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泉：你的经历真的是很传奇，很精彩，一个抱着文学梦想的执拗的少年，如在眼前，下面具体到作品来谈谈吧，长篇小说《魔鬼连》与你的“特战分队长”的部队经历有关吗？谈谈你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特色吧，毕竟一部长篇作品往往熔铸了作者更多的生命体验、精神积累和创作抱负，
曾皓：《魔鬼连》是根据我在特种部队的相关经历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以后，我被分到北京某特种部队当排长，这段经历非常痛苦，现在看来，也弥足珍贵。在军艺上学期间，陆续在一些刊物发表小说，并且感觉那时候脑子灵活，也很有创造性，就像一只小鸟，梳理着刚长出的羽毛准备向高处的蓝天试飞一把的时候，人生的一个阶段随着军校毕业而结束了。特种部队不需要眼泪，更不需要文弱书生。那种刚舒展起来的具有蓬勃创作冲动的感觉一下中断了。你要知道，作家有时找那种感觉实在太难了，它需要持续、恒定的阅读和思考，对保持自身生命感受力的敏锐度和对某种自己创作时喜欢的氛围的长久培养，有的作家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或恢复那种感觉。但特种部队恰恰没有这些。它是逼真残酷、火热滚烫的现实，它是匆忙、应接不暇的生活日常，它又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重复磨砺。
在这里，要想让兵服你，你就得有让他们服你的本事，写小说这个本事不行，那就练吧，练得比他们还有本事。另外，你还得学会处理纷繁复杂的现实关系，这些人生的课程在以往阅读过的小说中有，但那时我都把它当成了别人的故事了。所以，直到特种兵题材的小说在市面上风生水起的时候，并没想着去动它，它离我的生活太近，让我无法判断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可以进入小说层面的过滤和打磨。2010年秋天开始，我用了8个月时间，写完这部30万字的长篇，算是对那段生活的回望与梳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要让当过特种兵的和没当过兵的老百姓看了之后都喜欢，都觉得靠谱。出版方拿到书稿后说：这本书要是早几年出来，那就没谁的事了。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从市场反应来看，它达到了我的标准，尤其是在作品中，我对军队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过粗浅但贴地气的思考。这大概算得上我创作这部长篇时的抱负吧。
李墨泉：在你的短篇小说的创作集群中，感到军事题材整体上有些不够“响亮”，你绝不是那种口号式、命题型和政治图解化的写作者，你的写作更为自由、任性而带有探索的乐趣，其中发表于去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将军的麻烦》，反而是最具有“命题作文”色彩的一篇应时之作，主题比较突出而显露，带有明显的问题倾向和愿望，也是文学介入当下的一种方式吧。谈谈这类任务文学的创作方式和你的理解。
曾皓：在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短篇小说，因为它具有诗的特性，最符合我的“自由、神秘、轻盈”的审美偏好。你提到我的创作“军事题材整体上有些不够‘响亮一”，这个我有自知之明，你说得比较客气。作为军队的作家，在军事题材作品方面，还没有开辟出自己的根据地。这方面，我思考过原因，一是这些年创作的数量不多，更重要的一点，我偏好的“自由、神秘、轻盈”的审美习性没能在军事题材方面的作品中找到结合点。这是个要命的问题，虽然发表的作品不多，但我私下进行过若干次尝试，也进行过多次失败的写作，很多小说都是有头无尾。这让我很沮丧，也让我不停思考，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终见光明的小径。这状态就像练武的人，还没完全打通任督二脉，还没练出上乘功夫。悲哀的是，武功还没练成，年纪一人把了。与国内同年龄段作家。与翻译进来的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家作品相比，从技法到眼界，我们都有很大差距。但创作又是着急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闷头追吧。重要的是我们得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提到《将军的麻烦》，确实据有命题作文的色彩，当时手头并没有这样的作品，二十来天吧，说交一篇，当时都没想到要写什么，因为在一位将军身边多年，规划着以后写个“将军系列”，但这还属于远景规划，离生活太近，还没来得及沉淀，结果硬着头皮写成了这一篇。这跟我喜欢的小说差距太远，这应该是一种写作的教训，好的题材还需好好沉淀。因为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占据一些别人占据不了的生活和阅历的，我更喜欢把一些写成的小说放起来，并不急于发表，两三年后再看，觉得有意思的话，再改改，再拿出去，这样能少些遗憾。
