令。操纵员佟连捷沉着果断地按下了发射按钮。瞬间，一声轰鸣过后，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冲天而起。几分钟后，从弹着区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小小的控制室里一下沸腾了，大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纵情高呼。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外电评论说，“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惊了全世界”。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今天，“七勇士”中的高震亚、王世成、张其彬已含笑而去。站在他们的墓前，轻轻抚摸着石碑上刚劲的名字，仿佛让人重回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刻，再次看到了英雄们无畏的面庞。

　　眼前的石碑上，又是一个年轻的英雄：王来，1943年出生，1960年入伍，1965年10月20日为抢救战友牺牲。

　　让时光凝聚在那天下午6时。一次大型试验任务合练圆满完成。4辆加注车拖着槽罐里剩余的液氧驶往戈壁深处，排除剩余液氧。前3台车顺利排空，第4台车剩余液氧即将排完，战友们整理装备准备返回。不料，意外发生了！4号车液氧洒进了一簇红柳，红柳迅速燃起大火，战士们赶紧用沙土将火扑灭。这时，一名新战士发现一棵红柳枝上还有火星，急忙用脚去踩。可是，由于刚刚完成排氧任务，液氧在工作服上形成了一层气化分子膜，沾到火星，火苗瞬间顺着衣服窜了上来。情急之下，王来和战友们连忙跑上前扑打，又有两名战士身上着起火来。

　　当了5年加注手的王来深知，在液氧助燃的烈火面前，人的躯体等于什么。可时间不容多想，他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火苗，拼命把战友周孟山和武润喜着火的衣服扒了下来。战友得救了，气化分子却使王来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身边就是战友和加注车！怎么办？当更多战友要向他冲来时，王来大吼一声：“别过来！”便转身向戈壁滩跑去。10米，20米，“火炬”离战友、离加注车越来越远，熊熊烈火中，王来的步伐踉踉跄跄却坚定无比。

　　王来走了，只在戈壁滩的沙砾上，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可谁能说，在火箭腾空的熊熊烈焰中，没有王来那青春火炬的闪光呢？

　　守护陵园20年的杜正礼老人揩着眼泪说，这里安葬的英灵，平均年龄只有27岁！27岁！正是花一般的年纪，但他们选择了航天，选择了沙漠，选择了奉献，选择了牺牲，同时也选择了光荣！

　　壮哉！青史永著，勇者长存。

　　聂帅的身边，左右两侧是一列将星闪耀的墓碑。孙继先、李福泽、张贻祥、徐明、石荣屺……这些写进共和国航天史册的将军，依然紧随元帅麾下。

　　东风人说，将军们个个都是一部传奇！

　　1958年，孙继先中将旌麾西指，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调任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而此时，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征尘未洗，这位“火箭司令”也从未见过火箭长什么样。数字对比是惊人的：1959年，美国共进行了66次核试验，导弹发射试验数以百计。而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举步维艰，尖端武器数量为——01

　　然而，差距吓不倒中国军人。孙继先，这位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突击营营长，拍着桌子给官兵们打气，“朝鲜战场上，他们武器先进，还不是照样吃败仗、当逃兵。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50年后，钱学森先生仍感慨不已：“如果当时不下那个决心，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导弹，也没有人造卫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像今天的人民中国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吗？”

　　东风基地第二任司令李福泽，曾因不能亲手发射第一枚核导弹而失意良久。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与聂帅告别后步入发射控制室，李福泽也径直来到地下室，执意要与七名部属在一起参加试验。七人党小组长高震亚拉下脸来：“你是司令员，但这里我负责。我们七个操作发射有上级专批，你有批件吗？”

　　李福泽快快步出地下室，又来到发射场坪。他弯腰脱下解放鞋，垫在屁股底下——这位率性的将军此刻竟像个固执的孩子，一屁股坐在了发射场坪上，而身旁不远处，就是那颗令人胆战心惊的核导弹——他多想亲手操作祖国第一枚核导弹腾空而起，多想亲眼看着神剑出鞘啊！

　　“不行，把他给我拽回来！”聂帅亲自下了命令。我想，当战士们抬着司令员离开场坪时，将军眼里肯定溢满了泪水吧……

　　时光荏苒。1974年，史无前例的浩劫仍未平息，中心第四任主任徐明临危受命。次年，就率领发射官兵写下了中国航天史上光辉的一页：短短五个月里，3颗试验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10年后，这位火箭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骨灰送回戈壁滩。”

　　青山有幸埋忠骨，魂牵梦萦戈壁滩。这寂寥空旷、了无人迹的戈壁滩，留下了他们太多的汗水和泪水，哭声与笑声。他们怎舍得离开？

　　而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国自己的导弹专家”的石荣屺副司令，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那天早上，人们在他每天散步的小路尽头发现了他们尊敬的副司令员。而就在几天前，这位已经离休的老将军还来到发射阵地，攀上高高的发射塔架，把容易出问题的部位一一指点给年轻人。

　　不忍离开的司令远行了。那天，发射中心的铁道兵用废旧枕木为司令员钉了一个巨大的棺椁。当送葬的行列从航天城缓缓踱向陵园时，航天城所有的公民都走出来为老人送行。恸哭如潮，泪洒十里。

　　“将兵之道，身先士卒”。也许，正是将帅们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才使得一批批科技专家云集麾下，扎根戈壁，为中国航天披肝沥胆，奉献终生。

　　聂帅右手边，是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高级工程师胡文全的墓冢。这位在戈壁滩一干就是28年的高工，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1958年，不到20岁的哈军工首批毕业生胡文全，来到这片大漠，投身中国航天。事业像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胡文全，使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扎根戈壁28年，胡文全拼出了4项科技成果奖、15次嘉奖、4次三等功和1次二等功。就在他来到大漠第28年的那个除夕，胡文全住进了医院。望着已经深度扩散的癌变切片，医生们惊呆了：“怎么不早些来啊！”……

　　陵园南区，两座巾帼女杰的墓碑让人心头一颤。她们是55岁的谢秀玉和56岁的潘仁瑾。

　　1998年7月，高级工程师谢秀玉躺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项课题。那年，她从北京检查出肺癌，动完手术后回中心休养时，这位女高工已经知道，自己再不能为深爱的航天事业奋斗了。她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交代：“资料都在这个包里，你们拿去用吧。”同事们根据她提供的资料完成了她最后的成果，谢秀玉那加了黑框的名字被郑重地署在最前面。

　　从小生活在上海的潘仁瑾长眠大漠，或许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爱人。她的丈夫刘明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航天城的最高领导。刘主任与潘仁瑾是大学同班同学。1966年，刘明山毕业分到戈壁滩，而潘仁瑾留校任教。漫漫黄沙隔不断爱的情愫，3年后，他们在戈壁滩结婚了。可女儿出生40多天，狠心的妈妈便给孩子断了奶，匆匆赶回学校上班。几年后，潘仁瑾也选择了大漠，来到这里从事加注计量工作。夫妇二人把满腔心血倾注到共同的事业中去，而他们那唯一的女儿直到上初中才从上海的姥姥家被接回父母身边，回到大漠里的家……

　　坚毅，果敢，奉献，牺牲……我搜尽所有赞美的词汇要献给东风人，却都显得那么苍白。西风呼啸，长歌当哭。伫立在这肃穆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仰视这威严的钢铁军阵，只觉得满腔的热血撞击着胸怀。

　　爱之大者，为国为民。我想，东风人对航天事业的爱，已经超越了亲情、爱情，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东风航天人，当与大漠胡杨一般，千年不朽，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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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