李墨泉：文学要离现实有多远，有多近，才能不被拉平，烫伤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张力和可能？从技术上，意味上来说，《将军的麻烦》到《连长树》，《看不见的军功章》再到《篝火燃烧的地方》，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精化和浓厚的梯次，比之前者的写作，我更为沉湎于对后者的阅读和发现，后者有一种基于现实的飞升，在看似不经意、有传奇性的地方，隐藏着更多的意味。这种深入历史的，有点奇异的写作气质，是来自于川蜀大地，还是你想跳脱出现实有些庸平的羁绊而赋予写作和表达以更多的可能？
曾皓：文学和现实的远与近问题，是很多作家谈及的问题。我个人理解，文学与现实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到底得多大距离。每个作家都可能不同。但有一点相同。作家本身是在这两者之川的一个平衡位置。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写过去发生的事。这里边有转化的功夫，有的人转化快，有的人转化慢。转化的快与慢决定了作家在两者之间的距离。但有一点必须注意，你站的这个点必须符合时代审美特征。才有可能具备所谓的张力。这样的教训很多，有的作家经过长时间的转化，写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自己觉得经过了精心沉淀，是有意思有意义的，可是读者一看，就倒了胃口。很多人说，这是写作者文学观念太老了，但这里说的“文学观念”太笼统，没有针对性，其实还是作品缺失了当代性。
和你的阅读爱好一样，就你提到的几篇小说而言，我也喜欢后者。在那之前，我并没太多的社会生活阅历，但写出的小说更有“轻盈”和“灵动”的性质，我觉得这更符合我喜欢的具有诗的神性的小说。这当然跟自己的气质有关，也跟故乡独特的文化土壤有关。直到现在，我也没写出完整的自己曾经规划过的川东大巴山系列小说，我心中同样有一个“邮票大小的”川东大巴山，那是盛产国王和通神巫师的地方，那是我个人小说中王朝的所有，包括我早期写的《奇迹发明家》等都是那个王朝的一部分。那是个艰苦的工程，我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完成。当然，作家是逃不开现实的，即使他与世隔绝，他也仍然逃脱不了心中的现实。在平庸或严峻的现实中，在小说中表达更多可能，我想，这是每个作家的追求。
李墨泉：当然，从思想的力量来看，《将军的麻烦》《连长树》和《看不见的军功章》是一脉相承的，都有着对现实的关切。批判和愿望的表达，你用小说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给予愿景，然而《看不见的军功章》是如此悲凉而温暖，我认为是三篇里写得最为力透纸背、直指人心的作品，这样的立场、题材、关切和解剖，你还会继续下去吗？谈谈吧，你对军事作品的创作思考。
曾皓：从大学时读的军事文学专业到现在，军事文学创作似乎一直是我们军旅作家的使命。从当排长到当连队政治指导员，一有空，满脑子想的都是小说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这有点像神经病。有时自己都觉得傻，别人都在想怎么挣钱、怎么当官，而自己想的却是小说。可想得越多，越写不出来。最后和其他原因一起，终于导致得了严重抑郁病。这个过程很痛苦，也是与心魔的较量。主要原因是心气太高，眼高手低，总想着不断超越自己，而忘记了武功的修炼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想直接修成最高武功导致走火入魔。大概有那么两年吧，都交了白卷。不想写也不想看，抑郁倒是好了，功夫也差不多废了。我一直都想写出你说的“力透纸背、直指人心”的作品，尤其是军事文学作品，遗憾的是，自己这方面的战绩不佳，也期望有一天能收获些重要战果。
关于当下军事文学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农家军歌”之后，当老一代作家逐渐把冲锋号交给年轻人吹响的时候，我们的同时代同行冒出了很多佼佼者，他们很多人在未来都具备扛大旗的潜力。至于存在的问题，除了文学素养的储备外，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历史题材或当下现实题材，我们都还没写出契合这个时代命运感的东西。我们的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似乎都太好了，或者我们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太小了，还没有时代的代表意义。但我的那些优秀同行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他们有一天能完成这个任务，重塑军事文学的辉煌。
还有什么比人性更持久而魅惑
李墨泉：读你的小说有两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一是不能读一遍，大概像我这样有些愚钝的人要读三遍，才能有所发现和惊喜，有着“这是什么”“好像有点意思”“原来如此”，如同打游戏过关一般的晋级理解历程；二是感到有一定生活经历了来读，会有不同的况味，如果太年轻的时候来读，就可能只是满足好奇心了，透不过去。比如《苍茫絮语》，时空对接了，历史打开了，可能性丰富了，读者和作者似乎都走不出“雨村”的泥泞、等待、坚持和背叛，整个历史带上了一种雨的迷幻气息。可是，又很扎实，很扎实地落在了人性上面。对于如此“致幻”的写作，你是在“刁难”读者，还是想要表达的太多？
曾皓：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总是经得起反复推敲和阅读的。是海明威还是福克纳呢？我记不清了，在面对记者提出看不懂这个问题时，大师的回答是你再看一遍，一遍不行接着看，直到看懂为止。当然，我的作品跟大师大比，不值一提。但你说的这个“刁难”，我肯定不是针对读者的，我觉得读者永远比作者高明，因为作者只有一个，而读者却可能很多，总有比你更高明的。所以我总是在“刁难”自己，哪怕是同一类型的小说，我都害怕在叙事手法和语感上有所重复和老套。但一个作家，事实上也很难做到不重复自己。这也是我给自己“找事”曾经导致抑郁的原因之一。其实这样写小说并不讨好，无法在短时间形成高产量。即使你完成一个两个，也不一定能在一些文学刊物发表，尤其是军内作家的主阵地，在我们的军事文学刊物上。编辑看稿任务大，看了半天没明白，怎么给你发？即使编辑看懂了，也不一定能发。因为它是而向基层战士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让战士看？但我个人认为，小说既然是一门艺术，那就需要我们去做尽可能多的探索和发现。尤其是军事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与那个年代先锋派作家们对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探索与革命相比，略显保守。虽然先锋文学经历奇崛的辉煌之后，终归平淡，但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和后续影响是巨大的，也同样留下了许多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经典的作品。先锋派文学的“爆炸”来得太早太猛了，它完全脱离了我国当时的社会基础，如果那个“文学爆炸”发生在今天，与我国深刻的社会变革相结合，它可能走得更长远，会产生更多伟大的作品。真正的文学革命可能尚未到来，因此，我以为，军事文学首先是国内文学的一部分，它应该共同参与整个国家文学的发展和演化，进而才有可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李墨泉：像《篝火燃烧的地方》，其实说的是关于一封鸡毛信的故事，本来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动作”，然而你却写出了表姐情窦初开的爱情，厨娘胖丫的一身“功夫”等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故事，好像只是借着“送鸡毛信”这个由头在写战争中各色各样的人，被压抑的明丽的爱情、沉潜在民间的英雄和那些不可忽视的丰富的个人化的生活，《如烟》甚至可以和《篝火燃烧的地方》对比着看，而且写得更丰满更奇异，更疼痛也更好，以一个女人在找寻“张雨石”这个挚爱一生男人的视角，呈现了这种执着的深切和荒诞性，尤其是结尾谜底的跳脱，让人打了个激灵，这一切使得你的故事像是一个还原反应，战争只是催化剂，而人，始终是人性披着传奇的外衣，在这个化学等式的两边被呈现，谈谈吧。
曾皓：不管是看有关历史的书籍或是影像资料，我更多关注的是那些作为时代的当事人在宏大的历史波澜中的个人命运和内心感受，那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生活点滴如何改变和影响着他们广阔的人生。我觉得，只有还原他们的生活细节和个人感受，才能捕捉到那个时代的体温和脉搏。才有可能给我们的当代生活以借鉴和思考。我们现在写所谓的军事历史题材，与当年经历战争的那代作家相比，没有“天时”上的便利。他们的长项是对广阔军事斗争生活的占有和熟稔，缺陷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局限性，抓“大”而放了“小”。作为军事文学的继承者，军事历史题材可能是我们要开辟的主战场之一，再像以前那样写，只是简单的重复，我个人觉得已经毫无意义。当代文学的语境和审美取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赋予严肃的历史题材以当代性和未来性，这是我想做的探索之一吧，我把它定义为新语境历史题材小说。当然，我个人的定义是否准确，还有待读者和评论家去检验。
李墨泉：我很喜欢你的《奇迹发明家》《寻找玻璃做的女人》这类由虚蹈实，又跳脱而出的作品。这里面有很多象征和比喻，是对人本身状况和位置的呈现，就像经过多重显影和多次曝光，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一次走向“小径交叉”的城堡，在这些错综的探寻中，作者的意图才逐渐明晰起来，那欲要飞翔的鸟人父亲，那要炸掉群山通向远方的愿望，那与仙子与鬼魅相遇的寻找，无一不是在讲述人的欲望与困境。我个人认为，这是你的写作中最为深刻而个性化特点十足的作品，你是怎样找寻到这样的写作道路，并看待这些作品的？
曾皓：你提到的这两个小说，那是我24岁之前的作品，现在看，还充满稚嫩。但我毫不掩饰，在我发表的所有小说中，我也比较喜欢这两个小说，回过头来看，我甚至惊讶自己在24岁之前写出过这样的小说。这样说。并不是吹捧自己写得多好，而是那时我关注到的作为人的无限可能和人的终极困境。这个发现曾经让我欣喜若狂。在那个年代的同龄写作者中，我认为自己像开了天眼一样，先于别人发现了一个只有神才知道的秘密。当然，这样说有些夸张。我得意于这个发现，并坚信它是我整个一生要创作的路线。我把它的人物和故事都放在小说中川东大巴山那个封闭的土壤和氛围中展开，由此成为我要写的川东大巴山系列的开始。汗颜的是，这个系列一直没如愿展开。但我发表的所有小说，大多数都发生在川东大巴山雨镇，贯穿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人的困境和对困境的一次次突围及尝试。当然，也是我个人写作的一次次突围。
李墨泉：《比蛇更忧伤》是一部描写“罪犯”的小说，在平静安宁谦和的外表之下，有着怎样深层的心理动荡和欲望翻滚？这是解剖人性、拷问人性的写作，就好像在提示：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一座没被发现的冰山，读来还是很震撼的，我想这样的有深度的写作应该是你的道路，加上那种巴蜀风格的诡异气氛和传奇的外衣，就很有特色了，你说呢？
曾皓：你前边说你愚钝，说得太谦虚，这个小说你真正读出了我的意图。这也算我的一种尝试吧。我总是想尝试用不同方法写不同的小说。这一次，我把海明威“冰山理论”这个纯技术操作方法用在了小说的意象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很多时候都是一座大部分潜在水下的或雄伟或险恶的冰山。我们根本看不到它，或仅仅看到的是它的一小部分。而露出的那一小部分，也可能有着伪装和粉饰。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快乐，我怀着一种悲悯和同情，与小说的主人公秦老师一起经历他内心的触动和每一次惊心动魄的颤抖。外表温和、受人尊敬的秦老师，芳香、美丽的女人丁香等等，谁能想到他们内心深沉的黑暗与罪恶？谁都不是好人。我确实是想达到对人心和人性进行剖析和终极拷问，挖掘我们内心的罪恶。我喜欢这个小说对叙述的控制，它延续了我对小说进行有“难度”写作的努力，也是对“犯罪”题材小说的一种尝试，当然，仅仅是一种尝试。
李墨泉：《红裙子》写出了某种生命中的悖谬和疼痛感来，写出了生活的惯性和麻木对人的侵蚀及在命运齿轮咬啮下人的脆弱，这又让我想起了你《篝火燃烧的地方》和《如烟》，作为一名男性作者，你似乎特别善于以女性的视角和立场，来展现欲望被扼杀和生命被损害的现实，这种文字书写所带来的疼痛感特别强烈，谈谈这部作品和你的这一书写视角吧，
曾皓：在我的创作中，我并不是有意识在用女性的视角和立场来书写，只是很多时候，那种视角和立场更能细腻地表达我内心的现实和冲突。更能展现看似平静的生活对至美人生和理想光辉的暴烈摧残，那种看似毫无相关的生活细节与偶然性如何构成了命运攸关的转折。早期，在中学时代，苏童的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有背课文的习惯，苏童的小说有些开头到现在我都能背下来，也可能由此带给了我挥之不去的影响。
责任编辑/刘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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